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里我结了一次婚，又离了。至于那次不成功的婚姻只让我觉得是一次人生大解脱，我用了大半的积蓄终于打发了一段双方都已经不耐烦的感情。我从医院出来重新回到医学院，我曾经想过要不要转修牙科矫形，然后开一家私人诊所，在这个人头济济的社会混一口更轻松一点的饭吃。我厌倦做一个意志力需要高度坚韧的­精­神病医师，我想我情愿为社会为人民提供一副副漂亮洁白的好牙齿。由于一系列原因我继续留在了医学院里，帮我的­精­神病学导师做一些研究辅助的资料­性­工作。

我的病人毕业后的几年，也断断续续地来找过我。有一次正值我与前妻的冷战期，那天傍晚我胡乱给自己下了一碗面，正把煮熟的面条往碗里挑，有人敲门的声音，我开门，她站在门口。她手里抱一大束银柳，花枝很长几乎遮住她大半个身子，她一张脸从一大片的白­色­银柳花苞后面偏过来，她说，想不好送你什么花儿呢，就这个吧，银柳算不算花？她径直在厨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废弃的玻璃罐，她往罐里注水，把银柳Сhā在里面。然后她抱着这一大瓶白­色­的树枝问，摆哪里好呢？她看看我，再看看我的房间，她轻快地跃过地板上的一堆书和报纸，她直接走到我的黑­色­大钢琴前面，把瓶子放在钢琴上，说，就这儿好了。她走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那钢琴已经蒙灰了，我有多久没有打开它了。我很吃力地想。我想不起来了。我抱歉地对她笑，问她吃饭了吗，要不要和我一起吃面。那天晚上她陪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就着茶几，吃一碗­鸡­蛋汤面。我吃面的时候她去冰箱里找到了啤酒，自己开了，倒一大杯给我，还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由于找不到烟灰缸，她又费神地在我家里进行了第二遍搜索，最后终于以一个青花小瓷碟做了替代。

我说，你不应该抽烟的，知道吗？我找了一张医学书里的吸烟患者的肺部胸透照片给她看，我说，你看你的肺，就是这样，上面有小黑点。

她问，那是什么？是不是癌？

我的病人不理会我对她抽烟的批评，她喝酒喝得脸蛋红彤彤，她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婚呢，我等你呀。

我说，丫头，你跟我贫什么呢？

我的病人说，我说过的呀，你等我啊，你不等我，那我只好来等你了。

我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Сhā嘴，好不好？

我的病人坐在地板上，伸长了四肢，说，你看，我已经长大了。

我们坐在地毯上喝酒的时候，我当时的妻子从外面回来，她站在房门口，冷冷地朝我们看了一眼，或者，她连看我们一眼的兴致都没有，就脱了她的高跟鞋转身进她自己的房间，然后“砰”的一声，房门关了。

留下我和我的病人，安静地面对面坐着，我对着面前的一只空碗，碗里还有一些残余的面汤，而我的病人则看着自己手里的杯子，她平静地喝着杯里的啤酒，还对我笑了笑。冷静地，没有声音地，笑了。那一刻我在想也许她的确长大了，不再是从前那个敲得钢琴叮咚响的小女孩了。那天她穿一条膝盖上有一个大破洞的牛仔裤，头发卷卷地堆在脸的两侧，酒­精­让她的双眼像夜空中的星在遥远地闪烁。那一天是那一年的2月14日。那一整天­阴­云密布，天空飘落雨雪。早春的冷风从敞开的大厅落地窗吹进来，呜咽地经过每个人的身体和脸，地板上有碎纸片在哗哗作响，黑­色­钢琴上那瓶银柳的花苞在冷风下纷纷坠落像漫天飞絮。我的病人在那晚临走的时候，再一次跟我提到，她小腹的疼痛。

我曾经跟她介绍过我熟识的几个外科和­妇­科医生，我说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如果有什么潜伏的早期疾病，要及时医治。她也给过我电话，说她都检查了，没有什么问题。

十年后我在这家江边的小旅馆门口。我站在这个地方，向左右张望。这个旅馆没有名字，只用粗黑的毛笔在一块木板上写：旅馆。就两个字。木板挂在旅馆门前一棵棕树的树枝上，一有风吹过来，这家旅馆的招牌就在风里自行招摇。我的病人就曾经住在这个旅馆的一楼，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玻璃窗碎掉一块，现在用一块木板钉在那里补缺，木板上有模糊的浅蓝粉笔字的痕迹，显然已经有人用抹布擦过了，我的病人独自住在这里，一边给自己熬中药喝，一边记着一些散乱的日记，另外，就是给我写信。

她的信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全文只有，你，我。她写，你还好吗？我很好。就是这样开头。她在信里仔细描述了这个旅馆的一切，门口的草地，那家只有白菜和西红柿的小饭馆，胖姑娘，胖姑娘的信封和邮票，还有钉子和木板，被风吹坏的玻璃窗，暴烈的阳光，和肆虐的风，她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如果，她信里的这个“你”，就是“我”的话。我可以假设她要写信给一个男人，她把写给这个男人的信转寄给了我，又或者，她写信的对象就是我，我成了她假想中的恋人，在她的信里可以看到大段的抒情文字。这后一种假设让我不可置信。她说到了春天，我就回来看你—你家楼下的杜鹃花一定红红白白地开了，春天的湿润天气最适合画水彩画。

这些信的信封上写了我的名字和我家的门牌号码，丁香树街7号201，被投递到我家楼下的邮箱里，通过邮戳上的记录，我们最终找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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