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奉旨：“台湾为海外要区，非熟悉情形、才守兼优之员，
不足以资表率。因思淮南盐掣同知姚莹，前经陶澍等保举，朕于召见时察其
才具明白谙练，曾任台湾县知县、噶玛兰厅通判，于该处情形较为熟悉。所
有福建台湾道员缺，即着以姚莹升署，仍俟期满再请实授，并着照例赏加按
察使衔。钦此！”
察使衔。钦此！”
从
47岁到
53岁的再起任官江苏，圆满结束。
六、重官台湾
1838年
6月，54岁的姚莹渡海抵台湾。这是他第三次入台，较之首次的
为知县，再次的为府幕，自然是今非昔比。现在，他以台湾最高文官的身分，
是可重展才具，有所表现。虽早已年过半百，但他却充满信心。
虽说故地重游，但一别十三载，台湾的情形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危机
较前更深，治安状况也比以前恶化。姚莹在《与毛生甫书》中，总结当时的
形势是：由于
1826年的闽、粤兵械斗、1832的张丙起义，两次动用大量兵
力，1834年、1836年的两次所谓“乱民再扰”，台湾已是元气大伤，矛盾重
重。具体表现为五困一忧：
第一困是：因为一些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引起百姓不满。
如修城、建仓等设施，动不动就向民间进行攫括，百姓不堪忍受。有时地方
政府名义上借钱，到时不还。久而久之，失去民心。
第二困是：当时台湾人主食是吃地瓜，种植大米是为了买卖，不维持生
活。台湾虽然连年丰收，因商业活动不畅，有米卖不出去。因此，当地居民
生活困苦，盗贼日益增多。
第三困是：地方政府的开支，全靠百姓交纳正税及杂税。现在百姓生活
都十分困难，税收就更无法保证了。
第四困是：几次事件虽然平定下去，但响应者一万多人，分散在民间，
随时都可能聚众闹事，五六年来，抢劫不断。追捕闹事者，全仗悬赏、购线
（线，指应雇充侦缉者）。破获一案，耗费数百金，而每年就有几十件案子，
所需费用极大。
第五困是：军费开支很大，难以承受。
所谓一优，就是当初从乱而今散于民间者，现在都是无业游民。管紧了
他们就要造反；放任不管，他们就抢劫。一旦处理不当，必将酿成叛乱。
根据这五困一忧，姚莹的处境极为严竣。因此他到任后，日夜不能安眠
入睡。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姚莹仍本着既往的宗旨与经验，因时制宜，加以
变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是协调与总兵的关系。
台湾镇总兵与分巡台湾道，是在台文武官员之首。总兵多出身行伍，有
的根本不识字，但因既往战阵立功，官品又高于道，每每看不起道，甚至对
其不耐烦。道则多因总兵粗鲁强悍，或轻视之，或敬避之，以致通气较少，
意见不合。镇、道不和，已为常事。姚莹熟悉台湾事务，早有前车之鉴，因
而特别注意与总兵达洪阿搞好关系。
达洪阿，字厚庵，富察氏，镶黄旗满洲人。历任侍卫、都司、副将，1834
年升贵州威宁镇总兵，后调漳浦镇总兵。1835年调台湾镇总兵，1840年赏加
提督衔。姚莹后来在《谢胡观察赠舟资》诗自注中说：“达厚庵为台镇，人
皆畏其骄悍。余初至，亦见龃龌。二年，一以诚待之。一旦，诸谢请盟曰：
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愧悔无及。自后，台事惟君是听。死生祸福，愿
与共之。”故姚莹诗有“悍将真寻共死盟”之句，以记二人的交谊。
两年，便由不无龃龌变为共死生祸福之交，足见姚莹待之以诚的成功。
姚莹在《东漠奏稿自叙》中，就其与达洪阿联名奏事之内情说：“总兵多武
人，不能自为奏”，遂“由道主稿会奏，以示和衷”，“总兵（指达洪阿），
所与共事者也，而猜忌尤甚，一稿往复商改，至于三四，恐台道见长，或掩
之也。余（姚莹自称）悉如其意。其设施，自道不能牵及总兵者，则不以闻，
乃悦”。注意突出总兵的功劳，以释其猜忌，这大概也是令其感动的一因。
当然，更重要的是“清、勤、慎”，以自己的忠于职任来使对方心悦诚服。
两年，便由不无龃龌变为共死生祸福之交，足见姚莹待之以诚的成功。
姚莹在《东漠奏稿自叙》中，就其与达洪阿联名奏事之内情说：“总兵多武
人，不能自为奏”，遂“由道主稿会奏，以示和衷”，“总兵（指达洪阿），
所与共事者也，而猜忌尤甚，一稿往复商改，至于三四，恐台道见长，或掩
之也。余（姚莹自称）悉如其意。其设施，自道不能牵及总兵者，则不以闻，
乃悦”。注意突出总兵的功劳，以释其猜忌，这大概也是令其感动的一因。
当然，更重要的是“清、勤、慎”，以自己的忠于职任来使对方心悦诚服。
为了缓解民困，特别是他所说的“民之困于人”，即因官员设施不当所
造成的民间疾苦。姚莹下令：“停止一些劳役和捐税，辞掉体弱多病的差役，
还裁减了一些差使，一切自理，不得扰害民间。他并带头示范，躬行俭约，
以清治原。裁减各属供应，去其陋规之甚者”。这虽然也是缓和办公经费的
紧张，但官府节约开支用度，最终还是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又根据前已进行
的清丈农田的结果，报请批准将过去遣漏，未曾“起科”收税的一部分新税
收，留作地方经费，以扭转官费不足的问题。
由于台湾向来就易生风谣，以致人心浮动，故姚莹对此尤加重视。就在
他到任那年的春、夏之间，嘉义、彰化两县交界地方的桐树忽生异状，“多
成刀枪之形，王提军遣人所取，一刀约长四尺，刀头一尺四五寸，有背、刃、
刀环，环上垂穗数缕，皆自然生成，职道（姚莹对上级自称）过其家，曾亲
见之。又，虎尾溪向系浊水，忽澄清七日，民间相传：林爽文及张丙之乱，
常有此异；今年，地方必有不靖”。姚莹虽无从解释这类自然界的异常，但
却视为要事，报告于上司，并密切加以注意。
1838年
7月
8日，台湾发生地震。台湾府城震感轻微，“不为灾。惟嘉
义县同时大地震，官舍民屋多倾圯，斃者百余人”。姚莹即令府、县查勘抚
恤。当时，一些人传言：“地震为乱征”。由于台湾不止一次发生地震，为
姚莹所习知，不似树异，水异那样无从考据，他便根据府、县旧志所载，自
1683—1829年共发生地震九次，地震次年发生乱子的只有两次，余皆平安无
事，“足见（地震）非乱征矣”。并进而指出：地震“非关治乱”。据以著
为《台湾地震说》的专文，加以宣传，以安人心。
他还推行收养游民的政策。
这是针对所谓“一忧”而采取的对策，目的是妥善处置乱定后解散的一
万多民众。姚莹认为向来之从众皆“非必欲作贼也”，只因“无业可以资生，
游荡无所归束”，才附和为乱。
因此，他主张对一般闹事者，都让他们回到家乡看守田园或追捕盗贼。
据姚莹在《与汤海秋书》中介绍，此事进行三个月而告竣，“凡收养嘉、彰
两邑游民八千余人，皆劲旅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最后的一招，
便是武力搜剿。
收养游民的工作刚刚完成，便发生了一系列案件，嘉义有赖三、陈赛等
Сhā旗造反，又有吕宽等结众会饮血酒，彰化有蔡水藤等结党制旗，凤化有张
贡等聚众攻击驻军。此外，各地纷报发生抢劫。一时，人心震动。经姚莹与
达洪阿分别出巡南、北两路，督励有关文武，均以武力及时扑灭。
正在审理获犯，嘉义又发生以胡布为首的聚众树旗，总兵迅即率兵前往
镇压，追入内山，捕获胡布等。姚莹亦赶至军营，保证入山大军的后方。继
经搜山，经过近三月，剿捕才结束。
而自最初发案，为时已将半年。先后共擒斩为首及骨干者近四百人。一
度慌乱的人心，才安定下来。镇压当然是残酷的，姚莹作为封建王朝的要员，
其阶级立场决定了这一点。但因其果断、干练，及时采取断然措施，才保证
了岛上局势的稳定，避免了事态扩大后更多的流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自最初发案，为时已将半年。先后共擒斩为首及骨干者近四百人。一
度慌乱的人心，才安定下来。镇压当然是残酷的，姚莹作为封建王朝的要员，
其阶级立场决定了这一点。但因其果断、干练，及时采取断然措施，才保证
了岛上局势的稳定，避免了事态扩大后更多的流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七、守土抗英
就在姚莹会同达洪阿整顿台湾的同时，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的禁
缴鸦片烟活动，也进入了Ｇao潮。1839年秋，英国兵船开炮挑衅，林则徐下令
反攻，毁其数船。接着，福建洋面出现英船，与防海水师互相炮击，然后退
去。关乎中国民族命运的鸦片战争，已在酝酿之中。次年，正式爆发。
对于禁止鸦片一事，姚莹旗帜鲜明地加以拥护，认为是“夷人数十年诡
计，一旦为天朝烛破”。对于“严定吸食贩卖鸦片科条”，姚莹同样旗帜鲜
明地加以拥护，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溃也”。对于“因夷
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姚莹更立场坚定地加以支持，不但认为“此
亦事势之必然者”，而且主张：“非有以大创之”，其必“未肯帖然就我也”、
基于这种认识和立场，故早在广东开始禁缴鸦片不久。姚莹便一面奉令在台
积极查禁，“获、办之案不少”，一面主动下令水师及各地守口各省和厅、
县严密巡防，查勘、修整炮台，以防“粤东夷船窜入台洋”。
1840年初，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除依公事，札询姚莹“所属地方与现
任各官才具”外，又因世谊致姚莹世侄以“几近千言”的手书，征询意见。
姚即于《复邓制府言夷务书》中，“披沥胆肝，慷慨陈词”，表明立场。
关于全局，姚莹强调御外、清内为“目前要务”。关于台湾防务，姚莹
据“惟大鸡笼、沪尾、树苓湖（三口）最为宽深”，“夷”船可入，余皆浅
狭，“夷”船难于施展，而提出其策略：“果无勾引之人，纵使夷船停泊，
惟有调集水师，严防口外，地方文武督率兵勇，防堵口内，断其接济，是为
要着。”而由于“内地舟师方亟，恐难兼顾台洋，设（敌）有来者，少，则
击之；众，则坚守，以计破之”。
关于台湾驻军，姚莹则据实指出：“达镇（指总兵达洪阿）练兵甚勤，
能爱惜士卒。惟台、澎洋面二千余里，非陆营所能为力”，台防“必责成水
师”，使“达镇专顾地方，以免顾此失彼。”为加强“不足以攻击，惟可守
口而已”的台湾水师，“不得不起王提军用之”，“但必假以事权，界水师
听其调度，乃能得力。此非奏明咨调不可”。
所谓王提军，指得禄。王字义峰，福建嘉义（今台湾嘉义）县人。家世
富有，武举出身。因募勇助官兵镇压林爽文起义，授水师营守备。后以历年
平盗功，升为金门营游击。1802—1806年，随李长庚镇压海上蔡氏集团，首
先冲击，最为勇敢，而升福宁镇总兵。次年，调南澳镇总兵。不久，李长庚
战死，由王及另一总兵邱良功分领其众。1808年王升为浙江提督。不久，又
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继与浙江提督邱良功合兵，最终平定蔡氏。王在福建任
上，屡疏陈缉捕事宜，改定水师船制，对海防多有贡献。1821年告病归乡，
人皆惜其去任。王以名将退休家居，自然成为岛上最有声望的人。在张丙等
多次起义时，王均以在籍绅士输粮、助守，因而于
1838年被晋封太子太保。
姚莹一向尊重王得禄，此次重官台湾后，更多次亲至王家访问，深知王
仍时刻关心海防安危，素具爱国热忱，故欲借重王，认为把台湾水师交他统
领，最好不过。因而他向邓廷桢建议起用这位“年虽七十有一，（但）精力
甚强”的“老成宿将”。
事实上，鸦片战争中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守土抗英的基本谋略，均定于复
邓廷桢书中。而邓作为总督对姚莹的全力支持，“不为遥制”，更使姚莹得
到了放手进行的方便。
果然，经邓转向宣宗皇帝建议，奉旨：“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
应准备。著该督飞饬该镇、道等..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
防，毋稍疏懈”。然而，达洪阿一向与王得禄不和，少不得又须姚莹从中化
解矛盾，终令二人“不念前嫌，仍寻旧好”，共担重任。
这时，形势发展甚快。
继英将伯麦封锁广东海口，被林则徐的部下焚其鸦片船，烧溺多人，其
野心未能得逞，英船北上骚扰福建，又为邓廷桢的将士击走之后，英船继续
北上，陷定海、犯乍浦，已令朝野震动，而其继续北上直抵大沽口等地，更
使宣宗皇帝的态度大为软化，而以“办理不善”革林则徐、邓廷桢职。改派
琦善至广东查办。琦善至粤，尽撤林则徐所布置的海防，年底，与英人开始
谈判。
转年（1842年）初，宣宗皇帝以琦善与英人所议条件，所求过苛，概不
允许，严令琦善“整饬兵威，相机进剿”，态度又硬了起来，而琦善早无海
防可恃，经英船进犯虎门、陷大角、沙角炮台，威胁广州，更吓破了胆，竟
答应英人条件，而以“拒守实难”，再次建议与英定约。宣宗大怒，即革琦
善职，命奕山为靖递将军，发兵赴粤攻剿。奕山未能“请逆”，却传来了虎
门炮台失守，广州为英军占领的消息。继而，英军又北上连陷厦门、镇海、
宁波、余姚、慈溪等县。宣宗急命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督师。一年之间，
败报频传，人心震惊。
在此期间，姚莹眼见局势急转直下，更加倍警惕，他亲赴各海口了解情
况，添设炮台巡墩，雇募乡勇水勇，加强防御。沿途传见地方乡绅，谕令各
庄团练壮勇，保证治安而防奸人勾引外敌。姚莹深知：“台湾不同内地，他
处但防夷耳，台则兼防内乱也”。故对防务尤其谨慎小心，“颇费经营”。
从他这一时期的连续奏报，可知其竭尽智虑，时时提高警惕的实情。对于时
局的发展，姚莹更心怀忧愤地在《复梅伯言书》中指出：“夷人大局，一误
再误，人所共知。莹以为畏葸者固非，而轻敌者亦未为是。..莹职在守土，
惟知守土而已”。他深知，当此形势下，英船的扰犯台湾乃是迟早要发生的
事。
英军对台湾的进犯，先后计有五次，
第一次发生于
1840年
7月。
16日发现一只双桅英国船，由西驶至虎耳门外马鬃隙深水外海面上行
驶。姚莹、达洪阿知道后，立即商量封住港口，派兵加紧巡查附近海口，妥
加防守策应。又传令指示，不许小船、竹筏出海，以切断奸民偷运水米接济
敌船和偷运鸦片。又于
17日早，派水师按左、右、中三路，攻击敌船。“又
雇派渔船二十只往来接应，兼防奸民出海。沿岸多备旌旗，时放枪炮，以壮
声威”。三路出击之水师“奋力前进，枪炮兼施，该夷船放炮回拒，一面转
蓬向西南大洋而逃”。水兵一直到天黑才停止追击。
声威”。三路出击之水师“奋力前进，枪炮兼施，该夷船放炮回拒，一面转
蓬向西南大洋而逃”。水兵一直到天黑才停止追击。
第二次发生于
18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