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辜氏的怪，这篇文章描述得有声有­色­，并能由形而神。不过说到怪的来由，温源宁认为只是求与众不同，就还值得研究。问题在“求”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就凡是多数人肯定的，辜氏应该都持否定态度，或者深入一步说，辜氏的所言所行，并不来于心里的是非，而是来于想反。事实大概不是这样，或至少是，并不都是这样。比如辜氏喜欢骂人，表现为狂，对于有大名的曾国藩和彭玉麟却网开一面，并曾套《论语》的成句说：“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有骂，有不骂，至少他自己会认为，是来于他心里的是非。是非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常见不同；就辜氏说，是多半与常见不同。这是因为，“他觉得”他有不同于世俗、远远超过世俗的­操­守和见识。这种信念还固执得近于妄，比如他说，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他自己。因为此外都是坏人，他又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雅量，于是有所见，有所闻，不合己意，就无名火起，不能不一发作为快。发作之委婉者为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如：

（1）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张文襄（张之洞）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爱国歌》）

（2）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同上《孟子改良》）

（3）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同上《官官商商》）

发作之直率者为点名的嬉笑怒骂，如：

（4）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忆刘忠诚（刘坤一）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同上《半部论语》）

（5）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同上《翩翩佳公子》）

（6）丁未年（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张文襄与袁项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同上《倒马桶》）

像这些，用处世的通例来衡量，确是过于怪，甚至过于狂；如果换为用事理人情来衡量，那就会成为，其言其人都不无可取，即使仍须称之为怪物也好。

怪还有更大的，是比­性­格更深重的“思想”。其中有些近于琐细，很落后，或说很腐朽，也可以说说。较大的一种是尊君，维护专制。他自己觉得，这也有理论根据，是只有这样才是走忠义一条路，才可以振兴中国的政教，保存中国的文明。这显然是闭眼不看历史、不看现实（包括西方议会制度的现实）的梦话。可是他坚守着，有时甚至荒唐到使人发笑的地步，如对于那位垂帘听政的既­阴­险又糊涂的老太太，他也是尽拥戴吹捧之能事；又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中所记，五四运动时期，北大教授在红楼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商讨的事件中有挽留蔡元培校长，辜鸿铭发言，也主张挽留，理由是，校长是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次的一种到了家门之内，他娶妻，为本国的淑姑夫人；纳妾，为日本的蓉子如夫人。还为纳妾辩护，理由用王荆公的《字说》法，说“妾”是“立女”，供男子疲倦时靠一靠的。有外国女士驳他，说未尝不可以反过来，女的累了，用男的做手靠；手靠不只一个，所以也可以一妻多夫。他反驳，理由是，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没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这就又是荒唐得可笑，应该归入怪一类。还可以说再其次的一种，有关­妇­女的脚的，因为欠雅驯，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