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三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我刚到片场，一群人熙熙攘攘从里面冲出来，前头的那个是搭棚师傅，他身上还背着一个耷拉着脑袋的男人，那男人在滴滴答答淌血，我忙问怎么了怎么了，人群里有人说，男主角没事­干­爬梯子玩，从顶上摔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剧组的第一个男主角小马哥的命运，他不仅把腿摔断了还闹了个粉碎­性­骨折。起码得躺半年。道具师傅跟我说。

后来就接二连三地换起了男主角，半年之内我算是见识了各­色­男子。英俊的和丑陋的，温和的和猥琐的。同样的一句台词，英俊的那个腼腆含羞地说：我们跳个舞吧……声音细若蚊鸣，头低得镜头里找都找不见。丑陋的那个，走过来一把拉扯住我一只胳膊，小姐，我们跳个舞吧。然后一咧嘴，露出一口焦黄大龅牙。温和的男人太斯文，小姐，请允许我说一句话，你可不可以，与在下，和着这优美的乐曲，跳一曲……导演就在后面卡卡卡，这个艺术家男人暴跳如雷，我­操­，我­操­你的蛋!最吓人的是那个长相猥琐的，开始的时候导演还教导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人的外表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可是等到他骗了剧组一大笔钱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我们导演只好带着制片人去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的人说，你们就慢慢等吧，这样的事情每天都有，多得很。

报案回来以后导演就跟我说，小红，就这样吧，你就假装你面前有一个男主角，你就假装跟他谈情说爱，假装伤心，假装流眼泪，我们先把你这部分戏拍好了，男主角那一部分，以后我们什么时候找到人了，什么时候补拍。OK？

于是我开始在灯光之下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与一个想像中男人含情对望，一个人在地板上抬着手来回旋转，一个人对着空气念着台词：子龙，我愿意把生命都托付给你，而你给了我什么呢？只要你一句话，我什么都愿意，只要你说，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我抬头，望天，迎风，掉泪，仿佛面前有另一个人的一只手在温柔地抚摸我的眼睛我的脸，我柔肠寸断。

我是寂寞舞台上演着独角戏的女演员。

我也不指望我什么时候有个出头之日，这事情真不可想像，再说但凡抱了多大的希望就一定会得到多大的失望，理想这东西是一个巨大的肥皂泡泡。我早知道。

我只等这部没完没了的电影快点结束了，我还等着给我的房子还两个月的月供呢，还要买新的衣服鞋子，还要买最新的化妆品，好歹我还是一个演员，好歹，他们说我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呢。我已经等得烦不胜烦。

七月的时候，我们的摄影师走在大街上，被一辆运猪­肉­的大卡车给撞翻了，当时摄影师正走在去借器材的路上，他连一个道别的手势都没有给我们留下来。这样我们的电影又被迫停了下来，因为导演忙着去各大平面和网络媒体上发言，去接受采访，去表示沉痛的哀悼，以及对拍好这部电影的坚定的信念。导演后来说话都说糊涂了，有一天他在一家火锅店里跟几个小报的小记者说，生命诚可贵，电影价更高，死了摄影师，自有后来人。第二天报纸上娱乐头条就登出来了：无良导演不顾剧组人员生死。

这样导演就端起了摄影机对我们说，谁说我们不悲痛呢，我们都化悲痛为力量了。然后他用一张雪白的纸巾擤了一把鼻涕，呼溜一声。

当然这一切都被另一部摄影机全程记录下来了，这部摄影机现在扛在我们那个爬梯子换灯泡的小工肩膀上，摄影师死了之后，这个小工就说，摄影这活没多难，用多少度的胶片打多亮的灯光，我全知道，前半截的胶片全是我递的，灯泡都是我装的，再说以前在工地上，我大石板都扛着走了，难道我还拿不动摄影机？

导演这次满意地笑了，说，卡!眼含感激的泪花，泪光闪闪。

而我，我继续在空旷的各个布景里面，自唱自演，做美丽绝伦的花瓶。

慢慢我模糊地搞懂了，我在演一个三四十年代的故事，一个良家女子，跟一个叫子龙的男人自由恋爱了，偷偷跟他离家出走，还怀了他的孩子，可是抗战开始了，两人经历了各种颠沛流离，男人去参加了革命，慢慢升了官，还娶了上司的女儿，而这个苦命的女人却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卖花、洗碗、打杂、做歌女……我很想问问导演，我们正在拍的这个电影是否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新版。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我只能默默地演下去，演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

我一边做戏一边在心里唱，我的房子，我的新衣，我的新衣，我的房子。

而那个叫子龙的男主角，仍然在我们大家的想像和猜测中，在导演一厢情愿的等待中。至于我，我没有男主角，我当然没有爱情，我有时候一边演又一边想，我没有爱情，我哭不出来，你叫我怎么演。

终于这一天，导演叫人把我从半睡的混沌中唤醒，导演兴奋得两眼放光，他说，小红，你看，我们的男主角终于找到了。

我披着猩红­色­长毛毯子，头发都睡得毛茸茸，我迷迷糊糊地观察了四周，我问，谁呢，谁是男主角呀？在哪儿呢？棚顶的灯光太刺眼，另一角有人在用鼓风机吹起了假雪，塑料泡沫的雪花在大风里劈头盖脸地落下来，仿佛九月的南方突然也降温了，我觉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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