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方面还有不琐细的，由现在看，是绝大部分离奇而片面。举其大而总的，是中国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不好。这种怪想法还付诸实行。大举是写，写书，写文章，给西方人看，说西方的缺漏和灾祸如想得救，就只能吸收中国的文明。小活动是骂，据说照例是，看见英国人，就用英语说英国怎么坏；看见法国人，就用法语说法国怎么坏，等等。而所谓中国文明，是指孔子之道，即四书五经中所说。奇怪的是，他觉得，他眼见的多种社会现象（个人除外），并不异于四书五经中所说，直到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等等，都是，所以都应该保存，歌颂。

但因此就说他的主张一无足取，似乎又不尽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写《春秋大义》（英文名直译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导言的第一段说（原为英文）：

现时的大战引起全世界的最大注意。我想这战争一定会使有思想的人们转而注意文化的大问题。一切文化开始于制服自然，就是说，要克服、统辖自然界的可怕的物质力量，使它不伤人。我们要承认，现代的欧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经取得成效，是其他文化没有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还有一种比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更为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里的情ｙu。自然界的物质力量给人类的伤害，是远远不能与人的情ｙu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因此，很明显，这可怕的力量——人的情ｙu——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调理和节制，那就不要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生存也将成为不可能。

以下分几章，介绍中国封建传统的“理想”一面，用意是告诫现代西方的重物质文明，说都错了，要改行中国的孔子之道，把力量用在治心方面，不必多管飞机大炮。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坐而可言，起而难行。事实是，温良恭俭让与飞机大炮战，缩小到身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与钱尤其外币战，前者胜利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但这是必然，未必是应然。即以辜氏的空想而论，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只顾物而不管心吗？如果胆敢理论上承认、行动上甘心这样，或只是不由自主地这样，那就一连串问题，大到“上下交征利”，小到为钱而不惜心与身，都来了。怎么办？如果还想办，我们似乎就应该想想辜鸿铭。他的救世的处方是，要德不要力，要义不要利，要礼教不要货财，总之是要­精­神文明不要物质文明。这药显然很难服用，因而也就难于取得疗效。但他诊断有病，不错，总可以算做半个好医生吧？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最后总而言之，辜鸿铭的特点是“怪”。怪的言行，有些有佯狂成分，那是大缺点。但有些来于愤世嫉俗，就间或可取，至少是还好玩。如：

（1）有一次他跟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指伪道学的孔教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文坛怪杰辜鸿铭》第3页）

（2）他在一篇用英文写的讽刺文章里说：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同上书第17页）

（3）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同上书第175页）

这虽然都是骂人，却骂得痛快。痛快，值得听听，却不容易听到，尤其在时兴背诵“圣代即今多雨露”的时代。痛快的骂来于怪，所以，纵使怪有可笑的一面，我们总当承认，它还有可爱的一面。这可爱还可以找到更为有力的理由，是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真成为广陵散了。这情况常常使我想到辜鸿铭，也就不能不以未能在北大红楼见到这位戴红顶瓜皮小帽下压发辫的怪人为不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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