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约了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我跟他说放学后我在学校那棵大槐树下面等他，我想和他一起看电影，我买了两张票。我就坐在树下等他，一边捡掉在地上的雪白槐树花瓣一边等，我玩那种“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的占卜游戏，结果抬头看见他带着别的女生，从我面前走过去了，他还对我笑了笑，问我怎么还不走。他明明知道我在那里等他，他明明知道的。所以，我的初恋就这样完蛋了。

她说，其实她最喜欢的那个男生是音乐班的，他弹一手好钢琴，不过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因为那是个害羞的男孩，每次遇见她，都一低头就走了。她说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喜欢我的，她说学校晚会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转啊转，转啊转，他都没有走过来找我，我后来就坐在后面的凳子上，看他的后脑勺，他也不知道回头看我。如果他看我，我就主动跟他笑，问他，你一个人闷不闷啊。

她说，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我喜欢的人，嘿，然后让他喜欢我。我要有了这么一个人啊，他一定要爱死我，疼死我，他要哪一天不爱我了，我就和他一起去死!

我告诉她，这种状况在­精­神病学上，叫情感­性­妄想症，俗称“花痴”。

她咕咕咕笑，露出一口雪白牙齿一边把绿豆冰的糖水滴滴嗒嗒滴在我的地板上，地板中央的尼泊尔羊毛毯子上，沙发上，沙发的布垫子之间，布垫子上印的百合花花叶上，那一年整个夏天我的房间一直黏糊糊的，始终有一股化不掉的香甜味，我的手摸到哪里，哪里都粘粘的，粘着我的手掌心。

暑假结束，她和她的香甜气味一起消失。我请了钟点工回来仔细地打扫了我的屋子，钟点工从各个角落里扫出若­干­细软的头发丝、花生壳、嚼过的口香糖、漫画书、撕碎的绿豆冰的包装纸、巧克力的糖纸，甚至还有一些团起来皱成一堆的宣纸，打开来里面画了淡­色­水彩画，一些细小的花草和风景，在沙发底下钟点女工找出一盒七零八落的油画­棒­，大部分颜­色­只剩下一小截。我拿着那盒油画­棒­，想起她举起手掌给我看，说，你等我啊。

关于我的病人，十年前她十七岁，跟我混了大半个暑假的日子，偶尔对着楼下的各­色­喇叭花太阳花蝴蝶花画些写生习作。十年前她爱穿粉­色­和淡蓝的棉布裙子，爱光着脚丫在我家的打蜡地板上走来走去。十年前她说她要跟我学钢琴，却又耍赖偷懒，终于没有学成。十年前她没有一点­精­神病的迹象，她是一个健康的少女，富于幻想，沉浸在童话式的爱情故事里面，她还有淡金­色­的皮肤和一口整齐的白牙齿。十年后她二十七岁，我在那家南方的江边旅馆找到她的时候，她正沿着防水堤往江水里滑。十年内的头两年我还找过裱画师傅帮我裱一些字画，从他口中我得知我的病人他的女儿从职业高中毕业后又考入了一家艺术专科学校。想来艺术学校的学生生活必定多姿多彩，连续两个暑假，我没有再见过她。第三年的冬天，裱画师傅死于急­性­脑溢血，在一个极冷的落雪的凌晨，裱画师傅喝了一夜的酒从朋友家回来，穿着衣服没有脱掉厚棉鞋就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身上盖一张棉被。天亮以后人们发现他的呼吸终止了，身体都僵了，棉被还裹在他僵直的身体上。那一次我再度见到我的病人，她长高了显得更瘦削，坐在一群亲友里面她低着头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上前去安慰她，走近了，才看到她在哭，没有声音地哭泣，眼泪顺着睫毛脸颊一滴滴往身上手上掉，她手上是一副深红­色­手套，已经湿透了颜­色­变得更深。我很想拍拍她的肩膀，手举起在半空中，又放了下来。那天的最后我终于找到机会跟她说，有时间的话，还可以来我家坐坐，我家那几幅山水，都是你父亲帮我裱好装起来的，我和你一样，很难过。她抬头看我，脸­色­白得跟没有泼墨的纸一样，显得眼睛很大，而且浓黑。那天她抬起头第一次跟我说，我肚子痛。她弯着腰坐在一张凳子上，手捂着胃以下的小腹。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在神经病学里，有一种身体的病痛是由于心理上所遭受的刺激引起的，由心里的疼痛和臆想导致身体上的疾病和疼痛，然而却不能找到直接的病因。那天我只给她倒了一杯热的开水。如果当时手头方便，我还可以给她几片镇静药，不过我没有。我的病人5岁的时候，母亲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我的病人20岁时，父亲死于脑溢血。

我的病人21岁从艺专毕业。我去看了她的毕业画展，在展厅的一个角落里，她的作品是几幅仿佛即将燃烧起来的花卉静物油画，浓烈的宝蓝­色­背景上是几株朝天空怒放的花和植物，她笔下的花朵都变形地开得碗口一般大，火红或金黄的­鸡­冠花或者美人蕉，它们都以同一种姿势努力地向上挣扎。看她的画我以为是学美术的学生对以往那些艺术大师的崇拜和摹仿，比如凡高和高更，我以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忽略了或者故意忽略了她的作品中暗藏的潜伏的情绪因子，那些狂热的笔触和艳丽的­色­块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不以为意。她毕竟还是个孩子。那天她穿梭在她的同学和老师当中，只匆忙跟我打了一个短暂的招呼。我一转身，她已经淹没在花花绿绿的人群里。从远处看，这些学艺术的孩子都是一个样子的，男女也无甚差别。那天我独自离开展厅，我怎么也找不到她跟她道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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