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有一张很美的照片,头发端庄地盘起,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跟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引自俄国文豪契诃夫的一段文字: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我理想的化身。
理想主义的爸爸,一生都在把妈妈理想化。
后来经过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爸爸生日是在农历正月,妈妈生日是在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
噢,他们不是姐弟。
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难道是尊称?
直到今天,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
“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是叫我的名字。”
妈妈甚至都不太记得那本诗集。
难道,这又是我想象的?跟奶奶的《聊斋》一样?
不,不,我的想象力远远没有这么丰富。那明明是我看见的,怎么会不存在?那个小本本,是孩提时代的我,偷偷窥探爸爸妈妈的世界的通道,那字迹和封面都历历在目,怎么会是虚构呢?
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下降了。
我那写诗写信的父母,靠着鸿雁频传了五年,二十七岁的他们(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大龄青年了),决定把十字承诺落实到结婚证上。
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
直到第一次见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
我真不知道爸妈那五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难道都是女神之类的话吗?不当诗人都亏了的爸爸,在妈妈五十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妈妈一本搜集了世界着名诗人们“写给妻子的情诗集”,扉页上,爸爸还是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还依然要跪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的脚下。
我的妈妈真幸福啊!被这么个男人爱了一生。
我们再也没有了那样的时代,我们再也没有了那样的爱情。
爸爸在新疆工作了十五年,在我六岁的时候,他终于从新疆调回来了。据说五十年代去新疆的那批铁路建设者里,唯一一个离开新疆的,就是我的爸爸。
十五年间,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化作力量,忍受着三天四夜硬座火车的长途跋涉,在短短的二十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光啊,我想爸爸一定都舍不得睡觉了。
早已习惯了生活中没有爸爸的我,对爸爸的第一个印象是陌生,第二个印象是害怕。
陌生是自然的。一向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让我管他叫爸爸。尽管他慈祥地望着我,可他的胡子太可怕了,把我的脸扎得疼死了。
而且,刚见面时倒是又亲又抱,过不了多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总是看不惯我,说我浑身都是被姥爷惯出来的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还有,爸爸有时会把妈妈带走,带到他的小屋去,这也让我不能接受他,妈妈原来是属于我的。
爸爸一回来,我原本自由自在的日子便多了很多约束,好在,碍于姥爷的面子,爸爸也不敢对我太严厉。
爸爸每天晚饭后都会来姥爷家。一是因为妈妈在姥爷家,二是因为姥爷家有“裴多菲俱乐部”,志同道合的人聚在这里,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充满理想和热血——男人,是要集国家与民族大义于一身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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