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权力顺利交到儿子以及孙子手上，武帝在晚年做了一系列安排。一是让皇后杨芷的老父杨骏三兄弟执掌中枢，二是让对皇权最具威胁的老弟齐王攸就国，三是分封诸王，屏藩王室。

在武帝的脑瓜中，如果这几条能做到，曙光就在前面。

司马炎是从曹魏皇室那儿接手政权的，对禅位时曹魏皇帝孤立无援、眼睁睁把江山拱手送人的情形，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在篡立的第二天，司马炎即大肆分封司马氏，一口气封了二十七位王爷。此后又多次加封，前前后后封了五十多位王爷。封国分大中小三等，大国可有武装部队五千人，中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同时还让这些王爷们担任政府官员，掌握实权；并诏令：各亲王在自己的封国之内，可以自行任命内史（掌太守之任）、县令及其他政府官员。

其实，曹魏之所以严格限制诸王权力，是鉴于汉室七王之乱，诸王在外，权力太大，往往生出异心。所以曹魏时诸王封国都很小，地方也不富裕，户口稀少，诸王没有实权，“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而且“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诸王行动没有自由，“游猎不得过三十里”。有一次曹植与曹彪从洛阳去封国，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曹植气愤地写了首诗咒骂。然而也只是骂骂而已，朝廷并未改弦更张。控制如此之严，王侯们都痛不欲生，“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

到了司马炎开国立晋，又把原来翻过来的东西再翻转过来，“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

后来的历朝历代也总是走在这条老路上。同样一块烙饼，翻过来倒过去，以至于看不清了本来模样。

在开始的时候，司马氏各封国虽有一定的财权、用人权、军权，但并不大。以用人权为例，据《晋书?齐王攸传》载：齐国“长吏缺”，按律可以自己选拔，可齐王攸说：“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也”，拒绝自选。上面所述的许奇为太常侍，朝臣建议出为“长史”，也说明大权还是在朝廷这边。

正因为封国没太大油水，诸王都愿留在花柳繁华的京师洛阳，不乐意就国。后来实在不得已，“皆涕泣而去”。

后世多以为正因为司马氏遍封诸王，才导致后来的八王之乱。其实，真正造成恶果的，并非分封，而是付诸王以征镇重任。

泰始初年，司马炎已任命了一些王爷为都督，咸宁三年（277年），采纳了皇后杨芷叔父杨珧“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的建议，增封诸王为都督，并调换封国，使与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扩大其权力。到太康十年（290年），晋武帝临死前，为了防止叛乱，加强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诸王为都督，任以方面重镇。如用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都督江、扬二州，汝南王亮出镇许昌。惠帝即位，用梁王肜、赵王伦、河间王颙先后镇关中，成都王颖镇邺城。

都督即“都督某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地（如淮北）诸军事”。在中央则叫“都督中外诸军事”。比起诸王，都督的权力扩大了许多，在地方上可以统率一个州或几个州的军队。如果再兼任地方官“刺史”，军政大权于一身，遂成强大势力。

但在司马炎时期，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并无任何为乱苗头。朝廷有时候还将出镇作为使权臣远离朝政的手段。

272年贾充在朝为尚书令，“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等“咸共疾之”。正好西北方面氐羌侵扰，任恺乘机推荐贾充，诏许贾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尚书令为三品官，而持节都督为二品，这是升迁。但贾充不高兴，“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最后采用荀勖计策，将女儿贾南风嫁给太子，方才免除了都督之任。

282年，晋武帝逼司马攸之国时，还封他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王浑上书谏阻，一语道破：这是“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干­方”即总管一个方面之意。

在镇的日子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逍遥。在平吴中，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杜预厥功至伟，然而其在镇之日，“数饷遗洛中贵要”，经常给朝中贵要捎带点儿金银珠玉土特产什么的。有人问你这是为何啊？杜预回答：“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生怕朝中有人坏事儿。

可能晋武帝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办法，所以在世时广泛推行。

等到其势已成，中央再想控制已经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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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武帝司马炎可能一生都在把老弟司马攸当成对手。按礼制，司马攸作为司马师的承祧人，其承统的合法­性­甚至比司马炎都要大。从司马炎的角度看，司马攸离皇权越近，越是让他坐立不安。

司马炎的老父老母对这个过节也十分清楚。因此，老母王太后去世前把两兄弟叫到跟前，执手相托：“桃符­性­急，你做哥哥的，一定要让着弟弟，别像曹丕兄弟那样，让后世人笑话。”

其实，以武帝之宽厚，老父老母去世后各三年不吃­肉­之孝顺，也不可能狠心到想害死这个亲弟弟。

可282年武帝病重时，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晋武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司马）攸”。与贾充一个鼻孔出气的侍中冯、荀勖趁机上前进言：“您百年之后，太子恐怕难以继立。不信你试试，让齐王攸之国，看看大臣的反应。”

一句话戳到了司马炎心头的痒痒­肉­儿。一试果然，几乎通朝认为不可。征东大将军王浑、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憙、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都为之极谏。听说让齐王攸之国是杨珧出的主意，羊琇和北军中侯成粲甚至密谋，揣个匕首，打算哪天见到杨珧时趁其不备“手刃之”。老跟武帝下棋的驸马爷王济王武子甚至把老婆常山公主都使上了，让妻子和甄德的老婆长广公主入宫叩见武帝，“稽颡泣请帝留（司马）攸”。

武帝很是生气：“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

据《世说新语》记载：武帝对侍中和峤说：我想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给他官做行不行？和峤说：王济的脾气您也不是不知道，未必听您的。果然，等武帝召见王济，刚出口痛骂，王武子就反­唇­相讥：“‘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所谓“尺布斗粟”用的是当时的一句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讥讽司马炎不能相容亲弟弟。

王济老爹征东大将军王浑贴心贴肺地为武帝出主意：如果您嫌齐王攸一人辅政权力太大，为防万一，可“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襄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

可朝臣越是这样，越让武帝感觉到不安，于是下定决心让齐王走开。

从太康三年（282年）起，司马炎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齐王攸本人也不愿意走，“愤怨发疾”。并以此为理由，上表乞请留下来为老母守灵。可武帝芥蒂已生，觉得齐王装病，更加不许。派御医去看看究竟，御医们都不傻，知道武帝想要的是个什么样诊断书，都报告齐王说一点病也没有。结果齐王攸病越来越重时，武帝还在催促赶快上道。司马攸一看没指望了，“呕血而薨”。

一听齐王攸死了，武帝开始时也很内疚。荀勖进前劝说：其实齐王也是浪得虚名，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他死了也未必不是国家之福啊。

晋武帝一想也是啊，一块心病终于消除了，不再难过。

其实，即使排除掉司马攸，司马炎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司马炎有二十五个儿子,在这些儿子中，楚王玮、长沙王乂都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如果说当初立司马衷时他们还小，现在已经拥兵坐镇，专制一方。即使必须选杨元后杨艳所出嫡子，不也还有秦王柬吗？秦王柬虽不如楚王玮果敢，但至少不像司马衷那么傻啊。

可是武帝此时已经被后宫糜烂生活彻底销蚀掉了骨气。他不想再费周折了。不论是从礼法观念还是个人感情来说，将惠帝扶上马是他的不二选择。

既然选了这么个人，如果辅臣选择得当，情况也不至于后来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