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们生活在一起，除了打老婆孩子以外，无非是互相评比产品质量好坏，交流制作工艺，展示创新成果，开发新产品，­精­益求­精­。甚至开展劳动竞赛、生产协作，搞搞竞争。

商人们的群居生活，也一样。在一起了解不同季节的营销需要，熟悉本地货源，掌握市场行情。甚至讨论生财之道，交流赚钱经验，丰富经营手段。

只有农夫们的集体生活略有不同。除了判断农时、准备农具和侍弄庄稼，有些交流和探讨以外；其他没什么可说的。冬修，春耕，播种，秋收。头戴草帽，身穿蓑衣，全身沾满泥土，太阳曝晒皮肤，比得是谁更能埋头苦­干­加巧­干­。

这些对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来说，可是个极大的促进。以前都是分散居住，各­干­各的，同行见个面都不容易，谈何交流？那时，为打铁要抡几锤正好，或讨教一个字的新写法，甚至是庄稼什么时候该浇水等等这一类的问题；而有觉悟跑上几十里路去交流的人很少。不交流又何来促进？闭门造出来的车，只能对付着上路。

另外，管仲还特别强调：这种集体生活，让士、农、工、商的后代们，从小生活在那种自有的氛围，受这种教育，安心过这种生活，其他乱七八糟的想法就少，容易继承他们父辈的职业。而农民子弟，因为很少沾染不良习气，很朴实，其中优秀的能被选中做官者，一定给予足够的信赖。有歧视农民而不举荐的官员，要重罚。

管仲话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两个意思：一，什么环境能造就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国民教育问题。二，人民需要管理，这也是国家的管理问题，因为国家的基础就是人民。

第一个意思，确实是这样，拿到现在，也是真理。书香门第之家，出抢匪的概率就小；而一个从不幸家庭成长的孩子，他以后的生活也是乱七八糟，没意义。后来有人把这个现象用颜­色­做了总结比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强盗的儿子不一定是强盗，也有在逆境中成长，从不幸的童年生活中成熟的大好青年。这里说的是概率。子承父业，是从管仲倡导，才开始的，也把人划分了阶层。而阶层的出现，也促使了社会的稳定。

但是，运用管仲的这种教育方法下培养出的人才，会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严重偏科。只能专攻一样，不能造就放下书本就种地、收起工具就能吆喝买卖的全面型人才。而当时的人才市场的特点是，没有人才。别说全面型人才，专项人才都没有。落后啊！管仲的这个办法很实用，解决了国家稀缺的人才问题，使今后齐国各个领域里的专项人才不断涌现。存在即是合理，而合理即是实用。

第二个意思，也很对，人民确实需要管理。我们现在不就被管理着么？当时的情况是，人民比较自由（奴隶除外），生活没有目标，大家都稀里糊涂混日子。这个现象表面上看很不错，想­干­嘛就­干­嘛，想到哪儿算哪儿。可要过日子，不好混。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老忙着改行，掌握不了一定的技艺，就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拿什么混下去？混个温饱都成问题。而管仲的这个方法能管理着大家如何往下混，避免大家无头苍蝇似的瞎混。

如果人民没有管理，那么国家就没有管理；显然更不合理。打仗没钱，征兵没人，因为各方面都缺乏专项人才，物资都供应不上。这种国家，别说打人，挨打还差不多。不仅落后要挨打，没有正确的管理也要挨打。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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