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贫乏!
对外贸易的发达,已令姚莹亲见广州的格外繁盛,而由于英国从事的鸦
片走私贸易日盛,致使清政府的严禁形同虚设,鸦片的毒害在广州反映得最
为明显和突出,更使姚莹深为留意。这还不算,百龄面临的海盗问题,也迫
使身为幕僚的姚莹不得不多加关注。
所谓海盗,泛指当时活动于海上,并对抗政府缉察的武装集团。其性质
与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职业走私团伙,有的专以劫掠为生,有的是不甘清
政府统治压迫的反抗者,有的是为外国谋经济利益的滋扰者。但其利用洋面
广阔,清朝水师力量薄弱,特别是因为军政腐败而大举发展。这些海盗不仅
扰乱正常的对外贸易,威胁海道安全,而且不时登陆劫掠,无不成为治安之
大患。前此,清政府曾大力对海盗活动最为猖撅的浙江、福建沿海用兵,使
两省所受威胁大为缓解,但广东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这既是由于海盗活动
方向的转移,也证明广东文武官员的处置不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仁宗皇帝才特调百龄出镇广东。百龄也不负皇帝厚
望,到任便针对海盗问题,一面振刷军政,惩贪去懦,整顿军队,筹饷练水
师,加强海上军事力量;一面裁撤沿海商船,连运盐也都改为陆路,从而对
沿海实行戒严,以断绝海盗从陆上获得水米接济和到陆上销脏。经过将近一
年的“日事招讨”,除分别击溃数小股集团,使仅余两大股海盗集团的处境
日益受到危胁外,又通过分化瓦解、利诱,招降了势力最大、辖众二万余人
有炮船四十余只的张保集团,并利用张保,平定了乌石二集团,宣告广东沿
海平静。闹了十来年的海盗,终于被肃清了。
百龄因而获重赏,幕僚们竞相赋诗著文,为他颂功志贺。独姚莹没有参
加。在他看来,“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盖有所贪也。
其狠心故智,何尝一日忘耶?外洋暂靖,而内河匪类益众。夫匪类者非他,
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近悉近内。”所谓大功告成,不过是表面
现象。潜伏的危机甚重,又有何值得庆贺?这种后来在《上座师赵分巡书》
中透露的看法,既说明姚莹的头脑清醒,也反映了他的不随流俗。事实也证
明了他的所见不差。
明了他的所见不差。
从个人利益来说,此举对姚莹绝无任何好处。独持异论,必为百龄所不
喜;劝百龄去任,更丢了优越的幕僚差使。但姚莹仍然走了这步棋,充分显
示了他的以大局为重。倘非具有“经世”的宗旨和自觉,断然不会这样做。
而他的别具见解,则是他对海盗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获得深
刻了解的结果。
此后,姚莹先后在从化、香山(今中山县)等地担任官员的家庭教师,
以教授其子弟为生。他也利用这个时候,游历了广东的一些地方。闲暇时他
便继续读书,研讨世务。但此时的研读,已不尽同于既往,那便是增加了一
项新课题:他所说的“海上事”“海外事”。具体说,就是“夷务”和与其
相关的海盗等问题,就是对来自海上的诸外国实情的了解及其对策。他后来
在《康輶纪行自叙》中说:“外蕃异域之事,学者罕习,心窃疑之。虽历代
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
而已。..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所谓“以
求抚叙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正反映了他一贯的“经世”宗旨;所谓“外
夷桀骜”,当然包括了他在广州亲经实见的外商趾高气扬,抗拒与抵制中国
政府的管理与规章;他的“深忧愤”,说明他敏感地认识到对外关系处理不
善,必有损国威,影响世运。
深怀忧愤地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是这次广东之行的重大收获。
从此以后,姚莹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努力,使他成为当时所说的“开眼
看世界”(林则徐语)的一批杰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决定了他后来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的坚定立场。正是由于广东之行,才使他的“经世”抱
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关切与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来回应
当时中国面临的外国侵略的挑战。作为姚莹生平事业的一大关键,此次游粤,
真可说是不虚之行。
从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