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这个计划，三纵队出后，红四军一、四纵队随军部开往池江，二纵队则开往南康。***但正在这时，敌人开来两团兵力围追红四军。于是一、二、四纵队便集中行动。3月底，红四军攻克大余县城。**在大余城省立第14中学召开了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党的领导人会议。接着，**又在大余城吉安会馆召开的南康、南雄、信丰、大余、崇义、上犹6县党的活动会子会议上，对组织政权、建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等作了指示，号召大家建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4月1日，**率领红四军主力越过大庾岭，向南雄进军，打败敌吴文献部两个营后，胜利进占南雄县城。
此时，从整个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来看，广东东江西北的7县——玉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焦岭、大埔的红区已经与寻乌的红区相通；赣南4县——宁都、于都、安远、寻乌原有的小块甚至是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也有逐步扩大到信丰等地的可能。而信丰地处赣西南中部，东面与安远接壤，西面与广东的南雄领近，如果打开信丰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就可以直接促进南部的龙南、全部、定南和西、北部的南康、南雄等邻县举行农民暴动，创造和展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打开和闽粤赣根据地的联系。于是，前委率部队由南雄继续向信丰进军。
4月9日，**出攻打信丰城的命令。红四军第一纵队攻打南门；第二纵队攻打北门；第四纵队攻打西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鏖战，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地主武装三、四百人，活捉了国民党县长吴兆丰。
第二天，**在信丰城亲自主持召集红四军负责干部开了一天会，部署部队要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先要深入动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的群众；在群众动起来以后，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同时指示，要动员群众把城墙拆掉一部分，为以后攻城减少困难。由于负责这项工作的军政治部主任李力一经验不足，工作一时深入不下去。几天之后，**就亲自领导，使动群众、分粮分田的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并顺利地建立了信丰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织。半个月后，红四军又经会昌筠门岭开入寻乌城，开展革命工作。
在红四军、红六军的相互配合运动下，赣西南的斗争形势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过去3个月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从陂头“二七会议”时的150万人展到300万人左右，红色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有了红色政权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正式红军第三军以及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等。至此，赣西南地区已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165.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形成（1）
( 古田会议结束之时，闽、粤、赣敌人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已险在眉睫。ww***赣敌金汉鼎部由汀州经河田向连城袭来，粤敌陈维远旅向永定、上杭一线移动，敌刘和鼎部之五十六师则已进占龙岩，先头部队到达小池，离古田仅30华里。红四军全体官兵在古田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团结一致，积极准备迎击敌人的“会剿”。
但是，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面临敌人“会剿”的紧张局势，又一次表现出明显的右倾悲观思想。在1930年元旦前夕，**给**写了一封《新年贺信》，过高地估计了敌人“三省会剿”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表示了十分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革命**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在信中提出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其实，**主张的所谓流动游击，乃是流寇主义的同义语，是一种右倾观点的表面化。
**接到**的“贺信”后，认为**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转变错误思想，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房，给**写了一封关于《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复信油印至红四军各大队党的支部和地方党组织。ww
在这封信中，**除了对**以及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剧思想作了分析批评以外，更多的是深刻阐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伟大理论思想。
信的开头，**写道：“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忙着，二则也是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紧接着，**针对**的种种悲观论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鲜。我知道你相信革命**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的深刻观念。……你认为距离革命**尚远的时期的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只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式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与中国的形势不适合的。”而“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在这封信中，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在总结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他从4个方面予以科学的分析和论证：
先，**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而国内各派反动军阀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利益，互相之间长期混战，且“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始终不能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权的现状，就是这种争夺的必然的直接反映。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基本特点之下产生了两种况：一是各派军阀混战都是以大中城市或包括县城在内的中心城市为目标。他们的军队豢养在城市。他们的反动统治以城市为最恐怖。这就使得中国**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在城市立足。二是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和各省之间的边界地区，就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带。因此，就产生了一件除中国以外而无有的“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展”。这种“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就是中国**领导红军开辟的乡村工农民主政权。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先在农村积蓄和展革命力量，建立乡村革命政权，逐步推进直至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不可移易的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为此，**在信中批评了“城市中心”的思想。他指出，“城市中心”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的实不适合的”。“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166.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形成（2）
( 其次，**指出，中国**领导的红军战争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ww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之下，中国农民遭受的压迫与苦难尤为深重，农民起义因而具有全国规模的展，中国农民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但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导致其狭隘性、散乱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自意识浓厚，所以他们不能成为革命战争的正确领导者，而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和游击队，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才能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所以，**在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指出，中国社会矛盾的向前展，决定了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他说，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而要去看它的实质。尽管有“八月失败”时湖南省委对形势的盲目乐观和“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与中央“二月来信”的悲观论调这正反两方面的前车之鉴，然而，“现时的客观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析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为此，**把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娓娓道来：“如问中国革命**是否快要到来，只要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展起来。伴随备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同时，**又特别强调：“所谓革命**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番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展和中国革命**能否到来的答复，描绘出中国革命和红色政权展的前景，鼓舞了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斗志与胜利信念。
167.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形成（3）
( 第四，**指出，建立红色政权是促进全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ww***他在信中肯定地说：“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这里，**重申了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这三个方面实行有机结合。
在信的末尾，**再次向**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的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展的问题，而且在古田会议正确地解决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长期在农村展况下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而必须以“乡村为中心”的光辉思想，标志着**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曾经对**这一理论思想形成的过程作了简要的论述：“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因为当时“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所以，**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这是史无前例的”创造性理论。
分田分地真忙
1929年上半年，红四军第二次入闽、三打龙岩，开辟了闽西革命新局面。为了进一步动群众，深入开展闽西土地革命，6月间，红四军在龙岩颁布了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陈毅签署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再次阐明了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任务，并着重向群众宣布了打土豪分田地等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布告》中指出：
“（一）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不在此例）。
（二）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问的债务不在此例）。
（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并夺取反革命的枪枝，组织工农的赤卫队。
（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帐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字等刑罚。”
168.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形成（4）
( 这个《布告》措施有力，政策界限分明。ww加上红四军的大力协助，闽西各地迅速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其斗争景如两民歌描述的一般火爆：
暴动一声满地红，土豪劣绅狗命终；
五抗粮、捐、租、税、债，四军入闽心更雄。
打倒土豪分了田，扩大红军建政权；
汀江两岸都红遍，红山红水红满天。
同年6月底，**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离开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位，来到闽西地方，一面养病，一面指导闽西特委工作。
**在龙岩听取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工作汇报时指出：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遵照**的指示，闽西特委根据闽西各地，主要是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自由结婚，保护商店，肃反、赤卫队、少先队、、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等问题。ww这个纲领当即印各县，在开展各地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为进一步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经验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闽西特委经红四军前委的指示和建议，于6月27日正式决定召开**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积极筹备和酝酿协商，各级党组织选出了50多位代表，于7月10日到达上杭蛟洋集中。**此时虽然患病，但仍率领前委指派的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前往蛟洋参加，指导特委开好这次大会。大会原定11日开幕，但**与部分代表交谈之后，现他们对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便建议推迟大会开幕日期，先让代表们到各地进行有关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物价、洋货入侵与工农业破产等项社会调查。邓子恢等接受了**的建议，将代表们派回各县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也参加代表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推举邓子恢等5个为会议主席团，13人为会议决议起草委员，边调查研究，边为会议起草了政治、土地、组织、政权、宣传、工运、军运、妇女、共青团、济难会等各项决议案。
经过充分准备，7月20日，中国**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文昌阁”（即蛟洋广智学校）正式开幕。
会议先后由平和、龙岩、上杭、永定等县代表分别向大会汇报上一年各县党组织领导农民暴动经过形；邓子恢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各方面代表作专题。**听了特委工作报告和代表的之后，作了重要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高度赞扬了闺西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展闽西红色根据地。他问全体代表：
“能不能巩固？”
代表们回答：“能！”
但当**问代表们有什么有利条件时，大家被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拿起粉笔，在主席台的黑板上写下了6个条件：
一、闽西苏区已有八十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
二、闽西各县有了**，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
三、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赤卫队；
四、闽西粮食可以自给；
五、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沿、山岭重迭，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战；
六、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又告诉代表们巩固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这就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展，三、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大会总结了闽西党领导人民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闽西工、农、青、妇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溪南区的苏维埃土地革命的经验。大会决定了闽西党的任务是为创造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并确定当前具体任务：建立红军第四纵队，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迅速没收和分配土地，建立各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最后，选举了新的特委。……此次代表大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为闽西党和闽西人民的革命制订出了明确的方针任务和路线政策，引导闽西革命胜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