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将上述安排写成书面材料报告了毛泽东。田家英在报告中说：
主席：
昨天上午主席对会议进程的意见，尚昆同志已向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报告。他们都说，同意主席的意见，对会议进程作了如下的布置。
１４日（星期日）休息。
１５日（星期一）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１６日（星期二）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１７日（星期三）小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起草小组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二稿。
１８日（星期四）小组继续讨论核算单位问题，或者读文件。少奇、小平同志通读和修改第二稿。
１９日（星期五）第二稿发到各同志手里，阅读一天。
２０日（星期六）少奇在大会作报告，不念报告稿，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２１日（星期日）休息。
２２日（星期一）周恩来同志讲话，主要讲经济计划、进口粮食，对外的欠帐和援助，精简机构等问题。小平同志讲话主要讲党的问题。
２２日以后，各小组开小组会，又交叉开一些政治局常委同志讲话的大会。会期准备延长至２８日。２６日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３稿，即作为最后定稿。
以上布置，小平同志要我报告主席，并问主席还有何指示。
田家英
1月14日
毛泽东看了田家英的报告，没有表示异议。大会即开始按这一安排进行。
很快，又有一个新决定，再使大会改变了会议主题。
正当大会按照中央的安排进行的时候，1月15日，###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
###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3)
了解了这个情况，###不敢怠慢，于次日（16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即刻向刘少奇汇报。下午，刘少奇在听取###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
随即，刘少奇带着###一起来到邓小平家，与邓小平共同商量，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将刘、邓二人的意见告诉了田家英，请田向毛泽东转报。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觉得问题重大，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现在地方同志有意见，这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大会的基础吗？当天晚上，毛泽东走出了中南海，来到钓鱼台，在12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大会如何进行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认为地方的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情况，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的同志显然有不同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没有采取堵的方法，他们顺应会议的潮流，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还说，重新写好的稿子拿出去以后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大会之所以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主要是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本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经大会讨论通过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重新起草？除了毛泽东的不满意，似乎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但上述情况应该说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
1月16日晚上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1月17日，委员们就走马上任，每天下午，齐集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直到24日才告结束。
因为大会议论纷纷，也因为又组织了起草委员会，还因为毛泽东吸取了1958年和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的经验。他多次讲，那两次会议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呢，如果开的时间长一些，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来的事情就会好一些。所以，这次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决心让大家把意见全部讲出来，决不匆匆忙忙的结束会议，决不再留什么遗憾，所以大会一再顺延，一直到1月27日，刘少奇才作大会报告。
按照原来的会议安排，刘少奇报告完毕，大会讨论通过，会议就算结束了。结果，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又出现了。
1月29日，毛泽东向大会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由此，会议又掀起一个Ｇao潮。关于这个情况，下面还要涉及，这里暂不详述。
直到2月7日，大会才告结束。
一个接着一个的出人意料的决定，把个七千人大会搞得波澜迭起，Ｇao潮不断，既总结了经验，又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了全党，振奋了精神，七千人大会获得相当成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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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1)
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就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收到了很好的会议效果。这原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相反，做法上很有创意，但为什么会引起此后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呢？问题就在4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作为隐藏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而被开除出党的命运。
这使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人们在探讨毛、刘分歧的起源时，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七千人大会。
那么，究竟哪一种情况更符合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对此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当时的情况分析，我以为，毛泽东有对报告稿不满的一面，调子低了；也有感觉问题重大，需要共同总结经验的一面；同时也很难排除他有想听一听大家到底有些什么意见的想法。这几种考虑在毛泽东胸中交织在一起，就做出了这一许多人看来意味深长的举动。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话题可以先谈一谈，这对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或许有些帮助。这个话题是：毛泽东在拿到报告稿之前，对报告的起草工作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他们不断地召开会议，反复地讨论报告内容，亲自审读，并亲自动手修改。这一段时间，刘、邓的精力无疑都用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和起草报告上了。但从目前留下来的材料和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员回忆来看，却找不到毛泽东的“踪影”，他没有参与主持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甚至没有同秀才们直接见面，谈过对报告的设想。
1961年12月16日，邓小平在讨论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时曾说，“这个报告改出后，等主席回来再议”。毛泽东于12月19日回到北京，可是一直等到1962年1月9日，邓小平还在让###请示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如何处理。可见，毛泽东在12月中旬由外地回到北京以后，对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并没有表示过意见。
透过这一情况，再看七千人大会的报告起草工作，毛泽东是否出面指导过？我曾反复向参加起草报告的梅行请教，在起草报告过程中，毛泽东有什么要求没有。梅行说：没有听到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或许陈伯达会和毛主席联系，但陈伯达没有传达过。我们从吴冷西的回忆里，也找不到毛泽东对起草工作有什么意见的说法。同样在胡绳的日记和他的回忆里，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发表意见的内容。从毛泽东本人现存的档案里，照样没有发现他对报告有过只言片语。
以毛泽东的习惯来说，每当中央举行重大会议，要通过一个什么报告或者纪要等等的东西，他都要亲自过问、修改，甚至还要亲自拟写提纲之类的东西。但这一次他表现得有点特别。
从毛泽东这一段的活动来考察，他似乎比较超脱，除了没有对报告花费很多时间之外，在整个小型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没有露面，只是在12月20日晚上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12月26日晚上召开一次范围很小的会议，大概是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前一个会议的内容前面已经介绍过，后一个会议的内容，只是谈了苏联问题。他的兴奋点似乎在赫鲁晓夫身上。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很可能没有对七千人大会投放太多的精力。12月21日，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他现在的心情很好。或许这一段毛泽东比较放松，因为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爆发的困难形势，使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处在纠“左”的前线，身心倍感疲倦。到了1961年底，在他看来，其困难形势进入谷底后，已经在逐渐好转，中央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都开始见效，只要在各行各业把具体政策一一制定出来，落实下去，再有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恢复了。中央召开了小型工作会议，再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承担一下责任，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实现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是不成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经济工作就没有什么太让他着急的事情了，交给刘、邓去办就可以了。他在那里集中考虑反修的问题。
12月27日，毛泽东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诗言志。从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反修、对当时的国内工作都充满了信心，并将他愉快的心情及坚定的信念，让与会同志和他一道分享。当时郭沫若说：“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住，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国人民做出好榜样。”我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解说是有道理的。
12月29日，毛泽东又向会议推荐了教育家吴研因、民革中央常委钱昌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几首诗。钱昌照的两首诗对当时农村的形势进行了赞美。他的《芦台农场》写道：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写道说：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2)
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毛泽东称这几首诗写得好。
我想毛泽东对这几首诗的称赞，主要还是欣赏其对农村形势的美好描述。因为毛泽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次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没有形成像起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那样，报告由起草小组写出以后，刘少奇改了，送给毛泽东改，毛泽东改了又送给刘少奇，他们互相商量，相互补充，整个一个流水作业。这次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也没有像先前的庐山会议那样，他亲自提问题，亲自拉提纲；像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5月的北京会议那样，亲自主持会议总结工作，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和在京参加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与会者几乎同时收到了大会的报告稿，而这时距离大会开幕，也就一两天的时间了。
除上述情况，似还有一种可能，七千人大会比较侧重的是经济工作，经过“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毛泽东自觉在经济问题上，他不如第一线的其他领导同志内行，因而有意让一线同志去做。这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既然毛泽东对报告的起草工作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是否就可以理解为，当他看了报告稿以后，继续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看也不要看完，干脆就让大会去讨论好了呢？从他1962年1月10日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批示来看，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应该说，报告的内容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毛泽东审阅报告稿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推迟3天做报告”。从这一点不难判断，他对报告是有保留的。很明显，想要修改一下，再在大会上宣讲。而这个修改的时间，至少需要3天。3天的时间，就不仅仅是文字性的修改了，应该说是要有较大的修改。
第二，毛泽东对报告的批示，第一句话就是“觉得好”。那么是否就能说毛泽东对报告持赞同意见呢？很难那么讲。因为他在批示中很快又说，“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还说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100多人，对报告的感觉和他恐怕也是一样的，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
从这里不难看出，“觉得好”是客气话，不太满意才是实情。既然好，干嘛还要推迟三天做报告？这意味着毛泽东内心对报告还有些想法，也就是说报告的有些地方还不太符合他的心思，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在报告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看看毛泽东在1月30日发表的大会讲话就可以得到注解，他说：“这个报告草稿是少奇、小平、陈伯达、胡绳、吴冷西、田家英几位的主张。”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理解为刘、邓等主持起草的报告的精神并不完全代表他毛泽东的观点，我想是不过分的。
那么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从目前现存的文字和知情者回忆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对报告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只能依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进行判断。通过###的日记分析，毛泽东在做出将报告稿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决定之前，对报告稿的第二部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曾认为不能变，也就是说他是坚持反对分散主义的。第三部分他还没有看，不存在满意与不满意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对报告稿不太满意的地方，也就是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了。
这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进行了判断，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4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1962年的工作任务和1963年至1972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部署。
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尽管报告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精神，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搞的，但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工作怎么总结？讲到什么程度？这中间肯定要涉及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和原因，涉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等等。如果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同后来修改的报告稿进行一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前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而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一片黑暗，越看越没劲。修改后的稿子，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此外，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前稿上，却没有这样的判断。
我们联系毛泽东对当下形势的乐观估计，对过去工作的较多肯定，可以猜测到或许他当时认为，这样的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肯定不够，否定太多，要达到为大家鼓劲的效果，恐怕很难成功！同时也难免会有一些莫名的郁闷在心头！
显然，毛泽东心里对报告不很满意。但从他的批示来看，开始并没有决定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而是提出推迟三天作报告，这表明他想修改。至于怎么改，也就是说报告应该怎么写，毛泽东肯定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此事对毛泽东做出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的决定，似乎有着直接的影响。前面谈到，1月8日，在刘少奇指示把报告的第一、二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的同时，也发给中央小型工作会议进行阅读讨论。小型工作会议的安排是8日阅读一天，9日讨论。结果是“议论甚多”，或者说“莫衷一是”。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感觉到，对报告有着不同看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3)
毛泽东可能还会想到，这个报告既然在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遭遇到“议论甚多”，那么拿到七千人的大会上该是怎样呢？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对于当前形势等的认识，他和刘少奇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百多人的会上就已“议论甚多”，表明全国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对此存在着意见不一致，那么更多的县委、地委书记们会怎么议论呢？由于地区不同，工作性质各异，肯定也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办？还能够强行按着自己的意志统一全党的思想吗？这个问题，毛泽东应该是反复思考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等对“大跃进”运动提出批评，被打压下去的结果，不但中断了纠“左”，而且带来的后果是1960年的巨大反弹，致使国民经济遭到更加惨重的损失，所呈现的是更加困难的局面。这一严重的教训，毛泽东不能不考虑。
再者，1962年的情况同1959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1959年，虽然已经发现“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发现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困难局势，但全国性的危机还没有爆发。到了1962年，“大跃进”运动已经造成重大损失，全国人民吃尽了苦头，经过1961年的全面调整才稍有好转。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总结经验已不可避免，人们的纷纷议论也当在预料之中。
回顾过去的错误，面对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应该说毛泽东的压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感到内疚，一方面是下边同志的质询、批评和抱怨。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1957年反右是一种选择；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种选择；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并主动作自我批评也是一种选择。
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一次，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便是：把中央对大会的报告，披头散发地发下去，告诉大家这只是一个初稿，尚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求充分听取意见。毛泽东对大会说，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辩子，不扣帽子。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说：不要怕鬼，天不会塌下来。
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下子就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第一，他使与会者看到了中央主动承担责任的姿态，又感受了民主气氛，不少同志积压在心上的不快和意见讲出来了，其困惑、不满的情绪缓解了；第二，他了解了人们到底有些什么想法，当然这也是他很想知道的，换句话说，他由此掌握了人们的思想动态；第三，因为中央的报告是通过全体同志讨论修改形成的，那么这个最终要达到统一人们思想的文件，便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从以上一系列的情况分析中，便可以看清毛泽东对报告的态度以及对报告所采取的不寻常举动的来龙去脉。从此还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的领袖风范，既十分善于统一大家的思想，又擅长于关键时刻以四两之力拨千斤来化解危机。
事实表明，毛泽东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不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就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做法是很高明的。
1月28日，###在日记中说：大家“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
2月9日，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传达七千人大会的会议精神时说：“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有人比方为‘七大’，在重要时期解决重要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之好。其影响会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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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1)
1962年的1月，北京处在严冬季节，时逢困难时期，人们更加觉得寒冷难捱。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一次不对外宣传的、与会人数达七千人之多的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全中国高、中级官员云集一堂，谋划着国家走出危局、恢复民生的大事。
当时的中共中央，下设六个中央局（也称大区）：华北、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中南。中央局下设省、地、县。所有与会人员，除中央局书记外，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来四个书记，每个地委来三个书记，每个县委来两个书记，全国各大厂矿来一个书记和一个厂长，中央各部委的党组成员是全部参加。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发到大会以后，第一天为阅读时间，第二天起，各省以地区为单位，国务院系统分小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分四个组（一组、二组和文教组、外事组）进行讨论。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付出千万生命的代价，已经使绝大多数人变得冷静起来，开始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了。
柯庆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大跃进”运动重要的积极倡导者、配合发动者之一，到1961年也冷静下来了。袁宝华回忆：1960年，我到国家经委工作，被派到上海蹲点。有一次柯庆施找我谈话，就问我，究竟怎么样，现在的粮食够不够吃？工人、农民和咱们不一样，咱们吃多少菜，不吃多少粮食，工人、农民没肉吃，全靠吃粮食啊。柯庆施也感到心里没底了。
毛泽东也冷静下来了。他不断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和中央犯了错误，并带头纠“左”。
实际上，自1960年冬以来，人们就开始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了，在各种层次的会议上已经发了不少这样、那样的议论了！但这些意见都是在一些讨论具体问题的小型会议上讲的。这一次则不同了，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五级干部大会，七千多人在北京聚集一堂，一起回顾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显得非同非常。报告一发下来，立刻引起与会者的严重关注。所有与会者，他们既是“大跃进”运动的参与者，又是不同层面上的领导者，对报告所谈的情况非常熟悉。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想想“大跃进”，遭遇这么巨大的挫折，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他们为此感到困惑不解，感到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
由于大会采取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方针，甚至中央的报告稿，未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便直接发给大会听取意见，因而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
当会议组织讨论时，不少来自各个阶层的官员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发表意见，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可以说，“双百方针”在这次大会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大会议论最多的，是对当前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出现困难局面的分析，对错误的表现、错误的性质、错误的责任、错误的原因的探讨以及对“三面红旗”和反对分散主义的看法。
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还只有12年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深入。历史的局限，加上要在肯定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总结经验，使大会不太可能取得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意见触到了深层次问题和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
为什么会犯错误？
这几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困难局面？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这几乎是所有与会者非常关心的话题。
对于这些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这3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3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
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1959年、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
在工业工作上我们也犯了要求过急过猛、计划指标过高的错误和在企业管理工作上的一些错误……
在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
中央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认为，这几年有一部分的建设工作的缺点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政策规定得不完全恰当的原故。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实行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中央在这几年来还规定过一些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不恰当地提倡过一些引起不良后果的事情，例如几个“大办”，在调整国家体制方面，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中央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工作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2)
报告还讲到庐山会议中断反“左”也是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中央看来，这几年工作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高”、“一刮”、瞎指挥、几个“大办”以及实行平均主义和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方面，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一方面是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
大会讨论时，对于“大跃进”期间表现出来的错误，大家的分歧不大，但若追究这些错误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犯错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大家的认识就不一致了。他们各抒已见，看法很多，有些意见很快就突破了中央报告的认识范围。如果说报告谈得比较抽象、笼统，那么大会的讨论则相当具体、深入、广泛，其中不乏远见卓识与真知灼见，即使今天看来，也令人为之击掌！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意见：
一是认为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确实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
这里先举两个例子，似可对上述观点有所说明。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可见就连原来主张反冒进、且出身农家的刘少奇，也弄不清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情况，缺乏经验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过，下一个例子就很难完全归结为缺乏经验了。1958年，广西在放钢铁日产量卫星的时候，省委书记亲自去现场考察，发现高炉用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没有炼铁的煤，人们把树砍了做燃料，认为只要把矿石烧黑，就是铁了。书记问身边的技术人员是不是铁，技术人员明明知道这不是铁，却不敢说，结果书记信以为真。这与没有经验、不懂技术常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这就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而是缺乏民主的气氛，结果闹出很多悲剧。
所以有人就单刀直入地问：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如果是缺乏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还有人说：没有经验这是对的，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
有人说，为什么会产生高指标，大家当时为什么相信它、接受它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深信不疑；一种是将信将疑；一种是认为指标高一点，可以鼓干劲，动员群众，结果适得其反。这三种情况均可以归结为经验不足。除这三种情况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虽然心里认为完不成，但是不敢说；一种是明知不行，硬说能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投其所好。这两种就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了，而是属于思想问题。
显然，这触及到了问题的深处，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气氛，是“大跃进”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但遗憾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结果一错再错，乃至祸及全国，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从这些发言来看，不少人认为中央强调缺乏经验多了，因而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
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Сhā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致使许多干部不敢真讲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
甘肃、青海两省有些人还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工作提出意见。他们问：信阳经验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在甘肃推广是否适当？
信阳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在追查信阳问题时，中央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掌权，因此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此质疑的人，也包括湖南的同志。他们问：“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作个报告。”
可以看出，这些意见也很尖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几年来，上边听不得下边的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为思想路线问题，就定性为右；对于出现的问题，总是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处理，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了不同声音。也就是说，主要在于不断地用思想路线划线，在于党内的斗争过火。中央的报告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具体的阐述。
三是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央的报告稿强调“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3)
四是认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广东有人说：农村中的错误是否仅限于“三高”“一刮”？这些固然是原因，但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还有人说：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中南局有人提出：农业问题，根子是所有制；工业问题，根子是颠倒了农、轻、重的关系。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政策、体制、任务、干部太不稳定。这几年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摇摇晃晃。从思想认识上讲，是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有关这些问题的议论，至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会人员注意从所有制、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从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从关注农民的积极性等来考察问题所在，十分可贵。在后来经过修改的中央报告将这些思想都融入了报告里。
五是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六是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从大会讨论的现有材料看，持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还相当多。说起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这与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关，也与陈伯达编辑的材料及中央的导向有关；与各级领导主动承担责任的心态有关，也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关。比如会上有人举例说：当毛主席提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时，不少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动，认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退得过多了”，“公社的优越性没有了”，“红旗不红了”。这些看法表明了当时一些干部思想水平的真实层面。哪怕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也并不清楚。为此，1961年9、10月间，中央曾下发文件，举办干部培训班，其中就有要弄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七是对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人针对自然灾害和主观错误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大会下发的报告稿没有谈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当时的公开报道来看，也主要强调是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结果。大会议论到这个问题时，看法很不一致。
安徽、西藏、山西等省有不少人认为：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说，1959年5月以前没有天灾，市场已经开始紧张，家畜、家禽已经减少了。1961年是连续遭灾的第三年，由于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农村形势开始好转了。还有的认为，“整个说来，人为的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固然很大，但人为灾害却很严重”。在山西省的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这几年山西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农村工作中，人灾是第一位的”。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就全局来说，灾害是主要的。还有很多人认为，要分别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主要是工作没有做好，有的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几年来工作发展比较健康，连年增产，也需指出。
除了上面谈到的七个方面之外，也有人专门针对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认识比较到位。湖南有人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此外还有“四高”，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广西有人说，农村工作产生这么多问题，从思想上讲有三：一，把建设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看得过于简单，因此片面强调高速度，只看到“一穷二白”“人多好办事”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困难复杂的一面。二，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生产经验和农民觉悟程度。那时候，愿怎么干就怎么干，认为农民风格高，比安钢工人老大哥的风格还高。三，从本身来说，也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有权，有经验，有群众，党又有威信。这样一来，头脑自然发热，主席的话也就听不进去了。
这就是大会上议论出来的各种意见。虽然并非都那么全面，但基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发言的尖锐程度，也可以看出在这次大会上不少人是敢于讲话的，大会气氛也比较民主，中央采取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的态度。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4)
谁来承担责任？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中央觉得，有必要在这一次大会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发出的中央文件，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所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当然要负责，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负责同志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在工作作风上就没有责任了。
揣摩报告的意思，简单地说，要负责的首先是中央。但这个中央，主要是指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也有责任，但没有着重强调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责任，倒是谈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各个部。我们今天反复品味其中的行文，感觉中央的检讨，是很掌握分寸的。
在讨论时，大多数人比较温和，更多的是作自我批评，但也有些语言比较激烈。
西北地区有人提出：“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浮夸风为什么这样大，这样普遍？不和政治上、组织上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还有人问：不实事求是的作风，为什么成为全党性的？
在讨论中，甚至有人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湖北的同志对此表示不满。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人讲得更明确一些。他们说：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边，但历次政治运动，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越来越严重。
这样的议论，其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希望中央多担责任。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认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在从现存报告稿中，找不到“中央、地方责任三七开”这样的话，但以陶铸的身份似不会随便说话，应该是有来由的，只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陶铸身为地方大员，对中央政策的来龙去脉，应比一般的省委书记要清楚。他在这里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又说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可谓是这次会上的大胆之言。不过他所追究的“上边”，看来也就到书记处为止了，并没有超出书面报告的范围，但他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也属难能可贵。
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责任究竟在哪里？
这样提问题的，言下之意，是说毛泽东当时提倡办人民公社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具体政策没跟上，因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当时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在陕西，对1958年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有的私下讲，有的则公开说，焦点在毛主席身上。若干年后何金铭曾回忆：“我就说过：‘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②
为承担责任，国家计委主动检讨说：高指标是计委提出的，应当由计委负责，过去我们编计划，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做好综合平衡，往往是匆匆忙忙地将计划提交中央，强迫中央签字。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思想上有主观片面性，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没有好好学习，领会不深。如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主席在1958年曾提出1500百万吨，如果当时按主席指示布置工作，基本建设的摊子就不会铺得那么大，浪费了人力和物力。长期计划也是如此。我们的计划工作搞了四年多，翻来覆去，现在的长期规划还是2000万吨钢，可见还是主席英明正确。
对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出现的高指标，计委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计委的责任，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经验，脑子跟着发热；一方面也表现为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是迎合领导的意思报计划，当然也有迎合不准的时候。有几次，毛泽东想把钢的指标降下来，可是计委告诉他可以完成。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后来总是不满计委的工作，“鸡蛋里挑骨头”的原因之一。
国务院系统工交组提意见说，政治局和书记处担负责任的字句，应该从报告中去掉。如果中央一定要担负责任，最好把各部门的责任也写上去，或者由工业交通口的代表在会上讲一下各部应该承担的责任。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5)
从上述情况来看，大会上的议论，既有认为中央承担责任不够的，也有作自我批评的，还有要求对一些责任问题定性，或者要分清责任的。国务院一些部门主动要求在大会做检讨，也折射出在错误面前，大家不是互相推诿，而是积极承担责任的良好风尚。大会讨论时，还有一些人对领导机关提出了建议，他们希望提倡说老实话的同时，要提倡听老实话；反对报喜不报忧的同时，要反对听喜不听忧。对中央提倡的“三不主义”、“五不怕”精神，有人说这不是解决畅所欲言的关键，关键是上面对待批评的态度。
这些意见显然都比较大胆、尖锐，刘少奇在做大会口头报告时，大多对此作了解释和说明。
“三面红旗”举还是不举？
“三面红旗”，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复杂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三面红旗”被批判的。庐山会议之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认为是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因为批判彭德怀的缘故，这三者的地位发生变化，被并列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旗帜，开始大树特树。不久，又称为“三大万岁”。到1960年初，《人民日报》社论更是将此誉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找到的“三###宝”，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宝”相提并论，成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961年起，大概觉得“三###宝”的提法太超越实际情况了，而改称“三面红旗”。
现在来看，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距那时也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就以为找到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实有点过于自信。问题是，1959年反对彭德怀时，毛泽东提出将来他“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结果仅时隔一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便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为此进行调整，而在调整过程中，如何解说“三面红旗”就成了一件令人关注的大事。毛泽东认为指导思想没有错，只是缺乏一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七千人大会下发的中央书面报告稿，也基本是按照这一基调上来阐述的。报告说：
三面红旗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用多快好省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空前大试验……
……几年来，我们工作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站得住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引导我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将来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旗帜。对于三面红旗的意义，应该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而不能只从一个局部或一段短时间的工作来估量。这三面红旗当然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经受考验，但是，我们认为，过去这几年的经验使我们更有把握地说：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符合于我国实际需要的。
但大会在讨论时，并没有因为“三面红旗”的敏感而不敢触及，相反，这是大会的热点之一。
绝大多数人表示同意报告对“三面红旗”的估量，认为应该以整个历史时期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还有的说，“三面红旗”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农业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等等，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定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发了总路线的无限生命力。这是会议的主流看法。
对于这种主流看法如何理解，笔者带着疑问曾在访问十多位参加会议的同志时，反复地追问他们：当时您是否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回答说，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这其中包括被认为思想比较解放的杜润生，当时他也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是什么道理呢，有的回答，毛主席和党中央说是正确的，我们也就不怀疑了。是真心真意地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①杜润生说：“三面红旗”正确与否，我们当时看不清楚，是事后诸葛亮。②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判断，二是受理论和时空的局限。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报告对“三面红旗”肯定的还不够。他们说：“三面红旗”的 “提出和形成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的，具有深刻的科学根据”。建议将报告“证明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站得住的”一句，改为“证明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还有的人说：报告中几个地方对“三面红旗”的提法不一致，如分别有“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等等，应该统一用“完全正确的”。甚至有人说，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说这些话的人虽然不多，但在当时是相当有分量的。
不过，大会对于“三面红旗”的讨论，还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一些人出于国际因素的考虑，看出了“三面红旗”有问题，但提出还是要坚持。他们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有问题，不尽符合国家需要，可是为了反修，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基于这样一种心态，有人建议，报告要把“总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民公社”的历史必然性和它的优越性，“大跃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阐述得更充分些，更有说服力些。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6)
明明知道“三面红旗”有问题，不符合国家需要，还是要坚持，这口气能不能争？毛泽东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事到临头，也就忘记了这样的大道理。
也有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大胆地就“三面红旗”提出质疑的，这在当时来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他们分散在各个地区，有的意见提得比较婉转，有的则相当坦率。
西北、中南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原则好讲，具体难说；丰收地区好讲，灾区不好讲；工业好讲，农业不好讲；“总路线”、“大跃进”好讲，“人民公社”不好讲。还有人说，“大跃进”这面红旗要不要都可以。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搞早了，搞快了，高级社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非办公社不可。
这显然是从工作出发，将实际情况同理论相对照而得出的认识。从这些意见推测，提意见的人可能来自地、县一级，他们天天在第一线工作，“三面红旗”好不好，他们的感受最深切、最直接，所以他们有抽象好讲、具体情况不好讲的肺腑之言。当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胡开明后来回忆，如果他“不去张家口主持一个地方的工作，也是不会发现基层和百姓中的真情的”。所以真理的声音往往来自基层，来自实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在这次大会上表现比较特别，他们围绕“三面红旗”，居然提了八个问题：
什么是“三面红旗”的主要方向和基本原则？为什么说“三面红旗”没有错？
怎样把“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解释清楚？
总路线的实质是高速度抑或是多快好省？
过去对什么叫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分别规定了标准，这次少奇同志的报告，又说大跃进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能够也应该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的生产力，以及15年赶上英国而言，两者有无矛盾？究竟对大跃进的含义又作何理解？
这几年农业减产，是否能说是大跃进？
能不能说人民公社现在还是一大二公？
能不能说公社和高级社不同之点，主要的是在于政社合一？
成立人民公社是对的，从理论上讲也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办快了一点。为什么很多问题都出现在公社化以后？人民公社与高级社的区别，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看得出来，这八个问题都是紧贴实际而讲的，既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困惑与不解，也对“三面红旗”用提问题的方式提出了批评，每个问题都问到了关键处。在一片拥护“三面红旗”的气氛中，西北地区的质疑与困惑，坦率与勇敢，的确显得非常突出。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也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这大概也是与刘澜涛的态度有关。
无独有偶，1962年春，陕西的三个农民党员联名写了《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杨伟名执笔），送给直至中央的各级党组织，陈述他们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他们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行分析了。”文中还说，这篇怀感“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这种敢于直言，大胆反映真实情况的事件，也发生在西北。他们的命运也因此遭遇了曲折！
指标低了还是高了？
刘少奇的报告说：“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有雄心壮志，要看到光明前途。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提出拟定10年的长远规划，在全党全民面前，树立一个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报告提出10年（1963－1972）的远景规划是：
一、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争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000万吨左右。
在讨论时，华东地区的同志普遍反映：指标定低了。他们问，以后还增产不增产？信心怎么办？10年计划的水平，比第一个5年计划还低。这怎么能说是把“三面红旗”举得更高？有些人还说，这些指标完不成呢？实事求是和能够做的事如何结合起来？困难，本来就是困难，不困难，还革命？指标越低越好，不是小苗头。1962年的粮食指标是3200亿斤，1952年是3100亿斤，现在农业生产的条件同1952年比较，到底怎样？10年后，还只有4300亿斤（这是又调低后的数字，下同），怎么解释这个计划是宏伟的？有的人说：到1967年，只有3800亿斤，对于能否基本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能否适应年产2000万吨钢的需要，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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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7)
国务院的农村组，也提出粮、棉指标似乎低了，建议作重新考虑。
华北也有人提出10年指标太低，鼓干劲不够。
还有人说，老问题和新情况的界限不清楚。“三高”主要是1958年和1959年。现在的情况是指标太低了，低了也不接受，越低越好。高指标问题已经过去，现在是低收购，过去手太长了，现在是应收未收。过去是瞎指挥，现在是不敢指挥。要适当讲一讲。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修改后的报告时，一向被认为务实的邓子恢，也提出指标低了。
刘少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说：邓老提出的意见，粮食1967年3800亿斤少了，应该4000亿斤，至于这个报告上面是不是改成4000亿斤，问题是我又怕搞高指标，写了又达不到。写少一点，我写3800亿斤，你们能搞4000亿斤，我就是保守主义者了。写了达不到，陷于被动。指标低一点，少一点，不会陷于被动。而指标低一点，是不是干劲就少呢？我看也不是。指标高一点，不见得人民的干劲就高一点，好几次都是低指标的时候人民的干劲就起来了，而有好几次，在高指标的口号下，人民的干劲落下来了。所以，不要把指标的高低跟人民的干劲联系得那么密切，鼓舞人心，外国人看了不好看。不管外国人，让他们轻视我们一下好，让他们说我们不行吧。
看来，中央是被过去几年的高指标搞怕了，做计划充分留有余地，唯恐不能实现计划，而造成工作的被动。
后来的情况是：1967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达到4356亿斤，1972年达到4800多亿斤。1971年全国粮食产量曾达到5100亿斤。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
1967年棉花产量达到4700万担，1972年达到3900万担。棉花的产量1967年就达到了1972年的水平，而1972年却下降800万担，这可能与搞“文化大革命”有关，只抓粮食，不搞其他生产。
1967年钢的产量达到1029万吨，1972年达到2338万吨。1966年钢的产量曾达到1532万吨，由于“文化大革命”，1967年下跌20%多，到1972年照3000万吨左右的计划指标还相差甚远。
1967年煤的产量达到2亿零600万吨，1972年达到4亿1000万吨，也没有实现计划指标。从上述四大类产品生产的结果来看，粮食指标估低了一些，其他产品则比较适中。当然，如果正常发展，不搞“文化大革命”，所有指标都可能超额完成。
总的感觉是，中央牢牢记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小心谨慎地制定着今后的生产计划，要实实在在地发展生产，决不再妄目冒进，因为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因此，也受到一些同志对指标的质疑。
反不反分散主义？
刘少奇的报告一共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中统一”。这个问题的中心是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是这次“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报告说，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分散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大跃进”期间，中央看到了苏联“计划即法律”的弊端所在，只发挥了中央部门的积极性，而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领导层决心突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即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8年6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在近期内将原中央管辖的轻工业企业下放，重工业下放96%。中央的出发点是好的，苏联经济的缺点也确实存在。问题是计划经济本身就有其弊端，如果不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只将权力下放，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央只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从来没有下放给企业，所以中国经济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总是存在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收了放，放了收，循环往复，多少年也没能超出这个怪圈。
1958年的放，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工作之粗糙是空前的。下放后的管理体系缺乏相应的配套机构和措施，因而陷入混乱。再加上当时整个经济运行的态势是追求超高速的高指标，使本来就缺乏经验又无充足准备的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财力、物力、人力条件，乱投资、乱上项目、乱搞计划外生产，经济工作秩序一塌糊涂。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结果，最终演化成为分散主义。一旦遭遇大的经济困难，急需中央集权调控的时候，偏偏指挥困难，调控费力，严重干扰中央调整国民经济方针的贯彻落实。因而，中央决策层突出地感到，分散主义已成为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严重障碍。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在谈到分散主义问题说：
经济工作方面的分散主义，使国家的生产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基本建设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物资分配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商业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劳动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财政计划被搅乱了。
一连六个被搅乱了，透露出中央对解决分散主义问题的急迫心情。反对分散主义，提倡顾全大局自然成了这次大会的主题。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会对此却议论纷纷，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抓住了主要矛盾，有的则认为没有抓到。
赞成反对分散主义的人认为：在工业生产方面，分散主义表现为层层加码，有些产品计划外的产量大增，而隐瞒或压低计划内某些产品的产量。在基本建设方面，也是层层加码，国家计划外的投资增大，计划内投资也被大量挪用或突破；随意改变建设规模；楼、堂、馆、所建设过度，标准过高。在劳动力方面，则表现为随意增加职工数量等等。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8)
为了分析分散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有的人还试图挖出它的根源。指出，分散主义的错误，主要是由经济上的高指标，造成基本建设的乱上马，搞得战线过长等等。有的人还给分散主义列了“八大罪状”：
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生活特殊，像个国王；7、欺上压下，独断专行；8、资本复辟，亡党亡国。
“八大罪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分散主义的不满，以及要求克服分散主义的迫切心情。但仔细分析这“八大罪状”，很难说都是分散主义的表现，尤其是第八项，更是上纲上线，将分散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更有甚者，有人提出要从国内阶级动向在党内的反映来挖分散主义的根源，这就让不少人更难于接受了。
但分散主义的确存在。为说明反对分散主义的必要性，有些人联系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指出：邮电部有40个“癞痢头”工程，如能集中力量可以建成10个，但因分散主义作怪，材料和设备调不动，结果还是“癞痢头”。由此可见分散主义的危害性！
化工部检查：1958年以来国家给化工部的基建投资45亿元，半拉子工程占去了19亿，其中报废的工程占去6亿6000万！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的确令人震惊！不良投资、浪费几乎占总投资额的二分之一，效率之低实属少见。
水电部说：1960年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全国上马300多个，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挤了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也造成近年来防汛工作很紧张。
这三个部的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若把类似情况全部罗列出来，该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呢！
几十年后，薄一波说：“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把分散主义作为纠正错误的一个问题来抓，还是必要的。由于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
如此，七千人大会反对分散主义是有必要的。但作为主要矛盾来抓，是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对此大会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有相当多的人对反对分散主义抵触情绪很大，在他们看来，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主要矛盾呢？
一种意见认为是主观主义。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 有人因此提出，国家机关的简报，列出分散主义的“八大罪状”，也应该列出主观主义的“八大罪状”，高指标的“八大罪状”！
也有的人认为，当前的矛盾主要是“三面红旗”问题。广东有人说，当前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而是对“三面红旗”的理解问题。如果说有分散主义，主要在中央各部，不在下边。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
对于中央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一些人甚至感到委屈。一位县委书记在会上感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好像给蛇咬了一口，见草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惊，关照群众多了一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可见基层干部很有些怨气！
不少省委书记其实也存在这样的想法，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华东的省委书记们，对反对分散主义意见很大。他们纷纷提问：什么叫分散主义？上海，国家安排的只有45％，协作的55％。以后协作究竟行不行？怎么办？什么都靠计划不可能。集中统一还要照顾另一方面，地方上能千方百计地弄一弄，不要搞得谨小慎微。
鉴于这些情况，不少同志提出，反分散主义不要反到县以下去。他们说：在计划方面产生分散主义，主要的责任应由中央的部、委和省、市负责，把这一级干部教育好了，克服分散主义就有了保证。庐山会议以后，先纠“左”，后反右，才出了问题。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还有人提出，反分散主义，要视各地具体情况决定。
大家意见纷纷，显然各有各的道理。从中央角度来说，分散主义必须反，否则调整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从地方角度讲，中央计划不能太死，地方需要一定的自主权，即使要反也不要反到县以下去。会上提出主观主义是主要矛盾的人，他们的角度，是针对过去几年的情况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分散主义只是一种派生的现象，是一种具体的错误。具体的错误固然应该纠正，但不在根上找原因，只在枝叶上找毛病，最后的结果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至于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才是这次会议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真是一针见血，尽管这种意见不可能被采纳，但各抒已见的讨论氛围，对上下之间的沟通和彼此的理解，还是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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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9)
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也有着比较激烈的争论，刘少奇在做大会讲话时，就吸收了不少大会的意见。比如他说：“在一般党员中间，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去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教育。”毛泽东这时也Сhā话：“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这对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调整经济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
质疑1959年庐山会议？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谈到庐山会议时说：
1959年7、8月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继续郑州会议所已经开始的工作，克服当时在实际工作中仍未消除的“左”的倾向，会议的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会议进行了十多天，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但是在会议中间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使会议不能不转而打退这种进攻。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当时反对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斗争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在这次会议后，又不适当地把反右的斗争一直传达到支部，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了反对右倾的浪潮，在许多地区使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使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大大滋长起来，而且在党内一时造成了是非不明、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
很明确，报告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所持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把纠“左”的工作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会后把反右的斗争传达到县以下是不适当的。
在这个问题上，七千人大会也有不少议论，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超出了报告的尺度。比如东北的同志说：庐山会议以后，因为当时实际工作中主要倾向是“左”，所以不仅在县以下不应该反右，就是在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中也不应该反右，而应该反“左”。这种认识显然是超出了报告认识的范畴。
许多人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以后。之前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之后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源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大，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昧着良心看领导眼色说假话，见风使舵，一味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煤炭部说：对这几年煤炭生产方面的估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上半年，生产迅速增长，虽然也过了头，可以说成绩伟大，缺点不多；从1959年9月到1960年底，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产量下降，因而这段工作是“得不偿失”的；去年一年做了很多调整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言外之意，庐山会议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福建有人说：1958年刮“共产风”，是刮了农民的皮肉，1960年刮“共产风”就刮了农民的骨头。
国家机关有人说：因为反右倾的扩大化，在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
广西还有人由庐山会议联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危险是“左”是右的问题，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说：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有种说法，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右倾危险是主要的，这种说法是否妥当，应当澄清。对两条战线的斗争经验要很好总结……今后应从实际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显然，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同意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判断。他们希望：过去没有受过处分，但是受过重点批判的，被口头戴过帽子的，在“空气压力”下写了自我检讨的，也应该进行甄别，搞错了的，都应该恢复名誉，把档案中的批判材料、书面检讨等退还本人。
但会上有另一种意见和上述意见却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报告对庐山会议写得还不够。庐山会议反右，对保卫“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不仅对县以上干部教育很大，而且对一般干部的教育也很深。因此，有人提出，对庐山会议反右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包括县以下的反右斗争）应作充分估计。
若说庐山会议反右，对“保卫三面红旗有重大作用”，倒真是符合实际情况，但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现在看来未必。但当时，这种意见占了主导地位，修改后的报告稿就加进了这样的内容。报告说：“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报告还加了一句话，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进攻”，是“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当然，报告也并没有加上“对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说明还是留有分寸的，这也是当时的实情。
怎么评价过去几年的工作？
在讨论报告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如何评价？这件事表面看来，并不复杂，经济形势出现严重困难，很明显党犯了错误。问题是，有没有成绩？成绩和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认识？这直接关系到对决策人的评价问题，甚至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思考。人们讨论的意见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分四种情况：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10)
第一，对报告是满意的。认为报告关于过去几年的工作成绩和错误讲的是适当的。持这种态度的占相当的多数，应该说是会议的主流。
第二，对报告不满意，认为报告把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成绩讲得不够。一些人说：报告把形势讲得漆黑一团，到底有什么困难？成绩要讲够。第一干，第二分散，不能无代价。还有的说：这个报告看起来没有多少好东西。正面的成绩、经验讲得很少，缺点错误讲得多。不要搞成漆黑一团，要多讲发愤图强。还有人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没有问题，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以后怎么办？难道过去完全错了吗？不经过那个道路行吗？我想不通。报告最后应当讲一讲，不经过困难，不吃些苦头，不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就只是工作搞坏了，站不起来。我看还是要发扬1958年以来的那种干劲，快一点建设起来，过去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有人举例说：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绩讲得少，缺点讲得多，容易引起错觉。
这个错觉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但从国家机关的一些发言里可以找到答案。其中说：报告中讲的十条变化是12年（1949－1961年）的，而批评的缺点和错误是1958年以来的，这样会给人一种割断12年历史联系的印象。1958年以前不是没有缺点，1958年以后也不是缺点多，10年不平凡，3年更不平凡。报告这样讲，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缺点和错误都发生在1958年以后，这对那些原来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没有帮助。
持这种观点的，实际上是不愿意强调“大跃进”的错误，直到七千人大会，有些人还不愿意承认持所谓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恰恰是头脑比较冷静、实事求是的人。可见要正确地认清形势，认识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求大家主动作自我批评决不是无的放矢。
山东省委联系本省的情况指出：华东局对山东处理的办法好，是多讲成绩，引导大家向前看，这个体会很深。写这个报告要考虑这点。言外之意，也是报告讲缺点太多了，应该多讲成绩往前看！因此有人担心，经验是要总结，可是信心怎么办？更有甚者，有些人认为：3年“大跃进”是一次大演习，类似这样的演习，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如：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广州、上海、南昌的演习。他们说：3年大演习，多数经验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只是少数；物质基础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有些代价，大演习不付，将来也还要付。有些人只从局部出发，被吓破了胆，杞人忧天。
这种比喻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提出如此观点的人，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话，不知道会作如何感想?!
第三，与上述意见相反，认为不是成绩讲得不够，而是缺点讲得不够。有人说，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比报告讲的要严重得多。报告对成绩、缺点分析得不够具体。还有人说，从全国看这几年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具体到一省一地一县，是否也都做这样的估计？3年来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我们国大人多顶得住，其他还有几个国家能顶住。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声音比较微弱。
第四，认为成绩讲得不够，缺点讲得也不够。修改后的报告，则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了调整补充。
总之，比较而言，认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的呼声较高，担心报告讲缺点错误太多，会影响人们的信心。这种考虑，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挖其思想根源还是没有勇气直面“大跃进”的错误，尤其过分强调错误不可避免，就会导致领导者的任何决策和工作指导上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不可避免而不加以追究，不利于正确总结经验。此外，那些害怕“观潮派”、“秋后算账”的人，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个人的面子；而那些只许讲“大跃进”的成绩，不能讲“大跃进”错误的，要么是脱离实际，要么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由此可见，全党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出正确评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实现真正的思想统一也有相当的难度。
大会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有一些意见不太好分类归纳，但比较重要的一些看法，这里还应该提到。如有人建议，报告中谈到“尊重科学技术”，应加上“党派到企业工作的干部，应该钻研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要求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经验，应总结进去。这些意见，间接地告诉人们一个信息，中央的报告虽然谈到要尊重科学技术，但显然还是政治第一，不过党内确实存在着一种要求政治与技术并重，或者技术第一的呼声。
与此相反的一种呼声是，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的经验应写一条。他们认为报告关于国内的阶级动向讲得少了些，建议对当前国内各阶层，特别是农民、知识分子、工商界的政治动向和国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阶级分析；对党内的一些思想倾向，也应该放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背景上，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党内一些人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能被全党接受，说明自有其土壤所在。
七千人大会的气氛，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议论纷纷”。一方面表明，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需要统一思想；一方面也表明，大会民主气氛好，人们敢于讲话，这在那个以思想路线划线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这次大会，中央本来计划开10天左右，由于意见很多，一再延长，结果开了28天。大会以让人讲话，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给全党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至今史学界给予七千人大会以较高评价的原因所在。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1)
在七千人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
从会议记录来看，委员会21人中，共有16人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
刘少奇，64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
周恩来，64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陈 云，57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5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彭 真，60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富春，62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李先念，53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薄一波，54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
陈伯达，5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柯庆施，60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李井泉，53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宋任穷，53岁，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乌兰夫，56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务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自治区主席。
陶 铸，54岁，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刘澜涛，52岁，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王任重，45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1人中，还有5人没有发言。具体这5人是谁？现在还很难确定。大概有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秀才田家英、吴冷西。如果去掉田、吴两人，还有3人身份不详。
看得出来，这个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年富力强，最大的64岁，最小的45岁，一般是50多岁。毛泽东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大会上的七千精英也在看着他们。他们对问题的讨论和认识结果，显然对七千人大会是非常重要的。
会议从17日开始，每天下午讨论，一直到24日，整整讨论了8个半天。所涉及的问题同大会一样，都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会议的讨论情况看，发言比较热烈，谈出不少自己真实的想法，基本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对各种问题的探索和见解。同大会的讨论相比较，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大会基本一致，但有着自己的特色。
把这个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情形重现出来，对今天我们了解那一段困难的历史，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历程，以及观察今天的经济建设，恐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讨论是围绕着5个方面来进行的。
讨论之一：“报告稿”要不要推翻？
在起草委员会开讨论会的第一天，刘少奇首先介绍了他们到毛泽东处谈修改报告稿的情况，以及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的原因和任务，起草委员会讨论报告稿的原则等等。他大致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现在对稿子显然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所以毛主席主张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
第二，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主席说，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第三，讨论的原则，凡是在问题没有决定的时候，有意见可以自由发表，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主席说，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各种议论都可以发，贯彻三不主义。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
第四，时间问题，从今天起讨论到星期天，到下星期一要拿出稿子来。
实际上，他们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下周三才拿出了稿子，是星期四（1月25日）才拿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刘少奇最后向大家说，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这第一个本子，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刘少奇讲完，邓小平又介绍了毛泽东同他们谈修改稿时所讲的话。邓小平说，主席谈了每个阶段的党的任务，提出要善于找出主要矛盾，找出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能找到，就能解决得好。还讲了到陕北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现在我们也要找主要矛盾。
从邓小平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体会毛泽东的意思是：这次大会主要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要抓准了。主要矛盾抓准了，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2)
参加讨论报告的诸位，神情专注严肃。他们知道这些问题非同一般，十分重大。会上，大家基本是围绕刘少奇最后说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情况应该说是畅所欲言的。人们把要说的话，把自己的观点亮在了桌面上。但是，因为各人所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产生的看法也就自然不同，甚至有些意见截然相反。但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是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
对报告可以不可以，要不要推翻的问题，与会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说，文件写得合乎情况，我们赞成，不是推翻。个别人则提出报告写得很没劲，存在很多问题。在赞成报告的人中，也存在着赞成的程度不同的差异。
具体到6个中央局书记中，华北、东北、西南的态度比较明确：华北认为报告很好，很满意；东北表示报告写得好；西南说，报告写得合乎实际情况，我们赞成。西北、中南，则采取了稍有保留的态度：西北说，报告关于党的部分，写得特别好，是整个报告的Ｇao潮。言外之意，赞成报告的第一部分即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还是有些问题的；中南说，省、市、地委的同志对报告都满意，不是推翻，但接着表示了对反对分散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大区，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说对报告整体上还是拥护的，不是推翻的态度。但华东，却表示了与此相反的态度，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越看越没劲。在以后的讨论中，刘少奇等对柯庆施等的意见表示了否定的态度，下边还要谈到。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陈云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陈云一向不轻易表示自己的观点，但在讨论这个报告的时候，态度十分鲜明。在他看来，这个报告成绩和缺点讲得是适当的，抓反对分散主义也是抓在了点子上，这符合毛泽东为这次大会定的调，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也符合当前人们的思想状况，是鼓得起劲的。 李先念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谈了他那个财政系统对报告讨论的情况，说大家对报告的精神、方针一致赞成。周恩来比较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示同意报告的方针，强调第二、三部分写得好。同时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如何修改，谈了自己的想法。
就这样，第一个问题定了下来，报告稿不用推翻重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便可以了。
讨论之二：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是报告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七千人大会原定的开会的目标所在。但正如前面所述，恰恰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来自地方的意见很大，同中央明显存在相当的分歧。在中央看来，这是一个带有颠覆性的意见，因此毛、刘、邓十分重视，才决定立即成立有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充分听取意见。因此，在起草委员会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自然颇费周折。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认为，抓集中统一是对的，是抓住了要害。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上下都有，如果不反，当前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周恩来说：因此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在周恩来看来，这次大会讲这讲那，如果不反掉分散主义，鼓了半天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
李先念显得更为激动，他说：集中统一非常同意，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
刘少奇、邓小平更是把反对分散主义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强调。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刘少奇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在刘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会出修正主义。“问题可谓严重之极！”
邓小平还说：是道德品质有了问题，走黑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不要认为苏联现象只有苏联有。前8年，后4年，社会风气不同。看来，邓小平对分散主义也是深恶痛绝的。
他还说：是1958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1958年以后？我脑袋里是1958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在邓小平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遗憾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都有些误解。中央把反对分散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来解决，是因为眼下的经济太困难了，这样一来，却忽视了地方同志的感受。报告稿给人的感觉好像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由地方的分散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中央的重大失误造成的。致使与会的地方的同志比较激动，心里很是不服。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3)
在讨论时，柯庆施就说，现在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是1957年以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和盲目性存在矛盾。他接着说：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报告稿中，在反对分散主义方面，举了上海的例子，所以柯庆施又说：上海的例子，我不赞成改，就是后面改一句话，东西不都是上海用了。明显的，柯庆施很有情绪。
陶铸则婉转地表示，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的话虽然婉转，但仔细分析，他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产生分散主义的根源，弦外之音是，中央反对分散主义并没有反在根子上。他的意见同柯庆施不太相同，但也有相通的地方，即认为中央强调集中没有问题，反对分散主义也可以，但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如何反是个问题。
王任重不是大区第一书记，但他也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王任重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另一位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也是45岁），很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因此是惟一一位以省委第一书记资格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会上，并没有因为“位卑”而少言寡语，相反，说起话来还很有些火药味。他说：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
王任重讲的是实话。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客观地说，张体学的意见很有些道理。王任重大概受本省同志的影响，或者说从本省的情况出发，提出：湖北对过分集中和分散谁是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对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吹掉了？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是省委负主要责任，还是下面负主要责任？地委同志不赞成把反对分散主义搞到县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