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开始有很多人是因为觉得，“真麻烦，­干­脆顺着警方的话说好了”。只不过如前所述，我们在许多的案例都可以看到，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便会逐渐淡忘了，当初自己是因为他人的“暗示”才产生这样的偏见，进而又依据这些偏见提出证词，还一味地把那些偏见认定成：“我亲眼目睹了整件事，绝对错不了。”

疲劳轰炸之下创造新的记忆

虽然这好像完全偏离了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在此介绍几个案例，借以说明检警等搜查机关的调查，会对一般人造成多大压力。

由于律师有守密的义务，我稍微修改了以下案例，但案例的核心特质不变。我试图告诉各位的是，当检警一再对案情进行讯问时，会让一般人感到多大的压力。

某A女申请破产之后，有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手法不太专业），找上了A女的老家，死缠烂打地向A女的母亲追问：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女儿在哪里?”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凌晨一点钟之后，对方好不容易才离去，并拿走了二十万日元。临走前还撂下狠话：“后天之前，最好把剩下的钱给我准备好!”

放高利贷的家伙留下这句话之后，便扬长而去。翌日，我从那A女的母亲那里得知了状况，立刻便与警方的民暴民暴，日本法律用语“暴力介入民事纠纷”的简称。指暴力集团介入民事纠纷中，以暴力从中索取金钱等。——译者注负责人联络，并进行讨论。然后，负责的警员在放高利贷的家伙说会再来的第三天，部署了更多的警力，在那家伙大摇大摆前来之际，立刻将他逮捕。

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那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是暴力集团的成员，似乎不怎么清楚放高利贷的手法与知识。那家伙后来找了律师帮忙，提出了和解要求。由于对方提出的条件是，“返还强行取走的二十万日元，并支付补偿金”，在我与A女母亲讨论过后，也就接受了和解的提议。

然而，大约在完成和解后的一个月，当我前往检察署时，再次见到A女的母亲，她坐在检察官室前的长椅上，面容十分憔悴。

“您还好吗?照理说，事情应该解决了吧?”

听我这么一问之后，A女的母亲用疲惫不堪的声音对我说：

“荘司律师，已经不能再改变什么了吗?我都不知道被警方和检方叫去几次了，真的好累。早知道会变成这样的话，我就不和对方和解了。”

她以充满悔恨的声音，向我这么诉说。

人是现实的动物，如果大家知道，只要是恐吓罪的案件，不论双方有没有达成和解，被害人都必须面对警方或检察官不断讯问的疲劳轰炸，那么，对被害人而言，既然同样要遭受煎熬，且之后还可能必须上法庭打诉讼，那么与对方和解，并取得和解金，绝对是比较值得。

A女的母亲由于承受过大压力，已经失去一般判断能力，所以误解成，为了要达成和解，才得遭受不断被讯问的待遇。简单来说，通过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般人在面对检警讯问案情时所承受的压力，确实超乎想象。

就连没遭到拘留的被害人，在面对检警没完没了的讯问时，都会感到不胜其扰，更别提那些被长期拘留的嫌疑犯，对于反复进行的讯问，会感到多大的压力。因此，迎合承办检警而扭曲了自己正确的记忆，也就不会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此，像检警之类的搜查机关，会严重影响到证人（有时是嫌疑犯），让这些人很容易就产生各种偏见。例如秋田县那个年轻母亲杀害幼儿的案例也是如此。这个案例中，警方便是以“任意同行”“任意同行”系指，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同意作为借口，而强制移送至检察署的情形。的方式，要求被告到警局报到，结果被告就真的像是被拘留一样，在警局待了一整天。警方这种搜查行为其实明显违法，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警方必须先申请到正式的逮捕令，才能拘留嫌疑犯。这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