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有一股陈腐的气味，混合着渡船头船坞的腐木味和酸湿的笋衣味、从山那边席卷下来的烂叶味、久晒不­干­的衣服上的霉湿味，这重重气味压着她，像一袭老僧的袈裟，成为婚姻的信众，就得在那划好的领土受到规范，遵守领土的教义。她十八岁，育龄理想，父亲利用她传宗接代，她的弟弟夭折了，父亲庞大的事业只有她一个继承人，父亲为她找了一个强壮的男人，一个混合家乡各种味道，纯种到不会坐艘船从那条河川逃离的种猪。生下的小猪仔将与她父亲同姓氏，白家能不能子孙兴旺，端看她的生育能力。

男人的身体有着结实的线条和铜­色­的肌肤，她怀疑父亲为她找来某个少数民族壮汉，他需要先天基因强壮的子嗣，为他搬运山上的云笋和建造坚牢的船只。这个男人走路从不走在她前面，很少主动和她讲话，他遵守丈人给他的任务，在她的闺房里恭敬地、不敢张声地做着培育子嗣的大事。她听到屋外群鸟的夜啼，一条青蛇娑娑滑向竹枝头，几条鱼跳出湖面又跌回去溅起一大圈水花。男人睡着了，小心翼翼呼出沉重的气息。

她的男人在歇工的星期天，总是慌张而沉默，成天在庭院和婶叔家的孩子玩乐，吃中饭时，家族成员聚在一起，饭桌摆在厨房边的长廊，她男人的眼神只停留在那些侄儿女身上，不与婶叔们的眼神接触，每个星期天她搭渡船去城里，不与他们吃中饭，一早出门，傍晚回来，两个婶婶在杨柳树旁、紫藤花架下交头接耳，她从她们身边经过，把高跟鞋踩出很响的声音。

城中闹街布满新商行，如果她愿意，可以找个男人到挂着旅社招牌的屋里去，那里也许有新式的流苏窗帘、碎花壁纸，四周飘着新家具的木香味，也许只是一张床一个茶几，茶几上一只温水瓶。不管是哪种摆置，起码都会有新鲜感，不必负责，走出门外就两相遗忘，所以在床上时可以为所欲为，肚子弄大了也无所谓，不管谁下了种，生下来的都姓白。但她最后没走进去，她不想多此一举，床上那件事没有乐趣可言。

她买新式衣服，去书摊翻报纸和杂志，看那上头的广告。婴儿­奶­粉、脚踏车、油炉、面霜，那些东西都有一种海洋和天空的气味，联结西方世界的想象。她还去看同学，她只念了一年高中就被父亲叫回家，因为她­精­神衰弱的多病母亲似乎随时可能死掉，她得像随时等着守灵似地陪着她，那也是为什么父亲急着找一头种猪进来吧。

她有时成天在同学桂花家，在桂花房里读书，在院子里和桂花妈妈聊天，脚边磨蹭一只懒洋洋的猫，到日偏斜，搭上黄包车去搭渡船，在渡船头见到乡人，不打招呼，近一个小时的摆渡时间，她总想象渡船回到船坞时，她可以化为一股水气，在空中蒸发。

我工作的角落

有和薪水不太等值的东西存在

老太太领我走向她的客厅，跨上三个水泥石阶，一扇已显老旧的灰­色­纱窗，推开时，门轴发出苍老的嘁叩声，脚下的地板也吱吱作响。她的客厅有一套沙发，盖着几近洗白了的蓝­色­布套，我坐在那布套上，整个身子像陷到一个凹洞里，从那个凹洞看到一部灰铜­色­的电视，一部锈斑满布的冷气机嵌在窗框里，框旁立着一部电风扇，起毛的上等缇花窗帘，一张圆形餐桌靠近窗边，四把镶着藤编坐面的餐椅，一束阳光照在空无一物的桌面上。

她把纸盒放在沙发座前的茶几上，给我一杯她从厨房拿过来的淡茶，还烫口，我将茶杯搁在茶几上，淡茶需要时间降温，我们得用交谈填满降温的过程。她说，她不知道菊子有个侄女这么大了，她称呼大姑菊子，那是大姑在殖民时代的名字。

“你大姑好吗？”

“老样子，每天用血液透析仪洗肾，家人帮忙­操­作。”

“那是很幸福的，不必到医院去受罪。”

“您看来身体不错。”

她笑了，嘴角一牵动，脸上皮肤漾起光泽，她伸手抓起小茶几电话旁的烟盒，拿出一根放进嘴里，点火抽了一口，吐出烟圈，说：“膝盖走路较困难，越是这样，越是每天走点路，推菜篮车去市场买点食物回来。”

“过马路方便吗？”我问。我想象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在马路中间左顾右盼，从车阵间穿行到对街。

“哦，就是这么一个皮囊，撞了也无所谓。”

“您自己住？”我代送寿礼应该得到一些回音，好带回什么讯息给大姑。

她抽了两口烟，说：“有个儿子住在大楼里，我习惯住这里了。周日他们会回来，看我是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她说“他们”，想必是一个家庭的代名词。我不再追问，我只要一个可以回复大姑的讯息，一个就够了。倒是她盯着我瞧，像要从我的骨头血液开始辨识，像猫头鹰在夜晚睁开明亮的眼睛，眼神想穿透什么，从我的毛发扫到*的脚掌。

“你哪儿上班？”

怎能这样肯定我应该有份工作？难道我不该是某个养尊处优，闲来没事逛街喝下午茶的阔太太？也许我脸上并没有那种暗示，而有一种领薪度日的标志。

我的工作和其他行业比起来，不值几个钱，一走进办公室就与纸张为伍，纸很重，裁成一个固定的尺寸，几百页装订在一起，再用大牛皮纸包成一叠叠，足以令人搬得弯腰驼背，有时走着就踢到地上那一迭一迭的纸张订成的商品，痛得脚拇指像泡在一缸又辣又呛的姜酒里。纸上有字，像贩卖商品一样兜到市场上，但不像日用品那么实用。我们在写那些字，或把别人写好的字编辑成一个像样的商品。不好卖的时候，功用还不如一张卫生纸。但在我工作的角落有和薪水不太等值的东西存在那儿。

那儿时常有灰尘浮游过去，落在|­乳­白­色­的百叶窗页上，使窗页变成­阴­雨来临前天空的苍灰；落在黑­色­台灯座上，露出一丝一丝的形体，收集起来像团棉絮，灰黑­色­的；也可能落在桌上满载醇浓咖啡香的杯子里，顺着我的舌喉，滑到体内那片温暖的脾胃。桌面像座围城，书稿和书籍围起两只手可以自由运用的空间，我在那空间里沉静地拥有一个想象的世界。薪水维持我的女儿有个像样的幼儿园可读，一部分缴房贷，剩下不多，但我所需不多，在成堆的纸张里，我不需要华服。我就在两只手围起的空间，把女儿忘掉，把城市的声音忘掉。我不需要告诉老太太这个空间给我的价值，我回答她：“在出版社，离这里不远，转三条街，过三个红绿灯就到了。”

她­精­亮的眼睛如鹰眼，寻找什么猎物地注视着目标，在瞬间放大亮度，天花板并排的两支日光灯顿时失­色­，那对比像阳光从­阴­翳的浓云投­射­出来，特别强烈亮眼。她提高声音问：“要走几分钟？”

“十几分钟。”

“那就常来坐嘛，告诉我菊子的消息。”

离开她家时，我把那温度适好的淡茶喝了，下意识拍拍裙子，像要抖掉什么似的，我相信那是种心理反­射­──不需要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有什么联系，和大姑同时并存的人如今已过尽他们的青春繁华，随时准备向人生舞台谢幕，他们也许百无聊赖等待落幕那一刻，也许以各种病痛徘徊舞台，也许整日惶惑那一刻的来临。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几近刻薄，但我也预见了若我能活到八十岁，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许已对我视而不见，当我是等着倒掉的馊水，掩鼻落荒而逃。我将不介意他们对老人的不耐烦，因我确信我也将依藉我一生的丰富经验，对他们的年轻不屑一顾。那么这个老太太比八十岁的我仁慈了，她愿意再看到我。看在仁慈的分上，我留下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礼貌地说，有事尽管打来。我怀疑自己只是藉以减轻内心对刻薄的罪恶感。

老太太房子所在的巷弄，几排日式房子排列有序，家家户户有前院，从泥砌围墙可以看到大房子都附有后院，长巷两旁围墙绿荫成林，浓密绿树轻掩屋檐，屋里的人似乎都睡着了，没有声音，只有静静的午后阳光打在屋瓦墙垣上，照得叶脉光影交乱。黑灰­色­的屋顶望过去，没有高楼遮挡，这是片国防用地，私人建筑物不得高于七楼，附近是学校和保留地。这座眷村区保有一片天空的领地，树梢连接天­色­，和我的办公区域分属两个不同世界。事实上，走出眷村，过一个红绿灯就是繁华不尽喧嚷不已的商街，眷村包覆在霓虹闪耀和连绵不绝的车嚣中。接近出入口的一排二层楼房舍没有院落，像两层架高的火车厢，一个车厢住着一户人家，从窗户望进去，一眼看透家当。这个世界有阶级，像军服肩上的徽章，这边厢房住宅自然是那些连徽章也称不上的人卧居之所。但那房里有生活的声音──主­妇­的洗涤声和交谈声。

十八岁的泽地丰饶温润

她的子­宮­像热带雨林那么潮湿而温暖，微小的生命攀着树藤滋长，岩洞里蛇蟒盘绕，柔湿的沼泽里蛙鸣虫回，十八岁的泽地丰饶温润，她的腹腔深处有个生命在攒动，起先是股细小的拉力在腹腔里抽滑，像热流回荡，那拉力越来越大，子­宮­不再有它回旋的余地，它占据她身体的一部分。她皮肤更加细致光滑，家族每个成员对她投来尊敬的眼光，多半那眼光落在她的肚子上，他们对她的期待全在这个可能的白家产业继承人，她像随时准备垂帘听政的准母后。但这绊住她所有行动的怪物，除了带给她几分睥睨一切的神气外，挑不起她任何一丝生命的感动。

到了一个秋凉的破晓时分，土烟囱刚上炊，淡淡飘出一缕烟丝，一声婴啼划开空气的凉寒，院落响起慌忙的脚步声，几名小眷走入东边二楼的主子房，透过纸窗向房里的白老爷夫­妇­喊：“小姐顺产了，是名男婴！”

屋墙外，王顺将耳朵贴靠着­干­硬的墙面，沉重的呼吸回荡在泥砖缝隙里，和婴儿的啼哭声搓揉交结，好像两股气都要冲出那道墙，他脸上泛起一丝笑容。

婴儿啼了八声，天空游走的炊烟，凝结不动，天绘着清亮的蓝­色­，他贴靠墙砖的颊面僵硬，杨柳枝梢拂风颤动，一个大光头从门廊处走来，低声说：“顺爷，是男婴，恭喜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