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匈牙利，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因不满苏联对自己国家的­干­预和统治，就以他们历史上最有名的诗人裴多菲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沙龙，叫“裴多菲俱乐部”。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姥爷的家，也是七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类似的沙龙，一个小型的“裴多菲俱乐部”。

那时候的中国，经历了五十年代末的大炼钢铁，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担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可是这些话又不敢在外面随便乱说，一旦有人检举，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永世不得翻身。

九十岁的姥爷，经历过清末列国侵略、北洋军阀混战、民国军阀割据，又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生都随着国家和历史在动荡中度过，跨越了整个中国近代史。

这样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像一棵老树一样，把世态炎凉全部看在眼里。而他的阅历，他的大度，对人的包容、慈悲和善良，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大家觉得，在他这儿，是可以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

每天吃罢晚饭，各位叔叔、大爷、大大、伯伯们就陆陆续续地往我们家来了。有些人住得远，也天天不辞辛苦，想到这个“沙龙”里来听听消息，聊聊时事，一吐心中之闷。

“俱乐部”的成员，有画家、教师、京剧演员、会计、工人、工程师、四类分子、右派分子……从二三十岁到六七十岁不等。

姥爷会早早地把茶沏好，烟备好，只等大家到来。随着一声声“唐大爷”的呼唤，小小的屋子渐渐聚满了人。

那会儿人也闲，白天各自上班上学，晚上没有任何娱乐，连电灯都舍不得开，全家都早早地睡觉。唯有姥爷这儿，每天晚上，在25瓦的昏黄灯光下，各路神仙慷慨陈词，把自己听来的小道消息分享给诸位忧国忧民之士。

那是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任何现代化电子产品的时代，我们家连收音机或小喇叭都没有，对外面世界的了解，除了一份大家传阅的《参考消息》，就是每天晚上的这个聚会了。

姥爷给大家安排好椅凳、香烟和茶水，自己靠在小床上，眯缝着眼睛听，通常不发表言论，只在大家聊得过于激进时，Сhā上一句：

“莫谈国事。”

我的妈妈是最担惊受怕的。“文革”刚开始，她曾因为丢了一个毛主席的像章被同事检举，差点儿自杀，得亏后来找到了才躲过一难。

姥爷让大家坐在椅子或板凳上，帮他们安排好香烟和茶水，自己便靠在小床上眯缝着眼睛听。

他通常不发表言论，只在大家聊得过于激进时Сhā上一句：莫谈国事。

所以，每天晚上，只要妈妈不上夜班，就见她不管多热的天，都把所有的窗户关得严严的，还跟特务似的不时向窗外张望。一有人经过，她立刻“嘘”一声示意大家安静，并神秘地指指窗外，也来上一句：

“隔墙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