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中对那段时光记忆的描述充满了轻松的语调，因为即使有困难，我也可以独自解决。这段时光描述了一幅不同的图景：我站在皇后号船舱的甲板上。左手绑着绷带，系在我的黄|­色­羊毛夹克上面。我站在那里，胸部的衣服破了。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在伦敦，你可以赤­祼­­祼­地走在牛津街上而不会引起一丝多余的注视。我使尽浑身解数去遮盖这个裂口。一个女人从人群中出现，把我拉向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大的安全别针将我衣服上的裂口系上。她站在那，看着我说：“摔的么？伤筋动骨最起码要休养四十二天，也就是六个礼拜，这是最少的。”我说不出什么。她又说：“高兴起来，事情总不是那么坏。”

“这就是最坏的事。”我戏谑道。她笑了，那么放松的，大声的，就是你期待的那种笑，至今还能从生活在伯利兹的人们那里听到。

“是这样吗？如果那就是你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那么……”她拍了拍我以示鼓励，然后将我一直轻轻地搀到火车那里，并扶我上去。“只管走你的，喝上一杯好茶，高兴起来！”当门嘎嘎地关上，我听到了她说的这些。我将《野草在歌唱》寄给迈克尔·约瑟夫，用与它寄来时相同的小包裹。我收到了他们的一封来信，祝贺我所做的有价值的修改。我从来不会给他们什么启发。

不久之后，阿尔弗雷德·诺普出版社在纽约说他们可以收录这本书，前提是我把Zuo爱的内容写进去，以迎合“大众口味”。这是布兰奇·诺普——阿尔弗雷德的太太——的意思，诺普夫­妇­那时是出版界的明星。我气疯了。他怎么知道南非的大众口味是什么。无论如何，这是极其愚蠢的。《野草在歌唱》的中心是：不能明说的，对白人的行为进行委婉的描述，是一种“什么事都没说，但什么事都明白了”的描述。而且在描述白种女人玛丽·特纳和黑人小伙摩西斯之间的关系时，一切都不能那么直接。这部分来自我的写作灵感。事实是，我还没有决定玛丽是否与摩西斯Zuo爱。有时，我想一件事，有时是另外一件。然而，白种男人和黑人女子Zuo爱是件很平常的事，有­色­人种的社区持续的膨胀说明了这一点。我只听说过一次，一个白人女子和一个黑人男仆有染，那个男人的最终下场是被绞死。除此之外禁忌是如此森严。如果玛丽已经与摩西斯有过云雨，这可怜的女人曾小心翼翼地维持的白人女士的自我认同将化为灰烬。确实是这样，但是她已经歇斯底里，她已经疯狂——是的，她本应该以另一种方式疯狂。我一提到它，关于描述另一种不同的­精­神失常的词汇就涌到我的眼前。不，总体上说我认为她不是那样的。当我写这本书时，我肯定她不会那样。启发故事的一个生活片段是这样的：我在走廊上无意中听到一些令人感到侮辱和不舒服的谈话，是关于一个住在附近的农庄主老婆的事，“她允许她的厨师在她后面为她系上裙子扣以及抚摸她的头发”。这是——我认为确切的——被我父亲认为从根本上是对男人的侮辱：就像是贵族允许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佣人面前做出的任何亲密的或是畏亵的行为，因为他们根本不算是人类。

我认为诺普的要求是虚伪的：一个公开的Zuo爱肯定会是个新颖的冲击——在那时这一点是确实的。我说我不会对这本书进行改动。我一直有朱丽叶的支持，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完全可以不去更改一个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亲爱的，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所说的话。毕竟，他们有时是对的。”她认为这次是他们错了，“不要着急。如果他们不用，我再帮你找家出版社。”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要的。1

我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迈克尔·约瑟夫预付的150英镑立即被租金和托儿所的费用所吞噬。我做了几周的秘书工作，在那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要做，因为那是一个新兴的工程类的公司，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做，一群涉世未深的同事。我把孩子的托儿所从公立托儿所换到了更加昂贵的私人托儿所。我得怎么负担起这笔费用呢？然而我一向是这样认为的：当决定做什么事情时，就去完成它，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去负担它的费用。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我本以为我会是一个作家，想象出版商们都急切地期待我写出新书。但是我没有­精­力去从事写作。我五点钟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照顾我的孩子，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五点钟就醒，我也得和他一起起床。我给他读书，讲故事，给他做早饭，乘公交车带他去托儿所，然后去上班。在我工作的地方，不会多做哪些事情，也许会偷偷地写一写短篇小说。午饭时间，我去逛超市。晚上五点，我去托儿所接孩子，乘公交车回家，然后便在这家伙惯常的叫嚷喊闹中度过。在楼下，我会把屋子收拾­干­净。这孩子到十点左右才去睡觉，那时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去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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