母亲听罢，转身回到屋里，立刻为难了：自己独自一人，怀着孕的身子行动不方便，又背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哪还有力气携带沉重的东西呢？最后，她只好慌慌张张地把磨好的一小布袋高粱面，还有吃剩下的几个夹馅饼子，一齐装进篮子里，用一只胳膊挎起来，另一只胳膊揽住背上的孩子，重又迈出门槛儿。

……

枪炮声停息了一天一夜，证明大兵已经过去后，母亲带着姐姐回到家中。家里的情景非常凄惨！锅被砸了，碗被摔了，­鸡­被抓走了，粮食、被子全都没了踪影。

母亲不仅没有像邻家人那样大哭大嚎或大骂大吵，甚至没吭一声，便关上门板儿，一边用糠秕煮些粥吃，一边照管我那在奔波中得了病的姐姐。她一连几天不出门，怕听那些可怜的人们乞求可怜的话。

终于在1931年年尾，1932年就要来临的时刻，母亲怀着我，背着我两岁的姐姐，冒着刺骨的西北风，绕过可能驻有大兵的村落，以太阳计时间，不停地赶路。一路上，遇上车就搭车，没有车就步行，天一黑，就寻找安全可靠的小店投宿。经过三天半的辛苦奔波，她跨越了玉田、丰润的县界，终于到达开滦赵各庄煤矿。

她从包裹里掏出父亲寄到家的那封信的信封，举着让过路人给查看，打听父亲的地址。

经人指认，母亲找到了父亲的小屋。一进门，便撞上一个人影。他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真叫可怕呀！蓬乱的头发是长长的，瘦瘦的脸庞是苍白的，细细的脖颈是漆黑的，眼眶子显得特别深，嘴巴显得特别大。他上身穿着一件连乡村叫花子都不会要的破棉袄，又大又臃肿。那上面补丁摞着补丁，好些地方绽开了线，大窟窿小眼的，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黑棉花套子，垂吊着一条条一缕缕的布片子。而下身是一条夏天穿着才凉快的“灯笼裤”，­祼­着膝盖，也遮不住脚腕子。

分离的几个月里，母亲憋了一肚子怨气。奔波的一路之上，她准备了一大篇发泄的、能把人心刺痛的话语。然而，这一切一切，都被父亲的这身穿着，尤其是这一副衰落潦倒的凄惨相给赶跑了，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腹的怜悯和疼爱。

镇子外边的东南角上，有几个大粪场子，其中一个不知何故停工了。­干­活的撤走了，东西也搬走了，只是掏粪和晒粪人住的窝棚还没有拆掉，那里可以对付着住些日子。

于是，1932年3月25日，那个黑咕隆咚的半夜间，我在那个大粪场子的低矮而又破旧的窝棚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这以后，在摊晒着大粪汤、堆积着大粪­干­儿垛的包围中，在带着酸、辣的臭烘烘的空气里，我长到会说话，会走路，开始了我那充满着各种滋味儿的童年。

我记事儿晚，记­性­差，四五岁以前的事情，没有留下什么完整的印象，在脑海里几乎成了一片空白。即使保存下某些没有忘掉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一些碎片片。而每一碎片，都如同经过人工筛选和雕琢，舍弃了多余的部分，保留下最美好、最令我珍惜的极少极少的那些东西。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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