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儒家自身也有变化。比如说在董仲舒那儿，他就特别强调­阴­阳学。而­阴­阳学是把德和刑都容纳了的，阳就是德，­阴­就是刑，­阴­阳要平衡，要并用，那么刑、德也要并用。所以在他的学说里实际上已经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了。

其实，德与法的结合在荀子那儿已经有了。荀子说治理国家要隆礼重法。隆，就是推崇的意思；重，是看重的意思，也就是说礼和法同样重要。因此董仲舒作为儒家的代表，提出刑德并用并不奇怪。汉武帝像第四篇儒家与中国文化的 品 格刑德并用在后来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原则。所以有人说儒家是完全讲德，完全讲礼制，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历来就是刑德并用、礼法并用，没有光用礼而不用法的。

在中国近代，有个思想家叫谭嗣同。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当然他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上讲的，但他看得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特别是对于荀学的地位。其实荀学在今天而言，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两汉儒学在儒家思想制度化方面应该是很成功的，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及儒家的最根本的道德原则都得到了确立。从这以后，可以说中国历代的治国理念、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都是根据儒家的这一套来制定的。

后来，尽管到了魏、晋、南北朝，甚至一直到唐代，几百年的时间里，由于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儒家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和一般人的­精­神生活里，应该说已经不占据一个主导地位了，但是它在政治和制度方面还是占有主导地位的。

到了唐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怎样来复兴儒学的问题。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觉得既然我们整个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制度都是按照儒家的理念来做的，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完全又是佛教的，这个佛教跟儒家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不好协调。

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总结经验了，为什么人们会被道家、被佛教所吸引呢？当时韩愈有个弟子，也是他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叫做李翱。李翱就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叫做《复­性­书》。

在《复­性­书》中，李翱首先就指出，为什么人们会去信奉佛教或道家思想呢？就是因为佛教和道家都有形而上学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层面。人都有生、死、穷、富，可为什么会有生死，为什么会有贫富呢？佛教就提出了缘起的理论，因果报应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而儒家呢？《论语》里面讲了，孔子是不讲­性­与天道的，也不讲怪力乱神，所以大家似乎就觉得儒家思想里没有形而上学的层面，都是讲具体的东西。

针对这种看法，李翱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其实儒家也有形而上学，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比如《周易》里面就讲了很多形而上学的道理，《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传》）。除此之外还有《中庸》，《中庸》一开始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不就是在讲形而上学吗？

李翱总结说，其实儒家里有很多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而已。所以从那以后有很多人又开始研究儒学，特别是到了宋代，儒学又重新夺回了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理一分殊——宋明理学

北宋有五位理学的奠基者，人称北宋五子，即周濂溪、邵康节、张载、程颢和程颐。他们可以说都是从《周易》入手，来发掘儒家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光靠这个还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又借鉴了很多佛道的理论，把它们运用到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去。这样，他们就把儒家的许多具体的解释，提高到了理论的层次，或者说形而上的层次。

比如说关于“仁”，刚才我讲了，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根据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答案。到了宋明就不一样了，先看朱熹是怎么解释“仁”的，他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四书集注·学而篇》）。完全将“仁”抽象化了，没有具体教人该怎么做，而是提升到一个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讲，所以“仁”在这里已经具有了一个普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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