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站出来挑战曾国藩的人是长沙副将清德。他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仅带头抵制会­操­，而且到处散布谣言，说曾国藩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清德，这个人是古今官场中常见的那类玩忽职守的庸官，自己不做实事，却喜欢搬弄是非，在背后说闲话。他有一大嗜好是养花，外出办差，不办实事，却责令部下购买花盆，装载船头；对营务武备一窍不通。

湖南提督鲍起豹听信谣言，命令塔齐布不要再去参加会­操­。

倔强的曾国藩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他决定写一个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奏章。

咸丰帝对清军军事上的一蹶不振，一直积恨于心。杀­鸡­给猴看的事情也不是头一回做，自然是将清德革职拿办，而塔齐布则被提拔为副将，这下，令湖南官场大跌眼镜。

这头一个回合，曾国藩大胜。他虽然丁忧在籍，却是堂堂二品官员，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虽然没有实权，但身份却不容小视。

曾国藩这种类似于打小报告的行为，只会使他在湖南官场的处境更加尴尬。因为惩办了清德，并不意味着他能得到湖南官场的认同。骆秉章城府极深，心中虽然不满却藏而不露，他对曾国藩更加敬而远之，因为万一哪天自己落一把柄，被他告了黑账，岂不冤枉。

谁能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提督鲍起豹对曾国藩的越权举动自然异常愤怒，难以吞下这口恶气，暗道：你别得意的太早，有你哭的时候。

绿营兵认为塔齐布是巴结曾国藩才升为副将，对他的这种龌龊行为感到丢人。在鲍起豹的纵容下，绿营军又向塔齐布挑衅，曾国藩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本想处罚那些带头闹事的官兵，但考虑到兵变，一时犹豫，未能做出决定。不久，绿营兵越来越猖狂,枪伤了曾国藩的随员和护兵，差点伤到了曾国藩。

眼看形势就要控制不住了。曾国藩和塔齐布不得不仓皇逃走，才免于被杀伤。

事情闹到巡抚骆秉章那里，处理结果是让肇事者赔礼道歉，并不追究鲍起豹的任何责任，也不对曾国藩给以任何的安慰。

栽了大跟头、受了窝囊气的曾国藩别提多郁闷了，这事要传出去，他在众人面前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因此，曾国藩初办团练的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都说曾国藩­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团练和绿营结下如此深的怨仇，今后的冲突磨擦会无穷无尽。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觉得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不应该掺和太多的私心杂念。只是他错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被习俗碰得头破血流，成了孤家寡人，处境自然十分艰难。经过这番波折后，他对绿营军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觉得他们已经完全*不可用，这更加坚定了他编练新军的决心。

惹不起，但躲得起，曾国藩这次委曲求全，是看到自己在省城已经动了众怒。他的家族在湘乡，他还要完成朝廷的使命，翻了脸，他就很难再做下去。掂掂实力，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还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退一步海阔天空，更何况反省起来，他也并非全无错处。

曾国藩知道长沙再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腿长在自己身上，还能被尿憋死？走吧！到衡州去，离开这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辈，到衡州去大展鸿图！

咸丰三年八月（公元1853年9月），曾国藩便自动离开长沙，去了衡州，他最初的团练也随之草草地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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