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那个女播音员用醋溜普通话宣读着夏吉宪的种种罪行，间隔着播放一走了调儿的歌曲《造反有理》。ww***

卡车开得很慢，到瓮城中学门前就停下来，对着学校将夏吉宪的罪行播送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从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女人尖锐的呼口号声：“打倒现行反革命、走资派夏吉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接着又轮换为一个男人用陕南普通话吼着：“向瓮城中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向瓮城中学的革命小将致敬！”

两个男女用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呼一阵子，卡车才慢慢地开走了。这种游斗要比瓮城中学的红卫兵那种耍猴式的游斗档次高多了，看来这是有一定政治经验的人参与策划的。

同时，县政府办公大院、家属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有的语通顺、条理讲究；有的句子不通、条理混乱；有的以揭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乱骂胡说，设词不堪入目，侮辱着其人格。例如：明明夏吉宪现在的妻子是自愿与他在延安结婚的，却被说成是他勾引来的房东女儿。这分明是一些人闭着眼窝，­操­着笤帚，蘸着屎尿给人头上脸上乱抹，你有什么办法？一以蔽之，就是要把县长夏吉宪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那在县医院当勤杂工的妻子范美芹，也被几个“造反派”姐妹控制着，不许她回家，进行虚张声势地批判，要踢开她这个县医院里文化革命的绊脚石。谁都明白，凭她一个勤杂工，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医院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如果罢了她掌扫帚的职，清洁工作谁来搞？她受批斗的时间要比她工作的时间少得多。但比以前轻省多了。因为打扫卫生的人比以前多了，有院长，有权威医生，她倒成了文化革命的“既得利益者”。

经过游斗的夏吉宪和一批定为“牛鬼蛇神”的县委、县政府领导被关在“牛棚”，随时准备在批斗大会上、游斗车上粉墨登场，或者被工农造反总部的纠察押着，臂戴白袖章打扫街道。开始，有人不堪其辱，企图自杀。后来时间长了，有时还跟关押他们的纠察开一半句玩笑。个别心大胸宽的“牛鬼蛇神”还刁空双手后背，弯腰仰头自练“喷气式飞机”功，以备批斗会上能较持久地保持这种姿势不至于昏倒，“牛棚”的日月也未必像火焰山那么难过。

确实有人就没逃过此劫，张有算是一个。

张有是个不识字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解放后政府安排他在瓮城县武装部挂了个副部长的职务，不过是领工资的虚职。倒是经常被学校、单位请去做些有关革命历史的报告。

一次报告中他说：“我参加革命的原因，是在家没得饭吃，听说红军那里能吃饱，当官的不打当兵的，就投了红军。后来还后悔了，在红军那里还是吃不饱，受的罪跟六一、六二年挨饿是一样的，后来受到革命教育就跟红军走到底了……”当时没人反对他这说法，认为他说的实，是一个红军战士的成长过程，很朴实很感人。

文革开始，有人对他那些“谬论”上纲上线地分析批判，红卫兵便揪斗他，要他低头认罪。可这个张有也太硬太倔了，大喊大叫：“老子在机枪子儿面前也没低头！咋能给你们这些小**低头……”红卫兵也就越斗越气愤，拳脚越狠。他不能容忍自家的人格、尊严受人践踏。在一次激烈的批斗会上，猛然挣脱控制，一头朝砖墙撞去。当下脑浆和鲜血红白相间顺墙流下，结束了他自认为革命的一生。

上午还是瓮城中学红卫兵造反司令，热洋溢地向瓮中红卫兵小将宣讲**在北京**广场接见红卫兵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的夏如锦，下午就成了众矢之的。吕春先向她难，当瓮城工农造反总部的车刚一开走，她就在校园里贴出了“狗崽子夏如锦滚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红卫兵们向黑五类狗崽子夏如锦反戈一击的时候到了！”的大标语。一时此类大标语糊满了瓮城中学校园的所有墙壁。

吕春又及时串联上几个高三、高一、初中的男女同学，宣告瓮城中学红­色­造反兵团成立。高老师又宣告“教工造反队”成立，声明服从红造团领导。红造团的司令是吕春，副司令是杨功志。那些昔日跟夏如锦风雨同舟的战友，纷纷声明退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加入红­色­造反兵团，并开始以大标语、大字报为武器，集中火力向夏如锦袭来。她蔫了，像霜打了的喇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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