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最初只想编练一只万人的部队，但因他的号召力很强，军饷发的也比较高，很快便超过这个数字。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提出湘军各营缩编计划，将陆军规模控制在五千人左右。

在陆师中，塔齐布、罗泽南等各领一营，每营500人，共是5000人。而王錱却招募了六营，共三千多名新兵，曾国藩命令“不超过三营”，因为一来担心两个月后无饷可发，二来走­精­兵路线。但此时的王錱却有自己的打算，不愿意裁兵。恰恰湖南巡抚骆秉章赠给他一万两银子，作为新兵训练的饷费。王錱毫不推辞，全部接受。

从此，曾国藩便认为王錱是个太看重名利的人，这种不服从命令的人注定在湘军中呆不下去。

既然说到王錱，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湘军的老前辈吧。

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乡人。5岁入塾读书，20岁为村塾师，24岁时，府试名列前茅，补县学生员。同年，从师于同县罗泽南。咸丰二年（1852年），率死士百人驰击剿灭湖南广东边境的土匪，被提拔为同知直隶州。此后，湘勇归入帮办团练曾国藩麾下，王錱随即奉命赴衡山、桂东、兴宁等地剿匪，积功升任知州，赏戴蓝翎。

嗓门大，志向也大的王錱，在十四岁就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可见，他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造成他后来在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一度决裂。

不管怎么说，王錱也算是湘勇的*了，他和曾国藩究竟有多大的矛盾，要闹到率军离开的地步呢？这还要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夏天，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3000余人前往江西救援的那场败仗说起。

在那场战斗中，战死的四名军官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都是王錱从学于罗泽南时的同窗学友，其中易良­干­是王錱的妹夫。

王錱听到这个噩耗后，悲愤至极，他手下的湘勇也捶胸顿足，恨不得生吞了那些贼寇。王錱忍痛向国藩请缨：希望自己能够带领湘勇去为死去的弟兄报仇雪恨。

王錱所要求的和曾国藩不谋而合，曾国藩何尝不想为死难的将士报仇，但他却想拥有一支完全不同于官军的生力军后再一雪前耻，自然不能如王錱所愿马上为他的戚友同窗报仇雪恨。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为二人的反目失和埋下了祸根。不过，凭心而论，曾国藩的目光更长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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