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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珊：

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吧！

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按：即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加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当时《思明商学报》在发表这两封遗书的同时，又刊登一篇《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文中说：“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二封，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写的，梁赛珊后为良心所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阮玲玉自杀后，唐季珊迫于社会压力，乃指使梁赛珊代笔，伪造了遗书，除将死因归于“人言可畏”外，还将矛头改指向张达民，为自己脱罪。我们看经他修改后所公布的联华版遗书：

季珊：

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那就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按：指《告社会书》），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

（民国）廿四，3月7日午夜

就此遗书观之，作伪的地方太为明显了。上海茶商、花花公子唐季珊和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一样，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唐季珊还曾在街上当众打她，逼得她几次自杀，而遗书中却有“我很对不住”“令你为我受罪”“你如果真的爱我”，如此“深情款款”的字句，此时此地恐非阮玲玉说得出口，这也未免写得太假了！加上阮玲玉文化程度不高，平日又忙于拍戏，甚少提笔写作，但观遗书，却文思缜密，文辞修饰有加，这在一个在悲愤交迫的人，是无法从容地写出如此通达流畅的文字。因此后来梁赛珍声明，是她将“遗书”交给《联华画报》发表的。而梁赛珊也声明，是她参考了唐季珊交给她的阮玲玉真正的遗书，按照唐季珊的意思起草了两封假遗书，说出“人言可畏”等话语，以减轻唐季珊的责任。那潦草的字迹也是她模仿的，而这一点，当时张达民就曾指出，他曾对记者说“遗书已见报载，唯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云云。梁赛珊也说真的遗书她并没有交还给唐季珊，而是交给了《思明商学报》的记者。

而近日阮玲玉所工作过的联华影业公司的领导人黎民伟的日记及文章发表了，更让我们看清这事件的真相，也印证了阮玲玉对爱情的破灭。我们据这些文献，可重建她生命最后三天的历史现场：

3月5日下午，阮玲玉女士到我们霞飞路分厂里来请假，她主演的《国风》在昆山拍过一场外景，因为取景不甚满意，导演罗明佑、朱石麟两先生发出通告，定在8日上午出发苏州去补戏，而阮女士因为她的讼事在进行之中，9日下午必须亲自出庭，故来向我请假。我曾准了她的假，请她在10日（即星期日）的早晨，随同工作人员乘8点钟的特别快车赶到苏州去。除了请假的事以外，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但是因为提到出庭的问题，阮女士曾对我说：“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无罪，不过报上登的太难听了。”她又说：“还有马路上卖报的小孩，嘴里乱喊着看什么什么，更叫我听了难堪。”……

第二部分 第28节：真的“人言可畏”吗？(2)

3月7日的晚上，我在舍间设宴招待一位美籍技师和几位香港来的同事，与宴者一共两桌人。阮女士请假那天，我曾口头邀请了她，那晚她到得特别早，谁也想不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的宴会。筵席虽然十分简单，宾主尚能尽欢，阮女士始终坐在席上，谈笑风生。在席散之后，她临别吻了我的内人和铿（黎铿，黎民伟四子，当年著名的童星）、锡两儿，特别是阿钖，她伏在小床上连吻了两次，出门之后，又回进房来吻了一次。这在她平时也是如此，那时我们以为是她太高兴了，谁也看不出半点异状。哪知过了八个小时，竟得到她服毒的噩耗。

而据说阮玲玉当晚离开黎宅之后，又到扬子江饭店与唐季珊等人一起跳舞。他们回到新闸路沁园村9号家里时，已是3月8日凌晨1点。他们是一路争吵着回到家的。到家时，阮玲玉吩咐女佣给她准备一些点心，一边上楼进了卧室。她对唐季珊说：“很晚了，你先睡，我记好零用账就来睡。”谁也不知道一个行将远去的苦命女子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但表面上她还是镇定而从容的。而后来当被发现时，现场有她吃剩的点心和三个装安眠药的瓶子。

黎民伟3月8日的日记这么记载着：“早6时忽接唐季珊来电话云：阮染疾病，请即代觅医生来卡尔登戏院旁之邹岭文医生家。伟即漱口，牙盐盅盖坠地粉碎，予心知不佳，即找陈继尧医生、陈达明医生往救，无进步。闻她自宴罢归家，曾请其母煲面与她食，其时擅服安眠药，并写下遗书两封，乃摇醒季珊，问他是否当她为妻，并叫唐给她最后一吻，唐始觉诧异，遂雇车送她往四川路福民医院，唯该院夜深无医生（阮前曾服安眠药亦送福民医院救活，故此次其母亦命车送她到福民也），遂转送邹岭文处救治，各医见无进步，乃于午间送入中西医院，至晚6时半与世长辞矣……”

阮玲玉的自杀，是起因于情爱的纠纷。阮玲玉，广东人，父亲早逝，家境清贫，靠母亲为人帮佣过活。1925年初，母亲为雇主辞退，生活陷于窘迫，这时张达民慨然予以资助，故阮玲玉乃以终身大事相许，不久两人在北四川路鸿庆坊同居。后来阮玲玉发现张达民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嗜赌成癖，很快将其父的遗产挥霍殆尽，屡屡劝之，但张达民却依然故我。而此时阮玲玉因主演电影《挂名夫妻》名气越来越大，张达民一次次地向阮玲玉伸手要钱，用于赌、玩女人，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因张达民有恩于她，曾苦口婆心去劝张浪子回头，但张达民并不为所动。这使阮玲玉陷入绝望的境地，她曾服毒自杀未遂。1932年，因阮玲玉之荐，张达民到香港瑞安轮船公司工作，后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后来还是因阮玲玉的关系，才在福建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

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性­喜玩弄女明星的唐季珊对她垂涎已久。在唐季珊的甜言蜜语及银弹攻势下，1933年3月，阮玲玉带着母亲何阿英及养女小玉，开始与唐季珊同居。4月9日，张达民从福建到南京出差，经过上海，回到家里发现人去楼空，方知“妻子”竟然和唐季珊共筑爱巢，怒不可遏，扬言要对簿公堂。就阮玲玉、唐季珊方面而言，以阮玲玉、张达民两人从未举行婚礼，名分未正，自无法律责任可言；但张达民以所爱被夺，心有不甘，因此委请律师致函唐季珊，指其侵占衣饰，窃取财物。而唐季珊也反控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张达民一气之下，再控唐季珊与阮玲玉通­奸­，妨害家庭。双方告来告去，受伤最大的还是阮玲玉。各报连篇累牍地报道阮玲玉和两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绘声绘影，诬蔑、攻击、谩骂接踵而至。就在此时，由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逼死女主角的情节，影片对黄|­色­小报记者的下流心态和以造谣为能事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因而引起某些记者的强烈不满，于是乘机对阮玲玉落井下石，刻毒讽骂。于是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她被额外的画上了一脸花，没法洗刷。”

在阮玲玉短暂的二十五载的岁月年华中，她主演了二十九部电影，其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她以朴实、细腻而传神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灵，但在自身的感情上她却无法征服自己。她曾痛心地感觉到：“张达民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是的，从真正的遗书观之，张达民的无理纠缠，唐季珊的把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还另结新欢梁赛珍，都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也因此在泪枯心碎之际，她不得不走入生命的绝境。至于所谓的“人言可畏”，那是唐季珊编出的脱罪之辞，并非阮玲玉自杀的主因。

第二部分 第29节：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1)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日记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价值高过于回忆录，因为虽然同为出自当事人的手笔，但前者是当天记录的文字，后者是经过多少年后的回忆记痕，经常会有种种的失误。除此之外，日记因为是记给自己看的，所以就更“真实”了。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此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顾颉刚日记》起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其间经历六十余年，字数达六百万余言，可谓他一生的实录。他也写得很用心，他说：“我记日记之初，本没有很多话。不料一经下笔，论议就滚滚而来，不能自休。一天的日记，辄费半天的功夫，写去八九页的格纸，把我做事光­阴­便消耗多了。”（1919年1月15日日记）也就由于他认真的态度，他的整部日记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从最早的《檀痕日记》，它可说顾颉刚早期看旧戏的心得报告，从这些看戏的经验中，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马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古史辨自序》）他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他“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的诱因。

1918年8月，顾颉刚丧妻，后经好友王伯祥、叶圣陶之介，认识殷履安。后来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底定。在日记上留有非常详尽的批命格、合婚、送礼等细节，这些都是研究民俗极宝贵的一手资料。另外在1923年1月、2月、3月的最后一天的日记里，顾颉刚详细地纪录了当月生活的账目，因此我们得知当时他的月薪才只有百元，他1月份收到《小说月报》的稿费三十元，2月份收到《诗经》论文稿费五十一元，《后期小学国语教科》特酬六十元，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收入。我们同时也知道当时的物价指数，例如热水瓶三元、皮鞋五元二角六分、《东方杂志》全年三元六角、明本《左传》一元，等等。而到了1924年12月31日的日记，他更增列一年来所作文章，约九万字。次年年底的日记，更增列一年来所编的书、所办的事，除此而外还附有一长串的友人通讯簿，因此我们得知徐志摩曾住在“兵部洼中街39号”，陈衡哲是住在“都城隍庙街8号”，等等，都是极富史料价值的。

1924年4月间，顾颉刚认识北大学生谭慕愚，开启一段“师生”的婚外恋情，长达半个世纪，其间曲折起伏，波澜壮阔。但在这之前因日记尚未发表，所以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笔者在《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一文已详述，其中相当多的资料来自其日记及书信。

第二部分 第30节：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2)

顾颉刚长久有失眠之苦，但大家想都想不到的是音乐家江文也曾为他作过按摩之术。1954年11月12日日记云：“按摩之术，予所未经。此次因文怀沙之介，邀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江文也来施手术，自首至踵，捏得甚痛，欲使神经恢复正常也。别人经此手术即便睡去，而予不然，知此病之深矣。”江文也因留日，所习得的应该是日本的“马杀­鸡­”（massage）之类的按摩。

《顾颉刚日记》有别于其他的日记，在于顾氏在晚年重看日记后，常常在该天的空白处，再补记对某事的看法或感想。如此一来，前后数十年的不同观点并存于该日记中。而这后来的观点有的是补充说明当时的看法的；而有的却是经政治的扭曲，而做的违心之言。这是读该日记所不能不辨者，仅就其中几件较为重大的事件，举例说明之。

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在1927年3月1日的日记上他说：“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一、揭出《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二、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三、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四、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但到了1973年7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上补上了洋洋洒洒的三千余言来解说，他说：“倘我不在此册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唯自誓不说亦谎话而已。”可惜的是他当年诬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始终没有认错，甚至提都不提。我们从日记得知当年是他把这错误的消息告诉陈西滢，陈西滢也不察就把它公布报上，造成鲁迅的痛骂陈西滢。据推论，鲁迅当时可能不知谣言的制造者是顾颉刚，否则以鲁迅的脾气绝对不会放过顾颉刚的。后来顾颉刚的女儿顾潮教授仍认为“为了这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恐是不确的。因为他们两人刚到厦门大学时，还“同室办公，同桌进餐”。而鲁迅还“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热心地为顾颉刚找数据，假使在这之前鲁迅就得知陈西滢之说是顾颉刚造的谣，则断无此举。因此结怨是在这以后的事，而另有原因的。

顾颉刚与胡适的“始善终隙”，有其原因。他们的分合，虽说最后有政治观点的分歧，但主要还在于两人思想观点的转变，有以致之。胡适已从疑古而到重建，而顾颉刚仍旧在疑古，最终两人的思想可说是已“迥然有别”了。而两人的关系也从“风义师友”，到“由亲转疏”了。其间的各自转变，是有脉络可寻的。因此“由合终分”，这已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了！但最终闹到不念师生之情，大肆批判，则是政治的扭曲，而做了许多违心之论。

1951年12月2日，顾颉刚以上海学院教授的身份，至上海《大公报》馆，参加王芸生主持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与会的有沈尹默、周谷城、蔡尚思、吴泽、张孟闻、刘咸。顾颉刚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只我一人。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6日，顾颉刚将当天发言记录稿改写，题为《从我自己看胡适》，刊登于12月16日上海《大公报》。在该文，顾颉刚先谈到他和胡适的学问关系，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一节，顾颉刚提到他的《周易卦爻中的故事》和《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被胡适反驳，他引用钱玄同的话，认为胡适的思想倒退。在“为批判胡适而联系自己”一节，顾颉刚说：“……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交谊也由枯萎而死亡，但为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所限，不肯对人说。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这是顾颉刚正式与胡适划清界限的宣言。

第三部分 第31节：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3)

1954年12月，顾颉刚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在24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深刻地检查了他在1949年前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从18日起就开始写发言稿，并征求辛树帜、李平心、吴晗、侯外庐、尹达等十人之意见，历经七天而后定稿。在这篇长达三千字的发言稿中，他说：“我在故纸堆里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心想如果能把这两种好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就用全力去追求之。以后又接受了胡适的治学方法，‘第一个起来拥护他’。自1921年讨论《红楼梦》，至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止，这期间‘我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跟着他走的’。”“解放以前的三十年中，胡适所以能在反动政权的范围内，以文化界领袖自居……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对学术界和全国人民，最抱疚的事情！”这话虽有责备求全、过甚其词之嫌，但也能反映出顾颉刚与胡适，有一段颇长的亲密关系。接着他说：“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到底是在祖国的长期文化里的自生自长的……至于我想把经学变化为古史学，给我最有力的启发的是钱玄同先生，同胡适绝不相­干­，胡适还常常用了封建思想给我们反驳呢？”又指斥胡适“贩卖空疏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大吹大擂”，“卖空买空”，“拿章炳麟、王国维的著作来比较，他实在差得很远”。这话不仅刻意地再度与胡适划清界限，还拉高了批判的嗓门。因此据他12月26日日记记载，24日他发言完毕，周恩来即告诉他“发言甚好，很清楚”。26日当天，顾颉刚见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彭真市长，“亦均谓予发言好，与周炳琳（枚孙）二人为最佳。这是我想不到的成功”。言下之意，颇有点沾沾自喜的况味。

1955年3月5日，中科院召开“胡适历史观点批判第一次讨论会”。由尹达主持，顾颉刚发言了一个小时。他在当天日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为此，他在几天前就准备了题为《考据学的反封建­性­》（但未写完）的发言稿，在稿中他说：“考据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求真为目的，以古代文献（可能时也加上实物）为数据，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逻辑为方法。严格说来，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九百年的历史。从它的萌芽期说来，则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在科学知识未传入中国以前，考据学比较中国原有的理学、文学、政治学等，是最实事求是的学问。它提出了许多问题，也解决了许多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科学。”顾颉刚本意是要为考据学说句公道话，他认为考据学是反封建的。奈何与会者闻之大哗，他们群起而攻之，认为考据学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顾颉刚反驳道，那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私图，或改古文、或易本义，而考据学之目的正在求真。但顾颉刚终究无法折服众人，因为这已不是学术上的讨论了，而是政治上的洗脑。所以，他不得不在会后作出检讨书，自认错误有二：“其一，评胡适的演变方法无毒素；其二，谓予与胡适分路后即不受其影响。”（见1955年3月15日日记）但事情仍没那么容易善了，到了3月26日，在统战部的批判会上，顾颉刚接受尖锐激烈的批判。

学者王汎森在谈到在批判“胡适集团”的风潮时，指出顾颉刚曾经是那样避忌谈到自己曾受胡适的影响，他举例说：“根据梁从诫的《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在歪曲历史》（《历史研究》1955年第三期，第五十页）一文的说法，顾颉刚在一次开会谈到自己和古史辨派的时候，只谈到某些个人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他的影响，并竭力否认胡适对他的影响。此事在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四期，第七十六页）中亦被提出强调。”直到1970年代，我们看到顾颉刚在日记上补写了一段话：“看此段文字，知我那时引为学术上之导师的，是王国维，不是胡适，而数十年来，人多诋我为‘胡适门徒’，则以《胡适文存》销行之广，绝非《观堂集林》可比也。胡适利用我能为彼搜集数据，以此捧我，又给我以生活费，使我甘心为他使用，与朱家骅之百般接近我，以金钱为饵，同为政治手段。此种手段，只能买我一时，绝不能买我永久。至于我之心仪王国维，则是我一生的不变看法。我之成绩不及彼，则是时代动荡所构成，非……”这些完全是违心之论，读者不可不辨。

可见，在当时的政治风潮中，不划清与胡适的关系，或不对胡适思想批判的话，只有让别人来批判你了。我们对此情况，必须有“同情的了解”。顾潮后来指出，“尽管这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对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即‘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作了摧毁­性­的批判’，但其‘旨在改变时代的风气’（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夹起尾巴改造自己而已，故父亲也就得以过关。”

顾颉刚在1973年6月30日重看他五十年前的日记，写下了这段话：“此册为我三十岁日记，在我夫­妇­的多病的身体条件下，在我家庭矛盾的高度发展下，在社会各界的多方拉拢下，在迁家运书的不安定生活下，我的考辨古史的体系竟得在这时建立起来，为我一生学术工作打好基础，真是千难万难的事，览此骇痛。此值得保存的一册，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顾颉刚对他的日记是十分看重的，确实从这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实录，我们除了看到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学者，为了学术奋斗不息的身影，也看到了时代风云诡谲、翻天覆地的面影。《顾颉刚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数据，最后用他的话说：“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

第三部分 第32节：重审爱情的潘多拉(1)

重审爱情的潘多拉

——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中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遇难司机为王冠一、梁璧堂，乘客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之友……”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与人间一卷诗，也留与人间一段情。当噩耗传到陆小曼耳中时，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进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后，也两眼发黑，双腿一下软了下来。然后她和丈夫梁思成流着泪，编了个小花圈，中间嵌着志摩的照片，敬悼于志摩的灵前。至于前妻张幼仪，在听到噩耗时，她对儿子徐积锴说：“你爸爸上天了，快随你舅舅去接灵吧！”而才女凌叔华也没有忘记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文中说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吗？谁会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会死了的？得到这消息时，我就不信，可是问了几处，都答说是真的，回电已证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骗自己说：‘也许这孩子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再说，他哪里像会死的人呢？’”“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杈，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在同一时间里，四个女人在为他“唱悲伤的歌”，为何如此？只为志摩曾经有过的深情，他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其中以北平和上海两处规模最大。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给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第三部分 第33节：重审爱情的潘多拉(2)

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徐志摩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阻拦，他都要争取这番恋爱的成功。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阴­历的七夕情人节，订婚了，紧接着在10月3日——­阴­历的孔子诞辰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后来（1927年10月）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此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来激发久已枯涩的诗情，也同时希望因此“小别”能让与小曼的情爱“胜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为此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80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据卞之琳的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笔者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之前，卞之琳还在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而认识徐志摩则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诗及翻译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将卞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并把卞诗发表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这都是后来的事。因此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第三部分 第34节：重审爱情的潘多拉(3)

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来“八宝箱”怎会又在凌叔华的手中呢，那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从上海到北平，据他给小曼的信说：“……第一看奚若，第二看丽琳、叔华（按：凌叔华已离开武昌回到北平任北平古物陈列所专门委员）。叔华长胖了好些，说是个有孩子的母亲，可以相信了。”6月12日，凌叔华和徐志摩、罗隆基、沈从文等一同去看望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6月13日中午，凌叔华请徐志摩等吃鲥鱼蜜酒。6月14日，在陈衡哲家吃饭，有凌叔华、冰心、杨振声、沈­性­仁等人。6月16日晚在北海聚会，有杨振声、邓以蛰、凌叔华、沈­性­仁，徐志摩说“风光的美，不言而喻”。6月25日给小曼的信说：“我这人大约一生就为朋友忙！来此两星期，说也惭愧，除了考试改卷算是天大正事，此外都是朋友，永远是朋友。杨振声忙了我不少时间，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

在他与沈从文的接触期间，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因为后来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珰女士》，发表在9月份的《新月》杂志上，当然沈从文也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成小说，所以凌叔华在同年12月10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徐志摩是把“八宝箱”提来要给沈从文看。沈从文在同年12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8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按：徐志摩、胡适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到该校担任教职，因此沈从文于8月上旬离开北平去青岛），在你楼上（按：当时徐志摩住胡适家）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平看。”但沈从文后来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件事是没错的。

只是这次“八宝箱”中的东西是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在辗转于硖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间，为陆小曼所见，被陆小曼给烧了。据林徽因1932年元旦给胡适的信中说：“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陆小曼的日记（按：陆小曼说一本，而凌叔华说两本），那是写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欧游之后，因此肯定不会是在徐志摩欧游前交给凌叔华箱子前放进去的。还有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途中所写的几篇稿件、徐志摩写于1925年及1926年的两本日记——《爱眉小札》和《眉轩琐语》。而据后来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箱子后（按：徐志摩死后，胡适向凌叔华施压而拿到的），打开看的结果是：“11月28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起。次本从Dec.2（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第三部分 第35节：重审爱情的潘多拉(4)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伦的凌叔华复信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将‘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从一些书信得知，胡适在第一时间（11月27日）从凌叔华处取得了箱子，打开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林徽因在后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

至于胡适从箱子里拿出那些东西，我们从1994年12月黄山书社所出版的四十二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可得知那些收信人为徐志摩的大半书信，该是箱子里的旧物，计有：1928年12月4日沈从文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6月8日保君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册），梁启超致徐志摩信二通、梁启超写赠徐志摩《饮冰室读书记》十页（按：梁启超病逝于1929年1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三册），1931年6月16日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1929年5月13日蒋复璁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九册），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一册）。还有因为1931年夏秋间箱子存放在凌叔华处，有1931年11月13日（按：徐志摩遇难的前六天）沈从文致徐志摩的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11月11日及其后的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二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当时徐志摩住在胡适家中，因此遇难后，这些信札并没有放入“八宝箱”中，就直接为胡适所收存了。至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还有1926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22日徐志摩致张慰慈信二通及1926年10月25日徐志摩致张慰慈、梦绿信一通，1931年10月26日徐志摩致李唯建信一通，则有可能是胡适在徐志摩亡故后，为编书信集，而从当事人手中征集得来的信函。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就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个主意提醒了凌叔华，因为她手上原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来编辑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据林徽因次年元旦给胡适的信说：

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徐志摩的学生）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onlyin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按：据林徽因信中言，凌叔华在11月26日，开如何追悼志摩的讨论会的那一晚，约叶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桥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第三部分 第36节：重审爱情的潘多拉(5)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凌叔华原本兴冲冲地要去征集志摩的书信的，没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给她志摩的信，还因十天前出于胡适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宝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华从“八宝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桥日记》，林徽因得了便宜又卖乖，凌叔华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的。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或许为了让凌叔华心理平衡点，她让凌叔华带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这在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有说“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的字句。在凌叔华临走前，林徽因说要到凌叔华家取《康桥日记》，凌叔华说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说她本想同凌叔华回去，但却又不敢开口，于是约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华家取。

12月9日上午11点半，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说：“昨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栈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林徽因把这字条交给胡适看了。而当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读到，希望凌叔华能够体谅。

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信中说：“昨日起，知道说也太迟了，不过我想还是说了舒服些……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觉得我没有早想到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信中虽有强调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的原因，但凌叔华没想到她原本是遗物的保管人，如今却落得空无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写这信是在试探胡适对此事的态度。胡适如何响应，目前无从知晓，但他是比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会把箱子交给林徽因。但支持凌叔华的自始至终有沈从文，除了12月5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提到该交由凌叔华保管外，12月12日他给胡适的信也反对将这“八宝箱”交给林徽因，他说：“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给徽因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桥日记》，叶公超都看过，再不拿出来恐怕说不过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也留了个字条说“怕你急，赶早送来”的话。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页的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发现与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记衔接不上，这半本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计划很糟”，“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也就是这后面还缺了一大段。林徽因当时是气急败坏的，后来她又去找胡适求助，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写信给凌叔华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第三部分 第37节：重审爱情的潘多拉(6)

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替凌叔华设想到，但又处处进逼，让凌叔华无法回绝。凌叔华接信后当曾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连写了两封长信给胡适的举动，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话说得很轻松，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这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缘故。

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胡适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胡适的日记粘贴着凌叔华归还日记的信：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

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后来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谈到这批日记的去向时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

陆小曼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就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而与陆小曼合编《徐志摩全集》的赵家璧也说：“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一些关于《徐志摩全集》难产的原因，他说：“听说，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

后来《徐志摩全集》虽然印出来了，而且还有两三套之多，但这“爱情潘多拉”，是永远付之阙如，人间蒸发了。

第三部分 第38节：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1)

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

邵洵美（1906—1968）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唯美颓废派诗人、出版家和文学活动家。但现在知道邵洵美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在这些知道的人的印象中，总认为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公子哥儿，并无足观。这很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在他的《拿来主义》中，这样写着：“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这个评语，底下注明“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这成为后人对邵洵美的第一、也是唯一印象。“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一时成为定论。难怪后人慨叹，一条鲁迅注释，掩埋邵洵美一生。

鲁迅骂邵洵美为“盛家赘婿”，并对其诸多攻击。然而若就其身世而观之，邵洵美的父亲娶盛宣怀的四女儿为妻，邵洵美的伯父邵颐的元配夫人是李鸿章之女，邵洵美可说是生于官宦之家，而盛佩玉是盛宣怀长子的女儿，与邵洵美是表姐弟。邵、盛两家原本都是有钱人，并不存在邵洵美高攀的问题。鲁迅不厌其烦地提到富家女婿，并似乎认为因此而一切均无足观，是不免沦为情绪上的“嘲笑”与“谩骂”了。

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在更多记载里是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有人评价他年轻时的生活，几乎就是《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的翻版。他好酒好赌，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就说过，他们经常在花木交荫的宅第里“一掷呼卢，输赢百万”，赌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道契。他讲究雅赌，认为赌博有“诗意”，因此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据说，他越输钱，诗写得越好。他说：“一赢倒心慌，诗就做不成了。”因此自称“赌国诗人”。

陈定山又说，邵洵美更有贾宝玉爱红的毛病儿，因为皮肤太惨白，所以出门前要薄施些胭脂，他自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他和江小鹣一样留着山羊胡子，他觉得这样才美。他爱画画、爱藏书、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为人宽厚仗义，无论好友或陌生人，他都常常接济。

邵洵美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后转学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923年毕业。1925年2月，乘船赴英留学。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CollegeofCambridgeUniversity）经济系。据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说：“有一天，他在书堆里发现自己在罗马买的一张希腊女诗人莎茀（Sappho）像的印刷品。这画像为他造出许多离奇的幻想，于是，写满了诗句的草稿越积越多了。他对这位女诗人发生极大的兴趣，从此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新诗的自由体裁去译她的《爱神颂》，新诗成了他的信仰和将来了。莎茀的诗被人发现的一共只有五六十个断片，洵美在正式课程之外，凭自己的想象把它们联系起来写成一出短剧。经穆尔先生的介绍交海法书店印刷发行。那册剧本印得特别讲究，纸张是剑桥大学出版部转买来的手造纸，封面的图样又是请英国木刻名家吉尔先生设计的。但是，这本小册子上柜，竟然一本也没有卖掉。不过，从此，洵美有了个‘希腊文学专家’的称号。”

第三部分 第39节：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2)

邵洵美曾自己说过他从发现莎茀而知道了史文朋（A.C.Swinburne，1837—1909），又因史文朋而熟知了拉斐尔前派作家，并得知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1821—1867）和魏尔伦（PaulVerlaine，1844—1896）。这也标示了邵洵美从唯美主义（史文朋）到象征主义（魏尔伦），同时也从“字眼、词句、音节”等“形式”到“意象”。

学者盛兴军说：“邵洵美在20、3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和一席之地的，尤其是他对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和为此而进行的诗歌探索，对推动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化，以及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的兴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五四’浪漫主义诗歌向象征主义诗歌转换的影子。众所周知，西方唯美主义者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滑向颓废，并最终导致‘对生活本身的唯美化的理解’，从而使‘唯美的个人主义肆虐泛滥’。中国的唯美主义者也难例外。‘这是因为当人自觉到颓废乃是人生以至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并因而成为颓废主义者之后，如何在日趋颓废的有限人生中获得最大的个人享乐，便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进而在颓废主义者看来，只有对人生和艺术采取唯美的态度，即为生活而生活、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才能度过颓废的人间苦，并可望在生命的颓废途中获得最大的个人享乐’。”

1926年6月下旬，邵洵美中断在英国的学业返国。次年1月15日（农历12月12日），在上海南京路前跑马厅对面的大华舞厅（卡尔登饭店）与盛佩玉举行婚礼。1928年3月，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地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斜桥路口，斜桥总会隔壁。据章克标说，“金屋”这个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诗句，而是由一个法文字眼即“LaMaisond’or”翻译过来的。书店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以唯美派的作品居多。学者张伟说：“金屋书店开办后究竟出了多少书，一直没有人统计过，仅就笔者粗略翻过的，应该在三十种左右。范围大致包括这几类：（一）狮吼社同人的著作，如滕固的《外遇》、章克标的《银蛇》、黄中的《妩媚的眼睛》、邵洵美的《一朵朵玫瑰》等。（二）朋友的作品，如郭子雄的《春夏秋冬》、卢世侯的《世侯画集》、朱维基的《奥赛罗》、张若谷的《文学生活》等。（三）朋友相托之书，如夏衍的《北美印象记》、王任叔的《死线上》、陈白尘的《漩涡》等。这些书均属文学范畴，多为小说、诗歌、文艺理论和译著，大都具有唯美­色­彩，很少有畅销书。”学者倪墨炎说：“从金屋的书目看来，邵洵美办书店，根本不图经济利益，只是为自己出书方便，为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书方便。有朋友求他，他会豪爽地给予帮助，有些书稿接受下来，书还没有出他会先付稿酬。金屋书店虽然没有出版轰动一时或在文化史尚有一定地位的书，但也没有出不堪一读的书。”

同年7月，邵洵美又主编复活《狮吼》半月刊，至年底共出版十二期。1929年1月，由邵洵美、章克标共同主编的《金屋月刊》创刊。1930年9月，《金屋月刊》出至第十二期后停刊，狮吼社也解散。但在狮吼社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唯美－颓废主义作家群，并未停止活动，他们仍以邵洵美、滕固和章克标为中心，依托金屋书店及其后身——时代图书公司为阵地，继续从事唯美－颓废主义的文艺运动，直到30年代中期以后才渐渐分散。

邵洵美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1927年1月在光华书局印行，该诗集收录的是他留学至回国期间的诗作。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1928年5月在金屋书店出版，从诗集的名称，就知是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脱胎而来的。也许是因为声气相求，同为唯美派作家的张若谷对于邵洵美的诗表示了更多的理解，在《五月的讴歌者》中，他介绍了诗人，同时对《天堂与五月》表示了欣赏的态度。他指出，邵洵美吸收了西方文学资源，诗歌写作深受法国恶魔主义的影响，歌颂­色­欲与­肉­感，在罪恶中找寻快乐，然而又有大胆的反抗，表现了热情而又苦闷的灵魂。新月诗人陈梦家对于邵洵美的诗歌艺术也有一段优美的评价，他说：“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绻绵是十分可爱的。《洵美的梦》，是他对于那香艳的梦在滑稽的庄严下发出一个疑惑的笑。如其一块翡翠真能说出话赞美另一块翡翠，那就正比是洵美对于女人的赞美。”

第三部分 第40节：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3)

当然负面的评价也一直存在着，在《花一般的罪恶》问世后，曾招致不少指责。有位化名孙梅僧的作者认为：（一）这部诗集使人看不懂，没有线索可寻，对读者不负责任；（二）诗人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身上有莎茀和史文朋的影子，本应用全副­精­神去创造美，但却完全走错了路；（三）诗歌有很多地方只是火、­肉­、吻、毒、蛇、­唇­、玫瑰、Chu女等的堆砌。这篇批评使邵洵美深为不满，并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进行辩驳，认为批评者没有深入到诗歌艺术内部，只是用道德礼义来指摘，根本不懂诗。但是，孙梅僧的文章却也点在了要害，指出了邵洵美的师承对象——唯美主义，并且看到了其诗­肉­感、颓废的一面。

1927年6月，徐志摩和朋友们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次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1929年，新月书店因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徐志摩向邵洵美招股。邵洵美为了徐志摩的情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入新月，以“邵浩文”的名义作为发行人，后来更接任新月书店的经理。章克标回忆说：“洵美可以说是为了志摩的缘故而去加入新月书店的，时为1931年4月。他当然无法实­干­，于是委托了林微音（按：海派的男作家）去上班，代行管理日常事物。志摩和洵美两人拟订了改革《新月》的办法，要改变《新月》月刊的摇摆不定。他们先是想使《新月》侧重文学艺术方面，少谈政治，不参加争权夺利，以省却遭到许多麻烦，或者从这方面去打开出路，求得营业上的发展。但是这个设想提出之后，就被罗隆基一口否定。当时罗在编《新月》，他是热心于政治的，不同意这种改变。”“新月书店改革的事情，因此议而不决，只能照旧拖延下去。洵美的设想，也因此落了空。不久徐志摩去北平所搭乘的飞机在山东济南附近党家庄的开山失事，志摩升天，洵美陷入于更加孤立的情势，更加有力无处用，只好知难而退了。后来新月书店由胡适之同商务印书馆谈妥，归商务接收，由商务出一笔钱，代新月清偿债务，新月书店存货全归商务接收，新月书店出版的书册可以由商务印书馆继续出版。这样就结束了新月书店。”

而在《新月》月刊刊行期间，徐志摩、邵洵美、陈梦家、方玮德、方令孺等人，在1931年1月20日还办了一个《诗刊》。开始由徐志摩主编，后由邵洵美接编，由新月书店发行。《诗刊》继承《晨报副刊》的诗歌作风，在刊行过程中，曾培养出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徐志摩死后，《诗刊》失去了领导人物，在1932年7月便宣告终刊，只出了四期。

作为一个出版家，邵洵美可说是兴致勃勃的，他帮助徐志摩的新月书店，后来他也接办张光宇、正宇兄弟及叶浅予的《时代画报》，而且因此成立“时代印刷厂”及“时代书局”。章克标这么回忆的：“《时代画报》那时用铜版印刷为主，封面及里面的彩­色­Сhā页用三­色­版，制版和印刷都较麻烦，而且价贵，对于用纸的要求也高，因之成本就高。如改用影写版来印，制版可以简单些，用纸的要求也不那样苛刻，可以减低成本。要同《良友》竞争，这是一条路。洵美下决心要办一个影写版的印刷厂，一方面是为印刷自家《时代画报》，再是引进先进技术来推进中国的印刷事业。洵美果然变卖了一点房地产，向德国洋行订购了影写版的比较新式的印刷机，开办了时代印刷厂，同《时代画报》出版机构合起来名叫时代图书印刷发行公司，即包括时代书局及时代印刷厂两个部分。”

1932年9月16日，邵洵美与林语堂合办《论语》半月刊。说到《论语》这份杂志，一般人都将它归功于林语堂，但实际上就和《论语》关系的密切程度，邵洵美实不亚于林语堂。除了出版发行和一切杂务琐事都由时代书局包揽外，杂志的盈亏也全部由书店承担。在资金方面，林语堂一开始出了一些，第十期后就完全由邵洵美独资。至于编辑人选，最先几期，先后由章克标、孙斯鸣实际负责，到了十几期，方由林语堂接替。邵洵美说：“这时候《论语》已日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路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了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后来林语堂因编辑费的事和章克标的矛盾逐渐加深，正巧此时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办刊物，林语堂便以承包方式为良友办《人间世》，于是在第二十八期后林语堂辞去编辑工作，改由陶亢德接编。后来陶亢德又去编《宇宙风》，自第八十二期起由郁达夫任编辑，但实际上是邵洵美主编。第一百一十期起由邵洵美、林达祖合编，一直到终刊的第一百七十七期（其中第一百一十八至一百二十一期由李青崖主编）。

第三部分 第41节：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4)

邵绡红说：“1935年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最兴旺的时期，一度同时出版七份杂志，因其出版日期的参差，每隔五天就有两份与读者见面。总共算起来，那时‘时代’旗下杂志已有读者近十万。”据张伟的说法，当时“时代”号称拥有九大刊物，按创刊时间依次为：《时代画报》（1929—1937）、《论语》（1932—1937，1946—1949）、《十日谈》（1933—1934）、《时代漫画》（1934—1937）、《人言周刊》（1934—1936）、《万象画报》（1934—1935）、《时代电影》（1934—1937）、《声­色­画报》（后改周报，1935—1936）、《文学时代》（1935—1936）。这些刊物装帧漂亮，内容丰富，有些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起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如《时代漫画》出版时间长达三年半，拥有百人以上的作者群，发行数量达一万册，是民国期间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漫画刊物。《人言周刊》兼蓄时论和文学作品，风格鲜明，出版期数多达一百一十五期，作者群包括胡适、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

学者王小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出于种种原因，对于邵洵美的研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存在大量空白。至今，邵洵美的文集尚未整理出版，研究工作的开展存在很大困难。但尽管如此，邵洵美在30年代的上海文化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不争的事实。他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大量刊物，在今天看来，都是在文学史、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

据妻子盛佩玉的回忆，邵洵美一生除了读书、买书、写书、译书、出版书，别无他求，甚至为此赔光了家产。抗战开始后，邵洵美已经窘迫到需要租房居住，却还是主办了抗日刊物《自由谭》和《公正评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成后，他帮忙翻译成英文，“字斟句酌”，并在自己刊物首次公开发表。到后来，这位昔日大少爷，只有靠变卖祖传的印章，才能请得起老友吃一顿饭。更往后他被捕入狱，几经波折，沦落到借钱度日。不过尽管如此，他“唯美之心，终究不改”，还是要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他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邵洵美。

第三部分 第42节：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1)

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

穆旦本名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1918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海宁查家是江南世家，几百年中名人辈出，领尽风­骚­，康熙皇帝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红学专家周汝昌在文章中说，查家分南北两支，“北查”世居天津水西村，大约就是穆旦出身的那一支了。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本名查良镛，亦是浙江海宁人。穆旦其实是金大侠本家的大表哥。1934年查良铮将“查”字拆为“木”和“旦”，“木”与“穆”谐音，于是开始用“穆旦”作笔名。这正如查良镛后来把“镛”字一分为二，成为“金庸”。

穆旦在十一岁那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开始诗文创作，现存有1934至1935年载《南开高中生》的诗八首。这些“少作”刻画了流浪人、老木匠、缫丝工等劳苦大众经受的“把人变成了烂泥”的煎熬，鞭挞了“另一个世界”穷奢极侈的生活。少年的穆旦已经开始理­性­地思考人生和现实，忧郁地关注社会和底层的人民了。

当时日寇侵凌，平、津首当其冲，年轻的诗人热心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他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已经投身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洪流，开始唱起“追求进步”的序曲。

1935年7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穆旦在这里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并在《清华学刊》上发表。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又有很强的现实感。

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穆旦随校迁往昆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这片被称为“振兴并发展中国新诗的新垦地”上，穆旦得到著名的学者、诗人闻一多、燕卜荪（WilliamEmpson）等人的言传身教，尤其是燕卜荪当时开了“当代英诗”课，从19世纪诗人霍普金斯（G.M.Hopkins）一直讲到20世纪诗人奥登（W.H.Auden），使穆旦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全面现代化的诗风。

1940年，穆旦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他留校任教，负责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1942年写的《诗八章》，次年即和另三首收入闻一多选编的《现代诗钞》。1942年，他却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投笔从戎。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亲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据好友王佐良发表于英国伦敦LifeandLetters（1946年6月号）的《一个中国诗人》一文，说：“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只属于一个人，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想到过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蟥和大的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道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过了三年，诗人才根据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是以《葬歌》终结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椎心泣血的长诗，不仅是对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

40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风雷激荡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他抒写出深沉雄浑的生命之歌。学者龙泉明、汪云霞认为，他的诗歌，透视了敏感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苦难岁月里丰富复杂的­精­神境遇，呈现出诗人对人类生存状况、民族前途命运形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生的希望与绝望，爱的欣喜与怅惘，民族的期待与灾难等，在他的诗中交织、扭结、矛盾和冲突。透过其诗，可以感受到诗人躁动、苦闷、压抑和焦灼的痛苦灵魂。诗人唐湜在《穆旦论》中，就说：“（他的诗）给人一种难得的丰富和丰富到痛苦的印象，甚至还有一些挣扎的痛苦印记，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一份思想者的坚韧的风格，在别人懦弱得不敢正视的地方，他却有足够的勇敢去突破。”

香港学者李焯雄认为，整体而言，穆旦诗的基本风格是悲观和冷静的。他明白就是不能把现实转化为理想，他也不能逃避；语言世界、爱情等均不能提供逃避之所。因此，他诗中始终没有冷漠的态度，漠视客观的世界。穆旦认为“我是太爱，太爱那些面孔了，/他们谄媚我，耳语我，讽笑我，/鬼脸，­阴­谋，和纸糊的假人，/使我的一拳落空”，他毕竟是悲悯的，不流于冷嘲。

第三部分 第43节：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2)

1949年8月，穆旦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同年12月23日，与早在一年多前就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2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穆旦又怀着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一厢情愿地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次年5月，他们俩同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报效祖国了。穆旦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头，自然不能见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宵小。仅仅一年多之后，就发生所谓的“外文系事件”，没有料到这竟成了穆旦后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之一。

1955年，“肃反运动”中穆旦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1957年春，“整风运动”开始，穆旦接受回国后几年来“祸从口出”的教训，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一顶“右派”的棘冠。天真的诗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57年2月，他发表长诗《葬歌》，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却受到“个人主义”的讥评。5月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这首诗后来被批判为“毒草”、“向党进攻”，也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

“反右”中受到批判，他被迫写了检讨。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厄运的序曲。1958年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一位万里来归的爱国诗人的头上，“机关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证”正是当年爱国从军，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贱民生涯，株连全家。“文革”期间又受尽折磨，书籍、手稿、一些家庭用品、被褥、衣服等都当“四旧”被拉走，亲友回避，诗神无踪。

夫人周与良回忆道：“‘四人帮’打倒后，他高兴地对我说‘希望不久又能写诗了’，还说‘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我意识到他又要开始写诗，就说：‘咱们过些平安的日子吧，你不要再写了。’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我后来愧恨当时不理解他，阻止他写诗，使他的夙愿不能成为现实，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绝笔，都是背着我写下的。他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已发表的诗的题目，另外一些可能也是诗的题目，没有找到诗，也许没有写，也许写了又撕了，永远也找不到了。”

在无法写诗及发表诗作的日子，穆旦以梁真或查良铮的署名开始他的译诗工作。王佐良说：“他早已­精­通英文，后来又掌握了俄文，回国之初就译了大量普希金的诗，包括《欧根·奥涅金》。后来他转向英国浪漫主义诗，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他重译而且仔细加注的。他的最主要的成绩则是拜伦长诗《唐璜》的全译本，全书十七章十四节都以略加变通的意大利八行体（ottāvarima）为格律译出，保持了拜伦的口语体以及讽刺艺术的几乎一切特点，读起来像原著一样流畅生动。”

夫人周与良说：“良铮译诗，是全身心投入，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创作，经常为一行诗，甚至一个字，深夜不能入睡。他常说，拜伦和普希金的诗，如果没有注释，读者不容易看明白。他的每本译诗都有完整的注释。偶尔他也对我说：‘这句诗的注释就是找不到。’为了一个注释，他要跑天津、北京各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等。他跌伤腿以后，还拄着拐杖去南大图书馆找注释。尤其《唐璜》的注释，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查阅了大量文献，虽然出版时未被采用，至今我还保留着厚厚一本注释。去医院进行手术前，他曾对我说：‘我已经把我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也都整理好了。’他还对最小的女儿小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个小手提箱的译槁，也可能等你老了，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他最关心的是他的译诗，诗就是他的生命，他去世前没给家人留下遗言，这些就是他的遗言。”

第三部分 第44节：作为诗人与翻译家的穆旦(3)

1976年3月31日，穆旦在给孙志鸣的信中写道：“我在周总理逝世后十天，摔了一跤，跌下自行车，右腿股骨颈折断（又叉进一些），至今已七十天了，还没有全好，每日躺在屋中用拐走路……”在1976年6月15日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腿真该诅咒，再过四天就五个月，可是还未全好，还得用一拐支着，现在每天练习多走，以期快好。看样子也许得六个月？”然而六个月、又六个月过去了，诗人的腿伤还是没有好。穆旦在1976年10月30日、11月7日和1977年1月12日给郭保卫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的骨折生长不佳，又裂开一缝，必须开刀，钉钉子，还要重新养起。不过马上动不了手术，因为医院无床位……”“我每日在校内近处走动，用着双拐。现在是等待医院对普通病人开放床位。目前由于有震情，所以不开。心情并不很好。”“我现在等过春节，过了节，就打算进医院，狠一下心做手术，那么我们有两个月就不便写信了，主要是我卧在床上大概写不了……”看来医院终于对穆旦开放了床位，不料，还没来得及动腿部手术，在1977年2月25日下午他心脏病突发，26日凌晨病逝。穆旦在上手术桌前，心情是等待多时的轻松吧。他大约觉得再过几个月又可以健步如飞，可以继续写他的诗歌，继续完成他对普希金的译著。身为诗人，常有额外的苦难，但是也有格外悠长的青春，虚龄六十岁的穆旦，还有多少的诗情没有释放、多少计划等待完成啊！然而诗人是带着开敞的伤口死去了。这是多年来身心备受摧残的必然后果。

1980年7月，《唐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公认的文学翻译的经典巨著。1981年，南京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穆旦过世前­精­心修订过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两大卷（1954年上海初版）。1986年，一本《穆旦诗选》，几经周折，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只选五十九首。直到1996在诗人逝世二十周年前夕，一部《穆旦诗全集》终于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发行了。这部诗集收录诗人从中学时代的“少作”到悴然逝世前的残稿，共一百五十余首。正如编者所说：“正是这样一部由‘抹去诗与生命之界’的‘殉道者’用超绝的诗艺与坚韧的生命熔铸成的《诗全集》，在现代诗史上留下了一座卓异的里程碑。”

学者巫宁坤说：“《穆旦诗全集》中最动人的是1976年写的二十七首诗。澎湃的诗情在被迫噤若寒蝉二十年之后，竟又在短促的最后一年中再现辉煌，宛如漫天­阴­霾之后的晚霞夕照，令人为之目眩，几乎是一个奇迹。穆旦的晚年是十分寂寞的，正如汪曾祺早在1947年读过《穆旦诗集》后就慨乎言之的：‘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半生的追求，无尽的苦难，深沉的幻灭，都升华为炉火纯青的对生命的咏叹。”

《智慧之歌》哀叹“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爱情消逝，友谊被“生活的冷风铸为实际”，“迷人的理想终于成笑谈”，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诗人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沉没》绝望地惊呼“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

《穆旦诗全集》的压卷之作是那年12月写的《冬》，四章六十四行，唱出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哀歌，凄婉欲绝：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尽管最后诗人的心中有一股暖流缓缓地出现，在不由得升起希望时，希望却又落空了。诗人这时却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手术台上。它宛如不幸的天才诗人为自己作的墓志铭。

2005年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的《穆旦译文集》，2006年4月，两卷本的《穆旦诗文集》也已面世。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录穆旦译文和诗文最为完备的专集，首次系统整理出版，几乎囊括了穆旦的全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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