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旅行推销员已经利用在吸烟室里吸烟的机会变成了熟人，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同行间的那种强烈的兄弟情谊。一会儿工夫，他们便对整个美洲大陆进行了一番规划，对此，他们就像熟悉自家的后院一样。他们谈论去年7月份在圣保罗碰见了某某人。

“你猜一个星期前我在丹佛的布朗酒店出来时碰到了谁？”

“你不会是碰到老乔了吧，我多年都没见到过他了。”

“还有吉姆·维特一家人……他们已经把他调到了亚特兰大的办事处！”

“你打算去新奥尔良吗？”

“不，我这趟就把事办妥，我五月份去过那儿。”

这种对话很快就让他们熟悉起来。人们很快、很自然地同别人的生活融在一起，然后一起以60英里的速度在大地上整夜飞奔，每个人都是广袤大地的成员。

或许，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所面对的古怪的、难以挥去的悖论……这点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肯定。不管怎样，对年轻的乔治·韦伯来说，事实就是这样。只有身在火车上，他才能真正明确自己将前往何方。只有当他感到他正前往家乡的时候才会产生那种感觉。也只有回到家乡后，他心中无家可归的感觉才会真正开始。

在车厢的尽头有一个人站起身来，然后退回过道，朝洗手间方向走去。他走路的时候，腿部有点微跛，手里拄着拐杖，另一只空闲的手抓着座位的靠背，以在颠簸的火车中平衡身体。乔治坐在那里凝视着窗外，当那人与他的位置齐平时，突然停了下来。一个有力、音­色­优美、温暖、轻松、嘲弄、无畏、不曾改变的声音传来了……和14岁时一模一样：“嗨，我被跟踪了！嘿，你在这儿，猴子！你要去哪儿？”

一听到他以前的绰号，乔治马上抬起头来。那人原来是内布拉斯加·克兰。他那张长着雀斑、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一成不变的幽默与亲切，他那双切罗基人的黑眼睛透出一贯的直率与无畏。他伸出褐­色­的大手，两人紧紧地握了握手。在这一瞬间，好像回到了某个可靠而友好的地方。他们并肩坐在一起，谈论那些时空无法改变、无法分离的熟人。

自从他第一次离开利比亚山去上大学以来，乔治在这么多年里只见过内布拉斯加·克兰一次，但并没有失去他的音信。没有人会失去内布拉斯加·克兰的音信。当年，那位身材瘦长、无畏的切罗基小伙的肩头常常扛着一个­棒­球拍，然后来到山下的劳克斯大街，这位醉意朦胧的外场手的手套从髋部口袋伸了出来，似乎在预示着他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内布拉斯加已经成了职业­棒­球球员，并进入了大联盟，他的名字每天都会醒目地出现在当天的报纸上。

那次他之所以能见到内布拉斯加，报纸帮了大忙。时间是1925年的8月份，乔治刚结束首次海外之旅返回纽约。事实上，那天午夜稍前一点，他坐在恰尔兹饭馆里，吃着热气腾腾的小麦饼，喝着咖啡，读着一份刚刚出版的《哈洛尔德论坛报》，这时一则标题映入眼帘：“克兰再一次成功地完成了本垒打。”他仔仔细细地读了有关那场比赛的介绍，心中有一种想要见到内布拉斯加的强烈愿望，他想再度唤回自己血液里流淌的那种美国式真诚。冲动之余，他决定打电话给内布拉斯加。果然，他从电话簿中找到了他的名字，其住址位于纽约的布朗克斯。他拨通了电话，开始等待起来。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子，最初对方并没听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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