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写琐话，虽然只是篱下的闲谈，却也有些清规戒律，其中之一是不收健在的人。几年过去，外面开放的风越刮越猛，草上之风必偃，于是我想，如果笔一滑，触犯了这个清规戒律，也无妨随它去。因为有这也无妨的想法，于是想谈谈南星。拿起笔，忽然忆及十几年前，被动乡居面壁的时候，为消磨长日，写过一篇怀念他的文章。翻检旧书包，稿居然还在。看看，懒意顿生，也是想保存一点点情怀的旧迹，于是决定不另起炉灶。但后事如何又不能不下回分解，所以进一步决定，那一篇，1975年最热的中伏所写，照抄，然后加个下回分解的尾巴，以求能够凑合过去。

以下抄旧稿。

不见南星已经十几年了，日前一位老友从远方来信，里面提到他，表示深切的怀念之意。这使我不禁想起许多往事。

南星原名杜文成，因为写诗文永远不用原名，用南星或林栖，于是原名反而湮没不彰。我们最初认识是在通县师范。那是2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那里上学。他在十三班；我在十二班，比他早半年。在那里几乎没有来往，但是印象却很清楚。他中等身材，清瘦，脸上总像有些疙瘩。动作轻快，说话敏捷，忽此忽彼，常常像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对他印象清楚，还有个原因，是听人议论，他脾气有些古怪，衣服，饮食，功课，出路，这类事他都不在意，却喜欢写作，并且已经发表过诗和散文，而且正在同外边什么人合办名为《绿洲》的文学刊物。我当时想，他的像是心不在焉，其实大概是傲慢，因为已经上升到文坛，对于埋头衣食的俗人，当然要不屑一顾了。

我的推测，后来才知道，其实并不对。——就在当时，也常常感到莫明其妙。他像是有些痴，但据说，聪明敏捷却超过一般人，例如很少温课，考试时候漫不经心，成绩却不比别人差。这样看，特别聪明像是确定的了，但也不尽然。有一次，九班毕业，欢送会上，代表十三班致欢送辞的，不知道为什么选上他了。十班、十一班、十二班，欢送辞都说完了，他匆匆忙忙走上台。面对会场站了很久，注视天花板，像是想致辞的开头，但终于说不出来。台下先是隐隐有笑声，继而变为大笑。笑了两三阵之后，他终于挤出半句，“九班毕业”，又呆住了，他显得很急，用力补上半句，“很好”，转身就走下去。又引起全场大笑。是没有腹稿呢，还是临时窘涩忘了呢？后来一直没问过他。总之，当时我觉得，这个人确是很古怪。

之后，恰巧，我和他都到北京大学上学了。他学英文，我学中文，不同班，也不同系。来往更少了，但是还间断听到他的消息。他英文学得很好，能说能写，造诣特别深的是英国散文的研究。还是好写作，写了不少新诗，也写散文，翻译英国散文和小说，而且据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已经有不小的名气。脾气还是古怪，结了婚，女方也是京北怀柔县城里人，人娇小，也很聪明，结婚之后才学英文，也说得相当流利。生个女儿，决定让孩子学英语，于是夫妻约定，家中谈话限定用英语。这使很多相识感到奇怪，也有些好笑。大学毕业以后，他到中学去教书，可是因为像是漫不经心，又同校当局少来往，总是任职不长。生活近乎旅行，兼以不会理家，经常很穷。

不记得怎么一来，我和他忽然交往起来。他常常搬家，那时候住在东城。房子相当好，室内的布置却很奇怪，例如日常用具，应该具备的常是残缺不全，用处不大的玩物却很不少。书也不多，据说常迁居难免遗失，有时候没钱用还零碎卖一些。女儿已经五六岁，果然是多半说英语。家中相互像是都很体贴，即使是命令，也往往用商量的口气。我的印象，这不像一般的人家，却很像话剧的一个场面，离实际太远。

交往渐多，更加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他生活毫无计划，似乎也很少想到。读书，像是碰到什么就翻一翻，很快，一目十行，不久就扔开。写作也是这样，常是旁人找上门要稿子才拿笔，也很快，倚马千言。字却清朗，笔画坚实稍带些曲折，正是地道的诗人风格。我有时感到，他是有才而不善用其才，有一次就劝他，无论治学还是治生，都不宜于这种信天翁的态度。治学无计划，不进取，应该有成而竟无成，实在可惜。治生无计划，不进取，生活难于安定，甚至妻子不免冻馁之忧，实在可怕。他凝神听着，像是也有些慨然，但仍和往常听旁人发表意见一样，只是毫不思索地随着赞叹，“是是是，对呀！”赞叹之后，像是又心不在焉了。说也奇怪，对于帮助旁人，他却热情而认真，常是做的比人希望的更多。自然，除了有关写作的事务之外，做得切合实际并且恰如其分的时候是比较少的。

对于一般所谓正事，他漫不经心；可是对于有些闲事，他却兴高采烈。例如喜欢游历就是这样，不管他正在忙什么，只要我去约他，他总是站起来就走。有一年，我们一起游了香山，又一起游了通县。在通县北城墙上晒太阳，看燃灯塔和西海子，温20年前的旧梦，想起苏诗“人生看得几清明”，他也显得有些惆怅，像这样陷入沉思，在他是很少见的。

果然不出所料，他搬了几次家之后，生活无着，又须搬家了。新居已经找到，但是没有用具，问我怎么办。我帮他去买，到宣武门内旧木器铺去看。他毫无主见，还是我建议怎么办，他随着点头说，“是是是，对呀！”只有一次，他表示了意见，是先在一家看了一张床，转到另一家又看一张床，问过价钱之后，他忽然问店主：“你这床比那一家的好得多，要价反而少，这是为什么？”问得店主一愣，显然是很诧异了。那时候旧货都不是言不二价，这样一问，当然难得成交了。离开以后，我说明不当赞美物美价廉的理由之后，他自怨自艾地说：“我就是糊涂，以后决不再说话。”

迁入新居没有多久，在北京终于找不到职业，他决定往贵州。我曾劝他，如果只是为吃饭，无妨等一等看，这样仓促远走，万一事与愿违，那会得不偿失。但是他像是已经绝了望，或者对于新地方有幻想，终于去了。不久就来信说，住在花溪，水土不服，腹痛很厉害，夜里常常要捧腹跪坐，闭目思乡。这样大概有一年多吧，又不得不回北京了，自然又是囊橐一空。

后来找到个职业，教英文翻译，带着妻子搬到西郊，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了。我们离远了，兼以都忙，来往几乎断了。只是每年我的生日，正是严冬，他一定来，而且总是提着一包­肉­。难得一年一度的聚会，面对面吃晚饭。他不喝酒，吃完就匆匆辞去，清瘦的影子在黄昏中消失。这样连续有五六年，其后都自顾不暇，才渐渐断了消息。最后一次是妻去看牙，在医院遇见他，也是去看牙。妻回来说，在医院遇见南星，苍老多了，还是早先那样神魂不定的样子，在椅子上坐着候诊，一会儿去问问，“该我了吗？”急得护士说：“你这个人，就是坐不住，该你自然叫你，急什么！”他问我好，说自己身体不好，越来越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