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ρi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道许多党史秘密，他们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这年秋天，王盛荣派姜大民去枣园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两筐鸭梨沉重，遇见路上的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给你两个给他三个，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担鸭梨挑到中组部的西山还剩下半担。王盛荣气坏了，狠训了他一顿。
我挑水上山，姜大民偷偷地往水桶里撒上一把黄土，为了防备他的捣乱，以后我就双手拎着水桶上山，结果我的手臂比一般人稍长。1942年，我在杨家岭当管理员时，姜大民突然从延安失踪，大家还很着急，还猜测他当逃兵了。
有一天，王鹤寿对大家说：“晋察冀边区来了电报，查询我们中组部有没有一个人叫姜大民的，原来这小子不愿在延安工作，偷偷跑了，上了前线。”时至今日也不知道姜大民死没死，他讲一讲他离开延安后的故事该多好。
中组部的王盛荣虽说吃中灶，可是还不如我呢，穷的叮当响。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日子苦，经常四处求援。他常常喊住我：“小李，替我跑一趟，到朱理治那里要钱去。”朱理治看了王盛荣写的字条，把字条装进口袋，又掏出三元五元的边区纸币给我带回来。有时候，让我送字条给范文谰，也是借钱。
王盛荣的爱人赵明珍是四川人，年纪与我相仿，见到我这个乡亲很亲热。
1940年，国民党配发八路军的给养早已终止，按规定，八路军的士兵每月发一元零用钱，连、排长每月津贴费两元，营长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与国民党军队无法相比，他们连长的津贴每月百元余，师长八百元，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在胜利食堂学厨，每月发两元津贴费，也没有什么用处。我给管理员王鑫两元，让他替我买了几斤猪肉，用刀切碎，兑入白糖、硝水、味精、五香粉、食盐，取了那种铁锨把子粗细的肠衣，灌了三十几根腊肠。
我抱着腊肠给王盛荣送去。他连连作揖致谢。他的小孩子大约两岁左右，王盛荣让她喊：“快喊叔叔，谢谢叔叔！”
赵明珍拎着腊肠问她：“你看这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说：“我不认得！”
赵明珍说：“这是最香最好吃的腊肠，将来弄出来，你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吃多了肚子拉稀。”
王盛荣说：“自从我从苏联回来，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947年，王盛荣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我去齐齐哈尔市采购物资，顺便登门拜访，受到热情款待。王盛荣要来赵明珍的小手枪转赠给我。
1953年，王盛荣在武汉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机会去武汉找他请客吃顿好饭，忽然三月份的《长江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王盛荣截流税款、生活腐化，还用公家汽车接送孩子上学，中央给予他撤职处分。为此区区小事，就结束一位老革命的政治生命？我猜测是不是另有缘由。以后我来来往往路过武汉，只有一丝的挂念却不敢去探望王盛荣。
近日读报，我才知道，1949年解放军南下，王盛荣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长。林彪让王盛荣从香港进口一辆别克轿车给他，王盛荣婉转回绝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林彪宣布王盛荣贪污了一笔款子，并上报毛主席要判王盛荣死刑。毛主席说，在江西苏区那么艰苦，王盛荣都没有贪污逃跑。现在解放了，他会贪污？杀人不着急，放放再说。后来因为没有证据，王盛荣才出狱。
“文革”开始，康生一句话把“二十八个半”定为“苏修特务”，王盛荣被康生点名被捕入狱，关了十年。
王盛荣是湖北武昌人，十几岁在纱厂做童工，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苏联学习，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一人。
1931年，在江西苏区，王盛荣曾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同年11月，他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这个委员会里面，出了六名共和国元帅。1933年，党中央两次派人给上海地下党送活动经费，但是这两个人都携款叛逃了。周恩来亲手把第三笔经费35000美元交给王盛荣，要求他尽快送到上海。王盛荣离开江西苏区，绕道香港，把钱分文不少地交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手中。
抗战初期，王盛荣领八路军中校军衔，与彭雪枫一起离开延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王盛荣在巡视湖北河南“老区”时，发现许多“土匪”部队是由红四方面军、红军西路军溃散遣返人员组成的，经过他的说服动员，收编“土匪”，组建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分。我在延安，听到党的许多高级干部称赞王盛荣收编“土匪”功绩。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1)
1941年春天，武竞天对我说：“小李，陈云部长一直想着你的学习，你先休息几天，组织安排你去‘抗大’上学去。”
我心想：学习学习也好，黄祖炎、张秀岩大姐都说要学习文化，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应验了，那就学吧！
几天后，武竞天找我：“你去学习的计划变了，陈部长和李部长的小灶厨师李子钦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你先去小灶好不好？”
中组部只有陈云李富春这两家吃小灶，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陶铸几个人吃中灶，其余十几个人吃大灶。小灶天天有肉，顿顿细粮，但有伙食标准限制，中餐晚餐只有一荤一素。
我的小灶厨房上面是陈云和贾震的窑洞，我的左侧稍远是李富春、蔡畅的窑洞，再远一点点的一溜窑洞住王鹤寿、武竞天、乐少华，我的右侧下房是中组部的马棚，喂了两头菜牛，一些鸡，准备改善生活之用。山坡下面，靠近大路，有一面围墙止于传达室的小屋，传达室的对面是烧开水的大灶和一排土坯垒的小平房、理发室、招待室、勤杂人员住所和食堂大灶。
小灶的笼屉漏气，我修补好，然后用瓷皿蒸米饭，又烧了一盆红烧肉。饭后，李富春推门进来：“今天的饭是谁做的啊？到了陕北第一回啊！”他看见我还认识：“哎！小李，是你呀！长本领了，当‘火头军’啦”
陈云也来了：“李子钦给我们煮白肉，你来做红烧肉，一白一红，有些味道。”
李富春说：“米饭怎么好吃了？又软又香，不夹生了。”
陈云可能懂得厨房技巧：“你这个红烧肉，烧到八成熟，放到瓷钵里，架上笼屉，用猛火来蒸，那味道更好哇！”
李富春问：“小李，学厨学了多长时间？”
“一年来的吧！”
陈云说：“不简单，不简单！三年可以念出个初中生，三年学不成一个好厨师。看你的红烧肉，有点儿师傅的真传。”
延安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靠猪肉羊肉作文章。我经常变换些花样，几乎把胜利食堂学到的花样都表演出来。管理员采购来的鲜肉肉质好用，我做葱爆肉，糖醋肉；肉筋多时，做狮子头、清蒸咸肉。
他们第一次吃狮子头时，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来小灶，蔡畅大姐笑着说：“你做的那个肉丸子，我吃了一口，都叫这个老家伙给我抢吃了！”
李富春叫道：“哎哎，这个老婆子，她不吃肉，让我吃。走到小李这里，还要告状，说让我抢了！冤不冤呀？”
我说：“那还不好办，以后多做。”
李富春说：“多做？伙食标准还不超过了！”
按标准，我一顿只能做四只狮子头，一家两只。说起也可怜，管理员没钱给小灶买味精，我让他买一只鸡，烹两份清炖鸡，可以留下些鸡汤，作为调味品。窑洞冬暖夏凉，虽无冰箱，鸡汤放置三五日，不会变质。
我把干辣椒剥开，先把辣椒籽炒熟。然后用鸡油炸了一小碗辣椒油，倒进炒熟的辣椒籽，再放入一点白糖。
李富春问我：“小李，那是什么油？红了吧唧的，又辣又香！”
“还有啥油，辣椒油呗！”
李富春：“我长这么大，连外国也都去了，没吃过你这样的‘绝招辣椒油’——对啦，就叫‘绝招辣椒油’吧。”
李富春又说：“像这个‘绝招红辣椒油’老要有一点啊，不要让它断啦！”李富春是湖南人，自然喜欢吃辣味。
第一次给中组部两位部长制作“荤蛋”这道菜，晚饭后，李富春在玩麻将时悄悄问我说：“你弄得那个没有蛋黄的怪蛋，叫个什么名呀？”
我刚要说“荤蛋”，转念一想，不要听成了“混蛋”了，灵机一动改嘴说：“无心蛋”。
李富春压低了嗓音：“不对，那还是有心蛋，只是变了心，变得味道更好，更香……吃起来没个够！”
项子成说：“你做的那个鸡蛋一定很有味道。”
我问怎么一回事，项子成说：“刚才吃饭时，李部长说，大姐呀，这个鸡蛋不好吃，你不要吃了吧，干脆我替你吃吧。蔡大姐说，不好吃你也就不要吃了。李部长说，越吃越不好吃，丢了怪可惜的，留到下顿再吃吧。”
李富春说：“我要说这个无心蛋好吃，你吃两个，我吃两个，吃的不过瘾；不说好吃，你就不吃了。”
蔡畅跳起来：“好哇，这个老家伙骗我，他说这个鸡蛋不好吃，要替我吃，我上他的当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陈云拿来一只铁皮茶叶罐：“小李，你看看这里面是个啥东西，你认识不认识？”我撬开铁罐，里面是满满的干贝。我说：“这是干贝嘛，陈部长，你从哪里弄到的？”
“是周恩来副主席送给我的……你会不会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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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2)
“还可以吧。”
我把干贝擀碎，再用水浸泡，干贝松软以后，再加到肉馅中，给陈、李两位部长蒸了两屉水馅包子。
在我的印象中，陈云与李富春的性格截然相反，待人严肃，很少看见他嘻嘻哈哈聊天。每天，他和于若木在北门外的延河滩散散步，俩人回到窑洞就很少出来。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1)
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最大的一间平房是个接待室，很像今天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室，左右两端各有一扇门，容纳四十多人。长长的木板凳，约有十几排，凳子腿是一根根埋入地下的木桩子。平日里，我们在这里学文化，每逢星期六，陈云和李富春组织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陶铸一些人也在这里学哲学。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陕北，延安的城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毛主席在欢迎###上讲话：现在，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我们热烈欢迎！过去，我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回可好了！
艾思奇来讲哲学，外单位的一些首长也来听课，接待室里挤满了人。徐特立、凯丰、赵毅敏等###的人也常来。朱德、周恩来只要在延安，必来听课，参加讨论，他俩每次都留下吃“工作餐”。 个别一两次，我看见马海德、萧三、萧军也来听课。
中午时分，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吃饭，常有十多位首长因为路途远，留中组部吃午饭。这时，陈云的秘书贾震就来告诉我吃中饭的人数，他手里捏着一张名单：今天一共有多少多少个人，要在你这里吃饭，你拿着这个名单去找管理员，派人来帮忙，你需要什么东西，让管理员快去买。吃饭的人一般都是一份米饭一份素菜一份荤菜。红烧肉，清炖牛羊肉……炒豆角、油煎辣椒……翻来覆去这么几样菜。每次还多做两三份“工作餐”，预防临时有人留下吃饭。
艾思奇常常留下，由陈云、李富春陪他一起吃饭。
有一次中饭后，艾思奇开场白：“我用朱总司令的口头话语，问问你们这些‘背时锤子’，小李做的饭菜好吃吧？听课有了劲头吧？可口饭菜吃进肚子里，物质变精神了。”
一次中午，有二十多人留下吃午饭，我一看储存的大米不够，做手擀面吧，没有盛面条的大盆，陈云李富春两家自用的瓷盆太小，只好作油酥烧饼。我找周福寿、项子成帮忙，从山下的胜利食堂借来木炭和铁铛子。延安的烧饼铁铛好像古代的鼎，只是上面有一面沉重的铁盖，“鼎”壁有三角形的通气孔，底部燃木炭，中间才是平平的铛板，用来烙烤烧饼。和好面粉，多浇些素油，一共烙出五十多个大烧饼，全被客人们吃得一干二净。
李富春问我：“小李，这饼子你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
“在胜利食堂。”
“我长这么大，除了吃面包，还没有吃过这样的饼子，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多给我们做这样的饼。”
陈云在一旁说：“以后少吃米饭，多给我们吃面。”
转天，有一人来找我：“我们首长在你这吃了烙饼，回去说没吃够，让我来问问你，那个烙饼是怎么做的。”
朱理治找到厨房：“小李啊，以后我来学习，先到你这里来报道，你要给我做烧饼吃啊！”
我说：“那还不简单！”
朱理治追问：“还有复杂的烧饼？”
我说：“用牛肉猪肉混合了，作肉馅烧饼……咱们的陈云部长太穷，没钱请客让你们吃肉馅烧饼。”
朱理治咂咂嘴：“等革命成功了吧！”
以后，陈云李富春要吃油酥烧饼，我就图省事了，提前去山下的胜利食堂定做。
有时毛主席也来听艾思奇讲哲学，讨论时，毛主席很活跃，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讲述一番，常常引人发笑。我摆弄完锅碗瓢勺，就站在一旁听他们闲扯。
有人问艾思奇：“现在有些外国领袖说东方巨人站起来了，我们现在让日本人侵略着，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先进武器，这么个样子是不是东方巨人，应该怎样理解这里面的哲理？”
艾思奇解释：“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说这是世界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雪山草地，没有被百万敌人消灭，这样的精神体现了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艾思奇又说：“印度民众领袖尼赫鲁到中国访问，感受到中国人爱国抗战的伟大精神，他就预言，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大家由此议论了一阵精神和物质。
毛主席说：人称“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法国，坦克不能说少，军队装备防御工事强于国民党军队几倍几十倍。为什么在德国的进攻下，仅仅四十多天，法国就宣布投降了呢？法国人和欧洲人丧失了斗争精神，贪图物质享受，讨厌战争。你讨厌战争有什么用呢？战争会上门来找你！
陈云很少发言，总是低头写笔记。他比较关心“物质”，曾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窑洞里能不能养鸡呀？延安每个单位弄三个四个窑洞养鸡，吃鸡吃蛋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大家都笑：“陈部长啊，窑洞养鸡可稀奇喽，那还不把鸡崽都捂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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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2)
陈云很认真：“人家国外养鸡放在笼子里。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养鱼场……乱七八糟的养殖场很多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比我们中国要强多了。”
大家似乎对办养殖场不感兴趣，话题很快就转向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争论起黑氏和费氏谁更加唯物……五花八门的哲学名词在教室里满天飞。
来学哲学的人常常见缝Сhā针，吃过中饭，他们走下西山，去中组部大门旁的理发室理发。理发员袁仁德，也是四川老乡，延安的大大小小的脑壳，他都摆弄过。“文革”后，我才知到袁仁德也在天津工作，曾任一个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20年，既不相知也不相逢，也是个遗憾。等我获知消息，去登门拜访，他已去世多年，人死了就无话可讲了。
中国妇女的领袖蔡畅
在延安的中组部，大家都称蔡畅是“大姐”。平时，蔡大姐经常来到警勤人员的窑洞里，冬天，用手摸摸被子，问问冷不冷；夏天问问有没有蚊子；过年节时，问问吃好了没有。王鹤寿在一旁说：“蔡大姐真是比你们的亲姐姐还要亲啊”。
中组部的勤杂人员凑在一起，经常又打又闹，满地滚成泥猴。蔡畅大姐就走来劝阻：“你们这些小娃娃呀，不要打闹啦，衣服和鞋裤都搞坏了，多穿两年不好嘛？现在我们多困难那，弄点棉花和布匹困难那！都是国家的财政支出，你们要爱惜呀！”当时，我们对蔡大姐的话不甚理解，没过几天就丢在脑后了。几个人跑到一块仍是撞膀子摔跤。大姐见了，也不着急，把我们召在一起，又耐心给我们再讲一遍。
蔡大姐经常结合黄克功事件，给我们这一帮年轻人讲婚姻恋爱观。她说：“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凡是没有结婚的，有了女朋友的话，你就要找到她的几个优点，最低限度要有三个优点。一是觉悟高，有共同奋斗的理想；二是对女方的道德品质有相当了解，待人热情和气；三是具备能够独立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能依赖别人而生活。这三条同样是女方对男方的要求。结婚没有两相情愿，勉强凑合到一起早晚是个问题。等到外界情况变化了，两人就要今天打，明天骂，后天闹离婚，如果两人都是党员，要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可是，片面强调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视婚姻如儿戏，就丢掉了自己的人格。人活一辈子，没有了人格，那还有啥意思呀！”
“强迫婚姻，买卖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的婚姻都是旧社会的腐败现像。女方家里有势力，看中一个男人，可以强迫他；有钱有势的男人更不要说了，搞一个小老婆，嫌不够，还要搞一个小老婆，糟蹋妇女已是毫无人性了！将来你们进城当了‘官老爷’可不能搞这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一个男人要这么多女人干吗？！”
蔡大姐在讲到婚姻年龄问题时说：“结婚最好不要太早了，你还是一个孩子呢，就有了孩子，不能教育和照顾好后代。在我们今天，社会稍稍进步了一点，不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后方，还是我们的边区，婚姻起码有了一个年龄的范围，最小也不能小于17岁、18岁。结婚时，男大一些或女大一些，都不成问题，但不要太悬殊了，特别是年纪大的男人，要有一个自量，要讲道德，不能是一个在棺材里，一个在棺材外。若是一个在棺材里面生活，一个在棺材外面生活，那多悲惨呀！”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陕北公学的一队学生上山开荒，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开玩笑：“你再不快一点，我就挖到你的脚后跟儿啦！”两人说着闹着，一锄头挥下来，真得将前面这名男生后脚跟的大筋挖断了。这名女生为了照顾这名男生，自愿嫁给了他。蔡大姐知道后，多次赞扬这名女生。蔡大姐对我们说：“这个女同志有丰富的阶级感情，有正确的道德观。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更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要有牺牲精神。这个男同志腿一瘸一拐的，别的女人再看不上，弄不好还不成个孤老头子！”
有一次，蔡大姐给我们讲了许多话后，沉思了一会儿，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他缓缓地说：“你们这群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好多的事情没有人告诉呀，不懂啊。将来你们结婚时，同房后，一定不能用凉水洗手洗脚，不然到老了就落下病根儿，这事你们可要记住啊！”
蔡大姐很喜欢我，她的侄女蔡妮来了，她就说：“你们俩个小家伙交个朋友吧。”我就像木头戳在地上，也不知道怎样跟女孩子交朋友。
蔡畅大姐的话，我是记了一辈子。
平易近人的李富春
李富春喜欢打麻将和扑克，我的麻将和扑克技术，就是他亲手教的。
刚刚到陈云、李富春小灶不久。吃过晚饭，我往延河滩走，李富春站在半山腰的窑洞前喊：“小李，到哪里去？”
我回头大声回答：“到延河边看石头去。”
李部长招手，我跑回他身边。李富春问：“你去河边看什么石头？”
我说：“没事干，跟石头玩呗。”
李富春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来，来，来。”把我拽进他的窑洞“我来教你打麻将。”他很耐心地给我讲解麻将的入门知识，我听的昏头昏脑，抬起头来问他：“部长，为什么要打麻将牌呢？”
李富春一脸诧异：“孩子啊，这是一种娱乐呀！”
我又问：“什么叫娱乐呢？”
李富春摇了摇头，盯着我：“这个你也不懂？”
我也摇头：“不懂。”
李富春望着窗外，想了一会：“你方才想去延河看石头，就是想娱乐娱乐嘛。我教你打牌吧，那可比看石头有意思，石头嘛，它不能变化，麻将牌组合变换，奇妙无穷啊。”
李富春兴致勃勃地吩咐我：“你去把乐少华和周福寿喊来，陈部长（陈云）他们白天学哲学，晚上我们学麻将。”
李富春对我们几个人讲：“将来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全部解放。到那时，不知你我各到哪里去工作了，但是肯定在南京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你们都是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家不像现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称你‘李先生’，‘李局长’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说，李局长，三缺一，来打麻将。你不会，这怎么讲。那就不像今天我们的延安，你不会就不会，没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说你是‘土包子’一个，你也就丢了一些领导的威信，也失去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的一个场合。”
听李富春这么一番话，学打麻将事关重大，心也平静了。乐少华捏起一张“红中”问：“李部长，这块红字‘中’，是不是‘红色中华’的意义？”
李富春忙说：“哪里哪里，麻将可没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间风俗……‘红发白’可成一副牌，称‘小喜’，三张一色的‘红’‘发’‘白’称‘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见面常常祝贺，‘大喜大喜’。金银财宝，如意发财这种社会风尚，体现在麻将里了。”
李富春着重讲了“东西南北”风牌的几种作用。他讲顺风牌，我记得很清楚：摸到三张风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后再摸到风牌，就可一从“牌尾”再摸一张牌，就像“杠牌”一样，称之顺风。
乐少华问：“李部长，这顺风有什么讲究吗？”
李富春解释：“有哇。老百姓出门送客，常常说‘一路顺风’嘛。为什么要顺风呢？因为你抓的风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废牌，不太公平了，废牌多了，让他们起一点积极作用，给你一个‘顺风’，增加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也是辨证法嘛。”
中组部的扑克牌是手工绘制的，捏在手里软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对玩扑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说：“小李，该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说：“怎么叫也不能打满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个“心”型：“你有没有这个（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兴奋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鹤寿在一旁抗议：“哎，哎，你们哥俩儿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说：“得啦！也允许你们明打，公平合理。”
结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创造了一个记录。
每逢周末，我们经常搓半宿麻将，李富春关照我：“明天我们吃两餐饭，给国家节约一点，也让你睡个懒觉。”
我睡了懒觉再去通知陈云：“陈部长，李部长说了，今天吃两餐饭。”
陈云说一句：“你们打牌，让我饿肚子，不太公平吧。”
后来，李富春见我们迷上了麻将，又说，古往今来，麻将比不了围棋的水平，但比围棋更大众化，更具娱乐性，因而，也被用来赌博。如果整天耍麻将牌，忘了国家大事，丢了自己的事业，不尽家庭的责任，麻将就成了祸害。你们将来有权有势了，可要记住我的话，麻将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学习班里扫盲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组部的小灶干了###个月。武竞天安排我去学习文化。
文化学习班设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学员，年龄最小的约十五六岁，年长者约五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每日老师手持一张《新华日报》，朗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从中选出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竖一横，讲解写字的笔顺，分析偏旁部首。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抱怨听不懂，有人说太浅显了。没有学习用品，全凭脑子死记硬背。
星期天，我回杨家岭，李富春远远地打招呼：“小李来啦！找人打扑克？还是找人打麻将？”
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要粮票呢。”
“得啦，打完麻将，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畅大姐问我：“小李，学习文化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有一点困难。没有笔，没有纸。”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进窑洞，给我找了二十几支铅笔，三个硬皮笔记本。蔡畅翻了翻笔记本，把几页有字迹的纸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胡须的双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条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说：“为什么要把这边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铅笔时，把铅笔架在桌角，不要悬空削，那样容易削破手指头。”
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红铅笔、红墨水给朋友写信，红字的书信或签名表示绝交！半个月后，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讲解中国各省概况，省会和简称，穿Сhā一些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世界地理先从亚洲讲起，中国近邻各国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在介绍日本国的情况时曾经讲：“日本人宣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这是他们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我们遇见了日本人要做他们的工作，反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观念。”
“日本这个国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日本人一直想占据亚洲大陆，使整个日本民族有一个发展的地方；只有占领亚洲大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日本民族利益的这么一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你们看日本人多么崇拜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有学员提问，老师，德国是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按列宁的理论，德国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要发动战争。德国人讲‘日耳曼人种优越’也是一种侵略理论，也是反映德国文化的优越。我比你强，我就强迫你，不但要掠夺资源，还要改造整个欧洲的人种和文化……”
老师讲苏联周边国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194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版图，心里想这不是侵略吞并吗，可是不敢说出来。
老师针对一些人的厌学情绪，多次鼓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党中央领导考虑的深远啊，我们国家迟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派驻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现在组织上就考虑提前培养一批懂外交的人员，将来去外国工作。”
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果日本和德国相互勾结，向苏联发动进攻，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中共中央估计，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Ｇao潮。
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集中了四十五万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延安。延安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训练民兵和自卫军；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中组部派人通知我，暂时停止学习，去杨家岭###当行政管理员。
我到###与孟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老孟是一名火车司机，他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整个延安充满了战备气氛，###各部门的同志抱来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凯丰的警卫员李满千手持木棍，反复搅拌，把纸张捣成纸浆，再攥成一只只大纸球，摆放在窑洞的窗台上晾干晒，晒干的纸球又送回造纸厂。
我和吴永忠、黄爱民三个人住一孔窑洞，隔壁两间窑洞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地摆满书籍。图书馆的侧面一排窑洞住董纯才、柯柏年、黄华，他们几个人都吃中灶。后来，杨家岭的窑洞紧张，我和图书管理员吴永忠就睡在图书馆里。吴永忠顺手抽出一册图书，说：“这是整个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宝贝……”
###秘书黄爱民，三十多岁，长相有刘锡五的模样。他交给我一份###人员名册和一本银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黄爱民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不爱理睬下面的勤务员、马夫和警卫。听别人说，他带着老婆到了陕北，老婆却跟他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情绪不高。1949年以后，我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一直留意黄爱民的消息，可是他无声无息，从来没有在报纸上露面。
黄爱民整日坐在窑洞里抄抄写写，凯丰、徐老他们都来找他，讨论个问题，写个材料什么的。黄爱民的脚面特别高，穿不进供给的布鞋。他跟我说，小时候，家里管教严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写字，脚丫子变形了。
###一个月的办公经费九千元边币，我去新市场人民银行取了钱，比较几家商店物品质量和价钱，买下卷烟、稿纸、笔记本、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购买纸烟用去大部分开支。黄爱民负责记帐，我把购货发票粘贴好，锁进抽屉。
###实行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纸烟者配给卷烟，不吸烟者没有卷烟。凯丰烟瘾很大，每月发给他三条纸烟，陶希晋、董纯才等人每月一条纸烟。
有一次在边区银行取款，银行出纳看错了纸币的面值，多给很多钱。我回到###才发现，又跑回新市场，把钱退还给银行。以后，我个人的几十元钱存入边区银行，银行对我特殊照顾，专门约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点我：“如果柯柏年、黄华他们找你要笔记本，你必须让他们把旧本子拿出来，你一页一页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写满了字，如果没有用完，让他们先用，这样压他们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的，本来一年要用五个本子，可能四个本子就够用了。”
我在月初把预算计划交给办公厅的行政处，每月十日之前，行政处就通知我：你们###的那个预算送到银行，银行答应给钱，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张子良召集杨家岭各机关的管理员，开一次碰头会，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张子良抱怨经费不够用，要求从行政处领一些笔墨纸张。这时，张子良就表扬我：“你们各个单位，凡是经费不够花的，都要向###李管理员学习，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东西。”
我的一摊工作很简单，保证笔墨纸张和香烟的供应就行，闲散无事四处聊天玩耍。黄华对我说：“李管理员，你真闲逸，我每天教你一个英语字，将来一定会有大用处。”
我说：“中国字还没学好呢，还学外国字。算了吧！”
黄华说：“你呀，将来甭后悔！”
我说：“有啥后悔的，有衣穿有饭吃，还要费那些脑筋干啥。”
延安交际处的管理员俄语相当好，他说：“我教你学习俄语吧，将来到了东北，遇见苏联的大姑娘、小媳妇，跟她们说几句话，不要让她们小瞧咱们是‘老土’。”我跟他学了几句“列巴，哈老少。”
跟随徐特立老人开荒
徐特立，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的老师。他43岁时赴法勤工俭学，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参加长征的最年长者。1941年，徐特立60岁，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延安军民尊称他为徐老。
1942年初春，###除病号外，共有三十多人在徐老的带领下，开荒种土豆和谷子。杨家岭的中组部、###、办公厅、妇联、警卫连、保卫部都在杨家岭左右的山上开荒，###种土豆的地方是杨家岭后山，山上有一座学校，二十几间窑洞，住了一群文人。这个学校驮水的毛驴天天穿过杨家岭山沟，去延河取水。我们开荒时，喝的开水就是由他们供应。学校管理员名叫刘山，日本投降后，我和刘山又在承德相遇。
开荒的日子，大家肩扛五斤半的大钁头，顶着星星上山，迎着月亮回营。我们几个年轻人劝徐老：“徐老，您这么大年纪也来开荒！快回去吧，我们一人多刨一钁头，就把您那份儿捎出来了。”
徐老不愿意：“开玩笑哟，毛主席那么多的事情还去开荒，我怎么不能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来来，和你们小伙子赛一赛。”
大家站成一条散兵线的架势，一字排开，每人挖六钁头宽的一条荒坡地，从山脚向山顶推进。徐老紧挨着我，他说：“小李，我们俩比赛呀，看谁挖得好，挖得块，挖得多！”一声呐喊，同志们奋臂挥锄，暗暗使劲，都要争第一。徐老挥动着钁头一起一落，不慌不忙。我偷偷向徐老那边挤过去两钁头，徐老发现了，喊了起来：“你不要侵占我的根据地！”我不理他，一个劲地向前挖。到了山顶，回头看徐老还没挖到半山腰儿，我返回身来接应徐老。###当时只有我和徐老的警卫员小秦等几个年轻人，其余像陶希晋、董纯才、柯柏年等人，都三十多岁了。
我替徐老扛着钁头，一起走上山顶。大家都坐在地上，喝着食堂送来的开水。徐老说：“老头儿是不行了，还是小伙子们呀！”大家都喊：“徐老喝水，徐老喝水！”徐老接过水碗递给我说：“让小李先喝，这小伙子真能干，我挖一锄，锄头就举不起来，落地也没劲了！”徐老总是管钁头叫做锄头。
吃中午饭时，杨家岭食堂送来两担馒头，一担绿豆二米粥，一担碗筷和咸萝卜。食堂管理员说：“今天的馒头管够！”
徐老端着饭碗凑到我跟前：“小伙子，能干就能吃呀！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馒头！”
我说：“甭看，要不吓你一跳！”。我喝了两碗二米粥，吃了一个咸萝卜和十二个馒头，还把徐老掰下的半个馒头也吃了。
徐老瞪起眼睛，吃惊地直摇头：“小李不得了哇，毛主席都让你给吃穷了！你这一顿饭，我得吃半个月！”
荒地用镢头翻了一遍，黄土松软。我拖着一柄锄头，当作铧犁，一步一步拉出一条条垄沟。徐老、陶希晋、柯柏年、黄华等人，用手扒个土窝窝，种下土豆芽苗。我独自坐到陡坡边喘气，手掌撑向黄土地，按倒一棵小草，原来是一株甘草。我扒开甘草周围的黄土，露出一条粗粗的根茎，好家伙！真粗！像小娃儿的胳膊一样。甘草贴着土崖向下扎去。我用锄劈剥土崖的黄土，循着甘草一节一节地向下刨，黄土似流水哗哗地飞落。刨到土崖下面，该挖掘甘草根茎四周的黄土了，太费力气，干脆砍断它！我把三丈多长的甘草盘绕成一盘，斜套肩头，踏着崖壁上的脚窝，攀上崖顶。###的几个文人七嘴八舌批评我：
“小李呀，以后可不能这样搞了，水土流失啊！”
“你看这段黄土都垮下去了，耕地又减少了一段！”
“这些黄土都要流到延河里，流到黄河里……”
我把肩上的甘草往地上一丢，拧着脖子，不理睬他们。满山的土，遍地的河，哼！水土流失，流个鬼哟，瞎咋呼个啥子嘛！大家议论了一阵子，见我不吭声，又去种土豆了。
我把甘草晾干后，送到新市场药铺，问他们收购不收购。药铺掌柜说，本来我们药店不收甘草，你这根又粗又长，收下吧。给了我块八角的边币。
我被选为开荒模范
大生产运动中，党要求每个人种20棵西红柿。一天，徐老独自一人在山坡上用镢头挖坑，见我走来，就喊：“咳，小李，有空吗？”
我说：“立时就有空。”
“茅房弄大粪你敢不敢呀？”
“有什么不敢弄！弄大粪干啥？”
“给我弄一担来，种西红柿。”
我掏了两桶粪水挑了来。正巧凯丰有事喊我，就把粪桶放下走开了。等我回来，徐老已经把粪水倒在土坑里，种上了西红柿苗苗。过了些天，徐老栽的西红柿秧总是蔫蔫的，他常常皱着眉头，围着这些秧苗转悠。我劝他说是肥上得太多了，他就又在坑边上补种了西红柿秧苗，果然一棵棵长得黑绿，徐老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西红柿快开花时，我看见徐老用锄头挖他那宝贝似的西红柿秧子，就问他：“徐老，你干嘛？”
“我把它们挪一挪。”
我说：“那可挪不得！等秧子缓过来，花也开不了了。”
徐老说：“你知道吗？苏联有个米丘林，移植果木……把苹果树移到以前不长苹果的地方，让它们适应环境，结果长出苹果来啦！”
我说：“那可是果树呀。”
徐老说：“我们做个试验，挪十兜试一试。”我心想，等秋后看你的热闹吧。但还是帮他把十棵西红柿换了个地方。秋后，挪过窝的秧子没结出一个西红柿。
徐老感慨不已：“真是挪不得哟！要不是碰见你，我就都挪动了……苏联人的经验也不是随便学得哟！”那些没挪的秧子结满了西红柿。奇怪的是，每棵秧儿上长着三种颜色的西红柿，有黄|色、紫色和鲜红色的。
1943年初，一天，中央宣传部全体同志都到赵毅敏、董纯才窑洞前的院子里开个“小会”。陶希晋似乎是“主持”，他说：“我们这几年开荒成绩不小，解决了中央财政困难，对国家，对抗战都有很大益处。中央奖励我们宣传部一条毛毯，我们要选出一个开荒模范，把毛毯奖励给他。”
边区毛纺厂生产的毯子，真材实料，厚重的像薄棉被。黄|色的毛毯在大家手中传看，博得众人赞叹。
###三十多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目标集中到徐特立老人的警卫员小秦和我的身上。徐老看到我和小秦难分高低，就表态了：“我们种的小米，煮的粥是真香啊！自己的劳动果实嘛……小李是又能吃，又能干，开荒种地，他一个人顶我们两个人，评他当模范我不反对。”
陶希晋提议举手表决。他踮起脚跟，一五一十的数票。结果，我比小秦的票数多。徐老微笑着冲我招招手，我走上前去，从徐老手中接过毛毯，向徐老鞠躬，大家拍了一下手掌，各自散去。
和徐老在一起，感到比父亲还要亲切的关怀和爱护。他时常向我们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1985年我听徐乾同志讲，解放后，徐老每年都要给他的警卫员小秦寄几次钱，每次数百元。小秦在桂林工作，家里小孩子多，徐老尽力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1)
杨家岭上的“体育明星”是王盛荣，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将王盛荣飞快的从人群里穿过。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一百六十多华里，大家不信，说他吹牛。可惜王盛荣到东北住进齐齐哈尔市小洋楼，楼下警卫员擦枪走了火，子弹穿过地板打断了他的大腿。1949年以后，他定居武汉，也无冰可滑。
陈云不喜喧闹，幽默少言。中组部的同志在球场打排球。王鹤寿、刘子载、王盛荣几个中层干部都穿着一双雪白的球鞋，跑来跳去的十分惹人注目。我听李富春讲，陈嘉庚[1]是爱国华侨，到延安参观访问后，给我们八路军捐了几万双球鞋。鞋子都发给部队了，延安留下的几双就给了像王盛荣这样的“老革命”，连陈部长和我都轮不上穿。
排球开局，王盛荣连续把排球打出界外，陈云在一旁评论：“你太悲观了，净想自杀了！”大家闻言，哄笑不止。
###的几位年轻女同志常常邀我跟她们去跳舞。
“小李，来，我教你跳舞。”
“跳舞有啥用呢？”
“跳舞能锻炼身体，还能搞‘外交’。” 我知道“搞外交”意指谈恋爱。
我说：“嗨！跳啥舞呀，捏个‘小猪爪’也不能啃一口！”
她们听我解释说‘小猪爪’是女人的小手，差一点笑破了肚皮。
延安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原始的与现代的相互交融。战士们在黄土地上画个田字格，摆上石子，土疙瘩玩“拱牛”。###的娱乐稍稍高级，我们用黄泥捏出一个个疙瘩，晒干后涂上黑、白、红的颜色，制成跳棋，玩一次跳棋，手掌就染上花花绿绿的颜色。象棋也用黄泥刻制，或用硬纸片剪成。更高级的就是王鹤寿与毛主席下围棋，张闻天陈云他们下国际象棋。
有一天，大家说起象棋和围棋的发明，都不知道围棋是何年何月出生的。毛主席就长篇大论，滔滔地讲起来：围棋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老祖宗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以后，你搬一些黑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他搬一些白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开始了争夺私有财产，后来就变化成了围棋。你看活棋的两只眼，就是两口水井，你只能填死一口水井，所以我是活棋……
毛主席的许多话，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只记住了他评论，现在的人不如自己的老祖宗，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太野蛮。
###里的文人绝少玩球打闹，像凯丰、陶希晋、柯柏年、黄华、黄爱民、徐乾、王茜等人，整日躲在窑洞里读书写字。
杨家岭上的人们都很幽默，大家同甘共苦，有必胜的信念，就像亲兄弟，你幽一下，我默一下，毫无顾忌。杨家岭上有一个女干部赵兰，像蔡畅大姐那样“扯”。她张扬着要当媒人，给王鹤寿说个老婆。她说那个女同志大耳垂肩有福相，嘴唇厚实是实诚，窝落的眼睛好洋气，一身黑哔叽有钱财，小脚走路腰身摇动有风度。王鹤寿看看赵兰一脸坏笑，想了想说：“好你个赵兰，弄个老母猪给我啊！”。
李富春喜欢听收音机，是杨家岭是消息灵通人士。遇到无线电信号不佳，李富春常常跺脚拍桌子。收音机的干电池没电了，就要放些盐粒，灌点儿开水。苏德战争爆发的哪天早晨，李富春发布消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啦。昨天晚上，是蔡大姐听苏联广播听出来的。大家议论，德国背信弃义，猪狗不如。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有一回我正看戏，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让一下，让这个年纪大的负责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挤了一挤，露出一段板凳。来人从后面跨过凳子，一ρi股坐下来，像倾倒了一座山。这是谁呀？扭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与我紧紧挤在一起。
延安一有新鲜的事儿，杨家岭的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听说新市场的人民银行举办展览会，我和陈鑫良、周福寿……走下杨家岭奔新市场而去。延河边有一位年轻的女人坐在石头上洗衣服。陈鑫良与她招呼：“崔老师……”
陈鑫良在路上说：“她每天给我们几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课，教我们识字……这个崔老师把毛主席讲的那些字都给我们教了。她说，现在毛主席提倡中国字要改革、要简化……今后常用字只讲一种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简化，不要讲了。”
人民银行的展览很简陋，窑洞里的柜台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条银锭和各种钞票。最大的一根金条长一米多，碗口粗细。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
“鲁艺”剧团来演京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观众。礼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桩，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桩上钉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着座位号码，这就是观众席。我和几个警勤人员来晚了，一进礼堂，就听见叶子龙站在戏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给首长们留着，首长不来，同志们再坐。”我和几个警卫员看后面没有空位，挤上前去，一ρi股坐在前排板凳上。叶子龙走来轰赶，大家嬉皮笑脸的赖着不走，他也没有办法。快开演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李富春，蔡大姐，吴老，徐老都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戏。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2)
锣鼓响起，大幕拉开，只见花脸上台来，黑脸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评论一句：“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
戏演到一半儿，傅连暲来了，东张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连暲同志，你到我这里来。”傅医生还要推让，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称赞说：“这是个好小伙子，即有眼识，又有理解啊！”
鲁艺京剧团过一两个月才来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欢看戏，他是每场必到，看到精彩之处，和大家一起叫好，高举双手鼓掌。我回回演戏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门道。
1942年5月，毛主席专门就文艺工作讲了几次话，从此，延安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实际的节目。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兄妹开荒》，我看得很带劲。过春节时，王昆领头扭着秧歌来枣园拜年，首长们都走出窑洞来观看。王昆边扭边唱：“哥哥你好难呀，昨天晚上区长开了会，讲了一二三呀，你是一点儿也没做呀……”她的歌声感人，舞姿优美，许多年轻人看得如痴如狂，跟着秧歌队从枣园跑到候家沟，又跟着去杨家岭……
每逢枣园有演出，叶子龙常常让我给后台演员送开水，送炒花生。我听演员之间互相说：“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够好呢！”几十年后，我误记这个女演员是郭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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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离婚闹出流血事件
凯丰是中共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部长。凯丰的妻子姓廖，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星期天，她带着勤务员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称她“穆桂英”。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少了。###的女研究员王茜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凯丰的革命资历和学识，两人多有共同语言和兴趣习惯，日久生情。
王茜个子矮身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我按###干部名单称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说：“明明草字头下一个“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对我宽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么叫。”
以后，我一直称她“王西”，成了习惯。1943年在枣园，叶子龙听见我喊她“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就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凯丰与妻子激烈的争吵愈来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见“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窑洞里。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她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出。我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臂，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隔壁窑洞的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愣愣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说：“部长，快用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
凯丰和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无人祝贺，王茜悄悄搬进凯丰的窑洞。1943年我到枣园时，王茜已生一个男孩。
在延安整风时，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因此拖上一条“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账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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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岭整风之初
在整风运动之前，住在我隔壁窑洞的一对年轻夫妇三天两头吵架，时间一长，我们听出了门道。丈夫在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妻子不满意丈夫的解释，为此事，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而不是给党整风。
王实味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多加指责，评说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把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整党风整到干部等级待遇上，偏离了整风方向。
王实味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实际的、偏激的观点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工作，一边审干。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特阶段。延安的“敌情”骤然紧张，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窑洞前新增设了双岗。
杨家岭每天上午维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组部、###、中央办公厅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礼堂，热火朝天地互相揭发，清查特务，常常晚饭也不吃，通宵达旦的清查特务！除了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委们，几乎人人过关。曾在白区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更是审查重点，像武竞天、陶希晋、陶铸、柯庆施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能幸免。
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数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的领导人之一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
陶希晋很担心：“哎呀，要有了什么事情，谁能晓得？！”
凯丰有病，从不参加整风。毛主席十天半月，偶尔参加整风，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整风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风会时，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中，许多人暴露了，党组织马上换了人。也有许多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为什么你们两口子，一没有被敌人逮捕，二没有被组织替换？这是为什么？”
夫妻俩辩解：“党组织不更换我俩的工作，我们怎么办呢？敌人不来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呀！”
康生不依不饶：“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秘密，你们反过来还要责问组织？不要太嚣张了！”康生组织一群人实行围攻，将夫妻俩隔离审问，只准妻子回家。数月后的一天，丈夫突然回来了，当天夜里，夫妻俩抱头痛哭，商定一同自杀。他们在窑洞门框上系上麻绳，一人登上一只木凳，妻子脚下的木凳翻倒，麻绳勒进脖颈，人吊死了。丈夫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套子，站在木登上，直到天亮。
清晨，我经过他们居住的窑洞，看见窑洞门框下吊着一个女人，站着一个男人，大惊：“李同志，你们这是干啥？”那男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附近窑洞的同志听见我的呼喊，都跑了出来，把他们夫妻俩放了下来，有人说：“人死了，救不活了！”
也有人斥问：“你为什么不死？”“你怎么没去死了？”
李同志稍稍清醒：“我就想一条啊，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真的总是真的，假不了，如果我们都死了，以后党还要还我清白，给党增添许多麻烦。”他双眼直勾勾的望着死去的妻子，欲哭无泪。
这时，社会部来了几个人，把李同志带走了。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的忠诚也受到怀疑，运动积极分子反复盘问他：“你参加山西牺盟会，究竟是谁派你去的？”
武竞天说：“是组织叫我去的呗。”
“你在山西牺盟会究竟干什么？”
“我在牺盟会干啥，组织都知道！”
“出现×××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武竞天回答：“那我不知道！”
这天天黑前，我从中央大礼堂出来去大灶吃饭，经过赵毅敏那一排窑洞时，平日无人居住的破窑洞的门前，有两名战士持枪站岗。此事奇怪，我走进窑洞看个究竟。武竞天被几道麻绳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丢在窑洞的地上。武竞天睁开眼睛，恳求说：“小李救我，快找人救我！”
我走出窑洞，正巧碰见徐特立老人，我报告：“徐老，今天怎么把武秘书长整个用绳子捆绑在木板上了呢？”
徐老问：“武秘书长被绑在哪里呢？”
我说：“在赵毅敏和我们住的那一排窑洞。”
徐老沉吟半晌：“这个……小李，你走吧，让我去办吧！”
我吃完晚饭，又去那孔破窑洞，哨兵和武竞天都离去了。
延安整风时，虽说康生是“总学委”负责人，但在整风会上仍然受到白区来的同志的诘问：“康生同志请你回答，为什么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找不到你？你跑到哪里去了？”康生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中央机关的许多中层干部对康生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意见很大。陶希晋就说康生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天”。我觉得这话好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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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去枣园做厨师
如果说延安的杨家岭相当今天的中南海，当年的枣园就是现在北京的钓鱼台。
1943年夏天，陶希晋来找我：“陈云同志病了，夜晚睡不着，白天也不睡。饭菜也不对胃口，他指名要你去给他做饭，你说好不好？”
“那有啥不好的！”我心里想，“黄祖炎首长讲的一点也不假啊！好好工作就会有首长想念，还要叫到身边来工作。”
我把管理员这摊工作交给黄爱民，也不参加整风运动了，背着行李卷，从杨家岭走到枣园，开始第二次给陈云一家做饭，同时也给凯丰、王茜和新四军卫生部长做饭。
在枣园，我和叶子龙成了朋友。叶子龙与我差不多大小，人很聪明。他要是忙碌起来，躲在窑洞里写文件，三天五天见不到一次面。他也常常与我们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摆“龙门阵”。
我跟他开玩笑：“老叶，把你那个字改一改吧！”
“改什么字？”
“把‘叶’字换成‘赵’字，叫赵子龙算了。”
叶子龙说：“现在可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问：“那是啥个时代呢？”
叶子龙说：“封建时代呀！要是那个时代，给我改个名字也行，皇帝下诏书，谁敢不改呀！”
在枣园，大家除了聊天自乐，还可以在高台之上，望着土坎下面，毛主席、江青和阿洛夫三人在小院里跳舞。
几乎每日后半晌，阿洛夫骑马来枣园找江青跳舞，江青陪阿洛夫跳一曲，再陪毛主席跳一曲。叶子龙的小媳妇整天躲在窑洞里，从不出来跳舞。江青比在杨家岭时活泼多了，一些小事也出来张罗张罗。
枣园一见阿洛夫、西洛夫，原来是1940年在胜利食堂吃饭的那两位外国人嘛。两个“洛夫”来胜利食堂准是要三盘炸土豆片，三份牛排或猪排，一瓶白酒。延安自酿的白酒大约有五六十度，他俩启开瓶封，让我往瓶里倒进一些白糖。每次他俩都把土豆片、肉排、白酒一扫而光，从不再吃其他的东西。
阿洛夫在枣园也很神秘，几乎不见其他的人。王茜向我抱怨：“阿洛夫、西洛夫可接见毛主席、接见陈云和张闻天。凯丰想见一见，他们都不见！”现在看来，斯大林决定抛弃王明了，所以洛夫们不敢与凯丰接触。
凯丰一直心绪不高，整日闷在窑洞里看书，他想吃什么菜就派李满千把我唤去：“李管理员，你上次弄的苞菜蒸肉好吃得很，再给我弄一回好吗？”
在枣园，我几次看见吴满有。吴满有在延安的名气很大，相当20世纪70年代的农民陈永贵。吴满有拖儿带女从榆林逃荒到陕北，开荒种地，被树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的脑瓜儿灵活，常来枣园走动，有一回，我看见他来送农产品，什么南瓜小米红枣绿豆沉甸甸的一担，进了毛主席的窑洞。后来，毛主席和江青和吴满有走出窑洞，一直送到山坡坡下边。
毛主席送苏联留学回来的儿子进了“劳动大学”，吴满有又成了“大学”的教授。只是以后吴满有没有再出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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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主席包馄饨(1)
我在枣园，天天和党的领导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午睡后，毛主席、陈云、张闻天三人散步碰到一起，他们说笑着走进张闻天住的院子。我们这些警卫员也跟在身后。
毛主席说：“今天打个什么赌哇？”
陈云说：“下棋，打牌，射击随你们。”
毛主席说：“我们打靶。看谁的枪法准。”周福寿从窑洞里拿出陈云的小口径步枪和一盒子弹，放到石凳上。院子中间有一搂粗的大槐树，一群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
陈云说：“要说射击，你们还能比得了我？”他们三人，每人三粒子弹，以树上麻雀为靶子，陈云三枪打下两只麻雀，主席三枪射下一只，张闻天三枪只打落几片树叶。小口径步枪的枪声很轻，没有惊飞这群麻雀。
陈云说：“怎么样，牛皮不是吹的吧？我在苏联，拿这杆小枪打的子弹，一个人都背不走。”
毛主席说：“好嘛，我才打过几枪呀？这样说来，还是我的枪法准，你打了这么多枪，也不能百发百中呀！”
毛主席环视四周，问我们这些围观的警勤人员：“你们说对不对呀？”没等回答，他从人群中发现了我，用手指着我说：“这个小伙子新来的吧？我认识，见过面哟！”
陈云觉得奇怪：“你怎么认识他？”
毛主席说：“1936年在保安，他跟着老黄嘛！”。
毛主席又问：“老陈，你从哪里弄来这个小伙子呀？”
陈云说：“从###要来的，他是给我做饭来的，这是第二次了。”
毛主席：“你倒不客气嘛！”
陈云说：“我前一段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他来做饭，饭是饭味，菜是菜味。我选准人啦！”
毛主席问我：“不简单呀，从哪里学的？”
陈云替我回答：“他是我们胜利食堂培养的。”
张闻天在一旁Сhā话：“这小伙子学到了真本事。”
毛主席还不太相信：“你有什么拿手的？”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悄悄站到一旁，她Сhā话：“胜利食堂的馄饨、片汤是拿手的！”
张闻天说：“小李，你去主席那里，给他做一餐饭！”
江青向毛主席要求：“我们吃一顿馄饨，吃一顿片汤吧！”
毛主席说：“好！我们也吃一顿。”转向我：“小李，怎么样，去不去？”
我说：“不是拿手活，试试看吧。”
毛主席说：“试试看可不行，你得让我吃好呀！”
陈云说：“小李，你去到主席那里露一手，我请客啦！”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对枣园的管理员说：“你买一只鸡，不能太大了，也不要太小了，我给主席做两顿饭用。”我让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把鸡收拾干净，告诉他煮鸡汤的火候，加盐，添水的要求。然后用刀割下一块鸡胸脯，拿到我的厨房，和一块约三两重的猪肉放在一起，剁成肉馅。没有味精，只放了一点生姜和花椒面。我压好了馄饨皮，安排好陈云的午饭，就带着肉馅和面皮到了毛主席的小厨房。先用清汤把馄饨煮到八成熟，再捞出来放入鸡汤中煮熟，一次做了多半锅，由警卫员端进毛主席的窑洞里。晚饭时，我又用鸡汤给毛主席一家煮了半锅片儿汤。
按胜利食堂的规矩，吃馄饨是要配上一小碟辣椒油的，我图省事，没调制辣椒油。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张闻天的住处碰见我们。一见面就说：“小李，你做的馄饨和片汤真好吃呀！差一点没撑着，吃了一碗还想吃，又吃一碗，吃得肚子都疼了，我怕撑死了。到了晚上，片汤还好吃，不知吃了多少碗，前面一碗，最后吃一碗，不知中间吃了多少碗？”主席边说边扳手指算数。
陈云说：“主席，你这个帐是怎么算的呀？才这么个年纪，帐都不会算了。”
毛主席说：“算不得哟，小李是叫我上吊呀！”
我说：“主席，你说好吃，你就吃呗！你要吃我再给你做！” 这回我倒认真起来了。
毛主席忙摆手：“可不敢了，啊！我的伙食费，你也没钱掏，我也没钱掏呀！两顿饭吃了一只鸡！这个钱要省回来，我要勒脖子。”他用手比划着“上吊”的样子。
实际上，这两顿饭我只用了一块鸡胸脯和一锅鸡汤，剩下的鸡块，他还可以吃两餐。毛主席继续说：“我两天三天的伙食费也只有一只鸡的钱，啊？怎么办？”他冲我圆瞪双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问：“主席，你吃饭还要限制吗？”
他说：“小李呀，你也不限，我也不限，怎么得了？我们现在一切都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把钱吃多了哟！”他停了一下，很动感情地说：“我们一天三顿起码是细粮，你们一天三顿都是粗粮，我们看了都难过。小李，你们一月二月三月也吃不到一顿大米，一年也只有过节吃上三顿大米饭。我们今天穷，一是这个地盘太小，二是这个地方出不了多少大米。”抗战时期，延安只有枣园出产一点大米。
给毛主席包馄饨(2)
陈云打断毛主席的话：“得啦，花多少钱，小李掏不起，你也掏不起，反正是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去喽！”
毛主席看一眼陈云，无话可讲，就又对我说：“小李，我还想吃馄饨，可再也不敢让你做了。”
中央首长在延安吃小灶的标准，中餐、晚餐都是一菜一汤，这是定死了的，只是到了月末，有了些节余时，管理员才让我们多做两个菜。
自从主席吃了我做的两餐饭后，每当在树林里或在小土路上，碰见我，常常开玩笑：“哎呀，小李，可没有把我撑死！”要不就说：“我的伙食费可好吃呀！”又说：“你要想办法呦，帮助节约，好吃馄饨哟！”以后，我又给他做过几次饭，他好像只有对馄饨和片汤那两餐饭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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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江青学厨
初到枣园，遇见江青，她还认识我，但不知道我的姓名，直接招呼：“你不是在胜利食堂的吗？”
我回答：“是啊！”
“你怎么来枣园了？干什么来了？”
“我来给陈云同志做饭。”
“好哟，胜利食堂配合馄饨片儿汤的那个辣椒油是怎么做的，你会不会呀？”
“会。”
“你明天给我做一碗，主席吃菜，顿顿缺不了辣椒。老周做菜放干辣椒，冬天就嚼不动了，夏天能吃新鲜辣椒，冬天就不行了。”
我炸了一碗辣椒油给江青送去，过了几天，她又来了：“小李呀，毛主席可喜欢吃你炸的辣椒油了，又香又辣，又能长精神！”
毛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来找我：“现在主席不让用干辣椒炒菜，让我问问你，那辣油都放些啥？”
“嗨！那还不简单，就四个材料嘛，先把红辣椒、花椒、大葱、大蒜放到锅里，用水煮；看见汤水发红，放一点点盐，等到水剩下不多了，你就倒入一碗清油，小火慢慢烤，见到大葱大蒜变黄|色了，可以撤了炉火，捞出辣椒和葱蒜让警卫员们去吃，剩下的辣油给主席。”叶子龙大概在主席那里吃了辣椒油，也让老周给他做了一碗。
那天，在小花园里，叶子龙竖起大拇指：“小李，你那辣椒油真棒，我现在吃小米干饭，就把葱蒜和辣椒红油一齐浇在上面，连菜也不吃了。大灶的菜啊，我三顿五顿才去吃一次，实在难吃呀！”
给毛主席做馄饨的转天，江青来小灶厨房，询问馄饨的制作方法。我说：“其他都无所谓，主要是擀皮儿，馄饨皮儿擀好了，片儿汤也就成了。”
江青说：“就是嘿，我们的老周擀不好馄饨皮儿，主席喜欢吃片儿汤，他也做不好，一赶面皮儿就粘面板子。”
我说：“我告诉你这个窍门儿：和面时放一点盐，再磕一个鸡蛋进去，如果有淀粉，兑进去一些淀粉，面和硬些，保你怎么做，怎么有。”
江青很兴奋：“好啦，我去指导老周做馄饨、片儿汤。”
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我见厨师老周用一面铜筛把鲜嫩的菠菜叶挤滤揉搓成菠菜泥。我问：“为什么要弄这么细呢？”
老周说：“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说，毛主席不能吃大米粒以上那么大的东西。”
陈云爱吃白菜炒肉丝，一开始，厨房没有淀粉，我就用面粉浆肉丝，然后过油，肉丝滑嫩。凯丰喜欢吃牛肉炸土豆，先把牛肉炖好，再过油烹炸土豆块，然后混合牛肉和土豆。王茜爱吃醋溜白菜。每星期给她们蒸一次胡萝卜和土豆，土豆剥了皮再蘸白糖吃。江青和于若木、王茜来小灶厨房学做菜，看见笼屉上蒸胡萝卜，听于若木讲如何如何有营养，回去，也让老周给她蒸胡萝卜。
枣园专门有保存蔬菜的窑洞，外面挂一面厚棉门帘子，里面堆满了胡萝卜、青萝卜、土豆、白菜，储存到转年新鲜蔬菜上市。
江青、王茜、于若木三位夫人常来厨房见习，她们站在我身后，我一边干活，一边讲一讲怎样切猪肉，炖肉的火候怎么掌握。有些菜肴江青也搞不明白，就派她的炊事员老周来问。老周进门就喊：“小李师傅，江青告诉我，作一个炖牛肉烩土豆，让我来看看你是怎么用油炸土豆的。”
（1998年5月3日）
儿子：怎么一见面江青就认识您？
父亲：1940年吧，我在胜利食堂。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我给她端碗上桌，点头之交吧。大家背后指指点点，她就是江青，毛主席的爱人。
儿子：江青爱吃什么菜呢？
父亲：看来那时间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也够可怜。
儿子：江青吃馄饨时和不和别人打招呼？
父亲：打啥招呼呀，萧军萧三他们来吃饭，昂首挺胸，走进里面的小屋，挂上门帘，喝酒吃肉，江青坐在桌子旁边看几眼，独自一人走了。
儿子：说说您对江青的印象？
父亲：江青呐，咳，拿旧社会来说，她就是一个“油子”。一个人扒到我们那里去喝什么馄饨，像她那样年轻女人，那样的身份，在整个延安绝无仅有。
儿子：那时，您能想到江青在“文革”中那么权势威风吗？
父亲：江青在延安，好像一个小媳妇，说话细声细语，一笑眼睛嘴巴喜气洋洋，比王茜、于若木她们几个漂亮，但没有叶子龙的小媳妇漂亮。她们各有各的特色，也不太好相比。咳，江青要好好过日子该多好，也不至于被判死刑，最后上吊自杀。
儿子：以后您与江青再也没有联系？
父亲：闹“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站错了队我挨整，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求她救助，她没有理睬我。
在枣园相识张恩德
枣园的枣树一株株拥挤在一起，树上的红枣儿像一粒粒大云豆，与我厨房门前的枣树无法相比。枣园里有一位看园子的人，菜地里的黄瓜豆角南瓜成熟了，他负责采摘，送到大灶小灶厨房。他对我说，枣树梨树翘起的老树皮，每年须用刀剥去，多余的枝杈用刀砍去，这样才能长得好梨好枣。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动手去干。
每次采摘了红枣或鸭梨，看园人就咣咣咣地敲一遍铜锣，听见锣声，枣园人就知道分水果了，各位首长家的家属和警卫勤务厨师都聚到一起。枣园后沟社会部的同志听不见锣声，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过来。大家围住柳条笸箩，放开肚皮，红枣鸭梨尽饱吃。剩下的水果再给张闻天、毛主席、陈云、凯丰等人捎带回去。
小灶厨房门口有一株枣树，我常用洗肉的汤水浇灌这株枣树，秋后，整个枣园，独独这棵枣树长满鲜红的大枣子，毛主席他们走过来，也多看一眼，称赞几句。有时，江青带着她的女娃儿想枣子吃，就对孩子说：“求一求李叔叔吧，给我们摘几颗枣儿。”我扬起烧火棍，棒落些许大枣，江青母女俩咯咯地笑个不停，捡尽地上的红枣。
看见江青身边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黄祖炎首长和小长生“小长生也有六岁了，比这个女娃大……”我弄完早饭，独自一人奔宝塔山而去。
我满头大汗走回枣园。李满千问我：“干啥了，出了这么多汗？”
我告诉他：“去了一趟宝塔山。”
“哎呀，你去那干什么？那个地方现在是‘日本工农学校’都是俘虏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那里的人一个个楞了呱唧的。”
李满千警告我：“你以后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凶狠残暴！”
“跟我说话的那个日本人还很和气。”
“你不知道，上个月，从山西押送过来两个日本俘虏。我们中央警卫团去了三个战士，把山西来的同志替换下来，快走到延安时，过一条小河，这两个日本俘虏突然动了手，打死了我们两个战士，另一个战士负了重伤。日本俘虏抢了枪，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气，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着机关枪……日本俘虏宁死不投降，只好把他们打死，为我们的同志报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张思德比我大几岁，是四川老乡。他时常来小灶帮忙，挑一担井水，劈一捆木柴。张思德是个好人，工作认真，被派去烧炭，被炭窑活埋了。毛主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致了悼词。
在枣园，我和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经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车经”，后来，这些“汽车经”对我驾驶吉普帮助很大。
外国医生马海德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浑身发热出虚汗。陈新仁发现我身体不适，报告了陈云。陈云很着急，来宿舍说：“小李有病了，赶紧看医生，你去备马。”他询问我的病情，随即给傅连暲写了一张字条，让陈新仁牵马送我去中央医院。
傅连暲看过陈云写的便条，吩咐护士去找马海德医生，同时准备X光机。
两位医生低声商议后，由傅连暲给陈云写了一张字条：“海德和我检查后，发现小李同志肺上有一小斑点，怀疑是早期肺结核。”我站在傅连暲身后，看他写的字，基本上也能认识。陈新仁拿上傅连暲写的纸条和我一起回到枣园。
几天以后，陈云把一个写着“中央疗养院”字样的信封交给我，陈新仁和我骑马驮着行李卷，去中央疗养院住院治疗。
看来黄祖炎首长的肺结核没有传染毛主席，而是传染了我。
在中央疗养院见到马海德，他的汉语还是不太熟练，他安慰我：“你，年轻，有病也不要紧。现在像你这个病，有陈同志关心，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1972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国政府医疗小组的组长赴瑞士日内瓦为身患绝症的斯诺治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以为他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国医生，实际上他是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他的父亲早年从黎巴嫩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纽约州水牛城钢铁厂的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医科大学毕业的海德姆追随“东方淘金”的热潮，来到中国上海。
1936年5月，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斯诺在郑州换车时，认识了海德姆，俩人一见如故。海德姆应邀与斯诺同行。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们两人顺利进入陕北。
后来，斯诺离开陕北，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海德姆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马海德，在阿拉伯文中，海德姆就是“马”。1988年10月，马海德病逝于北京。
中央疗养院与中央医院相隔一道小小的山沟，实际是医院的高级病房。住院的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我因为陈云的关照，也住了进来。
马海德、傅连暲和苏联医生定期来疗养院巡诊。我听见马海德与阿洛夫闲谈，评论傅连暲：“他可惜呆在这个小地方，如果在天津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他就出了名，是个名医，能发大财。”
中央疗养院主要以休息和营养为主要治疗手段，没有盘尼西林来治疗肺结核。我听马海德说：“‘盘尼西林’这种药非常稀少，从上海来的人说，在上海的黑市上，一支盘尼西林卖一根金条。”
疗养院里还有一些宝塔山医院的医生护士，我同她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比别的医生多一分亲切，更受照顾。负责我这间病房的小韩护士，却是新相识。她天天来给我测量体温，送水送药，送汤送饭。我从来是侍侯别人的，今天，有个大姑娘服侍我，真是很尴尬。
1944年夏天，我的肺结核病灶经X光检查，已经钙化，可以出院工作了。
大卫·包瑞德上校
在中央疗养院治愈了肺结核，我还想回到陈云身边工作。陈云对我说，原来打算送你去党校学习，现在来了美国人，你比较有经验，去美军观察组工作吧。
美国人来之前，延安的各个单位都打了招呼，是最早的“外事教育”吧。在中央疗养院时，有干部来讲话：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OK ，就是赞扬表扬；美国人说“哈罗”，就是问候，相当我们的“你好”；我们见了美国人，也要有礼貌，互相握握手，也可以说OK 说“哈罗”。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军事代号是“迪克西使团”。
美军观察组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包瑞德秃头，圆脸，身高比一般中国人略高。他身体强壮，体态匀称，看上去根本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的风度很有些贺龙司令员的味道儿。每天早餐晚餐前，上校都要“操练”。他敞开军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Сhā一只自动手枪，挺胸甩臂，目不斜视，一会儿健步急走，一会儿缓步慢跑。上校沿公路跑到北门，出南门，绕回东关，过延河，经清凉山、王家坪，再从王家坪过延河，从“韬奋书店”旁边走回观察组。上校的“怪异”行为使我们很好奇，天天挤在大门口，看包瑞德上校在延河滩上无事瞎忙活。
上校佩带一只崭新而精美的手枪，我问警卫战士，他们也不识那手枪的牌号，还是杨管理员问了包瑞德上校，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支“加拿大撸子”。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给包瑞德解释建筑设计图纸，准备给他盖办公室、卧室、会客室和厕所。上校听了连忙摆手：“毛主席没有建这么好的房子，我不能建！”
我们劝他：“你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我们的盟军，应该的。”
包瑞德说：“你们中国的古话‘耗子尾巴——长不了’，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我们在延安呆不长啊！日本的尾巴也长不了呀。”
最后依照他的意见，搭建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独立房屋。施工的时候，上校在一旁转来转去，看见我们要用砖砌墙，急忙摆手，说中国话：“震了！地震了！不要砖墙！”原来他担心发生地震。我们按他的意愿，用运输机运来的水泥筑地基，用厚木板做墙壁，建成里外两间的木结构平房。在延安十年，我只经历一次地震。1940年入秋，刚刚掉树叶儿，还没有吃晚饭，胜利食堂门板上的铁吊子忽然咣噹咣噹地撞门。沙师傅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地震，地下的鳌鱼翻身，是个好年成啊。附近的老百姓嚷嚷，太上老君赶山啦！山走地动啦。
周恩来很少来观察组，一次他来找黄华，让黄华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周恩来讲到外国人在上海横行霸道，根本不用正眼看中国人；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周恩来浓眉紧锁，一字一顿说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同时用手指在空中一指一点。停了一会儿，他的情绪稍稍平静，又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尊重我们呢？一是我们与美国是盟友，帮助美国人做出许多工作；二是延安人团结抗日，不贪污腐化；三是延安官兵一致，有民主自由的空气。美国人佩服我们哪！”接着黄华站起来讲了一番话，周恩来很赞赏，带头鼓掌。
包瑞德上校在延安美军观察组的任职时间很短，日本投降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驻华助理武官。1949年，包瑞德目睹了解放军开进北平，1950年2月，他黯然离开北平。
1971年，周恩来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已退休的外交官谢伟思谈话，表示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事实是，包瑞德没有来中国与他的延安朋友们相见，他终老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1976年周恩来逝世，包瑞德撰文悼念，中国的《参考消息》予以转载。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如今，包瑞德上校已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为“周恩来的美国老朋友”。
美军观察组的趣事(1)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当今天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但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两者却有很大差别。在延安的“大使馆”里，中美人员就是吃喝不分的“哥们儿”。
一道用黄土“干打垒”夯起的围墙将整个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围得严严实实。黄土围墙有两座大门，哨兵日夜警戒。围墙之内却是一个大院，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之间互可通行，就像一家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陕甘宁边区司令部大院内拦腰筑起一道土墙，将“边司”与“DIXIE使团”隔离开，兄弟之间出现了芥蒂，喻示中共与美国隔阂的开始，渐渐演化成冷战的“铁幕”。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美军观察组，再三指示要让客人们吃好住好。我找到驻地的乡政府，请他们帮助雇佣民工，筑窑烧砖，大兴土木。我们陆续在“边区司令部”的操场和菜地上建筑了三层楼高的气象观测楼、包瑞德上校的独立木屋、仓库、餐厅和警卫室；大门旁搭起了汽车棚和发电机房。气象观测楼第一层用青砖垒砌，二层三层系木结构。民工把粗大的松树锯成厚木板。他们又依地形选择一面陡峭土坡，从坡顶挖一竖井；从土坡脚下挖一道拱门与竖井沟通，这样砖窑就挖成了。把干燥的砖坯与煤炭层层叠叠交替码垛，点燃柴薪烧到一定火候，民工们排成一队从延河传递水桶，把河水灌入砖窑，窑口升腾起团团雾汽，直到砖窑的拱门淌出流水，青砖才算烧好。
观察组的餐厅大约80平方米，美军的厨房设在餐厅的里角，堆放着橱架案板烤箱。
几片巨大的人字柁支撑起的仓库像一座小礼堂，吉普车可以轻松的在里面掉头转向。仓库的实际利用率很低，只堆放军衣、睡袋、罐头食品、气象器材、通讯电台，还有满纸盒子的手表。这些军需品足够百八十人穿用。杨管理员讲：“他们准备派150到200人来延安。”
观察组的庭院左侧有一片稀疏的柳林，树木粗若碗口，美军人员常常在林中打羽毛球，举办舞会。
在厨房后院的地下挖了一间地窖。夏天采购来的牛羊肉、鸡蛋放在地窖的木架子上，可保鲜一个月。地窖门外挂一条厚厚的棉门帘，门帘后面的门框上凝着白霜。进入地窖取肉蛋，须穿上棉衣棉裤，拎出来的鲜肉冒着一股股凉气，美国人看我们夏天穿个棉袄，很好奇，跟着进了“地阴子”，冻得他哇哇叫着跑回地面。
基建施工时，用木工锯下的松树板皮钉了一间棚屋当作发电机房。又请木匠打制一只巨大的木桶，当作蓄水池，安置在黄土高台上，接上铁管和莲蓬头，即为露天淋浴场。美国人穿件短裤，冲浴后，袒胸露背走回窑洞。中国人洗澡，热闹非常，几个人互相打抹肥皂，美国的香皂泡沫丰富，满身沾满了肥皂沫，像一个个雪人。
冬天无法露天洗澡。新市场杂品店出售烧煤的竖式小锅炉，可以产生热水热气，正准备购买一台，在冬天之前给美国人建个澡堂。没想到日本很快投降了，美国人开始陆续回国，没有必要建澡堂了。
观察组的美国人一天到晚鼓动腮帮子嚼着口香糖。我开玩笑说，你们又“倒嚼”啦！他们听不懂“倒嚼”是什么意思，个个都像会笑的骆驼，蓝蓝的大眼睛里都是天真。他们见我不嚼口香糖反而觉得反常，都掏出口香糖请我吃，我一客气，他们就硬塞进我的衣兜。结果，我也和“骆驼”一起“倒嚼”起来。
美国的战时物资供应充足，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美军官兵每人都配备几套咔基布军服和呢料军服；另外还有工作服、夹克、大衣、鸭绒睡袋、皮靴、雨衣等等。在食品方面，最具特色的是花样翻新的各式罐头。夏季蚊虫肆虐，技工调配好一种药剂，用手推式喷雾器喷洒出无色无味的药水，整个夏天，房间内外不闹蚊虫。有时，观察组急需某种零件或药品，用电台通知盟军司令部。很快就从西安飞来一架飞机，在观察组的天上转圈儿，从空中扔下的小木箱，滚落在观察组院子的黄土坡上。
自行车在延安是宝贝儿，在观察组就不希罕了。几辆大轮子的美国自行车就扔在发电机的棚子里。美国军人有时想起来，就弄出来在院子了转圈儿，当成了玩物儿。
只有瓶装咖啡可可十分短缺，每天值夜班的军人才能领一小玻璃瓶咖啡可可，可能就是现在的“可口可乐”。因为没有正式的翻译定名，我们根据玻璃瓶中的液体颜色，称之为“咖啡可可”。翻译说：“包瑞德上校在这里管得很紧，不是节日不许喝白酒。平常只有他们值夜班的人才能领一小瓶的‘咖啡可可’。”
有一次，包瑞德上校整顿军纪，他开着吉普车，从美军宿舍里“收缴”洋酒，收来半吉普车的洋酒都送给我们。我们挑选了一些比较完整的洋酒送给枣园、杨家岭和王家坪的中央首长。后来我到枣园，听周西林说，毛主席没有喝美国的洋酒，送给了警卫战士。战士把洋酒上交连队。寇子忠不知深浅，一口气喝了一瓶，昏睡了三天三夜。
美军观察组的趣事(2)
美军观察组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和感谢，每月发给我们“劳保用品”，像军用毛巾，手套，肥皂，口香糖，骆驼牌香烟和红太阳图案的香烟等等。技工送我的巧克力约巴掌长，二指宽，一指厚，咖啡色的巧克力上面模压了四道沟槽，可掰成五块。技工指一指巧克力，又张张嘴，示意一天只能吃一小块巧克力。有一天，女气象员站在一旁观看我们摆弄吉普车，也得到一条巧克力。我告诉她不要一下子吃了巧克力，她不听话，吃下整块巧克力，兴奋的一夜睡不着觉。
中方翻译办公室的几个人，没有“口福”，但是他们每人获得一块美国手表，天天戴在手腕上显摆儿。
哪时，观察组里面会讲中国话的几个美国人，好几次向我竖大拇指头：“你们共产党是这个”，然后又翘出小拇指朝向地面：“你们国民党是这个”。
五十年以后，“美国洋烟”重返中国大陆。我在天津街头的烟摊上发现了骆驼牌香烟。骆驼还是原来那匹骆驼，烟的味道也像我今天的生活一样平淡了。
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1)
住在窑洞中的美军官兵睡上下铺式的单人床。木床是请延安木匠制作的。到了1945年，观察组鼎盛时期，一孔窑洞住八名或十名官兵。窑洞冬暖夏凉，还可防御空袭。中央领导考虑得十分周全。当时有一条内部纪律，中方人员一律不许进入美军宿舍和办公室。除非发生空袭，万不得已，方可进入美军宿舍（窑洞）躲避。
观察组中方人员有两名英语翻译，都是南方人，年近三十，姓名忘记了；四名后勤管理员，其中杨管理员是总负责，赵管理员负责食堂；另有八名厨师，一名女打字员，一个警卫班。从延安科学院调来两男两女年轻人，配合美军搞气象观测工作。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下发《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朱德总司令前来观看美国人表演美式枪械，在院子里碰见我：“哈，小伙子跑到这里来当外交家啦！”
中央办公厅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一开始，美军官兵都吃西餐，早餐每人两只油煎鸡蛋和油炸土豆片。他们喜欢吃开水烫洋葱和白水煮红罗卜。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黄油、饼干和饮料洋酒。厨房只用美国的酸黄瓜罐头做些酸黄瓜汤。餐厅的长条桌子上摆满了面包片、午餐肉、黄油片、牛奶和果酱。1940年我在胜利食堂学厨，知道一些西餐菜肴的做法，通过翻译，让飞机运来沙拉油和洋调料，做了土豆沙拉和几种西餐小菜。
包瑞德非常喜欢烧饼，一连吃了三天九顿，吃得我们几个管理员犯嘀咕。我说，劝一劝他，过个三五天再吃，以后还有带馅的烧饼。我让大灶厨师炒熟了核桃芝麻，擀成盐馅，给包瑞德烤了几只烧饼。包瑞德吃得高兴，把烧饼掰开让身旁的军官品尝，结果“惹祸”了，美国人都闹着要吃烧饼。好家伙，一次要烤几百只烧饼呀！
翻译带我去见包瑞德，说带馅烧饼就是他的主意。他满脸笑容，挑起大拇指：“OK，OK。”让我等一下，一起合个影。包瑞德转了一圈回来，用手比划：“照相机坏了，以后找机会照相。”
美军每人一套餐具，就是延安烧制的灰白色大磁盘，放在双层木架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牌牌。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我们找美国人要了一只汽油桶，锯掉油桶的盖子，放火烧掉桶里的油泥，在油桶外圈用青砖垒砌了一道夹层，建了个大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我们宰杀活鸡，先用细盐腌透，再用香料汤浸泡，烘烤之前还要涂抹猪油，出炉的“延安鸡”皮脆肉嫩，香气儿冲鼻子。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极受美军官兵的欢迎。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从此，飞机再也不往延安运送面包了。后来，观察组的美国人也能用筷子吃饭，喜欢吃包子，饺子。那时，我们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
观察组中方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时常吃些午餐肉罐头、黄油果酱，开了洋荤。杀猪宰牛剩下“下水”，厨师们大显身手，爆腰花、酱猪肝、脆皮大肠、水晶肚……伙食水平超过中共中央的小灶。我吃牛排猪排，觉得不如胜利食堂沙师傅烹饪的地道。
美军也有一个管理员，名字记不清了，大约叫什么“沃德”，他三十来岁，负责通知每天吃饭的美军人数。我忘不了“沃德”第一次送来午餐肉罐头。他左右胳膊各夹着十二磅重的罐头，走进我们吃饭的房间，然后用手比划着，让我们打开。他看没有人动手，就从口袋里掏出起子，当场撬开罐头，用餐刀划切，分给每一个中国人，说了声“OK”，满意地离去。“沃德”经常拎一只铁皮桶，里面装着各色罐头食品，送到中国人的大灶。
美国的番茄黄豆罐头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油煸番茄酱、加盐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国番茄黄豆的口味，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2)
“四八”空难后，我发现观察组里的中国人都有一只银白色金属茶缸，原来他们取了飞机残骸的铝皮，请新市场的白铁匠打制的。我对赵管理员说：“你帮我做一个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钱，我给多少。”
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美军技工训练我驾驶吉普车
美国吉普车是二战中的宠物。1942年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吉普车，只两年多的时间，盟军部队普遍装备了吉普车。吉普车结构简单，坚固耐用，采用四轮驱动，马力比同样大小的汽车大了一倍，因此行驶速度高，牵引性能优良，爬坡能力强。美军吉普车在延安，同样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美军观察组抵延安不久，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四辆崭新的草绿色的吉普车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观察组无专职司机，有时包瑞德上校也要驾驶吉普车去机场。
美军观察组的基建完工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天天泡在发电机房，帮助美军技工擦机器，摇飞轮手柄，给吉普车加注黄油，很快与美军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说半了咯叽的中国话，他指着柴油发电机向我介绍：“狗头，发电机”。我一直不知道“狗头”是发电机的品牌，或是绰号。“狗头”启动困难，有时要请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大家轮番摇动飞轮手柄，个个气喘吁吁的，柴油机才不紧不慢地冒出黑烟，转动起来。
有一天，我和技工围着“狗头”发电机忙碌，包瑞德上校从外面走进来，拍拍技师的后背，说了句英语。技师站起身，平摊沾满油污的双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开车。上校不时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脑袋，低着头听技师讲话。技工指一指我，又说了一通英语。后来包瑞德抬起头望着我，嘴里不停地说OK，OK！
第二天，翻译把我和气象台的小徐还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召集到一块。翻译说，现在美国人有四辆吉普车，没有专职司机，他们的那个技工要搞发电机，又要搞电灯线路，还要搞保养汽车，忙不过来。他们请求我们替他们开汽车。从此，我在美军技工的训练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在观察组的院子里，技工坐在吉普车上逐一讲解吉普车的操作机件和操作要领，翻译在一旁给我们翻译。经过几天的“理论学习”，我们去东关机场开始操练吉普车。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车的挡风玻璃。我第一个坐上吉普车，拧开电门，左脚踩开离合器，右脚踩“油门”，缓松离合器，吉普车呜呜地叫唤，车身颤抖起来。技工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大声喊着，翻译在身后提醒我操作要领，吉普车慢慢地动起来。技工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我把变速杆挂到高速挡，同时狠狠踩住油门，吉普车飞速狂奔。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转眼间，掠过桥儿沟，接近飞机场跑道的尽头。我想该转回去，松开油门，向左转动方向盘。没料到方向盘转动的太急了，车速又快。吉普车右侧两个轮子离开地面，忽地一下，来了个九十度的侧翻，横躺在飞机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译被甩出车外，我们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互相望着满身满脸黄土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翻译和技工一问一答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我说：“他说不怪你，没跟你讲要慢慢地打方向盘。我问他，你坐在一边也不帮小李一下。他说，刚才那个场面他也懵了”。大家跑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吉普车翻身摆正。技工又仔细讲了转动方向盘的要领，让每个人都上车练了几圈。我们天天驾车去飞机场，只几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练的驾驭吉普车了。技工让我们从延河滩捡了许多石块，他用皮尺量了距离，摆好各种路障，让我们从石头阵中穿行。技师常常在前面开车兜圈子，“中国学生”追上“美国老师”很难，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去追赶。
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可以单独驾车，代替美国人去机场接飞机。不久，运输机又运来两部中吉普。不出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技工的指导下，围着吉普车压黄油，换轮胎，给电瓶充电，用齿轮泵加注汽油。当整备好汽车后，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送我的十几张照片，可惜在东北的围场县遭遇土匪，全部销毁了。我们四个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伙计还活着？他们手中的照片还在不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留下的吉普车，后来被毛主席、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国教练”现在怎样了，要能够和他一起翻阅延安的旧照片，该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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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1)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分别代表着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六十年前，随着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延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美军观察组的少校军医离开延安后，马海德医生负责美军观察组的医疗工作，他每周至少来一二次，给中美双方的人员看病。大餐厅就是马海德医生的临时疹室。一次，在我们管理员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五个小玻璃瓶放入医疗箱，兴奋地说，这回可解决大问题了。我问是什么宝贝，他说，是美军给的盘尼西林。
一个星期天，我闲逛到近邻的中组部，碰见王盛荣：“正好，正好！小李，你在美军观察组工作啊！你找找他们美国人，给我要一种药，好不好？”
我说：“那还不好办。”
王盛荣说：“小李，你等一下，我找一个人，写个条子。”匆匆离去复匆匆归来。
美军技师看了我带去的英文字条，点点头，转身就走。片刻，拿回十片白色的药饼饼。他用中国话问我：“少不？少不？”
“不少，不少，谢谢你了。”
美军技师拍一拍我的手，拍一拍我的肚子，又拍一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再需要药片尽管找他。
王盛荣得了药片，高兴地手舞足蹈：“小李，你可帮了大忙了！”延安时代，几乎人人营养不良，体质虚弱，普通的腹泻、痢疾就能要了人命。几粒消炎药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十分珍贵。
我几次遇见王茜和江青在观察组的柳树林子里跟美国人跳舞，王茜的英文极好，江青可以借助她与美国人交谈，顺便讨要一些西药。有时毛岸英也来凑热闹。
美军观察组成为延安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的董纯才、柯柏年隔三差五来观察组搜集英文报刊杂志。我见他们吃力地怀抱大叠的书报，要用吉普车送他们回家，只有董纯才让我送过一回。
观察组的餐厅亦兼电影放映厅。银幕上放映的好莱坞故事片，豪华的别墅飞奔的汽车令人耳目一新；半祼的美女和男人女人的亲吻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延安的艰苦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低声嘟囔着，这都是些啥玩意儿！低级趣味！纷纷离开餐厅，丢下困惑的美国人自己看。后来，美国人似乎醒悟其中缘由，改为放映战争新闻纪录片，阿留申群岛之战、关岛登陆战、北非战场、诺曼底登陆战等等。成群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在银幕上打得天昏地暗。我们又有了看电影的兴趣。观看“珍珠港事件”纪录片的时候，美国人用中国话说：“这就是日本人轰炸的后果！”。
翻译叮嘱我们，看电影时，愿看就看，不愿看就走，但是观影时不要笑，不要哭，也不要鼓掌。可是观察组附近几个学校的学员不知道这个规矩，他们看到银幕上一群群士兵，在猛烈的炮火下纷纷阵亡时，分不清敌友，只要看到死人就很高兴，兴奋地鼓掌欢笑。后来，有一位美军军官常常站在观察组的大门口，拦住外单位人问：你来干啥？对方回答：看电影呗！那位军官摇头说，今天没有电影。这些影迷们只好走了。
美军翻译有时也给我们做电影同声翻译，这是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战役。我记得，有一个记录影片连续演了三夜，美军太平洋部队进攻日军的一个总司令部，十几栋花岗岩堆垒的二层小楼异常坚固，日军拼命抵抗，美军伤亡惨重。
1944年10月的一天，很久没有来的鬼子轰炸机专门来轰炸美军观察组。清凉山上响起防空警报，大家都躲进窑洞。炸弹在观察组周围猛烈爆炸，声波和气浪震动窑洞的门窗。窑洞顶坡的黄土唰唰地流落下来。
日军轰炸机投弹的准确性比起1938年11月第一次空袭延安时差了许多。观察组院子里的气象观测楼，仓库，餐厅和吉普车都未中弹。只是这次投掷的炸弹很特别，弹坑很浅，弹片扩散的范围却很广，延河滩上种植的高梁，那浓密的高梁叶被弹片削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笔直的一根根光杆儿。落入延河的炸弹爆起的弹坑增加了吉普车涉渡延河的困难，我们只好派出一名警卫战士下河探路，在水中弹坑附近Сhā上标杆，作为路标。
日军轰炸美军观察组不久，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访问。
赫尔利乘坐的大型运输机在机场停稳，机翼上四台发动机还在旋转，刮起滚滚黄尘，待黄风停息，机场跑道已被吹出四道长长的半米深的凹坑。我坐在吉普车上，望着从天而降的钢铁巨鸟，心中惊叹不已。吉普车旁周恩来副主席和包瑞德上校亲切交谈，等候迎接飞机上的美国客人。历史的瞬间就这样在身边掠过，人们却那样的无动于衷。
1945年8月，赫尔利第二次飞抵延安，来迎接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主席登上飞机之际，赫尔利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嗷嗷地嚎叫，搞的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使在场的人们感到他把毛主席弄上飞机，实现了什么阴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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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2)
毛主席去重庆四十多天，延安军民煎熬了四十多天。党政军各个单位天天组织讨论，议题就是：“毛主席在重庆，如果被蒋介石扣押，被蒋介石暗杀了，我们怎么办？”
赫尔利亲手结束了中共与美国的“蜜月”关系，为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对抗埋下了种子，在这一点上赫尔利也是历史罪人。
圣诞节之前，获取卡宾枪情报
临近1944年圣诞节，观察组买来一头黄牛，准备屠宰了，做圣诞节大餐。黄牛很聪明，知道末日临头了，不停地低声哀鸣，眼睛里流出大颗大颗的泪水，真让我伤心。
我和翻译开一辆吉普车，两位美军朋友开一辆吉普车带两只卡宾枪，去南四十里铺的山沟里砍圣诞树。这天大雪纷飞，我们四个人穿着美式军用皮靴，笨拙地在没漆深的雪地上跋涉。进了沟口，转过一道山梁，看见满沟的森林，美国人高兴地大声喊叫，向上奔去，脚下一滑，两人都摔了一个“前趴”。翻译顺手拿过卡宾枪，让我背上。在森林边缘，一群山鸡受到惊动，呼啦啦地像飞起来。另一名美军急忙举枪射击，一枪一枪打了十几发子弹，也没击中一只山鸡。我从背上取下卡宾枪，也不瞄准，向天空飞成一个疙瘩的山鸡放了一枪，只见五颜六色的羽毛伴随片片雪花飘舞。嘿！还真蒙上了！我们一声欢呼，连滚带爬地捕住在雪地上挣扎的山鸡。
砍圣诞树时，这两位“老外”格外挑剔，一个说，这棵树大了，另一个又嫌树型不好看。左挑右选，又爬了两个小山包，终于砍到一棵满意的圣诞树。下山时，翻译悄悄地对我说，小李，你快开车，争取提前半小时到家，我和他们在后面慢慢走，这是一个任务。
我把卡宾枪放在坐椅旁，不顾雪深路滑，飞车疾驶。回到观察组，早有一人等候在门口，没等吉普车停稳，他就奔来，从车上取下卡宾枪，转身就走。我跟在他身后进了我和杨管理员住的那间宿舍。宿舍里还有三人在等候。他们二话不说，拆卸卡宾枪。一人拿出一架又小又薄的照相机，把卡宾枪的零件一一拍摄下来，一人用游标卡尺测量零件的尺寸，一人趴在桌子上画草图，记尺寸。测绘完卡宾枪，他们用白布单兜起全部零件，让我赶快送到警卫班，让战士们擦枪。随后，我走到大门口，远远看见雪地中开来一辆吉普车。翻译领着那两个美国人来到警卫班，对他俩说了一通英语。意思是，小李开车也太快了，枪从车子上掉下去了，差一点没压坏。你们看，他们还在擦枪呢。卡宾枪在当时是新式武器，自从美国人到延安，八路军总部才见识这种自动步枪。
测绘美军卡宾枪之事后，翻译再三叮嘱我：“没有旁人知道，只有你知道这件事啊，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出来呀！”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延安的情报。中方获取卡宾枪的情报，也是互有往来。
延安的圣诞是美军观察组全体人员的节日。山沟里砍来的小松树，Сhā入一块半尺厚木版的深孔里，再用三根木条支撑固定，松枝上彩灯闪烁，挂满了各色锡箔的星星。女打字员用红纸扎了三朵大红花，也挂在圣诞树上。餐厅变成了舞厅，长长的餐桌上摆了蛋糕、烤鸡、烤牛肉、威士忌酒，舞会宴会持续到天亮。
乘美军飞机兜风
从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开始，到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重庆延安之间。每次运输机抵达和离开延安，我们这些“八路军司机”全都出动，接送客人和机组人员。
1945年夏季，延河发洪水，河滩里的卵石乱了，开车过延河就困难了。这时候，飞机运来一台四轮发电机组，功率1000千瓦，美国人要给贺龙的边区司令部、近邻的中组部和杨家岭安装电灯。
我驾驶中吉普拖着四轮发电机，驶离延安机场。同车的美国人一看到了延河边儿，示意他要驾驶。中吉普车拉着发电机缓缓驶入延河，河水渐渐浸没大部分车轮。汽车行进至河心，忽然熄了火。同行的一辆中吉普车和两辆小吉普从一旁过了延河，卸下车上的货物，拴起三截钢丝绳，三辆吉普齐力拖拉陷在河中的汽车。延河里的汽车竟然纹丝不动。几个美国人傻了眼，平摊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在枣园讲汽车经：“汽车陷入泥里，你千万不要用二挡三挡，必须用一挡，一挡有劲儿。再一个看轮胎下面有没有东西挡住去路。”我脱下衣裤，俯身探摸河水中的汽车轱辘。果然中吉普的后轮被一块卵石卡住。我又依次察看三辆牵引吉普车的挡位，用手指示意，让美国人把变速杆挂在一挡的位置上，随后三辆吉普车又一次启动，陷在延河里的汽车，被轻轻的拽上河岸。几个美国人高兴地呼喊：“OK!OK!”一齐向我竖起大拇指。
有一次，吉普车从观察组向飞机场运送货物，有几只钉得严严实实的大木箱，异常沉重，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儿。吉普车过延河时，因为负载太重陷在河中，发动机没有熄火，车轮呜呜地空转，卷起一串水花。驾驶吉普车的美国人招呼我来接替他，我记得周西林讲过：“汽车陷到河里，千万不要拼命朝前开，你愈朝前开，陷得愈深，要向后退。”我坐上驾驶员座椅，挂上倒车挡，加大油门，吉普车向后退了一段，然后猛地向前行驶，爬上了延河对岸。那个美国人大叫着OK！OK，不顾河水浸湿鞋裤，踩水跑过延河与我紧紧拥抱。
美军飞机的机组人员为了感谢我们的服务，主动邀请观察组的中方人员乘飞机去兜风。
飞机像只绿色的大鸟，轻盈地向西方飞翔。我们坐在机仓里的铁椅子上，凑在窗口前向下张望，黄河就像闪光的丝带，沙漠好像一片片鱼鳞。飞机进入青海后开始返航。
延安机场遥遥在望，飞机驾驶员忽然搞了个恶作剧，猛然使飞机向下俯冲。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条长虫拼命要钻出口腔。飞机上有人翻江倒海般的呕吐；有人尿了裤子。飞机在延安机场停稳，众人爬下飞机，个个脸色苍白，惊魂未定：“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坐飞机了！”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借助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运输军队，开始与八路军赛跑，抢先接管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只借用了一架美军飞机运送自己的将军，这也是无偿供给美国人吃喝的回报吧。
大约是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前几天，那天早晨，我按惯例开吉普车送美军运输机的飞行员去东关机场。气氛与往常不一样，在延安东门就有部队警戒。飞机旁早有一群人等候，吉普车驶进人群，美军飞行员跳上飞机做飞行准备。我坐在吉普车上看见黄华招呼刘伯承、林彪、陈毅、邓小平、滕代远等十几位军事首长，他们神情严肃，依次登上飞机。美军飞机的螺旋桨飞速旋转，飞机掉转机身，机头朝向桥儿沟方向，向前飞上蓝天……我还寻思，如果美军飞行员再搞个恶作剧，刘伯承、林彪他们要尿了裤子，可就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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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官兵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炸死日本人二十万；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8月15日，裕仁在日本国内无线电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取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的那天夜晚，我和观察组的警卫战士正在山上的窝棚里看守即将成熟的西瓜、土豆和山芋，防范野獾来糟蹋。忽然，延河两岸人声喧闹，鞭炮声阵阵，许多人举着火把跑来跑去。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卡宾枪的曳光弹一串串划破夜空。我俩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让警卫战士下山去探个究竟，他跑回来告诉我，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俩兴奋极了，坐在窝棚里议论胜利后的日子。
“将来我们的部队要不了怎么多人了，我们向何处去啊？”
警卫战士说：“我要回山西岢岚的老家，向政府要几亩地，买头毛驴，娶个媳妇，美美的过日子。”1946年，我离开延安途经山西岢岚县，荒山秃岭，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没有想到我那战友念念不忘的故乡竟然这么荒凉！
观察组中美双方人员共庆抗战胜利，举杯畅饮，彻夜狂欢。美国白酒的绿色酒瓶外型近乎中国古代兵器的战锤。我喝了小半瓶的洋白酒，醉睡了一天一夜。
日本宣布投降后，观察组内的美军朋友陆续离开延安。我也有了一项新任务，驾驶吉普车去新市场订做各种尺寸和图案的羊毛地毯，作为延安的纪念品赠送给美军官兵。美军人员依军衔的高低，得到大小不等的地毯，一般士兵获赠一对坐椅垫。延安的地毯质地厚重，动物图案鲜艳生动。许多即将离开的美军官兵十分喜欢延安地毯，要求我代替他们去多多购买。以后，观察组的头头让翻译当面翻译他的话：“美国士兵需要购买地毯，你领他们去，让他们自己去买。”离开延安的美国人携带很多行李，吉普车装的满满的。
1946年4月，邓洁派人送来通知，让我去杨家岭报到。我在翻译的陪同下，与美军技工告别。技工送我一把白铜剃须刀，留做纪念。剃须刀使用吉列单刃刀片，质量上乘，一直使用到解放初。在新中国无处购买“吉列刀片”只作为纪念物品携带在身边，“文革”中为掩盖在延安与美国军人交往的经历，我悄悄把这柄刻有字迹的剃须刀扔掉了。
美军投放原子弹造成三十余万日本人死亡，令延安人万分震惊。我开吉普车去小市场采购地毯，三五一群的学生和干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美国这样的做法，取得了胜利，世界人民也不服气！”
“美国这样一种毁灭人类的作法，使人类感到可怕。这样一回行，二回三回再这么干，全世界人民都会起来反对！”
“美国使用毁灭人性的武器轰炸广岛和长崎，美国在那里的侨民也死于他们的手下。”
人群中有明白人说：“这种毁灭人性的武器，叫‘原子武器’，是一种用原子制造的炸弹。”
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深刻反省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常常倒腾出“历史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
如今，日本每年的军费开支已经突破和平宪法所规定的限度，位居世界前列；日本的海军称雄亚洲，他的扫雷技术、反潜作战、不逊于核潜艇的常规潜艇、F-2战斗机、百发百中的高技术导弹、超一流飞行员和机械师等方面位居世界第一，连号称军事霸主的美国都自愧不如；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早已放弃了专司自卫的原则。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难道还想重演“珍珠港事件”，与中国与美国再决雌雄吗？
谢伟思二三事(1)
谢伟思是美国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还是一位“四川老乡”。我曾经几次开吉普车送他去枣园。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穿一身军便服，很风趣和气，不分农民和干部，不分长幼，见谁都打招呼。我第二次开吉普车送贺龙去枣园，同车的外国人就是谢伟思。贺龙称他谢先生，两人都客客气气。还有三四次单独送他去枣园见毛主席。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在吉普车上还问我：“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四川人。”
他用四川话说：“我也是四川人咧 ！”
我不相信他的话：“瞎说！”
他很认真：“你可以去问一问你们的陈毅将军，他可以证明呢！”
我问他：“你的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
他说：“好嘛，我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念书……”
当时我心想，这个美国人还真有意思，还想跟我套老乡。
在枣园大门口，两个站岗的哨兵用大枪拦住吉普车。我跳下吉普车，哨兵还认识我：“哈！小伙子你还会开汽车呀！”
哨兵问了我的来意，就钻进岗亭，摇起手摇电话：“请接毛主席！”得到指示后，才放我们两人走进枣园。
我领着谢伟思走上小土坡，毛泽东已经在窑洞前等候。
谢伟思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毛泽东拉住谢伟思的手一同走进窑洞。直到天黑了，他们两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警卫员们都吃完饭了。后来，毛泽东拉着谢伟思的手，一直送客送到枣园的大门。谢伟思双脚一并立正，向毛泽东抱拳三作揖。毛泽东拍着谢伟思的肩膀，说：“你想几时来就几时来啊！”又叮嘱我：“小李，天黑了，开车注意点啊！”
王盛荣的两个孩子闹肚子，吃什么就拉什么，怎么也治不好。王盛荣托人给我捎话，还想要美国人的西药。正巧这天，我又送谢伟思去枣园见毛主席，我跟谢伟思说，我的一个朋友的两个小孩病了，拉肚子治不好。我想要一些美国的西药给小孩子治病。
谢伟思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注意了，开好汽车，等回去，我给你拿药。”
回到观察组，谢伟思拿来三个棕色的小玻璃瓶，还用中国字在一张纸上，写了每个药瓶的说明。
我给王盛荣送药，他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谢谢啊！你可救了我们的孩子啦！”
随着中美外交资料的逐渐公开，我对谢伟思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1935年，26岁的谢伟思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平先进修中国语言文化。他不仅攻读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在那动荡年代，他目击了“一二九运动”和“芦沟桥事变”。他还结识了一批风云人物，如史迪威将军、斯诺、拉铁摩尔、范宣德等。
1944年7月，谢伟思跟随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他一住就是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望美国做出积极回应。
谢伟思感慨地说：“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国民党)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纳粹德国)是如此相象；而我们从不给予支持的中共的作风却和我们美国人又是这般接近。真不可思议。”
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其所作所为均出于忠于职守、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他出身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一般美国人有更深的了解，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这一切的结合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和大权在握的上司背道而驰。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力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谢伟思预言蒋介石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显然，谢伟思的这份报告完全是基于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他的理想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繁荣、民主和亲美的国家。这与近百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在延安，谢伟思又多次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他将这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回重庆和华盛顿。
谢伟思非同一般，很有政治远见，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到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他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可惜，美国决策人物没有正确对待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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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二三事(2)
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馆的时候，请我免费参观。我看见谢伟思和周恩来在延安的合影照片挂在墙上。现在，来纪念馆参观的人们对谢伟思几乎是毫无了解的。
1999年，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奥克兰2月4日电讯：“曾在麦卡锡时代被清洗出美国务院，后来又被恢复名誉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89岁。”
4月8日的延安空难
1946年4月8日，天空浓云深厚，偶尔有一阵细细的雨丝。我和美国人开出吉普车去东关机场，下午3点多钟，天空中有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飞机的声音没有了，东关机场准备迎接的人也都走了。
第二天，观察组的美国人跑来跑去，电台嘀嘀哒哒响个不停。从重庆来的飞机，因为延安雾大，不能降落，返航时失踪了。
10日，传来消息，8日那天，美军飞机飞过黄河，撞到山西兴县的黑茶山，飞机上的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原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人以及四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整个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很悲痛。
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延安与兴县之间，运回一具具缠裹着白布的尸体和一堆堆飞机残骸。延安的石匠昼夜不停地凿刻了二十多块高大的青石碑，四名美军机组人员也各得一碑。延安举行隆重的祭奠，安葬“四八”空难烈士。
“四八”空难，使延安人很气愤。我听延河岸边散步的人们议论……
“飞机从重庆起飞，就应该知道延安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哪为什么还出来呢？”
“国民党特务把这些美国人，连同观察组里通电话的、通电报的都收买了，不告诉延安的真实气象情况。”
“所以飞机就在陕西山西这一片地方瞎乱飞，不回原地。”
……
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无孔不入，神通广大，是人人皆知的，“四八”空难系其所为，连我也深信不疑。现在细细想来，国民党特务收买观察组的美国人，还不得依靠我们这几个人，哪我们这里面谁为国民党特务工作呢？当时的延安人有谁知道“定时炸弹”是个嘛玩意？有几个知道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迷航？无知发展了惊人的想象。因为无知，也就敢否定历史，否定常识；最后发展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七大的准备工作
1941年，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组部陈云、李富春、蔡畅、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去安塞县参加七大的筹备会议。
从1943开始，全国各地选举的七大代表陆续向延安集中。一些代表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鬼子的封锁线，有些代表牺牲在路途上。
为了准备七大的会场，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杨家岭原来有一座木结构的大礼堂，1942年春节前夕闹火灾，被烧毁了。中央决定修筑一座不怕火烧的大礼堂。石匠们按照设计尺寸，叮当叮当地凿出大块条石。延安没有吊车，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填起土堆，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来，拱出礼堂的房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露出整个中央大礼堂。当时，杨家岭的人们各个称赞。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炸毁。七大礼堂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地区最豪华的建筑。
七大延期召开，大礼堂成了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整风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为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临近七大召开，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洁将我从美军观察组中“借出”，让我协助他做大会的后勤工作。
选举七届中央委员(1)
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到6月11日闭幕，开了整整50天，这些情况创下党的历史之最。
七大开幕前两天，举行了预备会议。七大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分八个代表团：中央直属机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大后方代表团不仅有蒋管区，还有敌占区的地下党代表。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向代表报告七大的筹备经过；毛主席讲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我亲眼目睹了中共七大开幕的历史一刻。1945年4月23日傍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主席台后墙上，两面党旗烘托着朱德和毛主席大幅画像。主席台对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的标语，礼堂的两侧墙壁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席台上端的红布横幅上，缀着一行黄字：“在毛主席旗帜下胜利前进！”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先唱《国际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正式代表中的陈谭秋、廖承志、马明方还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无法来延安开会。
毛主席致大会开幕词：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八年浴血抗战，党和人民已经望见胜利的曙光。抗战之后，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需要统一全党认识，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党的行动纲领。
七大期间，毛主席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李富春、彭真等人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和朝鲜革命军政治干部学校的朴一禹在七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日本革命和朝鲜抗战的支持。
七大开幕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的讲稿大会代表人手一册，需要翻页时，会场上响起一阵纸张的翻动声。毛主席的讲话，与以往的话题大不一样，他在讲抗战胜利后，如何治理国家，许多说法十分新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毛主席讲，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除了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外，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我一边听，一边就联想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那些美国人，送给我们巧克力、骆驼牌纸烟、午餐罐头。如果能够获得美国的资本援助，中国的老百姓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编印的《毛主席选集》对毛主席的七大讲话作了许多修改，利用外资的主张被删除了。
七大期间，不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分组讨论，代表们个个大胆发言，各叙己见。许多代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证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在讨论中，对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也有激烈的争论。
邓洁让我们搬一架躺椅，摆在会场的前排，邓洁说王明有病，要躺着开会。王明还仗着苏联的后台，很有些傲气，可是代表们不买账，很少有人与他交谈。
在大会分组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时，许多代表对王明、博古作为候选人很有意见，认为他们推行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一些代表边说边哭，怀念白区地下党和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友。
毛主席在解释“中央委员选举方针”时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别到各个小组做解释工作，动员大会代表投王明和博古的票。
“七大”公布了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经过分组讨论，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代表们手持红色的选票，分了三拨依次把选票塞入一只白碴木箱子，投完票，代表们都散了。我们几个人把投票箱搬上主席台，有人负责唱票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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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七届中央委员(2)
大会选举出44名七届中央委员，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璋、林枫、滕代远、张鼎承、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王明、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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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好水碗和水壶
为党的“七大”大会服务的，连我算上一共六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女服务员。会议期间，服务组负责为大会主席团和会议代表送开水，就餐时，送菜送饭；代表们离开会场后，我们清扫会场，擦拭桌椅，关闭门窗；休息时，我们就到代表中间征询意见，饭菜是否可口，有什么特殊要求，然后在晚间碰头会上向邓洁汇报。在饭菜的花色品种方面，我帮邓洁出一些主意，安排杨家岭大灶制作。
在讨论“菜谱”时，邓洁说：“代表们来自天南地北，口味不一。小李你看看能不能搞个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那还不好办，酸的——醋溜土豆丝；甜的——糖醋里脊……”
七大代表陆续报到，中央办公厅从一些单位抽调炊事员来扬家岭大灶帮厨，天天给代表煮白菜、熬萝卜；烧一个猪肉，汤肉不分，无色无味。邓洁召集炊事员开会：“以后大灶安排饭菜，多听李管理员的意见，让他出些主意，给代表改善伙食。”
我让采购员从新市场买来八角、桂皮、小茴、花椒、胡椒，自己碾压五香粉；又指挥炊事员把土豆萝卜擦成丝，兑入白面和五香粉，用手攥成丸子，再入油锅烹炸；调入排骨汤烹出“烩丸子”，博得众口赞誉。
我听代表问邓洁：“现在的菜怎么好吃了？有味道了！”
邓洁回答：“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专家’，他在菜上提要求，怎么施佐料啦，怎么变换花样啦……”
中共中央专门拨出一笔款子，保证代表们的伙食标准，虽说山珍海味吃不起，中餐晚餐保证有一道荤菜，红烧肉、扣肉、清炖牛羊肉、“狮子头”、汆丸子……代表们吃得眉开眼笑，好多人跟邓洁说：“弄肉菜一定得要小李亲自动手哇！”
大会代表每天早餐二米稀饭、馒头咸菜；中餐晚餐四菜一汤，一荤三素的标准，白菜萝卜天天吃，一道荤菜也就是猪牛羊肉。代表十个人坐一桌，在礼堂两侧边厅里就餐，毛主席、朱德、陈云等人回自己家的小灶吃饭。中午就餐的时间很短，代表们还没有午睡的习惯。
邓洁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会下，还要领导会议服务组的工作。他对搞好代表的饮水很重视，反复强调，专门规定：在烧开水时，至少有一个人看守水壶；水壶使用后，必须拎回礼堂侧厅的小屋，房门要锁好；水碗要清点数目，放进柜厨里锁好，每天两次用“灰锰氧”消毒水碗；大会供水处一刻不能离开人。
开会的代表走到侧厅的供水处自己取碗斟水，供水处的长桌上有一百多只瓷碗和几壶开水。大会主席台一旁也有开水壶，主席台上的首长谁想喝水，自己起身去斟，大会服务组只保证供应开水和水质的安全。
杨家岭警卫连负责会场外围的警戒，战士们遵守纪律，从不走进礼堂。警卫连指导员寇子忠好羡慕，他说：“老李啊，你们几个美差呀，又有水喝，又能听毛主席讲话！”
请党的中央委员们签字留念
为会议代表服务时，我碰见许多熟悉的老首长，张琴秋、张秀岩、林伯渠、王德、张苏、徐特立、陈云、李富春等人，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和我亲切打招呼。会后，我的文化启蒙老师张秀岩大姐专门找到我，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第七届中央委员选出后，大会秘书处洗印了全体委员的黑白照片，邓洁陆续给了我几十张，凑成一套。我拿着照片，找到熟悉的中央委员，让他们签字留念。50天的七大会议选举的44名中央委员，长期在延安居住的就有19名。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陈云、李富春、蔡畅、徐特立、林伯渠、朱德、毛主席等人。陈云一边在他的照片背后签字，一边问我肺病彻底治好了，嘱咐我今后不要吸烟，多注意身体；李富春写了“小李同志留念，李富春”几个字，还不忘了和我开玩笑：“你进城当了官老爷儿，可别忘了我呀。”
毛主席正巧没有钢笔，他大声地问：“你们谁有钢笔？我用一用，给这个小李写个名字。”
我趁机问他：“我以前那个首长，黄祖炎，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毛主席说：“你想他啦？他还不能来开会，他要来开会选不上中央委员，也要选上候补委员。”
我又问：“他现在在哪呢？”毛主席不愿意说，扭脸与别人说话去了。
做了50天的大会服务，我又结识了许多首长。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聂荣臻都是四川人，又是搞军事的，会下常常聚在一块聊天。这几位首长中，我和朱德最熟悉，我找他签字，朱德又说：“小娃娃长大啦。”他这样说，是因为长征途中我们这队小娃娃一直跟随朱德的总部行军。我翻出刘伯承的照片：“刘司令员，请签个字吧，留个纪念。”
刘伯承很爽快：“好嘛。”
朱德在一旁说：“这小娃也是我们老乡哟……你是四川哪里的人嘛？”
我回答：“四川巴中的。”
陈毅在一旁就喊：“‘通南巴’哟，徐向前的兵啊。”
邓小平扬手招呼徐向前：“徐司令员，来来来。”几位军事领袖一边给我签字，一边大发感慨，年轻呀，赶上好时代啦，将来大有前途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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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闭幕了
七大期间，传来欧洲战场反法西斯大战胜利结束的消息。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整个延安一片沸腾，除了开庆祝会外，还给七大代表放映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
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走投无路，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大会代表都说: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 长不了了。七大会场内外，一片欢天喜地。
在中央大礼堂，为全体代表举行了一次文艺联欢晚会。舞台上扭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王昆唱陕北民歌；鲁艺演京剧，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大多数代表对京剧不感兴趣，互相之间交头接耳；有个戏剧小品，装扮国民党营长的演员，钻进一只木柜，等追捕的人走了，他才从木柜里出来，满头满脸沾满了面粉，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气功表演掀起晚会的Ｇao潮，表演者是彭真的马夫。老汉的腿和脑袋分别担在两条板凳上，身体悬空，有四位壮小伙儿，抬来一块条石放在他的肚皮上，然后抡起大铁锤，反复击打条石，石头碎了，老汉站起身来，平安无事。代表们站起来，齐声喝彩，使劲鼓掌。
临近大会闭幕时，邓洁陪同任弼时来服务组慰问，邓洁在一旁介绍每个人的姓名，任弼时逐一握手致谢。邓洁替我们表功：“弼时同志，他们几位的辛苦我还没有对你说呢，你看外面的哨兵辛苦吧，还能两三个小时换一换岗。可是他们几位昼夜守在会场，一个生人都不放进来；大会代表每喝一口水，包括主席喝的水都是他们寸步不离地看守着，绝对保证开水的安全，也就保证了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任弼时就说：“你们这几位小同志辛苦啦！”
七大快结束时，毛主席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全党要注意日寇投降后，存在内战爆发的危险。毛主席详细估计了，如果爆发内战，可能引起的种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斗争策略。毛主席的预见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证明。
1945年6月11日，大会选举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举行闭幕式。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代表唱完《国际歌》后，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久不愿离开会场。
大会闭幕的当晚，七大代表聚餐，每张餐桌上了一只整鸡，当时吃鸡就是享用“奢侈品”了。延安新市场有商人卖鱿鱼、海参、干贝，我向邓洁建议，给代表们搞一点来吃。邓洁说，中央没钱呀，买不起呀。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专门把我们服务员招呼到一起，敬我们一杯酒，代表党中央感谢我们的服务。晚宴后，鲁艺剧团在中央礼堂演出京剧，邓洁让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炒花生、炒葵花籽、边区生产的麻糖、一只鸭梨和红枣装入纸兜里，凡是坐在礼堂椅子上的人都得到一份。我在延安十年，经历过各种规格的会议，七大发放“礼品”是头一回。
6月11日，七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离开延安，我也返回美军观察组。
难觅往日的旧迹
在西安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我终于走上重返陕北的道路。
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走过大街小巷，摸到凤凰山下，推开黄土墙上的木门，还认识石崖下的窑洞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居所，黑呼呼的岩石还有毛主席留下的烟垢，门框上没有春联的一丝痕迹。我一声呼唤无人应答，环顾四周，小院里堆满了旧报纸和烂布头。毛主席的这处旧居冷冷清清地无人光顾。
当年，黄祖炎珍藏有三只巨大的毛笔，牛角料制做的粗笔杆，乌亮沉重。听黄祖炎讲，草地边边，急忙脱离张国焘，轻装急行军，他把暖水袋、怀表、墨盒、字帖都丢弃了，只有舍不得这三支毛笔，硬是背到陕北。
每逢延安开大会或欢迎来宾，书写大幅横标，我研了墨，再替首长撑住纸角，黄志炎双手各握一支大抓笔，蘸上浓墨，左右开弓，一个斗大的字，一挥而就。林伯渠、谢觉哉这两位在一旁称赞不已。
1937年元旦，我去百姓家讨来锅底灰，黄祖炎兑水兑皮胶，在黑釉盆里研调墨汁。首长曾经有一块名贵的砚台，经过水草地时，不得不忍痛“轻装”掉。他一边捣鼓墨汁，一边惋惜那只扔掉的砚台。书写对联时，我在一旁按住红纸，黄志炎飞快地书写一幅幅春联。
毛主席和贺子珍闻声走出窑洞，从我手中接过春联，连连称赞好字好词……
如今，一栋栋陈旧的住宅楼从四面八方逼到凤凰山脚下，狭窄的通道已不便引导游人瞻仰伟人旧居。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石窑洞”——座北朝南的三孔石窑洞模样的平房成了凤凰山麓毛主席的旧居标志。历史也就此简化吧！
我寻遍了凤凰山，旧时的窑洞、小花园、城隍庙无影无踪。眼前都是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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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山变化大了
延安市政府正在修建宝塔公园，崖壁石刻整修一新。
我手扶青砖边墙，登上宝塔山，环顾宝塔下的土地，水泥砖覆盖了昔日的脚印。
九级砖塔整修了，塔端加补了“窝儿头”样的封顶。1938年的宝塔，塔芯木梯都拆光了，塔尖损毁，站在塔里向上望去，露出一块巴掌大小的蓝天。那里是塔呀，一根锅炉房的烟囱！
1937年夏，我们随中央医院迁驻宝塔山，成为宝塔山的首批居民，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是副院长。
中央医院时常请马海德和几位医学专家轮流主持医学知识讲座，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在黄土坡上听课，我隔三差五地赶上了，也混在医护人员堆里听一听。马海德那时的中国话还不很熟练，一些专业术语需要傅连暲在一旁做翻译，在宝塔山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细菌和病毒，肺结核和梅毒，特别对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讲课，一位牙医专门讲有关牙齿方面知识。他说，中国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贫穷和战争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齿保健知识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原因。牙齿不好，吃东西就要“囫囵吞枣”，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肠负担，营养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会成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组织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内脏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肾炎、关节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肤过敏等等等等。这位医生特别叮嘱，你们今天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就要爱护牙齿，有条件了要饭后刷牙，一旦牙齿坏了，要随时修补，年纪老了一定要镶牙！他的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医生讲养生之道。他说，我家几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两杯淡盐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亲活到99岁，身体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岁。
寻找宝塔山旧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窑洞面目全非，黄祖炎的旧居湮灭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纪念碑，日本人有钱能够树碑立传啊！
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儿
来到延安，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前空空荡荡，一块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脚尖向山沟里眺望，就在这面黄土坡上，我们曾经读报学习、为贺龙捐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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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聊天的去处。我听知识分子们聊天，他们抱怨延安穷山恶水，一个人说上不了天了，另一个人说下不了海了，原来他们是制造飞机和舰船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还有间谍卫星和宇宙飞船；而且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的总产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有从延安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功劳。
在延河大桥上，我实地讲解当年驾驶吉普车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断壁残墙，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弹坑阻绝了行人交通，吉普车离开东关机场，一渡延河绕过清凉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绕过河岸的卵石滩；再从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军观察组。随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滩上的炸弹坑里救人的事儿……
延安北门至“边区司令部”之间的延河漫滩地上，散布三块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军重磅炸弹的杰作。秋日的一天，一位农妇在水塘边收割豆子，无意中带起的土坷拉滚落水坑中，从水塘里惊起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草鱼落在农妇的脚下，拼命扑腾。拾豆妇女大惧，一个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卫战士看个满眼，急忙跑去救人，从水塘里把农妇捞了上来。积水弹坑的鱼儿最后被捉得一干二净。
如今，在延安吃鱼已不是新鲜事了。沿街的餐厅饭店琳琅满目的海鲜招牌高高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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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岭窑洞依旧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市的陪同人员又驱车直奔杨家岭。
在杨家岭沟口下了汽车，缓步前行。一群游人在导游的引导下，瞥一眼七大礼堂，到毛主席旧居里转转身，如蜻蜓点水。
七大礼堂还是旧时模样，门楣上“中央大礼堂”五个字虽说是康生手迹，仍保存完好。
导游小姐问我：“当年没有吊车，大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的？”我告诉她，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渐渐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棚顶，互相镶嵌成礼堂的穹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坡，露出中央大礼堂伟岸的身姿。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华的建筑。中央大礼堂侧厅是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康生、陈伯达唇枪舌箭，气势汹汹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张国焘冒领黄金一事仅仅是一段小Сhā曲，因为涉及到黄金，我还记得清楚。
康生询问一个人（姓名忘记了）：“1938年，你和张国焘在一块工作，他逃跑之前从边区银行带走多少黄金？”
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两吧。”
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为什么边区银行就给张国焘黄金呢？”
这个人解释：“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呀，银行是政府办的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不要说张国焘要四五百两黄金，就是林（伯渠）老、罗迈他们随便写个条子，到银行提取千八百两黄金，银行也得乖乖给呀。”
有人评论：“看来张国焘提前准备好了，弄走几百两黄金做逃跑经费。”
此人讲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问了，只得作罢。
中央大礼堂对面山坡一条长长的斜坡路空无一人，坡路尽端是陈云旧居，双扇门一把铁锁，一块中组部捐款竖立的石碑说明延安时代中央组织部的驻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图书馆旁是我和黄爱民的窑洞，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壮年汉子迎了出来，热情相邀：“到家了，进家里坐坐。”窑洞内一盘土炕，一些凌乱的家什，确实比延安时代的家富足了许多。
延安###旧址无碑无字，其窑洞基本保存完好，从柯柏年、黄华的窑洞前走上去，是凯丰和赵毅敏的窑洞，徐（特立）老的窑洞却无处寻觅……当年开荒种地，欢度中秋，山上山下人来人往，何等的兴旺啊！如今山岭寂静，人迹稀疏。
杨家岭上的故人早早离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缅怀往事，不禁感慨万端。
离开杨家岭直奔枣园。
走入枣园，秘道左侧一幢别墅式样的平房没有挂说明牌牌，我一眼认出是陈云故居。1943年，我在枣园工作的小灶厨房只保留下一间，那棵我曾经浇灌的枣树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脚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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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人不知道美国南瓜的来历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旧址示意图上，未予标示美军观察组旧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国军人居住地怎么能算革命旧址？
我走出宾馆，沿街北行，一路高楼大厦，北门外的变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问路，无人知晓美军观察组的旧址。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是红色中国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端，标志这美国官方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发展到美国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党的领导人亲临驻地慰问。延安各单位传达文件进行“外事教育”，预防琐碎小事怠慢了美国盟友。我作为一名中方管理员，参与美军观察组的基建施工。随后又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学习驾驶吉普车，替代美国人往返北门外与东关机场，接送飞行员，运输物资。观察组的几辆吉普车是稀罕物，汽车驶过，惹得延安军民驻足观望。
此次重返延安，看见农妇出售小南瓜，我想起这是美国的南瓜品种！上前询问，农妇说：“什么瓜哟，陕北南瓜嘛！甜得很。”在桥儿沟农贸市场，小贩们异口同声：“陕北南瓜嘛！”我问：“为什么陕北还有一种大南瓜。为什么大南瓜长相端正，滋味清淡；小南瓜长相丑陋，香甜可口？”众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
1945年春，一名美国军官来到中方管理员办公室，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外国话，将一只信封交给杨管理员。老杨对我说，这是包瑞德上校从美国带来的南瓜籽，嘱咐我们种上。他说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甘蔗，含糖的食物太少了！人不吃糖，不好。
大家想看看美国的南瓜到底是个啥模样，弄些茅厕的粪土，挑来延河的清水，在气象观测楼旁种下南瓜籽。那名美国军官几乎天天在瓜地周围转一转，碰见中国人就竖起大拇指说OK，OK。秋收时节，瓜秧上结出的南瓜只有海碗那么大小，凸起的瓜瓣疙里疙瘩，活脱脱的一副小丑模样。大灶的厨师说，蒸两个试试看吧，不能吃就丢掉。蒸熟的南瓜香甜可口，一下子在北门外引起轰动。同美军观察组一个院子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抱走了许多“小丑南瓜”，延河对面王家坪中央军委有人闻风而至，也来讨要。杨管理员和我们商量，决定给枣园的中央首长每家送一只美国南瓜，仅仅是出于爱戴领袖的朴素感情而已。
依照习惯说法，美国人传播了友谊的南瓜种子，可惜延安人不知其来源，只是知道宴席上的“蜜汁南瓜”。
在延安市委的同志的引导下，终于在延安中学的校园里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山坡下，还剩下七孔美国人居住的窑洞。以前美军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逸夫科学楼……
经过大砭沟想起贺龙
今日的延河，左岸拓展出十公里长的枣园路，右岸有延师路接北关街。延师路上的陡坡还是先前的大致轮廓。陕北人称高高的陡坡为“大砭”，西山山麓的一道沟壑故名“大砭沟”。抗战时期，这道陡坡仅能通行一挂马车，路面上磨出两条深深的车辙。我曾经多次驾驶吉普车，翻上“大砭”接送美国人去枣园，也曾送过贺龙将军……
1945年9月的一天，贺老总带着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走进美军观察组的院子，说要借辆吉普车去枣园。翻译跟美军技师讲了几句英语，又对我说：“你去送贺老总，这几辆车你随便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吉普，驱车停在贺老总面前。
贺老总见是我开车，不太放心，他说：“咳哟，小李，你开车行吗？”
我说：“不行？我敢给你开车！”
“我还当是美国人开车送我去哪。”
“让外国人去，他要捣个鬼怎么办？”
贺老总说：“哟，小李呀，你的警惕还够高哇！好，好，快走。”贺老总一边挥手，一边跳上吉普车。
我说：“急个啥子，汽车说啥也比你那洋马快。”
贺老总说：“我要不急，就不到这儿来要汽车啦！”
从北门外去枣园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出门过延河，经王家坪、杨家岭，从马列学院再回涉延河，从兰家坪山脚下经过，直抵枣园，这条路较平坦宽阔，但须两渡延河，虽说河水不深，万一吉普车在河里熄了火，可就耽误贺老总的大事。我选择沿西山山麓，经石佛沟、小砭沟从候家沟过西河到枣园，虽说这条路路况不好，但不用涉渡延河，西河几乎干涸，不足为虑。
吉普车驶出观察组的大门，我招呼了一声：“坐好了！”加快了车速。吉普车掉头，转入左侧的山道，山路直直而上。吉普车在土路上猛烈的颠簸起来，陡峭的山坡下延河的流水白花花的一片。
贺老总紧张地喊：“咳呀！小李，这还不得摔死我们仨啦！”
我说：“怕啥，不拿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贺老总说：“嗨，小伙子，你还真有一套哇！”吉普车翻过山梁，道路平坦了，我脚踩到最大油门，车后卷起冲天的黄|色烟尘。
贺老总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倒满不在乎的，我都快出汗了！”
我说：“天又不热，你出的什么汗呀？”
贺老总说：“吓的呀！”
我说：“这点事儿你就吓着？你还当司令哪！要来几十万国民党兵，你怎么办？”
贺老总说：“那我可不怕。打不了，我还可以跑，在你这车上……我往哪跑呀？”说话间，吉普车驶进枣园的大门。贺老总示意停车，我说：“往前，开到主席的窑洞那坡坡上……”
贺老总说：“不啦，汽车声太响了，我们走上去。”
我把吉普车掉转车头，去找周西林聊天，让他品尝美国骆驼牌香烟。
忽然，吉普车的喇叭嘀嘀的鸣响，原来，贺老总座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声寻呼我呢。他高兴地向我大手一挥：“得啦，我们回家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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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延长县城寻访线索
去延长县必经甘谷驿和黑家堡。
“桑塔纳”轻盈地行驶在柏油公路上，市委司机汪成清师傅说，从延安到延长140华里，小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我问汪师傅，甘谷驿的教堂还有没有？他说，没看见过甘谷驿的教堂呀！说话间，小车从甘谷驿街中穿行，教堂尖顶和十字架兀立在路基下的高墙后面。熟悉的景象，又使我回忆60年前第一次去延长县的情景……
1937年春节前，我和马夫护送朝玉英回娘家生娃娃，走到后半晌时，到了甘谷驿。马夫说话了：“明天，走不了，赶快给牲口治病吧，不治就得死，今天晚上也过不去！”
原来这马儿走了一天路，不尿尿也不拉屎蛋蛋，在延河里淌水它也不喝水。
我把朝玉英扶下马，她吩咐马夫：“你赶快去找村长，让他给我们找人，给牲畜治病，马好了我们再走。”
马夫慌慌张张地走了。我暗暗叫苦，玉英姐快生娃娃啦！我可怎么办呀？
马夫领来两位陕北老汉，一位是村长，一位是乡村兽医。
兽医从一只方铁桶里掏出牛角、药捣杵、各种中草药。村长安慰朝玉英：“婆姨同志，不急不急，这老汉治牲畜有手段呢，不论百姓、红军、白军，他硬要一块现洋呢……”
兽医老汉把一根烟骨杆儿捣碎，混上药汤，灌入马嘴。那牲口知道病了，老实听话。兽医老汉又用牛角舀水，喂了几角清水。他对马夫说：“你把这些牲口牵出去溜一溜。”
黄昏时分，马夫喜滋滋地牵马儿回来了：“真绝了！牲口也放屁了，屎蛋蛋也出来了，也尿了。”
……
汽车驶过甘谷驿，公路旁、延河畔、农田里陆续出现一些抽油机，在电动机的拖动下“磕头虫”缓慢地从地下抽吸石油，遗憾地是单井产量太低，每天产油百八十公斤，一吨原油可卖一千多元，已经是陕北的摇钱树啦！
延河滩上还有几个农民用水泵抽水，冲洗一堆堆泥土，他们正在泥里淘沙！千辛万苦地洗出一立方米河沙，换来二十几元人民币，很是可怜。
汽车驶进延长县城，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古城墙和城门楼子拆除得干干净净。石油厂只剩下一截“采油树”和一块“华夏第一井”的石碑。延长石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我向延长的同志表示，希望能找到朝玉英母亲一家人，老太太可能不在了，找到她的姐姐和外甥女，问问她们知道不知道朝玉英的下落。
延长县同志说，整个延长城关镇没有一家人姓“朝”呀！找找看看吧！
众人陪同我爬上延长“西门”左侧的陡坡，迎面的门楼旁边挂个红牌，原来是毛主席率领红军进军山西的东征会议旧址，旧址场院一盘废弃的石碾唤醒了我的记忆，石碾上坎就是朝玉英母亲家！原来，朝玉英家曾经是毛主席的邻居，她一定是这么与黄志炎相识的。我走进小院，窑洞的格局还是先前的样子，只是住户几经转让，新主人对六十年前的往事一概不知。
热情的延长同志陪同我开始奔波往返，查询朝玉英家人的下落。
延长同志无奈地说，以前搞的政治运动，老百姓害怕死了，他就是知道也不敢说出来。
郑家老二，郑忠林先生，正巧从成都来延长探亲，住在延河对岸。小车驶过延河上的石拱桥，碾过泥泞的土路。郑忠林先生和以前拜访过的几位老人一样，说延长县最老的老师马朝君，1936年就在延长完小任教，应该知道朝玉英的情况，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马老师在今年元月去世了。马老师有一个同学，刘秀梅住在北京，如能找到她就好了。
黄祖炎首长一家的下落(1)
从陕北得知刘秀梅是朝玉英的小学同学，一同参加的红军。刘秀梅是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住北京万寿路甲15号。
刘秀梅瘦弱矮小，精神尚好，刚刚听我说：“我去延长朝玉英的……”她就抢过话头：“不是朝玉英呀，是赵玉英，赵子龙的‘赵’。”
我说：“毛主席在延安看见她，就是喊‘朝玉英’啊。”
刘秀梅哈哈地笑了：“毛主席是湖南人，朝赵不分。”
我又问：“你知道不知道黄祖炎？”
刘秀梅爽快地说：“黄祖炎我知道，在瓦窑堡的西北工农政府，我和黄祖炎、廖志高、扎西旺西在一起，赵玉英是他的婆姨呢。”
我问：“黄祖炎他们一家人的下落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可惨啦，小娃儿回到江西老家病死了，黄祖炎在山东军区工作时被日本特务暗杀了……”
刘秀梅、李光宇和赵玉英，延长城里的姐妹花，一同读书，一同参加毛泽东的红军，三人的命运却天壤之别。
刘秀梅告诉我，黄祖炎在皖南与赵玉英离婚，又与周洁结婚，生有一女二子，其中长子现在是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赵玉英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流落上海街头，新中国之后，赵玉英的共产党员身份不被承认，只得做临时工……“文革”结束后，赵玉英到北京找刘秀梅、李光宇作证明，才恢复党籍，得到离休干部待遇。
黄祖炎遇害，我心里有准备，可是不甘心，又向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查询，终于弄清楚了黄祖炎的情况。我陆续得到有关首长详细情况，明白了为什么在延安，毛泽东和他那么亲密的缘由。
黄祖炎，1908年生于江西省南康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担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1930年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纵队政委，率部参加了反“围剿”作战。
1933年黄祖炎被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同时兼任政府秘书科科长。当时毛泽东正受排挤，黄祖炎精心照顾主席的日常生活。1934年夏，毛泽东在江西于都县，患了疟疾，持续高烧，病情凶险。黄祖炎焦急万分，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日夜守护在毛泽东身旁。黄祖炎还连夜跑到几十公里外，请来傅连暲，给毛泽东治好了病。
1934年10月，黄祖炎被调到中央地方工作部工作，带病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由毛泽东提名，黄祖炎再度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科长兼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黄祖炎先后担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渤海军区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多次战斗战役。1950年3月，黄祖炎任山东军区（后改为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山东军区下面的王聚民因为历史问题，认为在劫难逃，趁参加会议之机，蓄谋刺杀许世友等人，一求同归于尽。3月13日，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许世友等领导未出席，仅黄祖炎到会讲话。会后，由济南曲艺界表演节目。王聚民在黑暗中开枪，黄祖炎不幸遇害。
黄祖炎遇害的消息由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迅速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指示由罗荣桓、罗瑞卿、傅钟、杨奇清、肖华组成调查组赴济南调查；从3月18日至4 月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就此事在有关报告上作出批示，此举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
黄祖炎的遇害仿佛是火上浇油，怒火烈焰之中镇反的铁拳如暴风骤雨，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从此更加严密。尽管如此，“文革”期间仍然发生了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枪杀的事件。在###激烈的年月，谭甫仁被害事件使恶性事故达到最高峰。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济南。26日下午，毛泽东听完视察活动的计划后，就问许世友：“世友同志，祖炎同志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啊？”
许世友回答：“在南郊的四里山。”
毛泽东说：“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毛主席的语调悲怅起来。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许世友陪同下，乘一辆轿车来到四里山前，他两人一前一后沿着野草丛生的曲折小路，缓缓地向上攀登。秋风吹过，满山青松枝叶摇摆，发出瑟瑟的声响，仿佛诉说着久别的思念。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忠诚，品质好，我很怀念他。他的牺牲我很震惊，为此事，我做过三次批示。”
黄祖炎首长一家的下落(2)
黄祖炎的墓为穹形圆顶，墓前立有石碑。毛泽东站在墓前，默默致哀，深鞠一躬。毛泽东俯下身，轻轻抚摸着墓碑和“黄祖炎”三个字，然后用低沉的语调说：“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毛泽东一生中曾出席张思德、任弼时等人的追悼会，而仅有一次亲临墓地凭吊，千百万的烈士只有我的首长享此殊荣啊！
原来，有关黄祖炎的一切情况被列为党的秘密，禁止公开宣传，所以《人民日报》刊发悼念傅连暲、邓洁等人的文章，而黄祖炎的事迹却鲜为人知。黄祖炎牺牲50年之后，他牺牲的情况才获准解密。六十多年之后，我才确切的知道黄志炎首长的归宿。
感受父亲，解读父亲(1)
20世纪50年代，父母在湖南衡阳工作，无暇照顾我和妹妹，我在襁褓之中，就被寄养在北京平谷的姨妈家。那一年，南下的列车把我和妹妹撂在衡阳站的月台上，父亲拖着一架木排车前来接站，他抱起妹妹，用脸颊亲一下，把她放到木排车上；他又抱起我，用脸颊来亲。父亲抄起车把手，木排车轻轻地颠簸起来。通往湘江东岸苗圃住宅区的卵石街路上敷着泥浆，父亲弓着身腰，脚下踉跄，吃力地拉着木排车。阴沉的天空中细密的雨丝，红色的山丘，灰黑色的木棚屋，水沟里淌着近乎血色的流水，这是我第一次记忆父亲的景象。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时常叹息，他的口头禅是“真伤脑筋”。
1963年夏，父亲离开湖南衡阳奉调天津铁路工作，我也从平谷县来到天津，开始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家里几件新奇的物什让我久久把玩。一柄刻着字母的白铜剃须刀，旋转刀柄，刀架就灵巧的开合；我还常常披挂一只日本军用牛皮文件包，指手划脚地模仿电影里的日本鬼子……父亲许多珍贵的纪念品在飘忽东西的迁徙中流失了。
在天津的家属院，家里丢失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只紫铜尿盆。夜晚入睡前，我去窗外的石凳下搬尿盆，才发现尿盆丢失了。转天，父亲带我去废品收购站，紫铜尿盆撂在地上。废品站职工说，是两个中学生卖的铜盆，建议父亲去派出所报案，她可以指认偷窃的男孩。父亲说，算了，派出所去抓他们，让邻居和学校都知道了不好。一是老百姓太穷了；二是学校也没有把他们教育好，不怪小孩子。
在上小学之前，我大概患了支气管炎之类的病，久咳不止，看了几次医生，没有任何效果。我吃了几次父亲配制的“食疗仙药”，咳嗽霍然而止。
每天清晨，父亲悄悄起床，把钥匙Сhā入锁孔，拧动钥匙收缩锁舌，轻轻地关上房门，生怕碰锁的撞击声惊醒孩子们的睡梦。他冒着刺骨的寒风买回香喷喷的豆浆油条，再唤醒我们穿衣吃饭。
父亲聪明能干，记得小时候和他一起洗澡，莲蓬头的水忽冷忽热，我怎么也调整不好。父亲教我左手握住淋浴器的上水管，右手调节冷热水龙头，只要左手感觉水温合适，就不要再旋转管道阀门了。后来学习物理学的反馈原理，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读《人民日报》的时候，如果有好消息，父亲就高声阅读，脸上笑开了花儿，建立新中国就有他的一份力量啊！父亲忠心耿耿，如果他是县委书记，他一定是焦裕禄那样的人。
父亲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一次，餐桌上有几只用勺匙挖净瓜瓤的西瓜壳，父亲随手拿起西瓜壳，扣在小妹的脑袋上，像钢盔一样的西瓜壳遮住她的眼睛。小妹摸索着双手在原地打转转，逗得全家人几乎笑破了肚皮。
每逢节假日，父亲除了拆洗被褥，安装烟囱，储存大白菜之外，常常围着炉火忙碌，烹制红烧肘子、狮子头、油侵鱼、清炖鸡、米粉肉、鱿鱼海带、清蒸腊肉、炒鳝鱼丝、拔丝红薯、豆豉辣椒、八宝饭、葱爆肉……那是和父亲在一起的幸福日子！
父亲劳累一生，劳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晚年住院治病，还站到病房的窗台上擦玻璃，不慎失手，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差一点儿一命呜呼。
“文革”开始后，父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熟悉的首长一个接一个垮台，国家政治舞台上演朝三暮四的闹剧，全国爆发血腥的武斗……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父亲忧心忡忡。
人们的嫉妒在“文革”中可以肆意发泄了，一位小科员幸灾乐祸地嘲讽父亲：“武竞天倒台啦！这回看你还找他吧？！”父亲回到家里气愤地咒骂：“老子和武竞天在延安一起吃黑豆的时候，你们这些‘王八蛋’还揣着‘良民证’喊太君，当亡国奴呢！老子把你们解放出来，反而恩将仇报！”
1968年，徐特立老人在北京逝世，父亲神情悲戚，双眼噙满了泪水，口中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徐老去世了，徐老去世了！再也看不见徐老了！”。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心灵感受巨大的震撼。在此期间，造反派撬开父亲的写字台，掠去父亲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有徐老寓所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有党委书记介绍本单位的“敌情”记录，还有一帖治疗风湿性脊柱炎的中药秘方。父亲为徐老逝世而哭，亦为自己的不平际遇而哭。
父亲给“文革旗手”江青写信，希望得到她的救助，来家里玩耍的小伙伴使“造反派”获悉了这个消息。给江青写信，起到了“请出阎王，镇唬小鬼”的效果，是一种求生的智慧。
“文革”末期，父亲的一位同事的女儿自杀了。女孩子高中毕业下乡Сhā队，横遭公社工作组的禁闭逼供，她以死求证清白。这位同事请求父亲帮助申冤，在那个年月，写申诉信就是向当地的革命委员会挑战。父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把申诉信转寄给陈云，使当事人得以解除了自杀叛党殃及家人的政治压力。
感受父亲，解读父亲(2)
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干部离休的规定传达后，父亲立刻写了离休申请。我劝他，明年我就大学毕业了，您晚退一年，可以提个条件，我也可以去铁路工作呀！父亲不听劝阻，坚决办理了离休手续。
在记录父亲回忆录过程中，我才理解了：听党的话的观念在父亲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对父亲来讲，听话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半点儿虚假和含糊。
一家人在议论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父亲天真地说，不要资本主义的贩毒卖淫，只要他们的小汽车和高楼大厦，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在“官倒”生意最红火的时候，父亲讲述了李富春在东北枪毙一名违纪经商的民主联军师长的故事。作为唯一健在的见证人，他把这个情节提供给北京电影制片厂，被李富春、蔡畅诞辰100周年的传记故事影片《相伴永远》采纳。
父亲对于金钱，兴趣索然，从未羡慕过别人的洋房汽车。晚年，社会巨变，父亲多愤愤言，忧国忧民之情重，使他郁郁寡欢。
紧闭的门窗阻隔不住市井民风的吹佛，父亲开始在家中愤愤然：今天有几名老工人对我说，现在的领导头顶礼帽脸戴墨镜，手里再拄一根“文明棍”，就跟汉奸一个模样！父亲似乎有些先见之明：“现在的干群关系，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要紧张！这怎么能行呢！这样长此以往非出事故不可。”
父亲的话音未落，波兰开始闹“团结工会”，中国发生“######事件”，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华约”散伙……各式各样的“坏消息”接踵而来，父亲心灵承受强烈的震撼。
在兴城铁路疗养院，父亲听了一名党史研究员的报告，知道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首脑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被枪毙的消息。他神情焦虑，反反复复地质问，中国会不会变色？难道中国共产党几千万烈士的鲜血白流了吗？中国乱了会对谁有好处？他担心人头落地血流成河，担心子孙后代又要吃二茬苦受二遍罪。
殚精竭虑的父亲开始彻夜失眠，他双眼通红，像一只关进铁笼的老虎，长时间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与母亲几次激烈争吵之后，父亲出现中风征兆，被我强行送进医院。
我去医院探视父亲，远远望见他坐在医院花坛边沿上，手握砖块敲砸核桃，抠出核桃仁迅速投入口中。夕阳照耀着父亲佝偻的脊背，三三两两的白衣人从父亲身边走过。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惴惴不安的一颗心立刻安稳了。父亲正在为自己治疗呀！核桃仁健脑益肾，您希望活下去，理想的破灭并不能熄灭生命的火焰，您还有活着的信念，一定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究竟会变化成什么模样。
父亲的回忆录片段在报纸上断续刊载。有一天，父亲喊着我的小名：“小平啊，登报纸是不是还要花钱呀？如果是那样，就算啦。可不要做赔本的买卖！”原来，家属院的闲人在他耳边瞎咕咕，干扰了他讲述往事的兴趣。
2000年9月，年逾八旬的父亲终于踏上西行的列车，前往延安朝圣；也要了却他魂牵梦萦的一桩心愿：探询他的人生导师黄祖炎的生死音讯。
列车在浓浓暮色中驶入延安火车站。延河岸旁的亚圣大酒店顶层旋转餐厅灯火辉煌，人影绰绰。父亲执意不肯去大酒店，漫无目的地走进了宝塔区政府的招待所，此地恰巧就是黄祖炎当年的家居旧址。
清晨，父亲拽我攀登宝塔山，去寻访他当年居住的窑洞，无奈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抹去了昔日的印记。父亲颓然地呆坐在宝塔的底座上。没有找到往日黄祖炎首长居住的窑洞，父亲耿耿于怀，吃过午饭，他不顾我的反对，执意再登宝塔山，沿着陡峭的石蹬，他奋力攀登，我却紧捏着一把汗，担心发生意外。终于在一面土崖前，发现了两孔废弃的窑洞，当年中央医院的雪泥鸿爪呀！父亲意犹未尽，徘徊半日，恋恋不舍地走下山。
父亲故地重游他曾经居住的凤凰山、北门外、杨家岭和枣园，酣畅淋漓地圆满着心愿。多日奔波往返，他却容光焕发，精神矍铄地重温旧梦；稍有闲暇，他追忆往事议论今世，顿足捶胸抨击丑恶的腐败现象，袒露出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不论怎样推算，父亲也是年逾八旬的老人，在与天花、肺结核、心脏病、强直性脊索炎、脑中风等疾病搏斗之后，仍然有健康的体魄，真是生命的奇迹。我只有相信在冥冥之中，苍天一定始终保佑与世无争、清心寡欲的父亲！我多么希望出版一册回忆录来慰籍父亲苍凉的晚年，给他带来稍许的欢快啊！。
父亲的回忆录终于正式定稿。可是我仍然没有真正洞悉他的内心世界，在那片天地里有光明、荣誉和自豪，也有许多黑暗、屈辱、恐惧、愤怒、不平和思索；父亲一定隐藏了许多的史实和隐私，那将是永远的迷，也是我的无奈。我猜想他，尽量展示欢快的人生，来鼓舞他的子孙寻找生活的乐趣，多一点儿生活的理由。
感受父亲，解读父亲(3)
夕阳余辉之中，父亲独自一人呆坐，久久地凝视着窗外……
李东平
2005年8月 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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