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特点是:高扬明道正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万物中是最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要明道、要正谊、要节制物欲、要人格的自我完善这样一些观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概括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就包含了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这样一种现代的理性精神。实际上,西方人文主义的两次发展都跟中国的这种精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对西方的启示
从某种角度来讲,现在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本主义或是人文主义是从近代开始提出来的,是对西方中世纪以神为本的文化的一种反抗。什么是以神为本?就是神权超过世俗的王权,一切都要以神的意志为根本,凡是不符合神的、上帝的思想的文化,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甚至于被处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方的中世纪也可以称之为神文主义,或者神本主义。但当西方向近代社会迈进的时候,这种神文主义就很不适用了,必须要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一次革命,最初是宗教内部的革命,然后是整个社会的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吸取营养。一个就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另外一个,就是我上一讲提到的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因为当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带回欧洲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以道德为本的,以人的自我提升为主的文化。这种文化和西方的传统宗教文化——以神为本的文化完全不一样,是以人为本的。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并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养料,最终发展成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发现西方近代以来所走的以发展物质文明为主的道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有一批思想家提出来,要发展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需要就更加迫切了。不管是从一战还是二战以后,西方的这些思想家在谈到新人文主义的时候,都提到应该到东方的古老文明中去寻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人文精神具有“下防拜物教”的特点,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他们。因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寻找新人文主义的目的正是要防止拜物教的无限扩张。这跟它在十七、十八世纪时,要冲破神是无所不能的情况正好是相呼应的。
所以,西方两次提倡人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联。他们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这样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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