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的新年夜晚，我接到一个出版界的美国人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享狂欢。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六点钟在莱斯特广场见到了他。我们本来期待有欢快的人群，但是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酒吧待了一个多小时，感觉和那里格格不入。于是我们去找一家饭店。这里的饭店太奢侈，我们无法负担。没有我们今天自然会想到的那些——中国的、印度的、意大利的饭馆，以及这样的、那样的其他国家的饭馆。大饭店都已订满。我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走遍了整个商业区和皮卡迪里大街。一切都是暗淡空虚的。后来他说，管他的，让我们快乐地生活。一个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到了一个高档的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那些伦敦上等人的继承人们酩酊大醉后相互扔面包。

但是，在这个十年的结尾，客气的意大利人开的咖啡厅，好吃的冰激凌，以及物美价廉的印度餐厅随处可见。衣服是鲜艳的，便宜且极富个­性­。伦敦被粉刷一新，洋溢着喜悦。大部分被炸弹损坏的痕迹消失了。最重要的是，没有被战争折磨过的新一代诞生了。他们不再谈论战争，不再思考战争。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贝斯沃特，那里相当的破旧，并且很难和早期的辉煌相联系。妓汝们晚上站在街边。我被介绍与一个南美洲女人和她的孩子住在一处。我曾在写《追寻英国》时有过令人沮丧的经历。我们住的房子很大，装修得很好。两间租给了妓汝。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些穿戴玲珑的女孩是那些与男人们厮混的女人——我立刻让南美洲女人解决了此事，因为我认为这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不好的，她哭了出来，并且说我冷漠无情。

我花费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寻找到了一个可以照顾孩子的地方。一阵热空气袭来，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抱怨英国的天气。我的脚几乎折在炎热的人行道上，我的士气几乎同样受挫，但就在那时，一个意大利家庭接纳了我和我的孩子，这样我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就在丹柏大街，皮特被社区托儿所接受。环境从一开始就教会他友善，而且他喜欢去那里。当他从托儿所回来，便立即消失跑到地下室，那里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这所房子，严酷丑陋得让我灰心丧气，反倒成了他的快乐所在。

我们开始住的——从字面意义上说——是顶楼，小得让我无法放下一台打字机。我给代理商柯蒂斯·布朗——是我从作家和艺术家年鉴上随机找的——寄去了几个小故事，而且朱丽叶回信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只是形式而已。信中问：我是否有小说或者我是否打算写一篇？我说倒是有一篇小说，但已经卖给了出版商乔纳斯伯格了。她要求看看合同，然而当她看到时却十分震惊和气愤——他们要收取我挣到的一半，作为他们为这本危险的书所承担的风险的回报。她给他们发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他们不立刻与我解除合同，她将以诈骗罪将他们告上法庭。在随后的一周里她把书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帕米拉·汉斯福特·约翰森是迈克尔·约瑟夫的读者。她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但也说这里那里需要修改。因为我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作这本书并修改，所以倾向于不做任何修改，尤其是在我的肩部受伤的时候。怎么形容呢？这不亚于在心理上遭遇重大的事件。我在雷赛斯特广场，看到莱丝伊凡和一个年轻男人在一起。在他作为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于罗德西亚时，我曾经和他陷入最浪漫的爱情。我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要加入英国工联，但我是一个革命派，虽然并非成为任何党派成员。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然后径直地走向光滑的柏油路。在那里，涂刷油漆的工人窃窃私语道：“走着瞧吧。”

高特弗莱德已经到达伦敦，他早就计划在此居住，与来自索尔兹伯里的多萝茜·舒瓦茨一起住在一套靠近贝尔赛思公园的大公寓里。当我在疗养我的肩膀时，他照顾了皮特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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