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八月到达衡州，到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正月从衡州出征时结束，曾国藩在这里呆了整整五个月。用五个月时间练就一个劲旅，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曾国藩自从有了要成就一番伟业的想法之后，便踌躇满志，恨不得马上能为国家排忧解难，可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任何事都要慢慢来，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功亏一篑。

想练成一支劲旅，上必须有人支持，除了有地方官员的协助外，还必须有得力的官兵。

虽然在长沙办团练很不爽，但曾国藩深知借助骆秉章的重要，于是，特意给骆秉章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团练的具体情况，欢迎他随时来衡州视察。曾国藩希望用这种方式的“屈服”能换来他全力支持，如果不能如愿，至少不给自己穿小鞋也就相当不赖了。

接着，曾国藩又给郭嵩焘、刘蓉、李元度、陈士杰等人各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前来共谋大计。

写完这几封信后，曾国藩一下子感到很疲劳，在床上躺了一下，却怎么也不能合眼。今后如何训练这批湘勇呢？他在心里盘算着，要想成就伟业，就必须有一支劲旅，这支人马虽不能叫军队，但实际上要比八旗、绿营强得多。人数上不能太少了，就凭现在这一千多号人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如果扩勇，肯定会立即引来非议。目前有十个省办起了团练，其它九省帮办团练大臣直接掌握的团丁都不超过二三百人，湖南这一千多人已经是最多的了。再说这1000多人的饷银、器械全靠自己解决，已经走上了绝路，如果真的编练大部队，经费问题更难以想象了。

曾国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虽然十分劳累，却毫无睡意。

好在他发出的信有了回应，这些烦人的问题也有人可以共同商量了。

首先是李元度应邀到来，还带来了500名新招募的平江勇。然后，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都先后来到衡州，曾国藩很高兴，他认为衡州是他和自己这几个地位不高却才能罕见的朋友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

郭嵩焘告诉曾国藩，他在湘­阴­募集了一批军饷，过几个月便可凑齐二十万，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解决了曾国藩的大问题。有了钱，事情就好办多了。

曾国藩接着又写信给骆秉章，借调塔齐布、杨载福、周凤山三人帮忙练勇。这个请求不损害骆秉章的利益，骆秉章也不想与曾国藩搞僵，毕竟这位团练大臣顶着二品大员的头衔，于是爽快地同意了。三人便一同来到衡州，曾国藩见人才济济，心中异常欢喜。

不久，曾国藩在衡阳也招募了大量的团勇，结果，所有的团勇加起来达到了5000人，于是曾国藩就把他们分为10个营，分开训练，委任塔齐布、罗泽南、王錱等人为营官。

为使官勇们能一心一意地­操­练，曾国藩决定发厚饷。银子兑现了，官勇们­操­练都很有劲头。于是，衡州城外那块荒废多年的演武场上，整日炮声隆隆，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杀声冲天，引得大人小孩前来围观，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操­练地如此勤勉的军队了。

曾国藩还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军事条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在军队中，严明的纪律是战斗力的保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曾国藩深深体会到：嘴上说的，纸上写的都不牢靠，只有做出来才是最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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