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姥爷把我送到体­操­房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记得体育场空旷无比，长了很多半人高的野草。

在荒凉的体育场中央，有一个六十年代建的主席台。以前，我也来过这儿，每次都是学校组织看批斗大会，或者是自己跟小朋友来看死刑犯的宣判大会。

我们自己带小板凳，密密麻麻地坐在主席台前，仰着小脑袋看台上那些戴着高帽子、挂着牌子的“牛鬼蛇神”。死刑犯的背上会背着一个高高的划了红叉的牌子。

据说，过去的犯人，就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直接枪决示众。所以每次来看审判，都会紧张害怕。可越是紧张害怕，越想看。也下过决心，再也不看了，不想晚上再做噩梦。

那时候的死刑犯怎么这么多呢？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三辆卡车开过来，每辆车上有三个犯人，全都五花大绑，身边还有两个公安押着。

第一辆车上，站在中间那个人，背着个红叉牌子，就是死刑犯了。我看他，虽不像书本上描写的英雄赴死前那般凛然，却也是面无惧­色­。而他旁边的两个犯人，却要被公安使劲儿架着胳膊，否则就站不住了。

我多么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眼，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

可他就是不回头，他可能也知道，回了头就去不了了。

那个死刑犯，带着那么几分不屑与傲然，扫视着马路两边围观的人，当看到我的时候，他的目光停在我的脸上，有那么几秒钟，我们俩对视着，我看到他竟微微地笑了一下。

天哪，完全是本能的反应，我赶紧把目光移开，待我再回头，已经看不到那个人了。他的目光和微笑，让我连续几天寝食不安，从此再不敢去看审判大会，也很少去体育场了。

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姥爷带着我，又来到荒凉的体育场。

主席台上空落落的。跑道边有人在踢球，有人在跑步，还有人练习跳高、跳远的。有裁判的哨声，还有文工团的歌声，特别响的是蝉鸣。

我对体育场充满了恐惧，对“练体­操­”这件事也充满了恐惧。我迟疑地迈着步子，跟在姥爷身后，姥爷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坚定地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多么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眼，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心一软，就不去体­操­房了。可他就是不回头。他可能也知道，回了头就去不了了。

体­操­房是一座高大的红砖建筑，门框窗框都是绿­色­的，窗玻璃几乎全没了。

在荒凉的体育场的一角，这座建筑像主席台一样的醒目。

体­操­房的隔壁，是文工团的宿舍。从那里传来了悠扬的歌声，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紧张的心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仿佛在天堂里漫步，仿佛片刻飞离了尘世，无比轻松自在。

等我睁开眼睛时，姥爷已经不在我的视线里了。

△二

体­操­房里的动静，比外面还要热闹响亮。

运动员们上下翻飞，各类器械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教练一边指挥，一边大声吆喝，那情景很像现在的农贸市场。

我和姥爷站在地毯边上，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对体­操­有了活生生的印象。

那位史老师，笑嘻嘻地走到我们身边，虽然只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却依然嗓音洪亮：

“唐大爷，这就是你的外孙女？”

我吓得直往姥爷身后躲，姥爷却紧紧拉着我的手，满面笑容地把我推到史老师面前。

史老师捏捏我的肩膀，又把我的胳膊平举、上举了几下，边摆弄边问：“小鬼，几岁了？想不想学体­操­？”

“刚刚八岁，当然想练体­操­了。”

不待我回答，姥爷已经替我回答了。

那不是我的意思，姥爷，那是你的意思。

现在已经做了母亲的我，才能体会姥爷的心，也真的同情那会儿的我。

我又何尝不是经常强加给孩子很多他不想做的事情？让他学习，让他练琴，让他……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时间停滞了，一切声响都消失了。

被姥爷当花儿一样养到了八岁的我，在这个盛夏的下午，明媚的阳光中，知道了什么叫刻骨铭心。

有一天，他突然含着泪问我：“你什么时候想过我的感受？”

我好久说不出话来。

是啊，孩子，我能说什么？三十多年前的姥爷又能说什么？我心疼你，可是社会的压力如何去抗衡？那会儿是上山下乡，现在是上学就业。人啊，面对未来，心里永远有着一份沉甸甸的压力。

就在我想要申辩的时候，史老师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拖着我就往地毯中间走。走了几步，把我往地上一撂，把我的腿前后分开，尝试劈叉。从没练过功的我当然是劈不下去的，两条小腿只分开了一点点，ρi股离地很高，像只被架起来的蛤蟆。

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巨痛从双腿传遍了全身——在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身强力壮的史老师已经整个人站在了我的身上，两只大脚牢牢地压在我那两条瘦弱的小细腿上，我的ρi股这下也牢牢地贴在地上了。

“啊！——”

我歇斯底里地喊了出来，比体­操­房里所有的声音都要响亮，响彻云空。

这位笑声能传出几百米的壮硕的史老师，抱着膀子，悠然地站在只有八岁的撕心裂肺的我身上，说：

“想练体­操­就得能吃苦，我给你数十下，一、二……”

如果世间还有时间？我觉得那会儿没有了，每一个数字之间之漫长，如同宇宙间的光年。什么声音都没了，体­操­房的喧闹，知了的鸣叫，远处的歌声、哨声……只留下了空气的声音，还有那越等越久才发出的数字。史老师的那双大脚还时不时地在我细­嫩­的小腿上颠两下，让我更像针刺一般。

什么叫心狠？我算领教了。

什么叫昏天黑地？我算体会了。

被姥爷当花儿一样养到了八岁的我，在这个盛夏的下午，明媚的阳光中，知道了什么叫铭心刻骨。

终于，史老师从我的身上跳了下来，这双腿已经不属于我。除了心在抖，泪在流，其他一切都不属于我了。

我不知道在地上趴了多久，让我的身体回到我的身上来，让我的感知回到我的心里。

这时候，我想起了姥爷，对了，我亲爱的姥爷呢？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怎么没有冲上来呢？他怎么没把史老师从我身上拉下去，狠狠地捶她一拳呢？我泪眼婆娑地四下里看，几个门口，几个犄角旮旯，都找不到姥爷的身影。难道他走了？难道他扔下我走了？

姥爷的确是走了。

当史老师跳到我身上的时候，他受不了了，看不下去了，走了。

八十八岁的姥爷那一路是怎么走回去的？走了多久？是像史老师喊的数字一样长久吗？他一定跟我一样颤抖着心，流着泪，在几乎空白的意识中往回走。

他又坚定着心，不能回头，那上山下乡的路，让他不能回头。

△三

好不容易有了出路，看到了希望，没曾想，史老师意外受伤，伤势很重，不能再担任体­操­教练了。

刚来几天还没被正式接收到体­操­队伍里的我，面前那扇小小的后门被关上了。

市体校紧急从外地调来了一位新教练，新教练姓路，人长得很漂亮。

如果用现在奥运会体­操­比赛的运动员来做比喻，史老师应该是美国队的，而路老师更像是俄罗斯队或罗马尼亚队的。

路老师个子不高，体格也不粗壮，后背挺拔，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声音响亮，穿透力极强，但不苟言笑，跟史老师的风格截然不同。

没有了史老师，又不认识路老师，我就被搁在那儿了，一搁就搁了三年。

什么叫“搁”呢？

在这个业余体校的体­操­队里，我算是业余中的业余。

编制内的队员，穿着统一发放的体­操­服和体­操­鞋，我穿着自己的运动服和白球鞋；编制内的队员做动作时，有教练保护，我没有指导，也没有保护，自己在旁边模仿着教练的动作跟着练。

从我进了体­操­房，就一直是这么个状态，从来没改变过。我自己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从来没想过去问问路教练，什么时候能把我转成正式队员？

姥爷一直鼓励我“好好练”，练好了，就可以转成正式队员了，就有体­操­服和体­操­鞋了，就可以去省体工队，不用上山下乡了。

别人练什么，我就在一边模仿着练。

摔了，爬起来，再练。

我的模仿能力，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居然还能得到教练的表扬：

“你们看看人家小鬼，没人教都能练成这样！”

小鬼，成了我在体­操­房的代名词。

当我正练着高低杠，别的队员也要练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小鬼，一边儿练去！”

我赶紧下杠，站在一边看他们怎么做动作。

当我正模仿着教练，如醉如痴地练着自由体­操­的时候，突然听到教练大喊一声：

“小鬼，闪开！”

我立刻闪到一边，队员在教练的保护下，一阵风似的从我面前翻着小翻呼啸而过。

但是，教练表扬我了，虽然受到这些冷遇，都比不上教练的一句表扬。

突然间，我的信心大增，全国体­操­冠军蒋绍毅成了我的短期奋斗目标，世界体­操­冠军科马内奇成了我的偶像和长期奋斗目标。

在体­操­房里得不到赞誉和认可，只好去邻居和家人那里寻找，这就如同真正富有的人无需显示，自卑的人，反而要证明自己的强悍一样。

那会儿，流行一本小说，叫《新来的小石柱》。小石柱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从农村来到省队，立志要练好体­操­，完成“空中转体180度”的高难度动作。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其中还包括“阶级敌人”的迫害），终于实现了梦想。

于是，小石柱，也成了我的偶像。

今天想来，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局面：一个八岁的孩子，被“上山下乡”的运动逼迫着，来到体­操­房，穿着洗旧的棉毛衣裤和发黄的白球鞋，每天在角落里模仿别人的动作，自学自练。摔疼了，在地上趴一会儿，爬起来再练；胳膊扭着了，自己揉一揉，缓过劲儿再练；心里怀揣着“世界体­操­冠军”的梦想，却不知，那梦想比天上的星星还要遥远。

姥爷在满是花卉盆景的小院里，奇迹般地给我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单杠，所有来家里的人都要从单杠下走过，而姥爷也会美滋滋地坐在他的藤椅里，看着我在杠子上翻来翻去。

有时候，我还会跑到外面宽敞的巷子里去翻跟头，给邻居们表演，让他们知道我学了些什么。

邻居们纷纷前来围观，赞不绝口：“小文丽，这个叫什么？”

“侧手翻。”

“这个呢？”

“拉拉提。”

“拉拉提是什么？”

“就是侧空翻。”

“小文丽不得了啊！”

“要当体­操­冠军喽！”

在一片赞誉声中，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越翻越来劲儿。

晚上，当“裴多菲俱乐部”的叔叔大大们，聊时政聊累了，或者“隔墙有耳”需要调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轮到我出场了。两个个子大的叔叔，就把姥爷准备好的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竿子扛在肩膀上，嗓音洪亮的良顺叔叔充当解说员，每日例行的“现场直播”开始。

“现在入场的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体­操­队员小文丽，她要给我们展示她最拿手的单杠项目，好，队员已经准备好了，比赛马上开始，看，她多么轻盈地翻身上杠啊，大家鼓掌！”

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姥爷靠在小床上，那是他的老位置，抽着烟袋，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看着我，满心欢喜，满眼得意。

良顺叔叔更是意气风发：“单腿翻一个，单腿翻两个，单腿翻三个！”

那会儿，我只学会了单腿翻，别的动作都还不会呢。

“运动员翻身下杠，刨去最高分10分和最低分9.5分，小文丽的最后得分是9.9分！”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我们是这样娱乐的，我是这样逗着大人们开心的，我们是这样打发着我们的日子的。

后来，筹拍电影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体­操­房，问了当年那批“正式队员”中学得最好的，现任体­操­队教练的素华：“小时候你练完体­操­回家，会不会给家人和邻居表演？”她说：“从来没有过。”

为什么我却表演得不亦乐乎呢？

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学体­操­，生怕没有大家的认可？这种认可，在体­操­房我是得不到的，只好去家人和邻居那里寻找。而优秀的素华，已无需向别人证明什么了，她知道自己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