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底，野战医院的领导召集我们四个“小红军”谈话，他说：“你们几个人去四川保卫局工作吧，在后方安稳些，不要跟着部队在前方跑了。”在保卫局，我被指定为检察科的检察员，同来的伙伴分配到卫生队和修械所。
通江县城，石板街路凹凸不平，两侧店铺的商人几乎全部逃走了。红军造币厂熔炉里白银翻滚，白银融化后缓慢地滑入一只只模具，重锤咣铛一声落下，一枚崭新的银元就轧出来了。川陕苏区银币一面铸镰刀斧头和地球图案，一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文字；另一面铸“壹圆”字样，环绕周圈文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造”。
我常常走出川陕保卫局，满城闲走，看一看轧铸银元，再看一看红军的兵工修造枪械。
我几乎天天去修械所玩耍，木板房里的机器使我着迷。大大小小的机器设备有十多台，其中最大的两台机床有两米多长。有些步枪的撞针螺丝人工拧不动，修械工人把步枪放在机器上，机器轻轻地旋转，螺丝就拧开了。工人们常常站在城墙上，隔着通江河向对岸射击，检验修理后的枪械性能。修械所里有一台烧油的动力机，整天嘭嘭地叫唤，大多数机床由壮汉子摇动大飞轮来带动。终于，我忍不住了，向检察科长要求去修械所，科长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去修械所。”
1934年4月，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六路围攻川陕苏区，步步进逼通江。5月1日，通江举行火炬大游行，数万人手持火把，高呼反刘湘反蒋介石口号，行进在通江的大街小巷。
五一大游行后的一天，我正要走出川陕保卫局的大门，忽然天空中传来嗡嗡的音响，响声越来越大，我很惊奇，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怪叫，抬头四下搜寻，只见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飞掠过头顶。一抬头，看见天空中落下一个西瓜大小的黑蛋蛋，眨眼间轰地一声在衙门口前爆炸，呼啸的弹片四处飞溅。一块弹片把门楼支撑柱削去一大块。立柱旁的两个哨兵应声倒地。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阵热风扑面袭来，军帽被掀飞，身上的衣服哗哗直抖，我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待硝烟散尽，低头一看，军衣上布满小洞孔，摸一摸胳膊和腿脚，毫无痛感，竟然没有受伤。从四处跑来的老乡见我这副模样，不相信眼前景像，连连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这小娃儿有福气啊！”
国民党飞机轰炸后的20天左右，川陕保卫局撤出通江城，转移到通江东北方向的毛浴镇。毛浴镇坐落通江河旁，千余户的大镇。镇外山崖上石刻着标语“打倒刘湘，赤化全川”。
川陕保卫局驻地设在旧县府衙门，紧临通江城东门，三面高高的围墙护卫，另一面是更加高耸的城墙。保卫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是党和红军负责安全保卫的专门机构。
在川陕保卫局我经历了“肃反”。“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当时，“肃反”的主要理由是清肃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组织“AB团”。对于“AB团”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也不太清楚。
检察科只有四名年龄相仿的“娃娃检察员”。我们除了开会时举个手之外，整日无所事事，打打杂而已。检察科长是江西人，40岁左右，脸色阴沉，整天不笑，令人畏惧。他一个人负责接收“犯人”，指挥警卫战士关押“犯人”和执行死刑命令。牢房的钥匙也由他一人保管。
几乎天天都有从各地押解来的“犯人”，监狱里塞得满满的。保卫局每隔十天八天，处决一批人。每批死囚至少五六人。
长征结束后，延安清算张国焘的罪行，没有涉及保卫局杀人的责任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肃反”的内幕渐开，我心中疑团才消除。张国焘假借“肃反”之名，清除异己，许多优秀干部和红军将领惨遭杀害，比如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张逸民、刘杞、吴展和曾中生等人。
川陕保卫局的“肃反”并不受战场形势的影响。一天，我呆在“衙门口”观望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见两位持枪的红军战士押解一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缓步走进保卫局大门。我一看也紧随其后跟进来。
检察科长命令我：“你把他的手枪缴下。”随即，那个人被押入单身牢房。这位红军首长大约处于审查阶段，还享受优待的“待遇”，我每天给他送三餐饭，伙食标准跟川陕保卫局的人员一样，大米饭有肉有菜。他四十来岁，中上身材，说话和蔼可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听不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牢房的后墙上高高地开一扇小窗户，牢房里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床。牢房门外有一哨兵站岗。尽管关进牢房，他还挺乐观，整天地又能吃又能笑，把我送去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有时他也和我扯几句闲话。
在川陕保卫局(2)
他问我：“小李在家念了几年书啦？”
我说：“我没念过书。”
他又问：“你怎么不念书呢？”
我说：“我家穷，念不起书。”
他说：“那好，念不起书好！不识字更好！”
我忍不住对他说：“我参加红军了，才认识了一些字。”
他说：“对别人可甭说认识字呀！有人问你，就说不认识。”
我还不理解：“红军教我识字，我们营部那位文书教得可好了。”
他说：“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现在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认识字啊！你说了实话，有人就怀疑你念过书，家里一定有钱财，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都是我们革命的对象……砍掉你这个小脑壳。”说着，他用手掌在我脖颈上抹了一掌。
听了这位红军首长的一番话，联想先前部队文书失踪和保卫局深夜杀人的事，一股凉气从我心底沉到脚板心。读书识字有掉脑袋危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似乎理解了营部文书被保卫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红军首长的指点，就问他，为什么住牢房。他说，我是一个县委书记，工作没有做好，让保卫局抓起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关进牢房一个多月，我俩渐渐亲密。他对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儿给我找个高凳行不行？”我也没有多想，就搬来一只高脚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饭，牢门紧闭不开，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声张，跑到一边玩去了。转天，牢房门还推不开，我呼喊几声，没有应答，急忙跑去把检察科长找来，大家把牢门撞开，牢房里空荡无人，那只高脚凳子叠架在木床上，后墙的窗户敞开着。
川陕保卫局对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几天，好像有我许多责任，但没有处分我。听他们几个人议论：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帮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还能杀了他？”
“不让他在保卫局呆着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几名“少年红军”调离通江，去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在红军总医院(1)
从通江去王坪，十几名“小红军”与我同行，川陕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带队，关照我们吃宿。红军总医院隐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还有十几处分院散布在周围的大山里。
医院政治部张琴秋主任对负责分配的政治干事说：“这几位小同志，你看哪里需要人手，可以调他们去帮助工作，给我留一个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这个小同志吧！”。
红军医院总部设在一个小山湾的平坝，一处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马蹄形宅居二十多间房屋，张琴秋的办公室和寝室在“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里，与张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条案上摆放几块祖宗供牌，其余房间住满了红军伤病员。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陪同下，翻山越岭巡视各个分院，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她的办公室。我也参加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病员。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只想困觉，慢慢地觉得眼睛看不清东西，口发干，耳朵也听不清声音。我强打精神，坚持给张琴秋打水打饭。
早晨张琴秋见我没来，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着骂我有病不告诉她，还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外国话，又唤来医生护士，把我抬到病房里。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头的痛要裂开，恶心呕吐，浑身起满了疹子，跟着就昏迷了。当我清醒后，脸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变成黄豆那样大小的浓泡，一个个雪白透亮，痒的钻心儿。护士用绷带把我双腿捆在床板上，把纱布垫在我的手腕上，她们两人一组紧紧地按住我的双手，我拼命挣扎叫喊，也不松开。天花病好了，我的脸上身上一个痘疤都没有落下。
高烧退了，我的眼睛还睁不开，张琴秋来了，她呼唤：“小李，小李！”
我心里知道是张大姐来了，就说：“大姐，你好。”模糊听到“你放心吧，我要走啦，给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说，张琴秋院长跟你的亲姐姐一个样，她每天都来看望你几次，还对护士长说，把这小李看住了，不要让他用手乱抓，像他这样的病号我们少有，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将来他的脸上身上没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你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就真是像亲兄妹一样啦！
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在红军总医院(2)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地问我：“你怎么把火扑灭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顶：“那火焰要燃了房顶。”
张琴秋抬头看见已经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没想道火灾危害啊！谢谢你啦！你还够机动灵活的！”
我问她：“火盆怎么烧起了大火？”
她说：“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刚刚起烟，火就燃起来了。”
以后，张琴秋更加喜欢我，给我很多关照。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1)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天气还没有暖和呢，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轻伤员陆续归队，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中，带不走的炊具器皿赠送给周围的乡亲。我的挎包里装满了伤员们送的川陕苏区天蓝色布币，还装了一本红军的识字课本。
川陕苏区的布币似乎没有流通起来，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军晌也无处花销，后来的路途艰难，我就把苏区的布币扔光了。
红军医院政治部的干事们四处动员医护人员交出自己身上的银元，集中保存。干事们在大会小会上讲：“你们如果不拿出银元，以后还有检查，发现谁私藏银元要严厉处分。”
1933年在红军31营时，发过一次军饷，不论大人小孩，一人一块银元，我和父亲都领到了沉甸甸的一块。这枚银元我舍不得上缴，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将它埋在村边一棵大松树下，心想，以后回王坪，再挖出来。
红军总医院的小护士、小勤务都集合在院总部前的平坝上。张琴秋一身军装，整洁利落，她说：“这几天，你们共青团小组都讨论了红军实行战略攻击，去和中央红军会合。今天红军开始行动，你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我任命李耀宇同志为卫生队大队长。大家要团结好，服从指挥，互相照顾，跟着红军走，你们会有光明前途的……”
卫生队又划分了三个小队，指定了三个小队长。
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沿着行军路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离开了王坪红军总医院。我们走过松柏树下的红军墓地，坟茔上的兰花忽然开放，好象红军英魂有灵，放出兰花香气来送行。同时，一条条山沟里走出一队队红军，或后勤机关与民夫混合的队伍，像小溪汇成江河，浩浩荡荡沿着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时候，红军医院的民夫挑着中草药的担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些四川的黄连、党参、天麻、川芎……一直运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草药分散了，让部队上的战士背着。
太阳落山时，我们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远远望见红军兵站的火把光亮。红军的兵站往往设在寺庙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后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几十排草棚，地上铺上稻草，招待部队吃饭宿营。
兵站的哨兵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总医院的卫生队，快给我们弄点饭吃吧！”
兵站的同志讲，总部传令下来，有一支娃娃卫生队，要照顾好。
吃过晚饭，我们疲惫不堪地摸进一间草棚，不分男女，挤在松软的稻草地铺上，呼呼大睡。
在沿途红军兵站的照料下，我们这支小卫生队经毛浴镇、通江、清江渡、巴中城、旺苍坝，来到广元近郊的嘉陵江边。红军工兵在嘉凌江上用成排的木船架起一座浮桥，我们卫生队踩着起伏晃动的桥板，踏上嘉凌江西岸。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万里长征，在雪山草地、饥饿疾病的时候，卫生队的小伙伴就怀念四川根据地的大米饭红烧肉，互相议论“红军为什么离开‘通南巴根据地’？”“在山崖边边，一杆红缨枪，国民党的千军万马也莫得怕呀！”后来，整个行军队伍中，大家的小声嘟囔变成大声的议论和责难。
从广元过嘉陵江，我们来到剑门关，沿着一条石阶山路从山岭隘口钻过剑门关。登上山顶，一条平坦宽阔的古道沿山脊延伸。红军兵站设在古道旁。沿古道行一日，卫生队随军拐下大路，一路向西行进，经过江油县界，抵达北川城。
江油城东，一座一百多米长的石拱桥横跨江面，桥栏护板石雕精美，花鸟走兽活灵活现。桥面加筑一道长廊，为行人遮避风雨。长廊由木料构筑，飞檐斗拱，彩绘图画。我们的卫生队在石雕廊桥里夜宿。
红军通过江油，队伍当中又多了一队担着各色酱菜的民夫。豆瓣酱的香味儿飘散在红军的队列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挤到挑夫的竹篓旁，讨要酱菜和辣酱。
从江油向西行军，水田果园渐渐甩到身后，进入丘陵地带，我们遇见了蛇群。山路上，花花绿绿的长蛇窜来窜去，红军把蛇踩踏成一摊摊肉泥。还有碗口粗的蟒蛇，藏头露尾，在草丛中爬行；细细的小蛇长不足三寸，粗不足竹筷，密如罗网。四川毒蛇种类繁多，草上飞、竹叶青、黄喉蛇、烙铁头、三角蛇等等，人被毒蛇咬一口，阎王殿里走一遭。
穿过蛇蟒之地，我们沿一条河谷继续西行，山路愈加险峻，一段一段的栈道悬挂在峭壁之腰，沟谷里的江水咆哮轰鸣。
古人在悬崖绝壁上凿洞，横向嵌入三尺长的木桩，再铺上圆木或石板，构筑起悬空“天桥”。红军战士说，这就是孔明诸葛亮修建的川蜀栈道！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2)
前队依次传来口令：“不要向下看，可以慢慢爬行。”栈道行军约半日，全队正要顺利通过时，忽听前面一阵骚动惊呼，随后，前面的伙伴传过话：“报告队长，有人摔下山啦！”
从栈道上掉落山涧的小战友是南江县人，姓名早已忘记。跟他同村一起参加红军的一位小姑娘，伤心地哭了三天三夜。她不停地哭喊：“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他是我的村子里的人呀……”哭得两眼又红又肿。
我们这一队“娃娃”混夹在红军的队列中向西疾行，山岭上红军的掩护部队阻击敌军的进攻，激烈的枪炮声忽紧忽慢。红军的后方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和民工队抬着各种机器、粮食、担架和物资的人流通行数日。
通过北川河谷后，卫生队又向北沿岷山山脉行进。岷山行军，我们这群娃娃兵才真正领教了四川大山的厉害，“通南巴”根据地的山路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仰面眺望挂在陡峭山坡上的羊肠小路，红军战士就像是攀登天梯的猴子。
我们艰难地沿崎岖险峻的山路行进，一阵阵低咽的吼声从山顶传来，伙伴们惊恐地互相打探：“前面山上啥子野兽嘛？”“管它个啥子嘛，反正有红军。”登上山顶坡，一条大江在山脚下，激流撞击在两岸岩石上，水声震耳。这条大河就是红军涉渡嘉陵江和涪江之后的第三条川江—— 岷江。
沿岷江继续前行，转过一道山脚，河谷地势较开阔，江水似乎平缓。红军工兵砍伐岷山的原始森林，在岷江上又修建一座浮桥。我走过浮桥，跑到水色青黄的岷江边，捧起一捧清澈的江水，喝入口中微甜清凉。
在北川，我第一次遇见奇怪的木桥。那些木桥几乎就是木头垛起来的桥，在山涧河流两岸用粗大的原木支起一排人字形的架构，“人”字的撇捺之上的空间再用一根根原木填平，铺上木板就是一座木桥。走到茂县周围，山高水险，已经不适宜堆垛木桥了，当地的羌族就发明了竹索吊桥，是千百年之后的铁索吊桥的老祖宗。
从北川以后，行军的道路险峻，山岭上有了石片垒成的碉堡，就是羌族人居住的石屋和碉楼。后来，走到黑水芦花，走到丹巴炉霍，看多了千奇百怪的碉楼。羌族人不分男女，都穿带袖子的粗布长褂，再套上没有袖子的羊皮长褂。
我们议论纷纷，这些人好傻嘛，把家安在高山上多不方便。
杂谷脑兵站
大约这一年的夏天，我们从北川经过汶川走到杂谷脑镇。
“杂谷脑”这个名称好怪的，可能是模仿藏胞或羌族的口音。杂谷脑周边有一条水流很急的河，还有大片的森林。
卫生队被安置在杂谷脑镇外高山上的一所寺庙宿营。一条石板路从山脚爬上寺庙前的广场，又转上山顶。广场外侧有一道峡谷，从崖顶向下望去，峡谷深不可测，只听见谷底滔滔水声。
寺庙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口巨大的黄铜锅，场地上散布一些黄澄澄的铜碗和小铜锅。这口几间房屋大小的铜锅可谓中国“锅王”。一架木梯搭在锅的边沿，一队红军战士依次传递一只只水桶，将清水哗哗的灌入铜锅。整棵的松树在锅底熊熊燃烧。进了寺庙大门，里面的场院极宽敞，四进套院，大殿雄伟。殿堂菩萨塑像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护法天神威严狰狞。场院两侧各筑一幢巨棚，数十根石柱支撑起沉重的棚顶。寺内大殿和大棚里都住满了红军伤员。我们这群娃娃就在场院的角落里露宿，整整一天的山地行军，小伙伴们都累坏了，大家用脚踢开石板地上的铜锅铜碗，相互拥挤在一起，躺倒大睡。
第二天天刚亮，庙门外人喊马叫。我闻声跑到广场上，只见三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站在悬崖边上，正在检查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红军战士的行装，发现谁背有银元袋子，就命令解开布口袋，将银元倒下峡谷。驮马队缓缓地走过广场，几名战士用刺刀划开骡马驮架上的包囊，银元像流水哗地涌出，叮叮当当地落入万丈深渊。我暗自惊叹：“真可惜，这么多银元啊！”
一队肩扛迫击炮炮筒、炮座和炮弹箱的红军炮兵走来。“好啦，把迫击炮从这里拽下去吧！”听到这道命令，炮兵们迟迟不肯动手。火炮就是炮兵的命呀！那几个红军首长又喊又叫：“同志们，只要有人在，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炮呀！”
从山下来的红军源源不断地走了十几天，被服厂、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机器、硝酸坛子都从悬崖上推入云雾峡谷。
太阳从对面山巅升起，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我离开悬崖，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只沉甸甸的铜碗，用衣襟擦了擦碗口的灰土，走到大铜锅旁，站在木梯上的红军用木勺给我舀了一碗米粥。
卫生队的小伙伴一人捧一只铜碗，呼呼地喝大米稀饭。一个男孩翻来覆去摆弄手中的铜碗：“队长，我们把铜碗铜锅带上一个，将来革命成功，也是个纪念。”
我说：“随你！”这个娃儿，比大家都有远见，还知道收藏纪念品！
卫生队协助医生们护理寺庙里的伤员，给重伤员喂水喂饭。伤员一批批运来，经过简单治疗，又一批批运走。一只手掌炸掉四根指头的伤员，坐在大殿的台阶上发牢骚：“这个医院领导呀，比起王坪总医院的张琴秋院长可差远啦！”。
我赶忙问他：“你知道张琴秋现在哪里吗？”。
伤员瞥了我一眼：“听说她当了妇女独立团的团长。”
总部联络参谋领来五十多名小战士，大都与我们年龄相仿。他们都是从各部队集中上来的，加入了我们的卫生队。同时又派来三女一男成年人组成卫生队的炊事班。
杂谷脑寺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喇嘛庙，红军借庙栖身，喇嘛们每天诵经作法，与红军相安无事。杂谷脑兵站也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兵站。从此，我们每人背起了干粮袋，开始风餐露宿的行军。
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在杂谷脑喇嘛庙一月余，队伍又出发了。
接连五六天在原始森林里行军。森林中朽木横七竖八的拦住我们的去路。森林中宿营，炊事班架起行军锅，点燃取暖的篝火，行军锅里煮起满满一锅蘑菇汤，小伙伴们吃一把干粮袋中的炒米，喝上一口鲜美的汤水。饭后，大家齐唱红军战歌。
那天出发不久，林木渐渐稀疏，山势愈加陡峭，林中的光线愈加强烈。小伙伴们互相牵挽手臂，艰难地在崎岖山路上登攀。我和伙伴们气喘吁吁地在岩石上攀爬，矮小弯曲的岩松匍匐在地面。正当大家口渴难忍之时，岩石山坡背阴地出现片片点点的白雪。大家兴奋的叫喊：“雪啊！有雪吃呀！”俯身去抓积雪，手指刚刚触到那雪片片，雪一下子溶化了，情急之中，我趴下身子用舌头去舔岩石上的积雪，只感到舌尖冰凉，却不能从石头上吮出水来，我望着片片积雪难解口中之渴，好恼火。
终于爬上地势稍稍平坦的山顶，总部的联络参谋走过来，他说：“卫生队上来啦，你们去喝水吧。”听说有水喝，伙伴们精神大振，一齐向前拥去。只见两位藏胞背着猪腰子形状的木桶，一个汉人拿一只瓷碗，从木桶里挖水，随后递给跑在前面那个小娃儿，这汉人大声吆喊：“喝水啊！从这里下山还有一天的路，没有水，要渴死人哟！”有个人从一只大布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喊声：“来一碗！”话音未落，银元扔进那卖水人脚下的竹背篓里，发出清脆的叮当一声。天爷！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我喊出口令整顿队列，约束小伙伴们不要拥挤。一队队红军战士肩扛步枪，背负背包，瞥一眼买卖泉水的场面，抿抿干渴的嘴唇，从我们身旁走过。红军没有那么多的银元给每位战士买水来喝。
一块银元买来的一碗清水，喝入口中，格外的凉爽，此后，我再也没有喝过如此贵重和甘甜的水。
山顶休息后，卫生队继续前行，山脊像被刀切似的裂成两瓣，形成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一根长约十米的圆木横架在两面悬崖之间，圆木被砍凿出一道手掌宽的平面。红军战士口中念叨：“摔下去的，该死！走过去的，命大！”个个无所畏惧地踏上独木桥，山风吹起战士们的衣襟，似翻飞的双翅。
站立在云雾中漂浮的独木桥前，我胆战心惊，久久地不敢迈腿，卫生队的小伙伴期盼地望着我：“队长，我不敢走过去。”
几经犹豫，我心一横，说：“死也要过去！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我们‘骑马过桥’。”我双腿骑在独木桥上，双手向前抓住圆木，身子一弓一伸慢慢地向前蹭动，两眼紧紧盯着桥木不敢向下张望，只觉脚下冷风飕飕。全队的小伙伴学着我的样子，骑上圆木，蹭过凌驾险峰的独木桥。
独木桥头，红军首长赞叹不已：“你们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们之前，有战士摔下丧了命……告诉后面的部队，不要逞强了，没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们学‘骑马过桥’。”
我们翻下这座险峰，沟谷里溪水清清，红军中的成年人和妇女儿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声响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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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儿盖，与朱毛红军会师
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百八十里，是一个藏民聚居区，约有几百户人家，平缓的山坡上布满石块砌成的平顶方型的碉楼。田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红军开始收割青稞。在毛儿盖，我第一次遇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Сhā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一见到洋姜的茎叶和根块，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反胃、呕吐。
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天天来卫生队，监督我们吃洋姜，尽管每人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他也不许我们吃一粒。他说，下面的路还很远很远，洋姜也莫得吃，现在要吃了炒米，今后就要饿饭，甚至饿死人。大家老老实实地强忍呕吐，吞咽洋姜，谁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个多月的洋姜。就在这个地方，傅连璋在联络参谋的陪同下，来卫生队检查工作。双方介绍认识后，他问我全队有多少人，会不会包扎伤口，换药，有多少卫生包，有多少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傅连璋又巡视了整个卫生队，还很满意，他说：“小同志们精神饱满，健康活泼，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傅连暲。不久红军离开丹巴继续西行。
百丈关火线救护
1935年11月，红军攻克邛崃公路上的重镇百丈关。百丈关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四川军阀刘湘老巢难保，组织二十余万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拼命向百丈关反扑。红军历经七昼夜战斗，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严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百丈关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关。
百丈关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卫生队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马蹄声轰响，一个红军骑兵连急驶而去，骑兵人人佩挂马刀、冲锋枪、驳壳枪。一会儿，又有三十多名红军首长纵马而来。警卫班的战士悄声地指指点点，哪个是朱德总司令，哪个是张国焘总政委，哪个是徐向前总指挥……总部首长走过不久，又有一连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缓缓随行。
百丈关战斗最激烈之时，总部联络参谋命令我带领卫生队参加救护伤员。红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从火线上抬下来，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时在山顶上爆炸。山坡下，数百名红军伤员躺卧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鲜血染红了一丛丛稻草根。卫生队全体小护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奋战，为伤员擦洗血迹，简单包扎，喂水，招呼担架员向后方转移伤员。我们困累到了极点，就轮流躺在牺牲的战士身旁打个瞌睡。
那天，朱德总司令在警卫员们的簇拥下，骑马路经我们这片战地救护场。“红军之父”端坐在马背上，久久巡视满身血污的卫生兵和伤兵，不忍离去。
从百丈关救护场撤下来，卫生队到天全县城附近休整。大家时常跑进城里闲逛，城中一条小街的店铺照常营业，百姓生活平静。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不停，天全城内外民宅山林铺盖厚厚的积雪。卫生队躲进简陋的木板民居，围拢在火盆旁取暖避寒。
天全城外的四川老乡
卫生队百余人驻进天全城外一湾山岰的两户民居，其中一户农民逃跑了，十几间砖瓦房里家具、炊具、粮食油盐应有尽有。三合院前有一块宽阔的晒谷场，四面水田，小山平缓起伏。看来天全这个地方比川陕苏区通南巴丰富得多。
没有逃跑的这户农民三代同堂，三十几口人挤在七八间草屋。老爷爷大约六七十岁，长长的白胡须。他有四个儿子，二个未出嫁的女儿，七八个孙子孙女。他们一家人惊恐地透过门板缝隙张望我们这群娃娃兵。
几天后，卫生队断粮了。总部联络参谋让我选四十多个强壮的小兵随他去兵站背粮。我们爬上江边的大山，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攀上山巅，脚下的一块块梯田，像一面面镜子。我们推门进了老乡的房子，屋子里空荡荡无一人一物。
联络参谋命令我们分头寻找粮食，准备午饭。在一所民宅侧后的一条山谷中，发现石崖下面有个山洞。洞里堆满了老百姓坚壁的物品：木桶、澡盆、粪桶、铁锅、铁锄、棉被、衣服。一卷破竹蔑席里鼓鼓囊囊不知包裹什么东西。我拽开竹席，原来是半片猪肉，黑黑的猪毛都没有刮掉。
我捡了一件半新旧布褂子穿在身上，其他人各取所需。然后抬着猪肉，拎着菜刀，返回报功。联络参谋好高兴，用菜刀把猪肉分解了四十多快，每人一块。大家用细竹杆串起猪肉，架在篝火上烘烤。猪肉滋滋地淌油，有浓浓的烤肉香气。这家房前有一块旱地，种满了萝卜。拳头大小的萝卜，上青下白，又甜又脆，赛过鸭梨！吃过烤猪肉和甜萝卜，众人增添了力气，来到兵站，每人量力报数，有人背30斤米，有人背40斤米，按原路返回驻地。
慢慢地，我们与房东一家人熟悉了，他们解除了恐惧戒备的心理，老爷爷的几个儿子时常来与我们聊天。
“我们的保长啊，民团团长啊，三天五天到我们家里讲你们的许多坏话，‘红棒佬儿’怎么怎么不好，杀人放火、抢东西、强Jian妇女，所以我们这里比较富裕的一些人家都逃跑了。”
他们问我：“你们当红军，是自愿啊还是拉兵抓来的？”
我说：“当红军都是自愿，我们不拉兵！”
“我家四个兄弟都被国民党拉了兵，我们一听说军队要离开四川，就逃回家了。”
“我们家贫穷啊，一年四季，男女老少都下田劳动啊，一大家子人，全靠一点点稻田活命，年景好，将够吃够用，一家人勉勉强强过得去。年景不好，活命艰难啊。”
“有一年，一年没下雨，颗粒无收，这一年悲惨啊，老人留在家里，年轻人三五人一路去雅安、成都讨饭，老奶奶还是活活饿死了。讨饭的路上冻得要死，赤脚丫子踩到冰凌喳儿，脚掌板划破了，多受罪呀！”
“你们红军讲‘打土豪分田地’，我明白了红军是向着穷人的，是为劳苦百姓打仗的军队！我盼望红军把田地分给我家，我家会好好种地，勤勤恳恳地为红军种粮食。”
“你看旁边那一家，比我家田多，种田要雇人；在街上还有两个铺子，听说红军来，他们全家都逃跑了。我家没有钱呀，跑出去怎么活命呀？又不能背着稻谷跑呀！我们没有逃跑算对了。红军是好人呀，你们不抢东西，也不强Jian妇女，不干‘棒佬儿’那样的坏事。”
我们卫生队在这农家住了一个冬天，与房东一家很亲热了，向丹巴撤退的那天，老爷爷率领一家人陪伴我们走了很远一段路，他张扬手臂呼唤：“你们要再回来呀，还到我们家里住哇！”
青猴劫俘女红军传闻
我们卫生队从天全撤退，去宝兴这一段路翻越几架高山，沿着一条小河穿越原始森林。森林里无路可循，带路的猎人扛着杆土枪，腰间挂一把砍刀，不可行人之处他就抽出砍刀，猛砍一番，为我们开辟道路。这片森林，一块松树一块枫树一块柏树，界线分明。在山溪两旁，密密层层的野桃树，拳头大小的野桃挂满枝杈，问了领路的猎人，大家扑向桃树，摘了桃子，在溪水里洗一下，用嘴巴啃，野桃不甜不酸无滋无味。
突然，一群青黄毛色的猴子嘶嘶地呲牙咧嘴，出现在溪水对岸。猎人急忙取下火枪，大声招呼我们：“你们千万不要丢下呀！女娃娃要跟紧呦！这猴子会背人哪！”猴群百余只，黄毛红腚，体硕大如壮羊，双足竖立者高若人。大家神色惊慌，紧随猎人身后，赶紧离开桃树林。
夜晚，我们在森林中宽阔一些的空地，燃起篝火，取暖防身。大家围绕在猎人身旁，听他讲猴子俘人的事情。
“去年，还是你们红军从这里路过，我也带路，这猴子把一个落后的女红军背到山洞里去了。夜晚，红军点名，说少了一个女红军，问我能不能去找，我说山高林密，天黑路险，找也找不回来了，她能回来就算命大，她回不来，命该如此。红军说我迷信，没有强迫我去寻找。”
“今年过年吧，我和二个人一起去打猎，走到那山崖边，听见有人的一点点声音，一只大猴看守在洞口，不让我们靠近，我记起去年走失的那个女人，就开了枪，把猴子打跑了。放一个人守在洞外，我和另一个人进了山洞。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坐在树叶堆里，衣服都让猴子撕光了，身子也抓破了。这女人说话有气无力：‘你们怎么来这里啦？’她穿上我俩脱下的衣服，也站不起来，让我们架扶着，弄回家了，喝水吃饭，住了一二个月，说话也清楚了。这次红军又回来，在你们这一批前面的红军把这个女人接走了……”
次日行军，女娃娃都集中到前队，紧跟猎人向导，男孩子手持木棍随后掩护。不久，猴群又出现了，他们也把木棍扛在肩上，模仿我们行军。
遭遇藏民阻击
从天全县撤退，我们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铁索桥，又回到丹巴。
卫生队和红军总部一起离开丹巴，向西行军，翻过一道山岭，走下沟谷，一条小河水势湍急，雪白的浪花此起彼伏。忽然，河对岸的山坡上打响了枪声，子弹从头顶上嘶嘶地飞过，红军队伍中的男女老幼都躲蔽到岩石后面。
突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站起身，迎着枪声，无所畏惧地向河边走去，他的举动让大家震惊，众人齐声呼喊：“快回来！”“快趴下！”随着一阵枪声，小红军一头跌倒在河滩上。
通司用藏语喊话：“他们是红军，他们要北上抗日！”
对岸山坡传来藏胞的回话，通司翻译给朱德总司令：“你们哪里有这么多的红军，上次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把我们的牛羊都赶跑了，你们这次来还要赶我们的牛羊！”
我正巧趴在朱德总司令的身后，听他对通司说：“我们是真正的红军，我们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通司又喊了几句，对岸枪声又响起，也喊了几句藏语，通司翻译：“我们不相信你们是红军，我们就不能叫你们再赶我们的牛羊。”
傅钟在一旁急切地说：“让部队上去吧，消灭他们！”
朱德说：“最好不要放枪，让部队从侧面迂回过去，能吓跑他们最好！”
双方隔河相持一个上午，一会儿喊话，一会儿放枪。朱德又让通司喊话：“你们一定不让我们红军走过去，我们就过河与你们谈判，与你们讲和，不动武力。”
对岸的藏胞最后喊过话：“要是真红军，我们就不打了。”很长一段时间，藏胞不打枪了，红军试探着行动，在藏民的枪口下，顺河而下。
山脚下的河岸边，傅连暲守在那个牺牲的小红军身旁，不远处，一匹白马头部中弹，一群战士用刺刀分割马肉。傅连暲一天之内没了马匹和勤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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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草地捉鱼
我们卫生队紧随方面军总部行军。夜幕下的草原，篝火漫无边际，在前方有一盏马灯，朱德总司令的身影在马灯前晃动，不时传来他的四川口音。
踏上旱草地，平缓丘陵有平缓的小河，一群群灰黑色浑圆细长的鱼儿，在河水中游来游去。
朱德总司令带领警卫员们抬着一架蚊帐，下河捕鱼。警卫员们把蚊帐慢慢铺在河底，然后拽住四角，朱总司令站在河岸上，挥舞木棍驱赶水中鱼儿，看见鱼群游到蚊帐上，急令“起网！”不料“渔网”的网眼太小，鱼儿随着蚊帐上哗哗流淌的河水逃得无影无踪。我们这群旁观的“娃娃兵”轰地一声都笑了。朱德急得在河边团团转，又喊：“你们几个‘背时锤子’怎么搞的嘛！”后来他听从旁人的建议，指挥警卫员拖着蚊帐把鱼儿赶到一个小河岔，用泥土堆成拦水坝，再把水掏干，鲜活的鱼儿在河底挣扎蹦跳，朱总司令高兴地说：“我发财啦，我发财啦！这是谁想的办法，给他记功，记大功。我们明天如果还走这个道，还抓鱼呀！”。
晚饭时，我们的野菜汤里多了几条鱼，伙伴们都明白，这鱼儿是朱德总司令送来的。
每天吃饭时，各班围坐在一起，每人从干粮袋中掏出一把青稞面，实际是青稞面疙瘩，干粮袋经雨水浸泡，早已结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块青稞面疙瘩让周围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汤里。这样互相监督，限制干粮的消耗量，防止没走出草地就断了口粮。快走出草地了，草原上随处可见一堆一堆的白骨、枪械、马鞍和马灯，令人心惊胆颤，这是去年中央红军仓促通过草地饿死的烈士遗骨和遗物。
渡过了一条浑黄的大河，伙伴们困累饥饿至极，干粮袋已经干瘪，吃什么呢？四周除了荒草就是成堆的白骨，还有天空上一群群飞鸟儿。地上的荒草白骨不能吃，天上的鸟儿吃不到，炊事班的大哥大姐对我说：“李队长，我们只好杀牦牛了，才能救同志们的命！”
在藏族通司的指点下，用绳子捆住牦牛的蹄子，通司手握匕首，飞快地扎进牦牛的脖颈，鲜红的血喷射出来。通司熟练地剥下牦牛皮，砍下牛头掏出肚肠。这边支起了行军锅，用牦牛运的干柴烧开水，牦牛肉在沸水里煮了几个滚开，通司说可以吃了。每人分了拳头大小一块牦牛肉。牦牛肉吃到口中酥烂纯香。这救命的牦牛肉千金难买啊！
大家又分喝了煮肉的汤水，觉得有了力气，剩下的生牛肉肚肠牛头运走，牦牛皮被一群守候许久的红军战士讨走，他们千谢万谢了，赶紧架锅去煮牛皮。
一头牦牛，全队人吃了一天，走了几十里路。第二天，我们又宰杀了一头牦牛。临出发时，帐篷也不拆了，拆了也没有牦牛搬运。走上一处高坡，回头望去，两架帐篷孤零零在草原上。
又牺牲了两个小伙伴
终于走出草地，全队没用饿死一个人，每人都饿得两只眼睛发绿。看见草原上出现浅浅的车辙，远方的丘陵上冒起人烟，土道旁摆放着几个捆好的柴草，远远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三将民房。有人家啦！伙伴们互相用兴奋的眼神交流彼此的心情，从心底里升起一股重返人间的感觉，此时，我们已经没用了欢呼的力气。傍晚，我们在一座散布几十间土房的村落宿营。用银元买了麦粒，老乡彻夜推磨，为红军磨面粉。晚饭，我们吃麦面疙瘩汤，一人一碗，不许多喝。
好久没用看见讲汉语的老百姓了，大家围住老乡跟他说话，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村里有多少人啊，问他多大年纪了，问村子里有没用土豪啊，问东问西说个不停。老乡听着似懂非懂，支支吾吾答应着，他们大约感到我们这群娃娃精神有毛病。
走出草地，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三番五次传命，不许我们猛吃猛喝，小米粥只许喝一碗，馒头只许吃一只，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
这天的晚饭，一人一只小馒头，一碗羊肉烩苤蓝。饭后，各自在老乡的土炕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整队行军，有个班长来向我报告，他们班上死了两个人。这两个娃儿十三四岁，年纪小，不听话，白天的馒头羊肉 没有吃够，夜晚偷偷跑到炊事班的厨房又饱吃了一顿。连日行军，大家疲劳极了，睡得很死，这两个娃娃无声无息的活活胀死了。
我带领全队的伙伴去告别，他俩躺在门板上，破烂的衣裳遮盖不住鼓胀的肚子，肚皮圆圆的泛着青光。大家神情悲戚。我说了一句：“他俩跟着我们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到这里不听上级的命令，多吃饭被胀死，死得多冤！”
西进青海班玛草原发军饷
部队离开岷县又返回漳县。
走出草地，上了黄土高原，未及喘息，我们又随红军部队忽然向西行军。
天空阴霾重重，细雨夹合雪粒子绵绵不绝，全军上下人人湿衣裹身。愈向西行，青草愈加矮小枯黄。伴随行军的红军战士们毫无顾忌的议论纷纷。
“我们往西干啥去嘛？不去北上抗日啦！”
“再往西走，我们都成了西天取经的和尚了！”
“听连长说，我们要从这里去新疆。”
“去新疆干啥嘛？”
“新疆靠近苏联，我们去打通苏联的国际路线。”
“那我们可要出国了！”
“出国怕啥，反正有饭吃。”
“听说苏联只有面包，没有大米……”
“饿不死你就行了呗，还想吃大米，哼！”
“这个鬼地方，想开小差也没处跑！”
“……”
每天冒雨行军，荒凉的草原上不见一个藏胞的身影，偶尔看见一两间孤零零的牛屎房子，部队的士气愈加低落，失去了嘻笑和说话。大家无精打采地迈动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草原愈加崎岖，地面密密麻麻凸起锅盖大小的草皮，草皮下面是两寸厚的冰凌，凸起的草皮就像一个大蘑菇。我们须更加费力地抬高腿脚，跨过眼前的“蘑菇”。
后来，部队在一个“大地方”停下，草原上有百八十间土房子。我跑去问一年长的红军，他冷冷地说：“我们到青海省啦，这里是班玛县！”。
卫生队在班玛住了三天，大家挤在房门前，默默地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雪，谁也不知道红军要走向何处。
天明，雨雪不停，屋外有人喊：“卫生队同志们，集合了！”大家跑出去，排好队列。几位红军首长和一头牦牛站在雨幕中。
一红军首长说：“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久呆了，用银元买牛羊很贵的，现在银洋也不多了。上级指示，剩下的银元，单位不集中带了，发给每个人带一块银元，不要丢了，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记了姓名，有账册的，将来需要集中的，你们再拿出来，集体使用。现在，每个战士发给一块银元，然后我们就出发，向回走，回四川去。我们北上抗日去！”小伙伴们依次走到牦牛驭子旁边，接过一枚银元。一共三种式样的银元，帆船、孙中山头像和“袁大头”，伙伴们互相掉换自己喜欢的银元。
（1990年2月6日）
儿子：父亲，您讲红四方面军去过青海班玛，未见其他旁证。
父亲：那还有假？！
儿子：您是不是顺路绕了一个小弯，到青海班玛转了一下？
父亲：不是，不是，我们是按原路返回的，我们过草地就跟在朱老总身后，过了腊子口，到了岷县，我们又忽然往回走，一直走到了青海班玛，后来又回到漳岷二县……
儿子：父亲！你们怎么可能从岷县返回青海呢？您一定记错了！
父亲：哪里能错呢？在青海班玛，组织上发给我们一人一块银元，说留待急需时用。
儿子：去青海班玛时红军会师了吗？
父亲：还没有在会宁会师，是从漳县附近走的，翻了几座大山，过了黄河后，就是草地，走了很长一路草地。
儿子：您还过了黄河？！
父亲：过黄河两次。第二次回来，河窄了一半，水急浪高，木船飞快，一忽沉到水面下，一忽浮到浪头上，我们都吓坏了，女娃儿的脸都吓白了！
儿子：您是不是从阿坝去的青海，然后转回来再南下成都？
父亲：阿坝草原周围几百里，山坡平缓，藏胞的石头楼和喇嘛寺几乎一模一样，更令人迷惑的，走一天路，上午蹚过一条河，河水北往南流，下午再过一道河，河水又从南向北流，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嚷嚷，我们又走回来啦？
儿子：没有见文字记载红四方面军去了青海呀？
父亲：去青海一路可受了大罪了！整个长征最苦的一段，这个事我还能记错了？！天上连降雨雪，地上荒无人烟，我们也没有帐篷牦牛，在雨雪里走路浑身湿透了，晚上穿湿衣睡草地……反正我们红军千真万确地走到了青海班玛，信不信由你。
长征结束了(1)
我没有参加标志长征结束的会宁会师，卫生队从会宁城外走过去了。
那天部队进了一座砖瓦房很多的村庄，太阳还很高呢，我们就宿营了。本来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听说上级不许可，还让向北走。诺大一座村庄不见一个老乡，我一个人四处乱窜，一座二层砖楼的宅院引起我的注意，推门进院，院子里堆满了核桃，爬上二楼，砸好的核桃仁堆到了房顶。我躺到核桃仁堆上，不用手拿，一扭脸张嘴就吃核桃仁，吃饱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明，集合号音使我突然惊醒，我连滚带爬飞奔到集合地点，小伙伴们神色惊慌，议论纷纷，看见我跑来，就问：“大队长，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好找！”
“我们猜你也不会当逃兵吧！”
“担心你让坏人害了！”
我说：“我在一个核桃仁堆里睡了一夜，那里好多的核桃！”大家来了兴趣，跑去问行军指挥，马上还不出发，我带了二十多人返回“核桃楼”，把米袋子，口袋子都装个满满，拿回来的核桃仁全队的人都分了一份。
大家刚刚分完核桃，联络参谋来了，他指着我的耳朵问：“你耳朵里是啥？”伸手抠出一块核桃仁：“怎么还有一个核桃瓣儿？”说着把核桃仁丢进嘴里嚼了。他听了我的解释，批评我：“你一个人往那里跑？你想一想，多么危险！”大家没敢告诉他，去拿人家的核桃仁。他知道了，一定让我们送回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长征出来，不像四川管得那么严格了。我们这群“大娃娃”一路长征，尽受到照顾，常常干出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
在河连湾这个镇子，我们卫生队又一次调走二十多人。总部来个干部，不太熟悉，问：“谁是队长啊，李耀宇在哪儿？”他说，调二十几个人走，跟总部先走。他没有介绍信，没有签收手续，我随便用手比划了一下，拢出二十几个人，让那人领走了。这二十几个人与我不太熟络，大都是陆续Сhā队进来的。没想到我用手随便一挥，二十几个人的命运与我们大不一样了，他们随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九死一生啊！
在河连湾住了五六天，我们卫生队只剩下二十多人了，又跟随红军大队出发，部队里又吵吵嚷嚷地讲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战士们的情绪较为平静。还没有见到黄河，突然开始了急行军，一路向北疾行。连续五天五夜，一口气不歇，一步不停地猛走。队伍中互相传话，如果不赶快跑，“两马一胡”就要包围我们。行军途中，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抓一把炒面塞入口中，边走边吃。我们卫生队这群小娃儿，混杂在后勤部的骡马队中，轮流抓住牲畜的尾巴，跌跌撞撞向前走。我在最后一天行军中，拽着马尾走了四十多里路，一边走还一边睡了一觉。急行军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横穿了西海固回民区。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我们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这一地区的漫坡山路都是光溜溜的路面，没有沟坎和凸起的石块，道路两边也没有荆棘灌木，行走之上非常便利。
西海固地区的民居十分奇特，一马平川的黄土塬，放眼望去几十里，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棵树木。走到近前，才发现黄土地下挖陷出一个一个簸箕样的巨坑，坑的三面竖壁上再掘出三孔窑洞，窑洞顶上的地面挖出一环排水沟，排水沟泄水进入“簸箕”底角的水窖，水窖贮存的雨水雪水供应人畜一年饮用。放牧的牲畜也赶入“簸箕”里的窑洞圈起。
我们询问老乡，你们怎么不盖房子呢？
老乡说话的腔调与四川话大不一样：“我个地方呀，幺个穷呀，木头买不起呀，二个冬天冷死人呀，三个夏天热死人呀，刮起热风，牛羊受不了呀！”
我们还动员人家参加红军：“跟我们红军走吧，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啊。”
老乡说；“我能个活呀，不嫌弃地方苦呀！”
在西海固，我们卫生队这群娃娃，连着三天找不到水喝，找老乡问水，老乡也不告诉。后来遇见一户好心的老乡，他说：“水呀！就在你们脚底下，你们是找不了哟……你们得用银钱买哟！”最后谈好价钱，我们二三十号人，每天喝水作饭，给他10块银元。
我们跟着红军大队一路北行，走到宁夏的盐池县城，远远望见县城的高墙了，前队传下口令，盐池城里住不了这么多人，就地宿营吧。我们二十几个“小鬼”选一块黄土坎儿，背靠背，肩靠肩，坐在黄土地上睡了一夜。
再以后，从盐池开始了沙漠里行军，沙丘无边无际，走上百八十里，偶尔碰见两三户人家。沙漠里没有水，我们按照向导出的主意，每次出发前，脸盆盛上半盆清水，行军路上，几个人轮流端这半盆水，走到中午，喝一点点水，润润喉咙。一直到快宿营了，有了水源，才敢把水盆里的水喝尽。
长征结束了(2)
陕北的定边县遥遥在望，我们端着半盆清水扑进了陕北的怀抱。
定边是我进入陕北的第一座县城。定边位于陕北的西部边界，北面长城外就是内蒙古的沙漠。定边方方正正的城池方圆大约七八里吧。土城墙用二尺长的土坯垒起，有墩墩实实的城门垛儿。城内民居十之###为土坯茅草屋，苫房顶的茅草，老百姓说是“硬杆草”，就是我们过草地防冰雹的那种草。
定边的自然环境恶劣，没有水源，土地贫瘠，城内都是衣不遮体的穷苦人。
我们这个卫生队在定边住了三五日，同伴们仍然陆续被调走，再出发时，全队连我计算在内，只剩下八个人。我们端着半搪瓷盆清水离开定边城，又开始行军。松软的黄沙灌进草鞋，搓磨着脚掌脚背，十分疼痛，索性脱下草鞋，赤脚走沙漠。
大家轮流端水盆行军，别扭透了。
从定边到吴旗保安一路，只看见一口水井，有个老乡在路旁摇动井架上的辘辘，井绳盘了一大坨，我们几个人等在井边，想喝一口水，那老乡一言不发，只埋头摆动轱辘把。等了半晌，我们不耐烦了，说：“不要掉队，走吧！”沿着黄土漫坡向上走，边走边回头，走出了二里多路，我们登上了坡顶，那个老乡还在那里摇动轱辘把。
陕北乡村与四川相比，村子里的寺庙和戏台绝无仅有，村头和路边只有矮矮的土地庙。半人多高的土地庙里面少见石雕土地爷和石雕香炉，大多是摆两块砖，起一堆沙土，能烧香就行。土地庙四壁贴满红纸，红纸上书写祈祷祝福之类的字样。
有一次在土地庙旁休息，我们几人互相抓起香灰撒着玩。
“你们家里烧不烧香？”
“我在家里可没见过这样的玩艺！”
“我家有条桌子，摆香炉，烧蜡烛，上供品……”
“那是设神龛子嘛！”
几个人说着玩着，打闹之中水盆子碰翻了，清水一下子渗入黄土无影无踪。
结果渴了一整天没有水喝。
向导举起手中的木拐，指向远处的一座山峰：“那个山下就是保安！”。
我的长征终于结束了，就要开始在陕北的十年生活。
初到陕北(1)
1936年11月，我到了陕北保安。我和伙伴们走进保安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保安成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稍一打听就找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保安是刘志丹的故乡。刘志丹牺牲后，改保安县为志丹县，纪念刘志丹烈士。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土坯房内，一盘土炕一张炕席，一只牛皮公文包挂在墙上。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见我们几个娃娃红军找他，忙放下手中的毛笔。他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就像老爷爷见到小孙孙，问寒问暖。
谢老问我们：“你们到了保安，想干些什么呀？”
我们像商量好的一样，异口同声：“我们想上前线。”
谢老看一眼坐在窗前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就笑了。谢老说：“你们还小哇，吃的苦太多啦，不要四处奔波啦。你们去卫生学校好不好？”
从“理论”上说，我已经17岁，估计实际年龄15岁。四川人，本来个子就不高，怎么看都像是小孩子。
谢老见我们死活不去卫生学校，只好遂了我们的意愿，他说：“那好吧，你们几个，一人跟一位首长吧，就在中央政府里工作。”随后，谢老领我去见新的首长黄祖炎。
说起第一次和黄祖炎首长见面的情景，就像是在昨天。
那一天，谢老和我，绕过一间高大奇怪的建筑，走到后院，沿墙有一圈平房。谢老推开一间平房的门：“老黄，给你送个帮手来啦！”谢老又给我介绍:“他是我们政府的黄部长，黄祖炎。他是你的首长，以后你跟着他，照顾他的生活，为他做些事情。”
黄祖炎握住我的手，和蔼可亲：“以后多辛苦你啦！”
谢老说：“你们爷俩儿谈吧。”就走了。
我的新首长，又高又瘦，嘴巴包拢不住前凸的门牙。
黄祖炎问我姓啥叫啥，几岁，几时参加的红军。我一问一答。他说着就从我后背上摘下羊皮口袋：“小李，你就跟到家里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弄水洗洗身子，换上新棉衣。”
我脱衣服时，银元“咣”的一声掉出来，黄祖炎说：“小伙子，你还有这么一块宝贝呀！有多少？”
“这是在班玛发的，一个人就发了一块。”
“啊，你到青海啦！”
“我听大伙嚷嚷到青海啦。”
黄祖炎拾起银元：“你们四方面军银元真够多的。”
“多是多，可都丢到山涧底下去了。”
“咳，过去的事就不说啦。你这块银元借给我，好不好？等将来我有钱，再还你。”
我说：“还借啥！给你吧。”
黄祖炎领着我转了几条小巷，在一家店铺里，用这块银元买了20斤土挂面，他高兴地说：“这可救了大急了！你救了一条半的人命儿呢。”
天黑，首长领来一位漂亮的陕北女子，她穿蓝底白花棉裤棉袄，只是腰身圆粗怀着身孕。黄祖炎说一条半人命，肚子里的胎儿是半条命。
黄祖炎首长说：“她是我爱人，朝玉英……小李呢，以后就跟我们在一起啦。”
朝玉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李耀宇。”
“你告诉我是哪三个字，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在四川通江鹦哥嘴填登记表，听我爸爸说给那个人的。”
“你今年多大？”
“听我爸爸说：‘算大不算小，14岁啦’。”
“以后，你有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好不好？”
黄祖炎问我：“小李在四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吧？”
我不想让他知道，就说：“我没有入团。”在四川的时候，几乎天天开共青团生活会，要我们互相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来到保安，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正好脱离出来。
黄祖炎开导我：“你要是入了团，就可以马上转为共产党员，我去给你办个手续就行。”
我一口咬定：“我就是没有入团。”
黄祖炎说：“那算了吧！玉英，你给我们煮枣子吧。”
朝玉英将搪瓷茶缸放到炭火盆上，冒出的甜丝丝的气儿，真馋人啊。
黄祖炎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纸片，抖了抖，说：“红军总部印的《参考消息》，组织规定只有我能阅读，玉英和小李可不能偷着看啊！”
我急忙说：“我可不认识一个字！”
黄祖炎不相信：“在红军里没有人教你识字？”
我一听读书识字，心就砰砰直跳，赶紧说：“我不认识字，我真不认识字！”
黄祖炎说：“那好吧，从今以后，你有三个任务，一是学习文化，二是保管好手枪和毛笔，三是管好《参考消息》这份小报。”
初到陕北(2)
《参考消息》在保安用小张的黄纸灰纸来油印，只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在很小的范围内，高干们简称之“小报”。当时，不是注意保存的问题，而是当作秘密文件严格保管。首长读过的“小报” 由我交回谢老那里儿销毁。到延安后，“小报”隔一天出一期，改用铅字印刷，纸张的质量也提高了档次，版面扩大到四开。
朝玉英招呼我俩：“来呀，吃枣子啦。”她用筷子从搪瓷茶缸里夹出一粒大枣，喂进我的嘴，我是连核带肉一起嚼碎，一伸脖子吞下肚子。
朝玉英笑了：“像饿鬼一样。”
黄祖炎说：“他们这一年多，苦坏啦！”
吃光了红枣，我们三人捧起搪瓷茶缸一人一口，轮流将煮枣的汤喝光了。
保安城土头土脑，残存的城墙差不多猪圈围墙。我跟着黄祖炎、朝玉英沿着城墙散步。首长夫妇询问我四川家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家里的姐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爸爸也参加了红军，现在不知他的生死下落。
黄祖炎猜测：“如果你爸爸能活下来，现在可能也到西路军去了，因为，我没有听说有人找你。”
我不知道“西路军”是怎么回事。黄祖炎简单给我解释，红军为了与苏联沟通联系，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去新疆，这支部队现在就叫“西路军”。
黄祖炎说话和气，有些像张琴秋大姐的样子，我的胆子也大了，敢问个问题：“首长啊，昨天领我来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是干啥的？”
黄祖炎笑了：“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啊，我们叫他‘谢老’啊。”
我又问：“哪个屋子里的白头发戴眼镜的老头儿是干啥的？”
黄祖炎告诉我：“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主席林伯渠啊！”
林伯渠也是决定我命运的人。
几天后，在中央政府的院子里，我遇见谢觉哉老人。
谢老拦住我：“小李，来来来，我和你说件事。”
我停住脚步：“啥事？”
谢老说：“送你去延长的‘完小’上学去，好不好？”
我一声不吭，心里一阵阵发紧，只是看着谢老。
谢老继续说：“我们中国革命，有个二三十年还成功不了？到那个时候，你没有文化怎么得了呀！”
我望着谢老，仿佛祖父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动。我央求他：“老爷爷，就让我就跟着首长吧，我不去上学。”
谢老说：“孩子啊，你不懂啊，没有文化做不了大事啊！”
我说：“我就想回四川家乡，放牛去！”
谢老叹口气：“你真是个老实的孩子呀，革命要闹多少年哪……”他摇着头走开了。
谢老先生猜不透我的心思呀，有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搞极左做法的经历，我始终认为，上学有被砍头的危险！我不敢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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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毛主席的一幕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时，浑身上下的关节咔咔作响，没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觉别扭。
黄祖炎首长临出家门时，叮嘱我把长征时穿的“行头”统统处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对烧火的陕北老汉说：“把你的‘茅铁’借我用一用。”
老汉听不懂，反问我：“你讲啥？”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一脸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复比划，他明白了，领我走到院子里的槐树下，抬脚就踹槐树，枯枝落了下来。我从大灶引来火种，在院子中间拢燃一堆篝火，将一团穿了两年没离身的烂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里冒起黑烟，虱子被火烧得像炒芝麻一样——噼啪噼啪地响。和我一同留在苏维埃政府的两个伙伴也凑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儿。
一位瘦瘦的高个子首长走进后院，他经过火堆，连声说：“好臭，好臭！”我扭头看他走进谢老的房间。
一会儿，谢老陪着这位首长走来，谢老说：“小李呀，毛主席来看你们来啦！”在四川时，许多人谈论“朱毛红军”，在长征途中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到陕北后又听许多人讲毛主席怎么怎么样，这时才明白“朱毛”原是两个人。
我抬头望着毛主席，迟疑地问：“你是毛主席？”
高个子首长认同了：“我是毛主席！”
谢老说：“这就是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来的小鬼……跟着老黄的小李。”
毛主席弯下腰：“你们谁是‘背时锤子’呀？谁是老表呀？还是老板娘那个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板娘”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回答。
谢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板娘那个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锤子那个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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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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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学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来包围陕北。”
毛主席懊悔地说：“西安事变要早三个月发生，我们也不会派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啊！也是一个遗憾！”
首长问：“你说老蒋会不会再来进攻我们延安呢？”
毛主席气愤地说：“老蒋这个人没有人格，他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恩将仇报。他若不顾国家存亡，反而‘围剿’红军，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啦！”
首长说：“如果不发生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想消灭我们红军。”
毛主席点了点头。
在延安城里，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凤凰山山根儿底下的石窑洞，低矮潮湿，是个玄窑，比黄祖炎首长的住处差远了。从凤凰山脚下毛主席的窑洞到延安东门黄祖炎的家大约200米的距离，来来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三天两头来首长家串门聊天，两人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毛主席心满意足地走了。
（1993年6月13日）
儿子：您讲讲讲红军改编的事。
父亲：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了三个师，蒋介石给了部队番号，115师师长林彪[2]，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这些你都知道吧？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国民党不承认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没有列入给养名额之内吧。
儿子：国民党给延安运送给养了？
父亲：1937年夏天吧，天气很热了。大约平型关大捷前后，国民党的汽车开到延安，运送大米、白面、被褥、子弹。以后几乎天天来，每次两三辆方头方脑的日本“尼桑”卡车，最多一次有五辆。
儿子：您亲眼所见吗？
父亲：我站在南门的城楼上，国民党的汽车就停在南门外。陕北雨少，敞蓬卡车，没有蓬布，“马槽”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也怪，汽车从不进城，红军供给部长叶继壮领着几个人围着汽车转来转去。
儿子：那您就可以天天吃大米白面啦！
父亲：哪呀，顿顿小米饭！我碰见叶季壮，还向他要大米吃。他说一句，丰年不忘荒年饥，就跑了。他把大米、白面都存了起来。后来，小灶上吃的大米，不知放了多少年，一股霉味，是不是吃这种老米容易得癌症？
儿子：发霉的大米中有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
父亲：国民党也真够坏的，给我们有毒的大米。你看，解放后好多的中央首长、高级干部都得了癌症吧！
儿子：老爸，您可误会了，在1937年别说国民党，就连美国人都不知道黄曲霉素这个东西能够致癌。
父亲：反正他们吃了国民党的大米，也得了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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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昆仑山的神仙”
1937年入冬了吧。一天午饭后，黄祖炎刚刚躺下午休，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跑来：“黄院长，快去飞机场，有人回来了。”
黄祖炎说：“可能是陈云从苏联回来了。小李，你去不去见陈云，毛主席今天也去飞机场，你见不见他们？”
“去也行，不去也行。”
黄祖炎说：“去吧，我们凑个热闹。”
我和首长走出延安城东门，一架螺旋桨飞机从南门方向飞来，紧贴着城墙，向枣园方向飞去，紧接着城里响起防空警报。首长说：“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来轰炸，那就糟糕了。”我俩沿着延河到了飞机场，一架飞机正从桥儿沟那边着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降落，飞机尾巴扬起的黄土染黄了半边天。
飞机停稳后，毛主席、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张国焘，还有我的首长一同迎上前，从飞机上走下几个中国人，他们身穿锃亮的黑色皮衣。地面上的人与天上飞来的“神仙”互相拥抱。我在一旁看着，还感到别扭。两个大男人，还搂抱个啥！我还不知道其中的陈云会与我有命运上的关联。
随后，首长们走到一张木桌前。毛主席首先讲话：“我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王明同志。”一群人环绕小木桌四周，观望从苏联飞来的“神仙”。毛主席又向众人介绍了康生和陈云，毛主席说：“你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你们回来啦，我们就又增加了力量。大家欢迎啊！”
这时，我注意到飞机上卸来的物品，一堆木箱子，还摆着一大块黑呼呼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呀？有人告诉我这是斯大林送给的黑面包。其中，四只最大的木箱长约四米，有人悄悄说，这里面装的是机关炮。几只双筒猎枪外面裹着麻绳。还有一捆一捆的书籍。
那时候，对能吃的东西最有兴趣，还记得陈云说：“这两块面包，你们谁吃，就用刀切割去。”
以后，再与陈云同志见面，是在宝塔山住的时候，陈云来访黄祖炎，首长把我支出窑洞，不让我在一旁听。陈云出来告别，见我在窑洞外抱着小娃儿，走过来夸奖小长生的健壮漂亮。
黄祖炎在一边说：“他就是跟我的小李，这次准备带他一起走。”
陈云用目光注视着我，点了一点头。
这年春天，我患了一次病，发烧咳嗽流青鼻涕，傅连璋说是重感冒，给我吃了几次药，没有太大的效果。傅连璋对黄祖炎说：“小李的病总不见好，让马海德同志看看吧！”
黄祖炎写了一张便条：“海德同志，我的这个小李感冒一月有余，我院治疗不见效，请你诊断。”
黄祖炎对我说：“你到马列学院附近，一打听就能找到马海德同志。”
见面一看，原来马海德医生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也是从西方下凡的神仙吧？
马医生吃力地看了条子，又一字一顿地说：“小李，打开衣服，为你听。”
他把听诊器贴在我的前胸后背，聚精会神地听了很长时间，然后收起听诊器说：“得，两种药！阿斯匹林……”
他说的第二种药是一种粉红色的小药片，我忘记名字了。
马海德嘱咐我，一定要吃药。在黄祖炎的督促下，我每天按时服药，很快病就好了。马大夫的医道真神了！
黄祖炎培训“财神”
1937年春节前,我护送朝玉英回延长她的母亲家坐月子。正月初二，朝玉英在延长生下一个男孩。4月，我陪朝玉英从延长县城返回延安时，黄祖炎正在办财会学习班，玉英马上Сhā班入学。教堂旁的大车店，打通了两间客房，墙壁上抹出一面黑板，男女老少几十人挤在一起听课。
玉英去听课时，我在家里照看小娃儿，喂水，换尿布。太阳从山后露出来，我抱上小娃去大车店，给娃儿喂一次奶水。
我常常站在教室后门听课，黄祖炎经常强调财会人员的纪律，他说：“党和国家把金钱交给你们管理，一毫一厘不可侵占。这句话，你们切莫忘记！忘记了就要犯大错误。”
“在延安的西北面，有片沙漠，沙漠里有条黑河，古人称弱水。佛教有名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三千里的黑河的水浩浩荡荡，取一瓢水喝掉，九牛一毛呀，无关大局呀。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金钱要比佛教徒更加空灵无欲，我们宁可在贫苦的沙漠中饥渴而死，万万不可自取一瓢啊！否则，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
财会学习班，上半天课，再讨论半天。我常听见学员们引用黄祖炎讲课时的话语。他们十分敬慕老师黄祖炎：“我们的黄老师‘满腹经纶’啊！”
我抱着小娃儿回家，向首长报告：“学生们说你‘满腹经纶’呢！”
首长和玉英都笑了：“‘满腹经纶’就是说肚子里装满了学问，是句夸奖称赞的话。”
一日，毛主席来访，他问黄祖炎：“你那个学校，你看能不能出些人才？”
黄祖炎说：“这一班学员呀，看来将来都是人才。他们文化程度最低都是高中，多半是从大后方来的大中专学生，一个初中生都没有。”
毛主席很兴奋：“好嘛，你把整个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收罗去啦！”
黄祖炎说：“学财政不同于其他。维持军队和政府要靠财政的支持，知识分子提高了觉悟，能为党忠诚工作，顶得上一百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
毛主席说：“我们各个根据地，各支部队，还有白区的组织，极端缺乏财会人员，三番五次向中央要人，盼望你的‘送财童子’望眼欲穿哪！”
黄祖炎说：“这班学员将来是一把好手，什么科目啦，预算啦，利息啦，这一套现在都没有问题，只是拨弄算盘珠子差一些，一个一个慢慢地教他们。”
毛主席还很客气：“好吧，你多费心吧，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一批财神爷爷和财神奶奶。”
拒绝学习文化知识
延安城里中央机关的大灶厨师，武汉人，圆脸矮胖，留着花白胡子。长征时，他是罗迈的马夫和勤务，长征途中用开水给罗迈冲炒面，一直冲到保安。
他常给我讲些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三四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已经活动了，我那时给他们跑秘密交通。”
“有一次送信，我差一点点没有淹死。那天夜晚，我也没有表，不知几点钟，来了一个人找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了暗号，知道是自己人。他给我一张指头宽的白条，我一看上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他让我送到汉阳××街××号，如果门上吊着一只走马灯，才可以敲门，不管谁开门，门只要开了，就把白条给开门人。送白纸条很顺利，回到江边，小船还在等我，黑灯瞎火地，我踩虚了脚，踏进江里，江水急流，一下把我冲了一丈远，幸亏船工机灵，伸过竹竿，我抓住竹竿，才没有被长江淹死。”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我跑到广州、长沙、南昌，又随南昌起义军到了井冈山。”
厨师老汉讲的故事新鲜神秘，我不懂只送一张白纸条有什么用。问老汉，老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去问黄祖炎。黄祖炎笑了：“你好好学习识字，再送你去训练班，你就知道了。”
一听首长说学习，我就心跳！四方面军保卫局把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枪毙了，这事儿我一直忘不了。
黄祖炎对我说：“小李啊，你这样天天抱个小娃娃也不行啊！要学习些文化了。”
我急忙摆手：“首长，我可不想学文化！”
黄祖炎：“不学文化，将来你就是‘睁眼瞎’，干不了大事，……我送你去陕北小学，好不好？”
我说：“我就跟着你……哪儿也不去。”
黄祖炎叹了口气：“你们呀，在红四方面军受影响太大啦！”
刚到保安时，朝玉英就找来一本旧皇历，撕开纸页，手把手教我识字，我被她紧紧看住，不好逃走，只得装模作样对付她。
到了延安，我时常去边区政府秘书处送缴《参考消息》，秘书处也不清点期号和页数：“好了，你就放在那边吧！”这样给我造成一个机会，偷偷留下一张《参考消息》，朝玉英就用来教我识字。一张纸片上涂满黑墨，无处下笔，再用来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学习兴趣，朝玉英说：“你要认真学，再给你开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毕业生的水平。”
我问朝玉英：“你的姓是个什么样的字？”
朝玉英回答：“就是‘朝鲜’的‘朝’字嘛。”
七七事变后，延安的战争气氛很紧张，各单位的人都来挖防空洞。
黄祖炎带我在东门的城垛下挖防空洞，他用力太猛，扭了腰，我扶他一步一蹭地走回家。
黄祖炎躺在灶上说：“能喝上一碗葱油汤就好了！”
我跑到大灶，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厨师正在忙碌。我说：“老同志，我的首长病了，想烧碗葱油汤呢。”
老厨师头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长见我端来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葱，问我：“小李，哪里弄来这么多油和葱？”
“从大灶拿的。”
“那还行！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们给的，又不是偷来的！”
“人家怎么给你呢？”
“我说，我的首长不得劲儿，想喝碗葱油汤。他们让我自己舀，那我还不多舀点！”
“小李呀，你这孩子真会办事。我想着，我把大家的油和葱都吃了，不好呢，对不起同志们。”黄祖炎神情愧疚。
我说：“大灶里，油啊葱啊多着呢。”
黄祖炎叮嘱我：“小李，以后要一点点盐就得啦！”
过了一些日子，边区政府的大灶从街上的饭馆里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炸油条，早饭油条放开肚皮吃，我吃饱了，又用筷子串了两筷子油条带回家。
黄祖炎见了说：“小李，你不是没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大灶上，今早吃油条，管够！”
“哪里来的这么多油呀？”
“老乡要用我们的大马车，管理科派大车去了，回来时老乡送了几桶油和两只羊。”
“你拿回了这么多油条，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评你拿大灶的葱和油，你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听话：“再吃这，我还拿，你不吃，给玉英和小娃儿吃！”
首长发火了：“今后这事不许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干，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让你走！”
我见首长真发火了，不敢吭声了。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1)
1937年，青黄不接之际，红军供给部全力征集粮食，仍难于满足延安的干部和学生的需求。中央机关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顿，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长们天天开会，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组织干部下乡，动员陕北乡亲供献粮食。我听黄祖炎对老乡说：“打日本也不能饿肚子呀，红军也要吃粮食。你们若有剩余的小米、高粱、洋芋、麦子卖给我们一些，好不好？”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饲料。我吃了一个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涨难忍，躺在床上。黄祖炎见我痛苦的样子，更加着急，说：“这样下去人可受不了！给家里写封信吧！”他通过延安的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
我说：“那谁不知道。”
首长不相信：“你怎么会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着小娃儿满城跑，看见南大街上有一个小木牌，写着‘延安邮局’。”我忽然意识到说走嘴了，马上不说了。
首长用手指点我的脑门：“‘小鬼头’……邮局是干什么的？你晓不晓得？”
黄祖炎笑着给我讲：“邮局把个人的、机关单位的信件集中起来，再看看每个邮件的目的地，通过全国的邮局，把这个邮件按城市、按街道门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里。像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的人，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气，大后方的那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通过邮局的传递，林老就收到这个人的信，看他有什么要求，再给他回信。在国际上，与我们最好的国家，苏联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国家，他们要给我们延安的外国人寄信，从外国邮局转到中国邮局，再转送到我们延安邮局，延安邮局再把这封信送给外国人。信也好，包裹也好，电报也好，都能发送。”
我问：“什么叫电报啊？”
“你没有见过电报机？电报机有两套设备，一套机器和一套电键，假如你在敌后，有份情报，可以译成密电码用电键拍出去，我们延安这边的电台收到了，再译出来，就知道你的情报是什么意思，这样发电报，很快，一眨眼延安就收到了。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对我的各种问题，黄祖炎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
延安中华邮政局设在钟楼到南城门之间的大街上，临街有个小门楼，门垛上钉着邮局的标记木牌。门楼内，是一条窄窄的长胡同，胡同的尽头才是邮局的院子，院内右侧平房是营业室。一进房门，迎面一通高柜台，柜台后面还有一个套间。一位40岁左右的邮局职员胸前挂一枚国民党徽章，站在柜台里面。他见我进来，堆起微笑：“小同志，你干啥？”我伸出手把包裹单递到柜台上。
他看了一眼单子说：“你来取东西？好！等一下。”转身从套间里抱出一只木箱。
他问我：“你带图章了吗？”
我也不懂图章：“啥个图章？”
他说：“好吧，那你按个手印吧。”说着递过印台，“在这个地方按一下。”
从此以后，首长的亲人通过中华邮政局，从江南陆续用大木箱、椭圆形的竹蔑篓向延安邮寄干鱼籽，江油的酱菜，豆瓣酱、大红荸荠，黄岩蜜桔和大笔汇款，困苦的生活立刻改善了。
首长兴致勃勃地把干鱼籽洗了，放进沙锅里蒸，蒸好的鱼籽红黄|色，外形还是条形，他让我吃，我不敢吃。
黄祖炎说：“这是高级补品，营养最好啦！”
“啥是高级补品呢？”
“吃高级补品，人的身体好，有力气，有精神！”
“这就叫高级补品？那就多吃些肉不就得啦！”
黄祖炎指着我说：“你这个‘老土’……”不由分说，用筷子夹了一块鱼籽，硬塞入我口中。
我一边嚼一边说：“这是啥子呀，还不跟小米饭一样，满嘴里跑！”
首长说：“你看，多香呀，越嚼越香！”
朝玉英在一旁说：“小李呀，你看我们像不像吃沙子嘛！”
黄祖炎一乐，嘴里的鱼籽要喷出来，赶紧用手掌捂住嘴巴。
跑了几次邮局，我真正明白了邮局的作用。我一边剥着蜜桔一边赞叹，邮局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送来好吃的东西，还送来期望……
我协助黄祖炎打开密封的竹篓，冒出一股香味儿。黄志炎用筷子夹出一条酱菜，酱香扑鼻，他兴奋地说：“小李，这咸菜是你们四川家乡江油的。你们长征过江油时，吃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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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2)
“吃过。”
“这个酱莴苣，你一定没吃过，它们整整淹制了三百年！红军占领江油前，这批莴苣就运走了。”
后来，我们又收到一只竹篓，竹篓上缝着布条，上面写着地址。打开竹篓一看，是满满的豆腐卤，包裹豆腐卤的荷叶已经变成金黄|色。豆腐卤异常鲜香，一沾嘴巴子，就要流出口水来。
黄祖炎经常招呼我：“小李呀，你想吃哪样，就去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首长有了钱，不让我去大灶吃黑豆，带我去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锅盔”、烧饼、肉丝面，还时常买些酱肉卤鸡。首长离开延安前，把剩下的蜜桔、荸荠、酱菜分了几份，让我去送给傅连暲、林伯渠等人。
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为什么离开延安，大概是因为黄祖炎带我去参加的那个秘密会议。
1937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俩骑马趟过延河，又经东关、飞机场、桥儿沟、东二十里铺，过了一道红军警戒线，在一条山沟停下来。路边堆满了煤炭，山根儿下有煤窑。各个窑洞前的院子都有红军哨兵把守，禁止老百姓进出。
把守沟口的保卫局干部很不客气，他们问黄祖炎：“你来开会，怎么还带着手枪啊！”说着就让他交出手枪，然后递给我，还叮嘱说：“这个手枪谁也不能给啊！你的首长要要，也不能给他！”
有人把我和黄祖炎引到一个院子，拴好马匹。我想到院外转一转，门口的哨兵把我拦住，称上级有规定，谁也不许走动。我看见山坡上红军的岗哨密密麻麻。
这次秘密会议开了有六七天吧，黄祖炎天天回来跟我睡在一起。我和老乡吃住在一起，整整憋闷了这么多天。把守院门的哨兵不让我走出大门一步。
这次会议确定黄祖炎去敌后工作。回延安后，首长问了我好几次，愿意不愿意跟他走。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黄祖炎好高兴：“好，我跟中组部说一下，带上你。”
在去敌后之前，黄祖炎首长带我去林伯渠家辞行。林老的三间窑洞在凤凰山南边，后来的市场沟与边区礼堂之间的山坡上。林老身穿酱黄|色呢质中山装，头戴一顶鸭舌帽，脚上的尖头皮鞋锃亮，与他在保安时的装束相比，简直变了一个人。
林老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又短又硬的胡须向上翘起，面露微笑，好像一只慈祥的老猫儿。林老跟黄志炎握手：“你今天怎么来啦？”
首长反问：“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俩儿坐下，快坐下。”
林老窑洞里有两只长条板凳，我和首长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务员进来斟了两碗热水。
首长说：“我这就要离开延安了，来向你告辞。”
林老看着我说：“这个小娃儿，我见过呀！是在哪里见的呀？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听了首长的回答，林老神情就严肃了：“老黄啊，这个小娃娃，你带走，我是不赞成的！”
“你怎么不赞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专门请个老师教他，将来好给我们党多做点事情。”黄志炎平日多感慨，红四方面军来的“小鬼”，受张国焘“肃反”的刺激，互相影响，不更换个环境，小李是不肯认真学习的。他早有打算带我回家乡上学。
林老说：“你考虑培养这个‘小鬼’，将来能为我们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对，可是敌后太危险！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带走。”
黄祖炎说：“只要到了我的家乡，有人保护他，也有人照顾他，方圆百八十里路的坏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释：“这孩子到了你的家乡，他说的语言与当地不相同，敌人就会注意他，一旦出事，谁负责呀？那时，你远在天涯海角，我们延安也鞭长莫及，顾不得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革命成功了，只要他们这样的‘小鬼’还在，就是我们党的光荣。到那时候，不管他们能干啥，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历史的见证人。”
首长急躁了：“我懂得你讲的道理，可还是要把他带走，老毛也知道这个事情。”
林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带走不行！毛泽东知道这事也不行！”
首长有些后悔了：“唉，我不该带他来见你，见你见出事故来了！”
林老和缓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让他返回来，回我这里也行，返回中央组织部也行。但是，你绝对不能带走！怎么样也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最后，由于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黄祖炎带我回老家学习的设想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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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来宝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宝塔山，唯一的一次，是为我们送行。
1938年5月，我们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延安，毛主席带着四个警卫员来了，他情绪低沉，似乎对黄志祖炎的离去很伤感，与去年相比，判若两人。他看了看窑洞里的行李说：“看来你们准备的差不多啦！”
黄祖炎说：“就等去西安的顺路车子。”
毛主席说：“你们一家人回家，抱去一个大孙孙，家里人多高兴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个，老婆也跑了……”
黄祖炎叹息一声：“唉，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
毛主席眼圈里有了泪水：“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
黄祖炎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
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
黄祖炎说：“主席放心吧！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应该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长生面前，他的脸色和缓了许多，摸了摸长生红红的脸蛋，又对我说：“你这个小矮矮，吃了这么多小米，还没有长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说什么好。
黄祖炎说：“我准备带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儿放在家乡，请个老师专门教他读书，将来为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
毛主席点了一点头：“是这样啊……”
1938年，延安还没有保育院托儿所，黄祖炎不得不带着小孩儿去敌后。以后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长的小娃娃就幸运多了。
离开延安那天清晨，天色蒙蒙亮。黄祖炎拎一只小箱子，朝玉英拎一只包袱，我抱小娃儿，走下宝塔山。南门外，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岁，络腮胡子的司机迎上前问：“是黄长官吗？”
“是啊，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黄祖炎站在卡车旁，望了望宝塔山，又望了望凤凰山，司机不耐烦地催促。
我抱长生坐在副驾驶的位子，首长夫妻俩坐上卡车“马槽”，卡车就离开了延安。
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囔：“本来我这车是不能带人的，长官非让我来接你们，多走几十里地没有什么，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车拐到七里铺一孔石窑洞前，窑洞的门窗破烂了，里面堆满了一箱箱军火，四周也无人警戒。司机抱起一只木箱开始装车，朝玉英看见木箱上印的那四个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弹’，这东西可危险！”
首长说：“没有关系，不装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长生交给玉英，伸手帮司机一起搬运木箱。敞开木盖的箱子里躺着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弹，我一看，正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红军的那种炸弹。
汽车又上路了，司机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说：“这些炸弹本来是为延安飞机场预备的，你们十八集团军没有空军，这些炸弹派不上用场。”
经过劳山的时候，公路两侧是森林，一条长长的陡坡。国民党司机让他的副手拿着两块三角形木板，跟在车后面走，万一卡车失控，及时将止滑板垫在车轮下，防止车毁人亡。黄祖炎望着森林担心地说：“土匪要在这里设个埋伏，我们就是第二个周恩来，无法去西安了。”
卡车停驶在黄陵脚下，首长带我去看黄帝陵。
首长领我看完古柏，穿过古亭来到黄帝大殿，殿门正中悬挂着“人之初祖”大匾牌。首长跪在黄帝的牌位前三叩首。他让我也去磕头，我不去。首长就说：“你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不恭敬啊，这样不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现在做了汉奸的那些人都是把祖宗忘记啦！”
我反驳他：“不磕头，就要成汉奸啦！”
首长好惊奇：“嗬！小伙子说话很有劲咧！”
临别的四句话
离开延安的当晚，我们宿住三原县城。
黄祖炎招呼司机一起吃饭，他对跑堂说：“东家，我们都是一起的，替我照顾好司机师傅。”晚饭时，首长点了酒和菜，陪司机喝酒，首长说：“你喝一点酒，睡个好觉，尽可能把车子开稳一点儿，我们几个牺牲了，没有多大问题，最关键的是你和军火物资，前线还等着用炸弹呢。”
一卡车炸弹停放在大车店的院子里，我和首长一家住一间客房，睡一条大炕，司机睡隔壁房间。半夜里，小长生不停的动弹，用小手四处抓挠。黄祖炎说：“小李，打开电灯，看看是不是有臭虫呀。”
我把电灯扭开，墙壁上黑糊糊一片臭虫，炕席上臭虫挤成疙瘩，我和首长把炕席一卷，扔了，又用蝇拍剿灭臭虫。
隔壁房间的司机走过来说：“首长啊，看来你们没有出过门儿，没有遇见过臭虫，你们把灯开着，臭虫就不出来了。”
我和黄祖炎坐在炕头，点亮电灯。他掏出一张五元纸币：“在保安呢，我拿了你一块光洋，这五元钱，就算我还你了吧。我想多给你些钱，又怕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是多是少也不讲究啦。”
我推让不从，黄祖炎硬将纸币装入我的衣兜。
那一夜，首长说了许多话：“以后我们说话的时间也许还有，到西安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还不晓得。这钱的事呢，今晚给你说几句话，一是，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工作，发给一定的工资。”
我Сhā了一句：“首长啊，什么是工资呢？”
“工资就是你干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就是钱票子呀。”
首长继续说：“你有了工资，生活吃穿住行由自己负担了，花不了的钱，你不要买什么这个券，那个票，这些都是资本家嘘弄人的，你看今天股票涨，后天又涨，过两天又降一点，都是资本家在这上面耍花招，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宣布破产，你就血本无归啦。”
“第二句话，以后有了钱啊，愿存入我们党的银行，可以存，银行倒闭不了，有国家资本做后盾呢！你要不愿意存银行呢，也不要借给别人，想吃什么东西，就买了吃，把身体弄好。你借钱给张三、李四，他们若拿去做生意，出现风险，赔光了，你怎么办呀？你生活有困难，向党组织去求援，千万不要找别人借钱，借了别人的钱，也容易出事情。他们做了圈套，你就陷进去了。另外，你有钱，不要说有钱，防止别人打你的主意。少与社会上的人拉拉扯扯，他们有了问题才不会牵连到你。”
“第三句话，不要赌博。赌博那个是耍人的，十人有九人输，一个赢的，还是他们一伙儿玩的手彩，真要去赌博，一定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你一定记住我的话啊。”
“第四句话，不要进‘窑子’。进‘窑子’自己花钱是小事，传上梅毒，小命就完了。在延安你还没有看见过梅毒病人，掉鼻子的，缺耳朵的，当时，他逛‘窑子’有钱，但治病时，就没钱了，只好眼睁睁看着嘴唇烂掉了，牙齿烂掉了。传上这种病，你可丢人了，你是个‘红小鬼’，给党的影响造大了。你活一辈子，清清白白的，活到100岁，还是一个好红军！”
我问了一句：“‘窑子’是啥呀？怎么进了窑子就传上梅毒呢？”
“小李，你没见过啊，也没有机会带你去见识一下了，‘窑子’就是妓院，这个三原城里就有。在这个社会，没吃没穿的年轻妇女，只有进‘窑子’当妓汝，才不至于饿死，妓汝靠出卖自身肉体活命，许多男人沾了她们的身体，也就会传染上梅毒了！”
首长反复叮嘱，给我归纳了五不准：“不玩股票，不借钱，不赌博，不进妓院，不与社会之人拉拉扯扯。”
黄祖炎是我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启蒙者，他的话成了我一生准则。
第一次看电影(1)
从西安回来，我住在凤凰山上的中组部招待所，整日无事，爬遍了四周的山岭。我想到首长临别时说：“你要想我，就给我写信，寄到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急忙求人帮助写信，一连写了三封信，未收到回信，没过多久就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
中组部整天人来人往，这里是来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各色人物的第一落脚点。著名作家茅盾到延安的那天，满满一辆卡车的行李，卸下来几十只箱笼和皮箱，我在一旁看了半天，这个茅盾，真是有钱财啊！
不久，李富春的秘书冯超给我分配工作：“中组部刚刚成立‘党训班’，刘锡五同志是党训班班主任，他有什么事需要跑一跑，你都要替他跑，他要是病了，你就来找我们。另外，每天你去中灶给刘锡五同志打饭。”他把手里的纸条递给我：“你去城隍庙找刘锡五吧。”
中组部党训班设在凤凰山下的城隍庙，庙院里的泥塑神像和供桌满是尘土，窗扇也没有了。几个民工正在垒砌炉灶。刘锡五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长，脸上横七竖八的满是皱纹。他在棉裤上擦了擦手上的泥水，接过那张纸条看了看：“小李同志，今后你要辛苦了。”此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城隍庙报到。我们在长凳上搭木板，铺上麦草和苇席，安排学员住下。城隍庙距离凤凰山山坡上的中组部大约一百米的路，我仍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
党训班全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员培训班”，入党前后的一些人集中在一起，重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组织建设。音乐家冼星海、医学专家傅连暲等人曾经党训班里培训入党。
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时，陈云、李富春把中组部的干部几乎都带来了，大约十几名干部与学员一起参加典礼，共同会餐。
刘锡五派我带领两名学员从大街上的饭馆借来一筐碗碟筷子，大灶用猪肉、羊肉、牛肉做了八个菜，没有酒喝，白面馒头管够。国民党把美国救济总署的面粉作为八路军的给养，运输到延安。美国的面粉很特别，小米大小的雪白珠粒，中间钻一微孔，我们称之为“粒子面”。为什么美国的面粉要挤压成珠球？还要钻上个小窟窿眼儿？多费工呀！大家琢磨了半天儿，搞不明白。
党训班要放映电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城。苏联影片《夏伯阳》是红军驻进延安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延安军民聚集在城隍庙周围，房脊上和凤凰山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银幕上纵马飞奔的苏联红军骑兵，轰鸣的火炮……延安人被电影震惊得目瞪口呆。电影放映员还用话筒给观众“翻译”几句，喇叭里传来一声：“……下面，他们要抱老百姓的小猪了。”观众一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电影散场，人群拥挤，挤得大姑娘小媳妇叫爹喊妈。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满地都是挤掉的大大小小的鞋子。刘锡五说：“昨夜里，土地爷显灵了，送来鞋子了。”他和我们一起，冒着寒风，拾了两大柳条筐的鞋，摆在大门口，任凭失主领取。
刘锡五对学员们说，我们延安现在还没有电影设备和技术，昨天晚上的电影是国民党的电影队来延安慰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现在国共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战。
（1993年2月21日）
儿子：公布张国焘叛逃事件是这个时候的吧？
父亲：就在1938年秋天“党训班”这个时期，中央公布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事实，各单位开始批判张国焘。
儿子：怎么批判呢？
父亲：有些像“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吧！大家围在一起读文件，谈感想，###张国焘。
儿子：这个事情一公开，大家情绪反应怎么样？
父亲：跑了就跑了呗，把他开除出党，政治生命完蛋了……张国焘跑了，中央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让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祭黄帝陵呢？一家人在一起，那他还不跑？
儿子：您听谁说的？张国焘带老婆孩子一起去的？
父亲：1991年夏天，我住兴城铁路疗养院，从沈阳来了一位党史研究员，他说的，对我刺激很大。
儿子：不是那样，张国焘投了国民党以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讨要他的夫人和儿子，延安出于人道主义，放行了。
父亲：原来是这个样？！这个研究员跟我谈了两个晚上，追问我知道什么情况。他还问西路军失败的问题，陈昌浩、徐向前他们是怎么回到延安的？为什么没有批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朱德等人？他们都有责任，光归罪张国焘一人是不合理、不合原则的、不合党的政策路线。
儿子：张国焘逃跑的事，你们当时有什么反应？
父亲：大家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埋怨中央领导呗：
“张国焘去投降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你来晚了。”
第一次看电影(2)
“中央首长就是心肠软，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他到了延安，还让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早就应该把他软禁起来”
“应该把他关进保卫局的监狱！”
儿子：再后来呢？
父亲：我们这样愤愤不平地吵嚷了一个月吧，领导上才说话。你们不要闹闹了，张国焘跑了，他也起不了作用，他也不能把我们党怎么样。现在敌后的同志和党的组织，他也不晓得，也破坏不了。
儿子：当时刘锡五说了什么话？
父亲：首长他无所谓的样子，不像我们这些人那么气愤，好像他根本不用脑子去想这个事情。后来王德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到延安当边区政府主席不满意；张国焘在政治上组织上，不把我们党当一回事，他设了一计，党中央没有识破，名义去祭奠黄陵，实际是逃跑当叛徒。
朱德总司令讲课遭遇阻拦
城隍庙三进三出的套院，东西两侧的偏殿陆续住满了学员。
一个清晨，我由北门外的招待所进城上班，在我的前面一位身穿棉军衣，个子不高很健壮的老战士，略微低着脑袋，走到城隍庙。庙门两名扛枪的学员忙把肩上的“阳汉造”步枪横在胸前，喝问：“你来干什么！”
1938年的延安城，各机关学校的大门不设岗哨，刘锡五说，要培养学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军事观念，安排学员轮流站岗。
来人站在哨兵的大枪前：“我来讲话嘛！”哎，这四川话很耳熟，我紧走几步，哈，果然是朱德总司令。
朱德说：“嗬！你们这里还站岗放哨，好气派呀！你俩不放我进去，我怎么讲得了课嘛！”
两位哨兵怀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朱德：“你来讲课，怎么没有跟人来？”朱德腰间一条黑皮带，厚厚的棉衣裤，棉裤的一个膝头破出一团棉絮，与喂马的饲养员一模一样。
我拨拉开哨兵的步枪，站到朱德的面前，举手敬军礼：“朱总司令，你来了！”又对两个哨兵说：“他是朱德总司令呀，赶快让他进去！”哨兵赶紧退到两边立正。
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老总离开延安，上了太行山抗日前线。1937年以后，来延安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根本没见过朱德。
朱德也很惊奇：“好你个小娃娃，怎么认识我呀？”
我说：“我早就认识你了，你在草地抓鱼……我还吃过你送给我们的鱼呢！”
朱德笑了：“原来你就在我们后面那一队小娃娃里面！你看，草地雪山我们一起走过来啦，我们一起再把日本鬼子打跑，好不好！”
朱德问我：“你到这里干啥子来啦？来学习？”
我答：“不是，我跟着刘锡五呢。”
朱老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对哨兵说：“你们两个‘背时锤子’，连我也不认得哟！”缓步登上庙门台阶。后来，毛主席和周恩来他们几个人常常模仿朱德的口头话儿“背时锤子”。
哨兵向我追问朱老总草地捉鱼是怎么回事。这时跑来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他们气喘吁吁地问：“总司令来你们这里了吗？”朱德在延安经常一个人四处行走，跟他的警卫员捉迷藏。
党训班两三百名学员早已盘腿坐在大殿前，朱德站到大殿前的台阶，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那种神态根本不相信，来讲课的人就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朱德抬手向台下学员敬了军礼，开始讲话：“同志们！全面抗战已经一年多了，粉碎敌人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征服中国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呼风唤雨的妖怪，只要我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与它拼命，也只有拼命抵抗，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那么，抗战的胜利就一定会到来！”
在讲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时，朱德平静地说：“现在日本人想从山西渡黄河到陕西来，要侵占我们的延安。但是，从南到北都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就像一块块巨石挡住了日本人的路，拖住了日本人的腿。现在我们的军队天天都在前方抗击日本人。我们延安只有一个旅的兵力，蒋介石这个军队，那个军队，最有名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几十万人马，从四面八方包围陕甘宁边区，我们有的同志感到可怕。”
朱德总司令停顿一下，用目光扫视会场：“这有什么可怕的！他们长着两条腿，我们也长着两条腿，我们打不了，还可以走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证明，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朱老总最后勉励学员：“你们这些人将来是我们各方面的主力军，注意军事知识学习，准备做一名前线的军事指挥员。党需要你们学好马列，掌握好党的政策，为党多做工作。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学员们深受鼓舞，热烈鼓掌。
陈云凤凰山遇险
七七事变发生后，延安就动员防空，日本人轰炸重庆后，延安就采取了措施。
1938年11月，侵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的那天，天色大亮，但太阳还未从宝塔山露头。我正站在招待所平房前空地上。突然，四周的空气发出沉重的振动声，只觉得这种嗡嗡声音很熟悉，头脑里还没有反应过来，几条黑影唰地从脚下窜了过去，紧跟着感到黄土地微微颤抖，飞机扫射的一串子弹嘶溜嘶溜地掠过头顶，接着就是爆炸声，院子里的槐树干枝劈里啪啦地落下来。天天喊要防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延安，喊了一年多。今天，鬼子的轰炸机果然来了。我赶忙跑进附近一家老乡的窑洞，躲避空袭。
老乡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大的“炮仗”爆响呀！更何况天空中飞机轰鸣声，好像滚滚的闷雷声响。他们一家人挤在火炕的旮旯里打哆嗦。老大娘见我躲进窑洞，跪在土炕上连连磕头：“长官啊，快走吧！长官哪，求求啦，快走吧！”她一定以为炸弹会跟着八路军飞进窑洞。
我走出窑洞，躲在院中的大槐树下。日军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寻找地面目标。此刻，清凉山上的高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敌机根本不把一点点儿防空火力放在眼里，就是俯冲轰炸，山下的延安城四处冒出浓烟。我看见两个人被炸弹的气浪掀上了后街的房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在我右侧上方不远的黄土崖下，是陈云居住办公的地方。在他窑洞前面有一小块场院，小院的右侧还有一间茅厕。
第二轮轰炸开始，鬼子的炸弹从天而降。一颗炸弹落在陈云窑洞右侧的厕所旁，奇怪，没有爆炸。一颗炸弹正中陈云窑洞的黄土崖头，激起丈余高的黄尘。好怪！这颗炸弹也没有爆炸，巨大的弹体挤垮土崖，层层黄土坍塌下来将陈云的窑洞严严实实地捂住！我看情况危急，从大槐树下跑出，大声呼喊：“陈云同志的窑洞塌了，快去救啊！”有七八个人闻声跑来抢救。大家扑到黄土堆前，拼命地用双手扒土，顾不上空的敌机。慢慢的，窑洞的门框子露出来了，又扒了一会儿，扒出了一个小洞口，向里望去，里面漆黑一团。大家喊：“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你听见了吗？”听到窑洞里传来回答声，大家放了心。
洞口又扒大了一些，大家把陈云拽出窑洞。陈云脸上、身上沾满了黄土，简直变成了“土人”，他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黄土，一边说：“在里面还不错，空气还不少呢！”接着向我们挥一挥手：“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说完，独自离去。后来知道，他去探望毛主席了。
我们几个人重新凑近窑洞，门窗已被黄土挤垮，黄土侵漫上火炕。众人议论：“这颗炸弹要是炸了，陈云同志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日本轰炸机首次空袭延安，专门密集轰炸凤凰山麓，中共首脑居住地，落弹点仅分布在百八十米的范围内，延安城南门东门北门没有被轰炸。事后，大家议论，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不然，炸弹就像长了眼睛，专门落到这块地方。这天毛主席与江青结婚，可能党的首脑齐聚祝贺，招致鬼子的密集轰炸。
陈云的命够大，如果哪两颗航空炸弹爆炸，整面土崖坍塌下来，就来不及扒开了，只有活活捂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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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空袭延安之后
日军轰炸机飞去，我走下凤凰山，奔向城隍庙，心想不知党训班被炸没有。路过边区银行和新华书店时，一些人开始检拾死人，东边一条胳膊，西边一条大腿，真是血淋淋的场面。路边还有一群人围着一个黑洞洞的洞口议论纷纷，原来是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孔。如果这枚炸弹爆炸了，会伤亡更多的人。
空袭后的第二天，中组部招待所清点住宿的客人，发现少了一个人。有人看见陈云院旁的那间茅厕的蹲坑里有一顶军帽，用铁钩子去钩，粪水里露出一个人的黑脑壳。从粪坑中捞起尸体，冲洗干净，辨认出正是招待所失踪的客人。死者是新四军的一名团长，刚刚到延安，住在招待所里，清晨入厕时，被炸弹震落茅坑。当时，为了防止粪蛆爬出来，按照知识分子的主意，茅坑挖得又深又陡，而且呈倒置梯形。那位团长跌落下去，根本爬不上来，泡在茅坑里，活活被粪水淹死。以后，有了这个死人的教训，延安的茅厕全部改为浅浅的粪坑。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之后，也使一件不明之案真相大白。
1937年，军委机要通讯员去给毛主席送一份绝密文件，他一路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门前，一摸，口袋里的文件丢了，返回原路去找，文件不见踪影。这一下闯了大祸。中央社会部的特工几乎把延安城凤凰山翻了一个底朝天，也没把密件找到。真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小通讯员有口难辩，被关进监狱。
大轰炸之后，凤凰山操场旁有孔窑洞的烟囱被震歪了，烟囱口斜斜地靠上山坡，天若下雨，烟囱成了泄水道，雨水会流进窑洞里。修理烟囱时，从烟道里发现那份丢失的密件。延安窑洞依山势地形而挖，底层窑洞的烟囱往上掏挖，烟囱口就探露在山路旁。送信的小通讯员不知怎么折腾的，密件正巧掉进路边的烟囱口，日军轰炸又恰巧震坏这根烟囱。丢失密件的原因搞清楚了，通信员被释放出来。
空袭解除后，中央机关的干部全部出动，挨家挨户动员延安城区的居民撤离，“乡亲们，一定要走哇，明天日本飞机还要来！”。当天下午，延安百姓都跑光了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估计日本人第二天还会来轰炸，刘锡五关照我跟中组部的同志一起防避空袭，不要跟他去桥儿沟安置党训班的学员。
第二天天没亮，中组部人员就行动起来，每人发了一只煮鸡蛋，三只白面馒头，一块咸菜疙瘩。一行十几人跟随李富春、蔡畅去大砭沟。太阳刚刚露头，鬼子的飞机第二次对延安轰炸，山头那边传来隆隆的爆炸声。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蔡畅[1]大姐爱说爱笑，引人注目。我悄悄问李富春：“李部长，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李富春一听乐了，扭过头喊：“大姐呀，小李问你是谁那！”
蔡畅挤进我和李富春之间：“你这个‘小鬼’，搞秘密调查啦！我是蔡畅呀！叫我大姐好啦！”
我有些吃惊：“原来你就是蔡畅大姐呀，经常听大家念叨呢！”
数日后，一群红军的工兵来排除未爆炸的炸弹，我站在陈云窑洞前看热闹。炸弹钻进黄土，留下黑洞洞的大窟窿，四周的黄土被挤出许多裂缝。工兵们挖掘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整个炸弹暴露出来。折引信时，他们设立警戒线，清理现场，我就趴在陈云那孔毁坏的窑洞里看热闹。工兵拆下来的引信像一只长长的冬瓜。然后，在炸弹的尾翅上栓系大绳，几十个人“嘿哟嘿哟”喊号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弹拖拽出深坑。炸弹长约三米，像大水缸一样粗，通体涂灰色油漆，印有几行黑色字母。有人在一旁辨认说，这是美国制造的炸弹，卖给日本人的。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作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钁和锄。
桥儿沟的河滩上
日本人轰炸延安后，党训班搬到距离延安大约九华里桥儿沟继续办学。
1939年初，刘锡五离开延安，去晋东南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王德、张苏来到桥儿沟接手党训班的领导工作。
桥儿沟，几排窑洞，山脚的土坯房屋和山腰的窑洞连成一片，是一座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一座高大威严的天主教堂堵在沟口。
党训班的首期学员结业，又来了一批新学员。开学典礼的聚餐比起城隍庙的那次差远了，大灶只做了三个菜。每个学习班组只有一盆盛菜，一只水桶打饭。学员就把水桶里的大米饭倒在各自的毛巾上，腾空水桶去打那两份菜。
夏日，党训班学员成群结队穿过飞机场的跑道，去延河边洗衣洗澡，我警告他们：“你们最好不要在延河里洗澡，河里有吸水的大洞，会把洗澡的人吸到洞里，人就淹死啦。”学员们不信，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给他们讲，1937年夏天，因为洗澡淹死人的那次事故……
1937年夏，延安城里的警卫勤务马夫伙夫互相之间混得很熟，老老少少成群结队去延河洗澡。清凉山下的延河水势平静，距离东门最近。我不会游泳，心里还记得父亲在四川的叮嘱，死活不肯下水。大家赤条条地跳进延河里嬉水。到了该回城里照顾首长的时候，大家穿好衣服要走，发现沙滩上还丢着一堆衣裳，再看看延河，静悄悄的无人踪影，大家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好。
一位老马夫说：“首长他们遇事常常找群众，我们去几个人，进城找老百姓问一问，求求他们帮忙。”
来了几个三十多岁的陕北汉子，他们纷纷埋怨：“你们红军没有来时，国民党的兵在这个地方，一下子淹死了三十多口子，你们还敢来这里洗澡！”
“那个国民党连长带队来洗澡，集合了，沙滩上还有一大片衣裳没人穿，找我们老百姓下河去捞人，这个清凉山下有一个大洞，往里吸水，也把人吸进去了。”
“这些国民党也是罪有报应，你们看嘉岭山那棵大树，先前那里是道姑庵，国民党兵上山糟蹋道姑，杀人放火，整座大庙都毁了。”
延安老乡边说边蹚下延河，潜入水中，捞出一具尸体，正是傅连暲的警卫员。他喊我一起来玩水，自己却不能回家！万水千山从四川走到陕北，大江大河没有翻船，却让浅浅的延河淹死了。太冤了！
学员们听了我讲的事故，有些害怕了，都说我们不要在这里游泳洗澡了。
党训班新来一工作人员，四十多岁，南方人，善谈。他无具体工作，常和张苏、劳董几个人闲聊。他自己讲，曾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后来和邓小平等人一起被冯玉祥“礼送出境”，未遭杀身之祸。他常讲一些冯玉祥的故事……
冯玉祥发迹后，还不会写字，每次开支军饷，须经他亲笔签字领款，他只会写“冯玉祥”三个字，又怕有人模仿笔迹，冒领军饷。冯玉祥在毛笔的笔芯里装上铁针，暗设机关。后来在对帐的时候，冯玉祥说，这笔十万元的款子，我记得没有哇！银行经理说，有您的签字领款条。冯玉祥双手举起纸条，迎着灯光一照，大怒：“这个签字是假的！”原来，冯玉祥用毛笔签字，顿笔时用力下按笔杆，铁针将纸扎出一个个小孔，小孔透光，可辨别真假签字。仿冒冯玉祥笔迹的军官必然死路一条。
冯玉祥去南京见蒋介石，大白天在总统府打着灯笼行走，讽刺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蒋介石请冯玉祥吃饭，冯玉祥只剥馒头皮吃，蒋问为什么。冯说馒头瓤子留给你的弟子吃。蒋问明白了黄埔毕业出来的将校军官不吃馒头皮，为此专门下令，今后吃馒头必须连皮一起吃，否则枪毙。
众人又议论一阵冯玉祥交错了朋友，与蒋介石这个流氓拜把兄弟，能有好果子吃？人不怕吃亏上当，就怕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讲冯玉祥故事的这位同志，患一种“脱皮”怪病，浑身上下爆皮屑，脱下衣服一抖，皮肤的碎末纷纷落下，地面上好像铺了一层米糠。有医生说，这个症状就是小时候缺乏营养，吃油吃的太少！
党训班迁移龙儿寺，有一位新学员也患“脱皮症”。大灶每月专门给他熬炼三斤猪油，油脂油渣灌入一只瓷钵。吃饭时，这位学员独自去舀一勺猪油，兑入小米饭。听王德讲，毛主席专门讲了这件事，虽然我们现在缺油，像他这样的病人我们要照顾好。
当时延安的一些干部为毛主席与江青婚事着实地吵嚷了一番，我们几个“红小鬼”都有不同看法。
“贺大姐走了，没人跟毛主席吵架了！”
“毛主席见了江青，好高兴好高兴，精神也好多了。”
“毛主席愿意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别人吵吵啥呢！”
我们的悄悄议论是没有人去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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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来讲党课
1940年春，毛主席从延安骑马来党训班讲课。这天，提前开过午饭，一百多名学员和教员整队出发。党训班主任王德、张苏率队走在最前面。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出了沟口，在去西安的公路旁边的沟门村，队伍等候在村前的空地上。打前站的同志从老乡家里借来一张破旧的条桌，当作讲台。学员们席地而坐，等候毛主席。
过了半晌，四名警卫和毛主席纵马来了。王德、张苏急忙上前护助毛主席下马。王德站到木桌前，讲了几句开场话，喊上一名学员坐到桌旁做记录。
毛主席首先设问：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抗日？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听众，随即答道：再不抗日中国就要亡国，人民大众要做亡国奴，将要陷入更深的苦海之中。
我看王德离开会场，向村里走去，急忙跟在他身后，王德拦住我说：“在这里不会出事的，你也听一听，机会难得啊！”
毛主席继续讲：目前，我们延安经济困难重重，没有机器，没有工厂，也没有坦克飞机和大炮。一些同志到了延安，只看见铺天盖地的黄土，觉得枯燥无味，觉得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搞过飞机，搞过轮船，搞过汽车，这些东西，今天在延安都搞不成！但是，总有一天，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有的，那一天就是抗战胜利之日，是新中国诞生之日。
他说：为了抗日，你们从敌后来到延安，你们是好样的！你们若学懂马列，坚持到抗战胜利，那你们更是好样的！学员们互相交换着兴奋坚毅的眼神。毛主席又说：我们的革命走了许多弯弯路，党内出现多次错误路线，主要原因是真正懂马列的同志太少了！如果我们党内有两百到三百名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精髓的同志，中国革命成功就要快得多了。希望你们由孔夫子的信徒、基督的信徒转变为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谈今论古，博引旁证，话题放得开，又能收得拢，学员们听得如醉如痴，有人竞呆呆地忘了做笔记。他继续说：现在中国人民受到重重压迫就够呛了，你们写人民的“人”字，还要在上面加上三撇！人民的压力不就更沉重了？你们三笔写一个“工”字，怎么不行啊？非得把“工”字写得弯一弯！工人的腰杆子根本就直不起来，你们还要他们再弯一弯！你们知识分子想一想啊，对人民要有什么样的感情啊，反正我是想了。你们从现在起写字写文章，都要改过来。这样人民就欢迎你们了。你们与人民融合在一起，人民支持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克服不了？
毛主席最后勉励学员：党中央对你们这些同志寄予很大希望，你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甚至是某些方面的专家学者。恩格思曾经说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的人，你们的关键是提高觉悟，提高思想水平。希望你们多学马列，学懂马列，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年春末，王德对我说：“中组部调你回去，有新工作。你找劳董转组织关系。”
我独自一人离开龙儿寺，回到延安北门外西山的中组部。不久，党训班停办，王德也回到中组部。
与中组部管理员明子善打架
我从龙儿寺回到延安北门外，和姜大民住在一孔窑洞。姜大民是王盛荣的勤务员，兼顾刘子载和张秀岩。
那天上午，王德找我：“小李，你给我弄些煤好不好？”
中组部取暖的煤炭堆放在山脚下管理员的窑洞前。我弯腰抱起一块磨盘大小的煤炭正要走，管理员明子善拦住我：“你们几个三天两头来拿煤，这几家烧的煤太多了，（我）哪里有钱买得起呀！”
见他拦住去路，我急了：“你不让我搬煤，首长炉火熄灭了，人冻病了，你负责呀？！”
明子善说：“国家哪有这么多的钱啊，有钱都让你们烧光了！”仍不肯让路。
我也恼火了，把手中的煤炭一丢，伸手抓住他的衣领：“你个龟儿子，让老子揍你呀！”旁边的勤务员、警卫员一起给我鼓劲：“揍他！早该揍他一顿了！”
明子善挣脱我的手臂，躲到一旁：“你敢打人，领导要处分你！”
我顺手抄起一条扁担，奔上前去，揍了明子善几扁担，大家扯开我俩，都散去。我抱了一块煤炭，得胜而归。
很快，王德就知道了，他批评我：“平常看你老老实实的，在外面还很厉害啊！有道理讲道理，打人就不对了嘛！”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知道打架的事，派人喊我去他的窑洞。他很和气：“你打人了，好厉害呀！”
“你看人家明子善，比你有水平。遇见欺负受气的事，忍了，让了。他想着，都是自己的同志，为了打日本，到延安来工作。你不应该打自己的同志，伤了自己人的心！”
“打人这事，我要批判你！今后可不许再干了！将来我们国家就有法律了，随便打人骂人，法律就要管了。就像边区法院判黄克功死刑那样，你知道不知道？”
最后，武竞天说：“人家是主管这一摊子事的，不让你搬煤，你等一等啊，你还可以找一找领导，找我，找李富春部长呀，也不能打人呀！他是我们党的有功之人啊，现在还有两个老婆的问题没有解决，十分苦恼呢。”
我很好奇：“别人只有一个老婆，他怎么会有两个老婆呢？”
武竞天就像给小弟弟讲故事：“明子善呀，他从河北往延安送机密文件，敌人扣住他，不放他走。他只好领着敌人到我们的一个关系户作证明。这家的老大娘说，我闺女是他的媳妇，他是我女婿。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明子善，可是特务们还不甘心，也在这家里住了下来。明子善为了蒙骗敌人，只能天天跟大娘的女儿一起睡。敌人监视了很久，看见一家人亲亲热热，只有撤走了。”
明子善的这个老婆年轻漂亮，她平日里住“边司”保育院，作保育员工作，只有每个星期日才回家。给明子善洗衣服、缝补丁。
我们这些勤杂人员有时围住明子善，让他坦白怎么“骗”人家大姑娘的。
明子善读过书，能写会算，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你们不能说我‘骗’人家。你们不懂，这事说明了百姓心向共产党！老百姓让自己的闺女儿子出来闹革命，被敌人杀了一茬又一茬呀！老大娘明白她的闺女不做我的媳妇，敌人会把我抓去，杀了。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你们不是常听毛主席讲话‘伟大的人民’吗？人民的伟大，就表现在这里。”
明子善又讲他来延安的经过：“我见特务们走啦，也就准备走，她死活要跟我一起走。我只好带她到了下一个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见我带一个女人，不好办了，就说干脆你俩直接去延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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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战胜利，学习做饭做菜(1)
1940年春，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安排我去胜利食堂拜师学艺。
中组部的胜利食堂紧靠延河，向南进延安北门，向东过了延河就到杨家岭。厨师培训班开课那天，武竞天来胜利食堂讲话：“本来这里是个饭馆，为什么叫‘胜利食堂’呢？因为大家做饭做菜的工作，也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了支援我们的抗战，延安来了许多国际友人，全国各地来了许多文化名人、科学家和医学专家。我们要为他们搞好服务，让他们吃饱吃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他们这些人见过大世面，要吃些高级菜，你们要会做，认真向沙师傅、刘师傅学习，既能做西餐，又能做中餐。”
武竞天又对三位师傅说：“你们几位辛苦了！这十几个青年同志交给你们做徒弟，把你们的真本事交给他们，我替中央首长先感谢你们了。”
沙师傅约50岁左右，身材矮胖，曾经周游列国，他负责教授西餐的制作方法。刘占国师傅40岁左右，河南人，负责传授中餐的方法。白案师傅刘志贤精于各种烧饼点心。王鑫是胜利食堂的管理员。
从洗菜学起，练刀功，泡发海参、鱿鱼干和蹄筋；还学西餐的沙拉和牛排。中国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在哪儿都有影响，沙师傅叮嘱我们，用刀切葱花，不可以直刀断切，要斜刀切，问他为什么，他也不多讲。
沙师傅其实对中餐也很有研究，常常讲一些中餐的理论：中国菜的品种和风味是世界第一！中国菜讲究色泽、口味、火候和艺术！
在胜利食堂学徒的几个年轻人自我感觉学到了不少本事，相互之间看不起了，沙师傅借用一个传说，教育我们几个徒弟……
从前，有三个师兄弟，学徒三年，互不服气，你争我吵闹作一团，给他们烧了三年火的老灶工，在旁说了话：“你们谁也不要吵吵，我说一个鸡蛋卧果汤，你们弟兄三个人谁能做出来，谁的本事就最大……这个鸡蛋汤哇，生鸡蛋磕开，甩到热水里，鸡蛋不能起飞絮，要像煮熟了的鸡蛋那样，外皮光溜溜的。”师兄师弟三人说，那有啥难的。轮番上灶，使出吃奶的力气，鸡蛋甩进开水里，就凝出来一片片飞絮。三个徒弟都败下阵来。只好说，我们谁也别争了，学了三年厨子，还不如一个烧灶的火工，老老实实再学三年吧……
沙师傅精通中餐西餐，能讲俄语法语和英语，是个人物。
胜利食堂制作西餐，没有面包渣，把馒头晒干碾碎，代替面包渣。西餐的“沙糕”，以鸡肝鸡心鸡胗鸡脯肉为馅，调入大葱大蒜香油味精，抟成圆丸形状，粘裹馒头渣入油锅，沙糕外色金黄，又软又香。据沙师傅讲，在美国半个美元买一只沙糕。还有一种泡糕，洋芋蒸熟轧成泥糊状，兑入白糖，包入白面皮中，下油锅慢火缓炸，类似中国的炸元宵。
胜利食堂的“焖鸡”最有特色，先用盐、酱油、糖、花椒大料把生鸡腌好，再上大屉蒸熟，从蒸屉中取出整鸡，外皮抹香油，风晾一个时辰。萧三、萧军、吴玉章等人最喜欢吃“焖鸡”了。
一只鸡蛋，沙师傅能做出两道特色菜。不要弄碎蛋壳，只取出鸡蛋黄，再把肉馅丸子塞进去，蒸熟鸡蛋后，剥去蛋壳，再用荤汤煮一煮，就是“荤蛋”。剩下的蛋黄兑上糖和油，拼命打熟，名曰“三不沾”，不沾筷子，不沾盘子，不沾牙齿。沙师傅传授的“三不沾”成了延安的名菜。
沙师傅的技术让我们佩服，就问他：“师傅，您这手艺在哪里学的？”
沙师傅说：“要说这个，可就没边没沿了。”
“没边没沿，这话怎么讲？”
他就滔滔不绝给我们讲述起来……
“我啊，先讲一讲去苏联吧，那是听到他们宣传中国革命成功了，就像苏联一样，不缺吃不缺穿，人人都过上好日子。我想去看个真假究竟，就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果然不缺吃，不缺穿，但在社会平等方面，打人骂人也是天天可见。我在苏联呆了一年来的吧，学习一些俄式大餐的制作方法，又去了法国。法国跟苏联社会外观没有多大区别，也是不讲平等，打人骂人，强Jian妇女，这样的坏事也是天天发生。一年以后，我又乘船去了英国，英国社会更糟，像我们中国一样，有钱有势的吃喝嫖赌，在饭馆里打人掀桌子，大街上讨饭的乞丐成群，饿死的人天天可见。在英国，我住了两年，学习西餐技术。
“后来，我找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人问我：“你还想去哪个国家？”我说：“人家讲美国好嘛，我到美国去看看。”大使馆给我发了一本护照，从美国上岸一看呀，咳，跟苏联一样，也是没有饿死人的，穷人有救济，每人一天发给面包和牛奶。其他方面，就跟英国法国一样了。我想，老这样四处游荡，这里呆一年，那里呆两年，学不到什么好东西，干脆就在美国呆下来吧。一呆就呆了八年之久。这八年里，我不仅学了西餐，也把我们中国的中餐教给美国人，一天我当徒弟，一天我当师傅，就这样住了八年。小日本也一天天猖狂，侵略了我们东北，还要侵占华北、灭亡我中华。我一看必须回国参加抗日。先回武汉老家吧，刚一进家门，“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武汉的街面跟十多年前一个样子，饭馆里吃饭的除了军阀资本家耀武扬威，就是地痞流氓横行霸道。
为了抗战胜利，学习做饭做菜(2)
“有一天我拾掇江鱼，从一条大鱼肚子里挖出一只金戒指，卖了一小笔钱，心想走吧，找地方抗日去！1937年从武汉出来，坐船到重庆，又乘汽车经成都到了西安，一路见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天天吼抗日，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小旅馆里，有一个客人看《新中华报》，借过来读一读，才知道了延安，知道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我立即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延安。共产党收下我，给我开个饭馆，一是招待外国朋友，二是教你们厨师技术。”
每逢宴会，胜利食堂就赚大笔款子，沙师傅准许我们这班徒弟喝一点点白酒。师傅喝上一口酒，满面红光，大讲“酒经”。他说：“国外最高档的是‘鸡尾酒’……”
有人Сhā话：“鸡尾巴也能做酒？”大家就笑。
沙师傅说：“你们不懂，才觉得好笑。鸡尾酒是用各种水果与高级白兰地酒混合调配而成的，这个知识你们要懂，将来遇见大场面才不会闹出笑话。鸡尾酒里的水果有菠萝丁、鸭梨块、桃片、杏肉、樱桃、芒果、荔枝、桂元、洋桃等等，等等，讲究一个搭配，将来我们占领一个大城市，我给你们调配一次鸡尾酒，让你们见识见识……”
“在美国，我和美国人一起研究，把各种葡萄酒、白兰地、各种颜色的酒互相混合，调出的混合酒，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既不像葡萄酒，也不像白兰地。”
“我和美国人还研究改进啤酒的浓度和味道，美国的啤酒像白干酒一样，浓度高，一喝就醉人，我们把啤酒的度数降下来，味道提上去……”
我问沙师傅：“啤酒是什么样的酒啊？”
沙师傅说：“啤酒里有一股气儿，夏天喝了解暑，你要是‘上火’感冒，喝两瓶啤酒，上床睡一觉，第二天感冒就好了。”
大家对啤酒很感兴趣，都追问啤酒是怎么制作的。
沙师傅说：“把大麦发了芽，再混合啤酒花这种草药，一起发酵，就制出了啤酒……可惜延安不具备这些条件，要不然，我们胜利食堂可以开一座啤酒厂，能赚老鼻子钱啦！”
“我在美国教他们拔丝樱桃、李子、苹果等等，只是拔丝葡萄没有教他们，替咱们中国留了一手。现在，你们几个人都会拔丝了，只是拔丝葡萄我要专门讲一讲，如果有客人点这一道菜，你们谁也拔不了。
“我临从美国回来，美国人拥抱我。这个请我吃饭；那个请我喝酒；还请我看戏。我对看戏不感兴趣，舞台上不是光大腿，就是光膀子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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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萧军吃“王八”
我除了上灶操刀抖勺之外，也参加轮流值班跑堂。
延安有名的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
那天，该我跑堂儿，萧军夫妇来了。我引着他们进了里屋的“雅间”。萧军要了一份红烧牛肉，五只烧饼。我按沙师傅的规定，从大锅了舀了一铁勺红烧牛肉，又加三块牛肉，摆在桌子上。
萧军夫人看看盘中的牛肉：“我们经常在这里吃呀，以前这个量要大呀？”
我说：“一份菜，有菜勺子管着，少不了！”
萧军不高兴了：“我看这个菜份量少。”
萧军嗓门高，我的嗓门也不低：“我看这个菜份量不少！”
萧军喊：“得了，这个菜我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我端起红烧牛肉就走。
沙师傅从灶房里慌忙出来，拦住我：“怎么了？我听你们说话的声音这样高呢？”
我说：“我也不认识这个客人，嫌我盛的红烧牛肉少了，不要了。”
沙师傅说：“你来，你来，跟我进去看看。”萧军夫妇俩坐在条凳上正呼呼生闷气呢。
沙师傅满脸堆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萧先生、萧太太来了。你们点了什么菜呀？”
萧军回答：“我要的红烧牛肉，你看看这盘牛肉。”
沙师傅连连拍打自己的脑门儿：“怪我，怪我！不怪这个小李，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给你们拿去。”
沙师傅端过盘子，去灶上添了牛肉块，萧军夫妇笑了。
萧军说：“咳哟，老沙呀，你在这里，我就说一说，你们这个红烧牛肉，要一份吃不够，要两份吃不了……改一改，量大一点，多收一点钱。”
沙师傅配着笑脸：“好说，好说……我这个徒弟呢，年纪小，不懂事，请萧先生萧太太多包涵，多关照。”
萧军说：“好嘛，‘不打不相识’，你叫小李是不是？我们认识了，交个朋友！”
晚上，吃了饭，大灶封闭了炉火。沙师傅对大家说：“萧军先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给他的菜量要大一些，他会给我们宣传，别的客人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
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丢进厨房的水缸。当天夜里，下了暴雨，房顶漏的雨水灌满了水缸，甲鱼都跑光了。
萧军来吃甲鱼了，沙师傅双手抱拳，连连作揖道歉。萧军说：“你们四处里找一找，也不会都让延河冲走哇！”
胜利食堂后院墙下掏了窟窿眼儿是泄水沟的出水口，墙外有一个污水池，在污水池里发现几只甲鱼，捉了回来。萧军吃了甲鱼，很满意很高兴。
几天以后，有人在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水桶掉到井里。这眼水井井筒细窄，人可以蹬在两边的蹬窝儿，下到井里去捞水桶，发现三只甲鱼趴在水桶上。
烧甲鱼，关键是前期处理，搞不好，腥臭得很。先用开水烫去甲鱼外壳的粘液老皮，用刀挖去背甲，剁成核桃块大小，除去尿囊，葱姜炝锅过水“焯”甲鱼，再除净油脂。以后不论清蒸还是红烧，甲鱼的滋味清香纯正。
陈云、李富春和蔡畅在胜利食堂搞过几次宴会，为分配各个方面的干部饯行。最多一次招待二百多人，最少也有四五十人。最高级的菜谱是清蒸甲鱼、烤鸡、红烧肉和八宝饭。八宝饭用料是莲子、板栗、百合、杏仁、榛子、白果和果脯青皮红丝。前一天夜里，沙师傅命令我们用竹签捅莲子芯，捅了一整夜莲子，没有合眼睡觉。吃宴会的时候，陈云举着酒碗说：“同志们吃好喝好哇！走上新的岗位，工作顺利！”
延河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