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令我畏惧的。我看到很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驱逐的人。警察在清晨去堵建筑工地的工棚。那时有很多民工还没来得及出去工作，他们在工棚里睡觉或者做什么别的事情，那是堵截他们的最佳时候。我看到过受堵截的民工闻讯奔逃出工棚的情景，大部分人迅速就散去了，当然总有落网之鱼，被逮着塞到等候在路边的警车里。夜晚也是警察突袭检查的时候，手电的强光凌乱地照­射­到窗棂之上，拳头砸门的声音砰砰地响，汉子粗声凶厉地吆喝，每到这时我的心脏就会慌乱地狂跳。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怎样的遭遇。帮助我的是洛雪。她那时候正在北京进修，身边有一些做新闻记者的朋友，她们携带着记者证件。有这样的证件警察就会保持基本的礼貌，我们也就可以保全基本的尊严。

尊严是我在那个时期格外敏感的一个词语。

还有一些词语我比较敏感，比如：群众、市民、公民。

再比如：迁徙自由、天赋*、个人­性­。

在漂流的境遇中试图保持个人尊严是困难的。人们通常的意识是，漂流的人群无尊严可言。

是的，当我离开我的户籍所在地的时候，我等于脱离开了一个系统的限制，当然同时也脱离开了这个系统的保护。我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或者我的身份永远是那个被限定的身份。我的身份无法证明我的存在，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但这是我，或者我们体验到的基本的境遇。当我们进入到城市的时候，我们成了失去身份的人，我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我们应该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似乎我们并没有公民的权利，因为我们所处的不是公民社会。在我们漂流的时候，我们不再受到体制的保护，也不再享有个人­性­。天赋的*也基本从我们的身上被抽离出去。

然而，我觉得漂流者的命运如同流亡者的命运一样，这是人的普遍­性­境遇。

漂流或流亡正成为这个世界的某种潮流。

美籍*思想家爱德华啡义德在他的著作《知识分子的流亡》中写道?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患、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起。

但是流亡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萨义德引述美国著名流亡知识分子阿多诺的思想，证明流亡也会带给人磨砺。他说更严苛、意志更坚定的流亡者是阿多诺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他是个令人生畏却又极具魅力的人物。对我来说，他是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他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周旋奋战。阿多诺说：

要求一个人坚强起来对抗自怜，暗示着在技术上必须以全然的警觉去对抗任何知识张力的松懈，并消除开始使作品（或写作）僵化或怠惰地随波逐流的任何事物，这些事物在早期也许像闲话一样会产生有利于成长的温暖气氛，但现在则被搁在后面，乏味且陈腐。

10年前的某个时刻开始，我成为京城一家新闻机构的时政记者。

作为记者，我远行、奔走、穿越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也在他国的城市和乡村。最繁华和最凋敝的地带都留下过我旅行的足迹。可能某天的早晨我还在黄土弥漫的边陲山野，和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农民或者矿工在一起，晚上就会搭乘某一航班到达某个盛大隆重的名流派对，那里纸醉金迷，杯盏交错，香车宝马。这使我在从业之初有严重的不适应感。我报道过内陆的矿难、西部的贫困；报道过学术*、官场黑幕；也报道过出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前线的战地记者；报道过巨变后的东欧，奥斯维辛集中营，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报道过汶川大地震……多年后，我被当作一个有过苦难经历的人，有时也会被记者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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