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15日及
19日，北路之鸡笼（今基隆市）中港外洋、南路之小琉球外洋，
先后发现有英船在海上行驶观测情况。后来又有“南路夷船一只，将近口门，
见文武兵勇人多，防守严密，立即窜驶北去”。
第三次亦发生于同月。
27日，“有夷船在鸡笼栈洋面停泊”。至
29日，该夷船移泊近口之万
人堆洋面。守军自岸上用“千里镜照（之），见一双桅大船拖带舢板多只，
有夷人在桅顶张望”。30日，该船驶进鸡笼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
打坏兵房一间，我军尚无损伤”。参将邱镇功即督率二沙湾炮台、三沙湾炮
墩“紧对夷船轰击”。致其桅折索断，随水退出口外，而触礁船碎，“夷人
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袅水上岸，或上舢板驶窜”。邱即率士兵驾船
前往擒捕、追拿。连同附近各营汛、地方截捕及搜获之乘舢板而逃者，共生
擒英军
133人，打死敌人
30多人，捞获“夷”炮十门，搜获英军书图册多件。
后来，从英方索俘时之说明，知该船名为“纳尔布达”号。
由镇、道会衔的《鸡笼破获夷舟奏》到京，宣宗硃批：“览奏，嘉悦之
至”，并于“斩首白夷五人”等句旁硃批：“可称一快，甚属可嘉！”立即
奉旨：“达洪阿著赏换双眼花翎”，“姚莹著赏带花翎”，与台湾知府熊一
本“均著交部优叙”，其余有功人员升赏不一，死伤者依例赐恤。当时，粤、
闽、浙沿海连失重地，败报频传，独台湾打了胜仗，难怪皇帝格外惊喜，谓
为“可称一快”，褒奖有加。
第四次发生于同年
10月。
19日，“有三桅夷船一只，在鸡笼口外停泊，初挂红旗，继挂白旗”，
“驶至万人堆，先放舢板三只进口窥探，声言索还前获夷人，每名愿送洋银
百元。该地居民咸受约束，不与回答。又见我兵勇不动，迟疑久之”而回船。
至
27日，“该夷船突进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大炮齐发，甚属猛烈，我兵
亦开炮回击”。又有“夷”登岸于三沙湾，“其势甚凶”，三沙湾炮墩“立
即开炮，击毖二人，众始退去，惟炮台石壁被其攻破。二沙湾及三沙湾两处
兵勇住房，亦被炮火烧毁”。相持至次日，“夷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
最后驶逃出口，“同口外夷船窜向外岸北去。风狂浪大，不便追击”。
第五次发生于
1842年
3月。
5日，发现“有三桅夷船三只，在五汊港外洋向北驶去”。姚莹令严加
防守，密切监视外，又设“以计诱其搁浅”之策，因五汊港地淡水、鹿港二
厅接壤，距彰化县也不太远，故密令该二厅一县，各于当地“雇募渔船，假
作汉奸，在北路一带港口侦探”，诱其搁浅。
至
11日，“果有三桅夷船一只，随带舢板四只，在淡、彰交界之大安外
洋，欲行入口”。当地文武官员即分领兵勇埋伏以待。“该夷见大安港口兵
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后经“所募之渔船粤人周梓等，与夷船
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其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瞧所搁，其船歪侧入
水，夷人十分惊慌。埋伏兵勇齐起”。北路副将关桂等“施放大炮，奋力攻
击，逆夷危急不能回炮”，“其船遂破。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
跳上舢板逃窜。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兵勇奋力围击，杀毙数
十人，生擒数十人，抓到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枪一
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后经英方说明，知该船名“阿纳”
号。
水，夷人十分惊慌。埋伏兵勇齐起”。北路副将关桂等“施放大炮，奋力攻
击，逆夷危急不能回炮”，“其船遂破。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
跳上舢板逃窜。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兵勇奋力围击，杀毙数
十人，生擒数十人，抓到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枪一
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后经英方说明，知该船名“阿纳”
号。
显然，宣宗的喜悦和兴奋，较前次鸡笼告捷时尤甚。“嘉悦之怀，笔难
罄述”八个字，实在包涵着丰富的潜台词。他派出的“靖逆将军”、“扬威
将军”，既未“靖逆”，更未“扬威”，丢尽了天朝的脸面。不仅失地未能
收复，而且英船已在窥伺长江口，江苏告急，长江防务是否可恃，毫无把握。
对比孤悬海上的台湾，陆上这些误事的兵将官员真可说都是饭桶！哪怕能有
几个像达洪阿、姚莹也好..
于是，降旨：“达洪阿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
（之勇号）；姚莹著赏加二品顶带”，“均仍交部从优议叙。”其余有功者
升赏不一，死伤者依例赐恤。
以上便是姚莹在《与光律原书》中所说的“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
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冀以上振国威，下雪众耻，不负所
志。”台湾守土抗英，是鸦片战争中继广东“平英团”之后的辉煌篇章，代
表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抗弓虽暴的正气。尽管克敌致胜的主要力量是台湾的军队
和人民群众，但姚莹在“结人心、安反侧”、“筹经费、缮守备、合文武、
策群力”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也是明显可见的。作为一个杰出的抗战派、
爱国者，姚莹不仅为时人所重，而且永为后世所纪念。
八、爱国有罪？
就在台湾第五次抗英胜利后不久，局势急转直下。由于英军攻破吴淞口，
连陷宝山、上海、镇江、兵临南京城下，立场忽硬忽软的宣宗最后选择了投
降的道路，派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军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答应英方提
出的苛刻条件。堂堂天朝，竟败于从未正视过的“夷”人之手！消息传出，
爱国者无不痛心扼腕。
当琦善最初在广东推行所谓“和议”即卖国投降时，姚莹便在《复颜制
军书》中斥琦善等为“失机误事”，致“海隅义士无不疾心攘臂”。后来，
在英国侵入长江，连破重镇，所谓“和议”之论又大行时的情况下，姚莹又
在《再复怡制军言夷务书》中嗤之为：“虽未急迫万分，何遂至是！”而且
根据自己对战争性质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坚信：“再持数月，夷将自溃。”
然而，宣宗已吓破了胆，终以“和议”而投降。姚莹对此，更是遗憾万分，
在《复光律原书》中，叹为：“可骇可耻之事，书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
所未有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心，日夕愤恨。”
所未有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心，日夕愤恨。”
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共获俘虏
187名。其中，从纳尔布达号俘获
133名，
除因受伤及在途、在监身毙者外，遵旨解至台湾府城审讯者
119名。台湾镇、
道据所供彼等皆曾侵扰沿海各省，“实属罪大恶极”奏请立即在台湾进行正
法，以大快人心。可是，朝中御史却建议解交福建省办理。台湾方面则以台
湾需派兵押解俘虏过海才能到福建，但不安全，容易被敌船劫持为由，不同
意交福建办理。最后，皇帝下令：“在台正法，所见甚是，著即照议办理。”
第二次所俘阿纳号
54人，则奉旨：“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
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百三十余名，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
而快人心。”当时，南京的“和议”正在进行。当台湾审讯查明俘虏，将所
供及名单上奏后，却又奉旨：“该处所获逆夷，讯供后如尚有未经正法者，
著暂行拘禁，听候谕旨。”之所以改变原令，其实是因为《江宁条约》业已
签订，投降派生怕别生事端。台湾遵旨，除将两次所获
11名头目严加禁锢外，
将其余两次所获俘虏
139名，于
1842年
7月初在台湾府城正法。
至
10月下旬，又奉旨：“将未经正法之各夷人妥速解省，由（总督）怡
良等转交该夷目领回。”正准备安排解省，又有“夷船一只在北路全包里洋
面遭风击碎，人皆溺海”，为淡水厅官员救获
25人，姚莹下令妥为照看。11
月
3日，英驻夏门提督派员持闽浙总督怡良文书至台湾领人，姚莹不顾所属
官员担心其被扣留，亲送英俘
9名（另
2名已病死）至英船交接。11月
8日，
淡水厅把因遭风被俘的
25名英军也送来，交给英使。姚莹又派员随该船渡海
赴省交差。宣宗之所以下令移交俘虏，是因为《江宁条约》有此规定。
台湾抓获俘虏一事虽至此了结。但因此酿成的问题，却未结束。
当台湾首次获俘以后，苦于厦门失守，无计收复的闽省官员，如获救命
稻草，即谋划与英“和议”，以台湾战俘交换厦门。先由泉州知府致函姚莹
商量。一向反对所谓“和议”，坚信抗战必胜的姚莹，当然不会赞成。他在
《复泉州守书》中明确指出：“此事若出在英夷则可”，因为地乃侵占，以
地易人，“无损兵威”。“今夷初无此意，方且大肆邸张，既据厦门，旋夺
定海，又寇乍浦，所至残破，其势甚锐，而志益骄，藐视中国甚矣。彼方以
厦门为..通浙粤之咽喉，安肯以百余被获不甚爱惜之人，遂弃其胜算哉！”
“设夷挟其狡诈之威，阳许还我厦门，及囚人既得，仍逗留不去，或巧易他
词复夺厦门，又将何以处之？”况且，当时海面常有“夷船”，“解夷囚，
人至百余，事难秘密，”万一走漏消息，“徙为所劫耳，何能（安全）至泉
州、福州，待我之求耶？”故坚决表示：“此计断不可行。”其实，泉州知
府不过是代总督试探。总督明知圣旨已命将俘“即刻正法”，不能公开违旨，
所以找人来说。试探既碰了一鼻子灰，眼看台湾镇、道一再被褒赏，自己却
因不能收复厦门而屡受督责，内心能不忌妒、愤恨？
台湾第二次获俘后不久，因英军入长江致“和议”之风大抬头。福建当
局又谋以俘虏换厦门。这次，改由首府福州知府出头致函姚莹。针对来信关
于杀俘必招敌人报复的说法，姚莹首先指出：已接到将头目以外的俘虏都斩
首之旨，这是不能更改的。然后他指出：对待外敌的侵略只能勇敢抗争，怎
能害怕报复。敌人也是欺软怕硬，即使他们大队人马再来，也是为了侵占，
未必就是由于杀俘虏的原因，不然的话，以前我们未杀他们的人，为何一再
来台湾窥伺？
未必就是由于杀俘虏的原因，不然的话，以前我们未杀他们的人，为何一再
来台湾窥伺？
其
1842年
11月
23日“分行刊刻英汉
字文，传示天下诸国”的告示。其中，先把两船说成民船，在“海面遭风击
破”船民逃生上岸，“俱被拿获，”“被台湾镇总兵等官凶心歼杀”，“且
闻该官称说因奉王命，是以敢行杀戮”。要求：“将台湾狠心假奏妄杀之凶
官达洪阿等，即刻去官正法，将其家财入官，照数若干，全交英官分济无辜
妄死之家属。”最后，并以“无致干戈复起”相威胁。
明明是连扰沿海（众俘供词可证）、并有“旗帜、号衣、枪炮、刀甲、
公文印册”为凭的侵略者，竟说成遭风民船，自然是不值一驳的鬼话。然而，
沿海督、抚早被英人吓倒，福建当局更乐得挟洋人以泄积忌，宣宗更因杀俘
系据其命令，生恐事态扩大。于是，达、姚的获罪也就势所难免。
1843年
2月
24日，闽督怡良奉旨渡海至台。次日，传旨“查办”，达
洪阿、姚莹被革职查讯。姚莹在《再与方植之书》中述当时“夷为原告，大
臣靡然从风”，“成见早定，不容剖陈”，“委员迫取结状，多方恐吓，不
得不遵”。“于是，镇、道冒功之案成矣，”。奏上，奉旨解京。4月，内
渡。5月，自福州押解北京。
什么“冒功”！纯是冤枉。正如姚莹在《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所说：
“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为已美也，未有称举众善，而谓之冒功者也”。
其实，姚莹也深知“英人，所诉为妄杀”，但将获俘正系遵旨执行，怡良只
能巧为回避，另设题目。纵不是“冒功”，也必然会造出别的罪名。根本原
因是英人必欲追究。因而，惟有引咎以全大局。他在《与光律原书》中沉痛
地说：“不惜微躯以全大局，纤国家之难，亦其志也，夫何憾焉！独念以天
朝全盛之力，绌于数万里外之丑夷，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
能无恨耳”。
当怡良在“查办”时，“见镇、道逮问，精兵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
达镇军惧激变，亲自循巡，婉曲开辟，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士民复千百为
群，日匍匐于总督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著名诗人、姚莹挚
友张际亮，专候于起解必经之苏州，弃家陪同姚莹北上，解其苦行之寂寞，
并欲至京后递呈都察院，为鸣不平。福建巡抚刘鸿翱甚至当面对姚说：“此
行非辱”！这些已足令姚莹感动，认为是：“直道自在人间”。
10月
5日，姚莹至京入刑部狱。照旧引咎请罪，供词既上，宣宗说：“台
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16日，得释。出狱后，才知道：自台湾镇、
道被查办以后，朝中许多御史纷纷上疏，为他们辩冤；“一时，中外作诗著
论者甚众，闺阁中亦多感咏”。姚莹因而“感成一律”，有句云：“微名讵
遂倾中外？国是从来有屈信。”又听说：当他们入狱时，两广总督、《南京
条约》的议定者耆英曾致函京中大员，必欲将达、姚置之死地，甚至警告说：
“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而时任盛京刑部侍郎的斌良，却因
“查办”台湾镇、道事，致书其弟怡良说：“事关千秋公论，苟欠斟酌，何
以入先茔乎！”后在四川闻斌良死讯，姚莹特别赋《哭斌少司寇》诗，有句
云：“与君生不识，同恨是和夷！”
1843年末，奉旨：“姚莹著以同知知州，发四川补用。”因“冒功”而
降为文正五品，以前听赏二品顶戴等皆黜罢。姚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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