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远峰热火朝天地投入到《朝阳沟》的排练中时,他的堂弟远征高中毕业后,随着大批的城市知青一起,被分到了北京远郊的农场。每个星期回城的那天,就是他生活中最盼望的日子。除了惦记生活不便的奶奶,生病的堂兄,还有他刚刚结识的那两个内行人,臧爷和史荣钦。在那个圈子里,不但有新旧的书画碑贴,还有旧时的趣事和旧时的能人,而此前远峰带着他看的那些书藉和展览,让他能从一些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艺术品的价值,但是他的与生俱来的聪明告诉他,多看,少说,让别人说,别人说的,日后都是你的。
远峰的去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远征陷于深度的痛苦中,这种痛苦远不止失去一位亲人这样简单,而是仿佛刚刚在自己眼前开启的一道门,只是看了这么一眼,还来不及从炫目的光芒中缓过来,便又关上了。除了偶尔去看看梅姑娘和萌萌,顺道借上两本远峰生前的书,那个世界离他渐行渐远。
走了一个大孙子,赵老太太的精神明显不如从前了,虽然是远峰从病到走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不象当年慧凤走的那么突然,但是人真的走了之后,那种白发人虚度光阴的懈怠感,慢慢就把赵老太太掏空了。
远征分到农场出了城,加上远峰这么一走,仁龙和仁虎两兄弟商量了一下,总得给老太太身边安排个人,除了照顾老太太,边上有个人,老太太也不至于整日处于忧伤里。商量之后,仁虎把小儿子远洋送到北京,这年他刚好小学毕业,他的二哥远航比他大两岁,在家里已然是半个一家之主了。
这几年仁虎和北京家里来往不多,文革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的军工企业纷纷调往西南和西北的一些边远地区,称为支援三线建设。梅芳因为身体不好,又不想离北京太远,所以就通过柳老先生想办法转到了地方工作,留在了太原,这样赵家也有了一门山西的亲戚。
那时候各地城市的建设刚刚起步,仁虎和梅芳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医务工作者,马上成为市人民医院的业务骨干,不但要接诊手术,还要带工农兵学员,培训赤脚医生①,工作安排的满满的,两口子在一个单位都见不着面,再加上三班倒,一家人凑一块的日子就更少。
仁虎原本就是个甩手大爷,家务事不但不管,也不会。有时候梅芳连着几台手术下来回到家,看到家里那三个男人都在家饿着,炉子也灭了,热水也没了,两个儿子虽是已经学会了做饭,但是让他们从生炉子开始由头干到尾还是有点难为他们了。好在梅芳早就习惯了,从兜里摸出5块钱,递给老二远航,让他带着弟弟到街上的饮食店里自己买着吃,吃完了再给她和仁虎带一份回来。
于是小哥俩就象得了圣旨一般,拿起那个摔得坑坑凹凹的小铝锅,一路连蹦带跳就出门了,回来的时候不是给带回一份羊杂碎,就是一盆烩菜,锅盖翻过来扣上,顶上放上几个烧饼或是馍馍。每当小哥俩穿街过巷的一路走来,那些把日子过得异常仔细的街坊邻居们就会摇头叹气,说这日子过得,做孽了。而他们那些一年也沾不上几个油腥的儿孙们,则是手指头伸在嘴里,眼里都能淌出口水来。
有跟哥俩关系不错的,一看到哥俩往出走,就假借着刚好遇上打招呼,一路随行过去。老二远航毕竟大一些,扯上两句就走,可是他那个弟弟不知道是真缺心眼还是天性豪爽,时不时的就把人家拉上,结果两个人的饭变成了三个人吃,有时候还是四个人,老二没辙啊,就假说带的钱再买就不够爸妈那份了,这样远洋才能收手,在他眼里几分钱一个烧饼馍馍的你紧张个啥?
所以哥俩长大了之后一遇到事,梅芳用起人来一点不带客气的,用她的话说,从这院子到这街上,这些小伙子们有谁没吃过我们家的?没用过我们家的?该出力的时候当然得找他们,那是看得起他。那个谁谁谁,当年还背着你们哥俩找我借过5块钱呢,到现在连个字儿都不提,他以为我忘了,我记得清楚着呢!每当梅芳那一口纯正的京腔开始数落这哥俩的时候,不管是同在赵家的哥们,还是邻居,都会偷偷抿着嘴乐,一边说这北京话就是好听,跟唱歌一样,骂人都没得脏字。
就这样,赵仁虎的三儿子远洋,背着一个旧书包,装着邻居小伙伴临行前送他的弹球、烟盒、砸炮,当然还有几斤揉得皱巴巴的全国粮票,一个人只身来到北京。走的时候那些小兄弟们说洋子莫怕,过阵子俺们去北京找你玩去,俺们也一直想去看看天安门和大会堂呢。
洋子心想北京那么远,你们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木得,还到北京来看我,做梦球吧。他没想到的是,没过一两年,这些人不但来了北京,而且还变成了常来常往。这个不说,北京站、西单和王府井这些地方,小混混们的技术能力全面提高,从原来单纯的偷,变成了连偷带骗。
① 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壮大于文化大革命中期。农村的生产大队,小队,都派出了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城市的大医院,医学院,接受简单的培训之后,回到农村为农民看病。由于这些人员,都是即参加生产劳动,又治病开药,而且在南方很多地区,都是赤脚劳动,不同的是这些人上工的时候还多背着个小药箱。所以人们称这些人为赤脚医生。
远洋来到北京,他大爷仁龙就安排他到附近的中学念初中。那时候虽然也看户口,但是对于家里有亲戚在北京,或是机关部队的家属,但凡你有正当理由的,学校都收,算借读,也没有借读费这说,每学期只要交1块5的学杂费,3、4块钱的书本费,自己买点笔啊本啊,这学就能上了。
即便这1块5的学杂费,一些孩子多的家里也交不上,这种孩子学校就把学费也给免了。至于课本,多少年不带变的,大的用完传给二的,再不行了街坊邻居的借一借,念书这个事对城里的孩子来说并不困难,连在农村的孩子们,因为大量的城市青年下乡,都有机会读个书,识个字。至于学校的教学好坏,自打前些年运动之后,基本上是老师看学生的脸,谁来了谁不来,老师的课照上。
除了课本上那些最基本的知识,学校里还有一多半的时间是用于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夏天拾麦子,秋天收棉花,时不时的还有些挖路填河的工作,都能见到一队一队的学生打着小红旗,奋战于田间和工地上。至于考试,自从出了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变成英雄后,老师们哪还敢拿学生的成绩说事,课堂上没有捣乱的,遇着运动不被学生变着样的整,对当老师的来说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被自己的学生侮辱寻了短见的,一点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