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傍晚，他又仔细琢磨了一下，认为很有必要再和林星见上一面。他本可以通过吴晓约她，但又怕吴晓万一跟着她一起来，谈起来就多有不便了。因为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吴晓搅进这件事情，弄不好沾上一个伪证的罪名牵连进去，他将如何面对九泉之下的妻子？

于是他用电话问了林星工作的那家杂志社的地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自己开了车子到门口来堵她。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万一她不来上班呢，岂不是白等？但不用此法又实在别无他法，所以他还是来了。没想到他刚刚等了半个小时就看到那女孩出现在街口，这似乎预示着他的运气还不至霉烂透顶。他下车，想打招呼，还没张口女孩就看到他了，并且谅讶地停了脚步。

他脸上也回应一个惊讶的笑容，以摆脱应有的尴尬，“啊，咱们又见面了。你就在这儿上班吗？”

街上阳光明媚，映衬得女孩脸上气­色­极佳。虽然还能看出些体弱的样子，但­精­神上比在潭柘寺塔院和京西别墅两次相见的印象，都明朗健康了许多。她十分疑惑地看着他，看上去像是拿不准自己该严肃些还是友好些。她问：“您怎么也在这儿？您是找我吗？”

吴长天点头：“对。”他停顿一下，一时不知该怎样讲述来意，“呃——我们谈十分钟可以吗？你现在方便吗？”

阳光下的女孩点了点头，这个动作使吴长天的心忽然柔软起来。这个动作不期然地让他把原来头脑中对那个踌躇满志、心高气盛的女记者的印象，换成了对眼前这个柔弱乖顺的小女孩的好感。这柔弱乖顺使她脸上的线条越发地清秀起来，皮肤也显得异常的娇­嫩­和透明。他环顾左右，说：

“啊，我们在哪里谈？”

女孩指一下前方，“那边有个街心公园，行吗？”

他转头看了一下，很好，是一个很幽静的小花园，有围栏、矮廊和绿­色­的凉亭，还有一些高矮相间的树木。于是他们并肩移步，向那花园走去，在路人眼里，就像一对早饭后出来遛弯儿的父女。

进了花园，很自然地，走到了位于园子中心的凉亭。吴长天当然没有直接切入主题，他顺理成章地，先从儿子问起。

“吴晓这几天都忙什么？”

谈起吴晓，女孩欲言又止。让吴长天想不到的是，她脸上竟还挂出了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在潭柘寺塔院那天的激动和强硬。她答道：“他一直想回家去看您呢，可您前几天一直不在北京。您找我是想了解吴晓的情况吗，他现在可能还没起床呢，要不要我让他回家去找您？”

吴长天连忙摇手，“啊，不是，我是找你，谈另一件事。”

女孩用目光看他，等着他说。

“呃……你还记不记得大概在一周以前吧，有一天很晚了你来我家找吴晓，我们还聊了一会儿，你记得吗？”

女孩迟疑了一下，点头，“记得，后来我去月光酒吧找到他了。”

吴长天面上保持着平静，漫不经心的样子，内心里却搜索枯肠，措词艰苦，“那天，那天晚上，吴晓和他几个叔叔给我过生日。我们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吴晓有事就走了，后来我们公司的人找来几个女同志想开个家庭舞会。你的两个朋友，我记得一个叫艾丽，还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对，叫阿欣，也来了，陪他们跳交谊舞。我是不喜欢跳舞的，那天也很累，就休息了。我一休息他们也就散了。可这两天我听说，你的两个朋友那天晚上好像出了点什么事。你听说了吗？好像那个叫阿欣的找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卖了。有人怀疑是在我们那儿出的事……这就奇怪了，吴晓一走我就睡下了，我一睡下舞会就散了，她们也就走了，然后紧接着你就来了。我想你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你那天晚上是几点钟来的？”

这番话，吴长天可谓机关算尽，把自己的意思不着形迹地伪装起来，看上去仅仅像是在找林星核实一下那个晚上她登门造访的时间，但他一上来就有意把当晚各种活动的前后顺序，以及每个当事人聚散去留的时间关系一一排列叙述了一遍，实际上是对眼前这位潜在的证人的一种变相的引导，而且不露声­色­地在她的记忆中强加进某种印象。林星显然毫无警觉，顺着他的说法答道：

“我去您那儿大概快十点钟了吧，也许是十点多一点。因为后来我从您那儿出来到月光酒吧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吴晓他们正在台上演奏呢，这个我印象特清。”

吴长天说：“对，我记得你来的时候还不到十点吧。我们还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嘛，还说到你给我送的生日礼物呢，你还记得吗？对对对，那个睡衣我真的很喜欢。那天咱们大概聊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这当然又是一次­精­心的误导，女孩虽然没有完全认账，但她认同的时间，显然也大大超过了那天他们交谈的实际长度。

“没有，也就谈了一刻钟吧，那天我看你挺疲倦的，就没多坐。”

吴长天做回忆状：“啊，是吗？”话到此处，他心里基本是满意的，关于对事实部分统一口径的目的，已基本达成。接下来，他乘势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也正是他今天的真正来意：

“林星啊，将来有关部门要是找我了解情况的话，我可还得找你帮忙啊。我现在的记­性­真是不行了，你说得比我清楚。有人要是来了解情况还得你来说说，就算是请你给我们当一回小证人吧，好不好？”

林星点了一下头，但脸上挂出疑惑：“您知道艾丽和阿欣到底出什么事了吗？她们好像都离开北京了，她们好像真的出了什么事。”

吴长天含糊其词：“我也是听公司里的同志说起的，好像是这两天公安局的人打电话到公司询问那天晚上她们到我家跳舞的事。那天的事我也记不清了，就想起你来了。早上我上班路过这儿，就顺便停车看你在不在，想请你帮忙回忆回忆，正好碰上你。你的病最近好些了吗？”

吴长天匆忙结束了这个话题，唯恐继续下去会不留神扯出其他难以自圆其说的情节，所以他把话题转到了林星的病上。但马上又意识到问她的病情似乎也不够妥当，因为几天前儿子还把电话打到吉海，口气急切地向他要钱为她治病，他没有答应，坚持等他回京后父子二人当面谈了再说，儿子气得挂了电话。要不是昨天突然跳出那个神秘的敲诈者，搞得他直到现在都坐立不安的话，他今天本来是计划和儿子好好谈一谈的。他还是想说服儿子再慎重考虑此事，他可以同意儿子和林星交朋友，现在的年轻人交异­性­朋友也不非得是以结婚恋爱为目的。但无论时代怎样不同，终身大事总不能仓促决定。儿子还那么年轻，几年之后再考虑决定自己的婚恋对象，也为时不晚。几年之后儿子和林星大概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冲动了。而且，说句不免残酷的话吧——几年后这女孩子的病究竟是好是坏，她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也还不一定呢。

说到病，女孩的脸上有些百感交集似的，有点想哭，又忍住了。作为掩饰，她还笑了一笑，说：“还好吧。”又说，“谢谢您关心我。”

吴长天看看表，看表的意思是谈话可以结束了。在这场短暂的谈话中，他像以前一样，对女孩始终保持着长辈的慈祥与和蔼的态度。他说：“今天耽误你上班了，我们以后再聊吧。”他伸出一只手，向女孩告别。

女孩和他握了手，她的手比以往更多了一些软弱。她的目光也多了几分猜不出来由的羞涩，和他对视了一下，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急于回避，她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该叫您吴总还是该叫您叔叔。现在，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该叫您叔叔还是该叫您……还是该叫您父亲。”吴长天愣着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又说：“我和吴晓，我们已经在昨天结婚了。”

什么！吴长天的笑容甚至来不及收回去，一下子僵在了脸上。

因为激动和局促，女孩的脸孔也赤红起来，声音却很平静，不带一点激动地，娓娓道来：“这件事，本来应该由吴晓来告诉您的。因为怕您生气，所以我们没敢请您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不乞求您祝福我们，但我想请您相信，我会永远永远爱吴晓的，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让他幸福。我请您相信！再见吧，爸爸。”

这个女孩儿从从容容地，转身走了，她叫了他一声“爸爸”，然后消失在花园的入口。吴长天一句话都没有说，或者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没有祝福、没有责骂，甚至没有来得及表示疑问。他完全被惊呆了。几乎弄不清是梦是醒，弄不清自己此时是何等心情，弄不清这女孩刚才的宣告，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儿子彻底离他而去了吗？他心里空茫一片，慢慢地走回自己的汽车，手指哆嗦得几乎Сhā不进钥匙。在稍稍镇静之后的第一个片刻，他心里生出一种压抑不住的耻辱和愤怒，他不知道该恨这个女孩还是该恨儿子。他们竟然对他以父亲的身份很正常地提出的反对意见，做出如此激烈的对抗和报复。背着他结婚，不通知他就自己举行了婚礼，连个最后通牒都没有，就举行了婚礼！他想不到儿子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忘恩负义！他是他唯一的亲人，是一粥一粟把他养大又那么爱他的父亲，他竟这样地对待他，这样不留余地地刺伤他的感情。儿子这样做等于让他在他所有的部下、朋友和梅启良这样的领导面前，在一切生人和熟人的面前，成为笑柄。他想，毫无疑问，一切麻烦都缘于这个女孩，如果不是有了这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的女孩，这个要做什么就不惜一切都要做到的女孩，这个因为他没有为她的病付钱而被激怒了的女孩，儿子怎么会这样！

他呆坐在汽车里，很久，很久，被恼怒和伤心煎迫着，身上出了很多汗，像病了一样地不舒服。从这个女孩第一次无所顾忌也不懂规矩地闯入他的办公室要求采访的那时起，他在印象中就对她怀了某种反感。他从来不喜欢过于任­性­的女人。这一点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最富于攻击­性­的男人也懂得迂回和避让，但女人的攻击­性­总免不了有点肆无忌惮，常常对他人构成正面的侵犯。到此时，他对这个女孩的痛恨，达到顶点。仔细算算，父子的疏离反目，生日之夜的流血惨案，他遭遇的所有厄运和绝境，似乎都和这个女孩有关，都是因为认识了她才一一发生的。如果这个小星星果真是他命运中的一颗灾星的话，那么今天他找上门来求她帮忙消灾避祸，岂不是自投罗网吗？一种不祥之感蓦然笼罩上来，令吴长天不寒而栗。

一想到头顶上的这个灾祸，他的心情立即收缩起来，思绪也不自觉地，从那位已经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成了他的儿媳的女孩身上移开，陷入了对昨天那个诡秘电话的恐惧中。李大功上午已经带了他的身份证，悄悄到银行提款去了。中午，他将带回三百万现金赶到京西别墅，他们三人约了在那里碰面，然后和那个敲诈者联系。这是他们当前必须全力以赴了结掉的大事，其他一切都应置之度外。吴长天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把钥匙Сhā进车锁，打着了汽车。

他先到了公司，在办公室里草草地处理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早早地，返回了京西别墅去等李大功。

中午，李大功来了。当他拎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走进吴长天的书房时，吴长天和郑百祥已在这里等候了多时，中午饭也是让人送进来吃的。三百万的现金分别从几家储蓄所提取，一捆一捆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皮箱里。吴长天看过钱之后，吩咐把皮箱藏进壁橱，然后三个人都坐下来，沉默地抽烟，等待那个敲诈者的电话。

这是一场令人心殚力竭的等待，整整三个小时在难耐的沉默中度过，小小的书房里充满了焦灼的烟气。将近四点钟的时候，那只手机响了，还是由郑百祥接的。对方先是喂了一声，作为试探，接下来便是郑百祥发问：“请问你是哪位？”对方显然听出了他的声音，第一句就问：

“钱备好了吗？”

尽管钱已备好，三百万现钞就在一墙之隔的壁橱里，但郑百祥的话还是迟疑了一下才脱口说出，因为这句话毕竟意味着他们的招认！

“备好了。”

“是三百万吗？”

“怎么给你？”

“你拿着钱，出门打个出租车，别忘了开着手机，除了我之外别跟任何人联络。你可得亲自去。我认得你，我在电视上见过你。要是你自己不来的话，咱们的交易就算吹了。”

电话随即挂断，耳机里一片“嘟嘟”的忙音。三个人面面相觑，李大功说：“吴总，我去？”

吴长天没有说话。

郑百祥对李大功说：“他在电话里没听出不是吴总的声音，肯定对吴总不熟。你在前边跟他接头，我跟在你后面策应，没事儿，别怕！”

李大功点头：“我没事，他不敢把我怎么着。郑总你也带个手机，万一有什么意外，咱们得保持联络。”

他们说着，从壁橱里拎出那只皮箱，还没出门，一直没说话的吴长天叫住了他们。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面无表情地从李大功手里接过皮箱，说：“我去。”

郑百祥和李大功都有点愣，但从吴长天的脸­色­上，他们看出没有必要再争。

下午四点钟，吴长天拎着皮箱走出京西别墅静静的后门。五分钟后，他站在街头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正是盛夏时节，七月流火，太阳虽已西斜，仍然灼灼地烤人。吴长天高大的身体坐进狭挤的车里，感到很不适应。车里没有空调，闷热得像个蒸笼。他想，这真是个生死不明的七月。

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胡乱说了一个地点，车顺着太阳照­射­的方向开去。他目光竭力平静，绝不瞻前顾后，尽管他很想回头看看郑百祥和李大功的车子，是不是已经跟在了身后。

车行不远，手持电话就响了，那人在电话里问：“上车了吗？”他答：“我在车上。”那人似乎并未听出他和郑百祥之间声音的不同，命令道：“现在到国际展览中心去。认识那地方吗？”他答：“认识。”对方便挂断了。

现在还不是交通的高峰时段，车子只开了半小时就到了国展中心的门口。这里正有一个家用电器的产品展览恰巧散场，又有毗邻的“家乐福”超市生意兴隆，因此马路上人车胶着，南北堵塞，吴长天的车子也被挤在其中。

这时电话又响了：“下车，到街对面去换辆车，去中粮广场。”那人的命令简洁明了。

他照办了。下车后，拖着皮箱艰难地穿过人流车流，走到街对面，上了另一辆出租车，朝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开去。他当然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热闹拥堵，车辆无法当街掉头的地方让他反向换车。而且对手显然已经达到了目的，郑百祥和李大功已经被彻底地甩得无影无踪了。

二十分钟后，车子开到了中粮广场，电话适时地响起来：“下车，往前走。”他听命下了车，拖着箱子往前走。电话每次来的时间都恰到好处，说明敲诈者无疑就跟在他的身后，对他的行踪了然在目。他不禁左顾右盼，前后都是熙熙攘攘的路人。他的张望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想要发现那个用电话遥控他的家伙，当然是痴心妄想。

就这样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了北京火车站。电话再次响起来：“进去，买张车票，301次，去满洲里的，要硬卧。”他刚刚愤怒地问了一句：“到底在哪儿交？”对方已挂断了。

他在火车站新修的站前广场站住了，思前想后了好一阵才再度挪动了脚步。他还是得照着那个人的要求做。那人要的是他的钱，不是他的命，他想他不会有什么危险。那人让他这么来回折腾，大概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买了去满洲里的301次直快列车的票。票很好买，也许那人早把这些都打听好了，他没费什么劲儿就在窗口拿到了一张下铺。选择这趟列车也显然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预谋，因为距离开车的时间仅仅剩下不到二十分钟了，看来敲诈者早把一切都掐算得准时准点。

此时吴长天确实­精­疲力竭了，但还是吃力地带着这件着实不轻的行李，匆匆登上了301次列车。他记不得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坐过火车的硬席卧铺了，对上车验票换票之类的手续，都有几分生疏。他的铺位在十二车厢，是这趟列车的车尾。乘客不算爆满，也上了六七成多，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已经横竖摆满，他只好将皮箱放到了铺位的底下。

站台上响起了送别的音乐，广播员的声音带着仪式化的激昂，灌满他的耳朵。吴长天注意地看着走道上来来往往的乘客和急急忙忙下车的送行者，无心细听。少顷，列车就在广播员过于煽情的“配乐朗诵”中缓缓启动，向着橘­色­的夕阳，咣当作响地开出了北京。

电话一直没有再响，吴长天在他的铺位左右各走了几步，注意观察了隔壁相挨的几拨乘客，似乎每个人都有些形迹可疑、眼神闪避似的，但当他以目光灼灼相逼时，又都是一脸无辜。

一路上没有任何动静，他靠着走道一面的车窗坐着，看京津大地在眼前快速退去，心里无尽的晦气。列车快到天津，广播里报来站名：前方就是天津北，请下车的旅客准备好，列车在天津北停车一分钟。广播员声音未落，电话终于响起来了，吴长天听到了那个人最后的指令：

“到前边车厢去，一直走，别回头，别动行李。”

他收起电话，起身往前一个车厢走去。走了两节车厢，车就进了天津北站。他边走边向车窗外张望，在天津北下车的人不多。天­色­已经黑了，站台上的人都已经看不清面孔。他走到七号车厢时，车又开动起来，他站下了。尽管没有指令，但他还是快步往回走，一直走回到他的十二号车厢，走回到他的铺位上。有四个人正围着窗前的小桌子打扑克。他坐下来，弯下身子往床下看，果然，皮箱已经不在了。

吴长天是在天津站下的车，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他几乎不想对这个行程中的种种细节再做任何一点回忆，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疲惫和耻辱。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这件事情能够就此了结，同时，能够永远遗忘。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老牌杂志社里，虽然林星是个毫无背景的新人，但她结婚的消息在社里受到的关注，却大大超出了她自己的预料。除了因为她的美貌，在四十多年进进出出的编辑记者里，最为夺目；还因为她结婚的年龄，在绝大多数的知识女­性­中，也实在少见。更何况她现在正患病在身，一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休呢，何以如此匆忙急迫地择婿嫁人？文人成堆的地方，对一切有违常规的事情总不免要演绎出种种复杂的情节和因果，所以，当林星挨着办公室送糖送烟的时候，人们互相之间的眼神里，都少不了几许揣摩猜测和自以为是的心领神会。

最后送到主任的办公室里，主任叫住了她，先是恭喜恭喜之类的话，继而问：写长天集团的那份稿子，你还留着呢吧！林星反问：怎么了，社里不是没兴趣吗？主任说：最近几家单位正在联合评选九九中国十大风云企业家，听说内定的人选里，就有吴长天。社里正有意找几个世纪末经济领域中有点影响的人物做些报道，作为对新世纪的展望。我一下就想起你这篇东西了，倒是可以拿出来改一改。特别是你那个关于群星和北斗的论述角度，我看还是蛮生动的。要改的话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不出去度蜜月了吧？林星淡淡地说：那稿子好像是放在我原来的家里了，等我有空回去找一找。

林星的态度大概没有表现出主任所期望的那种兴奋，甚至，还有几分暧昧，现在让她再写吴长天，怎么写呢？她已经是吴家的新婚媳­妇­了，虽然尚未得到这位公公的正式承认，但这关系在法律上，也算是名媒正娶。社里所有的人，包括主任在内，只知道她结婚但没人见过新郎官，更没人知道这新郎官就是吴长天的亲儿子。

下午，从社里出来，她先到医院去拿了药。自从改为每周三次血透析之后，她的病情就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人也比过去­精­神多了。或许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缘故，虽然这一周为忙碌结婚的各种手续疲于奔命，但下午她在医院取药时看到前两天验血的结果，各项指标居然还比以前有了程度不同的好转，简直是个奇迹。

一回到家，趁吴晓不在，她兴致勃勃地动手，布置他们那间小小的居室。尽管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个月，但结婚之后，感觉又有不同。这毕竟是他们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家”。而初为人­妇­的心情也是那样微妙地甜美，使她对家里每一个角落的安排布置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温馨的情感。

好心情使林星把一切都想得很开，他们没有钱，还欠着朋友的钱，还愁着治病的钱，但他们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应当是快乐幸福的。她撤下墙上那些挂了多日的明星画片，挂上社里一位老大姐送的花头巾。那花头巾上的图案非常东欧风格，很像一件外国的民间挂品。床边摆上了一小块人造毛的坐毯，床头靠吴晓那一边的地上，则铺了一块雪白的澳洲羊皮。羊皮和坐毯都是她的同事上午刚刚送的结婚礼物。结婚不仅给她带来了重新布置房间的心情，也带来了这些物质上的条件。

夜里吴晓一回来，看到房间变了样，便笑了。虽然有褒有贬，但对她的布置，总体上给予肯定。他是热衷此道的，受到诱发，自然兴起，竟半夜三更四处找东西对某些角落做着补充和修改。林星也不反对，从道理上说，这是两个人的家，布置上既要体现两人共同的爱好，也应允许各有不同的趣味。何况，现在只要吴晓高兴，她对一切都无可无不可。

看着吴晓把那些从客厅的墙上撤下来的宝贝画片又挂进了卫生间，她没有发表一句反对意见。她靠在卫生间的门口，向他通报了今天早上见到他父亲的情形。“我和你爸谈得挺好的，他这回没再说咱俩的事，还向我问起你呢。”林星说，“我一看当时的气氛挺好的，所以就把咱们结婚的事告诉他了。”

“什么，你告诉他了？”

吴晓马上从卫生间里出来了，似乎感到很突然。林星看他惶惶不安的面孔，心里不由得有些奇怪：“总要告诉他的，你还想永远瞒着？”

吴晓有些迫切地问：“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他没生气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他什么都没说，好像点头来着。”

吴晓愣愣地，不再说话，但看得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他的这副表情让林星隐隐不快。她想他当初说结婚时是多么义无反顾啊！

也许是为了想印证些什么，她在上床熄灯之后主动温存吴晓，她想让吴晓要她。可吴晓说：我今天有点累了。林星佯作生气：你现在不累的时候也很少爱人家了，昨天新婚之夜你都没主动过。吴晓就把她搂在怀里，说：你不是有病不能累着嘛。接下来他要了她，在她的感觉上，他对她还是投入的，也算尽情尽兴。完事以后她照例问他：舒服不舒服？他答：舒服。真舒服假舒服？真舒服。吴晓答这种话时像个小学生在课堂上的答问，乖得让人心疼，和他在街上跟人打架时的野蛮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第二天上午吴晓陪她去做透析。她做透析时他到外面给他父亲打了电话，正式告诉他自己结婚的事情。中午他们从医院出来时林星敏感地看出吴晓闷闷不乐，就问他和父亲是怎么说的，他父亲又是怎么一个态度。吴晓落落寡欢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着远处说：

“可能咱们不该这么背着他结婚。他毕竟生我养我二十二年了，咱们这样结婚太伤他心了。”

吴晓态度的变化使林星几乎不能忍受了，吴晓的这句话让她深深地疑惑并且感到委屈，她气愤地站住了。

“吴晓，你是不是后悔了？你是不是对跟我结婚后悔了？”

吴晓也站下了，回过头看她，皱眉说：“你就别再添烦了好不好，走吧。”

林星忍着眼泪，说：“你要是后悔了，咱们可以离婚！现在就可以去！结婚是自由的，离婚也自由！”

吴晓说：“你怎么还来劲儿了！”

林星的眼泪流下来，她张着两手，突然泣不成声：“我知道，我心里什么都知道，吴晓，我知道我有病，我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我离了你就会死，所以，所以，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给我治病。我感激你！真的吴晓，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知道了什么叫爱，什么叫家！我都知道了，都经历过了，享受过了！可以了，你可以和我离婚了！我不会怨你，更不会赖着你的，我永远永远都忘不了你的恩情……”

她起初是一种发泄，一种伤心和牢­骚­，说到后来，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真正出自肺腑的汹涌倾吐。吴晓沉默地站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看她，听着她哭。这个哭和以前的不一样，她自己寸心可知，这是她心中一直深藏着的恸哭。

吴晓不知怎么也看出来，这个哭是不能劝的，必须让她哭完，等她哭完了，他才闷闷地说：“走吧。”

她哭得疲倦了，哭也终于把她心底的郁闷都散发出去了，于是她红着眼睛跟着他回了家。

一路无话。

回家之后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两人一起动手做饭，下了面条，用昨天的剩菜汤拌着吃。吃完，又一起挤在狭小的厨房里洗碗刷锅。谁也不看谁。

吴晓终于先开了口：“跟我回趟家吧，结了婚总得回去见见我爸。”

林星没有说话，她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厨房，才问：“什么时候啊？”

吴晓的嘴角微微笑一下：“你说呢？”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他们手拉着手，回吴晓家去看吴晓的爸爸。这是结婚后吴晓第一次领着她回婆家。他们一路上辗转倒了好几路公共汽车，黄昏前才赶到了京西别墅。在拥挤得出了一身臭汗的公共汽车上，林星为了缓和一下两人之间的气氛，用一种不无温情的幽默趴在吴晓耳边说：这就算是你们吴家迎亲了吗？吴晓也就笑了一下，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俏皮：就算是吧，委屈你了。

站在京西别墅的门口，他们谁都没有急着敲门，吴晓仍然不放心地问：

“嘿，你是不是还反感我爸呢？”

林星摇头，她摇着头叹了口气，“怎么会呢，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爸爸，永远都是，我永远也斗不过他。”

吴晓笑笑，说：“你们都太固执。”

两人商量好，进门后没有直接去客厅或者书房。吴晓先把林星领到后面，领到微风中碧波轻摇的游泳池畔，让她在池边草坪的沙滩椅上坐着等他，然后自己进了楼，他要先去和他爸爸单独谈谈。

他一走林星就不自然，有些坐立不安的，目光无处安置。一会儿看看静静的更衣间里，那扇半开不开的门，一会儿看看池边秘道的细砖上，那斑斑驳驳像褪­色­血迹似的点点残红。她这是头一次在吴晓家一人独处。听到偶然的脚步声也会一阵心惊。那位曾经见过几面的长天集团行政部经理李大功，突然从后门进来，吓了林星一跳，李大功也对林星一个人在池边东看西看有几分警觉。彼此都有点戒备也有点尴尬，但还是互相点头打了招呼。林星手足无措地看着他的背影在一条不知去向的秘道上消失了，才又回到沙滩椅上坐下来。

金­色­的夕阳把别墅的斜顶投向水中。一切景物并不明亮，却­色­彩鲜明，仿佛比中午阳光直­射­时还要清晰。黄昏的意义就是衔接白天和黑夜，是一个转折的象征，这就更使林星心里忐忑不宁。她时断时续地，为自己默祷，而一切又都遥不可知。谁知道楼上吴家父子的谈话，究竟是心平气和，还是面红耳赤。

终于，天快黑的时候，吴晓下来了，招呼她进楼去吃饭。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和父亲的谈话已经有了一个和解的收场。由于跟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位保姆，所以林星也不便马上细问。保姆殷勤地接过她手上的外衣，引领他们进了小楼，进了那间灯火辉煌的大餐厅。

餐厅确实很大，居中放着一张足可摆下二十把座椅的长形餐桌，吴晓的父亲吴长天已经在主位上正襟危坐，见她进来才仓促露出一丝笑意，招呼她在自己身边坐下，口气中除了一向都有的慈祥外，又多了几分不曾有过的亲近。桌上的菜很丰富，­色­香味形器，样样俱佳；饮料也有好几种。林星记不清有多久没吃过这么奢侈的饭菜了。吴晓看着她，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大概是因为终于能在自己家里，和她同席而坐了。林星和他对视时也笑了一下，但更多的时间里，没有放松自己的矜持。

大家都落了座，吴长天回避了正式的话题，先是介绍菜点，继而评论厨子。除了那天他过生日外，吴晓也有半年没有在家吃饭了。看着吴晓为林星倒上一杯­性­寒败火的西柚汁，吴长天也举起自己的杯子。

“来，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首先，欢迎林星成为我们吴家的一员。听吴晓说，你的父母也不在了，那我从今天开始，不，从前天你们结婚那时候开始，也就算是你的爸爸了。来，爸爸祝你们新婚快乐，祝你们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辈子和和美美。”

这几句话说得林星热泪盈眶，不仅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这句祈盼已久的祝福，同时也让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她想如果她爸爸妈妈还在的话该有多高兴啊。

这头一次与吴长天同席而坐的家宴，吃得并不轻松。吴长天在亲切的祝福之后，掩饰不住脸上的心事重重，话语并不很多，席间因此仍然潜在着某种触摸不着的生分。吃罢饭吴长天称身体不适，早早上楼休息去了。吴晓问林星是想在这儿住下还是回去。林星当然不愿意在这种让她拘谨的地方过夜，就央求吴晓还是回去，于是吴晓上楼又去和父亲打了个招呼，两人便出了京西别墅的大门。

直到两人走到大街上，林星才松出一口气来。他们乘出租车穿过夜晚的城市，夜晚的城市真是一年比一年更明亮了。他们从宽阔的长安街向东徐行，沿途每一个高大建筑上都闪耀着节庆般的灯饰，远远看去，整个儿长安街就贯穿在连绵不断望不到尽头的流光溢彩中。林星最喜欢黑夜，因为黑夜的明亮体现了城市的繁荣和活力。黑夜又是那么安静，深不可测的夜空可以让你的心充满了没有障碍的宽广，它的边界就是你感觉的边界，会使你的思考变得奔腾而活跃。这时若不是车窗外下了一些雨点，激起了地上少许泥土的气息，林星弃离了时空的头脑差点进入了一个广袤的幻境。

到了扬州胡同，下车时，吴晓从身上拿出一张崭新硬挺的百元大钞让司机找。林星一看就意识到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个一直没有得到的接济。一走进家门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想要拥抱对方，他们用默默的拥抱来庆祝爱情的胜利。良久，林星才松开吴晓，像贤妻良母一样为吴晓烧上一杯热牛­奶­，心里想着做妻子的感觉真好。她问吴晓：你和你爸怎么谈的，他是一下就同意了还是慢慢转变了思想？吴晓说：一下就同意的。我怎么着也是他的儿子。林星的目光有些疑问：他什么都没说就同意了？没骂咱们吗？没骂我吗？她注意到吴晓的眼神有几秒钟的回避，语气也有几秒钟的迟钝，那奇怪的回避和迟钝终于泄露出了一份令人生畏的可疑。

“我爸说，说他希望你能答应他一个条件……”

林星在椅子上坐下来，说：“吴晓，我还是喜欢你，因为你爱我，接受我，是无条件的。”

吴晓调和地笑笑：“我是学艺术的，大而无当；我爸是从商的，习惯了等价交换。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