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诗——“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并给她听。如此收场，张竞生感到“终究是倩影渺渺，余怀茫茫”！
自从和法国“香妃”别后，张竞生孤单无可聊赖数月之久。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这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在此之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憨直爽快，缺乏工巧的心计，待人以诚而近于傻。“西方的史湘云”除了具备这些优点和缺点外，还有一门独家绝活，即懂得极精湛的房中术，Zuo爱时喜欢立于主动的地位。作为最大也是唯一的受益者，张竞生饱享人间极乐。她讲述自己的Xing爱经历，十六岁时曾遭到一位军官的暴雨摧花，自从那以后，她向一位老妇学习房中术，便是要找回女性的尊严和快乐，而只有像女教官一样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她才能达此目的。他们去法国、瑞士交界处的古堡旅行，在悲情中Zuo爱，张竞生因此领略到浪漫派的真谛，那就是：“悲哀的情感比欢乐的（情感）更为高尚、纯洁、诚实、真挚与饱满。”在山峰上、在丛林中、在湖畔、在月下，“西方的史湘云”扮演数个角色，使张竞生爱恋一人，恍如爱恋多人。他写道：“故在俗眼看来，一切性茭都是畏亵的，但由于她艺术安排起来，反觉得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只有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后来“西方的史湘云”出版了一本《三个月的情侣》，她在书中说，她怎样有计划地与张竞生只有三个月的尽情快乐，她故意地，也是本性地，偏向于悲伤主义，因此断不能有再见的机会。而在张竞生的感觉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第一部分 第3节：十年一觉飘香梦(3)
1920年，张竞生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去职。1921年10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发来，邀请他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北大期间，张竞生认识了褚问鹃（当时名叫褚松雪）。褚问鹃是浙江嘉兴人，1900年生，九岁入嘉兴宏文馆前的公立女校，十二岁毕业。继入苏州苏苏女校，十六岁毕业。毕业后，经小学同学朱维亚介绍，到浙江永康女校教书。一年后，又改入太仓的毓娄女校教书，后来又到山西云冈女校当教员。不久再到山西阳高主持县立女校的校政，因不向封建势力低头，曾自作主张把庙宇中的菩萨诸神“请”走扩充学堂，激起当地士绅的哗然。据褚问鹃晚年的回忆录《花落春犹在》书中说：“我已被闹出了名气，不仅阳高的新派人支持我，大同、天津、北京，甚至远在上海，也有人来信给我鼓励，声言愿为后盾。”而张竞生也给她写信说：“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我们既是打偶像的同志，应该做个朋友。”
后来据褚问鹃说，是张竞生（按：在书中则改称黄适）不断地来信，甚至说：“北大虽暂时不招收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和我很熟，可以介绍。希望你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推荐。”那年暑假，褚问鹃到了北京，张竞生约好在车站接她。第三天，张竞生带着褚问鹃去见胡适，“胡适之那时正在提倡整理国故，并对古书做翻案文章。他看到我写得那篇以‘烽火’代‘灯火’的读书心得，曾大为赞赏说：‘对国故自应该用科学方法整理，用怀疑的眼光去发掘问题，指出错误，才是正当的做法。’他一个人讲了许多。末了，他希望我多写些翻案文章，一矫古人盲从的陋习。”自此，张竞生成了褚问鹃生活上的导师，褚问鹃渐渐地对张竞生敬重起来，但她也表示不愿和张竞生多接近，以免引起别人的议论。入学三个月后，张竞生向她求婚，褚问鹃回答说：“我无才无貌，条件不够。况且我正在求学时代，不想谈这个问题。”以后每隔十天半月，张竞生总要来一次求婚的尝试，但照例被回绝了。直到当年山西的小军阀郑胡子要追踪到北京来“逼婚”，她听从张竞生对她的建议：“你总该知道，古代专制皇帝选秀女的时候，许多有女儿的人家，都连夜把女儿送去与人完婚。贵为天子，也不能占人有夫之妇，何况一个小小的军阀？你只有马上和我结了婚，才能使他绝望。此外我也没有其他的退兵之计了。”后来，“婚礼在长老会礼拜堂举行。日子急，远方亲友不及赶来。我方只来了方寄娘母女、赵佩云全家。男方来宾，除胡适外，我都不大认识。”
婚后他们住在什剎海北河沿20号的一座四合院，褚问鹃表示张竞生对她很体贴。“我的婚姻虽不是由于爱情而是迫于环境，但在结婚以后，我也勉力谨修妇职，不使对方失望，总算做到‘相敬如宾，琴瑟静好’这八个字。暑假前，我修毕了研究所的学业，得到了证书。我向丈夫道谢，他也谦逊不遑。一年后，我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真儿（按：即后来在台湾的黄嘉）。”
褚问鹃又说：“然而好景不长，北大一直欠薪不发，我的丈夫为了儿子将来的教育费起见，他决计离开北京，想到南方去打出一条生路来。不过我的意思，总以为我已有研究所毕业的资格，可以出去做事，赚钱来贴补家用的，劝他不要脱离北大。但是他说：‘你去做事，孩子在老妈子手中一定带不好，经济是我做丈夫的责任，你不要担忧就是。’这时候，有一北大旁听生名叫金×成（按：金满城）的，常来向黄教授借钱。黄教授怜他沦落，也常常周济他。我一见此人，就直觉地感到这个金×成绝非善类……便私下劝我丈夫，不要和这姓金的太接近，恐有后患。但他笑道：‘这真所谓妇人之见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又何必对他苛求呢？’暑假以后，黄适就带了金×成一同南下，在上海开了一家艺风书店（按：是‘美的书店’，褚问鹃为了不让人们一下认出张竞生，故混淆视听），做起出版商来了。”
第一部分 第4节：十年一觉飘香梦(4)
后来，张竞生将褚问鹃呣子从北京接到上海同住，他们住在辣斐德路兴业里19号。褚问鹃说每天中午12点一敲，张竞生就会回家吃午饭。可是这一天，12点半了，不但他人没有回来，连个电话也没有。褚问鹃哄孩子睡着后，马上去弄堂口借打电话，是张竞生接的，他的声音沙哑，很紧张地说：“店里出了事，我要迟一点才能够回来，你不要等我吃饭。”直到下午4点，他回来了，头发蓬乱，神情沮丧，颓然坐倒在椅子里，说：“金×成卷逃，所有现款完全被他提走，却留了一身的债务给我，我完蛋了！”他说着把头埋在两只手掌里，痛苦地喃喃道：“后悔没有听你的话，如今养虎伤身，除开怨恨自己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到上海之后，张竞生与褚问鹃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裂痕，中间虽曾一度重修旧好，但最终褚问鹃离开张出走了。于是张竞生在《新文化》月刊第二期上刊登了他们离婚的广告，其中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褚问鹃）受一二CP所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诱，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张竞生又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了题为《恨》之文，斥褚离他出走。然而褚问鹃的友人则在《语丝》第一百二十四期上发表文章反驳张竞生，说是因为“张竞生热衷于跟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问鹃的不满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这下子可好，你张竞生不是倡导“爱情定则”之一是可以“变迁”的吗？当时反对派早就笑道：当心你的老婆吧！果然张氏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活生生吃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哑巴亏，却正合于张氏所说一旦“条件”“变迁”，“比较”与“变迁”告成，“爱情”就发生变化。张氏虽说于褚氏有恩——助其读书，提携学问，这时却离鸾别凤，劳雁分飞了。张氏谈“定则”，种瓜得瓜，自食其果，成了人家“如何如何”的谈资，使他好不恼火，于是不免将身上残存的男子霸权主义，全盘泄漏，他发表文章“将她屡次对我的假伪欺骗尽情托出，大大骂她一顿”（《十年情场》），这与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一样鲁莽，其实效却是在男权中心下，对恩怨女子的刀笔攻伐。
对张竞生斥骂褚问鹃的《恨》一文，则有周作人大加攻击。周作人指出：“我们看了这节横暴的话，会不会想到这是张竞生先生对他三年前恋爱结婚的那位夫人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张竞生认为周文完全是“恶骂”，难以容忍，就与周作人大打起笔墨官司，后来发展到意气用事，张竞生甚至攻击周作人个人的私德，说他娶日本老婆，为“谄媚倭奴”起见，他在北京住家门前不升中国旗而升日本旗，云云——而事实上周作人出任伪职还是好些年之后的事。张竞生后来在《十年情场》表示：“我往后极知自己那时的错误，可说是为情感燃烧到失却全部理性的。”至于周作人，与张交恶之后，也就在文集重版时将原先那篇称赞张竞生极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
张竞生晚年回忆说，当年褚女士无缘无故，弃孩离他而出走，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才导致他写文章大骂她一顿，事后回想觉得该文章实在太过于恶毒，丝毫无留一点宽恕的余地。而这件事对褚问鹃而言，可说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到了晚年执笔写回忆录时，不仅绝口不提张竞生的名字（改以“黄适”代之），还把黄适写成因车祸身亡，最后由她独立抚孤。其心痛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时期，张竞生经人介绍，结识了中山大学的女学生黄冠南。黄冠南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两人一见钟情，结为伉俪，以后便双双回到广东饶平县张竞生的老家，过着乡间生活。根据传记作家杨群及司马安的资料，在广东解放后，张竞生被急召到广州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改造学习。他甚至来不及跟黄冠南告别，只留下字条，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接他们呣子出去团聚。黄冠南默默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张竞生也会时常寄回点钱来补贴家用。可是一年以后，却突然地断了音讯，快半年了竟然连一个字也不见，这不能不使她忧心如焚。其实，张竞生在南方大学学习的日子里，最忙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给黄冠南写信，一是锻炼身体。他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学习之外，就是散步或劳动。每过一个星期便给妻子写一封信。可是这近半年，妻子总来信责怪他，说为什么那么绝情，连信都不写了，这是为什么？张竞生哪知道，他写给黄冠南的信，每封都准确地寄到了饶平，之所以未能送到黄冠南的手中，是被当时乡村的“红色政权”农会截留了。张竞生不属地主恶霸，也非土豪劣绅，更纳不进反革命之列，但截留信件的人目的是明确的。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把一个人划到阶级敌人的队伍里，社会就多一份安宁，像张竞生这样一位在旧中国颇有争议的人物，属不属于阶级敌人呢？他们认为是肯定的，苦于没有证据。于是，便幻想着能从私人信件中找到点蛛丝马迹。信被农会截留了，黄冠南根本无法猜测到他的近况，加上截留信件的这些人不知出于何意，不但截留了张竞生寄来的信及生活费，而且不断编造出“张竞生在广州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之类的消息。从小娇生惯养的黄冠南再也经受不起这些沉重的打击，她在孩子的床边枯坐到鸡鸣，然后木然地走向厨房，Сhā好门，套好绳索，她自杀了。这时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两岁！
黄冠南去世一年多后，在广州的张竞生才从友人处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初时他完全不相信，因为几天前他还收到妻子的亲笔信。事后他才明白，这些信都是儿子张超模仿母亲的笔迹写给他的。在南方大学毕业后，张竞生被分配到农业厅工作。除了工作学习，便是买菜、煮饭、照料未成|人的孩子。有人风趣地说：“哲学博士”成了“家庭博士”。他听了总是凄然一笑。从此以后，张竞生一直一个人过着孤独的生活。可是这位在二三十年代名震大半个中国、1949年以后也被国家按“高知”优待的学者，终归未能逃脱“文革”的噩运。他被关进了一间黑暗的小屋，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冬天冷得像冰窟，夏天热得像蒸笼，吃的比猪食还差。但更使张竞生难以忍受的还不是生活上的艰难，而是难以煎熬的寂寞：面壁而坐，不许外出，不许同他人讲话，还要时不时受到造反派的诘问和批斗。
1970年3月到6月，张竞生在饶平榜溪区厂埔村的草屋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他每天哆哆嗦嗦地从枕头下翻来放去一本笔记，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下的著作《哲学系统》，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70年6月18日早晨，太阳已升起很高，周围淳朴的农民兄弟见这个小草屋还没有动静，打开门，不禁倒抽了一口气：八十二岁高龄的张竞生斜靠在床屏上，半坐半卧，手里还捧着那本没有写完的笔记。他的身体已经冰冷了。他被几位生前不曾相识的人悄悄地埋了，下葬时没有一个亲人在场。曾经是聚讼纷纭的风云人物，在此时悄悄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第一部分 第5节：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1)
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
在民国以来众多的杰出女性之中，有一个集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曾经是民国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律师……这位拥有众多“第一”、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郑毓秀。
尽管是如此“杰出”的女性，胡适生前对郑毓秀似乎印象极为不佳，他在1930年7月16日的日记中说：“见法国人Chadourne与Fonterioy，他们为李石曾、郑毓秀办一个LaChinaNovelle月刊，想我参加，我婉辞了。”而到了同年9月3日的日记又说：“晚上听人说，法国人Chadourne受李石曾、郑毓秀的委托，办一种法文月刊，名‘LaChinaNovelle’。此君对人说，应请胡适加入撰述。此话被他的老板们知道了，这刊物就停办了（此月刊的第一期文字已排成大半，我曾看见校样）。这又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了。”在1931年1月2日的日记中又说：“到Hussy家访顾少川夫人（按：顾维钧夫人黄蕙兰女士），即在那里打扑克牌。晚饭席上Mrs.Hussy提议发电报给郑毓秀贺年，我不开口。后来她真用铅笔写电稿了，我才说：‘请不要放我的名字。’这班女人太不爱惜脸面！”甚至在同年的1月17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杨）仲瑚做了郑毓秀的姐夫，遂得特区（公共租界）法院院长。我因此不与他往来。近日孟麟、昌之为同乡程庸熙医生被捕事，天天来求我去看杨君，不得已去访他，不遇，投一片而行。”先是拒绝在与郑毓秀相关的刊物上写稿，再则不在众人联名的贺年电报上签名，到后来甚至因是其姐夫之关系，而不与杨仲瑚往来，这对素来“理性”、政通人和的胡适而言，颇为不寻常。
但尤有甚者，胡适在1930年10月11日的日记上说：“……后来夏奇峰也来了，他最知道郑毓秀和王宠惠、魏道明等人的故事，谈得甚有趣味。郑毓秀考博士，亮畴（按：王宠惠）与陈箓、赵颂南、夏奇峰诸人皆在捧场。她全不能答，每被问，但能说：‘从中国观点上看，可不是吗？（AnpointdevueChinoise,nestcepas？）’后来在场的法国人皆匿笑逃出，中国人皆惭愧汗下。论文是亮畴做的，谢东发译成法文的。”日记接着还有一段更劲爆的：“她的侄儿小名阿牛，有一天撞见她与魏道明祼体相抱，她恼怒了，把他逐出。此人即前月与电影明星李旦旦结婚同赴欧洲度蜜月的。魏道明之母常逼他结婚，他无法，乃令人从孤儿院中抱一小儿来家，说是郑博士所生。”
第一部分 第6节：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2)
胡适提到小名“阿牛”的郑毓秀侄儿叫郑白峰，当时是日内瓦国际联盟的秘书。而李旦旦原名李霞卿，生于1912年，广东番禺人，父亲李应生是位爱国志士。李霞卿幼年随父留学欧洲，后定居上海。由于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李霞卿个性活泼，思想开放，多才多艺，更具一项重要素质——胆识过人。1925年底，李应生与黎民伟在上海创立民新影片公司——李应生是黎民伟的亲戚，公司由李应生任经理，主管经济和营业，黎民伟任协理兼制造部长，主管制作和技术。李应生并任影片《和平之神》的制片以及影片《三年以后》的监制，1927年任《复活的玫瑰》《海角诗人》《天涯歌女》等片的制片人。他还引导女儿李霞卿进入电影界，并为其取艺名“李旦旦”。李霞卿首先参加了电影《玉洁冰清》的拍摄，充当一个配角。从没拍过电影的李霞卿，一点也不怕镜头，表演十分成功，导演卜万苍、编剧欧阳予倩对她特别满意。此后，李霞卿连续主演了《和平之神》《海角诗人》《天涯歌女》《五女复仇》《西厢记》《木兰从军》等影片，被誉为“天天向上的李旦旦”。她的剧照及生活照充斥于报纸杂志。李霞卿外形漂亮，有着圆圆的脸庞、适度的身材、动人的体态，还会骑马、游泳、开汽车，是一位新型女性的典型。而正当人们以为李霞卿将沿着电影明星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之时，她却离开影坛，嫁给了郑白峰——据说这是郑毓秀一手安排的。李霞卿随丈夫到日内瓦居住期间，在那里加入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几年之后，她又转到美国奥克兰波音航空学校深造，掌握了各种复杂的飞行技术，并成为美国妇女航空协会会员，加入了卡特皮勒飞行俱乐部。1936年，李霞卿乘美国柯立芝总统号油轮回到上海，顿时又成为新闻人物。同年，“上海市民献机命名典礼”在龙华机场举行，观者如潮，达十五万人。李霞卿当场与另一驾驶员登机凌空表演，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要知道，在那个年月，女子会开汽车能有几人？更没听说过女子开飞机了！更何况这位女子还是电影明星呢！以后，李霞卿驾机飞南京、洛阳、成都、西安、昆明、贵阳、太原、北平等城市，还撰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改革中国航空的建议》。“八·一三事变”后李霞卿迁居香港，后又赴美国芝加哥。在美国，她驾驶一架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的单翼型飞机，做了一次极为轰动的环美飞行。在美国，李霞卿又接受派拉蒙影业公司邀请，参加了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歧路》的演出。长期以来，一些书刊错误传抄李霞卿于1940年（或1944年）在一次飞行事故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实际上她一直到1998年才在美国逝世。
关于胡适说到的1924年郑毓秀在法国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考博士的情形，传记作者唐冬眉在《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一书中说：“若干年之后，郑毓秀都还记得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情景：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装，衣服裁剪得体，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中国女性柔美的身躯，耳垂上戴着一副母亲送给她的玉耳环，手腕上一对玉手镯，乌黑油亮的头发，一丝不乱地紧贴在耳后，露出她那宽大饱满、充满智慧的额头，冰清玉洁的装扮，体现着东方女性优雅的气质和风韵。在巴黎大学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室里，主考官穿着红色长袍，坐在巨大的桌子前，郑毓秀手拿着论文，用地道的法语宣读着她的论文概要，她微微有些颤抖的声音，在高耸的圆拱形天花板下空洞地发出回声。那一刻是紧张而激动的，当主考官全票通过郑毓秀的博士论文之后，她向老教授们深深地弯下腰，表示她的真诚谢意。然后，她冲出教室，扑向早已在外等待消息的魏道明，高兴地喊道：‘通过了，通过了！’”较之胡适日记所载，似乎后者更为真实些。笔者不知传记作者的这些场景的描写是根据郑女士的回忆录，或传记作者自己的想象，但较之夏奇峰的描述，是有些避重就轻而少了临场感。夏奇峰说：“她全不能答，每被问，但能说：‘从中国观点上看，可不是吗？（AnpointdevueChinoise,nestcepas？）’后来在场的法国人皆匿笑逃出，中国人皆惭愧汗下。”虽只有短短几句，但若非在现场的人，是无法说出那种场景的。因此这件事该是信而有征的，何况胡适素来讲究‘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对于无稽之谈，他大概会一笑置之，而不会郑重其事地把它写下来。
第一部分 第7节：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3)
至于夏奇峰为何人，许多人都有所不知。夏奇峰（1887—1961）原名云，江苏泰州人，1887年生，1911年入苏州江苏高等学堂，1914年毕业。当时适逢欧洲在中国招募华工，他应招去法国。1915年至1919年，在法国任翻译。1920年任上海《时报》馆记者、特派员，后赴欧洲，任驻法国巴黎和瑞士通讯员。1923年任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厅秘书，兼赴法国考察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任《革命日报》记者。1932年至1934年12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1938年结识陈群，后在伪维新政府内政部任处长；同年9月，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任事务部政务次长；10月一度署理“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1940年3月，任汪伪政府监察院审计部部长；12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3年4月，兼任汪伪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并参加汉奸组织“大民会”。1945年1月，任汪伪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因“汉奸罪”被捕；10月，国民政府苏州高等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送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中共建国后，继续服刑，于1961年9月11日病死。
夏奇峰1914年以后在法国工作期间，郑毓秀也在法国求学。以郑毓秀当时在法国留学生中锋头之健，她的事迹当为夏奇峰所熟知。而1924年郑毓秀考博士，夏奇峰当时确在法国没错，他不仅参与盛会，况且他还举出陈箓、赵颂南、王宠惠等人也在现场的人证。其中陈箓（1877—1939）是近代外交家，字任先，号止室，福建闽侯人，光绪末年法科进士。1891年进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被开除学籍。1894年入铁路总局附设矿化学堂，越三年，学堂裁撤。1898年入武昌自强学堂，1901年毕业后留校任法文教师。1903年4月，护送留学生赴德国，事毕赴法国。翌年入巴黎法律大学。1907年获法学士学位。1908年回国，历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编修、外务部考工司郎等。1912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长，后任驻墨西哥公使、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外交次长等。在外交总长出席巴黎和会期间，陈箓代理外长一年。1920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他为驻法国全权公使。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近八年，是晚清和民国期间任职时间最长、并享有“法国通”美誉的驻法使节。1938年3月，他出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投靠日本。1939年2月19日，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刺杀身亡。陈箓著有《止室笔记》《法文文牍程序》，译有《蒙古逸史》等。而赵颂南，原名诒诪，江苏昆山（今属上海）人，1869年生，法国留学生。历任湖北农业学堂监督，驻比利时、意大利及荷兰等国使馆二等秘书，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随员。1919年1月，暂署驻巴东领事，未就。1921年3月，调署驻比利时昂维斯领事。1922年12月，任驻巴黎总领事。他后来跟胡适极为友好。1926年7月，胡适因参加中英庚款访问团而远赴伦敦、巴黎。8月24日，他在巴黎见了赵颂南总领事。次日赵领事请胡适吃饭，并同游PalaisdesBeanxArts，胡适说：“馆中展览的美术作品皆是法国百年中的作家的作品。”而8月31日，赵领事更邀胡适到他的乡间避暑处游玩，这次并见到了赵夫人——也就是徐寿的孙女，徐建寅的长女，后来和胡适有过一段情的北大女生徐芳的姑姑。
至于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1881年生于香港。1895年考取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攻读法科法律学门，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获得中国近代第一张毕业文凭。1901年赴日留学，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研究。1902年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后入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旋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1907年，他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译为英文，此译本一出版即博得世界法学界的广泛赞誉，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辛亥革命成功后先是被推为副议长，后于1912年1月3日经孙中山提名，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袁世凯窃国后，曾在唐绍仪内阁任数月的司法部总长，当年才三十二岁。“五四”运动前后是北京大学教授，和胡适一起鼓吹好人政府主张。1922年9月任北京内阁总理，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1925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他为修订法律馆总裁。1927年6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次年8月任国民政府委员、第一任司法院院长。1931年5月，再次出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1936年底回国，赞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3月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抗日声明。1941年4月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11月随蒋介石访问印度，出席开罗会议。1945年4月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6年11月出席国民大会，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工作。1948年再任司法院院长。1949年赴香港，后转台湾。1958年3月15日病逝台北。
第一部分 第8节：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4)
至于夏奇峰说郑毓秀的博士论文《中国比较宪法论》是王宠惠代做的，以王宠惠是法学专家，而且是专研宪法的，加以和郑毓秀交情匪浅来看，这是大有可能的。正是由于别人捉刀，才导致她在口试时，被问得招架不住的窘境。据传记作者唐冬眉的叙述，1914年4月，郑毓秀入住巴黎市区的克瑞桑街6号。房屋宽敞，几乎等于一大杂院，同住的除了从中国带来的管家董五与厨子韩、李两女佣，还有亲朋好友数名。郑毓秀有家庭的资助，还有广东政府的公费助学金，因此她不同于一般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因此，“郑公馆”的客厅是座上客常满的，再加上她个性豪爽且慷慨热心，“郑公馆”不仅是留学生爱去的地方，也是王宠惠、张静江、李石曾、胡汉民等昔日革命同志当时的政府要人到巴黎时聚会所在。郑毓秀视王宠惠为法学师长，再加上同乡这层关系，两人自然都感到亲切。王宠惠每次到巴黎来是一定要去郑毓秀那里，一行数人常常逛公园，游名胜以及购买新奇物品，都是由郑毓秀引导指点。郑毓秀豪爽之外并不缺少女性的细致温柔，她知道王宠惠一生最感兴趣者莫过于书籍，因此，她经常与王宠惠出入的地方当然就是书店了。而且，每当王宠惠到“郑公馆”时，一盒上等的老牌雪茄和一壶清香四溢的红茶早已在客厅的茶几上等候了。因为郑毓秀知道王宠惠虽多数时间在欧美度过，仍未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他爱的是红茶。两人在客厅落座，旁人往往就Сhā不上话了，王宠惠一口广东官话，中间夹几句英文，也只有郑毓秀能对上他的家乡官话。两人谈笑风生，而旁人却不知所云。
报人金雄白说：“民国初年，有两本专门描写海外留学生趣闻艳事的小说，曾经万人争诵：一本是有关日本留学生的《留东外史》，另一本是写法国留学生的《海外缤纷录》。”《海外缤纷录》属于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共四十回，浙江慈溪人陈辟邪著，20年代末在上海《商报》连载，后由卿云书局出版，畅销一时。作者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学法、德两国的留学生生活。郑毓秀、王宠惠等事迹，无可避免地也被写入，只是作者姑隐其名而以“陆秀女士”“黄老博士”代之。虽然小说家之笔，不能尽信，但当时的传闻应该是满天飞的。
《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一书的作者又提道：“但是，王宠惠因在国内早有婚约，对郑毓秀也只有‘发乎情止乎礼’，未有最后决断。”其实王宠惠的元配是杨兆良，于1918年生下长子大闳后，次年再度怀有一女婴，但因难产去世。1920年冬，经朋友刘景山介绍，王宠惠认识了天津籍的朱学勤小姐。1922年11月26日，他和朱学勤小姐订了婚。紧接着到欧洲任职，返国后又忙于新的职务，直到1927年9月间，他出任司法部长，11月17日，才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室内，和朱学勤小姐结婚。当时王宠惠四十七岁，朱学勤二十六岁，两人籍贯分属南北，然情感无间，室家之乐生趣盎然。笔者找到收在《王宠惠先生文集》的四封以毛笔写的书信，极为难得，特抄录如下：
一
学勤妹爱鉴：
9号及10号函，均已收到。吾妹抵下关时，兄适往上海，虽事前相约，恐亦无从晤谈也。昨日外交委员会各委员对于兄之赴欧，已表示赞同，想不日当可脱离此间。兄现在因结束各事，异常忙碌，但每有暇时，未尝不神驰左右。此中依依不舍之状况，有不能形诸笔墨者。吾妹闻之，得毋以其为迂乎？接读来书，知吾妹有微恙，未审已痊愈否？念之。兄数年来对于妹之态度，殊不合情理，及今思之，犹有余痛，虽然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惟望此后或有赎前愆之机会也。匆匆草此，尚祈珍重。是所至祷。即问近佳。
兄C.H.W.12月14日灯下
二
学勤女士如晤：
别后时局丕变，真有出吾人意料之外者，吾国兵连祸结，无有巳时，可为浩叹。愚数日来患咳甚剧，抱病之躯，益以冗俗碌碌，此中苦况，难与人言。匆覆。此颂日祉。阖府均叩安问候。
第一部分 第9节：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5)
知名12月12日
三
学勤妹如晤：
迭接手书，备悉一切，阙然久未报，幸勿为怪。兄本拟今夏归国，只因重要问题莫克如愿，此中苦况可为智者道，难与俗人言。吾妹闻之，得毋以其为迂乎？兄现暂居乡间，距法京约半钟火车，每日专攻法文数小时，暇则往藏书楼研究比较法学，以此度日，亦云苦矣。近阅西报，知远东大局将有丕变，东望故国，不禁有无穷之感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草此即问起居，阖府统此请安，恕不另。惠书仍请寄使馆转交。
兄惠9月16日
四
学勤妹如晤：
一别多时，甚念。兄前月来沪，过津时行色匆匆，未克趋府畅谈，兼诉离衷，至为抱歉。日来公私栗六，殊鲜暇晷，一时尚难返北。吾妹近日做何消遣？此间甚暖，想津沽当亦相同，诸希珍摄为荷。专此祗颂夏祉。
兄C.H.W.6月6日。阖府统此，恕不另。惠函请寄
Mr.C.H.WongToMr.H.C.Tom,JessfieldRoadShanghai.
郑毓秀当时虽然爱上了王宠惠，无奈最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终未成姻缘。1926年，郑毓秀与同学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律师。魏道明（1901—1978），字伯聪，江西德化（今九江县）人，1901年9月17日生，小郑毓秀近十岁。他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到北京，就读于法文学堂。1919年赴法国留学，经同乡介绍认识郑毓秀。起初郑毓秀并未对他多加留意，只将他视为小字辈，后来魏道明也进入巴黎大学法科，成为郑毓秀的学弟，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功课，魏道明言谈中肯，有独到之处，得以折服自视甚高的郑毓秀，使她一改原先对他的态度，视魏道明为知己。1926年，魏道明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不久郑毓秀也返国，年底他们的联合律师事务所就开业了。时上海租界犹存，领事裁判权用于保障洋人权益，华人讼案不易得直，魏、郑两人每挺身而出，不惜与英法等国领事力争，于是魏郑律师事务所名乃大噪。1927年，郑毓秀与魏道明在杭州结婚。
郑毓秀先后出任过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检察厅厅长、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等职，后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而魏道明后来任司法部部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时年不过三十岁左右。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协助魏道明开展外交工作。1943年，郑毓秀陪同宋美龄访美，深谙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夫人称赞郑毓秀“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虽不过问政治，但仍和郑毓秀结为知己。1947年，魏道明改任台湾省主席，郑毓秀随夫赴台北。由于魏道明非蒋介石嫡系，1948年陈诚取代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从此，郑毓秀夫妇淡出政治舞台。脱离了诡谲多变的政治中心，郑毓秀夫妇一度迷茫。为求安身立命，他们前往巴西。由于不善经营，外加人脉陌生，在巴西“世外桃源”居住几年之后，转赴美国。此时，他们想回台湾的机会都十分渺茫，蒋介石甚至“缓发”他们的通行证。在美国居住期间，郑毓秀夫妇痛感“英雄无用武之地”，每天聚集朋友搓麻将，消磨时日。1954年，郑毓秀左臂发现癌症症状，被迫切除左臂，这对一世英名的郑毓秀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由于身体受伤，郑毓秀对金钱越来越看重，据说晚年的时候，郑毓秀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个大手提包，那里面装着她的财富。客居异乡，被冷落的魏道明、郑毓秀夫妇度日如年。1959年12月16日，郑毓秀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六十八岁。
1962年，魏道明续娶无锡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女士为继室。据蔡孟坚先生言，郑毓秀晚年曾和他说及与荣女士如何认识及其来历种种，“我因知她系出自无锡荣家名门闺秀，自泰国与一位华先生离婚，到美国后再与一位华裔美籍商人李先生结婚，所以我一见到这位风度优雅、礼貌周到的荣女士，即称呼她为李夫人，事后郑博士要我改正，叫她英文名字‘Virginia’”。后来在郑毓秀病逝前后，荣女士即与BongLee离婚。1964年，魏道明东山再起，出任“驻日大使”。1966年，调任“外交部长”。五年任期中，每年均亲自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督战，维系“代表权”于不坠。1971年春，以胃出血甚剧，辞“外交部长”，受聘为“总统府资政”。蔡孟坚说魏道明在他退休岁月及患病期间，“其夫人荣女士全心照顾，不仅觅医寻药，而且常约友人去看他，虽不多谈，只求他内心快慰，对这一位没有儿女的老政要来说，是最大的慰藉与幸福”。1978年5月18日，魏道明在台北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以上是由读《胡适日记》而引发的一些追索与探源，其用意在试图找出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因为后人为名人写传，或基于崇拜心理，或为贤者讳，常常歌功颂德，踵事增华，那就离事实越来越远了，甚至变成英雄“传奇”了。偶阅金雄白所著《江山人物》一书，提及郑毓秀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时，他对她的印象：“作为一个职业报人的我，在小说上留给我的印象，以为郑毓秀在法国时期能如此的活跃，能如此的受到人们的乐与交接，无疑定是辩才无碍、风韵不凡的绝世佳人。当她任职之初，我就立即专程去访问了她。她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斯南路一所旧式洋房中，与梅兰芳的居处为近邻。一见面，就使我感到了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形态上已是一个中年妇人，身材既不窈窕，姿容了无美感，肌理又粗黑而多痣。以这两位近邻而论，梅兰芳无愧于称为男性中的美男子，而郑毓秀则是十分平庸的一位贵妇人。”有时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虽然“真实”有时是难以被接受的，但那毕竟是“真实”。“英雄”“伟人”有时只不过是夤缘时会，所谓“时势造英雄”罢了，并不代表他们有何经天纬地的才能，何况“英雄见惯亦常人”，应作如是观。
第一部分 第10节：温雅中有“铁”(1)
温雅中有“铁”
——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同为“五四”时代的温源宁在评价周作人时，说他有“铁与温雅”。其中“温雅”的部分是大众所熟知的周作人形象，至于“铁”的部分，恐非如温源宁观察入微而实际有接触的人所不能了解的。温源宁文中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切莫忘记。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Сhā足，然而，一旦Сhā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蛮够了。”1也就是说一向给人感觉“平和冲淡”的周作人，有时却有着“深刻泼辣”的一面，这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的：“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也就是说他一旦愤怒起来，会“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的”。这显示出他和鲁迅一样都有浙东地方性格中的“硬气”，只是它被“刻意”地掩盖起来罢了。
在二三十年代，周作人的抒情散文，为人所乐道，有所谓的“启明体”，与“鲁迅风”是截然不同的。“闲适小品”成了周作人的注册商标。人们似乎忽略了他杂文的成就，也很难想象他也有“浮躁凌厉”的一面。但还是有极少数的研究者，如李景彬就注意到“周作人在‘五四’以后所发表的议论性散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者概括现实生活的广度上，都略胜乃兄一筹。周作人本时期以‘人事的评论’为主的散文创作，以内容之丰富和政治色彩的浓烈论，均为鲁迅所不及。”2
但没过多久，周作人历经了思想的大转变。郁达夫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遭了‘三·一八’的打击以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作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到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益的玩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气概，还可以在他的作反语用的平淡中想见得到。”3
周作人曾经一度以反封建的战士形象出现于新文坛，如今他却从“风口”踅回“苦雨斋”，他在“自己的园地”里作着《雨天的书》《苦茶随笔》，他要塑造“平和冲淡”的形象，于是他不愿把那些尖锐批评社会人事的所谓“杂文”，编入文集里。也因此人们淡忘，甚至是根本不知道周作人有过“凌厉骁勇”的一面。而这些集外遗文，在整个周作人早年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又相当大，一般研究者甚至错误地低估了它的分量，如此一来对周作人早期思想及创作样貌有了误读，他们径直地认为周作人的消沉与退隐是一贯的，而忽略了其间的挣扎与转折，也落入了周作人自己设下“理智冷静”形象的原意。
第一部分 第11节：温雅中有“铁”(2)
据统计，自1918年至1930年间，周作人自编文集未收的就有四百余篇，而这些散见于《晨报》《晨报副刊》《语丝》《京报副刊》《世界日报·副刊》等的文章，更能看出周作人早期思想及文学道路的发展与转变。当然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颇为“辛辣”的“骂人”文章，他当年也曾计划将其中的二百篇左右的文章，结为一集，名为《真谈虎集》（按：周作人在1928年出版过《谈虎集》上、下册，收杂文一百三十二篇），甚至连目录也拟好了，但最后因为“绅士气……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而这些集外遗文，长期不见于周作人的文集中，从他生前到他死后。直到1984年出版家也是研究者钟叔河，花了十年的功夫，在1998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方才收了进去。当然，钟叔河还搜集在1930年以后的集外遗文及未刊稿，总计达一千三百余篇，此均未见于周作人自编文集二十八种之内的。钟氏的辑佚工作，不啻为后来的研究者多开了重新认识周作人的另一扇门，其功可谓伟矣。
对于1918至1930年间的集外遗文，有研究者将其内容归类为几大项：（一）语文问题的讨论，（二）对传统思想的攻击，（三）对时局与社会事件的讨论，（四）关于清室、帝制、奴性等问题的评论，（五）围绕“女师大事件”的论争，（六）与“现代评论社”的笔战，（七）对“五卅惨案”的讨论，（八）对“三·一八惨案”的讨论，（九）对北洋军阀的批评，（十）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等。涉及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本文仅就周作人与陈西滢（陈源）之争（也就是女师大及《现代评论》之争），来回看周作人“温雅中有‘铁’”的一面，尤其是众人都知道鲁迅“骂”陈西滢之事，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周作人的“骂”陈西滢，其实不亚于乃兄，尤其是周作人“骂”人的技巧，更高出于鲁迅，讽刺辛辣，独帜一格。
我们知道“女师大风潮”起因于校长杨荫榆的治校无方及刚愎自用的家长式作风。据当时身为女师大学生的许广平说：“她整天地披起中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学校，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ρi股往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一到和各主任教员周旋，和学生接谈，都是言语支离，问东答西，不得要领的糊涂虫，学生迫得没法，由各班推举代表去见她，要求她自行辞职……”
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云：“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讲，为女师大事也。”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她们（指来访的两位学生）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4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4
而早在三个星期前的2月7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九期的《时事短评》栏目上，他以《北京的学潮》一文，嘲讽女师大学生：“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于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3月21日，陈西滢又发表《女师大的风潮》，以“一个女读者”的来信说：“那些宣言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文中还提道：“女师大中攻击杨氏的学生，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表，校内外尚有人在那里主使。”
第一部分 第12节：温雅中有“铁”(3)
5月9日，杨荫榆以校长和校评议会名义贴出布告，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会干部，全校哗然。5月11日，女师大全体学生加开紧急大会，决议彻底驱逐杨荫榆，将校长办公室、寝室和秘书办公室全部贴上封条，同时学生自治会发出《恳请本校主持公道之诸先生出面维持校务书》。而原本还保持沉默的鲁迅在5月10日发表了《突然想到》一文，将章士钊、杨荫榆之流称作“凶兽样的羊”和“羊样的凶兽”，他告诫学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5月27日，鲁迅及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李泰棻共七人，发表七教授《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由鲁迅起草。
5月30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上，发表《粉刷茅厕》一文，他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茅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陈西滢打着“公理”“公正”“公平”的幌子猛攻，最后更指向鲁迅的《宣言》，他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说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太平允……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周作人见后，他的反应甚至比鲁迅还要快，他马上在6月1日的《京报副刊》发表《京兆人》予以回击，他说：“总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他认为“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心里“卑劣”，“实在可怜极了”，只会更引起“向来不愿多嘴的人”的“反感”，“反而说起话来”。他并明言：“我对杨先生对付女师大风潮的办法向来就不满意。”他为了表示要坚决批评下去，甚至宣布“舍籍贯而取说话”，“改籍为京兆人”。周作人因陈西滢此文，明显地被激怒了，他在文中讽刺陈西滢等“江苏人”“无锡人”，受了杨荫榆在“饭站”请“吃饭”的“外交手段”，造作流言。这和陈西滢同样都是“无的放矢”的流言，正应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些口不择言了。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他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在文章中徐志摩恭维陈西滢的文章“是分明私淑法朗士（按：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AnatoleFrance，1844—1924）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又说：“他学的是法朗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周作人看后，深不以为然，他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在1月20日刊登在《晨报副刊》，其中有“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而另一方面，林语堂在《语丝》第六十三期发表《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刘半农也在同期发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及第六十四期发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某前辈》等讥刺陈西滢的文章。这自然引起了陈西滢的激烈反击，于是他在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九封信，分别是：（一）西滢致岂明（即周作人教授），（二）岂明致西滢，（三）岂明致西滢，（四）西滢致凤举，（五）凤举致西滢，（六）西滢致岂明，（七）凤举致西滢，（八）西滢致凤举，（九）西滢致志摩。并附录三封，计：（甲）西滢致半农（即刘复博士），（乙）半农致西滢，（丙）西滢致半农。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的张凤举，也被牵涉到“叫局事件”中，原因是他曾告诉周作人自己听陈西滢等人说过“现在的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然因他和争议的双方，都是朋友，后来周作人要他出面作证，为他所拒绝。也因如此，周作人在这场争辩中，是处于被动的。尽管周作人一再退让，但陈西滢仍是步步进逼，他公布私人通信，其用意在陷周氏兄弟于“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的不利境地。另外他给徐志摩的信，也澄清自己与杨荫榆并非亲友，也从未受过杨荫榆的招待。
第一部分 第13节：温雅中有“铁”(4)
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但在他1926年3月1日发表在《语丝》的《致川岛》文中说：“我宁愿人家疑我是造陈源先生的流言，不愿再吵闹下去。这是我所以做伪君子的缘故。”他在信中引了一段书说：“不耻敌多，但须选为敌之人，如有卑鄙之敌，即此已是败北，已是耻辱了。”当时或是他为了自顾“体统”，而已不愿与他所鄙视的陈西滢对骂了。
1926年3月22日，《语丝》第七十一期增设了“不收外稿”的《我们的闲话》，在第一篇中，周作人即穷诘《现代评论》曾否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大洋。嗣后周作人的态度越趋强硬，他在“津贴”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4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恕陈源》一文，坐实了《现代评论》拿了一千元，他说：“夫一千元者，非由段祺瑞、章士钊经手而赐给《现代评论》者乎？此即段、章发给《现代评论》之命令，陈源所鞠躬尽瘁地奉行著者也。我们看一千元即可以知陈源说话之原因，看陈源如此说话，即可以知一千元之效力了。”而在4月19日《语丝》第七十五期，周作人在《论并非睚眦之仇》一文中说：“他们要收章士钊的一千元，也不干我事，只要他们不丢丑，不要当作贿赂拿，但是，看啊，这样一副情形，由不好惹的陈源先生起来千方百计、明枪暗箭地替章士钊出力，闲话俱在，不是别人能够‘伪造’的。”此后如《我们的闲话·六》《我们的闲话·九》等文章，都是紧抓着一千元津贴的事，来讽刺陈西滢与《现代评论》的。
此外攻击陈西滢或《现代评论》的文章，还有《我们的闲话·十三·梁任公的腰子》《同济大学的誓约书·按语》《陈源教授的报复·按语》《我们的闲话·十六·怀孤桐先生》《关于一千元》，等等。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发表《论别号之危害》（见《我们的闲话·二十》），以“门内木”的笔名“大闲”，来调侃陈西滢“门内月”的“老牌闲话”。除此之外，周作人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的《胡适之的朋友的报》《条陈四项》《诉苦》《霉菌与疯子》等文章，在在都在讽刺《现代评论》与段祺瑞及章士钊。
而最后让周作人大动肝火，并且“下战书”的是《现代评论》中人唐有壬（按：唐才常的次子）在1926年5月18日致函上海《晶报》，对该报5月12日所载“《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报道，做出辩解。唐有壬谓“《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那时有一位与《语丝》有关系的北大教授，做了一篇骂王九龄的文章，要《现代评论》登载……我们最初就持着‘只论事，不论人’的主旨，对于这种漫骂攻讦式的稿件，便直截了当谢绝了。这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结怨之始，而三千元津贴的话，也就由他们传达于全北京，他们不仅在纸上写，而且在讲堂对学生说……”周作人在7月5日的《语丝》第八十六期发表了《〈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一文，抨击唐有壬说：“我对于唐君不得不严重训诫，这便是说《现代评论》收受章士钊一千元的消息乃是从《现代评论》社出来的，收受国民党一千元的消息也是如此。唐君却硬说这是赤俄的消息，信中又拉扯共产党的言动，时时用‘他们’这一代名词笼统包括，这实在是一种卑劣阴险，没有人气的行为。随便说人是共产党，这与前清时随便说人是革命党、乱党无异，不是常人所应为的……唐君可以放心，《语丝》里没有像陈西滢、唐有壬这种阴险卑怯的人，绝不会去勾结军阀谋害异己的。呵呵，说章士钊的党羽之《现代评论》社的人是共产党，去告发他们！哈哈，这与指一只巴儿狗说是豺狼何异，我们虽糊涂，也何至于此？”文中还要求“正人君子”以书面或口头郑重声明《现代评论》社，并未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倘若收受便是“畜生之畜生”。稍后，又订正要求，要对方在十日之内——即7月31日前声明，否则即是“默认”。紧接着在7月26日的《语丝》第八十九期上，周作人紧盯着这十天之期，他说：“《现代评论》社诸君子鉴：现在只有六天了！章士钊一千元的辩论定于7月31日截止。”但到了截止日期，《现代评论》社并没有回应，于是周作人在8月2日的《语丝》第九十期上，发表《我们的闲话·三十》“郑重声明”说，“《现代评论》社收受章士钊一千元一节全系事实”，即使对方诉讼也愿“随时奉陪”，如再掩饰，则乃“畜生之畜生”，恕不齿及。
第一部分 第14节：温雅中有“铁”(5)
论者指出，周作人在20年代虽曾多次卷入笔战，但都以理智摆脱缠斗，而此次对《现代评论》派之咄咄逼人，不假宽贷，实属首见。推其原因，大概是与痛恨陈西滢诬陷“三·一八”惨案受害人，与唐有壬扣共产党帽子以诛除异己的言论有关。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对请愿的学生开枪射击，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是为“三·一八”惨案。3月21日，周作人发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于《京报副刊》，他称“三·一八”事为“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更为野蛮”。他除了要求惩办段、章、贾诸人外，也不能“曲为谅解”“国民军首领”，“姑进以”“最后之忠告”。他除了以理斥责之外，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当民众尚在哀痛与愤怒之中，各种各样为政府辩护或寻找替罪的流言也产生了。对此，周作人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因此当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中，谓杨德群是被“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时，周作人立即引述杨德群的亲属任培道女士的话，予以反驳，并讽刺陈西滢，“有外甥替他的‘娘舅’捏造事实（按：吴稚晖为陈西滢之娘舅），传布流言，以取媚权贵”。文中抨击陈西滢“实系利用死者以发表其阴险之暗示”，“他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周作人愤懑已极地说：“有朋友对我说，在这样社会里与那样阴险的人去为难，是颇为危险的……至于危险呢，或者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好玩的。”（见1926年3月30日《京报副刊》的《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
1926年4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恕陈源》一文，其实他是用了反语，他是“一个也不宽恕”，它是一篇鞭挞得更为淋漓尽致的讽骂，他说陈西滢之捧段祺瑞、章士钊，是和府卫同样是“无知识”和“奉令”，因此是可以“宽恕”的。该文泼辣肆恣，狠狠地挖苦了陈西滢，充分显现了周作人对“知识阶级”取媚于当道的愤慨。
此后周作人在《语丝》虽然不再有专论《现代评论》派的文章，不过在他行文立论之间，常扯出该社的人事，而加以讽刺。甚至到了1927年之后，周作人仍有“正人君子”“一千元莫斯科”“维持公理”等字眼，来讽刺《现代评论》派。而《现代评论》派的人南下，他仍对其“已全体加入国民党矣”而憾憾不已。
周作人在《论并非睚眦之仇》一文中说：“我与陈源一点都没有什么仇。我最初看见陈源先生是在北大，我听说他是由那时在欧洲的刘半农、傅孟真联名保荐来的，这两位都是我很熟的朋友，所以我对于他们所荐举的人，自然也很看重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我的家里，那时是两个朋友和我邀请些人来喝酒谈天。以后不久就有了那个时常在《晨报》论前启事的聚餐会，我也去了不少次数，直到‘新月社’成立为止。不过松树胡同我虽然没有去过，在别处的会见却还是常有，我记得去年2月中旬，还曾经承陈源先生和丁西林、张凤举二君之邀，同去逛过玉皇顶，后来或者还会餐过一两次。到了5月末的那一期《现代评论》出来，说起‘某籍某系’的流言，我才心里有点不以为然，但是因为杨荫榆女士是无锡人，是陈源先生的某籍，我以为或者是一时乡曲之见，要替她帮忙，也还不足深怪的。8月1日以后，杨荫榆、刘百昭率领老妈打手，爬墙打扇，章士钊请教东吉祥，正人君子之真面目全然暴露，陈源一面为北大反反章派之柱石，一面在《现代评论》上大做其闲话，为章士钊张目，从这时候起，老实说，我乃完全看不起他了。我与陈源个人始终没有嫌怨，既没有要争那里的教务长，也没有什么别的纠葛，不但未曾有过言论或意见上的冲突，其实真是连眼睛的斜看一下也没有。不，什么都没有。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
从“旧友”到“论敌”，周作人对陈西滢及《现代评论》之论争，恐怕是周作人在论战中，时日绵延最久、论战最为激烈的一役。除了上述周作人对陈西滢支持章士钊的言论是两人激化的主因外，两人有不同的学养、不同的人生际遇，亦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在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学术界，有所谓留英、留美派的诸如胡适、徐志摩、陈西滢诸人，也有如鲁迅、周作人等留日派的。而周氏兄弟比起陈西滢等留英留美派的博士，地位似乎要来得低点。学者范玉吉就指出，这批师从当时世界著名的学者，就读于世界闻名的大学的所谓欧美派文人，回到国内，往往都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熏陶，受到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因而真正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追求现代性，因此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他们的发言总带有一种权威感，动辄以西方为参照系，来评价社会现实。这样很容易引起另一部分知识群体的反应，例如《语丝》派的文人们就十分不买他们的账。《语丝》派的文人除极个别人外，大都没有在国外受过系统而完整的文化训练，没有拿到象征学术水平的博士文凭，但这些人又确实极其聪慧，富有创造力，他们都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他们便和以《现代评论》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互相看不起。所以后来周氏兄弟常用反讽的手法称对方为“正人君子”“××教授”，而称自己为“学匪”，从而在文化心态上保持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姿态。5
第一部分 第15节：温雅中有“铁”(6)
从周作人与陈西滢的对骂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浮躁凌厉”的一面。虽然他早已到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直到1927年的秋天，他还不能彻底地“平和冲淡”，只要问题触及他的痛处，还是会拍案奋然而起的。这也是他自称是“流氓”与“绅士”中的“流氓面”，只是后来他不愿这些“少壮勇且厉”的文章，收入自编文集中，而强迫人们只认识他“绅士”的一面。周作人是个复杂的人物，但一般从文学角度去了解，莫不认为他“平和冲淡”的文章，透过草木虫鱼这些细微琐事，开拓了更为精致的私人视野，并将所谓“闲适”的小品文推向了高峰。然而周作人斑杂的思想是需做整体的考察，而不是有意地删削，正如他后来扮演一个“附逆”的尴尬角色，在对日抗战中，他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都是需要被正视的问题，而不能因为他文学上的成就而轻轻放过，这是大是大非的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否则设若周作人在八道湾客厅遭暗杀时，设若那铜扣没有挡住子弹，那就没有后来成为“汉奸”的情节，他那些早就存在的“颓废的历史观”将无所附丽，是这些对历史悲剧性循环的无可奈何，难有作为的叹息，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也因此而引堕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政治漩涡中，一切是其来有自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白居易的著名诗句：“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是的，假使周作人当年身死，则后面“附逆”的事，无从发生，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但造化弄人，终究让我们看清了周作人的另一面。同样的对于他自己的删削作品，我们觉得相当遗憾，因为从这些大量的集外遗文，你才能看到作家的另一面！你才能印证他思想驳杂的一面！
注释
1温源宁：ImperfectUnderstanding，1935年，Kelly&Walsh，Ltd.出版。中译本《一知半解》，南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6。
2李景彬：《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页41。
3《中国新文学大系》第7卷，《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935—1936年，页14—15。
4《知堂回想录·女师大与东吉祥（一）》，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页442。
5范玉吉：《被窒息的空间——以陈西滢为个案分析20年代中国言论空间开创的尝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月，第31卷第2期。
第二部分 第16节：五十年来千斛泪(1)
五十年来千斛泪
——顾颉刚的感情世界
最近《顾颉刚日记》出版了，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通读所有日记，写出《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其中有个意外的发现是，大家过去都认为顾颉刚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但从日记观之，在谨厚宁静的背后，却有着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余先生指出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委实动人。也因此本文根据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书信，及顾潮女士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等数据，重新来审视顾颉刚先生的婚姻生活与感情世界。
谈到顾颉刚，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古史辨》。是的，顾颉刚是因《古史辨》而暴享盛名的。但当我们读他那篇长长的自序（或可说是学术自传），我们感受到的是他诚恳为学、不假快捷方式的如一态度。学者吴方就认为，即如大胆立说，发人所未发，也是其来有自，一是以案头的勤搜数据为基础（他的读书笔记有二百余册），一是有学术探讨的渊源，上接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姚际恒、崔东壁的遗绪，而有所发展。可以说，这与盲目地反传统不一样，他的学术活动一直是处在传统中，并对传统有所叩问和检讨。如今八十年过了，从顾先生那篇海阔天空的长序，还能读出新鲜感，并不是熬来熬去只待倾去的药渣。这使人想到，在“激进”与“保守”对立的思想史、文化史格局中，可能还有人走着另外的路，正如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同样体现于求真求实的朴素情怀中。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因顾家数代单传，长辈们要他早婚，因此在顾颉刚十三岁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茶馆吃茶，与邻桌的客人寒暄了几句，并唤他过来拜见。顾颉刚原以为这是父辈一般熟人相遇，哪知是女方家长前来相亲，就这样他与城内吴氏订婚。他虽不满这包办婚姻，但又不敢抗拒。1911年1月27日，他与吴征兰女士结婚了，那时他尚不满十八周岁。而新娘则大他四岁，是个纯粹旧式女子，两人本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但顾颉刚感其柔弱无辜，既然木已成舟，则“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婚后他刻意培养夫妻感情，甚至还教她认字，写自己的名字。
1912年夏，顾颉刚自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毕业。次年4月，入北京大学预科，这时他的长女自朋刚出生两个月。顾颉刚因专心于课业，每年仅在寒暑假回家探望。而吴征兰体质素弱，1917年2月生次女自珍后不久，街上有大出殡者，热闹非凡，她不顾月子里的羸弱，出门观看，受了春寒，回家即患干咳。这时顾颉刚已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在暑假返家，看到吴征兰夜夜咳嗽并且发热，知道是结核病，建议送她到西医处就诊。奈何家中长辈认为是平常小疾，不予理会。翌年寒假顾颉刚返家，又再催请入院治疗，仍遭家中长者拒绝。最后吴征兰只得去求仙方、服香灰。而顾颉刚在北京得知吴征兰病重后，终日心神不定，忧虑交加，终于在1918年6月中旬，因失眠日剧，无法应付学校功课，不得不提前请假回家。回家后，他看见吴征兰消瘦不堪，终日昏卧，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乃极力主张将其送入医院，但亦被长辈斥为多此一举，于是顾颉刚日夜陪伴吴征兰五十天后，吴征兰终于在1918年8月初撒手人间。
吴征兰入殓次日，顾颉刚的父亲便和他商议续婚之事，但他因心情不好，推说等大学毕业再议。但因料理丧事，失眠症又发，加上祖母年近八十、幼女尚在襁褓之中，继母又随父亲从宦在杭州，家中无人照料，于是顾颉刚只得休学一年，居家侍奉祖母，兼养病体。他体察现实情况，实在需要一位少妇主持家事，否则自己亦无法回京复学；加上失眠症久治不愈，医生劝他觅一如意夫人，可陶冶性灵以愈病。而那时顾颉刚的好友王伯祥、叶圣陶都在苏州东南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为了帮顾颉刚从丧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们邀顾颉刚前往游览。9月间，顾颉刚去住了一星期。王伯祥向他谈及本校毕业生殷履安，并推崇其才德；后来叶圣陶也有同样的褒奖，说她好学不倦。两位挚友的推荐，使得顾颉刚产生敬慕之心，虽未谋面，却对她不能忘怀。10月底，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底定。1919年5月21日，顾颉刚与殷履安结婚了。
婚后，两人相亲、相知、相爱。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所谓的“新婚蜜月”，但顾颉刚以给自己医病为由，带着殷履安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又一同到杭州为父亲做寿，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徜徉。家中长者对此颇多非议，但顾颉刚却不以为意。从杭州返苏不久，夫妻同到殷家行“双归礼”，顾颉刚乘便要殷履安拿小学的课作一看，见其许多成绩均佳，更增加了几分敬重。他觉得以前所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现在竟如愿以偿，真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而殷履安素来好学，得嫁一位学人为妻，自是深感幸运，处处总要顾颉刚教她。她在家中临摹欧阳询《九成宫》碑帖，便寄去给顾颉刚看；她想看小说，也写信给顾颉刚要。而顾颉刚总是有求必应，或寄去，或请乘船人带去，而且对这些书籍做概要的介绍，便于殷履安阅读。
除此之外，在信中顾颉刚一直劝殷履安不要迷信教师，他说：“非自修必不足以成学问，”“一个人自修得来的学问，是真学问，是永久不忘的学问，是能够应用的学问。若是秉承师教来的，便是‘口耳之学’，不真切的……同鹦鹉、留声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对于老师，“只当他是引导、是顾问”，“老师所说的，还要自己考虑一番”，“考虑不出的，我们还得存疑”。顾颉刚并提醒殷履安，在自修时“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因为有了疑惑才会有推测、实验、判断，得知事物的真相，才能改良革新，“所以世界的进步，根本在人类有疑惑的天性。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而后来顾颉刚的《古史辨》，正是发挥这种“敢疑”的精神。
第二部分 第17节：五十年来千斛泪(2)
1919年9月，顾颉刚回北大复学，殷履安在家中代他尽孝道，操持家务。他们两人相思良苦，鱼雁频繁，互诉双方的生活和情感。顾颉刚庆幸自己能娶到如此贤惠的妻子，尽管结婚时间不长，然而彼此了解，对别人不说的话，唯独他们俩能相互说个畅快；尤其是在如何对待旧家庭、处理各种矛盾方面，他们相互体谅，相互安慰，相互帮助，同舟共济。顾颉刚感到他们之间已由男女之爱、夫妇之爱而达到朋友之爱。他说，每想到履安时，自己“心里的肃杀之气，都变成融融春意了”。而顾颉刚在学业忙碌中，为抑制失眠，常偷闲出门游览，虽有好友相伴，但他总遗憾殷履安不能相随。于是他便把殷履安的照片带在身上，仿佛也让殷履安分享美丽的景色。然而有一次在溪山上走得匆忙，竟将照片遗失了，顾颉刚相当懊恼，因为这是妻子刚刚寄来的近照，只亲密了四天多。后来他在信中说：“履安，我把你留在远远的青黑的西山了！你再多洗几张照片寄来吧！我要在‘书里夹着，箱里藏着，袋里帽里依旧Сhā着，让我处处看见你，仿佛你真在这儿一般’，以慰思念之苦！”
1924年4月13日，《顾颉刚日记》提到他和潘家洵（介泉）等人和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刘尊一、谭慕愚等人游颐和园等地，这是顾颉刚初识谭慕愚。谭慕愚，1902年生，湖南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父谭雍，“系日本留学生，清末从事革命，到四川、广东等运动起义。光复后，感党人之不义，杜门不出”。谭慕愚从小聪明好学，初小毕业后，家境困窘，失学在家。后自学高小课程，考取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长沙积极响应，谭慕愚作为女师“乐群会”的代表，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她勇敢地投入抵制日货和“驱张（敬尧）”的爱国运动中。她以学联提出的“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词为信念，四处奔走，多方联络，组织罢课，发动游行，成为“驻省驱张团”的健将。“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而谭慕愚也赢得同学们的敬佩，成为湖南学生界的风云人物。1923年，谭慕愚报考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大学，先后被三校录取，后来她选择进入北大。她晚年回忆说：“我在预科时，顾先生（按：顾颉刚）叫我学历史。我在历史科，读了半年，后来还是转到法科去了。”
谭慕愚给顾颉刚的印象是：“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1924年4月29日《日记》）顾颉刚对其可说是一见钟情，在同年5月6日他给好友俞平伯的信说得更明白：“我告你一件奇事，我近年来专是过理智和意志的生活，一意奋斗，把感情竟忘却了。一二月来，介泉、缉熙常和他们的女学生同游，我也从兴。我对于女子向来不感什么趣味，但这次竟给我看到一个非常合意的女子。她性情极冷，极傲，极勇，极用功，极富于情感。她到了山中，一个人跑到很远的涧壑里，大家都嫌她落落寡合。但她不是真淡漠，她见了花的喜悦，会得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我一见了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这很奇怪，我并不想和她成姻眷，我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只是觉得她可爱，只是觉得我爱她的情事无法处置。我也不希望她知道我爱她，更不愿意得到她的爱。我曾同介泉、缉熙夫妇讨论这事，他们都说我的性情像她。但单是性情相近当不致如此颠倒，我也深信一定夹了性的色彩在内。然我又敢说我并没有性欲的要求，我看性欲是最可厌的一件事。因此想，在性情相感之上，性欲之下，中间有一个很美丽的境地，我正是在这境地中陶醉了。我想着这事就自己失笑，觉得我是一向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事物的，现在竟给外界的力量把我的精神支配了。我的理智对我说：‘你不要去理它，一理它，你的生活又要脱出轨道了，你的事业是无望了。’而我的感情对我说：‘你若不去理他，你的生活就干燥得像沙漠了，太不美了，你就不可算作人了；至于事业学问，本来是桎梏性灵的东西，管它怎的。’平伯，我的理智同感情分了家，叫我如何是好？……以上的话，请你不要告人。我愿意尽言的，有介泉、圣陶和你。圣陶在沪，人多口杂，我不愿意给他们称引在口头，做闲谈的数据，所以不告他了。”
第二部分 第18节：五十年来千斛泪(3)
而5月15日顾颉刚在回复俞平伯的信中又说：“……一个月来，我的心境不辨酸甜，不别悲欢，如睡在杨花做成的衾裯中，温柔到极度，又如被撇在一个无底的幽洞里，凄怆到极度。惜我无创作的天才，不能写将出来。但只此低回无奈之情，已够我一世的回想，已够我生活于美丽世界的骄傲。本星期日，又要和她们游三家店去了。游毕以后，当不知给我以怎样的惆怅，我所至的境界当益发凄丽了。惜兄不在，不能共享此乐，共分此愁。”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写平伯书，详述我的爱美不求对方明了之故。虽胸膈一畅，但愈凄丽了。我苦情多，奈何奈何！”
6月5日又有信给俞平伯，此处就不再多引了。6月21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我的怯弱的心灵时时想道：‘从今以后不要去见她罢，只当没有这个人罢。’但情感哪里肯答应！你告我既澄‘三十不娶，不应更娶’的话，我也想道：‘我的交女友不在于十几岁时，又不在于二十几岁时，乃在出了三十之后，实在不应该了。’但既经交了，要划绝情缘可是做不到了。说也可笑，我以前三十年竟不曾懂得什么叫做闲愁，而不期这人生的秘密竟于今年闯进去了。这真使我手足无措，不知怎样才好。我自知，我是决不会做出鲁莽的事情，为有归宿的情爱的，但长此怅惘凄迷，流连哀婉下去，不知要把我的性格变到怎样？这一段无奈之情，现在似乎已到了最高度，将来日子延长下去，要不要再伸张开来，把我的情感如吹小气球一般地爆裂了？大约从前人所说的‘肠断’，即是感情的爆裂。如果我终不免到此境界的，那么，我还是死心塌地地‘安排肠断’罢……匆匆把胸中一吐，乞兄秘之。”当天日记上他写道：“写平伯信。予与介泉言，如予者无资格入情场，而此心终不能自已，缠绵悱恻，殆不可堪，思之良愧！自游颐和园至今日，才六十九日耳，乃觉有半年之久，时间之主观如此。”
7月2日，顾颉刚又给俞平伯一信，这里也不再多引了。总之，这五封信大都是和感情有关，而且比较私密的。据顾颉刚的弟子王熙华教授说，1924年顾颉刚曾抄存这五封信，钉成一册，题为《与平伯书》。其中5月15日的那封信，后来（1925年）俞平伯曾把它发表在《我们的六月》一书上，但有删节。（顾颉刚在1925年7月22日的日记中说：“平伯以去年5月中所寄书在《我们》上发表，此甚非我意。万一给慕愚知道了，岂不难堪。”）其余的俞平伯就遵照顾颉刚的意思而“秘之”了，直到六十六年后，王熙华教授才将这五封信发表于1990年的《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上。但因当时《顾颉刚日记》尚未出版，一般研究者无从得知谭慕愚的名字事迹，及此恋情日后五十年的发展，因此这段情事也就被轻轻地放过了。
顾颉刚与谭慕愚的交往情形，他是写信告知远在苏州的殷履安的。我们看1924年8月9日的日记云：“今日写履安信，将数月来对于谭女士爱好之情尽量写出。予自问此心甚坦白，且亦无所谓得失，履安为我最亲之人，不应不直言，故索性畅快一吐，使胸中一爽。如履安览信后不感痛苦，则更大慰矣。”9月18日，顾颉刚把殷履安接到北京，结束了五年两地相思之苦。这时他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职，又兼孔德学校教员，薪水刚刚够养家。然而学校常常欠薪，加上顾颉刚又喜买书，致使用度吃紧，生活相当清苦。幸有殷履安勤俭持家，顾颉刚不再为家务分心，工作又有了好帮手。殷履安替他抄写、整理书稿；又为防他失眠，每夜必替他捶背摩腿，直至顾颉刚入睡。殷履安因患盆腔结核，无法生育，顾颉刚一点都不怨她，反认为免受养育幼童之累，岂不是好事？殷履安则将顾颉刚前妻之二女，视如己出，母女间慈孝之情超越了寻常家庭。钱穆在《师友杂忆》这样描述道：“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余初见其夫人及其二女，长女幼年得病而哑，其夫人乃续娶未育，有贤德。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词……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其夫人奉茶烟，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也因为殷履安以贤德著称，所以虽缺乏才情，但顾颉刚不能有负于她。这也是他给俞平伯信中所说的，对于新欢他“并不想和她成姻眷”，“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的原因。
第二部分 第19节：五十年来千斛泪(4)
1924年10月26日，《顾颉刚日记》说：“今日犹得集颐和园游侣于一堂，此乐几疑非真矣。自4月中与诸女士相识，至于6月，往还频繁，若一家人。自6月至今，四个月许，踪迹渐疏，谭、黄、谢诸女士均有不来之兆。每追思良会，辄怃然不乐。予尝谓介泉及履安曰：‘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事实。天下的好筵席不要散，这是我的愿望。事实与愿望必相违，我生其终陷于悲恨中矣。’”
1925年4月19日，日记云：“5点半起身，7点出门，到缉熙处，则同游诸人已尽在矣。谭女士亦在，尤出望外。7点3刻上电车，到西直门。雇车，12点到黑龙潭。在池边进食，看西洋人洗浴。1点1刻出，2点1刻到温泉。洗浴。4点上车归，至8点抵西直门，乘电车归。进夜餐后即眠。今日午前骄阳如焚，午后轻阴细雨，大有秋意，颇足盖景色之平庸。归途屡逢大雨，黑暗中在海淀道中走，尤别饶趣味。不见谭女士已近三月，今日相见，喜出望外。予负水壶，承其好意，为予代负，乃归途于青龙桥畔因皮带松脱而扑碎。彼必欲赔偿，使予心甚为不安。”而这次同游诸人中，还有殷履安。
同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此时的谭慕愚同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到东交民巷向英国使馆示威，并鼓动英使馆工人罢工。顾颉刚在6月7日的日记上说：“《晨报》载3日游行队至东交民巷时，前队（北大）迟至不进，有女士二人径前夺旗，曰：‘时已至此，还怕死吗！’大队遂随之而进。至栅门，门紧闭，乃高呼而返。彭女士言谭女士当游行至东交民巷时极激昂，《晨报》所言，或即是她。11日，谭女士来，询之，谓即彼一人。”
而1926年“三·一八”惨案，在北京段祺瑞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中，我们也赫然见到谭慕愚的身影。当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等人中弹倒于血泊时，谭慕愚救出负伤流血的张静淑，并送到医院。她在鲁迅称之为“不但在禽兽中未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惨案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猛精神。而这也是顾颉刚对她极为倾倒之处。
同年6月12日，日记上说：“慕愚来，谓不久将到四川重庆任女子师范课，即在那边整理党务，须作一年别。”6月18日又云：“慕愚来书，谓此别不知何时相见，此语甚使我怅惘。因作函勉慰之。然自心之伤悲亦已甚矣。”自此谭慕愚离开北京大学，踏入社会工作，顾、谭两人长南北相隔，两地相思。
1927年6月13日，日记上说：“重庆人民因英舰炮击南京开会，漆树芬为主席，为军阀所枪毙，女学生惨死者甚众。未知摹愚已离川否？如未离川，不知加入此次开会否？如加入此次开会，不知性命无危险否？道阻且长，我劳如何！耿耿此心，如何可已？悲哉愁哉！不知此后尚有见面之一日否？倘彼万一不幸，我生尚有何乐趣！言念及此，心酸涕下矣。”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1928年6月20日，顾颉刚在日记上说：“今日下午11时，慕愚为南京公安局所捕，以她在女子第一中学中立迫社，提倡国家主义，诋毁国民党，为市党部政治训育部检举，交公安局逮捕，并谓无论何人不得保出，将以反革命治罪。”日记后来又补记：“7月2日，见此新闻于《中央日报》，意甚怜之。嗟乎，慕愚一腔热血，不幸为曾琦所用，作此无病呻吟，致陷刑狱，有野心之人以他人为牺牲，真可恨也！”之后，顾颉刚则展开一连串的营救行动，我们看他在日记上说：“予在广州，暑假中得高君珊女士信，悉健常（按：谭慕愚）在大学院做科员，不幸以党案被捕入狱，嘱予营救，予因致长信与蔡孑民、戴季陶先生，并发电，请其营救。与健常一函，托君珊转交，彼得此大哭，来书有‘最知我者唯先生’之语。出狱后，东渡日本，学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是年未见面）。”
而1929年8月16日，顾、谭两人在苏州偶然见面，那是三年前北京一别的再度重逢，顾颉刚在日记上这么写着：“谭女士之狱，去年以江苏特别法庭取消，未了结。今移归江苏高等法院办理，传其到庭，遂由日本归国。患胃病，在上海医院割治，尚未瘥，今日扶病到苏。欲访我地址，不得。适与适之先生同寓苏州饭站，遂相晤见。三年渴思，忽于今日无意中遇之，真使我喜而不寐矣。渠今颇有意研究满蒙问题，欲在日本搜集材料，到北平研究之。以彼之才性学力，由政治生涯转向学术之途，必可有大成就，唯祝其身体强健耳。”
第二部分 第20节：五十年来千斛泪(5)
一年半后，也就是1931年，谭慕愚已回到南京的内政部工作，并已改名为谭惕吾。1月9日顾颉刚到南京访谭惕吾，久别重逢，他写下如下的诗句：“一天风雪冷难支，为约伊人不改期。我愿见时便恸绝，胜留余命更生离。”而在第二天两人见面了，顾颉刚有如下的描述：“不见慕愚，一年半矣。情思郁结，日益以深。今日相见，自惴将不止陨涕，直当晕厥。乃觌面之下，尘心尽涤，唯留敬念。其丰仪严整，消人鄙吝可知。今日天寒，南方诧为数十年所未有。彼为我买炭，手拨炉灰，竟六小时，我二人在一室中未曾移席。呜呼，发乎情，止乎礼，如我二人者殆造其极矣。”1月24日，日记又写道：“予与慕愚一段情怀，从未道破，近日颇有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今晨醒来，天尚未明，思欲作书致之，以极简单之词约之曰：‘我二人相逢已晚，无可奈何。然此世俗之常情，万流所共趋。以吾辈个性之强，自当超出恒蹊，别求慰藉。’终虑搅乱其心，不敢书也。”
爱慕之情，不敢明说，于是顾颉刚换了个方式。我们看他在2月4日的日记上写道：“久欲写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只要她能答应，我的不安静的心就可安静了。”于是他给谭惕吾写了一封二千余言的长信，很快他收到对方善意的回音，顾颉刚在2月17日的日记上说：“得慕愚书，承受我的要求，自接信日起，每日抽出三四小时读书，并作笔记，先从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做起。俟见解成熟，再作论文以锻炼发表能力。为之大慰。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
而1933年秋，谭惕吾跟随内政部长黄绍竑亲赴绥远考察，回来后写成《内蒙之今昔》一书。黄绍竑在该书的序言上说：“（谭惕吾）近年服务内政部，尤喜研究边政。去岁随同入蒙，任文书及搜集调查之责，以其平日蕴蓄之富，故于所得各种资料，类能运用历史及科学方法，分析整理，大有助于问题之认识与解决。归而著此《内蒙之今昔》一书，都十余万言，于蒙古之历史地理及此次内蒙自治运动之经过，莫不加以委曲详尽之叙述，不仅可供政府处理蒙事之采择，抑且可备国人边事之参考。”而谭惕吾将之归功于“同学夏涛声之襄助，及吾师顾颉刚、杨秩彝两先生之校订。”诚然，就《顾颉刚日记》观之，谭、夏、顾三人当时为此书同在杭州西湖工作一个月，也留下了不少西湖唱和的诗句。顾颉刚有诗曰：“制就长篇十万言，要从笔底固边藩。几回写到伤心处，仿佛遥闻啼峡猿。”即是咏此事的。谭惕吾对边疆问题的兴趣，甚至影响到顾颉刚的研究方向，他自己就说过受到谭惕吾的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
当然谭惕吾对顾颉刚的影响还不仅此，余英时先生就说：“为了代谭慕愚取得证明书，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胡适和傅斯年大概万万想不到，他最后答应来北大历史系兼任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吧。”是什么动机？请看他1931年5月9日的日记：“张西山君转到健常信，悉健常已到内政部逾半年，例须由铨叙部审查资格，而渠已改名，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我向蒋、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游览，来济（南）已逾期，审查期亦已过，怅甚。即写梦麟先生信，答应下学年在北大兼课事，请其即速证明健常资格。”以非其本愿地到北大兼课，来换取开立谭惕吾的学历证明，顾颉刚真是为“爱”牺牲了。
1936年，顾、谭两人同在南京工作，顾颉刚要找谭惕吾当其副手协助他做研究，当他征求殷履安的意见，殷却不赞成。7月8日日记写着：“中央工作，予欲健常助予为之，以其人有才干，有宗旨，且热心，在予友中无第二人也。告之履安，渠不赞成。在其立场上想自当如此，但我敢作誓言于此，予决不负履安，否则十三年之苦痛，忍住了有什么结果。但若因此而加重健常之苦痛，则将怎么办？噫，异性茭情，其难如此！”8月8日，顾颉刚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给谭惕吾，诗曰：“白门重聚首，悲喜俱难量。试看一腔血，顿成两鬓霜。此心但有托，便老亦何伤。敢以身为炬，与君共耀光。”
第二部分 第21节：五十年来千斛泪(6)
1938年春，谭惕吾跟随内政部迁到重庆，9月，顾颉刚也到重庆，两人时常见面。顾颉刚说：“中秋日宴予于其家。其妹婚后，拟同游北碚而未果。10月，予至滇，渠至航空站送别。”1940年秋，“健常到成都视察，予访之于四川旅行社，彼亦访予于边疆服务部。宴之于大三元，适逢敌机轰炸，进食已下午3时矣。晚，看齐大学生作羌民歌舞。”1941年夏天，顾颉刚到重庆，在青木关开会完毕，就去陈家桥见谭惕吾。是年秋天，顾颉刚再到重庆，谭惕吾则到“三民主义丛书编纂会”见他。
1943年5月30日，顾颉刚在日记写道：“2时半，履安气渐促，至2时50分去世……履安与予结褵整整二十四年，今日永隔幽冥，忍之痛绝。”其实早在四年前，殷履安将顾颉刚父亲的丧事料理完后，由苏州抵成都时，身体已大大受损。顾颉刚说：“渠夙有胃疾，兹于短期中两涉长途，舟风浪摧伤其脏腑，憔悴至无人形，下站时几不相识。”（《西北考察日记》）以后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已伤。又患恶性疟疾，高烧与吐泻并作，终告不治。殷履安之逝，顾颉刚自是痛不欲生，他在7月27日的日记这么写着：“征兰之殁，予仅哭两次，一气绝，一入殓耳。独至履安，则一思念辄泪下，今日又哭出。她对我实在太忠心了，教我如何不想她！今日与伯稼谈履安事，又出涕，看《浮生六记》中《记逝》一章，又泣不可抑。噫，我心真碎矣。”8月1日日记又说：“心绪既坏，身体又劣，生不如死！自珍（按：顾颉刚之次女）谓从未见予如此颓废。忆祖母死后虽有家庭之变，而有履安相辅，精神上尚不大难堪。今履安死，则‘臣无以为质矣’。有生以来，从未有如此之伤心者也。”
而对于殷履安，顾颉刚更有着一份感佩之情，那是在1932年3月29日给殷履安的信中说：“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没有虚荣心，不教我入政界。前数年，国民革命初成时，我的师友们何等得意，那时我要得一官容易得很。假使你存此势利之见，要你的夫婿登上政治舞台以为自己的光宠，朝晚在闺房中强聒，我也未必不会心头一软，滑到了那边去。可是你始终无一言及此，使得我还能独善其身，专心学问。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正不容易。我们两人，至少在这‘淡泊’上面是有共鸣的心弦了！因此，使我感到，我将来的学问事业如能成功，由于我的努力者一半，而由于你的辅助者亦一半。”
由于殷履安的逝世，使得顾颉刚求婚于谭惕吾。而因为谭惕吾将有远行，使得顾颉刚在新丧不久，就有“再婚”之举。6月15日，他开始写长信给谭惕吾，这封信共十页，约九千四百字，写了六天。顾颉刚说：“予与健常钟情二十载，徒以履安在，自谨于礼义，此心之苦非他人所喻。今履安殁矣，此一副心肠自可揭晓，因作长函寄之，不知被览我书，将有若何表示也。（此事本当少迟，以彼将有远行，不得不速）”26日他收到谭惕吾的回信，十分意外，他在日记上说：“今日上午10时得健常信，态度甚冷，使我几晕。彼如何如此忍心？无意耶？弄狡狯耶？在柏溪时，折纸作两阄，一书谭，一书他姓，置于掌，祝而摇之，三次皆得谭。今夜复作两阄，一书成，一书不成，则三次皆得成。果尔，则健常此函特试我耳。”二十年的感情，得此结果，终教他难以相信。于是27日日记又说：“晨3时半醒，想健常事，意不能自遏，天明即起写信。看今明两书达到后，彼将作何答复。”到了30日他们两人终于见面了，日记上这么说：“健常来，同到金刚吃茶、饭。谈一小时。午间健常之来出予意外，渠云，为我想，须有子。为彼想，彼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把她心中问题直接说出，反使予放心。予必设法，使彼此间相成而不相妨。”但谭惕吾还是拒绝了顾颉刚的求婚。后来王熙华教授在文章中亦说“抗战中，顾颉刚的妻子殷履安病逝后，他曾向她求过婚，她以自己已不能生育而拒绝了。顾颉刚只得另行续娶，但他毕生爱着这位女子，至死不渝。”作家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书中谈到谭惕吾说：“1933年黄绍竑赴内蒙古巡视时，调她作为随员，从此她与黄绍竑有了密切的关系，以至成为黄绍竑的‘感情的俘虏’。”谭惕吾前后追随黄绍竑二十年，叶永烈还认为谭惕吾之于黄绍竑，就如同浦熙修之于罗隆基，因此谭的拒绝顾的求婚，或许与此有关。
第二部分 第22节：五十年来千斛泪(7)
同年10月13日，顾颉刚接受友人萧一山、罗根泽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了。张静秋，江苏铜山人，1933年自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即与三位志同道合的同乡女友，回徐州创办立达女中。“七七事变”后学校停办，她随家人逃难至广西桂林，任桂林女中教员，1940年转至重庆等地教书，是时任职于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张静秋笃信教育救国，一心在工作上，因此年届三十五岁尚未结婚。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北碚结婚。因考虑当时公务人员生活太苦，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亦不印谢柬，只招待一些极熟的朋友，在蓉香饭店请了客。这是顾颉刚的第三次婚姻。据叶永烈书中说，1945年，谭惕吾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站到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1949年1月，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团员。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之后，黄绍竑出走香港，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黄绍竑在香港时，谭惕吾帮助中共华南局和黄绍竑暗中接头，后来促使黄绍竑从香港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使黄绍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友。
1954年以后，顾、谭虽仍有见面，但一属于“中国民主促进会”，一属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两人开会时分别在政协与人大。1955年1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上说：“到惕吾处，长谈，留饭。今午同席：曾萍、王伟、黄镜吾、谭家昆及其子女（以上客）。谭惕吾及其子利民、女静（以上主）。惕吾之母已于去年在京逝世。其子女二人则所抚孤儿也。”谭惕吾终身未结婚，其子女乃是抚养的。
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后，顾颉刚在6月29日的日记上说：“报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生林希翎（亦名程海果）大发反社会主义谬论，渠曾住谭惕吾家，与黄绍竑亦有往还。予前览报，觉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有组织，有阴谋，而民革若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不过说话随便，似不当同等看待。今观人大揭发，殆不其然。论世知人，戛戛乎难哉！”
在“反右”运动中，谭惕吾和黄绍竑均为民革成员，但在民革同受批判。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曾以《谭惕吾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为题，于1957年12月14日在民革中央举行的“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上发言，进行批判，其中说道：“谭惕吾与右派分子黄绍竑，一向在政治上紧密勾结，在这次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中，更是狼狈为奸，此唱彼合。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谭惕吾迄今还未彻底交代。谭惕吾与大右派学生林希翎，早在今年3月间就勾结在一起，攻击人民司法。‘鸣放’期间，谭惕吾还勾结‘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范朴斋、社会主义学院右派分子唐现之等人，企图互相策应向党进攻。由于人民群众及时展开‘反右’斗争，其阴谋诡计始未得逞。”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接着批判了谭惕吾的“顽固态度”，他说：“可是直到今天，右派分子谭惕吾还是不肯交代自己严重的政治罪行，更没有真诚悔过自新的表示。”另外楚溪春、钱昌照、陆天的联合发言，更历数谭惕吾“争名争利的丑行”。批判之声，铺天盖地而来，民革中央整风办公室在1958年1月，甚至还编印有《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发言汇辑》的册子。
1958年4月底的《顾颉刚日记》云：“本月18日到社会主义学院参观大字报，诸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李健生、黄绍竑、储安平、费孝通、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叶恭绰咸有，独不见龙云、章乃器、谭惕吾三人，盖彼辈不肯学习也。与伯昕谈，我辈要否去劝一劝。渠云不必，统战部曾召极右派分子开会劝导，谭惕吾发言仍强硬不服罪。毛主席说，让他们待着看罢。闻之殊为忧虑，今日何日，乃犹作死硬派耶！龙云年老不必说，章乃器、谭惕吾年均五十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可作为，乃将以死硬派终耶？”对于这段描述，余英时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顾先生想去劝她，可见关怀之情不减往昔。但是他们两人此时的思想距离，相去已甚远。谭负隅顽抗之际正值顾‘向党交心’之时。”确实顾颉刚在1958年4月16日的日记上说：“今日予向同人挑战，不但比数量，而且比深比透，成一积极分子矣。归后为静秋言之，渠喜而不寐。”
第二部分 第23节：五十年来千斛泪(8)
1971年8月3日，当时还在“文革”其间，《顾颉刚日记》这么记载：“予打电话与健常，未通，岂真有憾于我耶，抑他迁耶？今生尚得相见耶？思之怅然。”1978年9月6日，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顾颉刚，重翻五十四年前的日记，当他看到1924年他和谭慕愚初相识并大伙同游颐和园的情景时，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不觉悲怀之突发也。因题诗于上，以志一生之痛”。诗曰：“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因为当时谭的“右派”帽子未摘，两人虽同住北京，但却咫尺天涯，终不得相见。尽管如此，顾颉刚对谭惕吾依然关心着，我们看1979年2月24日日记说：“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1957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而在一年多后，1980年12月21日，顾颉刚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八十七岁。
王熙华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上说，顾先生毕生爱着这位女子，“此事，他续娶的夫人知道，他的子女也知道，并和她有着友好的往来关系。因为，她尚健在，这里就暂隐其姓名了”。而在顾颉刚百岁诞辰时，当时已九十一高龄的谭惕吾也赶来参加纪念会，还做了《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的简短发言，她说：“顾先生是我的老师。顾先生搞历史研究，他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有一次我同顾先生一起去看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问他一个历史事件，是在《二十四史》哪一册里面？他就走到胡先生的书柜前，从‘二十四史’中拿出一本，不仅翻出页数并且指出行数给胡先生看。我一看，觉得顾先生了不起，一部‘二十四史’中，一个历史事件在其中何卷、何页、何行都可以找出来，这是很罕见的。顾先生研究历史，不是迷信历史，还要考证，辨别真伪，就是‘古史辨’嘛，是很了不起的，也是研究历史者所难能可贵的。我对顾先生十分钦佩，今天是顾先生百年诞辰，特赶来纪念。”
再四年，1997年，谭惕吾故去，享年九十五岁。
附注：本文顾颉刚先生的图片采自顾潮女士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及王学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谨致谢忱。
第二部分 第24节：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1)
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
——梅娘
2005年8月，《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了，这位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在文坛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再度推出她的作品，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汇集了梅娘的散文近作六十篇，书信八十八封，有关于赵树理、萧红、张爱玲、关露、遇罗克、刘索拉的描写，以及致丁景唐、丁东、成幼殊、釜屋修、岸阳子等中外名家信札，文字炉火纯青。而这位文坛奇女子“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也都在这本书中”。
梅娘，原名孙嘉瑞，祖籍山东招远县，1920年12月22日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她的父亲孙志远在孩童时代就和他的家人移居到了长春，他从给英国洋行当小伙计做到东北颇有名气的实业家。出身豪门的梅娘刚两岁，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从此生死不明。饱受了失去亲娘之痛的她，长大后取了笔名“梅娘”，就是取谐音“没娘”的意思。尽管如此，梅娘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她父亲鼓励她自立（像男人一样）。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梅娘就敢骑马穿越街道，震惊四邻。当她四岁的时候，在家里同时接受了中西教育——她跟一个前清的拔贡秀才读经写字，跟一个俄国老太太学习英语。1930年，当她十岁的时候，在吉林省立女中初中部正式就读，她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九·一八”事变后，梅娘中断了学校生活。正是这个时期，她进行了广泛的阅读。除了看家里的藏书外，还买了全套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以模仿他优美简练的文字，并试着翻译初级英语读物。1934年，她重新回到学校上学，暗地里阅读萧军和萧红的作品，暗地里阅读能够找到的中国书籍。她还把自己的爱和恨诉诸文字。语文老师孙晓野将这些习作辑集成册，取名《小姐集》，交付益智书店。1936年她出版了这第一部作品，很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部作品却永远地遗失了。
1936年，梅娘中学毕业，父亲去世，他的生前好友张鸿鹄，时任哈尔滨电业局局长，说服了孙家，送梅娘赴日留学。梅娘进入东京女子大学家政系学习，这一时期她开始阅读郭沫若、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正当梅娘坠入书海，勤奋阅读鲁迅、朱光潜、邹韬奋、萧红、萧军等人的作品时，卢沟桥的炮声使她坐不安席，彷徨无措。此时，梅娘认识了柳龙光，一个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靠自己挣钱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二人开始了为孙家所不容的自由恋爱。孙家断绝了对梅娘的经济援助，但这并没有动摇梅娘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信念，她选择随着柳龙光流浪。“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梅娘和柳龙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中日反战作家。与此同时，梅娘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也浸透了身世之悲和家国之痛。“残酷野蛮的战争，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我的好朋友澄子，我善良的山口妈妈，包括那从遥远的烽火后方运中国书来京都的日本经理，我确信，他们都不需要战争。我不知道战争怎么才能结束，在异国的星空下，我的心困惑地战栗着。”
由于家庭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支持，所以梅娘被迫返回“满洲国”。1938年，她在“满洲国”日本人控制的《大同报》做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同年，柳龙光追寻梅娘到了长春，梅娘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的住所成了“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国士的支持下，《文丛》杂志成立了，梅娘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倡导用笔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他们自创的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丛》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这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的作品收录了十一篇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满洲国”著名作家梁山丁作出了权威性的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等小说。
“珍珠港事件”后，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平，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则受聘北平《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梅娘始终认为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的社会相纠葛，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源。她在给另一作家吴瑛的信中就说：“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这些话语，控诉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1943年，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卖得不错，两人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平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朱媞等。梅娘的《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次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对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在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里中国女性抗争不屈的真实。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缓解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
第二部分 第25节：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2)
梅娘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是在她二十五岁之前完成的。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三十年悲剧做了伏笔。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梅娘夫妇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叹的是，柳龙光在归途中，所乘的太平轮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梅娘在失母丧父之后，迎来更惨痛的第三次打击。她怀着身孕忍着伤痛把两个女儿带回了祖国。返回大陆后，梅娘曾当过两年的中学语文教员。1951年，她被调到农业部宣传司，是最早参与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则被划为“右派”及嫌疑间谍。她一直被审查，受批判、劳教、管制，划入另册，过着非人的日子。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十三岁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病死在救济院，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治疗不及，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梅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她是当年名震文坛的女作家。后来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者的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世间的梅娘。于是这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终于重新浮出水面。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著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
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作品“是以热情和哀怜的情绪作为文学的骨骼，多方面地捕捉人生的动静”。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既带有一般女性作家对战乱中的女性自身的关注，更显示了梅娘自己对沦陷区生活，特别是妇女命运的独异观察和思考。例如《鱼》中的女青年芬，就好像人生罗网中一条奄奄待毙的小鱼。寄读女子中学里，好像尼姑庵似的沉寂。她刚开始萌生一点憧憬和追求，便遭到封建家庭的软禁，这使她枯涩的心更加干枯。对她来说，人生是遍布陷阱，由于涉世未深，她朦胧地爱上一个叫林省民的男人，却不料他是个放荡、暴虐的有妇之夫。她第二次又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另一个有妻室的男人“琳”，对方却怯懦地从她身边走开了。父母对子女的专权、男人对女人的独占、社会对妇女的轻蔑，这三条“线”交织编成一张死死地缠住女主人公的“渔网”。小说以一个暴风雨之夜女主人公哀怨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声抒写得跌宕起伏、凄切动人。女主人公终于发出决绝的抗争：“我，我看破了，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这种决绝的抗争，来自对黑暗社会的绝望心情，也来自某种人生信念。
当时南北沦陷区最流行的女作家，首推张爱玲、苏青和梅娘。她们的创作中有个共通之处，是强烈的女性意识，但由于自身修养和地域文化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苏青的作品基本上囿于一己的生活和经历，即使“海派”的风情格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也未能使其打破题材和视野的狭窄，以及写真人真事和单纯暴露的局限（例如《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而张爱玲的故事总是与十里洋场和老旧殖民地都市的光怪陆离融合在一起，在深层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染，也就能够不动声色地展示封建主义的血腥和惨无人道，具有理想幻灭的反浪漫主义倾向。张爱玲认定男女间的真情，出现在“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的时候（《倾城之恋》）；而梅娘则把“合理的”未来世界，寄托在将出世的孩子身上（《蚌》）。这充分显示出两者的差异。梅娘的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她并不是以“奇”或“洋”制胜，而是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并没有泯灭于对真善美理想的企盼。与此相一致，在写作手法上，梅娘的小说侧重心理分析、气氛渲染以及环境烘托，并不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却仍给人以故事感。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散文的抒情笔致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即使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
第二部分 第26节：与张爱玲齐名的40年代女作家(3)
陈放在《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一文中曾说：“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及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欢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一般论及梅娘的文章，也都因袭此说，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中的《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若仅从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南北沦陷区文学的影响而言，此说基本上没有太离谱；但若说1942年评选“南玲北梅”，时间是不确的。因为张爱玲是1943年才开始发表小说，而梅娘在这之前虽已出版两个单行本，但她的主要作品也要到1943年后才出版。学者张泉认为：“抗战时期北京的报纸我未及逐页翻阅，无法断言是否进行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另外，学者止庵指出梅娘在《我与张爱玲》文中说：“正是那年（按：指1942年）的夏初，北平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Сhā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的是，1942年张爱玲根本未到过北平，因此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去过。只是张爱玲在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后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有人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因回忆容或记错，但后来的学者是应该明辨的。
第二部分 第27节：真的“人言可畏”吗？(1)
真的“人言可畏”吗？
——阮玲玉的真假遗书
1935年3月8日，曾有“中国的嘉宝”之称的阮玲玉，服毒自杀了。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撼。而阮玲玉留有两封遗书，其一是《告社会书》，这么说：“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宽（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这“人言可畏”，引发人们对当时不负责任的报纸的谴责。连当时处于沉疴的鲁迅，都激于义愤，写了《论“人言可畏”》一文，直指：“她的自杀，和新闻记者有关，也是真的。”一时之间，这些小报记者成为众矢之的。
这两封遗书发表于1935年4月1日联华影业公司出版的《联华画报》上，长久以来被大家所引用及谈论。但其实在二十几天后的4月26日出版的《思明商学报》，却登载了阮玲玉的另外两封遗书。只是《思明商学报》是30年代出版的一张内部发行的机关小报，发行仅一千五百份，外面的读者是看不到的。不仅当时的读者看不到，就连以后研究电影史的学者也没有人发觉，事实的真相就这样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93年3月，暨南大学连文光教授编著的《中外电影史话》，才附有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后来上海写电影史料的老作家沈寂写了《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一文，也是根据这新发现的遗书。
真正的遗书这么写着：
达民：
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