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四个孩子里，只活了妈妈一个。

因为妈妈的存在，姥爷才在舅舅死后，没有像他想的那样跟着走了，心肝宝贝的妈妈被姥爷捧在手心里长大。

­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

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年代极其少有的“独生子女”。

爸爸和妈妈，都是五十年代初考入铁路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批铁路职工。

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朝气蓬勃的理想，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撑杆跳高，妈妈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合影上。

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捕蝶”舞，爸爸合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演出结束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们俩的身影。

这就叫缘分吧。

也许，爸爸就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不多语的，低头走路的羞涩女孩，那个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

妈妈在众多的通篇介绍自己的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七个字的信：

我想和你交朋友。

妈妈回了三个字：

我同意。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轻问一声：噢，原来你也在这里呀。”

张爱玲的苍茫之语，正契合了爸爸妈妈这十个字的姻缘。

也就是这十个字的承诺，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让他们跟着新中国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运动”，而始终信守不渝。

这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很难做到的。

在他们十个字确立了朋友关系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56年，爸爸带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新边疆的梦想，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去了新疆。

从安徽到新疆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要连着坐三天四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着通信，靠着思念联系着，从不想那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能不能调回来？调不回来怎么办？爸爸家里兄弟姊妹几人？父母有没有工作……

妈妈收到过很多充满溢美之辞的求爱信，

其中一封，只有七个字：我想和你交朋友。

妈妈回了三个字：我同意。

什么都不想，就只认那十个字的死理。

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外国电影的画报纸包起来的小本子。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包装纸的画面，一个美丽的西洋女人，手持一把剑，像个女神。

小本子的第一页，是爸爸隽美的字体：

送给姐姐素琴。

弟培基

我的脑子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妈妈比爸爸年龄大？妈妈是爸爸的姐姐？姐姐怎么能跟弟弟在一起呢？

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开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展开了，这两个身为我父母的人，在我看不懂的爸爸所写的情诗里，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又包含着一种我能隐隐地感觉得到，却又说不出来的浓厚的意味。

爸爸所写的情诗，是普希金体的，受前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是五十年代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