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来到公元前497年夏天的时候，晋国的情况已经是十分糟糕了：仅仅十来年的时间，晋国周围的盟友：郑、卫、鲁，已经纷纷投靠到齐景公的怀抱，这年春，景公居然得寸进尺，联合卫灵公直接进犯晋国的河内，挑衅一番，随后潇洒而去。更糟糕的是，晋国方面不仅没有组织起象样的反击，反而很快陷入惨烈的内斗旋涡之中。

这次内斗来得实在太不是时候。

内斗发源于赵氏家族，进而迅速演化为全国范围的内战。

邯郸，就是引发这次大规模内战的“巴尔­干­”。

一、围邯郸

（一）人质事件

时间：前597年暮春抑或孟夏

地点：邯郸

邯郸大夫赵午（邯郸午）接到自己的本家——晋国中军佐赵鞅的指令：移交卫国人提供的500家人质，赵鞅将把他们安置在晋阳。赵午也没多想，当即允诺。回来后告诉自己的父兄们，大家一琢磨，感到这件事情大不简单。

前500年夏，赵鞅帅军围攻卫国，邯郸午也参加了那次战斗。这500家人质，应该就是那次战役的成果，卫国人以此担保不再侵扰或者背叛晋国。但是就在不久前，齐、卫联军居然西渡黄河，直接进犯晋国的本土——河内地区。邯郸作为晋国东方的战略要地，手里握有卫国的人质，却一不能主动出兵迎击敌人，二不敢对手中的人质进行果断处理，这才导致了卫国人的肆无忌惮。现在赵鞅决定亲自掌握人质，自然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威慑卫国，是为了晋国的战略意义。

但在认真分析之后，大家便会觉得这更是一招一箭双雕的狠棋：赵鞅要亲自掌握人质，恐怕控制卫国只是借口，更深层次的用意则在于控制邯郸。上文分析过，当时的赵氏家族面临着领地分散、家族分化，难以有效掌控的麻烦。赵氏原来的老巢在温，在晋国南部；赵鞅当家后着力经营晋国北部的晋阳，家族驻地随即转移过去；另外就是邯郸，赵午与赵鞅同为赵夙的六世孙，本来是远房兄弟的关系，但自从赵午的祖父赵旃开始，这一支赵家人就自立门庭，独立为邯郸氏了。因此，从血缘上来说，赵氏与邯郸氏可以算是一家人，但从法律上而言，两家已经明确分开，赵鞅已经无权再以赵氏宗子的名义指令赵午了。但在赵鞅看来，无疑应坚持“血缘说”，邯郸城和邯郸氏家族无疑还应归入自己家族的势力范围之内的。

在赵鞅看来，自己的家族正面临着分裂的严峻危险：温县是家族的前总部驻地，担任温大夫的是赵罗，其祖父为赵成的哥哥赵获，因此，从辈分上说，赵罗还是赵鞅的侄子，但两人一南一北，协调起来自然很耗成本。而邯郸的情况无疑更为严峻：赵午是荀寅的亲外甥，与范、中行两家关系过于密切，几乎已经不受赵家的节制了。赵罗好歹还算赵家人，而赵午一脉已经独立门户，即使真跟了别人跑掉，从法律上说，赵鞅也没什么过硬的应对措施。

因此，赵鞅决定，整顿赵氏，就要从邯郸入手。齐、卫的入侵，为赵鞅提供了充足的借口，所以才有这次 “人质事件”的发生。

（二）赵午之死

大家坐下来一分析，赵鞅的真实用意就昭然若揭了。

大家再一合计，都觉得赵午的允诺过于唐突了，无论从亲缘方面还是从地缘方面考虑，无条件地接受赵鞅的指令都是不妥当的。

亲缘方面：赵鞅、赵午虽是兄弟，但已经出了五服，血亲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况且邯郸氏家族早已独立门户，在法律上也没有服从的义务；而荀寅则是赵午的亲娘舅，亲缘关系要近得多，感情也要深厚得多，为了赵鞅而背弃荀寅，于家族的利益大不相符。

地缘方面：（1）范氏、中行氏两家的领地重心就在晋国东部，与邯郸相邻，自然难免要依靠两家的庇护和照应，而赵氏的势力中心远在晋阳，难以长久指望。（2）邯郸与卫国邻近，随时面临卫国的威胁，手里握有卫国人质，对方自然不敢贸然对邯郸下手，而一旦交出人质，等于自动放弃了护身符；更有甚者，将来一旦晋、卫交恶，赵鞅处置了人质，卫国人自然会把怨恨转嫁到邯郸人头上，那样的话，今后的日子就太凶险了。

但是赵午已经明确地答应了赵鞅的要求，再断然反悔显然是更不妥当的，怎么办呢？大家最后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拖，尽量晚点执行赵鞅的指令；二是补救，至于补救的方式则是相当地奇特：“侵齐而谋之”，先出兵攻击齐国！

这个举动看起来很有点匪夷所思，所以也让历来的《左传》注家们困惑，姚鼐在《补注》中认为，邯郸方面是要通过侵犯齐国，抓一些齐国人回来做人质以代替卫国的500家人质——这真可谓不通之论：以邯郸的兵力，不要说掳掠齐国的人质，自己能平安撤退就要谢天谢地了；既然如此，何不去侵略国力弱得多的卫国呢？即使能成功，邯郸方面又如何经得起齐国人日后的惩罚呢？其实很简单，所谓“侵齐而谋之”，“侵”是假的，“谋”才是真的。邯郸方面假装侵略齐国，暗地里趁着“侵”的机会把情况讲清楚，我们把卫国人质交给赵鞅是被迫的，没有别的意思。这么做有三点理由：第一，及时沟通情况，以免遭受卫国方面立竿见影的报复；第二，向齐国人、卫国人报信，赵鞅可能要对你们采取强硬措施了；第三，进攻齐国而不是卫国，可以避免贻人口实：这次“侵”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战果的，如果对手是齐国，大家都好理解，毕竟齐国强大；如果选择“侵”卫，没有任何战果，难免让人说自己是在与对方私通。而从效果上看，齐、卫关系密切，什么话只要与齐国人说到了，自然就等于对卫国人讲了。

这样一番应对之后，赵午才命人将这500家人质送到晋阳交差。赵鞅何等­精­明，自然猜出了邯郸方面的真实用意，盛怒之下，将赵午召到晋阳，单独进见，立即将他囚禁了起来。纵然赵午死不认帐，但执行指令如此迟缓，赵鞅的理由已经足够了。随即，命令随同赵午前来的从人们解剑进入晋阳成，涉宾（赵午的家臣、智囊）觉得气氛不对，严词拒绝。眼看一网打尽的目标难以实现，赵鞅也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那样只能逼反邯郸，于是正式通知涉宾一行：“我要以家法惩处赵午，随便你们回去令立新主吧！”随即，竟悍然处死了赵午。

赵鞅固然­精­明得可以，但毕竟正值壮年，难免强梁、冲动等不成熟的毛病。他或许以为，纵然自己处死了赵午，但慑于自家的地位与实力，邯郸人也不至于有公然反叛的胆量，邯郸氏的新主人也许会选择继续与自己合作，而自己除掉了极端不听话的赵午，或许还可以更好地控制邯郸呢。但这种想法无疑只是他的一相情愿：第一，邯郸氏的新主人赵稷是赵午的儿子，杀父之仇当然不能一笔勾销；第二，邯郸氏的家臣涉宾也不是简单的人物。我们还应该记得，早在前502年，也就是五年之前，赵鞅派涉佗、成何两位大夫到鄟泽与卫灵公结盟，二人粗暴强梁的表现激反了卫国。这件事，涉佗、成何自然是难辞其咎，而赵鞅派两名大夫与一国之君去结盟，本身就是极其无理的。到了前500年，赵鞅试图通过高压制服卫灵公，但没有成功，就追究起涉佗、成何的责任，涉佗被杀，成何只是流亡，再次丧失了执法的公允。而涉佗与邯郸氏的家臣涉宾很可能有十分亲密的关系，甚至涉宾就是涉佗的至亲也说不定。第三，赵鞅或许忘了，实力单薄的邯郸氏自然无力与赵氏对抗，但他们身后有强力的后台——范氏、中行氏两个大家族在支持。赵鞅的举动，无疑只能促使邯郸更加义无返顾地、公开、彻底地投入范氏、中行氏的怀抱。

六月，邯郸方面的赵稷、涉宾宣布：邯郸氏正式叛离赵氏！

（三）邯郸之围

关于邯郸氏的行为，《左传》表述为：“赵稷、涉宾以邯郸叛。”但《春秋》经文并没有这一条，《春秋-定公十三年》倒是有这样两条：“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并没有将赵稷、涉宾的行为定­性­为“叛”。

是否因为赵稷、涉宾资位不够，所以《春秋》未评呢？个人认为不然。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赵稷、涉宾的行为是实在难以称其为 “叛”的。第一，所谓叛，就是叛国。赵稷、涉宾反对的只是赵鞅，只是不服从赵鞅的指令，而赵氏与邯郸氏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是一家，赵鞅并没有指挥邯郸氏的权力，更没有擅自动用“家法”处死赵午这样一位国家大臣的权力。第二，邯郸氏在晋国还有范氏、中行氏两个强大靠山，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宜公然叛国，否则范氏、中行氏就难以在朝堂为自己提供任何辩护和支持了。

所以，这里所谓的“叛”，其实应该是赵稷、涉宾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第一，正式通知赵鞅，两家断绝一切亲缘关系，并提出强烈抗议；第二，向朝廷提出控诉，请求国君惩罚赵鞅擅杀国家大臣的罪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立即向范氏、中行氏通报情况，商量对策，请求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并且在必要时提供武力支援。

因此，在《左传》简单记事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场复杂而重大的诉讼。在晋定公看来，诉讼的双方一家是卿，一家是大夫，为国家大局考虑，他选择了支持赵鞅，理由自然是好找的：第一，赵鞅负责东方外交事务，赵午有义务服从；第二，赵氏、邯郸氏毕竟存在事实上的血缘关系，赵鞅的杀人行为也算有情可原。

于是，公元前597年6月，晋国政府派上军司马籍秦帅兵围剿“叛国”的邯郸。

二、翻案

（一）第一次翻案

事实上，邯郸方面眼下并不用为国家军队前来围剿而过于担心，这次领兵前来的籍秦，正是中行家的亲信和死党，自然不会真刀真枪地进攻，派籍秦前来，这里面自然是荀寅、士吉­射­努力争取的成果。同时，范、中行两家断然拒绝派出自家的军马参与“围剿”邯郸，他们在继续打官司，向赵鞅发起了强烈的政治攻势。

按照晋国法律，“始祸者死”，率先发动叛国行为者当死罪。而荀寅、士吉­射­的斗争目标，就是将赵鞅定­性­为这次内乱的“始祸者”，进而名正言顺地置之于死地。打官司，荀寅、士吉­射­是很有理直气壮的理由的，赵鞅在没有请示国君的情况下私自杀害赵午，无论如何是不能心安理得地解释为家族内部事务的。《春秋》称赵鞅为“叛”，重要的依据就是私自拘捕并处死了赵午，就连鲁国的孔子也这么认为，可见此事是没什么好强辩的。晋定公一开始支持赵鞅并派兵围攻邯郸，多半是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而在法律上进行了“通融”。但现在情况又有不同了：赵鞅的反对面站着范、中行两大家族，荀寅是赵午的亲娘舅，士吉­射­又是荀寅的儿女亲家，这样的亲密关系导致他们的态度不可能不坚决。在晋定公看来，现在的力量对比，赵鞅是一比二处于下风，在法律上又明显悖理，面对这种情形，定公实在难以再坚持原有的立场了。而一旦改变先前的“判决”，宣布赵鞅私斩赵午为反叛，就意味着要作出诛杀赵鞅的判决，这样的决心，定公也是十分难下的。现在，官司也许还没有终结，定公也许还没有最后表态，但事实表明，诉讼形势在向着不利于赵鞅的方向发展。定公可能已经明示或默示地表达了支持荀寅、士吉­射­的态度，只是未下最后的决心而已。

赵鞅这边自然也分明感到了压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荀寅、士吉­射­两家已经在厉兵秣马，随时有对赵家发动武力进攻的可能。董安于得到消息，赶紧来找赵鞅：“范、中行两家在准备动手了，咱们还是早做准备的好。”赵鞅还很自信：“按照晋国之法，始祸者死，他们先动手就是始祸者，是死罪，到时候我们再奋起反击就行了嘛。”——很明显，赵鞅现在还在坚持，自己处死赵午完全是执行家法，合情合理合法，根本难以构成“始祸”，但眼下的情形已经不同了，一旦国君认定处死赵午为非法，赵鞅就成为了第一个反叛者，荀寅、士吉­射­再发动进攻，就是执行国法，那里还有什么“始祸”的罪名？董安于继续劝：“一旦动起手来，必然是民众涂炭，国家遭殃。当今之计，您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吧，就说诛杀赵午全是我的主意，朝廷最多处死我一个人，这样，内战就可以避免了。”——要求赵午交出卫国的500家人质，以及后来处死赵午，可能还真是董安于给赵鞅出的主意，这也完全是出于赵氏家族的利益，没想到事情弄成这样，董安于请求自己承担，一是为赵氏的安危考虑，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内疚——毕竟赵鞅是听了自己的话才弄成这样的。但要牺牲董安于，赵鞅哪里舍得，坚决不依。

（二）晋阳之围

荀寅、士吉­射­这边，眼看诉讼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国君似乎已经默认：赵鞅私自处死赵午为非法，为反叛，但就是下不了处置的决心。二人再不愿听定公这样含糊其辞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就绪。7月，荀寅、士吉­射­纠集两家人马，对赵鞅在都城的府第发起猛烈攻击，赵鞅难以抵挡，只得仓皇逃往自己的老巢晋阳，拼命死守。

这次攻击赵府，很快就被晋定公追认为合法，或许二人在动手前已经向定公摊牌，定公眼看处置赵鞅在所难免，也就点了头。——无论如何，荀寅、士吉­射­的攻击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行为，而赵鞅先是私自处死国家大臣，随后逃到封地——同样是国家的领土——负隅顽抗，两种行为都属于叛国。于是，晋国出动国家军队，围攻晋阳。围攻的军队很好物­色­：现在赵午已经被认定是受害人，邯郸家族自然无罪，正在围攻邯郸的籍秦的部队正好掉头去围攻晋阳，说不定邯郸氏的军马也立即与籍秦合兵一处，积极出征呢。如果说籍秦围攻邯郸是虚张声势，那么现在围攻晋阳自然就是真刀真枪了。“国军”在晋阳周围筑起垒倍——防止城中突围或反击的围墙，随即开始攻城，晋阳形势顿时危急起来。

三、再翻案

（一）第二次翻案

忧喜、得失、祸福、存亡瞬息转换的场合，叫做戏台，现在的晋国就成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大戏台。

现在的荀寅、士吉­射­可谓扬眉吐气：两人对付一个赵鞅，力量对比是二比一，而且取得了国君的支持，占尽了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可是，黄雀在后，晋国还存在着知、魏、韩三个家族，眼看着这个热闹一出大戏，这三家当然忍不住也要上台表演一番。

前面的一系列活动，荀寅自然是没有和执政荀跞商量过的，两个人已经是互相仇视的政敌了，而荀寅的得志，也当然让荀跞看着难受。尽管原来是一家人，但是今天，如果让荀跞选择在其他五个家族中除掉一家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行氏，第一是因为讨厌荀寅，第二，荀跞非常喜欢一个叫梁婴父的大夫，除去中行氏，国家就能空出一个卿位，安排梁婴父上去，今后自己在晋国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看着眼前形势生气的还有韩不信。韩、赵两家是世交，眼看赵氏亡在旦夕，韩家自然有­唇­亡齿寒的忧虑；况且，韩不信与荀寅关系紧张，这也是先人留下的积怨，荀寅越是开心，韩不信就越是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