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中产阶级的朋友谈及这些警察和黄油鸡蛋奶酪时,他们是冷淡的,并且表示气愤。他们说:“我们的警察不可能是这样的腐败。”他们将我在那个外国港口的逗留——工人阶级——视为一种古怪的行为,一种为艺术做出的牺牲,一种亲历的体验。他们对来自滑稽的工人阶级的轶事毫无兴趣,带着一副卡通人物佣人潘奇那势利的神态。
从那以后的十年,当权威人士承认我们的警察不都是样样都对的时候,我被每个人以一种带有敌意的不耐烦而对待。我在南非的时候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那时我就说南非就是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地狱之门。——因为这个还很少有人知道,除了阿兰·帕顿的《哭泣,可爱的国家》,那是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就在《野草在歌唱》出版前不久——而当我坚持在某些黑人看来,南罗德西亚比南非还要坏时,这种敌意更甚。因为通常只有赤色分子和不满者会那样说。
在丹柏路的家里,南非是无趣的。除了这个小街区上所发生的事之外,一切都是无趣的。他们认真谈论的话题就是去一公里之外的西海岸的短途旅行。
如此富足,如此身体健康的家庭当时确实不是普遍的。英国当时只是一个疲惫的民族。战争后果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所有的精力,好像战争的荣誉和持久性都被侵蚀得无影无踪,国家范围内的低生命力,被一些很不同的东西所平衡着。那时对我的冲击最大的是处处体现的鲜明对比。一方面,低迷的精神状态,一个病人坚持着,但是另一方面对未来乐观地向往与我们现在所想的差别如此显著,甚至看起来像是某种普遍的愚蠢的象征。新的时代就要来临,正是这样。社会主义是关键,从世界各个地方回来的军队被许诺了一切,大西洋公约(当时看来十分讽刺)只是对当时那些乌托邦愿望的总结。现在又轮到了工党掌权,以确保这些得以实现。卫生保障是他们最为自豪的成果。在战前的30年代,一场疾病或是一次意外都会将一个家庭扔向苦难的深渊。贫穷是可怕的,让人无法忘记。但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有因可怕的疾病、救济、年老所带来的需要。并且,这些只是开始,事情都稳步地发展着,越变越好。每个人的心情也是越变越好。你会看见“医生们”开始行动,使社会主义良药见效,他们甚至将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建设者。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可能是工党人,他们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
无论如何,新世界已经来临。
英国一直是最好的,它源自于公民最深层次的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教育,食品,医疗,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报上到处都是关于重建圣保罗周边地区的公告,那里被战争搞得一片狼藉。如果重建不被纳入计划,将会导致一片令人咒骂的混乱。而重建真的没有纳入计划,并且真的导致了一片令人咒骂的混乱。
我们的监狱是令人厌恶的,不体面的耻辱。过去40年了,来自他们的新闻都是一样的。这有一些关于监狱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变得正义,因为在英国人心灵的最深处有一条古老的标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是大多数英国人深信不疑的。当我写这些的时候,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进了监狱,就因为没有缴电视执照费。他们的孩子被保护着。当大多数市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他们都惊讶了。不,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情!但是狄更斯一定不会惊讶。
在福利国家,慈善施舍是被禁止的。穷人们从别人那里接受礼物不再会感到羞辱。现在我们要拆除所有的福利设施,基金,协会,委员会。不再有分发的印刷品。
在牛津街的地铁,我看见一个小个子工作人员威吓和侮辱一个新来的西印度人,只是因为他够不到出票机。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我在南罗德西亚生活时看到的白人对黑人的训斥一样。他唯一获得的只是承认自己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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