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魏曼多，与士吉­射­也是分外眼红的政敌，也不愿意事情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

士吉­射­还有一个内部的敌人：范皋夷。这个范皋夷虽然是范氏族人，但在士吉­射­那里很不得志，时时想着在家族造乱，然后取而代之。眼下，士吉­射­正忙着对付赵鞅，范皋夷不但不愿出力，还在暗地到处活动，忙着对付士吉­射­。

如果战事迅速结束，赵氏迅速被灭，可能荀寅、士吉­射­真的会笑到最后。但赵鞅在晋阳的坚守为自己赢得了转机：时间一长（现在已经是前497年冬天了），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恶劣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吃了大亏。现在，上面所提到的五个人——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梁婴父、范皋夷——终于凑在了一起，一个改变几个家族乃至整个晋国命运的协议终于达成：（1）宣布荀寅、士吉­射­谋反并将二人驱逐出国；（2）事过之后，晋国保持六卿体制不变，梁婴父取代荀寅职务，范皋夷取代士吉­射­职务；（3）韩不信、魏曼多力主恢复赵氏职位（对此荀跞似乎未明确表态）。

计议已毕，随即由荀跞领衔，出面向晋定公主张：“您曾对大臣们下令：始祸者死，那令书至今还沉在黄河里（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明信于神鬼）。这次事件，赵鞅、荀寅、士吉­射­都是始祸者，却只驱逐赵鞅一个人，这样的刑罚不公平啊。现在请您下令，把三个人都驱逐出去！”

荀跞的话自然令定公惊愕不已：这样的定­性­是否合法、是否强词夺理还在其次，关键是，六家卿族，一下子要赶走三家，这合适吗？这可行吗？——但定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否决了三家的意见而支持其他两家，危险系数显然更高，再说，荀跞与定公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好。

于是，最终定案，赵、范、中行三家都是叛乱分子，都在惩处之列！

（二）绛之战

公元前497年冬11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三人率领本族武装，簇拥着国君定公，名正言顺地*范、中行两家。就在绛都，一场规模浩大的“平叛”战役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

战事一开，范、中行两家不仅没有被击溃，反而丝毫不落下风。这种情况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认真分析一下，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第一，实力方面，知、韩、魏三家的兵力或许比范、中行两家雄厚，但战斗力则不一定占优。原因很简单，范、中行两家关系本来就是铁板一块，现在又是为了活命，自然拼死力战；而知、韩、魏三家完全是为了一时的利益、一时的默契苟合起来，所谓“军合力不齐”，各怀鬼胎，生怕自家伤损过重，别个渔翁得利，这样的心态，自然产生不出坚强的战斗力。第二，政治方面，三家带着国君作战，看似冠冕堂皇，占据着政治高端。但定公参加，被迫无奈的因素很明显，自然也就不会对军心产生多大的鼓舞作用。对于此次攻击，《左传》的说法是，“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并没有说“晋人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可见这次作战在­性­质上还是三个家族的行动，而并没有获得晋国人的普遍认可。反观范、中行方面，本来已经在诉讼中获胜，攻击并围剿赵鞅，也是获得国君认可并以国家军队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三家未经正式诉讼程序，霸道地推翻原案，颠倒黑白，突然袭击，无论在道义还是感情上，两家都反而占有明显的优势，这样的心态自然可以催生出极高的战斗力。

回过神来，荀寅、士吉­射­的愤怒的火焰迅速指向了晋定公：作为国君，居然如此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原来说的好好的，现在却公然支持三家对付自己。战事顺利带来的爆棚自信，再加上对定公的出离愤怨，导致二人准备出兵，直接*定公！

两家手下还是有明白人的，高（强），原齐国执政子尾之子，子雅与子尾执政齐国10年，先后去世，高（强）与子雅之子子旗（栾施）共同执掌齐国朝政。公元532年夏，陈无宇联合鲍氏突然袭击，子旗、高强想挟持国君*陈、鲍两家，遭到失败，二人流亡鲁国，后来又到了晋国，辅佐中行氏。往事如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高（强）显然不能忘记当初自己的失误。现在，眼看自己的主公又要重蹈自己35年前的覆辙，高（强）赶紧出来劝阻：“古人云：三折肱知为良医（三次折臂，自己也就成了个好医生）。您­干­什么都行，惟独不能去*国君啊！我自己就因为当年对国君发起进攻，现在才流亡在此。知、韩、魏三家其实并不一心，我们两家可以分化瓦解，一一击败他们。把他们打败了，国君不依附我们还能跑到哪里去？而一旦攻击国君，就等于迫使他们三家团结起来，那样就危险了！”但荀寅、士吉­射­已经听不进去，悍然出兵，对晋定公发起猛烈攻击。

这次蠢动成了战局扭转的关键。本来，六卿火并，全是家族利益作祟，国人只是在一旁冷眼观望，一旦有人疯狂到攻击国君的地步，立即成为国家的公敌。于是，国人纷纷出来支持知、韩、魏三家共同对付范氏、中行氏，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迅速发生变化，荀寅、士吉­射­被打得大败，甚至连阵地也难以守住，11月18日（丁未），二人仓皇逃出国都，对方还紧追不舍。这一战，范氏、中行氏元气大伤，直跑到朝歌（范氏采邑，在今河南省淇县）才稳住阵脚。从此，在为期数年的战争中，两家就再也没有占据过优势了。

四、“*”

（一）赵鞅盟君

现在，荀寅、士吉­射­逃离都城，反叛的烙印已经不可磨灭。按照荀跞原先的主张，赵鞅也在驱逐之列。但这时，韩不信、魏曼多挺身而出，坚决为赵鞅求免。具体的说辞和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定公批准了。而荀跞现在已经难以继续坚持了，否则，他将面临以一敌三的危险境地。

12月12日（辛未），赵鞅由晋阳回到绛都。双方毕竟发生过不快，为屏弃前嫌，赵鞅来到国君的宫里，与定公及其他三位同僚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这样，赵鞅算是重新又成为定公的忠臣。

（二）知、赵之盟

赵氏重新归于安定，在赵鞅看来，似乎已经是万事大吉了，兴冲冲地开始封赏功臣。这次坚守晋阳，董安于功劳最大，要给予重赏，但董安于拒绝了，赵鞅一再坚持，董安于道：“当初臣年少时，为赵氏作文书，帮助起草文告命令，为当世人所称道，信义树于诸侯，您没有赏我；及臣壮年，­操­心劳体担任您的司马，为您执掌军法，军中没有发生过暴虐邪恶之事，您没有赏我；臣年老之后，穿起礼帽礼服宽袍大带担任赵氏的家宰，使百姓对您没有二心，您没有赏我。这次臣一时丧心病狂参加了内战，您却一定要赏我了。与其因为自己的丧心病狂受赏，臣还不如逃亡去呢！”说罢转身就望外跑，赵鞅赶紧挽留，赏赐的事情也只得作罢。

在董安于看来，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赵鞅归来，对于韩不信、魏曼多两人而言自然是正中下怀，但在荀跞看来则未必是好事：第一，赵鞅这个人强悍而坚韧，将来难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第二，这次是韩不信、魏曼多为赵鞅求的请，今后韩、赵、魏三家将更加和睦，而自己将成为“孤军”，战略形势也大为不利。眼下若不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进行控制，今后难免更加难以收拾。

更关键的，荀跞最宠信的梁婴父与赵鞅的主心骨董安于关系十分不好，这时立即抓住机会，出来提醒荀跞：“今天如果不杀死董安于，让他在赵氏家族执政，将来整个晋国一定会落入赵氏手里的。这次赵鞅私自处死赵午，首先发难，就是董安于的主意，您何不利用这次机会，继续追究赵氏的责任，顺便除掉他呢？”荀跞深觉有理。

前496年初，荀跞派人告知赵鞅：“这次*，范、中行两家确实发动了叛乱，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董安于造成的，董安于才是*的谋划者。晋国有命，始祸者死。现在荀寅、士吉­射­二人已经伏罪，只有他还在逍遥法外。谨此向您奉告！”

面对这样的胁迫，无论赵鞅是多么地强悍，此时也是绝对不敢强硬的：军事上，家族刚刚经历一番苦战，元气大伤；政治上，荀跞是国家执政，自己的顶头上司，把柄又着实抓在了人家手里。——但要处置董安于，赵鞅又实在难舍。左右为难之际，还是董安于挺身而出：“我死了，晋国就能得以稳定，赵氏就能得以平安，既然如此，我还怎么可以贪生？人谁不死，我现在死，已经是很晚的了。”最终，为了赵氏家族的利益，董安于自缢而死。赵鞅还得忍住悲痛，将安于的尸体陈于街市示众，并通知荀跞：“主公命我惩处罪人，现在安于已经伏罪而死了，谨此向您禀告。”

赵鞅这才算是过了最后一关。随后，又与荀跞单独结了一次盟，赵氏终于转危为安。

此后，董安于的灵位被安置在赵氏宗庙，世代享受祭祀。

结语：这次邯郸事件及其所引起的长期内战，其­性­质依然是家族兼并，自从晋国君弱臣强的格局底定之后，家族兼并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形式而言，晋国虽大，也容不得六家臣子均分，那样的规模是难以在天下立足的，大家还是合并起来的好。从内容上说，政治较好的家族吞并政治较差的家族，也是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变革和时代发展的具体表现方式。

具体到这次事件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是赵鞅，是他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从而引发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变故。而分析事情的始终，他的­性­格、他的谋划和行事方式的确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赵鞅的个­性­是鲜明的，强硬、坚韧，但也有冒失、莽撞的明显缺点。早年与执政士鞅发生冲突，最终又不得不曲身与士鞅合作，已经显示出了他的上述缺点。但那次经历似乎没有引起他的认真反思，反而认为士鞅一死，晋国再也无人可以压服自己了。这次事变，一开始他是想有效控制邯郸，但一不如意就悍然杀死了赵午，这在­性­质上属于越权，在本质上得罪了范、中行两个家族，对于这些后果，他的预计显然是不足的。最后弄得诉讼失败，在军事上也以寡敌众，甚至家族的存续出现严峻的危机。赵氏得以转危为安，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赵氏由来成功的家族“外交”政策，依靠韩、赵两家的鼎立维护，这些都是赵氏几代人积累的雄厚资本。当然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树敌太多，也是重要的客观原因。赵氏家族实力雄厚，赵鞅本人担任中军佐，地位和资力也有优势，最后弄到全面被动，都是赵鞅的过于强横和莽撞带来的恶果。而韩不信、魏曼多二人保持低调，关键时刻反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观整个邯郸事件，最大的赢家应该是荀跞。固然，荀跞身为国家执政，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然而知氏在国内并没有特别亲近的家族，形势相当孤立。这种情况下，荀跞居然得以在本质上掌控大局，翻云覆雨，决定国君的态度和其他家族的命运，其谋略是十分了不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他深切懂得，在大家实力相当，彼此为利益争斗的时候，“合法­性­”三个自往往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固然，现在的国君已经毫无左右局势的能力，但他的存在象征着晋国的存在，他依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者。国君的号召力和影响面，在于那些希望晋国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延续的阶层，在于对诸卿的利益争斗采取冷眼观望的中间势力。如果家族的争斗只局限于家族之间，则相互间的实力对比自然是决定­性­要素。但现实情况是，六大家族力量基本相当，这时候，中间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就成了决定­性­的要素。考察荀跞的行为，他始终与国君紧紧捆绑在一起，利用国君的名义指令群臣，着在政治上、道义上无疑就占据了制高点。他懂得，所谓“国君”，绝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人，而是一种“国家”的名义，代表着整个政府、整个现有的宗法体系，以及所忠于晋国和国君的力量。正是因为行必联合国君，言必切合国法，荀跞才能做到始终掌控着事件的走向，才能迫使赵鞅不得不对自己低头，与自己合作。而这方面的反面典型自然是荀寅和士吉­射­，一他们两家的实力与团结程度，若非因为*国君激起公愤，是大有机会笑到最后的，至少不至于这样一步走错而再无翻盘的机会。

五、侯马盟书

这半年多以来晋国的一系列动荡演变，这里统称为“邯郸事变”。 邯郸事变不仅开启了晋国长达8年的激烈内战，而且对晋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君及各个家族之间重新整合关系，家族斗争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格局之内。赵鞅起初被打为叛臣，随后又得到“*”，根据惯例，大家既然要举行隆重而繁杂的蒙事活动。此次事变引起的盟誓活动共有三次，一是赵鞅与晋定公的结盟，二是赵鞅与荀跞结盟——这两次《左传》都已经提级。还有第三次，赵氏家族经过此次动荡，更需要迅速恢复稳定，走向团结，因此，家族内部无疑更要举行庄重的盟誓，这次盟誓《左传》没有提到，但在考古领域得到了证实，并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字资料。

（一）简介

1965年，在山西侯马——也就是当初的晋国都城新绛——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我国考古界称其为“侯马盟书”。共出土盟书5000余件，每件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有多有少，多的达200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

“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埋书区集中在西北部。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400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瘗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埋有数件。埋盟书的坎没有龛和玉币。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币有璧、 璜、瑗、玦、珑、璋、 圭和残碎玉料块，都是用透闪岩等石料制成，雕琢纤细，颇为­精­美。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盟书的内容可分作5类：（1）宗盟类。要求与盟人效忠盟主，一致*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2）委质类。与盟人表示同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3）纳室类。与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4）诅咒类。对某些罪行加以诅咒；（5）卜筮类。为盟誓卜牲时龟卜及筮占文辞的记载，不属于正式盟书。

关于侯马盟书的内容和年代，目前有4种不同的意见：（1）认为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应是晋国世卿赵鞅，即赵简子，其政敌是赵尼，即赵稷。根据宗盟类“序篇”中的­干­支，推断盟誓入埋的时间为晋定公十六年（前 496年）。盟誓地点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2）认为盟主是赵敬侯章，政敌是盟书中的赵北，即武公子朝（赵朔），武公子朝曾于赵敬侯元年（前386年）作乱，盟书所反映的即为赵敬侯章与武公子朝争位事。（3）认为这批盟书是前5世纪后半期晋国的载书，出土地点即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4）认为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嘉，政敌赵化即赵献侯浣。赵桓子元年（前424年），桓子与献侯间曾有争位斗争，这批载书即为赵桓子逐赵献子自立后的遗物。

（二）盟书反映的时代背景

关于侯马盟书，几十年来出现的研究成果众多，这里不作专门介绍，下面是引用的一篇网络资料，以资助了解当时的社会情状：

若把盟书所体现的丰富内容，放到东周晋国晚期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旁通融汇考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笔者以为，至少可以对盟书反映的赵鞅夺权活动全过程，从*、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形态三个大的方面来分析，以有助于我们深刻而生动地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本真面貌。

一是盟书反映了晋国末期上层政要的争权夺利。赵鞅作为晋国的新兴势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枭雄。他为赵氏崛起，扩张宗族势力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势，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为了增强实力，他广事结纳，联络本宗，招降纳叛。为凝聚内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多次举盟），以聚拢人心。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内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对赵鞅表示忠心；倘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他们还表示决不与敌方勾结，防范敌方复人晋国。盟誓中还可笑地诅咒敌方使之受祸害，以求­精­神上的强势，平衡内心。事实上，不管赵鞅及其同党如何反复举盟，信誓旦旦，但利益的血腥争夺是统治阶级的本­性­使然，一到面临利害权衡时，他们从私利出发就会背信弃义，反目成仇。赵氏等四卿消灭范氏、中行氏二家后，四卿内部再起纷争，拼杀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就是显例。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胜利往往取决于经济实力。赵鞅为六卿之强族发起诛讨邯郸赵氏，导因便是索要卫贡500家。这500家同盟书“纳室类”所言之室皆为经济计量单位，文献或称田、田邑、田里，统措劳动人手、土地、财产之总和，是卿大夫剥削收入所从出，战时就可能化为军队和装备。是故，文献多有上层斗争中胜方对败方“纳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而所谓贵族之家臣、邑宰，就是他们派遣管理、控制这些家室田邑的头目。在盟书誓约中赵鞅强调同盟者不准私自纳室，如其知道他的宗族兄弟有纳室行为不加拘捕或不上缴其室，就要受神明诛灭的制裁，这鲜明地见出赵鞅在政争中维护本族经济利益，贪婪占有、搜刮民众财富的胃口之大，而这也正是为确保其政争取胜的基本经济实力。联系到赵鞅在决胜的铁之战时颁布对“克敌者”赏赐财产等的誓言，可以明白地反映出，经济利益的争夺贯穿了政争的始终。

从侯马盟书的内容也可以考察其产生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变化。在春秋末，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动荡不安，诚信缺失。正是由于道德沦丧，出现了大量背信弃义的言行，才需要盟誓之类来约束结盟之人，以凝聚人心，巩固内部，古人云“世道交丧，盟诅滋影，非可以经世轨训”（《谷梁传·隐公八年》），这就不难理解侯马盟书何以出土有5000件之多，据统计参盟人有152人之众这样大的规模，且有许多“寻盟”（反复举盟）的现象。很明显，这种道德观念上的沦落裂变，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反映。大量侯马盟书就是这一时代剧烈变革的确凿实证材料。

从盟书中反映参盟人表白诚信要请已故先君及神明鉴察，还说明其时尚存有远古遗留的普遍­性­的鬼神观念占据人们的头脑。不过在赵鞅的时代，鬼神观念只是一种敬畏的心理因素，是软约束。盟书中强调参盟人要以身家­性­命担保，才是最强有力的保证，是硬约束。从侯马盟书现有材料分析，其中宗盟类的有514件、委质类的75件，纳金类58件，诅咒类仅4件、卜筋类3件，鲜明地，人事方面的内容大大超过诅咒、卜篮这类与超现实鬼神观念有关的东西，可见，“轻神重人”已成为参盟人的主体意识，这反映了社会意识随着经济政治发展有了相应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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