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是一种纯粹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到中央党校和青年公寓(有几年我借住在张维迎的房子里)商讨,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门头沟)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放弃了。我们又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
自己走是需要机缘的。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给他干。我跟他说我想自己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他们拿着老谢的钱,准备在海南办一个公司。为了要走,我就开始装病请假。离开北京那天很是戏剧性:订好了飞机票后,我让太太花了70块钱买了一个个体户常用的密码箱。正准备离开住处,老牟派人抱了个大西瓜来探望,因为我已经几天没去公司,请假说自己病了。我赶紧上床盖上被子装病,听来人寒暄着“天气热多注意身体”什么的,我一边应承着,一边心急如焚,担心再不走赶不上飞机。那人终于离开了,我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就飞速往飞机场赶。
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及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从机场出来,我叫了一声牟总,他头一扬不理我。我跟着一直走,到了琼苑宾馆进了房间,他顺手把门关上了。我让他手底下的人进去说合,还是想解释一下,回话还是不见。我心想算了,吃了两块西瓜就走了。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后来他编了一些故事,说我卷走200万,组建反革命集团,举报我们。我极其撮火,但也没办法。他飞机生意做成了,赢得巨大声誉,我们也慢慢做大了,南德的人待遇一不好就往我们那跑,老牟又不高兴了。
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有一天半夜一两点钟我们讨论生意,专门跑到南德门口转了一圈,远远地看着这个公司,然后就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次奇迹的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这是两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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