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知多久，黑孬睁开眼睛，发现被反绑着躺在地上。教室空荡荡的，同学们早放学走了，眼前只有一排排的破桌烂凳。一种叫人颤栗的孤独、不安，夹杂着莫名的恐惧，使黑孬对自己的呼吸都感到害怕。

这时，耳中忽然传来母亲唤他小名的声音：“孬儿！小孬儿！”那焦急而愁苦的喊声，初入耳中，黑孬还有点迷茫，待挣着身子坐起，看到烂着玻璃的窗口，现出母亲那憔悴的急于探进来的脸，一种对不起母亲的愧疚，一种惹祸的懊悔，黑孬垂下了头，不敢看他的母亲。

母亲隔着窗子问他：“为什么惹事？不听话？”

黑孬走到窗前，看着母亲眼中噙的泪水，说：“我听话了！”

“听话怎么会这样？”

黑孬不知怎样向母亲解释。委屈和痛苦，使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母亲从窗口递进一个冷硬的高粱面窝窝。黑孬因被反绑着，母亲便用那抚育了他的粗糙的手喂着他。他看着母亲对他既爱怜又失望的眼光，难受地第一口进嘴的窝窝就噎住了。他不知母亲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当他勉强吃完那个窝窝，母亲又用责备的语气叮嘱他：“听老师的话，认真改正错误”。

母亲走后，他一个人坐在后排的凳子上发呆，想着这件事的经过和每一个细节，寻找着自己错误的地方。

忽然，又一阵窸窣而轻巧的脚步，来到母亲刚走去的窗下，随着一阵摞砖的声音，窗口伸进一个梅花图案的白­色­的小搪瓷缸，接着，窗格中，又露出个短发，扎着红头绳的小姑娘，圆圆的脸上，闪着两颗黑亮的大眼睛。原来是崔娟。小学一、二年级，她一直跟黑孬同桌。她学习也用功，就是老写错别字。那时，黑孬是班长，常帮她改错字。她特别爱吃糖，牙都蛀了，嘴里天天还吮着一块糖。她家就住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部队大院，她爸爸是部队炮团的团长，“六一”儿童节，都要到学校作报告。当她看到黑孬被人欺侮，被工宣队长揪着头发往墙上撞晕，又被绑着锁在教室，一放学，她就跑到黑孬家，把情况告诉了黑孬的母亲。然后，她回家吃过饭，又来到学校，见黑孬的母亲喂他吃完窝窝走去，就用她喝水的小茶缸，去­操­场边的水管上接了缸凉水。由于她个子低，在窗下摞了几块砖，才能把脸露在窗格里。

“你喝水吧！”她那细细的声音飘进来。

想不到，除了母亲，竟还有个不是亲人的小女孩给他送来一杯水。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感激，叫黑孬害羞，不敢用眼睛看她。黑孬说：“你走吧！让人看到你同情坏人，连累你！”

她脸一扬，说：“他敢！我爸爸是解放军，拿枪打他！”然后，她看着黑孬，又说：“你的牙出血了！不疼吗？”

黑孬说，我头疼。

下午，全校停课，开黑孬的批判会。黑孬低着头，站在全校师生面前，被那么多双眼睛所鄙视、所痛恨，他觉得再没脸见人了。每个年级都有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说他仇视无产阶级，搞阶级报复，丧心病狂地把革命同学的手指咬烂。等批斗完以后，又把他带到学校办公室。工宣队长、校革委会主任、还有老师和几个学生代表，松了他的绑，放他回家。但勒令他，第二天拿来五块钱，作为胖孩儿治疗手指的医疗费。

五块钱，在黑孬家是个沉甸甸的数字，从小黑孬都没见家里有过一张五元钞票的影子。所以，天黑回到家，他根本不敢向母亲说那五块钱的事。

母亲看着惹祸回来的黑孬，又询问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就再没说话。做好的红薯面汤凉在锅里，她也不吃，默默地坐在煤油灯下，在他们那低矮破旧的屋子里，为黑孬缝着衣服。黑孬在一旁，不止一次定定地望着母亲那憔悴、忧伤而含泪的面容——这一幕，在以后几十年里，就融在黑孬的血里。只要到了夜晚，户外一片漆黑，当听到有风儿发着唿哨掠过房顶和屋檐，那一盏昏灯、母亲含泪的面容、还有那静默、悲凉的气氛，便会重现在黑孬眼前，叫他在抑郁中，想对着天地大吼一声，因为，他的人生，从此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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