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春天，又到北京参加“戊辰科”会试，考中第三十二名，成为贡士。继

经殿试，考中三甲第十名，成为进士。在科举道路上，追上了他叔祖和曾祖。

喜报到家，知者无不称赞姚家继起有人，贤母心血没有白费。依当时制

度，考取三甲的进士，即可等待有官位时授官。由于官位有限，一时难于轮

上，久留北京，又开销甚大，非家境所允许，姚莹只好于当年秋请假回家省

亲，及早结束了有生以来的首次北游。

无论是去南京参加乡试，还是去北京参加会试，都使姚莹开阔了心胸与

视野，并因同年（同科考中者称同年）、师生（主考官为考中者的座师，分

科试官为考中者的房师，考中者则为座师、房师的门生）、同乡（同省者为

大同乡，同府、同县者为小同乡）、世谊（上辈有交往，后辈继之，为世谊）

等关系，结识了许多新交，有的成为姚莹的终生知友，有的是令他终身不忘

的知遇。在这些交往中，姚莹的器识与才能，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

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官场与知识界由此知道桐城姚家有个后起之秀姚莹。

考中进士，在当时固然是很风光的事，但那只不过是取得了任官的资格。

在姚莹看来，距离实现他的抱负与理想甚远，并没有什么值得风光之处。他

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呢？姚莹后来在《复李观察书》中，自称：“自束发读

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

虚。”这便是先儒极力倡导和知者推重姚莹的所谓“志在经世”，即以治理

世事，利国济民为职志。

当时的风气是：一些人只为求作官而读书，因而对于官定的经义和“八

股文”程式，用尽功夫，认为除此而外，再无学问，作官便是人生的终极价

值；另一些人虽不为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所限，但受了清初“文字狱”

的影响而脱离现实，不问时事，一意考究古书、古物、古事、古义、竭其专

深，号为“朴学”。姚莹正逢“八股”泛滥、“朴学”盛行，读书人奉为时

髦的时代。当此之际，而“志在经世”，便是难得的“越俗”。由此出发，

虽因科举考试而不能不留心于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但他却不为所囿，

更博览群书，求其大义，着眼于有用，不斤斤于细琐，凡涉及治国安民的知

识与学问，无不悉心讲求，反之，则不费­精­力去钻牛角尖。秉承家学，掌握

要领；关心时局，不为空谈。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正确和坚实的第一步。

二、研讨“海上事”和“海外事”

1809年春，山东巡抚百龄升任两广总督，闻新科进士姚莹之名，遂趁途

径桐城之便，邀请姚为幕僚，随他同去赴任。

百龄，字菊溪，姓张氏，正黄旗汉军人。进士出身，以­干­练和有魄力而

得仁宗皇帝的信任。数年前即已官至总督，后因事被革职。继而，再次被重

用，历升至两广总督。

就姚莹来说，去广东既可开阔眼界，熟悉世务，又可顺便看望正在广州

任教的父亲，更何况聘金对家庭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因而乐得应邀，欣然而

去。当年秋天，姚莹随百龄抵达两广总督的任所广州。

当时的广州，不仅是广东、广西两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广东省

省会，而且是在传统对外贸易口岸基础上，由清政府特定的唯一与海外诸国

交往的商业通道。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把广州视为到中国

这个封建大国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登陆点。于是，在南国重镇广州，便有了

在中国其它城市看不到的两种现象：一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专门从事垄断­性­外

贸中介业务的洋行及其联合组织“公行”；一是供外国商人落脚储货的所谓

“夷馆”或“商馆”。

当时的广州，不仅是广东、广西两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广东省

省会，而且是在传统对外贸易口岸基础上，由清政府特定的唯一与海外诸国

交往的商业通道。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把广州视为到中国

这个封建大国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登陆点。于是，在南国重镇广州，便有了

在中国其它城市看不到的两种现象：一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专门从事垄断­性­外

贸中介业务的洋行及其联合组织“公行”；一是供外国商人落脚储货的所谓

“夷馆”或“商馆”。

由于广州的特殊口岸地位，便使两广总督多了一层敏感的任务，即管理

和保证外贸事宜，并通过此渠道进行与外国的交涉。这些，当时统称“夷务”。

“夷”，是当时对外国的蔑称，反映了中国传统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和中央

大国的心理。仅从这个不妥的名称，便不难看出当时对世界形势的了解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