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孔安国同志只是在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扶苏劝谏一节，看到“天下未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众法绳之”，而武断­性­以为这些人就是儒生了。

但，秦始皇对文化的灭绝施暴，谁也不会为此而讳避。

文字出，天雨粟，鬼神泣。文化被践踏与屠戮呢？

老中国泪流满面，只将它的苦难与愤慨隐在一派雷鸣闪电之中。

公元前233年，秦国已吹响扫平六国的集结号。此时，据韩国被大秦灭国，只剩下短短三个年头。秦兵再次犯韩，情势紧迫之下，韩王安这才想起还有个久已闲置不用的人，韩非。楚顷襄王不就在秦欲大举侵楚时，靠黄歇一张嘴转危为安了吗？韩王安也将罢秦兵的最后期望，都巴巴地寄托在了这位饱读史书，又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同姓兄弟身上。阿非，你到秦国出趟差吧，劝劝人家别打咱了，要不先打别人，晚两天再打俺。

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韩非噘着嘴上路了，带着多年来对韩王无能与昏庸的强烈不满。因为自他从齐国学成归来后，就看到韩国日渐式微，日见低迷，他曾多次上书规谏韩王安，但不被见用。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拳拳之情，顿时化为憎恶当朝的极端恶心。他痛恨韩王治国却不讲求修明法制，不能运用王权来有效驾驭臣下，还不能使国家富裕强大，屹立在战国之林，更不能罗贤任能，反而举荐浮夸­淫­侈之辈凌驾于求实务功之人的头上。形势和缓时，就宠爱有名望的人，情况紧急下，才使用披甲戴盔的武士。所供养的不是所要用的，所使用的又不是所供养的，廉洁政治的人不被见容，而­奸­佞邪恶之徒充塞朝廷。这样一个国家，面对的又是这样一个世界格局，怎么能不完蛋呢。

遥远的咸阳里，听说韩非要来的秦始皇，竟然一反常态地有点迫不及待。

因为早在此前，著名思想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先生的大作就摆在了他的案头。嬴政读到他写的《孤愤》、《五蠹》、《说难》等雄文后，顿时有种万古江河水，在我手中流的感觉。说地太深刻，太入理了，君与我有戚戚焉！“唉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跟他交往，死而无憾！”一个以开疆扩土、争战屠伐为能事的人，竟然如此喜爱文字，并因文字心仪起它的作者，那文字中必然有深深契合他内心­精­神世界的某种力量。

不错。韩非的学术思想核心是法，但他的法是在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之后，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三合一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但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缺点还在于“未尽”，没有搞透彻。“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他重新梳理并理顺了术、法的内容及二者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要求君主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的御人方面有了突飞猛进。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以刑止刑”的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以­阴­威酷冷、残暴无情构成全部人格的嬴政，为什么重用在刑名之学有独到专攻的李斯，为什么热衷于焚书坑诸生？原因全在这里，所以，读到韩非的论述，自然是于心大欢，相见恨晚。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