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上节撷取的是一幅白日游人观景的画面。它虽然写的是“看风景”，但笔墨并没有挥洒在对风景的描绘上，只是不经意地露出那桥、那楼、那观景人，以及由此可以推想得出的那流水、那游船、那岸柳……它就像淡淡的水墨画把那若隐若现的虚化的背景留给读者去想象，而把画面的重心落在了看风景的桥上人和楼上人的身上，更确切地说，是落在了这两个看风景人在观景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那种极有情趣的戏剧性关系上。
那个“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面对着眼前的美景，显然是一副心醉神迷之态，这从他竟没有注意到“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的侧面烘托上就可看出。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显然也是为“看风景”而来的楼上人，登临高楼，眼里所看的竟不是风景，而是那个正“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这楼上人为何不看风景专看“你”，是什么深深迷住了那双眼，是什么深深打动了那颗心？这耐思耐品的一“看”，真可谓是*蕴藉，它使那原本恬然怡然的画面顿时瑃情荡漾、摇曳生姿，幻化出几多饶有情趣的戏剧性场面来：那忘情于景的“你”定是个俊逸潇洒、云游天下的少年郎，那钟情于人的楼上人定是个寂寞思春、知音难觅的多情女，一个耽于风光，憨态可掬，孰不知一举一动搅乱了几多情丝；一个含情脉脉、痴态可怜，可心中情眼中意羞言谁知？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而在人生旅途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萍水相逢、一见钟情、转瞬即逝而又经久难忘的一厢恋情啊！而诗人正是以这短短的两行诗给那电石火花般的难言之情、难绘之景留下了永恒的小照，引人回忆，激人遐想。
诗的上节以写实的笔法曲曲传出了那隐抑未露的桥上人对风景的一片深情，以及楼上人对桥上人的无限厚意，构成了一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戏剧性场景。但多情总被无情恼，那无情的风景，那忘情于景的桥上人能否会以同样的深情厚意，来回报那钟情于己的多情之人呢？面对着生活中这司空见惯的、往往是以无可奈何的遗憾惋惜和不尽的怅惘回忆而告终的一幕，诗人在下节诗里以别开生面的浪漫之笔给我们作了一个充溢奇幻色彩、荡漾温馨情调的美妙回答。
时间移到了月光如洗的夜晚。桥上人和楼上人都带着各自的满足与缺憾回到了自己的休憩之所。可谁又能想到，在这一片静谧之中，白日里人们所作的感情上的投资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回报。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这不就是自然之景对桥上人白日里忘情于景的知遇之恩的热情回报吗？从“你”的那扇被“明月装饰了”的窗口上，我们可以想见到，此刻展现于桥上人眼际的会是一幅多么美丽迷人的月夜风光图啊！那桥、那水、那楼、那船、那柳……那窗外的一切一切都溶在这一片淡雅、轻柔、迷朦、缥缈的如织月色之中，与白日艳阳照耀下的一切相比，显得是那么神秘，那么奇妙，那么甜蜜，那么惬意。面对这月光下的美景，怎能让人相信自然之景是冷漠无情、不解人意的呢？怎能不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强烈钟爱呢？你爱自然，自然也会同样地爱你－－这就是诗的理趣所在吧！
自然之景以其特有的方式回报了桥上人的多情，而桥上人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回报楼上人的一片美意呢？诗以“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一想象天外的神来之笔对此作了饶有情致的回答，从而使楼上人那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毫无希望的单恋之情得到了惬意的渲泄。
这个被“装饰”了的梦对于它的主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心灵奥秘的深切剖白，它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那被各种外部因素所压抑的单恋之情是多么地强烈灼人。而那桥上人之所以能由眼中人变为梦中人，不正因为他是意中人的缘故吗？诗里虽然没有一句爱情的直露表白，但这个玫瑰色的梦又把那没有表白的爱情表现得多么热烈、显豁，而由这个梦再来反思白日里的那一“看”，不是更觉得那质朴无华的一“看”缠裹了多少风情，又是多么激人遐思无尽吗？
如果仅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构图来表现单恋之情的奇妙迷人，那就显得太平庸一般，流于俗套了。诗的精妙新奇之处就在于，这个梦的主人不仅仅是梦的主角，而且还从这场爱情角逐的主动者位置上退居下来，而那个桥上人也已不再是毫无知觉的爱的承爱者，他是以主人的姿态在梦里扮演了一个爱的施予者的角色，他在尽其所能地“装饰”着这梦，而且，他也是在按着楼上人的心愿来“装饰”着这个梦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详尽地描绘出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梦境，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被“装饰”了的梦一定是无比甜蜜、无比美满、无比浪漫、无比美丽的。总之，楼上人那一片落花之意，终于得到了桥上人那流水之情的热烈的、远远超过希望值的丰盛回报。在这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句千百年来伴随人生长河，永远给人以惋惜、懊丧的格言也失去了它真理的意义。
但梦毕竟是梦，它代替不了现实；装饰也只是装饰，它总会露出虚幻的面目。当第二天红日高照，酣梦醒来，那楼上人“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时，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了呢？但相信，那已经尽情地领略了“落花若有意，流水亦含情”的甜蜜梦境的楼上人，定会从常人所有的那淡淡愁绪之中解脱出来，定会以更美好的憧憬，更深沉的爱心，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的。
当我们品评着这首小诗的不同凡响的题旨，流连于这首小诗的含蓄隽永的意境之中时，我们为什么还要作茧自缚，像诠释一道深奥的哲学命题那样去对它作枯燥乏味的理性分析呢？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多余的红补丁——《荷花淀》指瑕
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虽是已有定评的名篇佳作，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小说的第二、三、四节便属于可以删除而又不影响其全篇的赘笔。
从小说的情节结构上看，这两节可算作是小说的非情节因素，它中断了水生嫂月下编席等夫的情节叙述，以向读者直白的形式，Сhā入了作者对苇子多、席子好的白洋淀的赞美。虽然许多修辞书都把这两节作为典型范例，来讲解比喻、排比的妙处，但从写作学的角度看，这三节文字却恰似蓝衣服上的一块剌眼的红补丁，显得多余而累赘。
首先，这两节文字与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缺乏必然的有机联系。它既没有从宏观方面起到交代时代背景的作用（因为苇子多、席子好只是白洋淀古已有之的自然景观）；也没有从微观方面为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活动提供具体的环境（水生嫂编席的具体环境在一、五节中已有了生动的描写：月亮、凉风、光洁如云的席……）。因而它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赘笔。
其次，从段落之间的衔接上看，第一节的末句“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与第五节的首句“这女人编着席”联结十分自然、紧密，而第二、三、四节突兀地Сhā入“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的大段旁白，就既显得生硬勉强，人为割断了前后段的有机联系，又损害了水生嫂月下编席等夫的柔美、安谧的氛围。如果删去了这三节，作品就显得浑然天成了。
再次，从作者写作的初衷看，他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而小说在总体风格上也确实给人一种纯客观叙述的真实感。但在第二、三、四节中，作者站出来向读者作直抒胸臆的旁白，则显然有违小说的这种“按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写实风格，成为整篇作品的一段不谐和的杂音。
最后，这三节文字的多余，还可以从有关这篇小说的研究材料中得到反证。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这篇小说的众多评论中，竟没有一段有关这三节文字的分析。（有篇专门分析《荷花淀》语言艺术的文章，拿前五段作例时，引文中恰恰省略了第二、三、四节）那么，对于这三节文字在小说中的作用，研究者是视而不见、略而不谈呢？还是因其多余累赘而为名家讳，就不得而知了。
《名作欣赏》1992年第4期
《文摘报》1992年9月20日转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错诗原是好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赏析
清代学者梁章钜在他的《浪迹丛谈》一书中，认定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一诗的第三句“两岸猿声啼不住”是错的。因为据史书记载，三峡猿只生长于南岸，北岸巫山山脉是南北走向，正迎着北方寒风，猿猴不宜生长，有人从南岸捉猿放到北岸，这猿最后还是跑回了南岸。于是，这位好事的学者据此理直气壮地将诗改成了“南岸猿声啼不住”，他自以为这样一改，诗才合乎情理，不至贻误后人。
现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史书记载的正确，但“南岸猿声”的修改却并未因此而能迈进诗歌殿堂的门槛。个中原因倒不复杂，李白是诗人而不是科学家，李白作诗是要向人们抒发他那意外遇赦后的极度喜悦兴奋之情，而不是要向人们准确无误地介绍三峡猿的生长分布情况。把“南岸”写成“两岸”，虽不合理，但合情，虽是错诗，但是好诗。那么，从比较赏析的角度看，与“南岸猿声”相比，“两岸猿声”的妙处又在哪里呢？
其一，“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江流之急，船行之快，更能渲染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磅礴气势。试想，处在如此高速飞驰的轻舟上，穿行于七折八弯的航道中，诗人又怎么会分得清那若有若无的猿啼是在南岸还是在北岸呢？
其二，“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诗人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诗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如今遇赦得还，真恨不得一步回到亲朋好友之间，他身在船中，心儿早就飞到了回归之地。心急火燎、迫不及待的诗人此时全神贯注于船行的前程，他又哪儿会格外留意猿啼之声来自何方呢？
其三，“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诗人意外遇赦后的喜悦畅快的心情。三峡猿啼，一向以凄切哀婉令人伤情著称，可如今在欣喜若狂的诗人听来，猿啼却是那样的轻盈悦耳，似乎猿猴为诗人的欢乐情绪所感染，竟然立于大江“两岸”，以如歌的猿啼来夹道欢送诗人归去。一个“两岸”，传神地渲染出了那欢送场面的热烈感人，而这一切不正是诗人那狂欢之心移情于物的结果吗？
其四，“两岸猿声”更富画意，更能激发起读者的艺术想象力。那猿声不绝于耳的郁郁苍苍的两岸崇山峻岭之间，一叶扁舟顺流飞驰而下，这不分明是一幅线条鲜明粗犷、气势阔大激越的大写意吗！如果改成“南岸”，这画面就会残缺不全，尽失匀称之美了。
其五，“两岸猿声”与全诗的极尽夸饰的特色相一致，更能体现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不可想象，素以激|情恣肆、豪放飘逸著称的诗仙李白会于此情此景中斤斤拘泥于什么“南岸猿声”的是是非非，而将他那想象天外的神思翅膀垂落下来。
通过上述五点的比较赏析，可以明显地看出“两岸”较之“南岸”的高妙之处。无怪同是清人的桂馥在《札补》中要盛赞此诗“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飞越”了。其实，对于李白来说，以写“错诗”来表现他的不同凡响的浪漫主义诗风，不过是他的一贯手法罢了。像人们所熟悉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等等，哪一句认真考证起来，不是不折不扣的不合事理的“错诗”？但细细品味咀嚼起来，又哪一句不像“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样，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好诗呢！
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师》1992年第4期
《教师文萃》转载
错觉的魅力——《石壕吏》新解
对文学作品富有创意的欣赏，常取决于欣赏视角标新立异的选择。读杜甫的名篇《石壕吏》，若能从诗中人物的心理错觉－－诗人的错觉、老妇老翁的错觉、差吏的错觉－－着眼，就能领略到那看似诠释殆尽的字句里所隐而未露的别具诗情戏味而又令人回肠荡气的艺术魅力。
诗中展示的第一个心理错觉，就是那位“暮投石壕村”的诗人所作的“有吏夜捉人”的判断。这是诗人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把后来听了老妇人的哭诉才知道的“征兵”错当成“捉人”，即官府捉拿犯人。诗人为什么会对征兵产生“捉人”的错觉呢？这就要从他当时对征兵现状所了解的程度说起。诗人在“暮投石壕村”之前，曾在新安县目睹了一次征兵。当时，他就为“次选中男行”的征派少年娃娃兵的荒唐、残忍之举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发出了“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的质问。但那次征兵还没发展到强捉的地步，还允许母亲为新兵送行。而现在，从新安县到石壕村，不过很短的时间，从酣梦中被差吏的砸门声惊醒的诗人，怎么会想到已经令人难以接受的“次选中男行”的征兵竟如此迅速地发展到夜半突袭的疯狂程度，甚至发展到连老翁老妇都要征的地步呢？此时的他，即使有着再大的想象力，也是难以把差吏深更半夜、执灯仗火的砸门喊叫同征兵相联系的，特别是当他看到了“老翁逾墙走”时，他就更自然地会把眼前这突发事件与官府捉拿犯人相联系了－－这可怜的老翁不知又触犯了哪条王法！
但历来论者大都忽视了这个错觉的存在，认定诗人清楚地知道差吏夜来的目的，而有意把“征兵”说成“捉人”的，并进而断言，诗人之所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的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唐诗鉴赏辞典》第484页）这种理解的偏颇之处，就在于忽视了作品的正在进行时的叙事方式，把诗人后来听了老妇人的哭诉后才明白的“捉人”即是“征兵”的将来时的事实，强搬到事件的开端，来逆推此时还根本摸不清头绪的诗人心理。其实，诗人描绘的只是他在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心理错觉，在那样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气氛中，不把“征兵”错当成“捉人”才怪呢！
也只有把“捉人”理解为诗人的心理错觉，才能更令人信服地显示出诗作的作为“诗史”的沉郁份量和那强烈的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因为透过“捉人”的错觉，读者方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官府的征兵已经到了怎样穷凶极恶的地步，进而深切地感受到安吏之乱形势的空前严重，以及这场战乱给下层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何等的深重，揭露批判之意也因此而不言自明。再从错觉的艺术效果上来看，它不仅从侧面刻划出用“捉人”的手段征兵的差吏那如狼似虎的凶恶嘴脸，同时还造成了扣人心弦的悬念：要捉何人？为何捉人？从而使读者对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产生强烈的了解欲。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石壕吏》“起有猛虎攫人之势”，如果从错觉的悬念效果上来理解这个评语，不是更见其精当深刻吗？
面对半夜征兵的突发事件，“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从这迅速、果断的行动上看，老妇老翁是知道差吏夜来目的就是征兵的，而且还想当然地认为征兵的对象就是老翁。所以他们以为老翁一“走”，就可躲过这次厄运，保全这已经残缺不全的家。但事件的发展证明老妇老翁的如意算盘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的错觉，因为征兵不仅征到了老翁，而且连老妇也在劫难逃。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
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
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
役，犹得备晨炊。”
可怜的老妇自以为只要能掩盖住老翁出逃的事实，使差吏产生“室中更无人”的错觉，她这残破的家就可以苟全了。因而她竭尽全力，声泪俱下地述说战争给她全家人所带来的深重的创伤，以使差吏相信“室中更无人”的假相，从而达到掩盖老翁出逃的真相的目的。这里的“妇啼一何苦”不仅有着失去二子的痛苦，同时也有着老妇为蒙骗差吏、保护老翁而大加渲染的心态。
差吏果然没有追问老翁的下落。但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这出悲剧形成一个令人宽慰的结局，现实的结局反而是更加令人难以料想的严酷：“老妇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对于老妇从军的举动，有人解为勇赴国难，有人解为出于无奈。但前者任意拔高人物，并淡化了作品的悲剧力量；后者则流于表面，没有从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出发去分析人物的特定心境，没有注意到人物心理错觉的存在，因而忽视了这个举动的主动性－－老妇人是主动地“急应河阳役”的。而她之所以会采取这样反常的举动，一方面是怕时间拖久了，老翁回来被捉，所以“请从吏夜归”，赶快把差吏引走。另一方面又源于她的另外一个心理错觉：她以老妇人的身份去从军，不会像老翁那样被驱到战场上去拚杀，不过是在战场后方做做饭、洗洗衣，一般是不会有生命之虞的，一但战事结束就可安然回家。但从当时安史之乱的情势上看，这也只能是她的一厢情愿的错觉。在双方大军云集的战场上，战争态势瞬息万变，一个壮年男子尚且生死难卜，更何况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呢？看着老妇人被如狼似虎的差吏推搡而去，想着那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老妇人可能遭到的不幸，想到这征兵由中男到老翁、又由老翁到老妇，怎能不令人顿生切肤之痛！
至此，诗也进入尾声。而这尾声在错觉的摇曳下也愈发显得深沉、悲怆了：“夜深语声绝，如闻泣幽咽。”一个“如”字点明了这里所写的又是诗人的错觉。夜深了，人静了，可诗人还是难以入眠，刚才那荒唐而又悲惨的“捉妇代兵”的悲剧对心灵的刺激实在是太剧烈了，以至于耳畔好像还久久回响着老妇人和她儿媳的幽幽哭泣声，而这错觉不正出自诗人那忧国忧民之心吗？但此处的错觉与“有吏夜捉人”的错觉显然不同，前者是误解，以显现实之黑暗；这里是有意烘托，以表内心忧愤之深。“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这里的“独”字活现出了诗人的惆怅、忧愤；而对于那个曾抱着乐观的错觉潜伏村外的老翁来说，面对着相濡以沫的老伴被抓走的冷酷现实，这个“独”字又孕含着多少忧伤悲愤哪！而错觉则更使他久久地陷入悔恨交加、悲痛欲绝的凄苦境地。当我们咀嚼“前途”二字时，也会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悬念感。这老翁、这老妇、这残败的家又会有怎样的前途呢？而那些像老妇老翁一样挣扎在安史之乱中的广大人民的前途又会怎样呢？这扣人心弦的悬念感不能不令人生出这样的感慨：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也正是在这些错觉与悬念的又一次摇曳下，结尾才更显得沉郁顿挫，余音袅袅不绝。
杜甫的《石壕吏》以错觉始又以错觉终，以悬念始又以悬念终，错觉与悬念给这“至今已觉不新鲜”的“万口传”的杜诗又增添了多少艺术魅力啊！
曲阜师范大学《语文函授》1992年第5期
赵、高、宋、晁——《水浒》姓氏趣谈
《水浒》中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共用了七十七个不同的姓，显示了农民起义军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姓氏的覆盖率虽然很高，却唯独没有“赵”、“高”二姓。这两姓都是大姓，特别是“赵”姓，处在百家姓之首，还是宋朝的国姓呢！从表面上看，作者这样的安排似乎有违农民起义军“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宗旨，其实却是有着深刻的匠心和强烈的感情因素的。因为作为梁山泊农民起义军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集团两个最大的代表人物，就是姓“赵”的皇帝赵佶和姓“高”的太尉高俅。很显然，作者让农民起义军首领中没有姓“赵”和姓“高”的，或者说作者有意让农民起义军首领排斥了姓“赵”和姓“高”的，这在当时那个以姓氏作为家族系统标志的时代，就更能强烈地表现出农民起义军同以赵佶和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不两立、血战到底的革命气慨，表现出作者鲜明的褒贬之意、爱憎之情。
更有趣的是，把梁山起义军前后两任领袖宋江和晁盖二人的姓合起来，谐音便成了“宋朝（晁）”。宋江固然史有其人，但晁盖却是作者的虚构，而晁这个姓却是非常少见的，作者特意选用这个姓，显然是别有深意的。而这种姓氏上的巧合又恰恰是与作品的主题思想不谋而合的。赵皇帝和高太尉是败坏宋朝的罪魁祸首，梁山起义军就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取代赵、高而一统宋朝的天下，他们才是复兴宋朝的新生力量，是大宋王朝的真正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水浒》的主题就应是既反贪官（高俅一类），又反皇帝（小说对赵佶的揶揄和否定是显而易见的），而唯独不反宋朝的了。
原载《周末》1992年12月5日
转载于《新民晚报》1992年12月26日
《北京日报》1992年12月17日
《文摘旬刊》1993年1月8日
《阅读与写作》1993年第5期
《大众日报》《长江开发报》等
能这鉴样赏《醉妆词》吗？
一部汰劣择优十分谨严的文学选本，尚不敢断言篇篇都是无可争议的名篇佳作，时下那类贪大求全、动辄收录上千篇作品的断代诗词鉴赏辞典，也就难免鱼龙混杂，把下乘之作也收录其中并当作精品而赏之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对王衍《醉妆词》的鉴赏（见该书第158页），就大可值得商榷。
《醉妆词》录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