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死狐悲。这些民工的死或伤很容易就令我的心头被忧愁覆盖。你好，忧愁。这是法国女作家萨冈的说法。而我想说的是：再见，忧愁。我不想看到忧愁。事实上我那时不断听到民工们出事的消息。他们有的是在脚手架施工，被从顶端飞下来的钢梁砸中毙命的，还有的被坍塌的桥体砸中死亡，甚至我还听说有工人被九级大风从十三层施工高楼吹落坠地。这些消息总是令我胆寒。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能说什么呢？劳工的价值如同草芥的时候，任何一阵狂风都有可能把他们吹落坠地。

恐惧和忧患是命运给我的两份礼物。这是我在新千年到来之际的基本收获。

我相信艰难和困苦是人的普遍境遇。底层社会自然如此，中产阶级或者官僚阶层也未必能摆脱这样的境遇。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只是艰难的形式、困苦的仪态不同罢了。这是我在那个时候看清楚的。我在西江月的老板，是新兴的资本家。他靠盗版图书发迹，他有庞大的发行网络。他可以把自己印刷的那些质量粗糙、品格低劣的图书倾销到众多偏远的城市和山区。我在他的电脑屏幕上看到过那个跳荡着星星的全国营销地图，没有一处他能放过。他的公司仓库堆满这样的书籍，他采用直销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他的公司是家族式的，他的女人和他的小舅子分别管理着编辑和营销部门。

但是这个公司从外观上看没有任何标记，没有牌匾，没有铭号。它在一个虽然张挂着大红的灯笼但依旧荒僻的山庄的院落里。他的艰难在于他要时刻准备躲避工商和税务的检查，他的困境在于他要想办法逃避追讨欠债的。他的生意做得越大，投入也越多。而他作为资本家的本­性­是能躲即躲，能赖就赖。在那个昏暗的制作间里，我看到他面孔憔悴，头发蓬乱，眼睛近于失神。他躲在制作间里却电话告诉我们他在遥远的县城出差。在我们把他堵在制作间的时候，他其实在为自己的谎言感到羞愧。但他硬挺着不放下老板的架势。那时候我觉得他也挺艰难，困苦也在追随着他，这样的人其状也堪怜。看到这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所经历的艰难和困苦纠结。我体验到的困苦和艰难可能是人的普遍境遇。我需要做的是坚强起来，不被这艰难和困苦打败或者消灭。

当人们欢天喜地进入到新世纪的时候，我继续着遍布哀愁的漂流生活。

那时我除了对可能降临到地球的灾难怀有恐惧以外，还对自己能否长久踏在首都的土地上满腹忧虑。留下来，留在京城是我在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外省人的眼里就像夜航者寻找的灯塔，具有指示和引领的作用。我已经爱上它相对的秩序、相对的现代和相对文明的城市气质。我觉得比较而言，这是适宜人居的城市。而我的家乡并不适宜人居。我每次回到家乡，看到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车辆横冲直撞的街道就深深地厌恶。粗糙、喧嚣又艳俗的城市景观是我不喜欢的，甚至人的面孔和面孔呈现出来的表情也是我不喜欢的。我想我是一个忘本的人，可谁又能说我不是一个懂得好坏的人呢？

但是北京是他人的城市，不是我的。那个时候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在这座城市居住的合法­性­。

白天的时候，在大街上随时会遇到路口查验暂住证的警察。他们站在行人必经的道路上，对过往的路人进行暂住证抽查。他们通常眼光敏锐，很容易就从一个人的衣着、服饰、相貌以及神情判断出来他是否是需要检查的人。对这样的检查我深感不满，我觉得这是歧视­性­的检查，它充满不公正的意味。我的不满还包括他们要查验暂住证，我非常不情愿去领取那样一个证件，我觉得那是身份歧视的证明。很长时间以来我拒绝办理这样的证件。难道因为我是外省的人，我就没有自由在首都行走的权利了吗？这是我在内心天真的抗辩。但是我的不满和抗议是无力也无效的。在警察的身后就停着一辆警车，受到检查而不能出具暂住证的人就会被请到这辆车上去。我知道等待着他们的不是罚款，就是劳改或者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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