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使得我对一个人物有叙述冲动的一个基本点。

几年前我还用写小说的方式，在《龙年档案》这本书中写过山西的吕日周。我为什么写吕日周呢？也是因为他不顺。当然在作品发表之时，与媒体对他的宣传合了拍，但那只是后来碰巧的。在我想写他的时候他根本就很不顺。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批像李向南这样的改革家，政治上很理想主义，后来大多都不很顺，几乎在官场上都失败了，只剩下个吕日周，我在九十年代和他接触的时候，他整个是坐冷板凳。

吕日周当过县委书记，市长，­干­得非常好。他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领导的县一个县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周围十几个县，他注意力就是放在如何使百姓脱贫，造福一方，无暇注意所谓官场的“潜规则”，也不屑于做那些很“乖巧”的事，结果他很不顺，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研究机构坐冷板凳将近十年。

这样的人我还知道几个，大家都知道的老医生高耀洁，发现河南艾滋村那个老太太，她几乎是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七十多岁了，用自己的钱去为这些病人们服务，抓药治病，援助他们，而自己的处境在很长时间都很困难。

我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主流文化中有点被边缘化了。

马俊仁这十来年中实际上也被边缘化了。本来他是属于我们主流文化应该保护呵护的人，但是他被边缘化了，边缘到不敢订报纸的程度了，边缘到自己担惊受怕的程度了。吕日周也很多年被放在冷板凳上了，不能发挥作用，很苦恼，也被边缘化了。像高耀洁的这样的人物也是被边缘化了。

那么，我还想提一个人：是谁真正以他道义的勇气使咱们北京和中国免除了非典的更大范围的扩大和伤害？

这些人物都被边缘化了，但我认为这些人对咱们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家想想，如果能够多一点马俊仁这样的人物，多一点吕日周这样的人物，多一点高耀洁这样的人物，多一点在非典时期能够仗义直言揭露真相、告知人民真相的人物。我想我们的民族发展还会好很多。

所以，我选择马俊仁，前提是他做出了贡献，同是他不顺。我对这种边缘­性­题材有兴趣。如果马俊仁现在特别红，还特别顺，我不会写他。现在有很多人比他红，比他顺，比他有市场，但我不会写他们。

这是有关人文的第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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