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辛苦吧,看你晒得那么黑。”婆婆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儿子。呣子之间的感情,永远不可能象夫妻之间那么虚假。
“妈,这次我出门,才知道自己以前多么缺乏锻炼,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练好。”
费思明的这番见解有提高。
“有点磨练是好的,以后做人会更加成熟。”公公说话,“接下来你的任务还很重。”
“你舅舅这次是惨了。”婆婆苦着眉头,“破了财也没有消灾。”
“以后我靠自己,你们也不要为我操心了。”费思明伸手拢拢他老妈。
“是啊,我们是老了,也帮不了什么忙了,”婆婆看我一眼,“总算还有点积蓄,也算对得起你们。”说着拿出一张银行卡丢在茶几上。
“妈妈,这个倒不用。”我看看费思明,“我们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妈,这不用。我们可以应付。“费思明把卡还给老妈。
“你们就拿着罢!我可不想看到我儿子过节衣缩食的日子。”她沉下脸,瞬间动了气。
“我们年纪大了,多花少花也没什么区别,你们用钱的地方还多,那就别省。”公公拍拍我的肩。
我起身到厨房做午饭。
大热天的中午,我和良四在公司附近喝冰咖啡。
人的贱是无处不在的伟大真理,苟且偷生也可以被称之为热爱生活。这段时间费思明忙于筹划开新的事务所,对我的个人生活也尊敬宽松起来,我一时间受宠若惊,觉得这样的生活大概也并非到了要决裂的地步。这样一想,离婚的念头就不如刚开始那么象口号一样挥之不去,现实的强大毫不费力地戏弄理想的卑微。况且有良四这样一个知己与我为伴,日子要过下去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我开始怀疑,任何一对夫妻可能都动过离婚的念头,只不过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复,一部分念头就灰飞烟灭了。白头到老这回事,大概是忍出来的。而永结同心,则是背道的荒谬。
我们兴致勃勃讨论的话题,再也不是自己的感情了。多半是一部电影,一本书,一张CD,总之是脱离真实生活的东西。隔岸观火,借他人的故事意淫尚未麻木的神经。不禁感叹,艺术家真好!让我们不用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代价就能体察人间的悲喜,排遣多余的感情。
清醒的人痛苦,这个道理我懂。可我一如既往地拒绝麻痹,就象小猫拒绝阉割,美人鱼拒绝做神仙。我必须清醒地感到我的苦痛,我的忍耐,我的卑贱,在批判斗争中冒着炮火前进。这个世界上,有人燃烧火把,有人燃烧手臂,不同的光亮照亮不同的道路。
良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递过来。“送你一个小东西。”他说。
这是一个银别针,成色纯净,朴素无华。设计很特别,有手工制作的痕迹。我一眼就爱上了它。
“谢谢。我很喜欢。“我接过,“你在哪里买到这个别针?图案那么别致。”
“说起来就长了。那年在美国,我一个人去阿拉斯加旅行,遇到一个当地的艺术家,制作各种银首饰,图案都是和当地的人文地理有关。这个是变型的阴阳鱼,我觉得有意思,就买下来,一直放了很多年。”
我再次端详手里的别针,果然可以辨认出两条鱼的形状,那种勾连的姿态,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道教的太极符号。曾有历史学家认为,当白令海峡还未生成,亚美大陆原本相连,阿拉斯加人和蒙古人种有某种血缘上的渊源。如果这种学说成立,在阿拉斯加买到阴阳鱼就不足为奇。
“既然是艺术品,它应该有个名字。”我抬头看良四。
他点头,“是有个名字,制作这个别针的艺术家说,它叫life goes on.宇宙的白天黑夜,人间的悲欢离合,就像阴阳循环往复,相生相克。”
小小的别针躺在手心里,竟仿佛宇宙浩茫。“life goes on?那中文名字叫什么?”我问。
“这个我倒没想过,你来起吧,你是翻译家。”
我决定把它命名为生生不息。
只要一息尚存,我们总是在这样或那样折腾着自己。只要没有真正丢失热情敏感幻想,人就无法对现状无动于衷。在循环往复中,得到的平衡永远是动态的,想挽留它就象企图挽留满月和春天一样不切实际。那么该如何去迎接,又该如何说再见?我心中充满温柔而慈悲的苦楚。而这就是生命的轨迹。
最恐怖的梦
费思明似乎已经走出停业的阴影,又开始在业内活动。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他开始学会一点谦虚。看来人都是摧残出来的,没有这次的风波,他大概永远不知道骄横的坏处。一放下身段,人的精神也跟着轻松起来,连百忧解也不吃了。
“我要重新开始,一切都推倒重来。”他说,“你看我的进步吧。”
这样的心态值得肯定和鼓励,可我发现,我已经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肯定升华为爱情。严格地说我过去也没有爱过眼前这个人,而目前,在最好的情形下我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朋友,和平友好相处。于是我说:“祝你东山再起,事业成功。”说完我想,这怎么听着象写在贺年卡上的话呢。
秋天来了,早晨去上班的时候,云浮在很高的天空,洁白的秋风从耳边拂过,梧桐树叶在路边打转。我不喜欢夏天,因为过分的炎热,让茂盛的欲望不假掩藏。但每到夏天逝去,又禁不住要留恋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耳边回荡着的,是那个成功律师和多产诗人的诗篇T’is the Last Rose of Summer,反反复复地在空气中吟唱。然后吸吸鼻子,空气中就带着一丝凉意了。
我喜欢秋天,又害怕秋天。秋天与我心意相通,也因此助长我的多愁善感。若是放纵自己随了秋的静和悲而去,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我的青春甚至生命却是一去不复返。秋天的皮肤好像特别敏感和脆弱,长袖衣服初上身,暴露在夏日阳光下的手臂顿时有种被包容的怜悯。碰到棉布,或者绒线,每一道纹理都清楚地在肌肤上留下记忆。也因为静谧,因为澄澈,不得不面对内心的声音。
然而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秋天竟然也过去了。龙头里放出来的水,已经淋得手指冰凉。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大雁正排着长队向南方飞行。风越来越凌厉,于是一年又到头了。
费思明停业期限已满,新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开张营业。开张前一天,费思明把我叫到书房里,谈了一晚上。他告诉我,起初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能迅速取得名利,让我以他为荣。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如我以前的恋人,也不如我,这种优越感的缺失让他焦虑不堪,患得患失,情郁于中,才对我那样的神经质。其实内心他一直认同我说过的话,只是一种畸形的自尊让他无法正确地面对两人的关系。一直到出了事,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生活态度的危险。而出去旅行的那一个月,使他有更充足的时间思考正确的生活方式。“婚姻中,双方都应该进步,进步慢的向快的学习和看齐。而不是倒过来,象我以前那样。”结婚近两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费思明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我不能因此而爱他,但那一刻,我觉得他应该被原谅。
把冰箱上的台历换成新的时,我想起来三个月前,曾经那样掐着日子等离婚,现在时机已到,却偃旗息鼓了。心里曾经叫嚣着的事情,到现在却不了了之,生活原就是这样尴尬而没有交待。在这个过程中,我目睹自己的勇气起起落落,最后就象一条声波的曲线,渐渐式微。走向死亡的人,心电图好像也是这样的波纹。
看来爱情是婚姻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无爱婚姻也可以苟延残喘,反正人总有死的一天。良四与我一直按照负责的成年人规则交往,不是没有好感,但双方都有高度的默契自觉。离婚投奔良四的念头,不是没有想过,但或许是因为年纪渐长胆量渐小,又或许因为费思明待我渐渐尊重和宽松,真要走那一步,又临阵脚软。有时候真希望一觉醒来已经六十岁,那就再不必辗转思量,宽心等死就是。可偏偏欲望还时不时地出来折腾。提醒我:生活本来令人失望。
星期六下午,我正在家里看书,费思明从所里打来电话:“帮个忙吧?书房抽屉第一格有个大信封,马上送到我家去。里面有些资料要交给让爸妈。我这里跑不开。多谢多谢!”
“好吧,你回来吃晚饭吗?”我问。
“我可能没办法回来了,你自己吃吧。要不你和尔群一起去外面吃西餐吧,你不是喜欢吗?你请她吃。”
“那我看情况吧。”
放下书,我找到那只信封。穿上外套,就往公婆家走去。
门打开了,是公公。
“爸爸,思明让我来送一份资料。”我把信封交给他。
“哦,进来进来。”他把门开大。
我跨进门,低头换拖鞋。脱了一只鞋子,身体有点摇晃,他一把扶住我。
“妈妈呢?”我迅速维持住身体平衡,问到。
“哦,她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就回来。”
一种不详的预感笼向我袭来,我说:“哦,我待会还有点事,要不我先走了,改天再来。”
他皱起眉头:“冬冬啊,你坐一会。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关于思明工作的。”
我只好进去坐下。我还能怎样?
对于男性长者的性骚扰,我并不陌生,也不是没有吃过苦头。大四时,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就曾在我的导师家里受到过这种礼遇。六十几岁的老头子在桌子底下抓住我的手,嘴上冠冕堂皇地谈莎士比亚。我第一次知道“如坐针毡”这个成语果然来自生活,窘迫到了难以形容,却也不敢有任何反抗。因为所有行为都有冠冕的幌子,你怎能轻易怀疑你的导师不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而一旦有所反抗,就是界定了性骚扰的事实,这个后果作为学生的我还不敢承担,唯有忍气吞声。从老头家里出来以后,对着水龙头冲了十几遍的手,想想还委屈,也只能跑到操场上,坐在水泥台子上闷声抽泣。现在我长大了,再也不能吃这种亏。但不幸的是,我早就悲哀地发现,我的公公偏就是个咸猪手。
“爸,什么事情?”我挑单人沙发坐下,直截了当地问他。
他眯眼看着我,不说话。接到这样的目光,仿佛潜入敌后的地下党被识破身份,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我顽强地说:“思明工作怎么了?”
“哦,嗯,我先看看材料,”他终于把眼神收回来,“帮我把眼镜拿过来。”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转过头,拿起隔在电话几上的老花眼镜,递过去。
手被一把拽住。惊骇间一抽手,眼镜掉在地上跌得粉碎。
由于这两个事件的同步性和互动性,一时间,我的情绪和态度不知道该如何分配。而因为前者不具备实体形后果而后者的结果触目惊心,我终于再次表现出大四时的木讷和愚昧:“对不起爸爸,我。。。”我蹲下身去收拾碎片。
“没关系没关系,”他来拖我的手臂,“来,我们继续说事情。”趁势把我拉在他身边坐下。
此时,这句“没关系“进一步给了我做错事的心理暗示,于是我赔罪似的坐了下来。
你和思明最近感情怎么样?”他问。
“还可以。”
“哦,”他顿了一下,然后又眯起眼:“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由于我一向缺乏外交辞令,这次也毫不例外地说:“什么事情?您请说。”
“有一天中午,我在一家餐厅看到你和一个男人在吃饭。哦,当然了,和人家吃饭也是很正常的社交活动。”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虽然我的交往记录并无不妥,费思明的度量衡和常人的不一样。更何况这件事是他老爸提起。真正揭发了,我还是感到害怕,这只能说明: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加窝囊。
“可能是我的一个朋友吧。他上班的地方和我很近,中午吃饭偶尔会碰到。”这样半真半假地说话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明白,我明白。”他点头,“有几个朋友是很正常的,谁没有个把知心朋友?不管男女,有的话,和自己家里人反倒不方便说呢。”
听到这话,我差一点要把我的公公也引为知己,不过幸好我还残留一点警惕,于是不置可否地笑笑。
“唉,人的一辈子,知己难求啊。呵呵。”他顺势伸过手来,往我肩膀上拍下去。然后他的手就放在那里不动了。
“我还是把碎片打扫一下吧。”我借机站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从后面抱住我,凑着我的耳朵说:“别扫了。”他的声音变得象电影里的太监公公一样可怕。
我仿佛被一只巨大的蜘蛛精网住,一股战栗般的恶心从胃的最深处翻腾上来。恶梦真的来了,任凭所有细胞在无声地嘶叫:这惊悚丑陋的生活啊!
我记不太清我是怎么离开的那个家,总之眼前的画面开始旋转和颠倒,到后来甚至彩色和黑白都分不清,象个醒不过来的梦魇。一个个切割得很厉害的镜头,摇晃着扭曲的四肢,血红的双眼,变形的脸孔,还有欲望破裂时的形状。。。然后我就看见电梯镜子里,一个影子象得了疟疾似的发抖。
等我走到了大街上,才发现脚上还穿着拖鞋。我已经抖得停不下来,北风吹过,只不过抖得更厉害些。街上的人变得象纸片一样轻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突然疯狂地想念起我自己的爸爸。我的慈爱的沉默的懂我的爸爸,曾来厦门把报废的我接回家的爸爸,曾在饭桌上陪我无言对饮的爸爸,曾在我童年生病时给我折纸仙鹤的爸爸,曾拉着京胡教我唱戏的爸爸,有人在这样欺负你的女儿啊!
我冲进马路边的电话亭,关上门,终于忍不住象马一样嘶叫起来。
北风继续在吹,然后我看到今年的第一片雪花从天而降。。。我掏出电话卡,哆嗦着按着那串长长的号码。
是爸爸!“喂,冬冬,这么早啊,出什么事啦?”
我尽全力稳住声音:“爸,没什么。”我说不下去了。
“你在外面?冷吧?怎么不回家呢?”
“嗯,爸。。。今天下雪了,“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白毛女》的旋律,我脱口道:“爸,我唱一段白毛女给你听吧?”
“啊?你是怎么啦?“
“没什么,唱歌不行吗?我就是想唱。白毛女,应景呢,我们这里正在下雪。”
“好好,你唱,我听着。你还记得唱词吗?小小艺术家?”
“记得。你女儿是什么记性。我开始唱了!”
“好,你等等,我到客厅里换个电话,你妈还在睡觉呢!”
我开始唱:
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帐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大婶给了玉茭子面,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我盼爹爹心中急,等爹爹回来心欢喜。爹爹带回白面来,欢欢喜喜过个年。
爸爸被我激发了兴趣,在那头接着唱:
十里风雪一片白,躲帐七天回家来。指望熬过了这一关,挨冻受饿也能忍耐。”
“爸爸,我们再唱《扎头绳》。”
“好!听着,“爸爸来了兴致,“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集上我称回来二斤面。怕叫东家看见了,揣在这怀里头四五天。”
我接过:“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爹爹称回来二斤面。带回家来包饺子,欢欢喜喜过个年,哎,过呀过个年。”
爸爸唱起这段著名的曲子:“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起来。”
我的眼泪滚下来:继续对着话筒唱:“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爸爸!我唱得太投入了,都唱得流眼泪了呢!”
“好,爸爸也和你比试比试!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那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哎,进呀进不来。”
爸爸!我今天看见鬼了呀!
天哪!刀杀我,斧砍我,你不该这样糟蹋我。自从进了你黄家门,想不到今天哪……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这,这,这叫我怎么有脸去见人,这叫我怎么活?
他们要杀我,他们要害我,我逃出虎口,我逃出狼窝。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我要活!
向前走,不回头,我有冤哪,我有仇,他们害死了我的爹,又害我,烂了骨头我也记住这冤仇。
耳听得流水哗啦啦的响,眼前一条大河闪星光。大河流水向东去,看不见路,我走向哪里?
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
电话发出“嘟-嘟-嘟”的声音,在冷空气里犹如一阵警报。我捏着话筒,身体僵硬得如同干尸。这时我看到电话亭的上方,从梧桐的枯枝上掉下一只蝉,迅速地被北风吹向无尽的黑夜。
鲤鱼生吃
我睁开双眼,眼泪热辣辣地流下来。四天了,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恶梦,到今天我已经有点模糊,到底梦里的场景是真是假?抑或是我自己也记不清当时的情景?我记得我是逃出来了,鞋柜里还放着公公家的拖鞋。但我的记忆可信吗?或许我只是为了寻求安慰而自我欺骗?要不然为什么四天都做同样的恶梦?可难道梦里的情形真的是我亲身经历?如果真的是那样,那我是不是还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过其它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和良四是否也睡过觉?我和小震是否也睡过觉?我到底和几个男人睡过觉?
屋子里漆黑一片,也不知道几点。失去了空间和时间的轮廓,魔幻感象一只铁手掐在我的咽喉,探下去一个茫茫的污秽无底洞。我深深地吸一口气,我要拯救自己。别急,慢慢来。让我来诚实努力地回忆。我第一次睡觉的男人应该是无棱,这个不应该有错。嗯,没错。然后,就结婚了,费思明。完。这样还算过得去吧?一个至爱,一个丈夫。老头子没有让他得逞。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吧。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是夺门而出的,所以没有换鞋子。对,是这样,那双拖鞋现在还在鞋柜里。是吗?要不要去看看?我脸红心跳,身上粘满汗水,我要起来去看看。
我轻轻地挪出被窝,下了地。费思明朝那头睡着,没有动静。黑暗中,我慢慢朝门口移动。一路和无数的鬼打招呼。其实一起床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了,我已经成了恐怖片的女主角,但想抽身已太晚。我站在孤独的舞台上,the show must go on!
卧室的门就在眼前,那门背后一定躲藏着一个人,我知道。是老头子,是死去的小震,还是谁?不能等待。等得越久,越没有勇气开门,而回去也是不可能。此时费思明一定坐直了身体,在床上微笑地看着我。于是我一推门。
虽然我没有看见你,但是我知道你在那里。你有和黑夜一样的皮肤,黑夜一样的眼睛,我知道我已经象鱼儿一样撞在你的网上。
拖着身上的渔网,我继续前行。穿过饭厅,我没有朝餐桌转头。我知道那个餐桌上有四个人在注视我,是的,四个,三个火枪手,外加一个狙击手。我不知道他们穿越了时空到我家中是为了什么,莫非我的污秽已经到了这样昭然若揭的程度。然而好像有人划了一根火柴,我的眼膜里闪过一丝幽幽的光,“过来,”一个声音围在火柴左右跳动:“去找那双鞋子,去找那双鞋子!”
这时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双绣花鞋》,我那双拖鞋上好像也有绣花。是红色的?还是紫的?总之是个非常妖艳的颜色,我婆婆怎么会有这样的拖鞋?一个惊惧的念头突然向我劈来,我险些滑倒在冰冷的大理石上:那是我自己的拖鞋!费思明根本没有让我送材料去,是我自己穿着绣花鞋去找公公幽会!
我已经穿过客厅,到了玄关的壁橱。我盯着这白色的百叶门,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我看见我的手伸出去,就要摸到那个黄铜把手。。。突然一阵巨响,吊灯爆炸了!
刹那间,宇宙洪荒,镁光普照,惊悚白辣,钢水奔腾。我捧住瞳仁倒在地上。
“你怎么了?半夜三更到门口来干什么?”费思明扶起我来,“发生什么事?”
“我来找一双拖鞋。”我瑟瑟地抓住他。
“半夜里为什么找拖鞋?你到底是怎么了?告诉我呀!”
“思明,”我捏紧拳头,“我有事情告诉你!”
“你快说,发生什么事了?”
“陪我去开那个鞋柜。”我指指壁橱。
思明打开鞋柜,我一眼就找出了那双拖鞋,奇怪,那只是一双非常普通的暗红色棉拖鞋,没有一朵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