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时军委被撤销，并不意味着红四军不设军委。但是否马上建立？在撤销临时军委上达成一致的前委主要领导人，对此认识却不一致。几次讨论，前委内部未能解决，反而扩大到部队中，形成了一种取决于部队“全民公决”的态势。赞成与不赞成，各执一端，对立严重。

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认为：既要四军，就要军委，这是组织系统的完成。有人要把军委的设立，作为制约“权力集中前委”的必要手段。

不赞成马上建立军委的认为：现在四军虽有4000多人，但仍是一支小部队，且不断行军转战，“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不必再设立军委。并认为坚持设立军委实质上是一种“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以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一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或其他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的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在这场意见对立的自由争论中，刘安恭与一纵队司令员**起了很不好的作用。ww刘安恭对其军委书记职务的被撤，愤懑不平，因而说了一些不利团结的论，如说什么红四军党内分成了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军委是否设立，应以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则是无端攻击朱德，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羁绊”等。刘、林二人的论，使**和朱德作为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威信受到影响，争论更难以解决了。

作为前委书记，**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观察和思考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方法。6月1日，他向**中央报告说，“党内现生些毛病”，并乐观地表示“正在改进中”。6月14日，经过深思熟虑的**，又写了一封很长的党内通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在这封长信中，**把红四军党内的“毛病”概括为14条，而最主要的“毛病”是党的领导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的时常作，都与党的领导的削弱有关。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又给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信中“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指出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派到四军来工作的某些同志，不察实际况，硬搬教条，照抄“本本”，焉能不出问题？！

**在信中回答了某些同志的具体指责，指出，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明确表示现阶段没有成立军委的必要。

**在信中没有一概否定这场争论，而是肯定说，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同时，他也严正告诫：红四军党内的不正确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

**刊这封长信，无疑意在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孰料，长信刊出后，争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广泛和激烈了。

于是，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求得这场争论的解决，成为可以一做的共识。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城后，形势稍安，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和前委同志便着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召开。到会代表中，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陈毅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朱德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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