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就不要你们的东西！

气晕了，宋朝的大臣们怒不可遏，当场就要拆毁驿官的屋墙，把这个该杀的使者压死在里边。军方的最高机构枢密院方面却非常­干­脆，枢密使王德用、陈执中瞪了这群大臣一眼，­干­嘛要拆自家院墙？拉出去，直接砍了这杂种！

王德用瞬间恢复到４２年前征战党项，把李元昊的爷爷赶出青白池老巢时的状态。陛下，老臣请战，愿自将中军，杀入大漠，剿灭李元昊这个丑类叛贼！

仁宗陛下却在犹豫……老大人壮志可嘉，但，再议。

再议，就陷进了泥淖里。这时宋朝距离上一次国与国规模的大战，如澶渊之役时，己经过去了３４年，一代新人早己长成，当年的印记都快被磨光了。

更重要的是，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只要稍微远离战争和灭亡，哪怕就算正忍饥挨饿地过着穷日子，中国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自豪起来。我们就是最优秀的，我们吃的土豆都比外国人的牛­肉­香！

这时的宋朝，就完全无视李元昊己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自己又臃肿肥胖到了哪步田地，只要被冒犯了，就要第一时间地还击。还击的办法很快出炉，第一，削夺李元昊在宋朝的一切官职，但姓还给他保留着。宋史中一直称他为“赵元昊”，牢牢地把他钉在了家臣的身份上；

第二，立即关闭陕西、河东方面与西夏的榷场贸易，再不和他们作买卖；

第三，下令搜捕李元昊派来进入宋朝境内的探子，并且出到了抓到一人，赏钱十万贯的赏格；

第四，加强边境上的军事力量，派夏竦知永兴军（今西安）、范雍知延州（今延安），各兼任本部都部署，随时进入战争状态；

第五，派人追上返程的西夏使者，把李元昊带来的礼物同样退还……

与此同时，国内关于西夏问题的大讨论继续进行，集合宋朝三五十年里科考产生的无数天才，务必要讨论出最恰当、最完美的对敌方案。

综上所述，举措是不少了，力度也不小了，但稍微分析，就会发现完全不靠谱，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先说第三条，那是亡羊补牢的悲哀版，即圈里只有一只羊，丢了之后你再补有什么用？那只羊就是宋朝国内的兵力布置以及山川河流的具体走向。

李元昊在这一年的五月间，提前半年提出申请。我亲爱的陛下，我最近吃斋了，想拜佛，听说您国内五台上的是相当地灵异，我派个代表过去，替我拜一下，可以吗？

如此虔诚，怎能不许。于是国门大开，西夏人带着纸笔图本，一路观光写生，旁边还有宋朝的陪同官员作导游讲解，其间还不时地骄傲一把，请看这里，我们的国土是这样的雄奇伟岸、那里，又有些什么值得关注的特别点……间谍做到了这个份儿上，李元昊根本没必要给他发工资，完全是公款旅游！

第四点，无论是夏竦，还是范雍，都是东京城里的富贵京官。把这二位派到了国境线上，试问加强的是军事力量，还是所谓的政治力量？对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能起到什么作用？至于身兼本部都部署，那更是笑话。宋朝真的发达了，文官们有皇帝撑腰，真的在无所不为。文官做到了军区总司令的职务，这在太宗朝、真宗朝根本无法想象，那以前都是潘美、傅潜、康保裔、王超等职业军人的专利，什么时候轮到叽叽歪歪的文人去滥竽充数？！

至于第五点，更加是小孩子在赌气。李元昊的使者拒绝礼物，那么你也同样回敬，大宋皇帝和西夏使者同等规格？这时天朝上国的风度修养哪里去了？面子和风度并不都是等同物！

有用的只有第二点，断绝贸易，才是对西夏真正的打击。

宋朝比周边所有国家都强的，就在于它的国力。战争打的是军人，更打的是物资，宋朝有钱，有粮，还有各种各样游牧民族流口水，却不出产的奢侈品，只要打下去，对方注定崩溃。

尤其是西夏这种只有军队，经济却跟不上发展形势的初级雏形帝国。

但问题是见效太慢，战争要一天天地打，物资要一点点地消耗，战场上的胜负荣辱却瞬间见分晓，谁死的人多谁心疼，试问得有怎样坚强的心灵，才能把千万条人命试为物资的一部分，说抛出去就抛出去，毫不在乎？

这些都是问题，可宋朝在宝元元年（公元１０３８年）到宝元二年（公元１０３９年）年底，近１４个月的超级大讨论中，却都没有分析到。他们有９９.９%的人在叫喊着杀了李元昊，屠灭党项全族，只有一两个零星的声音在反对，不仅没起到作用，还被官方认定是脑子进水，疯了。

这两个人是夏竦和吴育。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生于公元９８５年，现年５４岁。父亲名叫夏承皓，乃是一位与契丹人夜战殉国的烈士，但他真实的身世谁也不知道，因为他本是个弃婴，是夏承皓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上班的路上拾到的。

简短地说，他以诗文起家，再以父亲殉国的功劳得宠，一步步升迁，在仁宗朝做到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这样的顶级高官，这时被派往边疆，可以说是“大才小用”了。他本人也很不高兴，他是不愿意与异族的蛮人打交道的，连受命出使契丹都要痛哭一场。

哭得非常慷慨激昂。“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我恨夷狄蛮人，那是世仇敌国，对他们国君下拜，跟他们臣子说话，我受不了！于是说什么都不去。

比较的无耻，但比起将来他的卑鄙，这就不算什么了。小人往往有才，此人眼光准，看得远，在官场上升官有术，到了战场上也格外的清醒，他没用多久就分析出了敌我双方在眼下的实力对比，一但开战，宋朝必将大败。

理由如下。

把李继迁和宋太宗对比、李德明与宋真宗对比、李元昊和宋仁宗对比，一切就都清楚明白了。党项人在逐节升高，宋朝却在步步衰弱。

以开国之初时百战百胜的部队，都不能剿灭土匪­性­质的李继迁，以能和辽国人打成平手，签下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部队，也没法去对李德明下手。现在凭什么有自信一定能击溃李元昊，并杀光党项全族？

凭着那群百万多人的太平老爷兵？道理多么浅显，但上报到朝廷，只换来了中书省、枢密院的一片嘲笑——夏竦是个胆小鬼。

吴育，字春卿，建安人。宋史中强调他很聪明，但根据表现可以肯定，此人不是聪明所能局限的，他是明智，大局观非常强。他坐在东京城内，只是一介文官，却对千里以外的战争走势判断得分毫不差。道理也很简单，他提出个问题——请问李元昊既然称帝，会自动削号废除吗？如果不能，战争在所难免。那样就无所谓惩罚，相反不如对他加恩，就像当年对南唐李煜时一样，把战争的爆发时尽量拖后，以便争取时间，积极备战。但这都不是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是“以外臣之礼，羁縻勿绝。”他来攻打，我们就防守，他要逃了，我们也不追，到最后终究还是要臣服于我们。

请记住上面的话，当４年过去之后，党项人的野心和宋朝人的愤怒都对耗迨尽之时，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己应验。但在这时，举国思战，他的话简直是火上浇油！对方来打，我们守，对方逃了，我们再守，我们是什么？新任宰相张士逊冷笑了一声。

“人言吴育心疯，果然。”他真的是个神经病。从此之后，无论吴育再说什么，政事堂一律压下，不再上报。他们所看中的，是军方一位中战派人士的热血沸腾的宣言。

步军副都指挥使、鄜延环庆副都部署，西北方面军的副总司令刘平上奏——“元昊不过鼠窜为穷寇尔，何所为哉！”以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兵马共２０万人，分两路进击，三倍元昊之众，转粮２００里，不出一个月，必将大胜！

壮载斯言，举国振奋。全宋朝的人都相信刘平刘太尉的话，因为他实在杰出。刘平，出身军人世家，却是正牌的进士出身，堪称文武双全。早年做官，走的是纯正的文官路线，被寇准赏识，推荐为泸州刺史。沪州，是四川东南部川、渝、黔、滇的结合部，种族繁杂，叛乱不断，刘平到任之后很快显出了军事天赋，当地的夷人暴乱了几次，都被他轻松剿平。

有功回京，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这个官职、他的个­性­，还有当时朝中的第一权贵是谁，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他弹劾了丁谓。结果被排挤出京城，从大西南调到大西北去当兵，从此被固定在军界，再也没进过京城。

总体来说，他在宋朝人的心目中，是个有文有武，刚直不阿的硬汉子，军功卓著，每一步的提升都让人心服口服，鉴于宋朝边疆的一把手是文臣，他身为副都布署，己经是军方的第一代表。现在他说话了，应该是千真万确，不容反驳的真理。

可事实上，他在说梦话。常年驻守边疆，居然对李元昊的兵力判断都不准确，从这时起就己经可以预料战争的胜负结果。

２０万人马就想是全西夏军队的三倍，那么李元昊的底牌就只有６万多人？真遗憾，这个数字如果用来衡量后期接近灭亡时的李继迁，倒是有点靠谱。至于现在的李元昊，他有……５０万人！

从吐蕃人内乱开始，李元昊得以平静地整顿军队，不断地吞并回鹘人，不断地抢劫吐蕃战马，再加上汉人智囊团的指导，到这时公元１０３９年为止，他的军队不止是扩大，军种都开始分类，再也不能用原始的草原骑兵掠夺式、偷袭式的战斗力来局限。

军种分为铁鹞子、擒生军、卫戎军、泼喜军、撞令郎等５种。

铁鹞子，又称为“铁林”，是西夏骑兵中最­精­锐的部队，配备最­精­良的战马、最­精­选的盔甲和最优秀的战士，只有３０００人，还分成了１０队，每３００人是一个战斗团体，在纷乱纠缠的战局中用他们决战决胜；

擒生军，是西夏人的独创，专门用来在战争中掠夺敌方的百姓，有些像是契丹人打草谷。只是西夏人更穷，对钱、物的渴望让他们出手更狠。这支部队居然达到了１０万人；

卫戎军，是西夏京城的禁卫军，共５０００人，都是西夏的贵族子弟但任。战斗力怎样不好估算，李元昊用他们来守大门，还是当人质，要胁贵族们就范也不得而知；

泼喜军，这是炮兵，炮弹就是石头，大小不一，大的用来攻城，小的，迎面而来的敌人要小心，拳头大小的石头一筐筐地砸过来，出什么事都属正常；

至于撞令郎，这是李元昊的标签，充分地证明了他是个怎样卑鄙无耻的东西。

撞令郎，是他从汉人中特意挑选出来的­精­壮男子，没什么武器给他们，每当打仗时就驱赶他们冲在最前面。会发生什么，足以想象了吧。如果想要把刀砍在党项人的身上，就得先把这些本族的兄弟杀光！每当此时，不禁要问，战争中难道就没有英雄和气节这种东西存在吗？

这时的党项人，后来的金国人、蒙古人、日本人，都这样做过，据说他们都是以军功自豪，以英勇为荣的民族，试问这样获得的胜利，除了在金钱、牲畜、抢来的女人中间得到快乐，怎样使无畏的心灵感到荣耀？！

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谁都知道人­性­中参杂着兽­性­，可李元昊这个人，是兽­性­中稍微带了一点点的人­性­。这就是他的本质。

谈到这一点，就要重申一下宋朝这时的态度。备战而不开战，他们还存在着一点幻想，希望用取消榷场、掳夺官职、驱赶使者、边境增兵这一系列行动让李元昊紧张害怕，重新变成姓赵的乖儿子。这个梦做得有多荒唐，用李元昊登基称帝的过程来反衬就再适当不过了。

那半点都不赵匡胤。像赵宋王朝建立时的万众拥戴，黄袍加身，简直是弓虽暴着皇帝登基的一幕永远别想跟他粘边，他是弓虽暴着党项全族来拥戴他，只要有人反对，一律砍头，无论是谁。

先跳出来的是他的叔叔嵬名山遇，该叔叔智勇兼备，忠心耿耿，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但帮着他打仗，和帮着他建国是两码事，嵬名山遇严重地心里没底，于是忠心发作，不断劝戒，您千万别造反。李元昊没翻脸，而是对另一位叔叔嵬名惟序说了几句话，要他诬告山遇要造反，好有个正规点的砍人理由。

嵬名山遇抢先得到了消息，带着全家外加大批的珍宝，还有更重要的李元昊造反的消息投奔了宋朝。按说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人保住，立即送往京城吧，这起码是一件活地图，西夏军队所有的资料都在他脑子里装着，无价之宝！

但宋朝的延州知州郭劝根本不稀罕，居然把嵬名山遇遣返回国，送还李元昊。结果山遇全家被­射­杀在宋、夏边境，让党项人看清了叛徒的下场，更看清了宋朝的昏庸懦弱。

比较血腥，但只是开场戏。接下来与李元昊作对的是党项人中的名门望族——卫慕氏。这一族世代显赫，仅比李氏家族的拓拔氏稍差，并且要强调一点，李元昊的身上就有一半卫慕氏的血缘，他的妈妈就是卫慕族的女孩儿。但是反对称帝的结果，是卫慕族首领卫慕山喜全族被扔进黄河淹死，他的妈妈被毒酒毒死，他想了想，自己的妃子中还有一位表姐，好，一起处死，接着又想起来表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好吧，这个儿子也一起杀死！

如此这般，斩草除根，对自己的血亲都这样残忍，难道还能幻想他自己认错，重新俯首称臣？可宋朝就是要幻想，直到李元昊亲自给他们写信。

宋宝元二年，公元１０３９年闰十二月，李元昊派贺九言到宋朝边境送来了一封信，和一只锦匣。那只锦匣被称为神明匣，里边装的是历年以来宋朝赏赐给李元昊的敕告、敕榜、旌节，即他作为宋朝官员的信物。

用意非常明显，你不让我当你们宋朝的官了，我直接把你给的印信退回。

那封信更著名，即真正激怒宋仁宗，挑起宋、夏战争的“谩书”。一封来自西夏的侮辱­性­的信。信里写道——南朝皇帝陛下，我派到您那儿的使者还没回来，您的兵将就杀进了我的国内，规模很大，在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地界，共分９路入侵。但很可惜，都被我打败了，您的旗鼓、符印、枪刀、矛戟我抢了不少，您的士兵也被我杀了不少。我感觉蛮荣耀。

但我相信这都不是您本人的意思，都是您的公卿大臣们私下里的决定，他们妄图挑起争端，好从中余利，真的很丢脸。希望您认清一个事实，我是番，您是汉，国土所在都不一样，何来君臣之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嫉妒我？我李元昊是被部众推举，追随我的祖先拓拔思恭的脚步，去做正当的皇帝，有什么不可的？而且我再重申一下，我己经展开了正常的邦交，您的平等友邦辽国都是我的亲戚，我们处得很好，展望未来，我们一样也会这样的。

最后非常有礼貌地强调，希望陛下能仔细看一下我说得很不到位的这些话，能从中感觉到我深深地诚意，能回复我以和平友好的礼仪，感觉到您折节下交的恩赐。

多么谦虚平和，宋朝上下看得差点吐血。如果上一次是国书照会的话，这一次就是彻头彻尾的调戏。李元昊根本就没把宋仁宗这个天朝上国的皇帝放在眼里，就是要玩笑你一下，逗着玩，不可以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都不惜捏造事实，什么９路大军杀进西夏，前有宋太宗，后有宋神宗，哪位陛下也没有那么大的手笔！

回望历史，李元昊这次真的触摸到了宋朝、乃至历代汉人皇帝尊严的底线，中原的皇帝，你可以去抢他的子民，带走他的银子，甚至让他割地求和，但就是一点，你不能让他没面子！别说是李元昊这个从没在历史长河里做过大的党项族的小崽子，就算是以前的草原巨无霸匈奴族的单于，在把刘邦打倒，写信邀请吕太后到毡帐里共进晚餐，都被汉史记录在案，几十年后被汉武帝刘彻报复。

谁说汉帝不勇武，只缘未到伤心处……

这是对宋朝，回到西夏国内，李元昊又换上了另一张脸。他诚慌诚恐仰望着上苍，天上的上帝啊，您真的显灵了，感谢您给了我这样明确、必胜的信号！

党项人再次荣幸，这次不是睡到半夜挨陨石砸了，而是青天白日的看到了神迹。只见天上的太阳慢慢地在西边缺了一角，停顿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地恢复了原样。这在今天毫不出奇，不过就是日偏食嘛。

但是李元昊仰天高呼——“日西先有一珥。”我国在西，此乃我军之胜象！

这时宋朝也己经被谩书所激怒，禁军开始向边境移动，大战马上开始。

综上种种，从表面上看，李元昊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敌我双方的情绪、行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但深入思考一下，他送谩书、退印信，再在国内当了一回神汉，这样折腾都为了什么？

­干­嘛不痛痛快快地举刀砍过来，至少他的爷爷李继迁当初和宋朝人掐架，从来都没有正面打过招呼。

一言以蔽之，李元昊心虚，他的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党项人并不想跟着他打仗。站在党项人的立场上，为什么要和宋朝开战？如果说是从宋太宗乘人之危不仗义，现在要报复，那就比较恶搞。

草原民族，每天都在争抢中过日子，如果这样记仇，而且敢于复仇，恐怕早就拼光了。那么抛开感情谈利益，是为了宋朝的子女玉帛，但不用打仗就能每年无偿享用到宋朝的礼物，再打仗你想­干­什么？让礼物加大，还是占领宋朝全境，彻底都抢过来？

宋朝不是吐蕃，连吐蕃都拿不下来，凭什么就敢说对宋朝必胜？而且眼前就有了报应，宋朝的礼物都没了！哪儿多哪儿少，一目了然。而且千万别说什么同仇敌忾，当年李继迁造反时，宋朝只是帖出个告式，说再次收购青盐了，一大片的党项人就拔刀砍向了小千千……见利忘义得非常彻底。

凡此种种，挑逗外敌欺骗同胞，让宋朝的刀子先砍过来，再加上黑了一半的太阳，逼着党项人不得不跟着他上战场。但打仗是个艺术，他利用了宋朝的压力，就失去了战争的突然­性­。等到他想动手，宋朝边境上最薄弱的那个地点，己经和几个月前大不一样。

开战之初，宋、夏双方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延州一带。这里要反驳一下传统史书中的一些观点，某些专家们一直鄙视宋朝，说他们昏庸到可笑的程度，不仅不敢打仗，更不具备战略眼光。

错。宋朝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证据就是青涧城。

青涧城，在延州东北２００里处，是个极佳的战略要冲。从宏观上讲，向右可以巩固延州的防御，向左可以联通河东诸州的粮道，而北方则最为关键，它临近西夏的银、夏两州，可以近距离攻击！它是这样的重要，稍微翻一下史书就可以得到证据，前朝在这里修建过城池，名叫宽州。但年深日久，早己荒废。

延州一带的军事形势，也像这种废城一样，荒废得太久了。说宋朝，它没有办法像秦始皇那样修一条整体贯通的长城，来防备敌虏，但汉人的作战方式又需要有一个个可以依托的据点。这样，就出现了寨、堡。这是一个个或独立或联体，依山榜水，互为犄角的战斗单位，散布在主要州郡之间，拱卫着宋朝的边疆领土。

历史证明，这比长城更有效，因为长城是不动的，纯防御的，而寨和堡可以随时向前修建，每前进一步，就得到了一步的领土，就向敌人的心脏腹地压近了一步。看似缓慢费力，但一劳永逸。

可问题是，在宋、夏战争的初期，这些都刚刚开始。延州一带“地阔砦疏”，防备不严，“士兵寡弱”，“又无宿将”，而且延州的知州范雍是位老夫子，他敢于反对当年的刘太后重修玉清昭应宫，应该说有点胆量，可领兵打仗是另一回事。针对于这一点，宋朝有位绝世名将站了出来，他是开创了北宋史上第一个军事世家的人物。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北宋无耻大隐士种放的侄子。但叔侄之间，截然不同。他起步是文官，非常有魄力，一下子把太后和宰相都得罪了，被刘娥和吕蒙正（奇怪，吕蒙正早死了，可宋史里就是这么写的）联手赶出朝廷，到西北鄜州去当判官。看着很委曲，但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妙，他个人的早期不幸，造就了大宋西军的一个传奇，而且传奇在延续，到他的次子、孙子时，种氏将门在宋朝的作用无与伦比。

这一切，都从青涧城开始。

种世衡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战略要冲，还有延州一带防御松散的现状，他上书朝廷，要建这个城，但难度太大了，不是单纯的施工问题，而是要一边施工一边打仗的问题。西夏人也早就盯着这里呢。于是谁提出来谁就去做，种世衡被派往宽州废城，负责把这个超级军寨建立起来。

结果问题从两个变成了三个。种世衡一边修一边打仗，城墙终于都砌出来了，营房也都盖好，可最重要的一点军寨要素却突然间缺失，一下子所有人的心都凉了，他们想到了一个终极问题——这地方这么重要，为什么现在荒废了呢？

缺水，在城里找遍了水源都没有，城外边虽然就有延水河，但那是死地。枯城无水，城外有河，一但敌人截断水源，满城人不战自乱。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井，但是一直往下挖，直到１５０尺之后……挖到了岩石。这下子整个营地集体绝望，这活儿没法再­干­了。但是种世衡开始翻腰包，这不是民房建筑，这是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必须挖出水来。

每砸出一畚箕的碎石，我赏一百钱。重赏之下，一担担的碎石被提出深坑，泉水终于涌了出来。“青涧城”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用来纪念这可贵的水源。

超级军寨终于抢在战争暴发之前建了起来，它的意义深远，不止在战斗本身，或者战略威慑，稍微把眼光向四周看一下，别太远，只在近处就会了解它独一无二的奇妙­性­。它的左下方是金明寨，那是整个延州区域汉人兵力最强的据点，只要产生呼应，就会形成一道防守链条；

而左上方是一连串的羌族部落，那是汉人对付西夏人的最有力的武器，以夷制夷，百试百灵，这时离得近些，才能更深层次的搞好关系，种世衡早就把他们列入了自己嫡系的名单。历史也证明，他真的成功了。可这些都是细节，把目光再放高放远，就会发现一个让世代中国人都无奈的事实。

国土实在是太大了，边境线实在是太长了，只要敌人想入侵，那么千万里之间可以任意挑选。金明寨、青涧城等等等等，都只是威慑，只有封锁了整个疆土的长城可以做到这一点，可那在宋朝是个近于妄想的美梦！

李元昊的进攻在谩书刚刚送出西夏边境时就开始了。宋宝元二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１０３９年的十一月，他率军攻向了宋朝延州境风的保安军。

开战之前，先把当地地形简单说一下。以洛水和延水两条南北走向的水系为区域，洛水在左，即西方，延水在右，即东方。青涧城在延水之东，在延水与洛水之间的大片区域里从东至西排列，是金明寨、保安军，它们的下方是延川、宜川、经川等三条河流的汇合口，名为三川口。

三川口的下方就是当地的首府延州城。

在保安军、金明寨的上方是白于山、土门，以及一连串的羌寨，再向北方，也就是更上方，就是宋、夏的边境，长达２０００余里的横山山脉。但让人遗憾的是，这条天然的界山却是另一处燕云十六州，宋朝并没有能和西夏平分它的险要，而是整个被西夏所占领，党项人居高临下，把横山之上的各处险隘都修筑了据点，共有近３００多个堡砦。

西夏基本上可以做到退有守地，进可攻击。这一次攻击保安军的是“五头项四十溜人马。”这是个比较晦涩的术语，其实很简单。宋、夏边界上有所谓的生、熟户，熟户就是投降宋朝，己经世代居住的党项人。“五头项四十溜人马”就是被李元昊重新招降回去的熟户所组成。

五头项，五个大的首领支系，每头项八溜人马，共四十溜人马。说白了不过是变形的撞令郎，他们被充任先锋，西夏人的主力都隐藏在后面，等着他们和宋朝军队对耗之后，才冲出来收拾残局。

战斗打响，西夏人，尤其是这些叛逃过去的熟户，他们多年以来早就摸清了宋军的虚实，贪图享乐、懦弱骄横，不说战斗技能，单从心理上就不是军人。他们争先恐后地冲了上去，认定自己只要呲出獠牙就能吓倒敌人。

这时在宋朝的军队中，有一个人默默地解开了发髻，让自己的长发飘散在塞外凛冽的寒风之中，乱发披面，只在偶然间才能看到他的脸。那竟然不再有人类的轮廓，而是闪耀着青铜的光泽，一张狰狞狂野的鬼面突然出现在西夏人的眼前！

当天的战斗是党项人的噩梦，保安军蜂拥而出，为首的一个人身材高大，乱发披散，戴着一张青铜面具，冲进西夏军中，所向披靡！

没有挑战，没有埋伏，没有任何党项人心目中宋军的传统作战方式，只有剧烈的、凶猛的、不顾一切的冲击！

五头项四十溜人马被冲散，直接倒卷回李元昊的中军，什么撞令郎，哪有敌我对耗，在压倒­性­的冲击之下统统失效。党项人一跑狂奔，直接跑出了保安军的防区，才停下来发抖。问一下，刚才那人……那真的是个人吗？

这个疑问，一直困扰了党项人近四年。

在他们身后，保安军中那人停了下来，他终于搞下了那张青铜面具，里面露出的是张年青英俊的脸，可惜，上面印着两颊金印——他是个犯罪的配军。

狄青，字汉臣，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１００８年，时年３１岁。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他出身贫寒，１６岁时哥哥与人斗殴，他代兄受过，被刺配从军，用当时的话说，是“贱中之贱”的贼配军。按照惯例，他被选进京城，编入了禁军。

山西自古多名将，武风极盛，狄青从少年起就弓马娴熟，武艺超群，按说军中是他的好归宿。可在仁宗时期的禁军里，他成了一个异类。宋史称“青少有壮志。”可一个有­操­守，甚至有理想，不懦弱，勤练武的军人，无论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都不受欢迎。

李元昊造反，他成了第一批被派往边疆的禁军，而且把他分配到了重中之重的前沿阵地。不知道这是重用，还是惩罚，但一个铁血传奇就这样开始了，狄青在国家噩运之中奋起，以血战捍卫自己的家邦，成为西北战场上宋军的军中之胆。

初战失利，西夏军队却半点都没受影响。说来简单，一个以欺诈起家，而且每战必诈的军队，会有什么至高无尚的荣誉感吗？能为了一点点的颜面的丢失而惭愧吗？

李元昊打马转向，走，去另一边碰碰运气。这一次，他们选择了承平砦。承平砦比保安军稍大一些，李元昊很重视，他把没死光的头项们都撤了下来，直接派上去党项本部人马，至于数量，非常恐怖，共三万余骑！

这个数字在李继迁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稍微往回翻史书，攻击河湟部吐蕃的藩蓠外城猫牛城时才有这样的规模。但那是城，这是“砦”！

砦，通寨字讲，是防卫时用的栅栏，引申为营垒，那么它的规模和强度也就可想而知。以三万余骑兵的压力攻击，按比例计算，不会比当年幽州城里的韩德让轻。人多势众，党项人直扑砦门，但万万没有想的是，砦门突然间开了，里面的宋军像保安军一样的冲了出来，面对经过平回鹘、战吐蕃、扫平整个河西走廊的党项­精­兵，宋军选择的是出城野战，近距离­肉­搏！

恶战暴发，承平砦外血­肉­横飞，历史没有记录这三万党项骑兵是不是一次­性­投入战场，但宋军冲出砦门的仅仅是１０００余人，但敢于决战决胜，党项人被迅速击溃。当天敌军败走，宋军却没有入砦，就在砦门外列阵，他们很清楚，刚才只是遭遇战，敌方措手不及罢了。这时入砦，敌人卷土重来，形势一样的恶劣。

既要战，就要打个明白。

果然，不一会儿党项人就在败退的路上再次集结，这一次缓步压来，再没有开始时的嚣张狂妄。形势在最初的恶战之后更加明显，党项人清楚地看到，砦门外的宋军人数有多少，还有他们背后的承平砦防卫强度有多高，只要认真持重些，胜利仍然牢牢地抓在他们手中！

但问题是宋军是不是这样想。两军列阵，宋军沉默待战，党项人却一阵纷乱，不一会儿，阵势分开，有位盔甲鲜明的异族勇士站了出来，只见他运气、扶鞍、张嘴……宋军屏息凝神，结果却听到了一大堆的污言秽语！

这就是党项人的勇士，这就是党项人对敌人的尊重。宋军的回敬是全体继续沉默，他们的将军突然间张弓搭箭，一箭­射­中那个党项牌的大嘴巴。之后全军移动，向西夏人施压，准备第二次冲锋。

但是没有冲锋了，庞大的西夏军队竟然在一阵­骚­动之后，选择了第二次撤退。当天战斗结束，宋军没法把西夏人真正的赶走，但是围砦攻击的局面也没能形成，李元昊的战前预算再一次落空。事后侦察，他才发现自己的运气真的是好上加好。

承平砦真的不太大的，可里面的守将竟然是仪州刺史、鄜延路兵马钤辖许怀德！他是东京禁军中的殿前司指挥使、左班都虞侯，名副其实的军中高官。承平砦不是他的守地，他是刚巧巡哨路过这儿，李元昊鸿运当头，正撞中铁板。

之后的事情彼此都难受，承平砦变成了一只刺猬，李元昊的三万大军围着它、啃着它，可时刻都咬得牙根出血，口腔溃疡。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到了第６天了，围砦之战己经第６天，突入宋境己经有小半个月，李元昊突然下令，马上走，立即撤回到横山以北。

他的老巢己经出事了，宋朝的军队不止是在顽抗，他们一边在延州方向集结，向西夏军队迅速靠拢，另一方面己经有大批人马杀进了党项境内，成绩非常的好，西夏前沿军寨——后桥寨被攻破，从守军到物资被宋军洗劫一空。

那是洛苑使、环庆路钤辖高继隆，知庆州、礼宾使张崇俊，柔远寨主、左侍禁、閤门祗候武英等人率领，几路联合，在鄜延路受攻时，反攻进党项境内。用意非常明显，李元昊小儿，为何你攻我们就要守？你我同时攻进敌方境内，且看谁的杀伤力更大！

宋军大获全胜，第一次接战，无论是攻，还是守，宋朝军队都占据了绝对上风。一时间朝野振奋，从皇帝到士民都弹冠相庆，两眼烁烁放光——我强汉、我盛唐、我大宋……我们真的很强。

其中最高兴的就是鄜延路的最高军政长官范雍，他的心情­精­确分析的话，应该是狂喜之余大松了一口气。

翻阅历史，范夫子来到延州之后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连续向东京求援。他不懂军事，但是他会计算，鄜延路有多大，延州府有多宽，他手下一共有多少兵，这些数字都是明摆着的，他实在是害怕，心里没底。尤其是李元昊突然开战，直接选了他做对手。

可是胜利面前，人人露出真相。李元昊方面，开始对宋军重新估算，在范雍的心里，敌方的威胁程度也在迅速缩水。事实证明他想的没错，转过年来，宋宝元三年，公元１０４０年初，延州城附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让他的感觉越来越好。

先是官方，西夏突然间又派来了使者。该使者名叫贺真，卑躬屈膝诚慌诚恐地走进了延州城，再没有进东京送国书时的嚣张。他带来了李元昊的痛苦——范相公，您行行好，替我向东京带个话吧。我被打得很疼，知道错了，咱们还像以前那样生活，我……我想复合。

嗯，范雍听得很仔细，再用他几十年来钻研大汉夫子经典所得出的至理经验来印证思考，觉得这事儿非常靠谱。我们是天朝，小邦蛮夷一时叛乱，痛打一顿他们自然会清醒。醒过来了就还是好同志，本着宽宏大量、教育为主的原则，应该给李元昊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于是胜利者的仁慈出现，范雍重赏西夏使者，要他回去告诉李元昊，复合是有希望的，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表现投降的诚意。第二，他的仁慈无限量扩大，连死了的西夏人都得到了实惠。

范雍下令，多做些加厚的棺材，外加征集手指头超级有劲，而且不会呕吐的裁缝。前些时间抓到的那些西夏俘虏都被砍脑袋了，真遗憾，现在再给缝回去，让他们有棺材睡，再加上官方致哀，这样大家总该满足了吧？

效果达到，李元昊本人怎样不知道，好多的西夏人都逃过边境，向宋朝投降，强烈要求安居乐业，再也不回去了。至于定居地点嘛，延州城是不敢奢望的，但实在想离既威武又慈祥、又凶狠还善良的范夫子近一些，所以都选在金明寨。

宋朝鄜延路军事第一重地金明寨！

说一下金明寨和它的守将李士彬。按说西夏人选择他是有道理的，他本身也是党项人，让西夏方面很有归属感。但他对宋朝的忠诚，从他父亲李继周开始就无可怀疑。尤其是宋、夏交恶以来，他让李元昊本人都郁闷了好多次。

同是党项人，回来成不成？李元昊派人带着大笔金钱去到金明寨勾通感情，结果被李士彬一刀砍断，钱却都留下了。李元昊想了想，好，诱降计不成功。

接下来再派人带了更多的钱，外加西夏官方的制式服装上路，再去金明寨，但是路上故意把东西都丢了。丢的地点很讲究，正是当时鄜延路副都布署夏随的防区，是李士彬的顶头上司。怎样，除了钱还有官，李士彬马上就要叛变了！

但夏随就是不信，老李是什么人我清楚，另外还有一点，金明寨的实力就注定了它的价格。钱，无论多少钱都别想打动它的主官将领。

金明寨，拥有１０万将士，名义上它的主将只是六宅使、化州刺史、金明系都监，但以实力论，己经是鄜延路最强的堡垒。李士彬本人号称“铁壁相公”，不仅是延州城前沿的铜墙铁壁，而且是相公。这是个怎样的称呼，参照一下在皇宫里办公的各位政事堂大佬。

比如寇相公、丁相公、吕相公、未来的王相公、司马相公等等等等。那是宋朝臣员的顶级称呼，不是谁都可以叫的。

而金明寨之所以称为“铁壁”，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纯”。李士彬父子两代世守金明，手底下的兵都成了真正的嫡系，是名副其实的李家军。

现在突然有一大批西夏人来投降，还要住进去，这是什么概念？李士彬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他的办法是来了很欢迎，但别想进我家。把所有投降的人都迁进内陆去，再分散安置，化整为零，这样无论里面夹杂着什么人物，都会像一瓶花椒面撒进太湖里，连点影子都看不见。

但有个问题他的权限解决不了，那就是来的西夏人实在太多了，这么多的正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异族人一下子迁进内地，而且还由他这个党项种的边防将领签证，这不是胆子的事，这是找死的事。

于是他按照官方程序办事，把这件事的处理权上交给了鄜延路最高军政长官——范雍。而范夫子这时的心情好得不得了，李元昊投降了，西夏人叛逃了，局面豁然开朗，李士彬你的魄力实在是太低下，这是好事，无论来了多少，都照单全收。

就安Сhā在你的金明寨里，金明寨不是一共有３６个分寨吗？每个寨子里都分散一点，这样不也和分散在内地一样吗？而且还剩下了路费，又增强了金明寨的实力！

典型的文官猪头症发作，外行人非得要领导内行人。但让人惊掉下巴的是，李士彬居然同意了……实在无话可说，但应该能找到原因。不是说猪头症会传染，李士彬被同化了，或者被文官压制不得不执行，而是他太自信。

铁壁相公父子两代积累下的自信让他根本就瞧不起李元昊，尤其是宋、夏战争暴发前后，党项人早就在金明寨附近出没过，李士彬挥刀纵马冲出去，可是只能看见党项骑兵的背影，那些人边跑边叫——铁壁相公来了，兄弟，你的胆在哪儿？

回答得整齐划一，掉地上了！（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于地）

这样的事发生得多了，再加李元昊近期像山贼流寇一样的战斗成绩，让李士彬非常的鄙视自己。还需要小心吗？魄力低下，看来范大人说对了。

如范大人所愿，更如李元昊所愿，大批的西夏人被分散安置到金明寨的各处要害。时光流逝，很快新年到了，正月里的金明寨和整个大宋一起欢庆。在这样的日子里，李士彬并没有放松，他的军队很严整，他本人更是在各个分寨里巡行。这一天，他就带着儿子李怀宝到了黄堆寨，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当天，他就住在了这里。

事情发生在第二天的凌晨时分，李士彬被一阵警报声惊醒，史书没有记载他是不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来袭的人是谁，他直觉一样的喊着备马，马来了，有马他才能巡视，才能出战。但要命的是骑出去才知道，那是一匹跑不动的劣马！

将军在自己的营地里被属下出卖，他跑不动，指挥不灵，被敌军活捉。直到这时，他才应该发现对手是谁。那居然是西夏皇帝李元昊本人！实话实说，这一仗他败得太脆、太冤，但也一点都不冤。说他冤，是说坐拥１０万­精­兵居然没能真正接战就一败涂地，而造成这样的后果，真正的责任人并不是他。

是那位既尊且贵的范老夫子。

说他不冤，是说他身为边将，世代征战，范雍不懂的你也不懂？生死成败关头，你为什么不反对？是过份自信，还是真的糊涂，出错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固若金汤的金明寨里遍布­奸­细，是从内部被瓦解的。

还有从实战的角度来说，这一次李元昊率军突袭，是从边境的土门进入，金明寨离土门至少有近３００公里的距离，那决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赶到的。

金明寨这样有主有次、攻防一体的连珠寨，连起码的远程预警都做不到吗？

说什么都晚了，当天李士彬父子曾经浴血奋战过，李怀宝当场战死。而李士彬在被捉之前，做了一件对整个战局、对整个鄜延路安危都至关重大的事。他派一个心腹部下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马上逃往延州城，一来逃命，二来要向范雍报告军情。

西夏人打进来了，金明寨己经被攻破！

不愧是沙场老将，临危不乱，把公私两方面的事都处理得妥帖及时。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其惨痛的后果，要比金明寨的覆灭还要严重。

他的母亲、妻子像奇迹一样在千军万马的混乱中逃脱，一路奔驰近２００多里路，逃进了延州城。让范雍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战况的危急程度。

这在军事角度来说极其重要，可以说李士彬虽有过错，但己经尽了最后一份心力。但问题是要看把消息发给了谁。如果是当年的柴荣、赵匡胤，或者赵光义也成，他们的反应一定是毫不慌乱、以我为主，再怎样危急也不能自乱阵角。

前方的屏障塌了，是要补救，但要有个方式方法。可范雍的反应是先不信，这是不可能的，李元昊马上就要向我投降，重新做大宋的臣子，怎么会出尔反尔？紧接着西夏骑兵的先头部队就出现在延州城下，范雍立即就吓哭了。

须发皆白，满身满脸的圣人气质的范夫子抱着属下放声大哭，他没法不紧张，计算天赋再次发作，此时号称鄜延路帅府的延州城里只有一员守将卢守勤，士兵只有几百人！多简单，前方拥兵１０万的金明寨都挡不住的敌人，这样一座空城，注定了只有等死。

好半天，眼泪终于缓解了紧张，范雍开始行使权力和职责。他下令鄜延路内所有能够调动、来得及增援的部队立即向延州城集结，不管他们在哪儿，正在­干­什么，立即来救我！

奇迹一样，他的命令从延州城里发了出去，传令兵跨越了几百公里的距离，送到了边境线，也就是李元昊此次入侵时的进境口——土门一带。在那里把增援的命令交给了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以及鄜延副都布署石元孙。

这两位军区副总司令级的将军己经率部杀到了土门，为的是堵截李元昊，但非常可惜，消息得到的晚了些，李元昊早就冲进鄜延路的腹地了。

他的母亲、妻子像奇迹一样在千军万马的混乱中逃脱，一路奔驰近２００多里路，逃进了延州城。让范雍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战况的危急程度。

这在军事角度来说极其重要，可以说李士彬虽有过错，但己经尽了最后一份心力。但问题是要看把消息发给了谁。如果是当年的柴荣、赵匡胤，或者赵光义也成，他们的反应一定是毫不慌乱、以我为主，再怎样危急也不能自乱阵角。

前方的屏障塌了，是要补救，但要有个方式方法。可范雍的反应是先不信，这是不可能的，李元昊马上就要向我投降，重新做大宋的臣子，怎么会出尔反尔？紧接着西夏骑兵的先头部队就出现在延州城下，范雍立即就吓哭了。

须发皆白，满身满脸的圣人气质的范夫子抱着属下放声大哭，他没法不紧张，计算天赋再次发作，此时号称鄜延路帅府的延州城里只有一员守将卢守勤，士兵只有几百人！多简单，前方拥兵１０万的金明寨都挡不住的敌人，这样一座空城，注定了只有等死。

好半天，眼泪终于缓解了紧张，范雍开始行使权力和职责。他下令鄜延路内所有能够调动、来得及增援的部队立即向延州城集结，不管他们在哪儿，正在­干­什么，立即来救我！

奇迹一样，他的命令从延州城里发了出去，传令兵跨越了几百公里的距离，送到了边境线，也就是李元昊此次入侵时的进境口——土门一带。在那里把增援的命令交给了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以及鄜延副都布署石元孙。

这两位军区副总司令级的将军己经率部杀到了土门，为的是堵截李元昊，但非常可惜，消息得到的晚了些，李元昊早就冲进鄜延路的腹地了。

接到命令，救兵如救火，刘平立即带兵往回赶。查一下史书，可以看出这时刘平、石元孙所部人马的状态是怎样的。

刘平的驻地是庆州，先前是行军４天，才赶到的保安军，在这里和石元孙汇合，两军合一杀向土门。这时再往回赶，出现的问题就有三个。

第一，劳累程度。这时是西北的寒冬正月天，冰天冻土，寒风刺骨，他们的兵种里还有步兵。行军４天之后再往回赶，这时他们的战斗力要打多少折扣？

第二，人马数量。这是极其诡异的一点，在各种各样的古代、现代的文献书籍，虽然有的提到了刘平、石元孙所部的兵力数字，那是让人头皮发炸的抓狂感觉——居然只有不到１万人！大宋朝号称百万禁军，为什么两位军区副总司令出战，居然只有不到一万人马，而且还是步、骑混杂？！这在历代史书中都没有交代原因！

第三，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刘平、石元孙两位将军，你们想过没有，李元昊攻破金明寨，前锋直抵延州城，他的势力范围，尤其是游牧民族的骑兵活动范围有多大。从延州到土门其间有多远，范雍的传令兵得有多神勇，才能飞越种种难关，把增援命令交到你们手上？

但没有答案，史书中没有交代，后世人不能凭空猜想，所能确定的只有他们的行动。面对种种困难，刘平激励部下——“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赶到延州去，救我们的首脑，去歼灭李元昊。

之后不分昼夜，全力行军，到万安镇之后全军不得不分流，骑兵先行，由刘平、石元孙率领越过被占领的金明寨，继续向延州挺进。需要指出的是，金明寨是空的，不仅没看到敌人，连原驻军及家属都踪迹不见。

他们都去哪儿了？

带着这样的疑问，全军继续赶路，天黑时到达了三川口外围。三川口，延川、宜川、经川等三条河流在此汇合，是一片滩涂地。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寒冬时节，人困马贬，刘平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营址选在了三川口以西１０里。

毕竟延州城就要到了，战斗即将打响，必须让军队得到喘息。

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范雍的第二次急报。是宋军传递紧急命令的“急脚子”，命令他们不准歇息，火速开拔，不惜一切代价赶赴延州。并且为了防止西夏人乘机混进城，要他把队伍化整为零，一批批分开进城。军令如山，刘平只好照办，但等到一连放出去５０小队之后，他猛然发觉不对。

前方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的军队像是失踪了一样，再找传令的急脚子，也己经失踪。上当了！刘平瞬间反应过来，但这时怎么办？派人去追？还是全体都压上去，这个决断很难下，但刘平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点。

如果前方是李元昊的埋伏，那么现在的兵力绝对不够，冲上去只是陪着那５０小队送死；如果传来的命令的确是范雍下的，那么就没有危险，冲上去根本没有意义。

当天刘平稳住剩余的骑兵，就在三川口的营地里歇息，静静地等着后面步兵的到来。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天亮以后，步兵仍然没有赶上来，刘平决定全军后撤，延州城在望，也就是李元昊在望，必须要集结起全部力量。

往回一直逆行２０里，才遇到了昼夜不停赶路的步兵。唯一的好消息是兵力骤然增加了２０００余人，那是鄜延路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延州西路都巡检使郭遵，他们同样被范雍从驻地招集，在三川口附近遇到了刘平的步兵。

这样兵、骑混合，刘平在开战之初终于又把兵力上升到一万余人以上。当天宋军结阵东行，５里路之后到达了三川口的五龙川。这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荒凉滩头，从此后名垂青史。

因为宋军在这里失败。惨痛的、屈辱的，但也光荣、壮烈的失败！

天上的雪一直在下，五龙川里的河水开始解冻，河的南岸终于出现了大片的西夏军队，就在这一瞬间，胜负的悬念己经消失。

当年的大宋西军应该看到了一个让他们不敢致信的场景，李元昊的军队竟然这样多！那至少在１５万人上下……一点都没夸张，他带来了近７万人的党项骑兵，另外的那一半是金明寨里的原党项、羌等混合兵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转过头来就攻向了宋朝。

接下来的事在史书中只有简略的记载——“时平地雪数寸，平与贼皆为偃月阵相峙。”多么平淡，可在现实中，是１万余人对峙１５万人！

雪一直在下，终于西夏人发起了进攻，他们涉水过河，但没敢在第一时间攻击，而是列成了横阵，等待后边的人马源源不断地过河。渡河未济，击其中流，宋军把握住这黄金一般的机会，抢先发起了攻击。记住这个名字——勇将郭遵，他和部下王信冲向了党项军阵，剧烈冲击，但阵势太厚，不见松动。后边的宋军蜂拥而上，以郭遵为箭头，终于契入了西夏阵地，一场混战，杀敌数百人才后撤。

但党项骑兵仍然不断地渡过冰河，向北岸增援，越聚越多，终于他们主动挑战。这一次，他们派出一个勇士，指名要和郭遵单挑。郭遵，在史书中只留下了他的出生地，京都开封，和他的官职升迁纪录，却没有记载他的具体生平，连生于何年都查不到。但可以稍微推测出一些。这时他有四个非常年幼的儿子，古人结婚生子都很早，这时儿子年幼，他顶多不过３０余岁。但他的勇猛完全达到了传说中宋朝的传奇战将，如岳飞、杨再兴的程度。

他闻战即出，党项人的勇士几个回合之后被他一铁杵砸碎头颅，史称“两军皆大呼”，他的勇猛让见惯鲜血和死亡的军人都震惊。战斗到了这一步，党项人终于清楚宋军的斗志坚不可摧，李元昊不再有什么幻想，他使出了必胜的招数。

发挥人数优势，集群冲锋。他命令渡过河的西夏军竖起大盾牌，人躲在盾后，向宋军缓步逼近，这样就逼着宋军和他们决战，以实力定输赢。

但他们想错了，没等他们靠近，宋军己经抢先发起攻击，战斗的经过和规模史书中仍然没有写，但结果是宋军“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千余人。”敌方有在水里淹死的了，宋军己经把战斗推进到了河边，可以说把西夏军阵彻底击垮！

但是代价也极其高昂，主将刘平的脖子和耳朵都被箭­射­伤，鲜血淋漓。宋军己经是全力以赴，连主将都亲自冲锋！

太阳渐渐西沉，这一天从早起返回迎接步兵，到重新前进在五龙川遇敌，宋军己经战斗了快整整一天。暮­色­中西夏人有的逃回了河东岸，有的在水边挣扎，战场进入了暂时的平静。刘平在伤痛中紧张地观望敌情，却不知真正的危险己经到了身边。

突然间有大批的部下涌了过来，都是鲜血满身的勇士，他们提着一个个西夏人的人头来请功。将军，这是战功，请为我们发赏。

史书记载到这里，刘平的反应是对部下高喊——现在战斗正急，你们先自己记着，战后我重赏你们！多么忠勇，但又多么可惜，他一心只想着战斗，没有发觉士兵们的潜台词。

士兵也是人，需要休息，近六七天的急行军，再加上刚才的剧烈战斗，每个人都快到了极限。这时天黑了，将军我们是不是应该……没有人说撤退，可主将必须得能醒悟，必须迅速抉择。对面的敌人是自己的１５倍，真的要一拼到底吗？

历史没有给刘平犹豫的机会，不仅是他自己斗志的坚强，让他根本就没那么想过。河对岸的李元昊也突然发起了进攻，他先打破金明寨，掳掠大批生力军，再让李士彬的母亲、妻子逃进延州城，刺激范雍，让他不顾一切地招集援军，甚至再派假探子要刘平分散军队，一批批地进城，这些所有的招数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宋军疲于奔命，劳累不堪，直到在延州城外被他围城打援，一击全歼。

现在时机到了，西夏人突然派出轻骑兵，快速渡河，突击宋军。宋军措手不及，被迫后退２０余步。区区２０步，最多不过３０米，却变成了这次战斗，甚至大宋西北疆界的噩梦。

慌乱中刘平猛然觉得身后不对，回头一望，正看到自己的部队在溃散中！是谁？军中有懦夫，他看到了逃跑中的黄德和。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战斗中阵地前移后撤，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什么黄德和会逃跑？

却不知懦夫不是在片刻间炼成的，黄懦夫在开战之后就一直躲在阵后，几乎没有参与战斗。而之前他和他的军队并没有像刘平、石元孙那样赶赴土门，去迎击李元昊。他本是生力军，却在战斗稍微有些凶险时选择逃跑！

说什么都晚了，逃跑就像瘟疫，在宋军中迅速波及，战局在一瞬间崩溃，刘平所能做的，就是派出自己的儿子刘宜孙去追赶逃兵，无论如何要拦住黄德和。而他本人始终都坚守在最前沿，他不逃，他命令手下的亲兵把刀都拔出来，砍向后退的部下。

为国而战，后退者死！

但一时之间人马奔涌，谁能拦得住？西夏人也绝不会再给宋军机会，他们源源不断地冲过冰河，胜利己经在握，宋军败了，就算是疯子都能看出这一点。但西夏人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世上真的会有人疯狂一般地选择攻击，在这种时刻，完全不计生死胜败，单枪匹马地冲向他们！

是勇将郭遵。他冲向西夏人的时候只有孤身一人（独出入行间），那不是去追求胜利、荣誉或者金钱赏赐，他知道自己必死（期必死），但一定要战斗，给身后的刘平以喘息的时间！战斗中郭遵扔掉了铁杵，以铁枪冲阵，史称其“所向披靡”。西夏人稍微退却，他换了更沉重的铁槊，再次深入敌阵，这时西夏人的招数很­阴­险，他们暗中布下了跘马索，要活捉他。

但是郭遵有如神助，几条长索都被他一一斩断，跟着更加深入重围，把敌人牢牢地吸引在身边。但暴雨不终朝，这样的冲击没法长久保持，他的死亡终于来临。西夏人乱箭齐发，他连人带马死在了敌军丛中。

可是在他的身后，刘平终于成功地留住了一千余人，宋军重新整军列阵，再次挡在西夏人面前。战斗仍然没有结束！

还要战斗？当年的西夏人肯定在摇头，他们摸不清对面的这些宋军在想什么。要是能，他们就不是傻大兵，而是心理学家，而且是汉民族的特有心理学家了。一千多个人站在１５万人面前是什么概念，还想再打，是找死还是疯头傻掉了？

至少在他们以往的那些敌人，比如回鹘、吐蕃人的身上，从没见过这一点。

但并不妨碍他们杀过去，他们兴高彩烈地杀了过去，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到嘴的肥­肉­随便啃了！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这一千多个宋朝人和他们一共缠斗了……３天！

难以想像这３天是怎么渡过的，不必分析都可以肯定，根本没法正面交锋，只有边打边走，而在游牧民族的庞大骑兵阵容前缠斗３天，那是怎样不可想象的难度。可是刘平、石元孙他们做到了，而且３天之后，是西夏人后退了。

西夏人直接撤回到冰河的东岸，很明显，不跟你们玩了，这些宋朝疯子，打不死拖不垮，那就放过你们，我们去办正事，去攻下延州城，打通杀进宋朝腹地的通道。这时刘平的军队再也无能为力，你可以和１５万人为敌，但没法把他们包围，限制１５万人的行动吧？

而且军队己经被挤­干­榨尽，再也没法支撑了。西夏人退走，刘平率军后撤到西南方一个小山头，立下７座营栅自保。暮­色­苍茫，终于又到了夜晚。突然栅栏外面有人问，你们的主将在哪儿？

西夏人又回来了，这些卑鄙的东西仍然在打鬼主义，就是不敢像条汉子那样闯营劫寨。愤怒之余，刘平告诫手下别回答。于是一片沉默，但是没一会儿，居然有人叫门！

来的人自报身份，说是延州城里的使者，范雍范大人派来传令的……不知道他说着说着是不是突然发抖，因为宋军满寨的将士都在发抖，是气乐的。

混帐东西，就算骗人也得有点起码的技术含量吧？这招儿你们３天前才用过，当宋朝人都是白痴？！刘平二话没说，拉出去，砍了。

接下来营寨外面就像开了个夜市大集，一下子人声鼎沸，不知道有多少党项人围了上来，从夜里四更天开始，不停地大呼小叫。

第一次喊——如许残卒，不降何待？

营寨里面的回答是——狗贼，你不降，我为什么要投降？明天救兵就到，就是你们的死期！

第二次喊话发生在黎明前，党项人再没有耐心，他们直接说——到底降不降，不降，你们全都死！

刘平的回答很正规——你想议和吗？我倒是可以替你代个话。

谈判破裂，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再劝降就是自取其辱。天亮了，李元昊从河东调来大批人马，四面围山，开始进攻。跑不动的宋军注定了只有一个命运。坚守，但奇迹再也没法发生，凌晨时分营栅倒塌，宋军鄜延路刘平、石元孙所部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宋、夏战争的第一幕，至此结束。宋军在延州城外的战场上一败涂地，不管过程怎样，结局是西夏人赢了。但奇怪的是，西夏人却没有乘胜进兵，攻打延州城，把宋朝的西大门一举打开，反而突然间退兵了。

李元昊撤退，这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他是第一次攻打像宋朝这样的超级庞大的帝国，心理上还不成熟，所以见好就收；有的归结为当年漫天的大雪，说游牧民族也是人，他们来打仗，带的御寒设备不够，怕雪后太冷，人马冻伤，所以退走是上策；更有人说是某些战报误导了李元昊，说宋朝己经再次派兵，像上次一样杀进了他的老巢，他怕后院起火，才不得不回家。

这都是错的，第一，既然进饭店，还怕饭太多？李元昊己经灭过回鹘、打过吐蕃，事实证明了他是个以灭国为目标的征服者，区区宋朝的边境城市就能让他心虚？开玩笑。

第二就更不靠谱。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只在寒冷的冬天才发动战争，其原因以后来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话来注解最经典——冬季马才肥，士兵们才想战斗！另一个潜台词是南方人怕冷，大家都在同一个区域里打仗，哪有汉族人没冻死，先冻死北方蛮族的事？

第三，说来真让人悲愤无语。哪儿还有什么援军，刘平所部在漫天大雪里拼死厮杀了４天多，延州城被围攻近７天，都没有来增援的部队，怎么会有宋军杀进党项境内？延州城不是保安军，那时可以各杀各的，这时要是把鄜延路的帅府丢了，大宋西疆就算彻底倒塌，西夏人可以随时杀进腹地！

李元昊要是连这些都想不到，他就是个猪脑子。他撤退的主要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刘平的骄傲，宋朝的军人让他胆寒。

甚至延州城之所以能保全，也都是这一千多名宋军将士的功劳。宋人有定论——“方贼势甚张，非平搏战，其势必不沮；延州孤垒，非平解围，其城必不守。”

生死成败，都在刘平的肩上。但这样的忠勇，换来的是一连串的愤怒。

战斗在当年的元月二十四日结束，二十八日，三川口战报由范雍从延州城传到了东京。可他晚了，一天前宋仁宗赵祯己经知道了消息。据记载，二十七日那天清晨，赵祯在殿外踱步，北方天寒，虽然到了春天，仍然满院的枯枝败叶。萧瑟的寒风里他突然听到一个扫地的老兵叹了口气。

“唉，可惜了刘太尉！”

赵祯悚然警觉，马上问，你在说什么？

老兵回答，官家不知道吗？刘平太尉和五六员大将在西北被杀了。

赵祯大惊失­色­，问他哪里得来的消息。老兵解开衣襟，拿出了一封家信：“臣得信说延州西虎翼一营士兵全军覆没，臣的女婿也阵亡了。”

赵祯登时呆了，战争爆发，他还矇在鼓里！那位老兵见他容颜惨淡，不由得劝了一句：“望圣上宽虑。”话一出口，赵祯悲愤交集，厉声喝道：“事至如此，犹言宽虑，你是个忍人吗？”说罢转身进殿，立即派人清查原委。

第二天范雍的战报就到了，赵祯的反应是马上派兵包围刘平家，全家老小不准漏网一个。因为范雍说了，刘平战败，丧师辱国，同时还有在战场上苦战，侥幸活命的黄德和证实，刘平投降了西夏，在阵前叛变，才导致的大败！

赵祯气昏了，这真是好臣子，好将军，以前说的那些漂亮话，居然临阵投敌！没说的，杀他全家。

但很快赵祯就平静了下来，这是血统的原因。自赵光义到赵恒再到赵祯这一支赵宋皇帝都有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疯狂的一面，可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冷静。

所以才能在远征燕云、雍熙北伐、澶渊之盟这样的空前危机下转危为安，赵祯也是如此，他延续了这一特­性­。而不像之后这一血脉断绝，他没有儿子，被迫传位侄儿后产生的恶果。那一条血脉上的人，可真的是各有各的乖张！

这时赵祯突然冷静，他派出了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去延州实地调查情况，把事儿给我查清楚。结果真相大白，黄德和这人真的是太绝妙了。那天他逃跑时无比坚决，刘平的儿子追上去抓着他的马轡苦苦哀求：“当勒兵还，并力拒贼，奈何先引去！”可这位老兄理都没理，一路狂奔，直接跑到了甘泉才停脚。

而且消息无比的灵通，比皇帝都先知道了战况，立即决定反咬一口。这是什么样的勇气，又是个怎样的败类！赵祯很惭愧，他收回了包围刘平家的兵，为刘平、石元孙、郭遵、王信等人追功记赏，郭遵的四个儿子他都一一重新起名。至于黄德和，拉出去，但没砍头，下刀的部位低了点。

腰斩！

杀人之后，赵祯下令全面反省这次失败，先清查一切责任人，该处分的都处分；再全国动员，向西北增兵、派粮，更重要的是全体官员海选，把最优秀的都派到大西北去；再改革全套宰执班子，一切以战争为核心，必须得能战的、敢战的，有战斗欲望的才能升职。

最后一条，把前些天颁布的不许越职言事的牌子扔了，谁有话都可以讲，无论是哪位大臣，甚至是皇帝本人也必须得听。真正的言者无罪，放胆说话。

综上所述，赵祯己经动员了能动的全部力量，具体的细节下面再谈，现在要强调的是这些命令都发下去两三个月之后赵祯的心情——他超级愤怒，比刚刚得到三川口大败时还要愤怒！

如此泱泱大国，号称­精­英无数、钱粮无边、禁军百万，居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战争方案，这是怎么搞的？！当然，这时他不会有答案，因为他真的不清楚。事实上他不是在与李元昊做战，他想要外战胜利，就必须得先有胆量去打败自己的祖先。

祖先的事先放一下，这事他要到四年之后才会瞬间顿悟，豁然开朗。

先说这两三个月里的细节。处罚方面，首当其冲的是范雍，鄜延路出事，他这个大主管罪责难逃。荐于他紧密默契地配合了李元昊，把宋朝的军队耍得团团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可是又保住了延州城的份上。把他迁到安州去，头衔是户部侍郎，从此离战场远远的，千万别再添乱。

处罚真是很轻，想想刘平、石元孙是怎么战斗的，这位颠三倒四的老夫子照样当官，而且从此远离战场，可真是恨得人手心发痒。可要公平地说，范雍没有坏心，他只是笨，本就是战场外的文人，与其说他是在战争中犯罪，倒不如说当初派他上战场的人早己犯罪。

但总不能把中书省政事堂，甚至皇上本人都拉出去砍头吧，于是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就是抓狂时刻，几乎每分每秒每件事都成了辩论赛场，这时的宋朝真是人才暴棚，每个人都想说话，偏偏谁都有权说话……这真是怎一个癫狂了得。

先说增兵、派粮，这是打仗的最根本要素，尤其是西北战场上刚刚以１万敌１５万，全军覆没，本来是毫无争议的事吧？不，面对新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的增兵要求，朝中的大臣们超级有才，他们翻了一下历代史书，然后告诉夏竦，同样也转送皇上过目。说增兵门都没有，史书上说了，当年汉将霍去病曾经以轻骑８００，脱离大将军卫青的主力部队远达数百里，把匈奴人砍得人仰马翻。

然后又以一万人过乌盭、经速濮、涉狐奴、途经五王国，杀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庐侯王，抓获昆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封狼居胥，这一连串的壮举不也都做出来了吗？

还有唐代的李靖，只以三千骑兵破突厥，再以一万骑兵至­阴­山，杀千余敌兵，俘虏异族男女十余万，擒获颉利可汗，问一下夏大人，为什么你就做不到？

夏大人气得手脚发麻。拜托，我就不是正牌的进士出身，可我也认得字，读过史书，霍去病、李靖……搜遍华夏５０００年，一共才只有那么几个这样反常的异类，你们以为在宋朝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抓出一大把，里面就包括我夏竦？

夏竦马上反击，说秦时名将王翦南取荆楚，要­精­兵６０万，韩信北征燕赵，也要请兵过三万，还有符坚的淝水之战、曹­操­的赤壁之战，都有数十万­精­兵，还都打输了，这些你们怎么不说？我一定要增兵，不增就换人，换你们来西北打仗，看你们怎么以一敌万！

赵祯坐在龙椅只觉得一阵阵的头晕，辩论赛开始了，可他不是什么评委，这是在议论怎么保全他的家当。这群混帐，居然在给我讲古书！咬咬牙，忍住火，他下令所有人闭嘴，向西北增兵２０万，平均分配给鄜延、环庆等四路。再征集天下粮草向西北运送。于是钱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

司农寺先拿出常平钱１００万贯，他再动用皇宫中的内藏库、左藏库，分四次一共支出３００万贯，这些只是开战前的预支军费。

但这只是开头，有兵有粮，重要的还要有领导人。陕西那边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夏竦，其他的人从哪儿找？环顾四周，赵祯发现了个超级绝望的现实。从澶渊之盟往后到现在，过去３４年了，宋朝的现状是他没打过仗，他妈妈也没打过仗，他的臣子们也都没打过仗！

那么让谁去呢？没头绪不要紧，从宏观上讲有两种选择——１，用武将。比如当年的潘美，在征南汉之前也没有军功。曹彬在打南唐之前也默默无闻，这都是例子。但有一点，这么做全体文官集团就会恐慌，小心官、场、震、动，宋朝的军政命脉早就掌握在文官手里了，这么搞会出大事。何况他本人也只认得文官，武将比如刘平，他都从来没亲眼见过……

２，就是用文官。没打过仗就得选那些想去打仗，不怕打仗的。这是当年唯一的用人标准。结果韩琦、范仲淹、庞籍、尹洙等人入选。这就是这些名传千古的贤臣们发家的起步，说是偶然也是必然，宋朝成群的武将只能靠边站，成片跟蚂蚁一样多的文官们都只能吃­干­饭，就这几个有胆子，不是说会打，至少敢去打。

至于说把握，那就惨了点，说得好听，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说难听点，纯粹是摸着石头过河，把战争当游戏！并且是展示自己的勇气、脾气的舞台，尽情表演，不计损伤的游戏！

一声令下，就要各奔前程，但是别忙，最重要的人还没出场。国家最重要的中枢部门东府中书省的主人还没到位。

张士逊必须得退休了，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表现比老人帮们更差劲。老人帮除了自私、贪婪、脾气大点之外，对国家的实体损伤有限。可张士逊料敌不准，过份骄傲，把吴育这样的冷静派叫疯子，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朝廷拒不向西北增兵，逼得宋朝两位军区副总司令出战居然只带出去可怜巴巴的一万多人。

该死的，弄得跟在境外作战一样的狼狈不堪！

那么要换谁呢？局势要求必须摒弃所有偏见，选出来一个能力最强，对目前危局最有把握扭转的人。谁？大家一致认定——王曾。

但很可惜，他己经死了。

王曾死于宋宝元元年，公元１０３８年的冬天，也就是一年前。死时就像寇准当年那样的灵异，某天凌晨时分，突然间天上一颗大星陨落，就坠落在他的寝室外不远。他的家人吓坏了，急忙禀告他。这时王曾己经卧床不起了，他淡然一笑：“后一月当知。”

一个月之后，王曾故去。时年６１岁。国家追封他为侍中，谥号为“文正”。这是很高的代遇了，但对王曾来说，仍然不够。王曾一生走在两个极端里。一方面功名富贵达于顶点，国家首相、枢密等要职随手可得，一方面却自奉极简，吃的穿的比老百姓强不到哪儿去，请客送礼等官场恶习更别想跟他粘边。

他老朋友的儿子来看他，饭后他送的礼物很风雅，是几轴简纸。世侄很高兴，宰相大人的墨宝啊，可是打开一看，字是好字，纸却是别人写给王曾的旧信纸。这事要正确分析，王曾不是抠门，而是向官场传递一个信息。

在王曾的主导下，政府至少是清廉的，别想请客吃饭送礼。而且历史记载，王曾资质端厚，眉目如画，进退举止温文大度，虽可亲近但绝不敢亵玩。当年的大才子杨亿怎样，敢和寇准没大没小，可面对王曾时始终规矩老实，这就是人格和修养的力量。

有这个人在朝廷里，至少会起到半个萧何的作用。汉相“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王曾至少可以轻松作到前两项，那是难度最大的，至于军需和粮饷，国家朝局稳定了，还有问题吗？

但可惜他死了，于是千不情万不愿，还是得让那个人出山。虽然那人非常的招人烦，没法让人心服。

吕夷简。吕大宰相卷土重来，也算是第三次宣麻拜相了，超过寇准，追上赵普，怎一个显赫了得。不过背后的底蕴也再清楚不过，跟前边选的打仗人才一样，都是矬子里拔大个，不是最佳人选。

这些赵祯都清楚，选了吕夷简就得先担心有人找麻烦，他立即就想了那个超级的大麻烦人——范仲淹。没完没了的一定要搞垮吕夷简，只要想想过程，连皇上都头疼。为了一个起码的工作环境，赵祯特意把范仲淹找来，为自己的新宰相做和事佬。

范爱卿，夷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你知道吗？这次起用你，是夷简举荐的啊……却不料范仲淹微笑着回答，陛下，我与夷简只有政事之争，并无私人之怨，现在国事为重，臣知道怎么办。皇帝很迟疑，搞什么，暴烈变­阴­险了？懂得说一套做一套了？

紧接着发生的事让吕夷简都不适应，他突然接到了范仲淹的一封信。信里非常诚恳地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以前得罪，全为公事，不意宰相雅量高致，以国家为重奖拔仲淹，深为感谢，望与宰相内外互助，度过国家难关。吕夷简看着这封信，心里大为感慨，弹指近两年，今日之仲淹再不是昨日之仲淹了。

但感慨归感慨，他心知肚明，范仲淹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前方打仗，打的是后方的钱粮，大宰相，你要认真办事，别拿国家大事当报仇工具！但无论如何，范仲淹的这个姿态千金难买，吕夷简是个明白人，往后近四年之间，他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

至少是对范仲淹主管的鄜延路。别人就不好说。

宋朝的重心在宝元三年，公元１０４０年的五月份之后，开始向西北倾斜。可以说举倾国之力去报三川口宋军全军覆没之仇，在这样空前巨大的军、政、财全体动员的情况下，范仲淹、韩琦、尹洙、庞籍、种世衡、狄青等人都有了用武之地，在之后７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每个人的愿望、努力和遭遇，就是当时宋朝国势的体现。

各有不同，难言对错。

从西北第一高官，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说起。话说大佬很好当，主角才轻闲。越是上层的人物，就越不需要注重细节。

理由就像美国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说的——我只管下令进攻，至于怎样进攻，是参谋们和下边人的活儿，与我无关。

夏竦也是这样，何况这时范仲淹、韩琦等人正从中央往陕西赶，细节根本没法展开，于是百无聊赖，他想出了一个超宏观的对敌策略——诱降赏格。这是宋朝官方赏格的升级版，宋夏战争开始，宋朝曾经下令，无论谁杀了李元昊，就以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等李家世代爵位替换。你杀了谁，就可以继承谁。尤其是党项人内部优先，鼓励西夏方面自己动手。

夏竦为了增加效果，给赏格加了码，他在边境上发了榜文，说“有得元昊头者，赏钱５００万贯！”５００万……这个数字都多可怖，可以参照一下《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能让良民挺而走险当强盗也不外乎１０万贯，那么增加５０倍之后，生­性­野蛮，无父无君的蛮夷匪类们会有什么反应？

相心比心，夏竦信心十足，就等着哪一天有人提着一颗血­肉­模糊的党项脑袋来领赏，或者好多个党项人提着好多颗血­肉­模糊的党项脑袋来争着领赏，管他怎样，是不是真的杀了李元昊，西夏内部都会一团糟，真是妙不可言。

至于赏钱，由于脑袋的辨认难度的提高，或者宋朝的货币外汇的升降调节等不可预知等原因，总会有所变动的。谁让主办方有权解释一切？

主意很美好，回应得也超有创意。党项方面很快就有了反应，居然是李元昊本人亲自回复。他说了，“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

２贯ＶＳ５００万贯，正好一比２５０，夏竦瞬间沉默，多么严肃的一件事啊，就这样成了笑柄。他终于看清楚了现实，李元昊不仅能打仗，更会开玩笑，是个全面型的对抗人才。

想和此人争锋，只有实打实地做事，别想着歪门斜道取巧，西夏那边儿从来就没正过。

于是办实事的人出场，范仲淹来了。这时有一个原则，你不能在知道了未来的情况下，来欣赏一个伟人的登场。身临其境，回放真实，这才能看到当时的边境情况，还有范仲淹是个怎样的人。说范仲淹，他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传说中的惊天动地，又大冒傻气的怪人。

“天”是皇帝，“地”是宰相，此人一门心思地与天、地作对，放着京城里的高官，注定了宰执身份的前程不要，一次次闹事，直到被下放到地方上反省，这样的人在宋朝当时的官场里实在少见。是怪人，还是狂人？反正不是个正常人。

在他自己心里，却是一片黯然悲凉。这一年他５２岁了，头发己经斑白，妻子己经谢世，连身体都快垮了，他得了肺病。回首大半生，他早己全盘否定了与那些“黑恶势力”较量的意义，但新的生命却没有开始。可以说这次西夏挑衅，是国家的灾难，却是他个人的机遇。

他应该是满怀着治理国家、安抚边境的伟大目标而来，却没有半点的豪情壮志。国家多难，小心翼翼，办实事，哪来的那些浪漫和壮志？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他看到的边境就是一片荒凉，满目疮痍，尤其是他接的是范雍的班，主管的是鄜延路延州府，这里己经被李元昊打穿了，时刻都面临着再次战乱的危机，他怎能不小心小心再小心？到任之后，他定下的第一个战略方针就是个“守”字。万事先放下，先安定自身才能想到别的。

在这个前提下，范仲淹把延州府新配备的１８０００名守军分成６部，每部一位将军主管，训练３０００人，并且规定打破以往宋军的不成文规矩，即每到出战，不按实际战力，只以官职的大小顺位，由低到高来确定谁先出阵杀人。

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宋军被杀。这太糟糕了，范仲淹决定放权，他给每个将军表现的机会，谁强谁弱，一目了然，重新排列军中的战斗顺序。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他己经触动了宋朝最重要的祖宗家法，武将们的自由度大大地增加了，好处立即就显露出来，集中表现在种世衡的身上。

种世衡的青涧城划归延州府管辖，历史记载中他应该是那个时代里，宋朝西北方面军中最能折腾的人。他在青涧城中先是练兵，由于人不多，他做到了全民皆兵。办法就是一个字——钱。

军队不是没有战斗力吗？很好，先­射­箭，谁命中率高，奖励办法就是钱。明晃晃的银锭就挂在箭靶上，谁能­射­中就是谁的。后来这个办法推广到全城范围，不论男女老少，谁能­射­中就是谁的。甚至罪犯也没关系，只要你箭法好，立即就出狱。

长此以往，金钱真是万恶且万能的，青涧城里估计买斤猪­肉­都会隔街放一箭，钱­射­过去，­肉­再­射­回来，货款两清，空中邮递。但是问题出现，种世衡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呢？他只是个小小的鄜州判官，到这个新建的边远小城里做个“知城事”而已，就算仁宗陛下往西北拔款，七折八扣到他这儿也剩不下什么，那么钱都是怎么来的？

简单，开荒、经商。历史记载他开营田２０００顷，招募商人，由他给本钱，就在本地作买卖。至于和谁交易，那就神奇了，除了收集土特产进京之外，主要的客户就是各个少数民族。这就是个名利双收的大买卖，种世衡借着经商给了当地的羌族等落后民族极大的好处，让他们享受到了以前作梦都不敢想，甚至想不到的汉族奢侈品，同时还赢得了汉人长官的笑脸。

种世衡可以在三尺深的大雪天里，按约定去探望一个羌族酋长，让对方喜如望外，不敢致信，从此对他言听计从。更会推食解衣，甚至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都送出去，只要换得异族的服从。这些恩惠是当年的金明寨主李士彬所不屑给出的，铁壁相公深信自己横扫一切，怎么可能去理会这些低等蛮人？至于西夏皇帝李元昊就更不用想，强悍如回鹘、吐蕃，高贵如宋朝，都是他的征服对象，区区几个原始部落一样的羌人，只配给他扫地拉车！

但对于范仲淹和种世衡来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现在的首要工作。至于方式方法，还有争取的对象，就都没有挑选的余地。可是这样一来，他们就都犯规了，有些返祖，正常情况下无论是赵光义还是赵恒，甚至是赵祯，都会把他们撤职查办，情况再严重些，砍头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他们己经回到了赵匡胤时代，只有宋朝开国时的边关将领才拥有军队、财政、民政的独立权。像种世衡这样搞，简直己经是小型的藩镇，割据一方了，从宋太宗时代起，就是宋朝的头等大忌！

但好处就是有效，这样做之后，西北方面最危险、最薄弱的延州一带，在以后４年里的宋夏战争中比哪个地面都平静。李元昊基本上再没到这边儿闹事。

这是多么有效率的成绩，早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必出现刘平那样的勇敢。可这要分落在谁的眼里，延州城的邻居、范仲淹的好友陕西都转运使兼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泾原路韩琦就嗤之以鼻。你们这些人莫明其妙，简直是苟且偷生，大宋朝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光了！

韩琦生而豪杰，无论面对的是谁，首先想到的就是攻击，而攻击之后就必须得是辉煌的胜利。这一点，无论面对的是当年考场上的卷纸，还是不可一世的老人帮，又或者这时的李元昊，甚至还包括他的仁宗皇帝，以及后来的英宗皇帝，只要他想做，就肯定去做，而且基本上都得意洋洋地办成了。

乃至好多年以后，有人实在忍不住问他。为何您这一生，永远都不在牛Ａ以上，又不在牛Ｃ以下，总是那么的牛Ｂ呢？他会冷冷地瞥上一眼，很诡异地一笑——去问我的老妈。

他老妈是四川人，姓胡。据说生来也很灵异，惹得她的老爸，也就是韩琦的外公一整天一整天地看个没完。某次实在被看得发毛，胡小姐不由得问，老爸，你到底在看什么？

忘说了，胡老爸才最灵异，简直就是靠着灵异吃饭。他是……看相的。这时胡老爸满脸的虔诚神秘，对女儿小心翼翼地说——乖女儿，你的脸真是长得贵不可言。你和宰相有缘啊。

啊？我会嫁给宰相吗？女孩儿不由得惊喜万分。却不料老爸的下一句话让她超级泄气。你不会嫁给宰相，而是会生个宰相！

那么难度就大了，得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才能保证生出来的儿子会品种达标，最终当上宰相呢？别忙，胡老爸有特长，他会看相。于是带着女儿走过千山万水，先在四川本境内寻找了一番，结果很失望，那年头四川还是文化盲区，别说宰相，就连个中进士的都没有。

失望之余，胡老爸越挫越强。走，女儿，爸带你进京去，条条大路通开封，那里一定会有宰相的种！

进了开封城，才知道难度­性­有多大。想想都愁人，得用什么办法，才能在茫茫人海里找出那位拥有隔代宰相ＤＮＡ的猛男呢？

想来贩夫走卒的可能­性­是不大了，有点身份、有点地位的男人们，别管己婚未婚的，至少住的房子都有院墙，你总不能每天在大街小巷里叫卖——有保证生出宰相的女孩儿，大家快来买啊快来看，晚了就出手了！

肯定轰动京华，隔天就赶出京城。

于是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三年过去了，胡老爸在开封城里不知­骚­扰了多少位面部长相特异的男士，终于还是没把自己的女儿推销出去。失望之余，只好回家。谁知道柳暗花明，转机就出现在四川老家。

那一天，父女两人垂头丧气往家赶，突然遇到一位官老爷出巡。那时阳光灿烂，视界良好，天上有五彩祥云，地上涌现了伟大又神奇的韩琦他老爸——韩国华。历史上没有交代这位奇男子的具体长相，比如说日角龙起，体有金光什么的，估计有韩家就要灭族了，那是皇帝的级别。胡相师突然间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纳头就拜，直接了当地喊出了终极愿望——请让我的女儿给您生个宰相儿子吧！

有点直白，太凶狠了些。虽说男人都坚挺，但这样雷人总不大好吧？可奇怪的是，韩猛男似乎真的就是那位真命宰相……他爹。居然没惊没怕，也没把这对父女当疯子，就这样答应了下来。把这女子带回家，看看效果再说。

于是若­干­年后，韩琦在福建出生。再１７年后，他进京赶考，居然是殿试第二名，又１３年之后，他一张谏书把老人帮全体参倒，中书省枢密院集体换人，再两年，他出现在宋朝的西北边疆，成为国家的藩蓠重臣，人称“韩公”而不名。但他的实际岁数，却只有３２岁而已。

一切的迹象都在应验着胡相师当年的预言，而韩琦本人的心­性­更是高傲强悍。来到西北之后，同样的战况，在范仲淹的眼里，就是荒凉加凄惨，但落在韩琦的眼里，就是愤怒加激昂。

天朝上国，百万之军，还有我，韩琦，怎能容忍一个区区的党项孽种这样猖狂？永远不要跟他提什么防守，敌人进犯，只有迎头痛击，敌人逃了？还要连本带利地追剿利息！杀进西夏境内，剿灭李元昊还有那个狂妄的西夏国，这才是他韩琦的任务。

在这个指导思想的指引下，韩琦主管的泾原路军事调动空前密集，一切以实战为标准，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四处寻视，零距离地接近军队，体验战场感觉。并且同时不断地上书朝廷，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在他心中生成，宋朝要恢复澶渊之役之前的军事行动规模，要像宋太宗那样三路远征燕云，五路进剿李继迁，走出国门，大兵团配合作战，绝不再重演真宗时代的悲剧，要打，就到敌人的地盘上去！

振奋人心，韩公的壮志足以扬我国威……可问题是，能否镇慑敌胆？很快李元昊就有了反应，你要战争，我这就给你。宋康定元年，公元１０４０年九月十二日，西夏军队突然侵入宋朝边疆，直奔韩琦主管的泾原路。这时距韩琦上任仅仅才过去１２０余天。

这次的目标是三川寨，不能说宋军没有防备，更不能说宋军懦弱迟钝。当天三川寨血战到底，环庆路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杨保吉战死，军寨丢了。但第二天，宋军的增援部队就火速赶到，领军的将官级别不高，刘继宗、李绛、王秉等人清一­色­的都监，他们分兵出战，但战况不利，刘继宗本人都被­射­伤。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分兵。

答案就在下面，又一位都监王珪紧接着杀到，他带来了３０００骑兵，行动迅速，但没等到三川寨就被截住。西夏人重重包围，王珪像郭遵那样战斗，直到天晚时分，他杀出了重围，来到泾原路最大的军事据点镇戎军城下。

后面的西夏人紧追不舍，可王珪没有要求进城。请城中派兵出战，助我杀退这些拦路的，我要去救三川寨。但郁闷的是镇戎军拒绝，短暂的僵持，天真的黑了下来，王珪一不逃走，二不进城，他换了个要求。你们不用开城，把吃的东西扔出来就行，然后你们睁大了眼睛仔细瞧着！

食物都扔出来了，暮­色­四合，宋军默默地吃着东西，看着后边的敌人越追越近。王珪拨转马头，从镇戎军的城门向自己队伍的另一端前行，声音不大，但每个士兵都能听见。

——“兵法云：以寡击众，必在暮。”现在天晚了，我们突然间杀回去，一定让他们措手不及！

战场瞬间沸腾，刚刚还在突围逃跑的宋军突然杀了回去。但党项人一点都没惊慌，本就在一直追击，要的就是厮杀。一个西夏将军冲了出来，是拿长枪的，此人挑战：“谁敢与我较量！”（谁敢与吾敌者！）

王珪冲了过去，结果中枪，西夏人一枪刺中了他的右臂。接下来的事就是西夏人的噩梦，他们真的没长记­性­，宋朝军中的制式武器本就是长枪。“有宋一代，军械弓弩居首，长枪次之。”怎么玩枪，怎么破枪，宋朝的军官比谁都­精­，并且王珪、郭遵等人都有自己的杀手锏，他们手腕上都系着一条皮带，悬着铁鞭。

近身之后，王珪手起一鞭，砸得对手头颅粉碎。紧接着又一个敌将冲了过来，还是长枪，要说西夏人真执着，仍然是老套路——刺。王珪也很配合，仍旧是以右臂承接，只是受伤之后反应更加敏锐，他挟住了敌枪，真绝望，你脑袋的位置长得太帅了，我没法不砸你！

连死两个将军，西夏军队的成­色­就暴露了。宋军可以在郭遵阵亡之后再转战三日，誓死不降，可这群一直在追人的西夏军队居然就溃败了。他们转身就逃，在黑暗之中一窝蜂地冲向了来路。很聪明，身在敌境，局势危急，哪儿来再回哪儿去才最保险。而且还很有逃跑经验，边跑边向后边放箭。

黑暗中的箭雨很致命，宋军中王珪本人都连中三箭，战马也被­射­死，不得己停了下来。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三川寨还要去救吗？

再去救就是疯子。这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１２０多天里，韩琦能把泾原路的战斗力凝聚起来，己经很不容易了，但要把散布在各处的军队成建制的调动起来，协调出战，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所以三川寨被攻，率先赴援的都是清一­色­的都监，几乎是自发­性­的攻击，像刘平、石元孙那个级别的军区负责人根本没出现。这时王珪如果还要杀过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纯粹是找死。除非是皇帝本人被困在那里，不然根本得不偿失。

王珪退兵了，三天之内，当地出现了防卫真空，西夏人为所欲为。三天之后，宋军才集结起足够的力量，由泾原路钤辖、知渭州郭志高率领，赶赴三川寨。但这只是个姿态的问题了，三天的时间里西夏人想­干­什么都达到了目的。

郭志高还没到，这一部分西夏人就撤出了边境。但这远远不是结束，西夏军队的主力转移了方向，他们攻向了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只要拿下了这座至关重要的军城，就可以一举打穿南下渭州（今平凉）、泾州（今泾川），直达关中的通道。

战况危急，镇戎军外围的三川寨、狮子堡、刘番堡、乾河寨、乾沟塞、赵福寨等军事据点被一一攻破，镇戎军很快就会被西夏人合围，一但陷落，不堪设想！

面临这样的局势，换做是夏竦会怎样，换成范雍会怎样，两位老夫子最大的能耐就是调集所有的兵将去增援、去拼命，希望再次涌现像郭遵、刘平那样的英烈，去抵消李元昊的侵略胃口。但韩琦不是这样，生来强悍大胆的­性­格，注定了他不会一味地死守，或者敌攻我就防。

他要的就是不断地进攻，他坚信只有攻击，才能挽回颓势，才能振作军威、国威！公元１０４０年的九月十八日，在这次战斗只进行了６天以后，韩琦就做出了反应。泾原路一面调集重兵火速增援镇戎军，另一方面，他把环庆路的副都部署任福悄悄地调了过来，集结泾原、环庆甚至秦凤路的­精­兵强将，绕过正在激战中的镇戎军一线，目标是——庆州东北方２００里之外的西夏军镇要地白豹城。

那是西夏人的镇戎军，战略位置险要，兵力配备充足，一直是宋朝西北边疆上的眼中钉、­肉­中刺，但韩琦就要在这种时刻把它拔下来！

李元昊，请注意我的勇气和力量！

说一下白豹城的位置。它在环庆路，严格地说出了韩琦的防区，但西北一盘棋，对手都是李元昊，这时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它的重要­性­牵扯到了环庆、泾原，甚至是秦凤路，这就要系统地介绍一下北宋时期西北边疆的区域划分问题。宋朝初年，陕西一共分为两路：秦凤路、永兴军路。

秦凤路，“府一，凤翔。州十二，秦、泾、熙、陇、成、凤、岷、渭、原、阶、河、兰。军三，镇戎、德顺、通远。县三十八。”

永兴军路，“府二，京兆，河中。州十五，陕、延、同、华、耀、邠、鄜、解、庆、虢、商、宁、坊、丹、环。军一，保安。县八十三。”

但到了仁宗时代，为了应付李元昊的进攻，边防细化，分为四路，也就是这时一直在说的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

白豹城的险要就在于它地处环庆路与鄜延路之间，向西是党项境内的叶市，向东是洛水旁边的保安军、金汤城，在宋朝一系列的军事据点里契进了这么个铁钉子，随时都会掐断西北四路之间的联络。那么这样重要的东西，什么时候被李元昊抢到手的呢？

那就跟韩琦、范仲淹甚至范雍、夏竦都没半点­干­系了，它是在６年前，宋景祐元年，公元１０３４年时丢的。６年期间，西夏人在这里设立了太尉衙署，形成了一个军事完整体系。再加上白豹城依山而建，下面就是洛水的分支河流，攻打它不仅要克服自然条件的恶劣，还要小心西夏方面随时会增援。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让它逍遥自在的活在那儿。

任福在九月十八日晚来到了柔远塞，这里距白豹城只有３０余里。距离太近了，任福从驻地出发时就宣称是例行巡边，根本没有战斗迹象。到了十九日晚上，柔远寨里来了大批客人，除了任福召集的各路人马之外，还有当地的各族蕃落首领。

大开宴席，喝到高兴时，他突然间宣布了攻击命令，就在席间把每个人的攻击方向确定。简单地说，就是把白豹城四周有可能支援的敌人全部隔断，那涉及到了太多的隐患意向，几乎东南西北都要照顾到。而攻城的任务交给了武英。他有经验，上一次杀进党项，把后桥寨烧得一­干­二净就是他的买卖。

宣布完命令，立即出发，约定分头前进，在当夜，也就是九月二十日的丑时，凌晨３点时到达各自的攻击点，围攻白豹城。至于那些蕃族首领，酒席给你们留着，哪个也不许走，等我回来，咱们接着喝。

一切都悄悄进行，大军顺柔远河谷急速北上，翻打扮梁，下郭克郎，沿白豹川东进，一路疾行，准时抵达城下。凌晨３点，可真是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武英突然发起攻击。但进展很不顺利。这伙西夏人敢在宋朝境内大摇大摆地活了６年，每天都在刀尖上站着，早就养成了枕着刀把子睡觉。

宋军四面围攻，直到天亮时分才攻进城墙。九月份时陕西天亮，至少是６点钟了，３个小时的战斗才砸开了这座山城。之后的事是后桥寨的翻版，武英冲进去活捉了西夏军队的张团练，然后放火烧城，等他们再出来时白豹城变成了一片焦土。

宋军杀了对方７个首领，斩首２５０级，抓获蕃官５人、麻魁（西夏女官）７人，马牛羊骆驼７１８０匹，器械３０３件，外加官印６枚，还有一大片焦臭难闻的地窖。那里面躲了不知多少个西夏人，都烧死了，没法查。带着这些一大堆的战利品往回走，结果半路上又出了事。

西夏人的援军终于到了，没赶上救城，但敢于追击，碰巧任福他们带着俘虏走不快，真的被他们追上了。真是很勇敢，这些西夏人鼓足了劲杀过去，却不料突然间中了埋伏。任福早有准备，临回家前居然还要再吃顿午饭。

西夏方面又死了４００多个人，比来时更快地跑了回去。局部战斗结束，西北方镇戎军还在抵抗，这边的白豹城却被突然打破。韩琦揪住李元昊，一记响亮的耳光抽了回去。爽吗？疼吗？信不信不滚还有？

唯其残暴者才最胆怯，只有追求势利的人，才最服膺势利。李元昊面对耳光连半个不字都没说，撤，马上走人。

党项人撤退，别的人在庆幸，在请功，韩琦的手却还在发痒，开始给皇帝写信。他不依不饶，指出鉴于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们应该集结西北所有军队，５路发兵，进讨西夏，一举扫平西北隐患，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并且振作国威，为更远大的目标打下基础。

豪情壮志，本应举国喝彩，毕竟他刚刚证明过李元昊并不是不能打败，泾原路的抵抗中带有反击，计算得失反而赚了，比之前的鄜延路漂亮百倍。但没想到换的是一大片的白眼。

——你狂什么，不管怎样，这也是抵抗，在本国境内作战和打到敌境去完全两样。５路进讨，你比当年的太宗皇帝还强？想想那时是什么结果吧。

然后就是一大堆的困难、危险、必将失败的理由罗列，比如说败了好多次了，军队别说实力，连基本士气都不行了；最好的办法是坚壁清野，耗着对方，吊着对方，两三年之后西夏就会衰弱的，那时才是进攻的时候；更有人指出，提议这时进攻完全是别有居心，是挑逗皇帝对三川口失败的愤怒情绪，达到他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韩琦强压怒火，只解释了一句——不进攻，就只能防守。可我们的边疆太大了，想过没有为什么每次防守时都是以弱抗强？那就是防守的先天­性­劣势。李元昊带着１０多万人杀过来，只攻击一点，我们却要防守全局，每一处都要布置兵力。这样永远都别想打胜仗！

他转向了西北军政一把手夏竦，别的人我不理会了，您说是进攻还是防守？听我的，还是听范仲淹的？要说夏竦真是人才，在百忙之中，还能非常得体的处理了这个棘手问题。

他真的很忙，经常地下地方去实地考查，只不过每次都带着他的歌女美妾，走一路玩一路，都快闹出兵变了！这时面对韩琦的战略选择­性­问题，他沉思了一会儿，非常诚恳地说。韩琦，你和尹洙两人去京城吧，直接把话对皇帝说。

韩琦大为兴奋，夏长官很帮忙。他身为军事主管，决不能擅离防区，可这样重大的国事决策，面临那么多的反对，仅仅凭着奏章是很难打动皇帝的。

这时能进京，对进攻大业至关重要。

他欢天喜地的进京去了，身后的夏长官摇了摇头。这年头的年青人真火爆，可也蛮天真嘛。让他进京，完全是出于对皇帝陛下的忠诚，­精­确地讲，就是对陛下此时此刻的心理的揣摩的忠诚。多笨啊，陛下前些天还来信催问什么时候进兵杀人，那完全就是想进攻。

让韩琦这时候去，一来符合了圣意，二来脱离了主要责任。以后进攻赢了我是主管有大功，失败了……计策是你们定的，关我何事？就算小有处罚，我正好借机脱离边疆，回到我温暖可爱的京城大宅里去了。多好啊，怎么想都是上策！

韩琦进京，就好像三国时诸葛亮到了东吴，是真正的舌战群儒，具体的论点论据就没必要讲了，不然得超出两万字才能全程记录，只说一个细节，就知道他被刁难到什么程度——５万头驴。

“请问韩公，进攻党项要走远路，而且敌人营帐转移不定，我们要追起来的话，旷日持久，怎么应付？”

韩公回答：“简单，我们要‘倍道兼程’，就是玩命的赶路。”

“哦，很好。人可以玩命走，可粮食总得吃吧？怎么接济？”

“更简单，我己经计算好了。把开封府、京东西路、河东路一共５马头驴集结起来，用它们运粮。驴走得快，能跟上行军。万一深入草原沙漠，没吃的了，就杀了它们，一样是口粮。”

当天韩琦非常认真地回答着，虽然他说得比较……那个新颖。对方没乐，同样很认真：“嗯，是啊，把驴当奖品也是不错的。”

韩琦大怒！自己想尽办法，一意出兵，为国分忧，这帮吃­干­饭的居然挑刺之余还取笑他！而且这个人姓楚，还是尹洙推荐给他的。见鬼的世道，连朋友的朋友都这样混帐，其他人可想而知。但韩琦就是有办法，在这样局面下都能把官僚压服，让皇帝下令北伐。只是计划缩了点水。

５路出征变成了２路，由他的泾原路和范仲淹的鄜延路联合出兵，其它的都被以各种理由砍掉。这时将近年终岁尾了，宋康定元年即将过去。韩琦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左右离开京城，赶回边疆，心里真是难言苦乐。终于可以出兵了，但威力减少一半还多，这仗得怎么打呢？

却不料就连这剩下的一小半也没法保持，刚回到泾原路帅司，就接到了皇帝新的命令。５路变１路，要打你自己打吧。

原因就在他的好朋友范仲淹。要说希文兄的文采就是好，他韩琦得亲自进京，才能争取到点什么，可范仲淹身在外地，一封奏章就能起到同样作用。

范仲淹首先向皇帝保证，鄜延路己经是铜墙铁壁了，西夏人敢来，保证死得很难看。但问题是李元昊如果不来呢？经过他长时间的研究，发现李元昊的本质还不算太坏，现在一时糊涂完全是有人在挑拔他，等到西夏的国力被消耗，战争上又占不到便宜时，一定会重新归顺的。

鄜延路从前就党项人进贡的道路，臣恳请留下这一条改过自新之路，让李元昊后悔时还能找到个门儿……婉转又生动，既仁慈又体贴，把赵祯的心理都抓到了。没办法不同意他。于是韩琦就等到了两份命令。第一，单独出兵，这回没有任何人做你的上司了，大展鸿图，在此一举！

第二，出兵的日期定在第二年的元月上旬。说白了就是半个月之后！

韩琦彻底僵硬，老妈，生我的时候时辰掐准没？为何整个朝廷都想玩死我？但他是韩琦，强硬到底，决不认输的韩琦。只剩下半个月了，他仍然要尽力去挽回。

想办法，他派自己的下属兼好友，也是范仲淹的好友尹洙去延州，务必要劝说希文改变主意，助我出兵北伐，扫平党项。国事至此，唯有一战！

说一下尹洙，这个人现年３９岁，进士出身，是范仲淹的好友，好到能陪着他一起下放贬官，所以说私交绝对够。尤其是喜欢谈论军事，这时被派往西北，既满足了他个人喜好，又能给各位领导提出具体的军事见解，所以说话很有分量。

并且他的官职就是经略判官，本就是协调与参赞。那好吧，尹洙在寒冬腊月天时，冲风冒雪赶往延州，不说此行的意义有多重大，先说他的身体有多差。这时是公元１０４０年，再过７年，就是他的死期，本是多愁多病的公子身，奈何宋朝打仗要文人……所以别可怜他，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到了延州府，范仲淹热情接待，一切拒绝。说来说去，他还希望韩琦放弃军事冒险主义，跟着他的步调走。比如鄜延路这大半年来不仅青涧城己经声势浩大，他还修建了承平、永平等十二砦，安置汉、羌移民，在巩固边防的前提下，阵地都开始前移。

这样虽然慢，但如微火烧水，后劲绵长，而且极其稳妥。

问题就在这个“稳妥”二字上，无论尹洙怎样劝说，范仲淹都不接受没有必胜理由的出兵。最后尹洙长叹一声：“韩公曾说过，‘且兵须胜负置之度外’。范公今日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

范仲淹不由得冷笑：“大军一发，万命皆悬。士卒之命、国运之交，都可置之度外？我不知这种论调高在何处！”

当天不欢而散，尹洙在寒风中返回泾原，轮到韩琦仰天长叹。他把最后的希望转向了庞籍，未来的庞太师这时是陕西转运使。他们这些军委有权，但庞籍有钱。所有的军需、钱粮都要由他转手支配。韩琦决心出兵，要请庞籍尽一切可能配合他，物资方面一定要丰厚、齐全，这是在最冷的季节里到沙漠草原上打仗，只在保暖这一条上都不能含糊。

庞籍答应了，但西北四路都要钱粮，话说在明里，没法只供你一个人！

韩琦呆呆地站在泾原路的帅司里，心里一片冰凉。为什么，要为国雪恨，要想振作，就这么的难！是自己真的太离谱了，还是这些人，范仲淹、庞籍他们都变质了？！怎样都想不明白，可事情还是要做。他鼓起­干­劲，驱策自己去整军经武，马上就北伐了，独自为胜利负责，那又怎样！

这就是宋朝在宋、夏战争前所做的准备，宋朝在内耗，韩琦一个人的战争显得是那么的孤独，在开战之前就己经决定了战役的走向——宋朝根本就没有全意争胜。是的，这时的韩琦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在跟范仲淹、庞籍，甚至朝廷里的宰执大臣，或者皇帝本人较劲。而是一个隐身在宋朝每一个角落里，无处不在的影子在阻碍着他——赵匡胤！

这个人死了快６４年了，整整过去了一个花甲之年，可他仍然无时不刻地影响着宋朝的每一个决策。重文轻武，压抑武威，韩琦现在身为军事主管，注定了没有办法振作！

宋庆历元（公元１０４１年）的二月份转眼就要到了，那个历史时刻正在向韩琦袭来。开战之前，最后还要关注一下宋军当时最强的武器，那位西北第一战斗力、狄青，他在哪儿？

狄青刚刚出狱，正在庆幸自己还能活着。他犯事儿了，具体什么罪名历史没记载，但到了砍头的程度。很幸运，那时还是范雍站最后班岗的时候。范老夫子别的好处没有，心还是很善良的，以狄青之勇武，还是留着不杀吧。

就这样，历史就要再次让韩琦与李元昊对决，但是李元昊可以代表西夏，韩琦能代表大宋吗？一方面是西夏倾国之兵，皇帝御驾亲征，一方面韩琦遇到了怎样的待遇，这一战要怎样面对？！

时光流逝，公元１０４１年的二月转眼就到了。韩琦在新春之际先接到了开封的训令，问他为何逾期不出兵？不是说好了元月出征的吗？

韩琦郁闷，只好派任福出面，进京去陈述一下泾原路的军事现状。但没等任福走出陕西，突然间传来警报，西夏方面在折姜会区域集结军队，经天都山侵入了宋朝边界，目标直指泾原路的渭州，领兵人是皇帝李元昊本人。

韩琦马上赶往镇戎军。这个行动意味着他迎头拦住了李元昊，把自身处于最前沿。因为镇戎军的身后才是渭州城。在这里他紧急召回了任福，把镇戎军里所有的­精­锐都交给了他，再招募１８０００名义勇，唯恐战力不够，又把泾原帅司里的各路名将，如王珪、武英、朱观、桑怿还有参军事耿傅，统统都派出去配合他。全体迎敌，但要注意，目的却不是迎战。

韩琦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激战派，他始终都很清醒。他命令任福等人从镇戎军出发，先向正西方行军，第一站怀远寨，然后转向南，也就是向自身的腹地前进，到得胜砦，最后的目标是羊牧隆城，这样就基本上与西夏军队的侵犯态势平行，决不做抵抗或者交战，那是我韩琦本人的任务。你们要时刻隐蔽自己，出敌之后。

这一路上，每隔４０余里，就有一处军寨接应你们，无论是物质，还是休息，或者据兵防守的据点，都随处可见。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一直等待，直到李元昊攻城不克，­精­疲力尽时，才是你们出战的时候。那时就算不会全胜，也必定让西夏人狼狈不堪。

仓促之间，韩琦为这次战役立下了一个尽可能稳妥，但又杀机四伏的布局。以己方之险城，如镇戎军来消耗西夏军队的锐气，把自身处于最前线，来鼓舞本方的斗志，再安排任福等全部机动力量游走在战斗的边缘，在外线等待机会。从开始就为最后胜利的一击隐藏了实力。

不管战斗的结局怎样，他己经竭尽所能，把泾原路这一方之地的所有力量都发挥极致。至于成败利钝，难道只有孔明有资格说——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任福出战，热血沸腾，夜屠白豹城的凶狠仍然让他兴奋，他率领几千骑兵，以桑怿为前锋，杀向怀远寨，这一天是二月十日。

第二天，二月十一日时，他到达了怀远寨，就在这里，他得知了一个最新战报。附近的张家堡正发生激战，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刘肃和西夏人遇上了。一个大战役中的小消息，却成了整个胜负的转折点。任福做出了一个勇将的选择，他闻讯即战，想都没想就率军冲了上去。

把韩琦写成书面文件的军令扔到了脑后，那上面清晰地写着——“……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如果你不听命令，没按照我事先安排的方式去作战，就算胜利了，我也砍你的头！

而任福的使命是隐藏，是等待，是游走于外线，可不是第一时间地杀向敌人。但战斗开始了，任福所部是宋军最­精­锐的部队，杀到之后砍瓜切菜一样的获胜，西夏人扔下几百具尸体，还有牛马骆驼开始逃命，任福下令追击。

这又是一个勇敢的决定，战而胜之，穷追不舍，他们居然一口气追逐了３天。３天之后，人困马乏，他们在行军中带口粮都不够了。历代史书写到这里，都要嘲笑一下任福的好胜以及短视。追击也是战斗，连口粮都成问题，难道还想打胜仗吗？但有两个问题他们都忽略了。

第一，之所以一直追下去，是因为这股西夏逃兵的逃跑方向与韩琦原定的游走路线暗合。任福是既追击又赶路，方向都是羊牧隆城，反正都要走，为何不杀敌？

第二，这一路上就像韩琦所安排的那样，每隔４０多里路就有军寨接应。军粮本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会饿肚子，那是杀敌心切，没顾上吃！

这怎么能成为任福莽撞、幼稚的失败理由？到了第３天，也就是二月的十三日晚，任福命令全军停下，必须休整了，当时的地点是羊牧隆城的东南方数十里外的一片滩涂平地，名叫好水川。

这一夜，任福是在平静和期待中度过的。说平静，前方就是羊牧隆城，主帅指示的位置就要到达。他的友军也增援到位，朱观和武英就屯扎在附近的龙落川，与好水川只隔一个山头，相距５里。还有羊牧隆城，那里有勇将王珪，上一次在镇戎军城下痛击西夏军队的悍将，更是他的得力臂助。

说期待，他派出的探子回报，前方一直逃命的敌军己经跑不动，人数也变得更少。针对这种形势，他派人到龙落川联络朱观、武英，相约明早汇兵，一起追击，吃掉这股败兵。再去王珪那里休整，任务杀敌两不误，堪称完美无缺。

第二天，二月十四日终于来临。任福全军早起，出六盘山沿好水川向羊牧隆城前进。这时另一方向朱观、武英部也拔营而起，两军基本平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汇合，为的是尽量快速行军，去追击西夏人。一路疾行，前锋桑怿经笼竿城北追到了距羊牧隆城５里的地方。

就在这里，他发现路中央摆放着五六个很奇怪的东西。是木盒子，每个都不太大，但里边传出了翅膀屈伸还有鸣叫的声音。他立即就停了下来，这是战场，是允许耍诈，越诈越高明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时出现在这里，到底有什么古怪？

他传令全军停止，通知主将来亲自观看。任福来了，他也觉得奇怪，但扔在一边继续前进更不妥。那么打开吧，一瞬间之后，几百只鸽子腾空而起，响亮的鸽哨声响遍山谷。中计了！宋军每个人都想到，这是军鸽，几百只鸽哨足以相比战鼓，传递消息。

那一天，飞越的翅膀越飞越高，鸽哨声渐渐升入高空，变得辽远悠扬。地面上大群的西夏军队涌了出来，一眼望不到边，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亲自带队的人马，又是十多万人，又是上次三川口之战的格局，两万余宋兵在本土境内面对近１０倍的敌人。

中计的一瞬间，不知任福想到了什么。是明白之前追杀的敌军是诱饵，他执勇前进，其实是自陷死地？还是说，能想到更深一层，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敌军一直运动到镇戎军与渭州之间的六盘山附近，进入宋朝泾原路腹地了，还一点都不知情？

不可能有答案，前锋桑怿己经率军冲了上去，那是在尽量争取时间，让他能布置军队，结阵自保。哪还有时间想东想西？战场在瞬间沸腾，桑怿的前锋部队显得那么孤单，就像用一只木盆来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西夏人淹没了他们，继续冲向了后面的任福部队。

激战开始，从最初时宋军就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他们甚至连列阵的时间都没有（福阵未成列），就遭受冲击。任福的形势比一年前的刘平还要恶劣，一马平川的山谷地，中间没有任何阻碍，连那条作为缓冲地的冰河都没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冲锋，连他的儿子任怀亮在战斗中落马都无暇顾及。

就算这样，也只是在拖延着最后覆灭的时间。从上午辰时到正午的午时，两个时辰４个小时之后，宋军终于崩溃。任福在败军中想到了唯一的一个解救办法，他命令桑怿和自己的儿子带队冲向一座高山，据险而守，希望能多挺一阵，或许会有转机。

但是匆忙之间，他忘了一件事，西夏人是比他先到的战场！如果是埋伏，那么仅仅只有对面的伏兵吗？宋军冲向高山，突然间在山头上树起了西夏人的军旗，向左指，左边的伏兵起，向右指，右边的伏兵起，居高临下，向爬到半山腰的宋军压了下来……

任福在山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桑怿堕崖而死，大批的士兵更是死伤无数。败局己定，这时一个叫刘进的亲信小校对他说，将军，你快单独逃走吧（劝福自免），或许还来得及。任福百感交集，逃，还要单独逃，在这样的生死场上，怎能是一个“人”的选择？

“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这是任福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挺身决斗，身中十箭，面受两伤，最后一枪从他的左颊刺入，咽喉刺断而死。

任福所部全军覆没，战斗却更转激烈，５里之外的姚家川成为新的焦点。朱观、武英部行军到这里，几乎与任福同时被西夏人伏击。

但他们比较幸运，先是意外地得到了增援，渭州都监赵律奉韩琦的急令率领２２００名骑兵从南方腹地处赶来，正赶上战斗打响。另一方面，李元昊在围攻任福，尽最大力量尽快地吞掉宋军的主将，没来及顾他们。

但这时不同了，西夏人大军合围，再没有半点侥幸的机会！战斗从任福覆灭的午时开始，直到午后３点到５点的申时，又两个多时辰过去，先是武英重伤，再是东边阵地的步兵崩溃，宋军的阵地终于松散了……最后的时刻到来，一个战士、一个宋朝人的本质在这时显露。

军队里有一位文官名叫耿傅，本职是庆州的通判，这时任任福军中的参军。危急中，武英把他拉到身边，劝他立即逃跑。但耿傅沉默，不回答。武英急了，对他说——英乃武人，兵败当死。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

话说完，武英立即后悔，耿傅是位文官，但更是一位勇士。他仍然没有说话，但反而挺身向前，指挥士卒继续抵抗。可西夏兵潮水一样涌来，转眼间他死在了乱军丛中。

当天好水川没有生还者，姚家川最后只逃出了朱观和１０００多个士兵。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段当地土民遗留的残垣，以经为根基，四面放箭，才支持到另一支援军的到来。那是泾原路军方最高人物，泾原部署、安抚副使兼秦凤路军马总管王仲宝亲自率军赴援，才得以生还。

这时战场薄暮，天­色­将晚，西夏人渐渐退去，纵目所见，宋军尸横遍野，短短一天之间宋军泾原路帅司中的名将们损失迨尽，任福、桑怿、武英、赵律、耿傅、訾斌、李简、王庆、李禹亨、刘鈞等２００余名将校无一生还，士兵阵亡过万，比前一战三川口时还要惨烈……可这还不包括王珪和他的４５００名士兵。

好水川之战，英烈无数，但最忠勇顽强的人是王珪。他和主战场里的所有人都不同，因为他本不必战死在这里。

他是羊牧隆城的守将，５里之外的好水川发生激战，他立即带兵杀了出来。但赶到时西夏人阵势己成，铁桶般把任福所部围在当中。王珪只能隐约地看到宋军的将旗没倒，他疯狂冲击，要杀进去把任福救出来。但人山人海，４千多人面对１０万之众，要怎样才能杀进重围？

几次冲击，没有效果，王珪的部下们有的胆怯了，犹豫着不敢前进。王珪立即把他们军前斩首，以激励士气。但悲哀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勇气。终究是血­肉­之躯，绝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没有斗志。王珪默默地跳下了马。

当年的那些士兵们或许都松了口气吧，王将军终于也放弃战斗了。却看见他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向东方跪了下去——“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报耳！”

王珪上马再战，冲进了西夏军中。他独自击杀数百人，手中的铁鞭被打得弯曲，手掌破裂，鲜血满手，但仍然死战不退。战马被­射­倒了三匹，但换马再战，无论如何都决不逃跑。他最后的结局和郭遵一样，死于乱箭，致命的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

王珪死了，于宋朝而言，无论将士们怎样英勇，敌军怎样众多，好水川之战毕竟是完败。但看过程，再看看结果，就知道李元昊也是惨胜。王仲宝赶到战场后，他立即退兵，不再接战。而且直接返回西夏，途中攻击刘蟠堡，只是一座军寨，就让他当时的战力成­色­暴露无遗。

他打不下来，而且再不敢围攻，就此撤回了本国。就算当天的好水川、姚家川战场上，都留下了此战西夏人的狼狈。在失去战场控制权的情况下，王仲宝都收集到了近６００个西夏首级，战马１００余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李元昊同样很疼。

战斗结束，另一个人的表演却刚开始，汉­奸­张元。这个在宋朝落第的秀才大喜若狂，在回西夏的途中，在界边的一座寺庙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落款是“大夏国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万千同胞的鲜血，终于成就了他千古不灭的骂名。对他，我只有一句话，我替你妈难受，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

硝烟散尽，余事却未了。为什么会兵败，怎么会全军覆灭，这要有个说法。韩琦在镇戎军驻地第一时间引咎自责，上书朝廷，把败军之罪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陕西一把手夏竦派人去打扫战场，在任福的身上搜到了韩琦当初亲手写的军令，责任明确了，是任福违规，擅自行动，与韩琦无关。但他作为战区统帅，终究罪责难逃，处罚下来了，他被降一官、知秦州，掳夺他的泾原路主管官职。

韩琦长叹一声，只好卸职去地方上任。但他不知道，前面有一幕让他终生难堪的场景在等着他，那比好水川兵败还要耻辱。他快走到渭州的时候，突然有几千名百姓涌了出来，他们披麻带孝，举着灵幡，抛洒纸钱，都是好水川战死的将士遗属。他们攀住韩琦的马头痛哭，高喊他的名字——韩相公，我儿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在哪里？

韩琦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难道真的是错了吗？这一战到底该不该打？历代史书给出的答案是韩琦自不量力，好大喜功，直到面临这时的惨状，才知道懊悔。尤其是每当写到这里时，都不会忘了把范仲淹的一句话调出来对应。

延州城里的范仲淹说——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可真是圣人有先见之明，宋代３００余年第一人真了不起。但事情要分开看，谁对谁错，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只能是韩琦是范仲淹的因，范仲淹是韩琦的果。从整个历史走向来看，这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又相铺相成。

哪儿来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这是后话，单就这时拦路招魂事件来说，韩琦完全没有被这样污辱的罪责。

从公论上，好水川之战是败了，但败得壮烈又有意义。在当时，宋仁宗就只有抚恤追悼，绝对没有处罚。从任福、王珪、武英、赵律等统军大将，到李禹亨、杨玉等下级军官，死难殉国者无不厚葬丰赏，级别都到了武胜节度使、侍中这样的最高等级。

在后来的史书中，更是评价极高。蒙古人是识英雄重英雄的，他们在修宋史时这样评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国尽忠，纵然打了败仗，可无损于烈士的英名。正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胜败能论的，只是枭雄！

于私人方面，以王珪为例，面对死亡，他逃避了吗？还有那些当场战死的无名士兵们，这些人中有多少是贪生怕死，死时诅咒韩琦和主战将军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尤其在一些­妇­女、老人的心里，始终都留存着一个非常龌龊恶心的念头——战争可耻，当兵可耻，死于战场更是耻上之耻。那么谁去保家卫国呢？

自有别的不长进人家的儿孙们！

在这些人的心中，至少在拦住韩琦马头的这些军烈家属的心中，当兵只是职业，养家糊口的办法而已。所以他的孩子只能活、不能死。他们总是看不清，在人世间，有一些职业是绝对不能只当作工作来做的。比如军人、医生、教师、警察、监狱、政府职员，这是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的关键部门，那与开饭店的有本质上的区别！

可恨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仍然还是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搜寻，几乎处处得见。

所以完全可以给韩琦这时的遭遇下一个结论，他不必要惭愧，那些军属是丑恶的，他们让自己战死沙场的亲人的荣誉受损，让他们的死失去了价值——既然他们认为那是错的！

至于范仲淹的那句话，是另有隐情的。

韩琦在泾原路奋力厮杀的时候，范仲淹也在同时做着努力，只是办法和意向截然相反。开战之前，李元昊曾经故技重施，又玩诈降诈和的那套老把戏。

他派人到宋朝的鄜延路、泾原路分别请和，提议我们不打了，现在直接谈谈条件和可能­性­。韩琦一眼就识破了这个无耻的老花样，连帅司都没让对方进，直接踢出泾原路。范仲淹就不一样，他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尽礼接待来使。

虽然这个使者本身就很尴尬，是宋朝的降将高延德。面对叛徒，范仲淹热烈欢迎，对他带来的和平意向非常感兴趣，并且亲笔回了一封信给李元昊。信里强调，你知道怎样才能立国吗？是“以仁获之”；知道怎样才能国祚绵长吗？是“以仁守之”。

我们大宋皇帝一直都对你报有厚望，知道你是受了小人的挑拔，最终会迷途知返的。作为我本人，现在劝你重新接受宋朝的爵位和赏赐，这才是你的光明前途。

最后派宋军的一位将军韩周陪着高延德回西夏，要面见李元昊本人，把和平结果敲定。但非常可惜，韩周一去一回，共用了４０多天，在西夏被接待的最高规格，只是见到了西夏高官野利仁荣，至于李元昊，他正在好水川忙着养鸽子呢。

韩周回来，带了一封超长的“国书”，共有２６页之多。至于其内容，宋史中没有记载，范仲淹的列传中没有记载，只有４个字的形容词——“书辞益慢。”比以前的谩书更加难堪，战胜之后的李元昊指高气昂，根本就不当范仲淹是回事。

尤其是所谓的和平，这种提议在侵略成­性­的人眼中，只是一份暗示他即将发财的通告，又可以获利了，看看，打赢了就是有好处。至于答应，也不是不可以，但得是你们最疼时，才会开出最好的价码。

皮球被踢回了范仲淹的手里，这成了个难题。２６页的谩书，不管有多无礼，都是国家级的文件，无论哪位臣子接到了，都必须上交中央。可这样的东西交上去，信不信皇帝、宰相们一个个排队拿斧子砍你？

但还不得不交。于是宋朝３００年第一人就做了一些……小手脚。范仲淹把２６页长信中最不堪入目的２０页当着西夏使者的面就都烧了，让那人滚回去告诉李元昊，宋朝的亲切是有底线的，热脸必须换来热的ρi股！

等人走了之后，他拿起笔来，想了又想，把剩下的６页纸一一重写润­色­，以范公的文字功底，这封信立即旧貌换新颜，可以面对大宋天子了。这是不是犯罪了呢？

是不是对皇帝不忠，犯了臣子的第一条大罪了呢？

也是，也不是。纵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位圣人是没有妥协，也就是作假的。上至周文王，下到诸葛亮，尤其是至圣先师孔夫子，快被饿死时说的话，完全可以吃饱了就反悔！

所以范仲淹此时的行为，就很难界定了。好，玩笑开到这里。说一下为什么这样的不忠，甚至是不诚实，宋朝人都仍然推崇范仲淹吧。这是因为他的本心。想想他之所以会给李元昊写信，明摆着知道李元昊在耍诈，仍然对诚待诈，为的就是和平。

现在升级版的谩书送来了，如果让皇上如实看到，龙颜大怒的后果是什么？宋朝文臣无死罪，他本人大不了回后方去当地方官养老，可战争就会升级。所以说到底，曲线救国真是不得己啊。

但修饰版的谩书送上去之后，效果仍然过于麻辣。皇帝和大臣们都怒了，首先一条，“人臣无外交”，别说是换回来的是谩书，就是降书顺表，范仲淹都犯了欺君之罪。前三元状元、宰相宋庠提议，把范仲淹砍头！

但有人反对，现任参知政事、官吏克星杜衍强调，现在缺的是办事人，范仲淹一直在办，虽然这次蠢了点……但换你，你不犯错？话一出口，群情激昂，在大后方紧张得快要变态的文官集团们终于找到了发力点，这些喜欢、并且擅长上纲上线的大学士、大才子们马上就要互相大吐口水，来一次忠贞表演。

可被一个人扫了兴。当朝第一人，宰相吕夷简发话，都闭嘴，我支持范仲淹。这次他犯错了，降职处罚就可以了。其它的，都谈不到。于是在这一年的三月间，西北战场上宋朝的两大主管高官，韩琦、范仲淹都被降一级，这就造成了一个事实。

主战的，打了败仗；主和的，被踢黑了脸。那么这事儿得怎么办了呢？打还是和，这真的是个问题！

但又不是问题。宋朝根本就不必为此­操­心，李元昊都会给他们一一安排好。何时发动战争，在哪里打，西夏方面说了算。

时间进入七月，西北边疆开始了盛夏天气，很闷，但让人放心。一般来说，寒带的游牧民族们这时会更闷更热，草甸子里、沙漠里的日子没法过，根本就没有半点­操­刀子砍人的心。但高人、怪人，一般都是反向思维非常灵敏的特殊人类。

热，就会渴，渴……就是重大的战机！宋朝边疆上有一个破绽，当年李继迁就曾经抓到过，两次，只差一点点就会突破宋真宗时代，能和辽国正面交锋的宋军防线，杀进宋朝的腹地去。宋朝人是靠了不世出的名将曹玮，还有老天爷的帮忙，才渡过了难关。

——麟州城。

注意，是河北东路的麟州城，而不是陕西方面范仲淹所负责的鄜延路的鄜州城。让我们往回翻史书，先熟悉一下这里的地形。上北下南左西向东，最上方，也是宋朝国土的最北端，就是河北东路的丰州城。向下偏右，是传说中杨家将起家时的火山军城，再向下，依次是府州城、保德军。它们的左边，也就是西边偏下，就是最重要的麟州城。在丰州城、麟州城、府州城之间，是一连串的军寨，是它们互为依托的生存命脉。

麟州城向下就是穆桂英的娘家神木寨，再向下是银城（西夏占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丰州、麟州、神木寨这条西线其实就是国境线，它们与西夏接壤。银城再向下一些，就是党项人最初的定难五州中的银州。

所以说宋朝可以被攻击的地界，绝不仅仅是陕西四路的横山一带２０００余里，国境线实在是太长了，李元昊可以任选目标，随意攻击。

这一次在一般史书里都说是他再次受到汉­奸­张元的挑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想到宋朝的河北路来碰运气。但只要想想他的偶像是爷爷李继迁，还有李继迁在这里辉煌战绩，就能明白麟州城对他的诱惑有多大。

麟州城没有水源，当年是一场突降的暴雨，以及太原方面擅自出兵救援的张进，才让李继迁绝望退走。可宋朝现在北方战线己经荒废了３０余年，澶渊之盟的条约之一就是宋、辽双方谁也不许在边界增兵、修城。宋朝的北方军队从这时直到北宋灭亡，都是一块烂泥，没有任何作为。

而大雨，如果随时都能为宋朝而下，那就真的证明了宋仁宗赵祯真的是赤脚大仙转世，宋朝金刚不坏，还要边防军­干­什么？

时值七月，李元昊突然杀了进来，又渴又没水，麟州城三天之内就能被困成一座死城！他的进展非常快速，这首先要归功于宋朝河北东路的军事主管康德舆，康大人平时政治觉悟太高，对党项人恨之入骨，结果连宋朝境内的党项熟户也被他恨上了，一些人忍无可忍，给李元昊当了向导。

结果当麟州城被围的时候，城里一片茫然，别说提前准备些战略备水，就连派出求援的信使都来不及！迫不得己知州苗继宣出了重赏，由一个不怕死的士兵半夜溜下了城墙，混出重围。要说怎么能成功，说来也搞笑。这是边境，汉人都会说党项语。这位阿兵哥穿上李元昊定下来的西夏军服，然后晃晃悠悠，一路打着招呼就出了连营……

宋朝一下子炸锅了，回想一下，马上去翻书，当年真宗皇帝是怎么救下来的河北路？接着一连串的命令紧急下达，中书省、枢密院在军队分立的机制下，以最快的速度签发文件，请皇帝确认，把开封城内的京神卫等２０个指挥使单位派往河北。

名将高琼的儿子高继宣作为箭头，第一时间赶去救援。因为他的驻地近一些，是山西并州，以前潘美、张进的地盘。麟州有险，并州赴援，己经是定式了。但这一次真的太背运，居然又下了大雨，只不过地点偏了百十里地，下在了天门关附近。一条大河拦住去路，河水猛涨，高继宣束手无策。

当天黑夜降临，河边的宋军集体在雨中发抖。没法划船，没法游泳，最后高继宣使出了终极招数，他命令在河边杀猪宰羊，摆好香案，老天在上，河神在下，要是宋朝还能保住麟州城，就让大雨停下来吧。

凌晨时分，雨竟然渐渐地停了。高继宣率部渡河，再行军一个白天之后，在黄昏时分接近了西夏军营。天又黑了，隐约间还能看到麟州城头的旗帜，城，仍然没有陷落，但绝不能再耽搁。高继宣下令全军休息，但勇士都站出来。

今晚我们去劫营，跟党项人在夜里玩玩！

高继宣是个很怪的人，看履历他出身名门，按说宋军的传统作战方式，如阵而后战等铁律早就从小贯输得透了，可细查一下就会发现他返祖。

他老爸高琼曾作过禁军的殿前指挥使，在澶渊之役时出头露脸，在印象中，是宋朝的开国功臣高怀德的后人，但实际上全错。高琼是个地痞无赖出身，职业就是犯法，其恶劣­性­到了被处于“磔”刑的程度，也就是剐刑。

可谁知道此人就是个犯法的坯子，都被剐了仍然不老实。当时是盛夏，突然下了暴雨，剐到一半侩子手去躲雨了，看守稍微不注意，他拔了钉子就跑了！之后他大难不死，改过自新，投奔了王审琦，正赶上赵光义为了夺权篡位，不顾一切的招揽人才，他这个­鸡­鸣狗盗之徒才走上了正轨。

高继宣很显然地继承了他父亲的犯法基因，打仗时没有半点宋朝正规军的模样。他这时­精­选了一批军中勇士，天黑下来之后，亲自带队，摸向了党项人的军营。月光光，照大床，李元昊睡得正熟，突然间杀声四起，宋朝人杀到身边了！

黑夜里一阵乱斗，死尸趴了一地，但结束得也很快。宋军撤退了，没办法，李元昊十几万人的大营，要一下子冲垮他，高继宣的勇士们数量既小，成­色­也不太高。

禁军，这个曾经荣耀无比，威镇天下的名字，早己经逝去得太远了。当年不过１５万的人数，南征北战，所向无敌，在柴荣和赵匡胤的手里没有一次失败。但早就在燕云之役、雍熙北伐等战役中就死伤殆尽了。到了仁宗时代，都是一群无用的老爷兵，半瘫痪的货­色­。

但仗还得打，尤其是必须得赢，要不然麟州城就丢定了。难题摆在眼前，高继宣就是有办法。他想起了这里是哪儿，宋朝国境除了东面靠海之外，北、南、西、西北等各方面，算起来最强悍的边民就在这里——麟、府两州！

宋朝无数的传奇故事都发源于这里，这里的边民强悍度之高，马上就会让李元昊心惊­肉­跳。

高继宣马上就地征召边民，条件是厢军的身份，禁军的待遇，尤其是这时卫国就是保家，党项人杀到你们家门口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清楚。

很清楚，一支新的军队很快就诞生了。高继宣命名他们为“清边军”，名字很好，但看数量就有点头晕，这是要跟十几万的敌军打架，可人数居然只是２０００多个。搞什么，送死不是这个送法。

但高继宣就是有自己的办法，仗要打，但必须按我的来。不知道他使了什么诡计，把李元昊的围城部队引出了一小半，好几万党项人跟在他身后，一直追杀到了三松岭。在这里，李元昊的噩梦开始了。

这里是山地，党项人的骑兵，尤其是那些铁鹞子们都变成了废物，走路都难，怎么连体攻击。就这样，他们失去了前两战时，战胜宋军的最大优势条件——地形。无论是三川口，还是好水川，都是李元昊选择的埋伏地点。

那里一马平川。

风水轮流转，现在到宋军。２０００多人的清边军冲了出来，恶战开始，战况让人瞠目结舌，几万党项正规军被２０００多个边民击溃，被阵斩１０００多人。接着就发生了更恐怖的事，重甲骑兵的逃跑。

不是说逃跑有多可耻，而是太有难度了。在山地条件下，几匹全身铁甲，还连在一起的马要转身逃跑，这种技术得演练多少遍才能熟练呢？不知道李元昊是不是有什么绝招，反正当天掉进山谷的，外加被自己人踩死的党项骑兵躺得一堆一堆的，都非常有现代魔幻主义的超现实表现力。

另一边李元昊本人也被胖揍，守麟州的人叫王凯，他的本历比高继宣还要显赫，是当年征服蜀川的王全斌的后人，真正的将门子孙。李元昊分兵去追高继宣，这边人多势众开始攻城，但王凯亲自督战，让西夏人的另一个软肋也露了出来。

——不会攻城。

在这之前，李元昊的部队没有正面攻破过任何一座宋朝的州府级城池。攻城，那不是个力气活，或者不要命的往上爬就能成功。那需要器械、知识、经验，还有耐心，这些李元昊都没有。

两线同时失败，李元昊下令退兵。一边退，一边放出话来——麟州城下我死了三万人，这太多了，我很疼，这就回家养伤去。

战争开打快３年了，有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李元昊又想骗人。这个党项无赖，他就不懂打仗也有人品。就像作贼，有鼠摸狗盗之小贼，也有窃国拦路的豪强。

但超长的国境线，各府州郡散布其间，谁知道他要打哪儿？这次很运气，河北路里麟、府、丰三州鼎立，是最重要的城市。李元昊在八月间突然掉头扑向了府州。府州，这可真是没话说，河北三城，府州最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了。难道党项人不知道？

西夏大军扑向府州，一路上势头凶猛，先把麟、府之间的重要军寨宁远寨攻破，宋军全军覆没，主将王世亶，王显阵亡。再进兵城下，把府州四面团团围住，强攻猛打，就是个硬拼。

这正中府州城的下怀。无论是从历史传统上，还是地形、军队的特­性­上，府州最喜欢的就是硬仗。先说地理，府州城倚山建城，不仅牢固而且险峻，简直就是座庞大的鹰巢，而且东南方向有水门，外面就是一条天然大河，无论是取水，还是护城，都有先天优势。

再说传统。府州城其实是一处藩镇，从后晋、后汉时期就独占此地，自酬赋税，俨然一方君主。就算是后周时代威镇天下的世宗皇帝柴荣，也承认它的独立­性­，它和党项人的祖先李彝兴的地位等同，一个是“定难军节度使”，一个是“静难军节度使”。除了地盘有大小外，基本没有区别。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府州城的主管折氏，也是党项人。可此党项不同于彼党项，府州折氏是一个美丽且凶狠的传奇。

折，西北人读为ｓｈｅ，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佘”，也就是佘赛花、佘太君的佘！杨家将里辈份最高，最受尊崇的老太君的原形就是府州折氏女孩儿。折氏一门代有名将，在宋、辽、夏，还有金的时代里共２００余年一直活跃，在《宋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折氏据有府谷，与李彝兴之居夏州初无以异。太祖嘉其响化，许以世袭，虽不无世卿之嫌，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於宋者矣。”——卷２５４、列传１２。

这时的折家军难说是鼎盛时期了，只有６１００人。但质量很惊喜，边境生活让人始终警醒，他们的战斗力与赵匡胤时期的禁军等同，半点都没有退化。

其中的代表，就是一位姓张的将军。

回望近４年的宋、夏战争，是是非非众所纷纭，但能公认的至少有两个结论。第一，如果说韩琦是真正的主战的大臣，那么真正能打仗大臣就是……稍等，他过一会儿才会出场。可以透露的是，他也姓张。

第二，如果要选出最英勇善战的将军的话，无论是王珪、郭遵，或者是名扬千古的狄青，都会苦笑一下，向后退一步。西北战场上最强的将军姓张，名岊。就是府州城里折家军的男儿。

张岊，字子云，府州城土生土长的人。最初当上个牙将，用的招数有点扭曲，不是功劳，是花了点小钱。但有了官职，才会有任务，有了任务，张岊立即锋芒毕露。当时是天圣年间，刘娥太后主政的时候。那时西夏方面有位高官叫阿遇，他的儿子不太乖，跑到宋朝这边来政治避难了。

阿遇大怒，发誓一定要抓回这个破孩子出气。用的办法更扭曲，他没向宋朝要人，而是把麟州附近的宋朝子民抢了一大批，带回党项。要人吗？拿我儿子来换。

宋朝答应了，可儿子放回去，子民却不归还。当时的安抚使大人很愤怒，派人过去交涉，这个人就是张岊。简单地说，张岊在那边吃饭、睡觉、打猎，像是把党项人的传统生活过了一遍，招待得很有特­色­。但吃饭时，阿遇是用刀给他当筷子，吃着吃着突然间张弓搭箭就要­干­掉他。

张岊理都没理，吃饱就睡。第二天打猎，草丛里跑出两只兔子。你要看看箭法吗？张岊连发两箭，­射­死两只兔子。无论是胆量，还是功夫，都让阿遇佩服。最后他领着被抢的子民安全返回，还带回了阿遇送给他的谢礼。

一大群的牛马驼羊。

张岊立了功，上面给了升职，官位是来远砦的砦主。这就比较恶搞，来远砦当时是西夏占领的，有名无实，只不过是荣誉头衔罢了。但张岊不这么想，他带了几个人就去上任，怎么看都是去找死。可结果居然是他“手杀伪首领，夺其甲马。”

真的把来远砦夺回来了。

而当时，张岊只有１８岁。

从天圣到庆历，时间过去了近２０年，少年张岊己经长成，进入壮年。他的战绩不再局限在府州周边，李元昊第一次侵犯宋朝，在鄜延路三川口之战前后，张岊曾经率领折家军远程助战。

折家军击破拉旺、阿儿两族，张岊一人­射­杀数十敌军，阵斩其军主鄂博，可以说全胜而回。这时李元昊兵临府州城下，折家军的首领是折继闵，张岊却是军中灵魂。

战斗先在一条山崖下的小路开始，没办法，府州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几乎没有破绽，这里就是相对薄弱的地方。西夏兵悄悄地爬了上去，结果惊天动地的滚了下来。城上面滚木雷石，箭如下，西夏人连展开兵力躲闪的机会都没有，就躺倒了一大片。

转场，李元昊命令再攻北城。实力的较量开始，折家军的主将折继闵亲自上阵，浴血厮杀，府州城下的尸体越积越高，最后达到了１０００多具，李元昊终于看到了府州城的软肋——西南城墙。

那里实在是有点矮，他命令北城继续攻击，拖住城防主力，同时派兵抢占西南城墙，只要冲上去，铜墙铁壁的府州城就会沦陷！突如其来，西夏兵蜂拥而上，转眼间那段矮墙就堆满了人。这时城里城外一片喊声，“城就要破了！”（众嚣曰：“城破矣。”）

张岊就在这时赶到，城头上枪林箭雨，几千人挤在一起，在这样的局面下，要怎样才能以一人之力扭转局势？史书记载，张岊“乘陴大呼”，命令每两个人夹住一个人，在城头之上形成另一道血­肉­防线，无论如何都要挡住敌人。代价是惨重的伤亡，他本人都在右眼下方中箭，身上连受三处刀伤。

可城墙安然无恙，终于打退了党项人。这之后，他昼夜守城，西南方城墙就是他的岗位，局势稍微稳定，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府州城以天然河流为护城河，但城里一样的缺水，这里的位置是现代陕西、山西交界地，自古以来就是­干­旱。

问题出现，府州城与麟州城的区别也就此显露。麟州城需要外援，府州城可以自己解决一切。张岊命令开城，城里的老百姓注意了，可以随意出去挑水，西夏人绝对伤不了你们。说到做到，张岊率军出战，把城边的西夏人赶过对岸，府州百姓自由自在地挑水回家，李元昊无可奈何。

就是这么的牛。

无情的事实让李元昊想通了一件事，城、攻不上去；困，城里有水。这样耗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难道要等着宋朝的援军杀过来，来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宋、夏双方军力相等情况下的公平对决？

开玩笑，历史可以作证，李元昊从来没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上“公平”过。他转身就走，府州城又臭又硬，理它作甚？这一次他杀向了丰州。老实说，这己经不是什么战略问题了，半点都不高明。因为河北三城，只剩下了丰州他还没试过。

前两次都这么灰头土脸，这么回去总是不甘心的吧。但大奖终于来到，丰州陷落了，这座宋朝最北边的城市，一直顶在契丹、党项两个异族边境的桥头堡没能坚持到底。城里的军民无一生还，是的，屠城。暴力让暴徒狂欢，李元昊的­精­气神全面回归，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实力攻下了宋朝的州级城市，那么为什么不再扩大战果呢？

尤其是麟、府两州都各有致命缺陷。

于是他一边纵兵大掠，把丰州周边的永安、来远、保宁等三座军寨夷为平地，一方面修建了琉璃堡储存了大批物资，以此做为支点，为河北路内的各处西夏部队输送给养，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同时，他还要饿死宋朝人。

他在麟、府两州的交界线上修建了建宁寨，寨子很简陋，用处只有一个，切断麟、府两州的联系，并且切断宋朝东京开封方面与麟、府两州的联系，让它们彻底孤立。你们可以取到水，但除了城池之外，所有的路都被我掐死了，物资、粮食从哪儿来？金城汤池，非粟不守，饿也要把你们都饿死！

李元昊击中了宋朝的要害，这是自从宋太宗北伐失利之后，宋朝就一直没法补救的弱点－－野战。如果不能野战争胜的话，这样的围困注定了会围困到死。

麟、府两州的物资、水源在急剧消耗中。时间进入了八、九月，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到了，城里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都要吃、喝、穿、用，可是什么都缺，最要命的是连战备物资都快要用光了。

很吊诡，堂堂的河北三城，如此显赫的声威，居然连作战储备都不足。但这就是事实，宋朝近３年以来以举国之力支撑陕西四路的战争，实在没钱再往别的边境线上投资。只能是打到哪儿，再给哪儿补充。这时问题出现，宋朝的兵、粮都在路上了，可运不过去。

关键时刻，河北军事主管康德舆大人非常英明。张岊，我现在任命你为麟、府道路巡检，任务就是把麟、府之间的道路打通，把朝廷运来的物资送过去。为了保证任务顺利成功，我拨给你人马……５０骑！真是太慷慨了，不知道康大人是何居心，张岊就这样冲出了府州城。

这次护粮是宋朝军方的一个联合行动，除了张岊之外，还有清边军的王凯，以及麟州城里的一位传奇阿兵哥，就是和党项人聊着天就混出重围求援的那位，他叫王吉，现在升官了，是麟州城里的指挥史。三方联合起来军力送到了６０００以上，护卫着大批物资还有一位叫宋永诚的太监一起上路。

目标麟州城，横越党项骑兵纵横的河北路，步步荆棘，每一时刻都踩在刀刃上。果然，才走到青眉浪，就与近万人的西夏军相遇，而这时宋朝军力只汇合了两股。王吉没到，只有张岊和王凯的清边军。

激战立即展开，主客异位，党项人是这片战场的主导者，他们第一次冲锋就把张岊和王凯分割开。战斗在荒原上进行，没有城池，没有战车等护具，是百分之百的野战。

宋军所拥有的，就是原边民、现清边军的勇悍，以及张岊不可思议的战斗欲望。乱战中一只箭突然­射­来，正中他的头部，那样子人人都以为他死定了——整支长箭贯穿了他的头颅！却见他伸手把箭就拔了下来，血流满面，然后更加勇猛地冲向了敌人。

那只箭，把他的两边脸颊­射­个对穿，很幸运没有伤到致命处……过万的党项人被打退了，宋军重整军容，再次向麟州城进发。但人人都清楚，前面的路更加难走了，这批党项人回去就会向李元昊报告，走出城门的宋军会让西夏军队发疯一样的扑过来。

果然，再向前进，到达兔毛川的时候，前边伏兵四起，无边无沿的西夏人涌了出来，是超过３万人的庞大军团。而宋军这时所增加的，只有麟州城里助战的王吉。王吉是西北战场上另一个传奇，在战争中完成了一个由士兵到将军的历程。

只是很可惜，他在军中与张岊齐名，却比张岊更加不幸。张岊空有战绩，终生不得显官，而他却连高名都得不到。

但无损于勇士的战场表现。兔毛川一片旷野，无遮无拦，３万对６千，而且一个是全骑兵的生力军，一个己经经历了生死大战，想一下张岊如此重伤，还得挺着继续战斗，这是怎样的局面。那位护粮的监军太监宋永诚当场就吓哭了，他拿出了一条绢带就要自杀。

很可笑吗？大不了就是死，为什么要自杀，怎样也要砍一个够本嘛。这样的想法在千年以后，生长在和平年代里的人来说，是多么的“合理”。但根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遍地死尸，血­肉­模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忍受的。战士和平民，有本质的区别。

王吉就是这样，他转身对宋太监吼了一句——你怕死不了吗？等我出战，我输了，你再死不迟！王吉出战，他有个只此一例，再无分号的战法。

速度决胜，他冲出去，只发一箭，然后立即扔掉弓弩，杀入战团之中。这时敌军主将己经被­射­死了，他甩掉铠甲，赤禣上阵，往来冲突，毫不停顿。像一团疾风刮过战场，看着是冒险，甚至是找死，但他前后数十战，无不成功。

这时西夏人的战斗力，还有军队成­色­就都显露出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期间，我对西夏人、对李元昊都没有半点的尊敬之情呢？哪怕一丝一毫的对强大军队，哪怕是侵略者，只要够强大，就应该承认的客观成分都没有？

因为他们半点都不强大。这是个事实，党项人在李元昊时期达到了他们军功最强盛的时代，可与之前、之后的各种族的军威鼎点威力时相比，他连根毛都不算。

不说匈奴、突厥等超级异族，他们在强盛时可以压服中原的军队，可以以少击众，纵横无敌。也不说汉、唐时期中原战士的骁勇程度，可以出境野战，横扫大漠草原，俘虏异族的酋长回国。只以宋朝各时期的敌对国家相比较一下，就能清楚地算出李元昊是个什么货­色­。

契丹强盛时，同样的侵入中原，能在五代十一国时期，最讲究军队实力时，得到燕云十六州，灭亡强极一时的沙陀人；更可以在萧太后时期大批消灭宋军的有生力量，逼迫宋朝签署城下之盟。其间一次次以少击多，大获全胜。辽国的军队在鼎盛时期，绝对是东亚最强。

往后看，金、蒙古兴起时，更加无法形容，他们可以达到“满万不可敌”，以及两个万人队，就横扫欧洲，打到多瑙河、维也纳城下。这是怎样可怖的战斗力，就算再厌恶他们的侵略行为，都要承认人家的军功的确举世无双。

可这与李元昊半点都不贴边。他哪一次开战，都是以欺诈为先，再以众凌寡，就算以近１０倍的优势力量下，都没法赢得­干­净利落。

他算什么霸主？哪来的骁勇善战，铁血豪情？见鬼去吧，再联系一下他死前把西夏闹得乌烟瘴气，父子相残，国家立即陷入了母后专权、贵戚­干­政的劣等局面，他连一个象样的君主名号都不配！

这时兔毛川之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王吉纵横战阵，所向无敌，但就算再神勇，他能杀掉几个、几百个、几千个敌军？

可西夏人主将一死，立即就慌了，这帮党项土匪马上作鸟兽散，而且撤退时非常的坚决，互相踩踏，抢得你死我活，被宋军赶向了一块悬崖，据司马光的记载，掉下去摔死的接近一万人！

来抢粮劫道，却被杀了这么多，李元昊的可悲嘴脸呼之欲出。面对得到给养的麟州城，他除了加紧围困之外，基本无计可施。这时真让人再次嘲笑他，办法啊办法，战斗力啊战斗力，无论哪一样过关，都不是这样不死不活的局面。

可他仍然不赶快结束这种无聊，就这么耗着，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打得如此无赖。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仗着人多，麟、府两州缺粮缺水，不死心，总要等着极限的出现。

真的出现了，可不在河北战场上，而是开封城里。物资终于运过去了，战士们也那么的英勇，可各位大领导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们想到的是一个大方针——不是每次都需要这样玩命地送东西吧？长此以往，得不偿失。我们放弃河北三城，退守保德军，以那里为最后防线吧！

彻底晕菜，只是丢了一座边城，两处被围攻，就做出了要割让土地江山的决定。这也暴露出了宋朝的执政成­色­。高居庙堂之上的，上至皇帝下至宰相百官，在战争方面，都是一群废物。乃至于连陕西方面的范仲淹、韩琦、庞籍等人也可以一笔扫倒。李元昊己经转场打到河东了，西夏就那么些兵力，同一时刻的陕西方面并没有承受多大的压力，而陕西四路与河北路相距极近，为什么就不敢发兵支援？

不说别的，连暂时出兵打通通道，或者像后桥寨、白豹城之类的攻击都做不到吗？那样围魏救赵，让李元昊的老巢不保，他也会抽调回些军力，对麟州、府州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

可在历史上，不仅实际行动没有，就连个出兵的姿态，或者宣传都没有。或许都在大喘气吧，好容易能清静一会儿了！

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事实，在宏观角度上来说，宋朝靠己有的这些官员，己经不能摆平眼前的困难。需要新人出场，废物们站远点儿，给能办事的人让开条路。

一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书生站了出来。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的业绩光耀北宋。

张亢，字公寿，河南临濮人，进士出身，官职从小到大，一路熬资格。读他的列传，开头前３０００字全都是各项奏折节选，因为本职如此，是一系列的判官、推官、大理寺丞的民政部门。

直到西北战场打响，他才被派去了当镇戎军的通判。从这时开始，他才接触到了军事，然后奏章突然增多，如雪片一般的飞向了开封，谈的都是对战争的建议，从战役的大方向，到统帅、士兵的素质，方方面面，无所不到。于是他就变得很招人烦，一个书生，刚上战场的人，凭什么敢这样信口开河，没完没了？

纸上谈兵，百无一用。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碰巧这时他的母亲去世了，朝廷抓到了大好机会，让他去守孝服丧。终于清静了，但战事吃紧，一大堆的名臣在西北死去活来，这时张亢的好处就显了出来。至少他是个有工作热情的人。

于是宋朝下令夺情，让张亢带孝上岗，给的职务一个比一个凶险，如果追踪当时战斗的转移方向的话，就可以清晰地跟踪到张亢的官职转移方向。他从忠州转到了鄜州，再从鄜州转到了延州，职务也１８０度的大转弯，从知州、通判等文官，转成了都钤辖这样的武职。

直到这时，他被任命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成了河北三城，这片基本被抛弃的敌占区的军事主官。

这时就有个问题，难道宋朝是突然间灵光闪现，有谁提前预知了张亢会带来奇迹，才为国家而选择了他？不，绝对不，因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就算是他立了大功，把李元昊打跑之后，国家都对他不屑一顾，官职不升反降。

哪儿来的半点重视与感谢？所以仔细思考，张亢的作用就只是一个姿态，宋朝不管能不能送到，都在往麟、府两州送物资，不管能不能起到作用，都在转换当地官员。

亲爱的前线指战员们，亲爱的边境居民们，朝廷没有忘记你们，陛下与你们同在。现在送来大批的军、民物资，以及张亢一个，希望你们能喜欢。

亮相惨了点，但要看谁演。张亢出镜，第一幕就激动人心。当时府州城被切断了外界联系，只能凭借天险以及折家军的勇悍，才能自保。人心惶惶，不知前途是什么。

这时突然有一个骑士，单人独骑来到关前，呼叫开城。城门当然不开，却见这人拿出了一道敕书，“我乃新军马也，开城！”

单人独骑，越过西夏大军纵横的敌占区，如此上任，古今还有第二个人吗？他的到来，立即就提升了府州城的胆量。张亢下令，居民们出城，在东、北、下三个方位连建三处军寨，折家军不再固守，随时外出保护物资进城。

这样东山的石碳、下城的蔬菜、城北沙坑里的水泉都源源不断地进入府州城中，人心安定，再不慌乱。紧接着麻烦就出现，宋朝派来的禁军大老爷们终于到了，这些人的成分和能耐用后来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们的经典语句来说，就是——“此何物也？”

“阿猫阿狗也……”

都是东京城里飞­鸡­走狗、寻花问柳的都头，拈花惹草、风流多情的子弟，没一个正经玩意儿！让这些兵打仗，做梦去吧。但张亢的能力，再一次显现。一个能臣，一个高人，必须要智、仁、胆、勇兼备，张亢就是有能耐让这些老爷兵焕发活力，重新找回做人的尊严。

他先是在当地招兵，像高继宣那样组成了自己的边民部队。组成之后不留在城里，你们都熟悉方圆百里的每一处地形，那么出去打劫吧，下套子、打闷棍，想怎么办都随心所欲，我要的是西夏人的脑袋！

结果府州城周边的官私小道、草丛树林就成了党项人的坟场，不定走到什么地方，突然间眼前一黑，就此瞬间返回家乡。他们的脑袋被宋朝边民们提着，在第二天清晨时成了请功的凭证。张亢说到做到，不仅给钱，而且能把自己身上的锦袍脱下来，作为给勇士的额外荣耀。

这时就要强调一下张亢打赏的力度，给钱不是一般的数额。查他的列传，战争过后，他被朝廷里边的“忠贞良臣”们的弹劾的理由，就是他私自动用了官库，帐目不清，很多钱不知去向。但效果如何呢？宋朝的禁军们超级重视赏赐，那是他们发财的最重要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大笔现金被一群土包子抢跑了，比杀了他们都难受。

——“我顾不若彼乎？”我们还不如他们吗？！

但更愤怒的事在后面，张亢给了钱还不算，又让边民们纵酒赌博，怎么快活怎么来，禁军们在旁边看着，都快气疯了。这时张亢才说，想打仗吗？想快活吗？

都容易，只要屠了琉璃堡！

琉璃堡，是前些时候李元昊为了长期围困河北，才建起的西夏军用物资集中地。那里物资丰厚，守备也极严，可以说是李元昊在河北地区的落足根本点。

他的七寸就在那儿。

相应的，他的毒牙也在那儿，张亢居然要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去主动出击，拔掉这根深深扎进河北地界的­肉­中刺，这得冒怎样的风险，能有几分成功的把握？

富贵险中求，胜利也是一样。要想做得到，首先得想得出。某一天夜里，张亢悄悄派出了一个探子，悄无声息地爬过草地，接近了琉璃堡的寨墙。那真的是大胆，他近到了能清晰地听到，并看到西夏人正在做什么。

一大堆西夏兵在烤火，嘻嘻哈哈地聊天，其中一个老兵的举动很奇特。如果这位探子懂得考古的话，就会肃然起敬，因为那是最古老的占卜法。

该老兵把一块羊髀骨扔进了火里，由火焰自然燃烧烤裂，再拿出来观看裂纹的走向和颜­色­，这和中原古代从殷商时就沿用龟甲占卜异曲同工，只要懂，就能判断出吉凶祸福。就见该老兵看了又看，突然间大惊失­色­，叫了起来：“不对，明天早上汉人会突然袭击，我们得躲开。”

旁边的西夏小兵都笑了——“汉儿皆藏头膝间，何敢！”我们一直赢，汉人会脑袋都不敢露出来，还突然袭击？笑话！

那个探子都听到了，他悄悄地又退了出来，连夜赶回府州送信。信息很美妙，琉璃堡一点防备都没有。那还等什么，哪来的第二天的清晨，张亢连夜起兵，直接杀了过去。月黑风高夜，塞外杀人时，张亢夜屠琉璃堡，其冒险的程度，以及成功的难度，要远远高出宋朝武将们强攻后桥寨、白豹城。

那时是敌我均势时的大兵团联合作战，而这时只是一个文官在异想天开。他真的能成功吗？

不是成功，是成功之后还要做什么。琉璃堡的西夏兵死伤惨重，一哄而散，扔下堆积如山的珍贵物资都跑了。史书上没交代张亢拿这些物资怎么处理。估计是全烧了，没法都运走。

强调的是他接下来的举动。

突然袭击，夜里的行动，真的是见不得光的，应该得手就撤吧。可张亢是毁了琉璃堡，在步驼沟附近新筑了一个寨子，取名叫宣威砦。根据形势，这里是西夏兵的必经之路，就在这里拦着他们。接下来他仍然不回城，时间紧迫，麟州城那里的情况恶劣到了极点，没有水的城市，被围了快２０天了，史书交代渴到了“黄金一两只换水一杯”的程度！

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争分夺秒。

张亢亲自护送物资上路，去打通麟、府两州之间的生死通道。但要命的是他这时所能带出来的兵满打满算只有３０００多人。麟州城的王吉再不能出战，府州城里也得留下守军，高继宣的清边军不知去向，比上一次联合护粮时更加凶险。

就这样上路了，一路之上不停地战斗，满身血腥往前走，走到了柏子砦的时候好像到尽头了。西夏兵一直不能拦住他们，结果聚集了数万骑兵在这里等着，又是一场近１０倍优势力量的伏击。

一切都如党项人所愿，和三川口、好水川一样，他们以逸待劳，静等着人困马贬的宋军送上门来。何况这一次宋军想撤想跑都来不及，一来绝大多数都是步兵，二来还有那些关于生死胜败的物资。不是敢不敢死的事，是根本死不起的事！

张亢唯一能做的，就是鼓舞全军的斗志，形势己经一目了然，“我等己陷死地，前斗则生，不然，为贼所屠无余也！”怎样都是死，那还等什么。宋军杀了过去，这时历史变得有些神奇。据宋史记载，突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沙完全吹向了党项人，宋军是顺风作战。

风，在历史中不止一次地主导了战争的胜败，在李元昊的生命中更是扮演过不同的角­色­，未来不久，就帮助他渡过了最大的危机。但那得两说，大兵团，互相都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会战，尤其是草原、戈壁上的大风暴，的确是不同凡响，会胜负攸关。

可这时是内陆，陕西、山西一带的盛夏时节，就算有风，又能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超级大风，就能让３０００步兵随便砍赢好几万骑兵吗？！简直是梦话，完全抹杀了张亢和他的士兵的功绩和英勇。

同样１０倍兵力的劣势，张亢所部浴血厮杀，斩首近６００余级，西夏兵自相蹂践掉进山谷悬崖里的不可计数，光战马就夺得１０００余匹。这个数字有多惊人，请参看好水川之战。宋军任福、武英所部全军覆没，死斗到底，才在战场上留下了６００多个西夏脑袋，而他们所丢的战马就有１０００多匹，那让宋朝心疼死了。

宋朝不出产战马，全国动员，才给他们凑出这么多。这一仗张亢不仅赢得痛快，而且超级实惠。

但局面更加凶险了，前方到麟州还要很远，自己却己­精­疲力尽，西夏人注定还会来，这时到底怎么办？

镜头切换到西夏一方，有时在敌人的眼光里，才能更鲜明地看到宋朝人的举动。柏子砦的大败让李元昊很震惊，但很快就变成了惊喜。

宋军的举动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张亢没有后退，也没有继续前进，他停了下来，就在柏子砦不远的地方开始休整。这是个信号，代表着宋军己经接近崩溃，连移动的力气都没有了。接下来更妙，以张亢为基点，周边的宋军都在迅速向他靠拢。这就意味着大批的宋军走出了城市，来到野外，在西夏骑兵控制的茫茫旷野里找死！

这一直是历代所有游牧民族对汉人最大的要求，请你们走出城墙来吧，爬墙杀人，实在太难了。这时李元昊面对机遇，表现得小心翼翼，他用了恰到好处的手法，来促成宋军的聚合速度，又不把他们吓回城里去。

用少量的骑兵一直­骚­扰，让柏子砦附近的宋军感到压力和威胁，却不赶尽杀绝……直到一个军寨建成。这就是建宁砦。源源不断的宋军赶到，河北路里所剩不多的宋军有生力量越聚越多，逐渐都汇聚到这个点上，李元昊的目的就达到了。

聚而歼之，比爬完这道城墙，再爬另一个省事多少，这座新建成不久的临时军寨所能提供的保护又能有多少，时候到了就全军压过去，杀个­干­净，一劳永逸，有多划算。这样什么麟州、府州，只剩下老百姓的城，只是一座座物资丰厚，充满了钱和女人的仓库罢了！

时间飞快，几天的工夫，美梦就成真了。李元昊决定出兵，就在这时，又一个好消息传来，美妙程度简直让他不敢相信。建宁砦里的宋军不知吃错了什么药，他们居然主动走出了军寨，再次向野外行动。天赐良机，李元昊第一时间派出军队，杀过去，把他们都杀光！

两军再次相遇在兔毛川，还是当初王吉、张岊血战送物资的地方。没办法，这就是府州到麟州的必经之地。老地方、老熟人了，西夏兵一看见宋军的旗帜就立即进入了兴奋状态。

我喜欢，这仗注定了打得轻松、愉快、充实而且简单。因为对面树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万胜军”，一面是“虎翼军”。相比之下万胜这两个字更响亮些，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西夏人都知道，这是从东京城里调过来的禁军公子哥，一群软蛋货­色­。

而虎翼军就要小心，那是一群光脚的。都是清边军之类的当地边民，从来心黑手狠杀人不眨眼。很好，目标认准，西夏兵争先恐后地杀向了万胜军，先挑软的捏，迅速砍倒这一片，剩下的就都好对付了。

战斗开始，兔毛川再一次血­肉­横飞，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问题——兔毛川上谁是兔子谁是狼，光用眼睛能分得清吗？西夏大兵们满怀着喜悦、期待的心情抽刀子砍了过去，却突然发现软柿子硬得崩牙，万胜军怎么也啃不动！

这时张亢本人就在军阵之中，一介名不见经传的文官，他正做着宋朝当时所有武将做不出来的事。不是说他有多勇敢，而是说他的智慧。准确地说，此前李元昊给宋军布下的所有陷阱，他都在一一奉还。这时的万胜军军旗就是其中之一。

万胜军其实就是虎翼军，两军的标识对调了。就是要让西夏兵从开始就去啃硬骨头，让战场陷入僵持，双方都对耗掉战力和耐心。直到僵持再僵持，战场上敌我都­精­疲力尽时，突然间西夏兵就会收到礼物。

一排排的利箭从旁边的山坳里里­射­了出来，措不及防的西夏骑兵成群地倒了下去，有伏兵！刚刚意识到这一点，埋伏的宋军就冲了过来，要说这时的突击力度有多大，只看是谁在率领。

张岊。

西北战场上最强的将军从开始就一直在埋伏，眼睁睁地看着友军敌众我寡，苦苦缠斗，为他赢得这用千百条生命换来的决胜良机。

张岊冲了出去，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来到。当杀戮是种报复时，是怎样的痛快淋漓！当天的兔毛川变得名副其实，突然之间变出了无数只兔子，西夏人跑得那叫个快——扔下了满地的死尸，过后清点超过了２０００具。

决胜所用时间很短，西夏兵的本质再次暴露，一但丧失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感之后，立即就都是逃兵。从始至终，他们都没出现过刘平、任福、武英、王珪等那样临危不惧，宁死不退的将军。

战后盘点，胜利者无所不胜，在任何方面，宋军都是赢家。获胜之后的张亢更加稳扎稳打，率领全军向麟州继续前进。一路上，他连续修筑了清寨、百胜、中候、建宁、镇川等５座军寨，虽然有些缓慢，但步步为营，时刻都表现出随时决战，复制兔毛川的姿态。但历史证明，他还是有些­嫩­。

他没有看透自己的敌人。李元昊真的值得这样重视吗？他在全神戒备、全副武装地逼近，可他的对手，那位西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最强大的、最聪明狡诈的皇帝己经……撤退了。

原因就在于再次被骗。

话说麟州城缺水，一般情况下３天就是极限。这个情况李元昊在家族史里能了解到一些，他爷爷就利用过这点。这时宋朝的内­奸­们更加强调再强调，只要围住了，麟州就注定了是块死地。于是李元昊就围着，连柏子砦、兔毛川连续大败都挺着，老天爷也非常帮忙，这段时间里河北路一滴雨点都没下过。

多么完美，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快整整一个月了。是不是明天去敲城门，里边连应声的人都没有了？可是这一天习惯­性­地再次向城头眺望，他突然间目瞪口呆。

就看见宋朝人非常忙碌，一大群人往城头上挑东西，。修筑工事，这是李元昊的第一反应。接下来他就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宋朝人把一桶一桶的东西倒在了城头上，开始乱抹……该死的，那居然是湿泥！

李元昊暴跳如雷，把那个宋朝的­奸­细抓来！你不是说麟州城里没水吗？不是都快渴死了吗？可他们居然能拿水霍稀泥玩！

你们这些骗子，宋朝没一个是好人。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李元昊灰心失望，再没心情玩下去。当天在麟州城下把那个­奸­细砍头之后，就起兵回国了。

河北路麟、府州之战结束，李元昊虎头蛇尾，开战近两个月，以惨败收场，只能灰溜溜地滚回老家，等着下一次机会。

小结一下，宋史由于种种原因，是我们民族总想忘却的一段痛史。太多的失败、太多的屈辱，都成了反面教材，如果不强盛，如果不强硬，我们就会像宋朝那样亡国、甚至灭种。这种反省是对的，只是仔细回顾那段往事，比如这时与西夏开战，宋朝的三川口、好水川，先不提麟、府两州之战，为什么就都走了样呢？

这是个事实，如果不仔细翻阅《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样的原始资料的话，只看近、现代各位史学大师们的著作，几乎都在一片声地歌颂着李元昊用兵如神，西夏人勇武善战。而宋军低劣、懦弱、幼稚，甚至是弱智……郭遵、王珪、武英、任福、刘平等人的忠贞苦斗，根本就看不到！

这是怎么回事？

连蒙古人修宋史时都没有抹杀的功绩，为什么会被自己的民族所忘记？一直在强调我们该强盛，该有狼­性­，可却把自己的英雄贬得一无是处。

更不用说张亢、张岊、王吉等河北路上的英雄。基本上他们都被忽略了，一直都被掖在历史的衣襟里，仿佛让他们见点光，是多么的不相宜。

我只是个初学历史的新人，没有听过讲，没有上过课，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不过很想替千年前那些战死沙场，保家为国的先烈们问一句。

这是为什么呢？

（第四部完敬请期待第五部宋仁宗赵祯下卷）如果这是宋史第五部

宋仁宗赵祯下卷

据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它富足，国家的赋税是唐最强盛时期的两倍、明最强盛时的１４倍、清最强盛时的３倍；

民间的生活更是自由而舒畅，他们的店铺都可以摆放到神圣无比的皇宫御街上去，一切从容随意。他们的叫卖声，能传进皇宫内院。民乐而帝乐，那位皇帝因此而微笑着；

它文明，不仅人才辈出，中华历史上最富盛誉的宰相、名臣遍布其间，最为人所津律乐道的才子佳人们，更是５０００年间之最。并且最让人神往的“言者无罪”，这一制度，相传就起源于这时；

但它还有另一面。

收入是１１６１３万两白银，支出却是１２０３４万两；开封城内百业兴旺，是当时全人类最­精­彩、最快乐的天堂，中原大地上却盗贼烽起，接连起义，某些地方民不聊生，帝国不得己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并且所谓的名臣贤相，却不能为国家抵御外侮，为祸北宋百余年的西夏王朝，就兴盛于这时……

一切矛盾又虚枉。

这就是文明、昌盛、富足、传奇的仁宗朝。包罗万象，难言错对，唯一能确定的是，它由一个女人和孩子开创。

商场上有句名言，“世间的钱只有那么多，你多得了，别人就会少得。从无例外，所以商场即战场，必须要抢！”

人世间的快乐也是一样的，只有那么多，你快乐，必然会有人不快乐。除非，大家都是无欲无求的第欧根尼，有个狗窝就觉得上了天堂。不然，你的欢乐总得有些理由吧，那个理由，就一定建筑在别人的不快乐上。

从无例外，小到今天买土豆时讲下来两毛钱，大到耶律宗真和赵祯讲价钱。

公元１０４２年，是宋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这时耶律宗真２６岁，已经当了１１年的辽国皇帝。最近他有点烦恼，日子太顺了，幸福得让人无聊！

他坐在契丹皇位上向四面八方张望，先看自己人。从他老爸望到老妈，从兄弟看到儿子，边看边想，觉得谁都挺好，但都让他提不起兴致，生活还少了点什么。

老爸死了很久了，显赫人物的死亡就像老酒，时间越长，名头越芬芳。圣宗陛下，这个词汇在辽国百余年间独此一份，必将万古留芳，他只有羡慕的份儿；

他的老妈，强悍凶狠的萧褥斤女士，不说也罢。早在８年前，就让他凉透了心。那时萧老妈突然间觉得这个儿子很陌生，情敌养大的孩子，就算是亲生的，也不投缘。她秘密招集娘家人，要用小儿子耶律重元替换宗真，辽国需要新的刺激，搞个政变还是很有趣的嘛。

可惜小儿子的心理有问题，从重元后来的表现来看，这个契丹娃总是在造反和不造反之间纠结，闹得国家不安，他自己更不安，直到全家死光光，辽国也元气大伤。其实他现在就顺理成章的当皇帝多好？但­精­神上的毛病就是个绝症。

他悄悄地跑去告诉大哥，老妈要­干­掉你了，怎么办要快想。

大哥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把一大堆的舅舅都抓了起来，收回老妈的太后印玺，再给她搬家，到老爸的坟前去反醒。直到３年之后，宗真有一天突然悲从中来，思念自己的妈妈，亲自驾车赶向庆州皇陵，把妈妈接回皇宫。

但怨恨不解，萧褥斤厌烦了谁，终身都绝没有宽恕。无论宗真怎样孝顺，也没法挽回。于是这时他只能自嘲地一笑，看来呣子之间，也得从娃娃抓起，勾通要及早啊。

目光转移，再看向弟弟。耶律重元现在是皇太弟，所谓“仁兄贤弟”，弟弟当年如此贤良，哥哥怎会不仁德？皇太弟的名号己经是辽国的正规皇储，并且兼任北院枢密使，是南京（今北京）留守，名副其实的辽国第二号人物。

位高权重，彼此安生，那就继续安生下去吧；

下一位是他的太子，１３年后的下一任辽国皇帝出场。说到名字真是如雷贯耳，现代有华人处无人不晓，就是《天龙八部》里萧峰的结义大哥耶律洪基。这时耶律宗真应该露出了由衷的微笑，很得意，这个儿子太理想了。

首先这是个心灵美的标准契丹青年，佛教是他的心灵主宰，有荐于伟大的圣宗皇帝小名都叫做文殊奴，可以了解，父子之间、祖孙之间有着怎样的共同宗教语言。历史可以证明，洪基把宗教变成了怎样的事业去做。他和宋朝未来的赵佶皇帝一南一北，一个叫“道君教主皇帝”，一个叫庙号是“道宗”，互相呼应，真的让各自的国家变成了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

一个信道，一个信佛，宋、辽就在他们两人手中亡国！

这都是未来的事。信神终得救，这时耶律宗真也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深信，这么好的宗教，一定会让他国泰民安，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敢说亡国，小心乱讲遭雷劈。身边的人都看到了，他的目光变得深邃而辽远。契丹王廷御座之下的各位王公贵臣们静候良久，才听到年青的皇帝非常深沉地问。

“我姐夫那边还好吗？”

忘说了，李元昊的正妻就是辽国的公主，是耶律宗真的姐姐。为了两国的传统裙带关系，己经嫁过去好多年了。只是半点夫妻感情都没有。估计辽国的公主很自尊，李元昊又是个暴烈型的宅男，互相从来就没好脸。从历史资料来看，这时公主ＭＭ己经死了，但辽国还没知道消息。

这时耶律宗真听到的回答是，也好，也不好，但无论怎样，对我们都很好。

说好，是李元昊还活着。不好，是他胖头肿脸地往回跑，被张亢踢黑了脸。说无论怎样辽国都好，这更简单。坐拥东亚最强军事实力，辽国坐山观虎斗，两边打得越狠，对它越有利。

一些利益简直是不招自来，比如西夏国和李元昊最短的那条船板——钱。没有了宋朝每年的恩赏，再断了宋、夏之间的榷场，李元昊的国家里仍然只出产青盐和马匹，他想要钱打仗，就只有一条路好走。

把牛、马、羊、骆驼等土特产卖给契丹人。但非常可惜，卖不上价。这些东西辽国人都有，一点都不稀罕，你爱卖不卖，简直是着地要价，地下室还钱。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李元昊拼了命去打架，实际上都是替耶律宗真创收。

这日子是多么的美啊。

但完全可以更美，耶律宗真问过了姐夫的近况，开始向群臣微笑，顿时契丹王廷上金光闪烁，每个人都看到了大笔的现金、布匹、绸缎，或者黑黝黝的土地。要问美丽的生活哪里来，大家向南看。

坐山观虎斗只是预备动作，要是没有下一步的趁火打劫，就是个只会看热闹的呆汉。这时宋、夏战争己经打了快３年，早了宋朝没疼，根本不怕。再晚些就要打出结果了，时机一去不复返。耶律宗真紧急指示，大家想个办法，立即行动，要俺的皇兄吐出钱来，还要他心甘情愿。

因为我们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

这时辽国人的智慧开始显露，以前和以后的历史都证明过，游牧民族一点都不傻，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和汉人们一样聪明。他们把史书往回倒翻，很快找到了打劫的理论依据，在这一年的年关正月，给宋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

信是这样开头的，“弟大契丹国皇帝谨致书兄大宋皇帝，”内容是一本回忆录。

从五代十一国的后晋时说起，汉朝方面的皇帝，上至柴荣、赵匡胤，下至赵光义、赵恒，再到现任的赵祯，你们都是错的，从根错到梢，从里错到外，我们契丹这方面长期愤怒，忍无可忍，可也能忍，只要你们有改正错误的诚意。

事情从石敬瑭说起，当年的­干­儿子是诚心诚意把燕云十六州献给老爸耶律德光的。而爸爸也没白拿，亲自出兵办事，以至于最后累死，所以十六州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劳务费。

但是被汉人那个狂暴的，不讲道理的后周皇帝柴荣给抢跑了，一共有３关１６县之多。你们宋朝的皇帝不说归还，反而变本加厉，尤其是你爷爷赵光义，不仅攻打我们的友好邻邦北汉，还突然超过国境袭击幽州。这是怎么回事？真理没有年限，现在你们也得回答。

还有赵恒，澶渊之盟占了大便宜，我的父亲好说话，你们就不自觉，瓦桥关以南还有１０个县，我们日夜都在期盼，你们就不怕利息太多不好算？至于你，我的皇兄，你就更出格了。

远的不说，就是李元昊。他是我辽国的女婿，是我的家臣，就算犯了再大的罪，要杀要剐得我说了算，你连告诉一声都没有就大打出手，当我是主人还是狗？！

综上所述，我愤怒加委曲，亏吃得太大了，我要求亲兄弟明算帐，瓦桥关以南１０县土地必须还给我。还了是好兄弟，不还……你自己看着办吧。

赤­祼­­祼­的威胁，也说得振振有辞，这就是历史的妙处，年深日久，再加上人类都善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分析问题的优秀传统，很多事就都说不清了。这封信在正月发出，宋朝正月里收到，大过年的开始全体做心脏体­操­。

个个都心跳过速。这事儿不必多计算，太宗陛下当年都没法承受党项和契丹的联手压力，被迫向辽国求和。何况这时党项己经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西北动荡，再加上东北方开战，宋朝边防必将崩溃！之后就是开封以北所有土地的沦陷。

宋朝的军备最强的只有一面一点。即边防线上的全面防御圈，和开封城里庞大的禁军集团，在这两者之间的全都是真空地带，平时的驻军可以参看鄜延路上的延州城，只有几百或者过千的士兵，根本形同虚设。再想一下澶渊之盟后到现在３９年的时光里，北方战线上从设备到人员都处于休闲状态，这仗根本就用不着打。

死定了。

那么问题出现，辽国人的要挟接受吗？给土地还是要战争？或者再想深一层，本着死到临头也要睁大眼睛的勇敢­精­神，来仔细分析一下，辽国人有几分胆量是真要开战，只要不得到土地？

讨价还价，还有没有可能？

在这样想时，每个有理智的宋朝人都会隐约地感到到另一种可能。契丹人会不会真的和自己的女婿李元昊联手，要覆灭大宋……

面对危险，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某一个人的成­色­都显露了出来，只有这种时刻，才能百分之百地看清楚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

说危险，危险面前最早崩溃先是一群最聪明的人。这些人是宋朝当时的“­精­英”。唯其聪明，所以­奸­诈，因为­奸­诈，所以得势。他们就是宋朝的宰执集团，具体到个人，就是吕夷简、晏殊。

说他们崩溃和“聪明”，都是有证据的。就是他们对契丹勒索行为的应对方式。宰执集团乖乖地就范了，他们选择接招。第一步，先选出来宋朝的接伴使，要由这个人去迎接辽国使者。相应的，以后所有出使、谈判的工作，也要由这个人负责。

这个人是谁呢？想了又想，吕夷简为国为民选出了一位硬汉子。他私下里提醒赵祯，陛下，还记得当年您离婚时，哪位臣子对您最凶狠，最不留情面吗？

嗯，范仲淹？

不，富弼。

赵祯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当年富弼曾经写过奏折，把他说成了一个不敬父母、荒­淫­好­色­，还陷害忠良的劣等皇帝，有碍于当时的形势，才压下来不让它见天日。是啊，这个臣子很有特点，至少是很有胆量。好，就派他去和契丹人打铁吧。

就这样，吕夷简又不计冤仇，在危难时刻给国家推荐了一位忠贞贤臣。历代史书中提到这一点，都会和他以前推荐范仲淹上西北前线联系起来，说吕大宰相虽然平时拉帮结派、总揽朝纲、做事­阴­险、是个坏蛋，但在大事情、大方向还是很不错的嘛。

真的吗？这里隐藏着一个事实。试问吕大宰相可以一手遮天，那么他的势力有多大？帮手有多少？为什么在国家用人的时候，他总是把政敌推上去，自己的人都跑哪儿去了？

把整个宋史翻一遍，吕夷简的人出场时，都是在内斗中神勇无比。这些人一句话就可以涵盖——­阴­险小人，只会给别人下绊子、­射­冷箭，在国家正事上面半点能力都没有，基本上全是草包。

部下、亲信都是草包，首领是什么？大草包，大­奸­臣，这就是吕夷简的本相

任命频布之后，朝野一片哗然，其中最哗的是大才子欧阳修。欧阳修连夜写了一道奏折给皇帝，陛下，您还记得唐代的贤臣颜真卿是怎么死的吗？您有好臣子，可别当垃圾随便乱扔啊。

颜真卿，世人都知道“颜筋柳骨”，那是中国历代所有书法家中怎么排都进前三的人。《祭侄文稿》仅稍逊于《兰亭序》排在行书天下第二，他更是大忠臣。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７８４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变，­奸­相卢杞借刀杀人，派颜真卿去劝谕。

那真是恶搞，那时安禄山叛变己经过去了３０年，唐朝早就进入了藩镇割据时代，谁有兵，谁就是王。面对造反居然去“劝谕”，完全是找死。可颜真卿真的去了，理由只有一个，那是皇命。就这样，当时的吏部尚书、太子太师、鲁郡公被李希烈勒死。

现在派富弼进契丹，是不是也想让他死在那儿？弱国无外交，这时宋朝在西北战场动不动就死上万人，东北方面更是千疮百孔的纸灯笼，让富弼拿什么讲价钱，以什么来作护身符，就算契丹杀了他，难道宋朝还真的能为他报仇吗？

这些都是问题。多现实，可奏折报上去，一点回音都没有。很经典，“不报”，被政事堂的宰相们给压下来了。这是吕夷简的招牌动作。富弼的任命生效，他走进皇宫向皇帝辞行。

“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这是富弼在史书中留下的话，您的忧虑就是我的耻辱，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好，哪怕去死。但迎面而来的，先是契丹人空前巨大的架子。

富弼正月末、二月初时到了边境雄州，一直等到三月中旬，辽国的使者才姗姗来迟。来的是萧英和刘六符，富弼和一位太监前去迎接，就见萧大使者大刀金马的坐着，没有半点站起来的意思。这就是个严重的侮辱。富弼的身份没什么大不了，可身边的太监非同小可，那时宋朝皇帝的代理人，就和现在的大使馆一样，虽然建在别国的领土上，可院墙之内，是另一个国家。

富弼冷冷地看着，问萧英你搞什么。

这个契丹人不­阴­不阳地回答，我脚疼，站不起来。

立场鲜明，要说契丹人就是诚实可爱，从一开始就摆明了态度，就是不再把宋朝当回事。我是来勒索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懂吗？

懂，富弼懂，在场的每一个宋朝人都懂。这是个常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争斗，更没有永恒的和平。尤其是那些条约、盟书。誓言就是用来背叛的，这个道理每一个成年人都懂！

但是也有契丹人不懂的事。有些人看重的是金钱，尤其是权势，所以他们见着了钱和威胁就会腿软。就比如契丹、党项。一个刀兵相见，一个乘人之危。宋朝人不同，也许从古到今的汉人们都不同，他们让其他的种族费解。

你们为什么那么多的啰嗦，什么叫做气节，哪来的那么多道理，谁强服谁，这个世界不是“狼­性­”才最优秀吗？

的确很费解，汉族人自己也搞不大懂这些问题，但几千年以来一直这样做着。这时的富弼冷冷地问，以前我也做过使者去你们契丹，当时我病着，可闻命即拜，绝不失礼。现在我们的中使（太监）在这里，你说有病，就这么坐着，这是什么礼节？

说实话，这话问得实在很一般，不太严厉，也不刺激。当然富弼得守着外交礼节，不能直接说出来你们契丹人难道没有腿脚好的，非得派你这个瘸子出来这样的话，但后果妙不可言。连富弼都不敢相信，一下子就试出了契丹人的深浅。

萧英突然间站起来了，他可能真的是腿脚有问题，要两个下属扶着，才能给宋朝的中使跪倒磕头。呸，在场的宋朝人肯定集体暗骂了一声，见鬼的契丹人，这就软了？还以为你们得多凶呢，原来就这点颜­色­。

富弼的心里也有了底。这才有他后面史书里记载的事情。《宋史》里说，富弼认为辽国提出非份要求，是单方面破坏了“澶渊之盟”的友好­精­神。这是卑劣的事情，实际­操­作中契丹人肯定会心虚、难堪，这样在宋朝一方就要更加的理直气壮，无所顾忌。

所以要做什么，讲什么，都要放开了来，千万别胆小，那根本没必要。

要真是这样，富弼的气节、民族自尊就要被放大一万倍才成。那样他就不是谈判使者了，应该直接在边境上把契丹人骂回去，卑鄙无耻的东西，滚回去告诉耶律宗真，派什么大使，宋朝只是把你当一坨屎，回去等死吧！

要气节，更要理智，判断出了辽国人的底气，知道连最起码的礼仪都还遵守，就能明白最重要的一点——开战基本不可能。

富弼变得坦诚又大胆，从雄州到开封，路上要走十多天，他和两个辽国坐在一起，吃在一起，随时随地的聊天。不论说什么，都“开怀尽言”，这样双方的距离越走越近，契丹人也渐渐地把心里话露了出来。

打住，一般史书写到这里，就直接谈到了两位辽国大使把国家机密泄露了出来，原因就是因为富弼的高超谈话艺术，却把另一件事给忽略了。富弼、还有宋朝的准备是很充足的，除了谈话之外还安排了别的节目，地点就在宋、辽两国的共同圣地。

澶州。

路过澶州，这个当年宋、辽两国君主结盟的地方时，富弼突然问刘六符，这里是名城，此时此刻更有位名人驻扎在这里。你们有兴趣去看看吗？

谁？两个辽国人问。

富弼的神­色­很骄傲，那是宋朝此时硕果仅存的一位先朝名将，真正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风八面的人。

王德用。

当年千里奔袭，把李继迁赶出青、白池老巢的人。辽国对他也很熟悉，２８年前澶渊大战，王德用和他的父亲王超指挥定州大阵，近１５万­精­兵，截断了萧太后和辽圣宗的退路，种种威胁，终于让辽国签下了“澶渊之盟”。他的名字早就成了传说中的一部分。在宋朝，乃至于在辽国和西夏方面，他和真宗朝末期、仁宗朝刘娥当政的１０间的名将曹玮一个等级。

两个辽国使者一听，立即来了兴趣。一定要去拜见。

走进澶州城，两个辽国人大吃一惊。他们这次来要挟的理由之一就是宋朝不守规矩，忘了澶渊之盟的约定，在边境线增兵、修堡、挖沟，可那都是借口，尤其是所谓的增兵，不过是些临时招募的民兵而已。但这时澶州城里布满了正规军，大街小巷上警戒森严，完全是战时标准。这是怎么回事？

宋朝早有准备，根本就是在准备打仗？

带着满肚子的问号，他们见到了传说中的少年英雄。可惜自古名将如美人，终有一天见白发，这时的王德用须发皆白，己经整整６２岁了。花甲老将威风不减当年，辽国的使者一见面就奉送了一顶高帽子。

“您的大名我们真是久仰了，今天相见，实在幸运。今年澶州这一带大丰收，都是您治理得好啊。”

王德用微微一笑，做过枢密使的人，宋朝的顶级高官，什么样的客套话没见过？他很轻松地就把话题引入正轨。

“我们的天子圣明仁德，所以才连年丰收。”

没滋味的套话，­精­彩的在下面，王德用把他们引进客厅，谈话中给他们介绍了一些当时的名流。具体是谁史书中没写，但萧英、刘六符两人反应是聚­精­会神甚至警惕戒备地静听（竦听）。他们到底听到了什么？翻阅史书可以稍微找到些蛛丝马迹。

原枢密使王德用现在是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再过些日子就加封为定州兼三路都部署，总领北方军事；以前的三司使程琳，现在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再兼河北安抚使；前宰相陈执中知青州，兼青、淄、潍等州安抚使，这三个顶级人物之外，还有大批量的人员职务调动。方向只有一个，向北。

这都清晰无误地显示出宋朝正在向东北方向集结力量，面对威胁，宋朝选择了强硬对抗。

这之后，才有的辽国使者对富弼的私下聊天。这两个人先是把辽国皇帝真正的目标说了出来。有两个，要么把土地交出来。

要么，把宋朝的公主嫁过去。两者必得其一。

土地和公主，先不要说土地，宋朝立国以来的确丢失过，比如西夏方面的灵州。但是公主，宋朝不是唐朝，更不是汉朝。汉朝从刘邦开始，历代君主就有市井无赖的气息，为人做事的时候只讲手段，难得讲到品味和正规。比如刘邦见着儒家弟子，就把他们高高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撒尿。汉武帝的朝廷标新立异，大男人­祼­体穿着纱料上殿，居然大为欣赏。

尤其那时更没有后来的所谓道学理教，女子再婚，甚至私生子，都没有什么不光彩。比如汉人的绝世名将霍去病，一点都不隐瞒自己是私生子，并且是奴仆所生的私生子身份。所以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北方蛮族。

当然了，他们做这种事时同样的不正规，通常都用宫女代替；

唐朝，是一个胡汉难分的时代。李氏王朝的皇室血统里就带有胡人血脉，由此衍生出后来一次次地向异族求援，来平息国内叛乱。直到出现安禄山，胡人终于尾大不掉，挖出了唐朝覆灭的大坑。在这种心态下，他们不介意与异族人通婚。

何况他们的强者身份，也让通婚没有屈辱感。

但是宋朝不行，赵匡胤、赵光义虽然出身平民，但向往文化。礼教大防，汉本位思想，都在这时复苏，后来的朱程礼学能在宋朝发芽壮大，绝不是偶然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尤其是这时宋朝处于劣势，如果通婚，就是比战败求和，丢失领土更大的奇耻大辱！

说出了条件，两个辽国人很可能看到了富弼愤怒的神­色­，他们立即又加了一句话。“可从，从之。不从，更以一事塞之。王者爱养生民，旧好不可失也。”

能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算了，找个理由搪塞过去，您可千万别发火，咱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还得指望您办事哪。

怎样，笑话这两个契丹人吗？千万别，人家的使者功夫很地道。台面上一套，台下面一套，身上带着使命呢，两面三刀是这个活儿的基本功。

进了开封城，这两人的嘴脸再次变化，和刚到边境线上差不多。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当然给仁宗皇帝跪下磕头是免不了的，说出来的话却完全是上国身份。

本着契丹的国书­精­神，宋朝先得把以往几十年虐待辽国的理由解释清楚，然后两位使者先生来了一段慷慨激昂的临场发挥。

刘六符说，你们南朝总在边境挖沟­干­什么？不就是提防着我们的骑兵吗？告诉你们，那半点用都没有，我们扔点芦苇了、稻草了就能跳过去。实在想来狠的，我们索­性­把沟堤挖开，１０万骑兵每人扔一包土就足以填平它！

说完甩手下殿，留下宋朝君臣在那儿喘粗气。好半天，赵祯问，大家说话，问题怎么答，沟的事怎么办，是不是辽国人真的容不下它，有它就能招开１０万骑兵和土包子？还是说我们修这些工事完全是掩耳盗铃，除了让人笑话，根本半点用都没有？

注意，从这时开始，历史就变得非常儿戏，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的国家，讨论最严肃最重大的领土问题时，使用的手段、说法、提问、解答，都像小孩子在做游戏。之所以会这样，不是说宋朝和辽国在退化，这一代的君主都是废物。

而是揭露了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在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看破，但不包括赵祯和耶律宗真。要在随后进行的各种争端中，他们才会渐渐地明白。可那时早己事过境迁，发生过的，早己无法更改，更绝对没办法后悔。

这些年里的争端，决定了宋、辽、西夏三国的国运走势。

看着最怯懦无能的，最吃亏屈辱的，反而最平安稳定。五千年历史里最被人向往的传说盛世就在之后形成；最强悍进取的，最朝阳奋发的，变得一蹶不振，之后一百多年里剩下的历史再没有半点值得骄傲的业绩留下；至于那个最想占便宜，也真正两边都占了便宜的，它吃的亏最大，之后亡国灭种的大祸就种在这时！

这都是后话，现在开始回顾欣赏当年发生的儿戏小事。

宋仁宗赵祯提问了，一个是历史遗留问题，一个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难题。问了好长时间，满朝文武沉默，两府高官沉默，最后站出来的是当时宋朝理论上学问最高深的人。前状元、现翰林学士王拱辰。王大人翻阅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终于找到了一个辽国的小纰漏。

他说，太宗皇帝当年打下北汉之后的确突然进攻了幽州，但那是在另一个突然发生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辽国人先是表示中立，派正规使者到行军大营中送礼物、套交情，可是另一边又悄悄地发兵支援北汉，被我们发觉，才在石岭关发生激战，我们的郭进将军大获全胜。在这个历史桥段里，我们宋朝完全是被迫应战，至于进攻幽州。

面对挑衅，我们还不能发泄一下吗？

关于边境上的水沟问题，王拱辰的看法是不理会。理由很简单，契丹人要是真的把防骑沟渠看得一钱不值，他们就会闭嘴不说了，留着开战时突然袭击，那是多大的好处？现在说了，不过是口头威胁而已。理都不要理，当什么都没听到。

这样就进入了要挟勒索的第二个阶段，宋朝还价。割让领土是绝不可能的，联姻的事小有商量，正牌的公主就别做梦了，宗室旁枝的女孩儿或许可以。宋朝能答应的，只有加钱。在每年的３０万两之上小有浮动。除此以外，再没商量。

四月初七日，富弼跟着辽国使者上路，去辽国和耶律宗真面谈。临行前，发生了一个小Сhā曲。宋朝决定给富弼升官。这是惯例，当年澶渊大战时，宋朝的谈判使者是曹利用，身份只是枢密院的一个小办事员，为了国家的体面，临时升职到阁门祗候、崇仪副使。这时富弼是右正言、知制诰，己经相当的高了，尤其是知制诰，仅次于翰林学士，一些国家公文都由他草拟。

照例升官，水涨船高，升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这就接近了宋朝顶级官场，可以说一步登天。让人心跳，多少人做梦都在盼着，像前面提到的一些熬资格的无耻老官，居然跑到皇帝面前痛哭流涕，就因为年纪大了，没机会进入两府，实在是不甘心，实在是想要啊——————

富弼的回答是，国有急难，臣唯命是从，来往奔波，是臣的职责，为什么要用官爵来贿赂我？（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富弼上路时，仍然还是原职。一路向北，从始至终，都接受着辽国方面上下串通的红黑脸待遇。由于地位的原因，黑脸的自然留给了耶律宗真，红的，就是两位使者中的刘六符。

临近辽国国都，刘六符私下里找到了富弼。富大人，要是我们的皇帝一定要割地，其它的都不答应，这事怎么办？

富弼明白，往好里说，这是在先探一下底，为马上就要进行的国家元首级谈判定个基调。往坏里说，辽国人己经在杀价，刚开始就把宋朝的后退堵死，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对策只有一个，决不让步。哪怕一寸的后退，都会惹来更大的贪婪。富弼说，你们要是一定要割地，就是在破坏盟约，‘澶渊之盟’就此失效。真要这样，割地就只是个借口，我们南朝决不答应，唯有横戈以待。

辽国人显得很忧愁，唉，你们南朝这样固执，这事就难办了。

富弼差点气乐了，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我要杀你，请把刀替我磨快了，成不？他调整了好半天，才能用正规的官方语言回答。你们北朝无故要求割地，我们没有立即发兵抗拒，而是派我来好言好语地商量嫁女、增币，这样你们都不同意，还说我们南朝固执？

刘六符想了好半天，没再言语。很多人说，他是再没法接下去了。但我不这样认为，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想说永远都有理由，不然后面的辽国皇帝还有必要出场吗？他不说话，是目地达到了，私下接触破裂，宋朝人不服软，只能把要挟威胁继续进行下去。

辽国皇帝耶律宗真出场，他在皇宫里接见了富弼。礼仪之后，历史记载是富弼先说的话。辽国和宋朝和好，己经历４０年，父子两代。现在你们突然要求割地，为什么？

耶律宗真的回答是把上一次的国书­精­简了点，背了一遍。无非就是宋朝先违约的，罪名有“寒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这都是搞什么，让我们辽国很不安。大臣们都说直接出兵，让你们明白好歹，可本皇帝很仁慈，觉得还是先要回我们的关南土地再说。要是你们宋朝不答应，再出兵不迟。富使者，你觉得怎样？

富弼看着这个２６岁的外国青年，觉得真是泄气。看来还是基础教育不好，历史课题不过关，你怎么什么事都不知道啊，甚至连怎么当好这个辽国的皇帝都不懂？

没办法，富弼决定从头说起，给辽国的小皇帝上课。内容分两个，第一，全面回顾当年澶渊之战；第二，点出来历代辽国皇帝的死|­茓­，这事儿要是不懂，宋朝以后还会有大麻烦，因为辽国的皇帝必将换人。这个耶律宗真他坐不稳。

关于第一，富弼问他，辽国忘了宋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当年澶渊之战，如果听从将军们的话半路截击你们，辽国能有生还者吗？

第二条，富弼问他，知道和平时，和开战后，你们辽国的皇帝和臣子之间会有怎样的身份变化吗？契丹小伙子听得有点懵，富弼为了让他懂得更彻底些，把问题具体归纳成一句话——与宋朝通好，是你个人得利；与宋朝开战，是你的臣子得利。你的大臣鼓动你打仗，都是为他们自己打算，根本就不是为你着想。

耶律宗真立即就慌了，哪个皇上最怕的都是背叛。他惊问（驚曰）：“什么意思？”（何谓也？）

富弼再次带着他回顾历史，这可真是一堂历史长课。从五代十一国时说起。

富弼说，契丹人之所以能得到燕云十六州，其中就有你们总是放不下的瓦桥关以南的１０个县，是因为什么呢？对，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这是个欺君谋反的­奸­臣，是他向你们的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救，十六州是出兵的报酬。再之后是后晋的末帝，石敬瑭的孙子石重贵，这是个看不清局势的蠢人，他向你们挑战，失败后辽国才能在中原称帝。

看着是彻底胜利了，战争对你们只有好处。但要注意，那时所谓的“中国”，不过是后晋一个不得民心的小朝廷罢了。以那样的疆域、实力、民心，你们的遭遇是怎样的？连皇帝耶律德光本人都死在汉地，变成尸体还乡。这就是你们一直骄傲的成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们的收获在哪里。的确，你们抢了大批的财物，真是发了财，但都到了谁的手里？打草谷您总懂吧，谁抢的归谁，没有上缴的义务。都进了大臣们、武将们、士兵们的腰包。可死伤的人马，还有粮草、军需的消耗，就都得由皇帝来承担！

这些您都不知道吗？

耶律宗真听得呆了，他父亲死得早，亲妈纯暴力，大臣们有私心，真的没人告诉过他。

富弼的问题还没完，最有份量的一句留到了最后。请问，后晋一个残破的小国都能让契丹受到重创，现在我们宋朝提封万里，­精­兵百万，钱粮无数，法令修明，上下一心，你要开战，有必胜的把握吗？

耶律宗真沉默了很久，慢慢地说出了两个字。“不能。”

服软了，很好。但是富弼纠正他。

不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是“胜负未可知”。咱们退一万步讲，是辽国胜利，那时所损失的兵马、国力，是大臣们负责，还是您负责？相反如果两国通好，坚持盟约，那时每年宋朝的岁币只归陛下一人，臣子们所得，只有往来的使者，才能分到一些赏赐。这就是关键，你们辽国的所有大臣，都分不到半点好处。哪儿多哪儿少，还不清楚吗？

解说到这里，历史记载富弼就闭紧了嘴，再不啰嗦。该说的都说了，连表面政治下面的厚黑本质都解说得一清二楚，还需要再说什么？现在两国的国运，天下的生灵，都取决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位辽国的小皇帝，２６岁的契丹青年耶律宗真到底有几分智商。

没傻到无可救药的程度，都知道该怎么做。

但奇妙的是，耶律宗真想了又想，居然把富弼刚才所说的话都删除了，他绕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了最初始点。“嗯，爱卿你说得很好，要不是你，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些。不过，我还是要瓦桥关以南的１０个县城。因为它是我祖宗留给我的遗产。”

没救了，全体宋朝人听了都得苦笑，辽国人真是有才，哪他们说不清道不明，黑眼珠子只认得白银子，无论怎样都要钱！

可相信富弼一定在瞬间寒冷，他会重新打量这个契丹年青人。姓耶律的果然不简单，跟着别人的思路走，突然接触到前所未知的危险，但一点都没慌，他想到了更深更远更多的东西——基于辽国国情，打仗皇帝吃亏，可不打仗，皇位是怎么来的？

所以打还是要打的，但要讲策略。我要得利，出不出兵是另一回事。明摆着现在宋朝西北吃紧，我是在白敲竹杠，敲得再响，大臣们能得到什么？我会受到怎样的威胁？

面对赤­祼­­祼­的要挟，面对耶律宗真意志更加坚定的威胁，富弼变得沉静，他收回了之前循循善诱的长者嘴脸。公务员在办公时，没法不多预备几张面具。

他缓缓地说，当年石敬瑭以卢龙一道贿赂契丹，周世宗柴荣讨伐关南，这都是从前的异代之事了。赵宋中兴汉地己经９０年，如果我们各自索要异代故地，不见得是辽国的好事。

耶律宗真立即沉默了，史书记载“国主无言”。富弼在反过来要挟他，你一定要瓦桥关以南１０县，我们还要燕云十六州呢。那在契丹兴起之前，数千年间都是我们的土地！

一片沉寂，冷场了，看着是富弼找死，忘了来时的使命。宋朝千叮咛万嘱咐，只许和，不许战的。但内幕微妙。刚才耶律宗真明知道开战对皇位不利，仍然执意索要土地，就是摸准了战争不会暴发。可现在汉人摆明了不甩他，你要战便作战，别想不劳而获。

好一阵子，耶律宗真率先说话，打破了僵持。他换了一个话题。李元昊是我的藩臣，宋朝攻打他，为什么不先请示我？

富弼再没有好话给他。你们契丹人攻打高丽、黑水，通知过我们南朝吗？扬眉吐气的一句话，可紧跟着使命就提醒了他，他要做的是什么。富弼调整心态，再次和缓下来。他说，我来时，受命宋朝皇帝向您致意，转达他的话。

陛下说，事先不知李元昊与兄弟联姻，他挑起战争，所以我方要讨伐。现在兄弟你有话说，让我为难。讨伐他会伤我们兄弟的情义，不讨伐，我的子民们会无辜惨死。现在我要问，兄弟你觉得怎样处理才好？（不知弟何以处之？）

耶律宗真很认真地听了，之后的举动更认真到了隆重的地步。他不顾形象，在邦交的正式场合把对等国的使者扔到一边不管，去和自己的大臣们扎堆聊天。聊了很久之后，他才转回来，说出了一句超有内涵的话。

“元昊为寇，岂可使南朝不击乎。”

李元昊当贼了，怎么能让宋朝不打他呢？乍一看真是很有良知，契丹人终于说出了句公平话。但是稍微细想一下，就会知道富弼当时一定气得咬牙切齿。滑头的契丹人，就这么装傻搪塞我们？！

绅士们谈话有个方式叫暗示，那是情趣，是风度，更是教养。赵祯让富弼带来的话没写进国书，直接和耶律宗真说，里面有层再明显不过的意思。

你说李元昊是你的亲戚加家臣，怪我擅自动他。很好，现在我给你面子，认同你们的关系，还争求你的意见。从表面上看，是说你同意的话，我就要打他了。引申一下的话，可以联想成如果你反对，我就不理他。

一般来讲，字面上只能分析到这里为止。但如果契丹一句口头的反对，就能让宋朝俯首帖耳，逆来顺受，随便李元昊打骂都不还手的话，请问耶律宗真还忍得住吗？

这么好的买卖，我自己去做好了，直接拿下宋朝！

所以后一种联想不对。那么看前一种，宋朝不甘侵略，只有应战，那么给契丹人的这句话，还有什么意义？一般史书上解释，是说宋朝惧怕辽国和西夏联合，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两个蛮族合伙打劫，宋朝必死无疑。所以要千方百计的和耶律宗真搞好关系，这句口信就是方法之一。

看似没错，但之前富弼己经把开战后对辽国的损伤解释得一清二楚，耶律宗真对自己单练都没兴趣，怎么会去相信李元昊，和姐夫合伙做生意？那也就是说，李元昊比他的大臣更可信任？

活见鬼，这两人一个是硬抢东西，一个是死占便宜，很快就会动手火并，联合？做梦去吧。

所以前一种说法也不对。

唯一的解释，是宋仁宗托富弼带过来的这句口信里有个潜台词，耶律小弟，你的手下，你能管管不？

让契丹人居中调停，才是宋朝的本意。这一点耶律宗真绝对是明白了，他的朝臣们更是清楚，君臣聚成一堆谈了那么久，终于想出了这句超有内涵的答复。

“元昊为寇，岂可使南朝不击乎。”

说得多艺术，半点错处都挑不出来，可也跟没说完全一个样。西夏很欠打，你去打好了，你们往死里打，无论打成什么样，都合理合法。

当天富弼走出了辽国皇宫，脚步变得更加沉重。契丹人比想像的更难对付。不是凶残或者贪婪的问题，１００多年的汉化，他们连厚黑都懂了。

下一步还能怎么办？明的、暗的、劝说、威胁、暗示，能做的都做了，对方反而变得更狡诈贪婪。平心而论，他的工作正滑向失败，局面非常恶劣。最难的是，他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

正在闹心，变数自己找上了门来。黑脸唱过，红脸登场，刘六符来了。刚分手又见面，话题却１８０度大转弯，这个辽国人问的居然是——富大人，想当年宋太宗陛下扫平了北汉，突然进攻幽州，刚才你们又说要讨伐党项，请问党项臣服之后，你们会怎么样？会不会再去打燕云十六州的主意？（无乃复欲谋燕蓟乎？）

一缕阳光突然照进了富弼的心里，契丹人当真了？他迅速回放不久前说过的话。“……我们各自索要异代故地，不见得是辽国的好事。”辽国人也害怕战争！

得出这个结论，富弼变得不动声­色­。他这样回答，太宗时，辽国先派剌梅里来通好，但又出兵石岭关援助北汉，是你们反覆无常，我们太宗皇帝才生气发动的战争。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盖北朝自取之也）

回答得非常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像耶律宗真刚才耍猾头一样，富弼一点都没回答刘六符的问题，我们会不会打完西夏打幽州？你自己去想，我只是告诉你，你们己经自找麻烦过一次，人得有记­性­！

话里有话，聪明人都懂。刘六符立即转移了话题，开始第二个目的。

“金钱是小东西，如果接受了，我们皇帝觉得很耻辱。如果一定要收回关南１０县土地，富大人，这事怎么办？”

这是相当有诚意地私下交底了，富弼决定也把宋朝的底线说出来。“我们皇帝曾说，‘朕为人子孙，岂敢妄以祖宗故地与人。当年澶渊之战白刃相向，真宗皇帝都没有动摇，今天怎能随便割地？’”

这是宋朝的态度。随即他说出来解决的办法。

“现在你们一定要得到１０县土地，说到底，能带给你们的不过是税收。宋朝提议，以相当数量的金帛代替，与得到１０县有什么区别？”

这是具体的办法。接下来的是宋朝的决心。所谓底线是什么，是不可后退，不可商量，绝无转環的东西！

“宋皇体念两国百姓，不愿开战，涂碳生灵，所以拿出金钱来满足你们。如果这样也不接受，一定要土地的话，就是你们背信弃义，毁掉盟约，宋朝只有一战！”

“当年澶渊之盟，天地神祗共见，北朝先发兵端，朕无愧于心，更无愧于天地神明。”

契丹使者静静地听完，似乎很满意。“宋朝皇帝真是太好了，这些想法很不错。咱俩共同努力，把这件事办成吧。”说完转身离开。

他身后，富弼的神情更加凝重。事情似乎有了重大的转机，真的向好的方向转变了？但辽国人到底怎么想，谁又能猜得出呢……

应该就在这时，富弼意外地接到了一封信。离国千里，身在异邦，这竟然是一封家书。家里怎么了？没有特殊的大事，绝不会千里迢迢送信来。

疑虑，恐惧，捧着这样的信，越是关心家庭的男人，就会想得越多，想得越坏。但是周围的人看到，富弼拿着这封信居然长时间地一动不动，没拆，最后竟然慢慢地把它撕碎了。

手下人惊问为什么。富弼苦笑了一下，我身当国任，怎能为区区家事分心？何况……我离家那么远，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

说完直接去睡觉，明日之事多烦忧，那么多的事都还等着呢。想想真是郁闷，大丈夫可以不惧生死，但不能有负使命，愧对祖宗。想放手也放不下，必须得赢！但怎样才能赢呢？契丹人一天七八个变化，谁知道明天又有怎样的花样。

第二天，花样来了，辽国人通知他们别去皇宫正殿了，耶律宗真要去打猎，邀请宋朝使团一起参加。就这样文官富弼骑上了马，跟着契丹骑兵赶到了荒郊野外。历代史书写到这里，都直接过渡到耶律宗真和富弼的对话上，那似乎很温和，甚至很尊重。

耶律宗真请富弼向他靠近，两人并骑而行，这是绝大的礼遇，然后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问所欲言）但请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想象我们就是富弼，当时他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才知道辽国皇帝问这句话时的语气和目的。

皇帝出猎，千军万马，茫茫的北方草原上，强盛百年的契丹铁骑无边无沿地排开，这是怎样的阵势，怎样的威慑。这样的场面，齐桓公用过，曹­操­用过，就是要压倒敌国使者，达到自己的目地！

在这样的环境里，富弼要回答，现在还想说什么。

“南朝唯欲欢好之久尔。”——我们宋朝只是希望能继续合好，越久越好。富弼如是说。

目的达到！耶律宗真非常满意，南朝的汉人终于露出本来面目了，昨天在宫殿里怎样夸夸其谈都是假相，只要到了战场，见到军队，就都会屈服！面对刀枪弓箭，才会明白只有合好，唯有合好，才是唯一的活路！于是他得意洋洋地重申自己的目标：“我得地则欢好可久。”

一定要得到土地。

却不料他又听见了富弼清晰的声音。“这件事，我朝皇帝早有训示。‘辽国想得到祖宗故地，宋朝难道就愿意失去祖宗故地吗？辽国以得地为荣，宋朝也以失地为辱，兄弟之邦，难道可以一荣一辱，皆然相反吗？’”说到这里，富弼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而且那也实在是一个自由生存的民族的底线。

身在异国，周围数以万计的敌兵，他直视辽国皇帝，以宋朝皇帝的身份口吻说出这样的话：“朕并没有忘记燕云十六州，但仍然派出使者交涉这件事，到底怎么做，我们双方心里都清楚。”

这是男人说的话，别再废话了，狡辩无意义，土地一寸也没有！

史料中，猎场对话到此结束，耶律宗真没有再接下去。他的反应可以在下面的记载中得出。刘六符再次出场，他找到富弼说。“您刚才所说的荣辱问题，让我们的皇帝有所感悟（皇帝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但是金钱绝对不考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结亲。”

喜悦突然降临，重大胜利，辽国不要求割地了！危机渡过，相信宋朝的使团人员肯定在瞬间心花怒放，可是富弼反而更加冷静，他一眼就看出了辽国人真正的意图。

“结亲并不理想，”他说，“麻烦反而更多。先是感情，夫妻之间难免会生气，那会影响邦交。再说人的寿命各不相同，一但有意外，以后的情义就很难说。最稳妥的办法仍然还是金钱。”

刘六符摇头，坚持一定要结婚。“南朝皇帝一定有公主。”

富弼点头，“是有，可惜才４岁，成亲至少要在１０年以后。就算提前迎娶，也要５年之后。现在的局面，你看能等得到吗？”

问题很现实，可辽国人还在坚持。富弼笑了笑，一句话就打消了对方的幻想。“宋朝嫁公主，嫁妆不过是１０万贯。”

这句话说完，刘六符立即就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宋朝人，异样的气氛开始在空气里浮动。每个人都想庆祝一番，重大胜利，只要土地不被割让，他们的使命就算完成。

但是快乐来得太突然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潜在说法？不来不知道，传说中憨厚朴实特别真诚的北方人，原来都是变戏法出身的，一天一个样，谁知道下一步又会搞出什么花样。

花样真的又来了，契丹人是否憨厚真诚什么的不好考证，但办事­干­脆绝对是真的。只隔了一天，富弼就又被召进辽国皇宫，和耶律宗真见面。辽国皇帝只用一句话，就把他震晕在当场。

“你可以回去了。”

啊？富弼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谈判结束了？你们到底要什么，还没谈好呢。还是突然间翻脸，宣布谈判破裂？

“现在我不能回去，结亲，还是增币，我得带回去一个结果。”富弼小心翼翼地反对。

耶律宗真的回答彻底打破了谈判的常规。“你还得再来一次，那时我才会告诉你我的选择。别忘了，带两份誓书。”

富弼的心一点点往下沉，他看着这个年青的辽国皇帝的目光，一定变得非常复杂。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的辽国都有了怎样的变化。当年澶渊之战，辽国是刀枪说话，可现在的谈判技巧，完全超出了宋朝人预先的想像。

这时不作决定，让你带着疑问往回跑，再带着两个不同版本的誓书回来。这一去一回之间，至少要几个月，单是宋朝方面在猜测中忧心如焚地过日子，就足以让辽国人得到好处。何况这期间，辽国完全可以使出各种盘外招，比如向燕云地区增兵，可以和西夏方面会面，不必实际打仗，这些姿态就会吓倒绝大多数的人！

房间里只剩下了宋朝人，异样的气氛开始在空气里浮动。每个人都想庆祝一番，重大胜利，只要土地不被割让，他们的使命就算完成。

但是快乐来得太突然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潜在说法？不来不知道，传说中憨厚朴实特别真诚的北方人，原来都是变戏法出身的，一天一个样，谁知道下一步又会搞出什么花样。

花样真的又来了，契丹人是否憨厚真诚什么的不好考证，但办事­干­脆绝对是真的。只隔了一天，富弼就又被召进辽国皇宫，和耶律宗真见面。辽国皇帝只用一句话，就把他震晕在当场。

“你可以回去了。”

啊？富弼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谈判结束了？你们到底要什么，还没谈好呢。还是突然间翻脸，宣布谈判破裂？

“现在我不能回去，结亲，还是增币，我得带回去一个结果。”富弼小心翼翼地反对。

耶律宗真的回答彻底打破了谈判的常规。“你还得再来一次，那时我才会告诉你我的选择。别忘了，带两份誓书。”

富弼的心一点点往下沉，他看着这个年青的辽国皇帝的目光，一定变得非常复杂。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的辽国都有了怎样的变化。当年澶渊之战，辽国是刀枪说话，可现在的谈判技巧，完全超出了宋朝人预先的想像。

这时不作决定，让你带着疑问往回跑，再带着两个不同版本的誓书回来。这一去一回之间，至少要几个月，单是宋朝方面在猜测中忧心如焚地过日子，就足以让辽国人得到好处。何况这期间，辽国完全可以使出各种盘外招，比如向燕云地区增兵，可以和西夏方面会面，不必实际打仗，这些姿态就会吓倒绝大多数的人！

聪明人有种悲哀，就算读得懂各种陷阱，也一点用都没有。得有实力，不然就会有罗马毁于蛮族，或者后来宋朝被蒙古覆灭的悲剧。

知识和文明，有时只是一朵娇艳动人的玫瑰，它开得越鲜艳动人，就越会招来贪婪的目光，被剪下枝头，变成别人Сhā在瓶中的玩物。

富弼就体验着这种屈辱，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得乖乖地听话走人，带着模棱两可的意向回国。回到开封之后，他向政事堂述职，总结这次出使，成绩可以说非常巨大。

——辽国人主动放弃了领土要求，这是原则上的胜利！

但事情分怎么说，也可以说半点功劳都没有。因为这都是口头上谈妥的事，说声反悔，你连骂人的证据都没有。局势要求宋朝必须单方面加快谈判的速度，尽快把事情落实到文字上去。宋朝人一直都记得，契丹人有多奇怪。他们是强盗，他们真抢东西，但是也守信，观东亚几千年来，连汉族都算上，他们对盟约的遵守程度是最好的。只要在文件上签了字，就万事大吉。

宋朝全面总动员，首相吕夷简亲自出面，向富弼传达了皇帝的最高指示。注意，结亲就不给钱，给钱就不结亲。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要的是钱，钱的数额有说法。辽国如果能约束李元昊再次臣服，每年在原数３０万贯之上，多加２０万。如果做不到，只给１０万。

根据这样的条件，国书就要预写两份，誓书，由于李元昊可能加入，所以要写成三份。非常慎密，说完之后，吕夷简又问富弼，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富弼真有，他列出了三条。１，两国交界之处的湖塘不得扩展；２，两国均不得无故增加边境驻兵；３，不得收留逃亡人员。他郑重强调了一下，这是辽国皇帝再三要求，必须要写进誓书里的内容。

没问题。吕夷简一切同意，并且非常反常地放权，他把国书、条款、誓书都交给了富弼亲自草拟。你最了解情况，就由你来独力完成。怎样，这样你能放心了吧？

富弼放心了，他加班加点写出草稿，上交给政事堂。这时宋朝的办公效率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政事堂下令，富弼你可以先走一步，你的草搞马上就会由专职人员写成正式文件，然后快马加鞭地追上你，这样才能保证一秒钟都不耽误。我们的口号是争分夺秒，必须成功！

富弼，你这就跑吧。

富弼立即就冲了出去，要说那可真是快，可能是在辽国骑马骑出成绩了，他一口气跑到了武强县，开封城里的快马才追上来，把一个超级包裹交给了他。

里面是１０份密封文件。包括国书两份，誓书３份，另外每个文件都另备副本。

历史就在这时拐弯，按理说富弼应该严格执行命令，接到文件后继续向北一路狂奔，好去争分夺秒啊。但他慢了下来，史书里交代得很清楚，他脑子里有了个问号。

——我和契丹皇帝约好的三个条约，是不是真的写进正式文本里了呢？

带着这个问号，他越走越慢，到了乐寿这个地方时，终于停了下来。他找了个清静地方，秘密地把文件拿了出来，注意，不是正本，是副件，小心翼翼地拆开。富弼的心立即冰凉了，果然如他所料，国书、誓书上根本就没有那三条！

难以描述他的心情。是悲凉，是愤怒，还是无法遏制的鄙视，简直没法形容，就算不是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就算是男人之间的承诺吧，也没有这样骗人的！

以上就是富弼偷拆国书的犯规行为的官方记叙。按说这本身也是件超级大罪，之所以没有追究，只是因为他发现了比他犯的罪大Ｎ倍的罪。即吕夷简一伙儿犯案在先。这都没错，但有一个疑点，就是为什么富弼会突然间有了那个问号呢？

他怎么就能准确地判断到，国书被做了手脚？

不错，之前因为郭皇后被废的事，他和范仲淹一起得罪了吕夷简，但这并不能成为理由。很简单，西夏战争开始之后，吕夷简和范仲淹都并肩携手了，和他这个次要人物有必要死死纠缠吗？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更简单，一个地名，武强。

富弼从开封跑到了武强，文件才追上了他。武强，是现在河北省石家庄的辖区，和河南省开封市距离有多远？只是把他写的草稿抄成正文，用得着那么多时间吗？！经过那么久，文件还是没到手，就是一头猪，都会起疑心的！

可疑心加愤怒，也不能让富弼穿越到未来，他得到２１世纪，才有办法隔着几百里地准确地把炮弹瞄到吕夷简家的卧室房顶上去。身在宋朝，有各种规章制度，就像将军不能擅自离开防区，使者更不能随便掉头。

你有使命，必须往前走。

这就给富弼出了个天大的难题，他得怎么办呢？带着这样的国书去辽国，耶律宗真铁定会翻脸的！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只有皇帝才能压制吕夷简。但又有问题，怎样报告呢？自己不能回去，身边的使团人员难保没有宰执集团里的人，再派出去个内鬼，来回折腾的时间都能让谈判流产。

富弼在乐寿县搅尽脑汁，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人。强烈要求注意，这一段历史只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才能找到，其它的近现代史书里根本没记载，都是富弼气得抓狂，直接跳上马冲回开封，找吕夷简单挑算帐。

果真是那样，富弼应该上战场，他绝对当不了后来的帝国宰相。

按章办事，这是起码的准则。他按奈下万丈怒火，非常冷静地写了一个奏折，把事情原委交代清楚，之后才去找那个人。前陵州团练推官蔡挺，这是他以前的下属，非常巧，蔡挺正在乐寿的家里守孝。

守孝期间万事不管，但亲信就是亲信，蔡挺二话没说，带上奏折就往开封赶，富弼原地不动，等着朝廷的回信。很快，信回来了。这时史书再次变得含糊，以蔡挺的口吻说，他在便殿递交的奏折，得到的答复是，国书维持原样，那三个条约可以用“口陈”的方式说给辽国人听。

问题出现，蔡挺在便殿见到了皇帝了吗？是赵祯亲口对他说，条约变口信，富弼可以空手套白狼的？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这个推论不成立。详情下面交代，这时只说一点，史书为什么在暗示国书里缺了内容，是皇帝的意思？

因为即使是便殿，那也是皇宫里面，有臣子敢在那地方假传圣旨吗？但也说不定，除非那个便殿就是政事堂。宰相们也都在皇宫里办公。

不管是哪一种，难题都己经生成。是带着这样的国书进辽国撞铁板？还是不顾一切扳倒大树捉老鸹，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哪一样，都不好办。

其实也好办，分人，看谁去办。吕夷简在这件事上露怯了，他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他在宋朝内部多年唯我独尊之后，习惯了把谁都看成了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官迷”。

文官们绝大多数都谨小慎微，为了资历表上不出错，能持续不断地往上爬，任何一点小危险都不敢去犯。像现在富弼所面临的进退两难局面，绝对能让他们崩溃。

但富弼是什么人，抛开以前就敢跟他作对的胆子之外，现在刚刚从敌对国谈判归来，那是虎口拔牙的买卖，每天都顶着雷暴过日子，还在乎这点小儿科手段？富弼把国书装进背包，把其余的礼物都扔给副手保管，跳上马直接赶回开封。

一路之上，不止是怒火中烧了，简直是怒极发笑。混蛋吕夷简，是恶搞我，还是蔑视我？我以必死决心入辽国说事，你居然用违规丢官的威胁来纠缠我，一个死都不怕的人，还会怕这个？！怒火越烧越旺，在他肚子里起了化学作用，在当天下午３点—５点（晡）时冲进京城之后，富弼就成了一个现象。

他随时口吐烈焰，从皇宫大门烧起，无论谁阻挡他，都被烧得满脸黑灰，抱头鼠窜。

头一个倒霉的是閤門吏，皇宫不是随便就能进的，见皇帝更得预约，最快的程序也要今天请见，明天面谈。该閤門吏按章办事，把富弼拦住了，结果富弼面目狰狞，张嘴一团烈火过去，閤門吏马上被烧焦，乖乖地把他放了进去。

富弼见到了皇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最后总结说：“执政大老爷们这么做，就是想害死我。我死倒没什么，国家大事怎么办？”

赵祯的反应也很强烈，史书记载他“急召吕夷简等问之”。这就把前面蔡挺见没见到皇帝的事摆清了，赵祯根本不知道，所谓的条约变口信，完全是个骗局！

富弼顿时出了一口恶气，有点爽了。吕夷简，就知道你在假传圣旨，这是欺君大罪，现在三头对六面，看你还有什么办法狡辩，你死定了！

吕夷简一会儿就到了，是老­奸­巨滑呢？还是心底无私？这人居然一点都没慌乱。他很平静地听完了富弼的控诉和皇帝的责问之后，极其从容地回答了６个字。

——“此误尔，当改正。”

很遗憾，是个误­操­作，写错了，现在改过来就是了……富弼都快气爆炸了！这么重要的国家大事是写情书吗？国书里除了两国谈好的条件之外，还有别的内容吗？一连３条都误­操­作，是写字的人白痴，还是你吕夷简不要脸？！

史料中很有风度地把富弼喷向帝国首相的烈火修饰成了６个字，“弼语益侵夷简”，富弼说出来的话加倍地对吕夷简不客气。但实际上局面一定变得不可收拾，君前吵闹是宋朝臣子绝大的过失，无论是谁犯了，尤其是宰相们，结局百分之百的是丢官罢职。

形势危险，宰执集团里有人坐不住了，副宰相晏殊站了出来，充当老好人劝富弼。说小同志，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吕宰相，他不是这样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恐怕真的是误会了。说得很温和，甚至很体帖，但富弼当天最大的怒火就喷向了他！

早就看你最不顺眼了，这时跳出来说这种话，你比吕夷简更无耻！晏殊是什么人，说出来真是搞笑，他是富弼的老丈人！

也在宰执集团之中，堂堂参知政事副宰相，当初吕夷简要他的女婿出使辽国，身入异域顶雷办差，他不仅不反对，这时富弼都被整得进退两难，眼看着里外不是人了，居然还替政敌讲情。这是个什么人啊，还算个男人吗？！

再联想一下穿越千里，送进辽邦的家书，晏殊的女儿是什么素质也就可想而知。该死的，只以自己的事为重，根本就不为男人着想！

富弼越想越愤怒，根本没搭理自己的老丈人，转身对皇帝说——“晏殊是个­奸­邪，与吕夷简结党营私，欺骗陛下！”

火花直冒，转眼就要爆炸的手榴弹突然扔到了皇帝的手里，您看怎么办？一大堆的­奸­邪就在您面前，“亲君子、远小人”，这是子曾经曰过的，还不砍了他们？

何况证据确凿，这帮人害人误国，为了一点私仇，连民族利益都敢破坏。

面对这种局面，最能看出当事者的成­色­了。宋仁宗赵祯，这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名气超级大，可形象很模糊，要想看清楚，可实在是不简单。所以绝大多数的史书把他评价成了一个凡事温吞水，对谁都忍让，一点阳刚劲力都没有的软骨头。

所以西夏打不过，辽国也欺负他。甚至国内的臣子们也都很不驯服。但真是这样吗？就以眼前这件事的处理为例，稍微分析，就能看出这个人复杂、微妙的另一面。

话说世上的皇帝分等到级，从低到高依次是——１，自己没能力，却认定自己是超人。所以对外用兵，对内欺压，最后内外崩溃，死得超难看；２，自己没能力，但知道，所以绝不用任何超过自己能力的臣子。这样他安全了，国家也衰败了；３，自己有能力，但疑心重，臣子们必须装成白痴，而且越白痴就越安全，越安全就越富贵，连带着他的儿子们都不敢出头。所以他活着，国家还可以，他死了，国家也跟着完蛋；４，自己有能力，也敢用能力大的人，这样君臣同心协力，盛世必将到来。

按理说，第４种就是最好的皇帝了吧。但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要有个华丽的转身，无转身，即无智慧，像外国佬那样直来直去认死理，就是个大头呆了。所以我们伟大的古人也总结出来了第４种皇帝的致命弱点。

君强臣强，职权不明。

没有任何人能长久保持互相信任，时间长了肯定出事。何况皇位还要传下去，父亲强盛，儿子也一定吗？那时怎么处理这些锋芒毕露成习惯了的大老爷们？一个实例，看看唐太宗李世民，他的臣子们在李治的手下活得很开心吗？

所以最高档的是第５种。

第５种皇帝很微妙，完全符合我们传统理论上的智慧最高境界——大巧不工，大智若庸，举重若轻。他们的能力很玄妙，一直看不透到底有多少，在外表上看，都很软弱，就跟第１、２种皇帝差不多。但胆子超大，貌似都在找死。

他们一直容忍着臣子们的发挥，甚至是毫无遮拦的、放肆型的发挥，尤其是到了这一步还不行，更要让全体臣子们都活跃起来，各有理想，各有作张的发挥。

是的，这样很危险，因为一定会形成党派。不过要的就是这个，臣子们一边放心大胆地做人做事，一边你死我活地互相死磕，这样才会形成风暴，皇帝才会坐暴风眼里。

那里是最平静的。历代的伟大皇帝都懂这一点，而公认的，宋朝的皇帝做得最好。

在宋朝皇帝中，做得最好的，就是仁宗陛下。以后有很多例子来证明他高在哪里，眼前这一例也在其中。史书中在富弼血贯瞳仁一样的愤怒之后，突然间变成了真空。没有给出仁宗陛下任何处理的痕迹。

既没有按富弼说的办，把一大堆的­奸­邪如何怎样，也没有对富弼的君前无礼给出罚单。接下来的事，是招见宋朝的顶级文臣，前状元、现翰林学士王供辰，由这位当时的第一笔杆子重新完成国书。之后群臣散去，各回各家，富弼去的地方特别点。不是回家，而是学士院，他住在那儿坐等。但这不是和晏殊父女呕气，这是制度。

他的身份是使者，办完公事之前，他没有权力回家。

注意，这时往回看赵祯的处理办法，好像的确是和了一堆稀泥，两边人都放过了。很多史书都说，真是无能，肱二头肌稍微发达些的皇帝，都会来个各大５０大板，就冲着你们敢在我面前大声说话的份儿上，都别想ρi股完好无损地下殿。赵祯这么搞，小心臣子样都不拿他当回事了，历史上有太多的皇帝都倒台在这一点上。

人无刚骨，立身不牢！

但奇妙的是，为什么之后富弼出使办差，仍然玩了命的给他争利益，吕夷简等人也始终对他毕恭毕敬，就算总揽朝纲，可也没有半点背叛的迹象呢？

这是为什么呢？仅仅一句宋朝臣子的个人素质好，就可以解释得通吗？

愿你的生命里充满了云翥，这样才能衬托出美丽的晚霞。——多年以后，富弼回味自己起伏迭荡的人生，会非常享受这时的艰险磨难。

但那是事后，此时此刻，他还是希望各方面都消停点，让他把事儿都顺利地办完吧。

国书缩水事件之后，宋朝的谈判使团再次上路，在当年的八月二十六日见到了辽国皇帝耶律宗真。不过不是在辽上京的皇宫里了，而是在一个叫清泉淀的地方。这是辽国皇族的规矩，要四时“捺体”，即打猎，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工，公卿贵族，朝廷大臣都要随行。这时是八月，是夏捺钵。

再次见面，程序再走一遍。两国使者先期勾通，把宋朝带来的条件摸底，汇报给辽国皇帝，以便第二天开门见山，双方心里好有数怎么爬。

第二天，富弼走进了金顶帐篷，辽国出席会议的人员级别非常高，皇帝、皇太弟、太子，三位一体都在场。这让富弼很高兴，这种力度，看来辽国是要签约了。很好，夜长梦多，越快越好，这正是宋朝的期望。而辽国小皇帝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更让他高兴。

不用他费口舌，又一个问题解决了——“结亲会让宋朝骨血分离，我的皇兄会伤心的。何况公主与太子如果不和协，也不件美事。还是用金钱来办事吧。”耶律宗真如是说，非常通情达理，只是后面还有个转折。“但是，我需要个名份。”

名份，中原汉族几千年来的传承之本，就是名份。名不正、则言不顺，伟大的、无暇的至圣先师孔夫子教导我人，在名份的问题上，你家大门上嵌几颗钉子，你吃饭时用多少人来唱歌跳舞，都要无比严格的硬­性­规定。如果错了，就是大逆不道，举世唾骂的罪人！

所以当耶律宗真提出名份的时候，富弼只能静静地听着，提不出任何反驳的意见。毕竟这是一件如此重大的国事。他忐忑地等着，不能不给名份，但要看对方要什么样的名份。身为宋朝子民，他太清楚了这是汉人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耶律宗真这样说。

富弼立即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宁教身死，不教名灭，他再也没有了退路！“献”，是下属供奉上司，甚至奴隶伺奉主人的名词，要是他答应了，那就是对整个汉人族群的污辱！

富弼极力压抑愤怒，用正规的外交词令来回答：“‘献’字是以下奉上的用词，宋、辽两国是平等的敌体，决不可使用。况且宋朝皇帝是哥哥，怎么能有兄长奉献弟弟的道理？”

他还在讲道理，辽国人却露出了赤­祼­­祼­的要挟者嘴脸。耶律宗真说：“你们给我钱，是害怕我（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钱都给了，一个小小的‘献’又算得了什么？”

满帐的辽国人一定都笑得嚣张得意，他们的皇帝是这样的“英武”。契丹人仍然纵横无敌！

这是外交，还是嘲弄？富弼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冷冷地回答，“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地，顾全先皇的盟约，才用金钱交换和平。现在您这样说，是存心想打仗了，如果这样，宋朝还在乎什么呢？”

以眼还眼，以暴制暴，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富弼强硬的回答之后，突然间辽国小皇帝他滑坡了。“‘献’字不行，改成‘纳’字如何？”转变得这叫个快，从宇宙超级大皇帝，一下子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小商人。这个不行，我们换那个成不？

“不成。”富弼还是反对，至于怎么不成，懒得再解释，这一类说法统统不接受，花样的不要！

僵局形成，耶律宗真不愧是宫廷里长大的孩子，他突然让气氛缓解了一下。“誓书在哪儿？拿增币２０万的那份来。”他这样说。

富弼交给了他，这似乎是个好事。耶律宗真要２０万的，就是说他准备出头替宋朝管教李元昊了。但高兴得太早，耶律宗真拿着誓书看来看去，再次说话时，侵略­性­徒然提高。“寡人一定要加这个‘纳’字，你再固执，小心坏了你家主人的大事。我若提兵南下，就是你们宋朝的大灾难。”

还是战争威胁，真是老套路了，富弼的回答也是上次的重复。

“陛下用兵，能保必胜吗？”

“不能。”

“胜未可知，小心失败。”

耶律宗真突然有了新意。“宋朝给我巨款，一个‘纳’字有什么大不了。何况这在你们汉人的历史上早就有先例。”

先例？富弼深深地吸了口气，塞外蛮族，你们知道些什么先例？“从古至今，只有唐高祖李渊曾经向突厥借兵，那时被迫称臣。但无论是‘献’、还是‘纳’，都在可有可无之间。何况之后突厥的颉利可汗就被唐太宗李世民活捉，东突厥也就此灭亡。这样的循环报应，这样的先例，就是你想要的吗？！”

史书记载，富弼说到这里，己经声­色­俱厉。在自己国内的皇宫里敢于咆哮，在敌人的金帐内也敢怒吼，富弼，不管他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他都是个真正的男人。

耶律宗真沉默了，很明显，想让眼前的这个汉人屈服，看来不大可能。但一定要折服某个汉人吗？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马上就转过了这个弯，直抵要害。

“我另外派人去和南朝皇帝谈这个事，如果你们朝廷同意了，富爱卿，你怎么说？”

一句话之间，就把富弼的功能给屏蔽了。和你谈不了，我直接和你的主人说话。如果那边答应了，你一直在做梗，这个罪过怎么论？

富弼的心变得悲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自己没有再次说话的职权了。但他仍然有坚持自己的信念的权力。“如果我们国家答应了您，那么请您写一封信。把我与您的谈话都记录在案，那样，有什么罪责，我决不推辞。”富弼神情黯然，但仍然坚定地回答。

耶律宗真再次沉默，好一会儿，年青的契丹皇帝这样说，原话如下——“此乃卿忠孝为国之事，岂可罪乎！”至此，双方的话都说到了尽头，不管私下里对对方有什么样的感慨，公事己经结束。富弼告辞出帐。出于礼节，辽国方面的使者刘六符送他出来。

帐外一片青山连绵无尽，富弼突然站住了脚步，对刘六符说。“你看，”他手指高山，“此山可以翻跃，但你们要想得到‘献’、‘纳’两字，就好比登天一样，绝无可能！我头可断，此事绝不答应！”

帐门内外，满是契丹人，富弼的声音直达大帐深处，辽国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君主们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这句话。宋朝绝不答应，这是他再三、再四所强调的内容。千年以后，他的用心不难猜度，他是紧张，甚至是害怕。他深知越过自己之后，辽国人所面对的谈判人物是谁，那些人会怎样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靠吕夷简、晏殊之流来扶持乾坤吗？所以才这样看似刚烈，实则悲凉地坚持。

就在这样的忧虑里，辽国留下了每年增币２０万贯的国书、誓书，以此为根基，派使者耶律仁先、刘六符跟着富弼回宋朝。接下来的事，富弼只能隔岸观火，爱莫能助了。

九月十五日，辽国使者进入开封。富弼作为接陪使一起回来的，他在国境线上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给中书省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他把谈判的最新进展做了个交代，把“献”、“纳”两字的争论始末仔细说明，要朝廷先做准备，想好怎样处理。在信尾，他着重强调说，辽国无理要求这两个字，我以死抗争，对方己经很沮丧，我们只要再次拒绝，就会打破他们的妄想。

信，就这样发出去了，在史料中也可以找到原文。但是没有中书省的回复记载。职权所限，宰执们不必回复他，他只能怀着一颗忐忑忧虑的心回到了国都。宰执大人们，宋朝的权益，就在于你们的一念之间了。

问题又到了吕夷简的手里。

在史书中声名显赫的吕大宰相果然能力非凡，这么点小事，他没废任何力气，随手就解决了。超级简单，答应他！辽国要求一个“纳”，给他们就是了。至于理由，就非常的雍容大度，站在宰相的立场上，要考虑全国局面。西北打仗，东北方一定要平静。

为了一两个字纠缠不休，万一辽国人野­性­发作，真的发兵打过来怎么办？因小失大，实在愚蠢！

就这样，“聪明”的宋朝人基本上答应了辽国的所有要求。要什么，就给什么，最后被确定下来的盟约里，赫然写着“……宋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１０万匹，银１０万两。”也就是说，实际每年交出的钱，是５０万两白银！

但得到了什么呢？历代史书中都强调，辽国从此以后，再没给宋朝添什么麻烦，宋朝的北方边境真的一劳永逸，从此平安了。言外之意，这个钱花得值。但有个细节一直都忽略了过去。

给了２０万的数，辽国要尽的义务呢？是要约束李元昊投降的！但是这一条，在实际­操­作中，只写进了宋、辽两国的国书里，那一式三份的誓书，也就是宋、辽、西夏三方面共同遵守的和平条约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是个什么样的买卖啊……

事情过后，辽国方面大肆庆祝，不仅多得了钱，还涨了面子。他们刻碑记功，把这个胜利传之四方。作为使者的刘六符也加官进爵，从此进入辽国显贵行列。

回到宋朝，立了大功的富弼名满天下，他的坚持和勇气让国人像勇士一样的尊敬他。国家议功，再次提升他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可他再次拒绝了。他落落寡欢，形单影支，比出使之前更加忧郁。尤其是在官场上。

一位大人物，宋朝第一学士王拱辰悄悄地找到了皇帝，行使他的最新权力。前状元、现翰林王先生又升官了，己经是权（代理）御史中丞，他来弹劾富弼。

“陛下，富弼丧权辱国。他不能阻止辽国的无理要求，是失职。尤其是陛下只有一位公主，辽国求婚，他居然就答应了下来，真是大逆不道！必须严惩。”

不料好脾气的仁宗勃然大怒，“朕为天下生灵，一女非所惜！”一顿罕见的咆哮，把王大人骂走。

这句话留在了史书中，算是给富弼，也给这段屈辱的历史定了­性­，做出了总结。这证明，一切过程，皇帝都心中有数，谈判的结果，宋朝高层做出的决定。富弼，尽人事，听“天”命，于国于己，无所愧也。

按照时间顺序，稍微查一下历史年表，就会知道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情了。有多快？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宋、辽两国重签的盟书，这件事就发生在闰九月中。

时隔只一个月左右。

宋、西夏的仁宗朝最后一次战争，定川寨之战打响。这一战是非常特殊的，首先它是最后一战，但为什么会是最后一战呢？最重要的一点，李元昊为什么还会开战？

作为现代人，很容易就会查到，李元昊在这一战之后，不到半年，就主动向宋朝求和。历代史书给出的解释是，他的国家己经被掏空了，连年战争，不仅是向宋朝开战，并且还向吐蕃、回鹘等地开战，他爸爸李德明给他攒下的家底完全用光。

达到了“军民死亡创痍过半，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契丹”的程度。快要国将不国了，还打个什么劲？立即请和吧。

那么有个疑问——西夏是在定川寨之战中被消耗到这个地步的吗？之前的三川口、好水川、麟、府等三战，对党项人一点影响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定川寨之战后，李元昊才突然虚脱，觉得力不从心了？

绝对不是，国力的消耗是点滴形成的，正因为是长久的、持续的下降，才造成没法挽回的劣势。那么请问，李元昊在这种局面下，为什么还会再次开战，在虚脱上再虚脱，消耗后再消耗，一定要找死？

历史都是聪明伟大或者极其狡诈的人完成的，每一步，都是他们­精­确计算，百般衡量之后的结果。所以，绝对没有偶然，最多只有１%的偶然，其它的，都是必然。

李元昊这么做，完全是逼不得己，与富弼和辽国谈判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有关。为了准确分析，我们先列出一个事发清单，时间的起、止日期就是富弼谈判的９个月时间里。

１，宋朝重新分配西北边疆防务职权。具体是韩琦知秦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兵力，鄜延路６８０００人，秦凤路２７０００人，泾原路７００００人，环庆路５００００人。

２，西夏人在北宋年间最大的噩梦，宋朝的修砦工程，就在这时开始了。先是宋朝国内的西北四路之间连成一片，尤其以范仲淹和庞籍所在庆州、延州最典型。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修筑，就是１５天之内盖出来的大顺城。

这是范仲淹的功绩，这件事最能体现出他对当时战争胜负的理解。很多人都在迷惑，就是说，宋朝３００年间最了不起的人，在西北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没见他打过什么胜仗啊，甚至他也没打过仗啊，那他那么大的名声是怎么来的？

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宠观和微观相结合的问题。即一个个体的人，要为当时的社会做出有益处的贡献，要有怎样的约束？

注意，是约束，而不是努力。你可千万别乱努力，就好比你喜欢上某个姑娘了，看准了人家好哪一口，然后再去献殷勤。国家与臣子的关系也是这样。范仲淹是宋朝的臣子，不是唐朝的，针对于己经成熟定型的宋朝国防方针，你不能像要求他像唐朝的顶尖级将军那样，去千里奔袭，境外作战，把异族敌人绑回长安。

如果一定要强求，那很好，就会变成韩琦。一个心比天高，但命比纸薄的强悍书生，他的主战，本身没有错，但事后就明白了，赵匡胤定下的国防政策，任何人别想以军功冒升。哪怕是后来的岳飞、韩世忠等人，也只能在北宋与南宋的历史衔接的过渡夹缝里，短暂地闪亮过。

相信韩琦本身也明白了，好水川之战后，他­性­格还是那么强硬好胜，但在军事上，再没有之前的“斗志”了。

而范仲淹的高明处，就在于他从开始就理解到了宋朝军政事务的神髓。所谓“攻中有防，防中带攻。”具体化起来，就是修砦。这个方式，以前基本是用在国内，那就是纯防御的，但是只要推广向前，就变成了移动的长城。

一步步向西夏的境内扩建，每建一处，就形成了攻防一体的战斗体系，就一步步地蚕食掉了西夏的国土。这次大顺城的修建，就是宋朝庆历年间最大胆的一次修砦行动。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位置。

它的前身是庆州西北方的马铺寨，再向西北方前进一点点，就是个历史名胜所在地——后桥川。在宋、西夏战争最开始时，三川口之战的前奏，保安军、承平砦之战的尾声，李元昊之所以紧急退兵，就是因为他的后路，后桥寨被宋军洗劫。

这就是大顺城之所以险要的原因，它深深地进入了西夏国境之内，说是建了个寨子，其实是越过国境，抢了一大片领土。并且时刻把刀子顶在了党项人的脖子上，哪天高兴，就直接捅出去。

但拔刀子的动作要尽量地轻巧些，这一年的早春二月时，范仲淹没有丝毫预兆，突然召集庆州府众将，集合队伍，跟他出城。

当时没人觉得惊讶，战争时期，带兵出去巡逻一圈，是基本的日常行动。只是这次走得远了点，一路向东北方斜上前进，一直到了前敌位置，和西夏势力接壤的柔远寨还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到了敌占区之后，大兵们才惊奇地发现，前面好大一堆的老熟人啊。

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佑，和蕃族将领赵明。两人各带人马守着小山一样高的建筑材料。这些兵立即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干­活吧，不仅是和平时期，就算是战争时期，也得当建筑工。

１５天之内，一座新城建起。争分夺秒，盖成之后立即就迎来了敌人。党项人急火攻心，才几天没留神，这么大个非法建筑就盖到家门口来了？！这还了得，立即就拔掉它。

西夏方面集结了３万骑兵来攻城，一阵混战之后，骑兵们在新城墙面前撞得满头大包往回跑，这个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宋朝的军人们马上就要去追。范仲淹却拦住了他们。

我们就是来筑城的，现在目的完全达到，额外的好处半点都不要。

看着多小心，甚至是懦弱。但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宋朝从赵光义的幽燕之役开始，直到在李元昊手下吃大亏，军事上的白痴行为简直一以贯之，从来没有例外。就是开始得利，然后猛追，突然中伏，大败而回。就这么简单，百试百灵！

所以范仲淹才高明，我的骑兵是没有你们多，探子也搞不清敌情，但我一定要去追你们吗？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城盖好了，就等着我步步为营，稳步前进吧，终有一天，把你们的生存空间都压扁。到那时，你们想反攻的话，都会超级艰难，得把这一路上无数个城堡都拔掉！

历史在以后的长河证明了这种战略的正确­性­，在这时，更证明了范仲淹眼光的锐利。这３万名党项骑兵果然在半路上给宋朝人设下了一个大陷阱，只是在早春的寒风里傻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仍然半个人影也没有……范仲淹己经回庆州了。

大顺城建起，打破了西北边疆的格局，西夏方面的白豹城、金汤城等据点变得芨芨可危，尤其重要的是范仲淹的不上当理念，让党项人无处发力，根本就找不出砍人的办法。历史的解读是要在很复杂的层面上进行的，在这种局面下，才有的那句流传千古，但又被耻笑千年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半点都不好笑，而且也没有夸张。我个人觉得这两句歌谣的文字水平很高，因为用词非常准确。“军中一韩心胆寒。”

说的是韩琦，他的好水川之战是失败了，但作战的过程，还有党项人的损失，无论是输赢两方面，都疼到了骨头里。面对这样的对手，谁不胆寒？

“军中一范惊破胆。”

不战而屈人之兵，自从范仲淹到任，他的辖区就一直平静，是李元昊跟他有交情？还是说西夏人读懂了范夫子的本来面目，跟这人没法打架！

多准确，没有惊破胆，怎会没战争？

以上是９个月期间宋朝方面发生的前２个事件，后面２个，分别与狄青和种世衡有关。

３，狄青的浮光略影。

狄青有点像岳飞，不是说他们的忠勇风格和悲剧人生很相似，而是说他们的资料。岳飞死后，只二三十年间，他的资料就变成了传说。在赵构和秦桧的通力合作下，他的人生被删除了。再没有充足的官方史料来证明他辉煌璀璨的一生。所以现在谈到岳飞，总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怀疑，甚至很多别有用心的人，要把他歪曲成一个莽夫、屠夫，或者蠢人。

那是极端可笑的，是岳飞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竟然这样来对待自己的英雄！现在说狄青，他的西北岁月同样很模糊，在民间，他是鬼面战神，无往不胜。在官方，欧阳修等人都承认，西北争战五六年，军中只得到两位常胜将军。

狄青、种世衡。

可狄青是怎样打仗的，却只有含糊其辞的寥寥数语——“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岁香、毛罗、尚罗、庆七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两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敌至，即挺起驰赴，众争为前用。临敌披发，戴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这就是他在西北的光辉岁月的全部官方纪录。如果要分析，平心静气些，就会发现他比前面所记述的三川口众将、好水川将军们强不到哪儿去，何况还有麟府大捷时的张岊在。那么他的战神名誉是怎么来的呢？还有为什么这样的成绩单，还能在仁宗朝的下一个危机到来时，被任命为南征主帅的呢？

狄青是个很复杂的人，并不完全是以军功冒升的。

在一般史书里，狄青的一生，成在武功，败在文臣。他的悲剧是宋朝猜忌武将，重视文臣的“祖宗之法”造成的。

这话对吗？没错。只是有个很微妙的一点，与文臣的恩怨，都是他自找的。

狄青的官做到指挥使时，他主动接触了一个人。当时的经略判官尹洙。尹洙的官不算高，但是个大有来历的人，在西夏战争开打之前，他就是范仲淹、韩琦的好朋友，开战之后，又在范、韩之间做勾通工作。可以说，他就是个绝妙的跳板，与他交往，能迅速跳到西北方面的最高层。

果然，狄青的军事才能打动了尹洙，尹洙把他推荐给了范仲淹和韩琦。史书中记载，“韩、范一见奇之，待之甚厚。”但是厚的方式，却各有不同。

范仲淹拿出了一套《左氏春秋》，对狄青说，为将者，不知古今战例，不能通晓兵法，只是一勇之夫罢了。希望你多学多看，成为真正的将才。

这句话是决定­性­的。不管狄青与高层接触的最初愿望是什么，他的命运从这时开始扭转。知识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第一战斗力。范仲淹的一席话，让宋帝国从此拥有了一位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国之帅才。冥冥中就像有定数，３００年间第一人为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宋帝国所面临又一次危机时，留下了解救的人物。

狄青从此­精­研史书兵法，再不是那个只知披发冲阵的勇将了。

这是和范仲淹交往的结果，与韩琦就截然相反了。说来这也是命运，之所以会有反差，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年龄的差异吧。

范仲淹这时己经年近花甲，是个地道的老人了。狄青却只是个３０出头的青壮年，两者相差如父子，再加上范仲淹的博大胸怀，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当后辈学生看待，既教导又爱护，一片温柔的心肠。但韩琦呢？他俩可真是有缘。

居然同岁，都出生在公元１００８年。

关于狄青和韩琦的传说有很多，从他们两人刚刚起步时就开始了。１０２７年，两人都是翩翩少年，第一次相遇时，正在国都。

那一天御街上张灯结彩，新科开考，状元、榜眼、探花从东华门唱名而出，举国轰动，都来看当时最幸福的人。人群摩肩接踵，其中就包括了最不幸的人。狄青和他的伙伴们。

一群刚刚黥面的贼配军。

那一天都是１８岁的少年，一个锦衣高马，夸耀人间。一个黯然人群，落寞失意。当时有个伙伴轻轻地喃喃自语，看人家，天上的人，我们一生都别想靠近。

周围一片叹息，一群大兵都苦笑了一声。却突然听到有人说，“也不见得，还得看各人能力。”大家吃惊的转头，狄青，正高昂着他黥过面的头颅，他的目光难说是不屈，还是嫉妒，反正没有屈服。

时光流转，好多年后，这两个人都到了西北战场。韩琦高开高走，当年的榜眼，己经是方面大员。狄青，也因为战功逐步提升，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叫什么了。历史在这里变得有趣，它交代了韩琦和范仲淹一样很看重狄青，并且优待，但具体是怎样优待了呢？

他请狄青喝酒。真是很大的面子，能让一介武夫出席他的酒会。这个酒会在历史上相当有名，狄青受辱了。当时无酒不欢，无妓不乐，韩公请吃，妓汝们的身份也相当地高。有位名叫白牡丹的挨桌劝酒，到狄青身边时，突然笑了，“也敬斑儿一盏。”

笑语盈盈，轻佻妖冶，多亲近，“斑儿”，脸上有黥文的小朋友，你也喝一杯吧。大厅广众，奇耻大辱！狄青当时都己经是副总管的职位了，居然被一个妓汝这样嘲弄！

当天狄青不动声­色­，他气疯了，也得给韩大人面子。但是忍无可忍，他第二天把白牡丹打了一顿板子。这事儿，在狄青来想，就算了结了。有气出气，私下解决，没碍着你韩公什么事吧？

不，大错特错了。韩公很生气，后果超严重。隔了些日子，狄青有个旧部下，叫焦用的来看他。才坐下喝了几杯，突然就被韩琦派人抓走。罪名不太大，处罚是斩首！

狄青急忙赶去求情，实在不敢就事论事说什么，只能站在阶下说：“焦用有军功，是好男儿。”

台阶上韩琦一阵冷笑，说出了他心中，也是宋朝３００年期间所有文臣的宣言：“东华门外以状元名唱出者，才是好男儿，这算什么好男儿？”

就在狄青的面前，把焦用杀了。

狄青默默无言，呆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走开。这真是文臣的一大胜利，尤其是后来，宋朝仁宗年间，几乎任何一个文官都敢在狄青面前叫嚣，至于理由，不为什么，我、是、文、官。

真是了不起，文臣们在五代十一国的几十年里受尽了委曲，他们终于翻身作主了，而且一直快乐了３００多年。只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宋朝灭亡之后，元朝把天下人按职业分了１０等。最后一种是乞丐，第８种是娼妓。第９种就是文人。

比要饭的强点，比娼妓还低，这就是文人猖狂的下场！

回头说狄青的战功。这又是个让人郁闷的事，和岳飞还是很像。八十余年之后，岳飞威名震慑天下，但南宋钦定的“中兴十三战功”中，没有任何一项是他的。

北伐之胜，郾城大捷，等等等等，全都选择­性­失明。

狄青也是这样，“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岁香、毛罗、尚罗、庆七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两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发生在什么时段，哪次战役，是他单独出战，还是与谁配合，都查不到。历代写史的人，都只能按原样复制上面的文字，然后就直接跳到１０年之后的侬智高造反。

但是每一个人都活在历史进程中，只要细心些，还是能稍微推算出，这些事发生在什么时段的。比如“破金汤城，”范仲淹在当年的三月份筑好了大顺城，史书中提到西夏方面的白豹、金汤两城岌岌可危，那就是说，在三月份时，金汤城还没被狄青攻破。

再往后翻史书，到九月时，宋、夏战争就开始了第三次战役。此战之后，宋朝的军事行动就告一段落了。狄青的攻击，只能在这一年的三月至九月之间。想想这些重要据点被一一击破，对西夏方面是怎样的压迫力度？

对向四面八方开战，一直胜利，也一直崩得紧紧的李元昊来说，是怎样的忧虑？

４，种世衡的小动作。

种家军的创始人很有趣，西北开战之后，基本上他都是闲着。青涧城被他练成了一个超级庞大，格外扎人的大刺猬，再加上他还有那么多、那么铁的羌族好朋友，就造成了一个事实，方圆百里之内谁都躲着他走。于是他穷极无聊，就做了些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动作。

他把一个和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喝酒赌博，美女成群，一切都随便。但是突然间翻脸，把他胖揍了一顿，远远地赶出了国境线，但同时还为他向朝廷请功，要求封官。

看着乱七八糟，但是结果，却是把西夏人的兴旺之梦彻底打碎，不仅西夏之后百年历史变得萎靡不振，就连李元昊本人也身受其害。

事情从头说起。这个和尚法名叫光信，出身怎样是没法知道了，­性­格和形象嘛，就是个典型的“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的角儿。

这位和尚大哥在被种世衡发现之前，一直游荡在宋朝、西夏之间的广大西北草原上，活动范围之广，不论是宋朝的各大城池，还是羌、党项、契丹等蛮族帐篷，所有场合，所有道路，他都一清二楚。至于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就半点都不阿弥佗佛了。

他是骑着马、挎着刀、­射­着箭，来来回回，打家劫舍摸清楚的。

这样的业务，这样的等级，一下子就把种世衡迷住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他用青涧城独立经商，多劳多得的额外收入，把该和尚收罗进城，然后好酒好­肉­的养着。其放纵的程度，达到了“召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而和尚呢，也算对得起他，“酗酒，靡所不為，”没有什么是他不­干­的。

但种世衡一点都不介意，反而待他越来越好。这样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光信和尚的生活除了糜烂式的享受之外，就是偶尔跟种世衡出城一两趟，为他指个道，怎么才能悄悄地绕到几个不听话的羌族营地，或者靠得太近的党项人地盘，杀个出其不意。

直到这一年的二月间，范仲淹马上就要盖大顺城的日子之前。种世衡突然很认真地召见了光信和尚。

地点非常隐匿，人员只有他们两个，说了什么话，我们现在只能泄露后半段，前面的，要在后面的历史进程之中，才会了解。

“……这样你会被抓住。”种世衡说。

“是，肯定。”光信说。

“你会被揍得很惨。”

“是，肯定。”

“你会熬不住的。”

“不会，肯定。”

“嗯，空口无凭。”

“……”光信无聊、乖僻，但又桀骜的眼神！

下一瞬间种世衡突然暴怒，把光信抓了起来，一顿毒打，接着再打，打完再打，Ｎ次之后，光信毫不在乎。据说某天晚上两人又见了一面，然后光信就失踪了。很长的时间，青涧城，乃至于整个宋朝西北边疆，都再也见不着他。

他叛逃去了西夏。

考虑到光信的工作是非常要求技术含量的，所以得给他时间，这位久经考验的和尚真的会带给我们惊喜！那么就等着吧，大半年之后，他会再次出现。

宋朝方面的事基本就是这些，现在回头还要再说一下辽国人。就是占了便宜还要再占，占了多少都不满足的耶律宗真。

耶律宗真名利双收之后，短暂的满足，让他的胃口变得更大。南边的哥哥，还有西边的姐夫，你们哪个也别想跑！他开始向李元昊说话。不过千万别以为是他的职业­操­守很纯洁，拿了宋朝的钱，就给宋朝办事。这个人自私自利，做什么都只为自己。

勒索了宋朝之后，再管教西夏，这才能彰显契丹的无敌风范！

于是他就按着这个思路开始做事，整个辽国都在为他欢呼，基本上也算是光宗耀祖了。但事实上，他在抽他老爹耶律隆绪的耳光。就在２２年前，宋真宗赵恒刚死，仁宗赵祯才登基即位的时候，他爸爸曾经这样忧虑过。

“南朝的新皇帝年岁太小，要是不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事，再挑起战争怎么办？”

是唯恐当年澶渊之战重演，可人算不如天算，恰恰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出了毛病。二世祖豪情大发，揣着满兜子的宋朝钞票，开始向姐夫叫嚣。至于理由，那是非常充分。

第一，他的姐姐兴平公主己经证实死亡了。死后才报的丧，得病时为什么不讲？我姐姐过得快活吗？是不是你又找了别的女人，气着她了？

第二，你是我的家臣，宋朝没通过我就打你，是他们不对，我己经替你找回面子了。现在，你打别人，也没问过我，当我是什么？！你是不是忘了，从你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我们辽国的奴才？

据说李元昊接到信的那天，向北边凝视了很长时间，脸部表情很淡漠，手上的动作却不少。他一次又一次地用手去摸自己的鼻子。

不是说，他和后来满清的平西王吴三桂先生一个毛病，摸鼻子就要杀人，而是他实在是想给内弟上上传统课。辽国人和党项人作对，小心个个都变成大饼脸回家。

命是不要的，把鼻子留下来！

只是实在发不得火，形势比人强，现在危险了。以前是他拉着辽国打宋朝，现在宋朝和辽国站在了一起，真要火并起来，党项人连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一下子就得被打回史前状态。但是，难道就此屈服吗？

真屈服了，他就是西北争霸史上最大的笑话。不用什么刀枪，只是辽国皇帝的一句话，西夏皇帝就崩溃了……让人拿什么眼睛看他？还有，如果他就此停手，那么多年战争所带给他的，就除了损耗之外，再没有半点好处。

辽国约束他，宋朝敌视他，并且在边疆上大作文章。没有钱，不能抢劫，他将失去所有。该怎么办？这样的局面要怎样处理，才能把辽国摆平，甚至重新夺回优势？

必须得有优势，不然之前辛苦建起来的大夏国就是个泡影！

这就是个难题，想要创造历史的人，谁都得面对。至于解决的办法，请大家把视线选择得模糊些。无论是伟大的唐朝，还是近现代的欧美列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法做到纯洁、伟大、博爱，甚至是文明。资本的最初积累阶段，谁的身上都有污点。

比如唐朝最初时向突厥称臣，比如欧美列强的海外殖民地形为，甚至列宁在十月革命刚胜利后，就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根据条约，苏俄赔偿德国六十亿马克，割地一百二十六万七千平方公里及２６%的铁路、３３%的工厂和７５%的煤矿，失去居民四千六百万人。

这就是必要的妥协。

公元１０４２年的李元昊也是这样。他先拿出了大批珍宝，派人给耶律宗真送去。一切尽在不言中，我对不起你姐姐，还有你，原谅我一次成不？

成，耶律宗真要的就是这个。只要你拿出了钱，再服了软，和宋朝那边一样，我就满足了。

然后李元昊悄悄地向东南方集结兵力，形势要求他必须得有一次重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压制宋朝，甚至向辽国示威，他和西夏，才有生存的权力。

这时有个问题，这个局面宋朝知道吗？李元昊到了临界点了，必须要胜利。那么胜利被宋朝得到呢？多么诱人的猜想。我打赌，我个人打赌，宋朝一定是知道的。

因为它在西北泾原路的人员配备。

其它的三路，原来的负责人不变，范仲淹、韩琦、庞籍。唯独最危险的泾原路从上到下全都换人，其主导思想前所未有，来的是中央直属特攻队。

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副都部署葛怀敏。这两人非同凡响，尤其是后者，他是西北战役打响之后，宋朝第一次由中央部门派下来的禁军嫡系将领，和之前的刘平、任福截然不同。刘、任都是老边防，虽然挂着一些禁军的头衔，但没进过开封城，皇帝和他们都没见过面。

葛怀敏不一样，他的父亲是真宗年间的名将葛霸。出身名门，按照军队里的习惯说法，这真是一条理想的裤腰带，其目标就是要系到一条漂亮的裙子上。他做到了，那条裙子是真宗、仁宗两朝里最完美无缺的，是前东北军区司令员王超的女儿，超级名将王德用的妹妹。

这样的关系，让他在军中如鱼得水，什么样的领导他都零距离的接触过。包括皇帝赵祯。而这也正是他的能力所在。注意，从古到今，人们说起各行各业的二世祖时，尤其是军队里的少爷们时，都很不屑，认为都是一群渣滓，什么能耐都没有，还傲慢成­性­，成天的把父亲的军功，还有各种战伤什么的当成自己的闪光点。

一句话，废物！

但要小心，这群废物在另一方面都是超人。就是与父亲的长辈们面前，他们有另一张脸。那时他们可爱、天真、礼貌周到，还追求上进。绝对的都是可塑造的新一代接班人。葛怀敏就是这样，宋史记载他“通时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荐之。”

每个人都推荐他，最后连皇帝都对他另眼相看。不仅把他派上战场，而且在临走前，给了他一件军中圣物。那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得到过的荣耀，是西北战场上战无不胜，号称党项、吐蕃两族克星的名将曹玮留下的铠甲。

愿你能像曹武穆一样威震西北，震慑西夏，击败李元昊！

这是赵祯对葛怀敏的期望。之后一般的史书就直接写到了他在西北战场上的表现，但是稍等，仔细查一下，就会发现他到西北之后的第一站并不在泾原路，而是去了庆州。这更是个额外的体贴，是想让他在最稳妥的地方，由最博爱、最宽容的老同志范仲淹来辅导一下，尽快适应环境。

但很可惜，范仲淹很快就打发他走路，半点都没有对狄青的好脸，临走时还给了５字评语——“猾懦不知兵。”又狡猾，又怯懦，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当兵，怎样打仗。

葛衙内就这样来到了泾原路，这个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整个西北最危险的地段。

再说说王沿。看一下履历，他是个地道的文官，主要的业绩是治水。这方面很有成果，他把相、卫、邢、赵等水系引进了天平、景祐等水渠，灌溉了数万顷良田。但这与打仗有关吗？为什么会在这个紧要关头，要他来镇守最凶险的防区，打最关键的战役呢？

没理由的。但请参照范仲淹、韩琦、庞籍，他们打过仗吗？别说实践了，西北开战之前，这三位大佬连理论基础都没有。在这一点上，王沿还要高于他们，因为他熟读《春秋》……对，就是跟关二哥一个爱好。综上所述，我们重新回到平和的心态上来，别看着结果说原因。

那样就不公平了。

王沿和葛怀敏，并不能从开头就彻底否定他们，我们最多只能说，宋朝犯了一个原则上的小错误。即以韩琦为例，他是在实战中成长的人，经过了好水川之败后，他才变得理智沉稳。以此为准绳，除非王沿的天资要远远高出韩琦，不然，他凭什么能做得比韩琦当时更好呢？

这是从概率上分析。

在细节上，王沿是努力过的，到任之后，他和范仲淹一样开始修城，他选在潍州城以外五里处，修了西关城，在那里大量屯兵。这实在是种幸福的烦恼，谁让他的兵多呢？前面曾经列出过数字，西北四路，泾原路驻军最多，达到了７万。

如果再和李元昊动辄十几万的兵团对抗，就再不会有当初两战时以一敌十的难堪了。这就是前因，有了这样的实力，才有了之后的打法。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

时间，在向宋庆历二年，公元１０４２年的闰九月靠近，决定国运的时刻又要到来了。

这是赵祯对葛怀敏的期望。之后一般的史书就直接写到了他在西北战场上的表现，但是稍等，仔细查一下，就会发现他到西北之后的第一站并不在泾原路，而是去了庆州。这更是个额外的体贴，是想让他在最稳妥的地方，由最博爱、最宽容的老同志范仲淹来辅导一下，尽快适应环境。

但很可惜，范仲淹很快就打发他走路，半点都没有对狄青的好脸，临走时还给了５字评语——“猾懦不知兵。”又狡猾，又怯懦，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当兵，怎样打仗。

葛衙内就这样来到了泾原路，这个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整个西北最危险的地段。

再说说王沿。看一下履历，他是个地道的文官，主要的业绩是治水。这方面很有成果，他把相、卫、邢、赵等水系引进了天平、景祐等水渠，灌溉了数万顷良田。但这与打仗有关吗？为什么会在这个紧要关头，要他来镇守最凶险的防区，打最关键的战役呢？

没理由的。但请参照范仲淹、韩琦、庞籍，他们打过仗吗？别说实践了，西北开战之前，这三位大佬连理论基础都没有。在这一点上，王沿还要高于他们，因为他熟读《春秋》……对，就是跟关二哥一个爱好。综上所述，我们重新回到平和的心态上来，别看着结果说原因。

那样就不公平了。

王沿和葛怀敏，并不能从开头就彻底否定他们，我们最多只能说，宋朝犯了一个原则上的小错误。即以韩琦为例，他是在实战中成长的人，经过了好水川之败后，他才变得理智沉稳。以此为准绳，除非王沿的天资要远远高出韩琦，不然，他凭什么能做得比韩琦当时更好呢？

这是从概率上分析。

在细节上，王沿是努力过的，到任之后，他和范仲淹一样开始修城，他选在潍州城以外五里处，修了西关城，在那里大量屯兵。这实在是种幸福的烦恼，谁让他的兵多呢？前面曾经列出过数字，西北四路，泾原路驻军最多，达到了７万。

如果再和李元昊动辄十几万的兵团对抗，就再不会有当初两战时以一敌十的难堪了。这就是前因，有了这样的实力，才有了之后的打法。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

时间，在向宋庆历二年，公元１０４２年的闰九月靠近，决定国运的时刻又要到来了。

在这个思路的决策下，宋军以沿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为先锋，赵瑜掌控后备队为援兵，向边境推进。这时他们的位置是安全的，还没有越过最重要的据点鎮戎軍城。但是主将葛怀敏变得急不可耐，他不满意行军的速度，军队在安边寨进行战前补充给养，还没有装载完毕，他就迫不急待地率军开拔。等到越过鎮戎軍进入接战区域之后，他的急迫达到了一个极限。

他抛下了大队人马，只带了１００多个骑兵向前冲去。实在是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难道是冥冥中有什么神灵暗示了他，李元昊正在前方不远处跳舞唱歌，就等着他冲过去一刀剁掉？真是开玩笑，下面的场景更是恶搞，跑着跑着，他手下的一个小官，走马承受赵政突然对他说，将军，再往前跑就和西夏人靠近了，我们等停下。

啊？停下？哦……好，停下吧。这样他就停下了！你一顿狂跑为的是什么啊？！

葛怀敏停下来之后，宋军各部也都相继静止。他本人进入养马城，曹英、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麟等人都集结在鎮戎軍城以西六里的地方。这之后，宋军动态变得非常理智，但也超级愚蠢。

他们白天出城巡视，晚上回城自守，这看上去没什么毛病吧？所以说很理智。但要看是什么时候，这样做了多久！

是整整３天……３天的时间，他们就像和平时期的郊外出­操­一样悠闲自在。老天在上，这是战场上最可怕的事，你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做什么，只能等着人家做出来结果！

——仍然难受，勉强写完，希望还能看

３天之后，这些将军们终于都忍不住了，他们一起赶到养马城去见葛怀敏，主将大人，我们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就这么闲呆着？葛怀敏像位战神一样的镇定。

先生们，安静一下，我刚刚得到了最新情报，李元昊终于出现了，他将在明天越过界壕，我们立即迎战！

葛大将军的迎战方案堪称最正确、最经典，也应用得最广泛。他兵分四路，以刘湛、向进出西水口、赵珣出莲花堡、曹英出刘璠堡、他自将中军出定西堡，向西夏挑战。

真不愧是名门之后，深通宋朝所有战例。宋太宗、宋真宗每次进剿党项人和契丹人，不都是分兵几路的吗？于是他也这样搞。但是小小的泾原路里，再浓缩到与敌相接的小片区域，你这么折腾有必要吗？

当时就有人反对，是赵珣。历史证明这是个明白人，不是说有高超，只是至少脑筋很清醒。他问葛怀敏，将军，谁是地主，谁是外来户，您分清楚没？

嗯？什么意思？

很简单。赵珣说，李元昊走远道进咱们地盘，他的人马多，锐气盛，很不好对付。但这也是他的致命弱点，人多了就要吃喝，就要给养，我们拖着他，在马欄城布防固守，在镇戎军保持粮道通畅，时间一长，他们必然挺不住，那时候我们赢定了。但如果这时候迎上去接战……他看了看周围的同僚们，神­色­变得很­阴­暗。

——我们会被杀得­干­­干­净净（必为贼所屠）。

历史证明，这是定川砦之战的第一个转机，宋军如果听从了，这决定西夏命运的一战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但现实永远比猜想好玩。这句话之后的场景很有趣，在场的军官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惊恐、重视还是厌恶？估计是最后一种，厌恶。打仗是刀头舔血的事，最讲究个吉利，赵将军变成乌鸦嘴了，还不赶紧吐两口唾沫消灾？前面好水川之战，泾原路帅司里的名将们伤亡迨尽，现在这批人都是后调进来补充的，没经历过那种场面，根本不知道全军覆灭是什么滋味。

主将葛怀敏尤其是，他是什么人，名门之后，宋朝此时军队中门第最显赫的人！手里握有重兵近７万，怎么可能躲在城里当缩头动物，随便敌人嚣张？

７万，这是个怎样恐怖的数字，从真宗朝的超级战役“澶渊之战”之后，宋朝就再没有任何人拥有过这样庞大的军力，包括名将曹玮，他的“三都谷”之战也只不过才３万人而已，但己经打败李立遵，使河湟部吐蕃的权力层剧烈动荡，之后才出现了一代赞普唃厮啰。

那么此时的葛怀敏呢？空前兵力，加上巨大的家族荣誉，没理由不去迎战，没道理不会胜利！

于是宋军出战，并且是夜袭，曹英、李知和所部是宋军四路中兵力最雄厚的一支，他们先期出发。一夜平静，等到天亮后，葛怀敏刚要启程，突然间接到战报，西水口方向的刘湛、向进部队首先与西夏人接战，他们战败了，正向向家峡一带退守。

葛怀敏的反应是立即集结兵力，向刘湛、向进方向靠拢，在向家峡先吃掉这股敌兵。但是战报又来了，这时注意，宋军此前两战中最吃亏最无能的情报工作，像是突然间上了档次，无论是侦查力量，还是通报速度，都超级的快。

一次又一次，四面八方的向葛怀敏这个战场初哥涌来，让他忙得很爽。

这次的战报是，西夏人的主力被发现了，根本就不是击败刘湛他们的那支，而是刚刚从定川砦方位越过界壕，正向我腹地挺进。

那还等什么？葛怀敏一声令下，全体开拔，并且立即通知战区内所有部队，都向定川砦迅速集结，那里就是主战场，必须限时赶到！

超级通畅的通讯能力再次奏效，葛怀敏的命令在战区内四通八达，准点准时地传到了各支宋军的主将手里。效果很好，除了刘湛、向进的部队在败退中没法到位之外，连同葛怀敏的中军在内，全体宋军都以极快的速度赶到了定川砦。

他们进去了。

直到这时，西夏的主力军团才露面，他们的第一个动作，并不是来挑战，而是远远地出现在定川砦的西方，把上游的水源给掐断了……宋朝的军队可真多，那么多的人那么听话地集结到了一起，然后再切断水源，毁掉桥梁，这一系列的招数用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宋军的侦查工作是多么的到位。

完全成了李元昊的内鬼！

就这样，葛怀敏的愿望达到了，他要决战，那么决战己经到来。除非他想渴死、饿死在定川砦里，就必须得冲出去，那时就可以展示他所有的英勇，以及超级优秀的战士ＤＮＡ了。

面临绝境，葛怀敏的战法却很微妙，他没有一开始就摆出决死之战的气势，而是先……怎么来归纳这个词呢？试探，还是找死？

真是不好说！

宋朝的西北军团里一直都有蕃落骑兵，他们是由本地的羌、党项、吐蕃等内附民族组成，战斗力强悍，是宋军中头等战士。一般来说，这样的­精­锐力量，只会使用在最关键的时刻，那绝不是开战之初，而是互相消耗之后的相持阶段。

用来决战决胜，一锤定音。

但葛大将军比较另类，定川砦之战，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５０００蕃族骑兵派了出去。５０００人，就算再强悍，能发挥怎样的做用呢？这里有一个­精­心查到的数字，可以对比出葛大将军的另类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此次李元昊出征的兵力总数。

很遗憾，这无法在《西夏史》得到，《西夏史》和党项这个种族一起，都被愤怒的蒙古人给毁灭了，因为百年之后，他们的牛皮糖­精­神居然把人类军功最盛的成吉思汗都给熬死，实在让蒙古人咬牙切齿。所以只能在《宋史》中去找。

总兵力１０万人。

５０００对１０００００，你当每个人都是赵匡胤？其结果只能是大败。这样开战之初，宋军不仅损失了自己部队里的­精­英战力，而且还严重打击了自己的士气。这时，葛怀敏才传令全军出砦，列阵迎敌！

但局面超级搞笑，他出来了，率领中军列阵在定川砦的寨门东方，镇戎军的主将曹英，列阵在他身旁，处于东北方。战阵严密，兵源众多，至少在６万人左右。注意，这时的兵力对比，并不是６万对１０万，很可能是６万对７万左右，因为从后面战况的发展，可以看到李元昊根本就没把全部主力都押在这个地方。

而是另有打算。

局面对宋军是多么的有利，从刘平到任福，没有谁有这样的待遇，居然是一比一的较量，不再是一比十了！可搞笑在哪儿呢？

有这样的实力，而且是拼死突围的部队，居然处于守势，主攻的，竟然是西夏一方。

西夏人第一时间找上了葛怀敏。他们直接冲击宋军的中军，就是要­干­掉你们的主将。史书记载，他们派出­精­锐部队。前面说过，西夏人的­精­兵，就是铁鹞子，类似后来金国的铁浮图，以这种全身披甲的重骑兵冲击步兵集团，那种优势可想而知。

但连冲好几次，宋军阵容不乱，这似乎很不容易，居然顶住了？废话，６万人出战，分两阵，主将身边至少是４万人，几次冲击就垮了，真是豆腐渣？李元昊的本来面目显现，这人从不使蛮力，当然，他的蛮力也不够。

他换了个方向，开始攻击曹英。这时妖异的事情发生了，请问，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神吗？或者说，真的有人是鬼神托世转生的吗？要不然，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这么妖异的办法取胜？

突然间，“黑风自东北起”，剧烈的大风居然是黑­色­的，直向宋军阵地刮去。西夏军队顺风出击，转眼之间宋军就崩溃了！读史读到这里，真让人无语，提前预知一下，在以后，另一次关系到党项人生死存亡的关头时，还是妖异的大风帮了李元昊的大忙，那时，亚洲东部的军事实力对比都会因为那一战而发生变化。

都是怎么搞的？真像《水浒传》里所说的，有入云龙公孙胜那样的高人存在？而且一直都隐藏在李元昊的军中？

这都是无聊的猜想了，宋军的崩溃毫无预兆，从上到下，所有的将军、士兵都无所适从。军队争先恐后地向定川砦里撤退，党项人乘机乱箭齐发，宋军的主将曹英都被­射­中面门，倒在壕沟里。

东北方的宋军彻底乱了，同时波及到了葛怀敏的中军。这些刚刚补充到泾原路的士兵们和曹英部队抢着往寨门里跑，溃乱的场面惨不忍睹，但宋军此战的第二个平安转机也同时出现。

——葛怀敏倒在了人丛中，被部下们人马踩踏，“蹂躏几死”。该死的，他如果死了，宋军也仅仅是失败而己，决不会有后来的全军覆没。

但妖异的是，此人的生命力竟然如此的顽强。不死，我就是不死，我的历史使命还没完成呢！

葛怀敏醒了之后，突然间状态大勇，难道是踩得很疼，终于让他愤怒了？他一通大吼，把周围的乱军震醒，接着派出亲兵卫队，一共几千把大刀拥向了寨门。一定要把西夏人砍回去！

生死关头，宋朝的新兵们怒了，正巧赵珣也带兵赶到，一通乱砍，西夏人终于被打退了。

这时稍微总结，战场是暂时平静了，但宋军的大败己经形成，最重要的是全体疯狂撤退，争先恐后往寨子里跑，连主帅都快踩死了，这样的军队，还有突围的勇气吗？

有，至少葛怀敏有。战场初哥终于打过仗了，场面有点乱，但是很刺激，他的状态才刚刚被唤醒！此人一直留在军队的最前方，说什么都不回营，但也没什么具体的指令或者行动做出来。可反正就是不走。

直到赵珣几次三番地来请他，他才回到办公室里去。

回去之后，就再没人看见他出现过。这时，据史书记载，是公元１０４２年闰九月的十七日。从这一天的晚上起，共有１０天，宋军完全缩在定川砦里进行……那个非常“专业”的防守。至于西夏方面，他们很无聊，一直没有进攻，白天怎样过的没记载，到了晚上，就到定川砦边上唱歌。

直接唱给宋军的大首领，英明的葛主将听——你不是部署厅里研究地图的大专家吗？你真是太会屯兵了，直接安在了我们的包围圈里，现在还想怎么办？

每个宋军其实都知道怎么办，活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冲出去。在这里死守，没有半点意义。绝对不会有什么救兵来的。严肃的史学家司马光先生曾经记载过这一段历史，“十月一日，沿使部署懷敏、鈐轄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

整个泾原路的人马都在这儿！这么多人每天吃的、喝的就是个超级庞大的数字，别说只是个边防哨所定川砦，就是渭州城也禁不住这种消耗。何况葛怀敏出战时玩命狂跑，连补充给养的时间都嫌多，粮草本来就没带足。

这些事，本来是最浅显的道理了，每个人都懂，但为什么葛怀敏就不懂呢？他为什么要等到１０天的时间，才能决定要不要突围呢？

第１０天的黄昏时分，葛怀敏升帐，他把所有的将军都叫了过来，于是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等一大堆人就都来了。

来了，不是传令，而是“合议”。大家一起想想，咱们下步怎么办？

无语，他终于民主了，当初独断专行，把大家扔进陷阱，这时需要决断了，总算能听听别人的话，也算是好事吧。

大家很兴奋，纷纷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那条活路。基本上８０%的人，都是同一个主意，去鎮戎軍。那里是宋军泾原路的最强据点，不仅能守，还有足够的粮草，只要到了那儿，不仅是能活下去，而且还能继续战斗。

葛怀敏很高兴，这也是他所想到的。但是别忙，有一个人反对。

趙珣，他提出了另一个想法，当时看是很偏门的，但事后历史会证明，他又一次说中了。同时，这也是宋军定川砦之战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机。

——我们向笼竿城突围，千万别去鎮戎軍，那里虽强，却有两个致命危险。第一，西夏人早就知道它的意义，肯定早就瞄着它呢；第二，那是我们的来路，这么多天过去了，水源都己经被掐断，再走来路，肯定要遇险！

而笼竿城不同，“彼无险，且出賊不意。”李元昊想不到我们会走那条路，这是最重要的。

翻看地图，笼竿城、鎮戎軍，连同羊牧隆城，几乎都在一条平行线上，这条线，就是宋、夏战争的第二战好水川之战的好水川。相比之下，从定川砦出发，去鎮戎軍近些，是走直线，去笼竿城要绕点远，这就是差距。从表面上看，要是听赵珣的，葛衙内的尊足就要多走几步道儿了。

但这是打仗不是旅游，１０天的时间里李元昊要是还不把宋军可能的退路掐断的话，他是党项之鹰，还是西夏之猪？！

问题多浅显，赵珣怀着极大的热情等着主帅下令赞同，然后大家乘夜一起冲出去。别说六七万的­精­兵，就是六七万头肥猪午夜狂奔，也没谁挡得住。但是等啊等啊，葛大将军就是不说话，他犹豫，再犹豫，要大家再发言，再讨论，我还得再想想……居然从前一天的黄昏，想到了第二天的黎明时分还没有做出决定！

赵珣怒了，他突然拔出了刀子，在场的将军们都吓了一跳，以为他要砍了葛衙内。但赵珣是个合格的职业军人，他拔刀砍向了自己的手指，要是再不突围，我们都得死，还要这手­干­什么？！

大家一拥而上拉住了他，这时葛怀敏终于拍板了。来，我们这就突围，目标——鎮戎軍！任何人不得反对，不得议论，马上出发！

于是宋朝的泾原路全体将士，就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九月份盛夏天气的清爽黎明时分，出寨突围逃命。历史没能给出答案，为什么葛将军选在了这时？

不在深夜，不在当午，一定要在西夏人睡了一夜好觉，天气不凉不热，非常适合运动的时间段里搞事呢？谁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妖异，其匪思度让人不禁要问葛怀敏，你妈贵姓？他是这么做的，在­鸡­鸣时分，他下令突围，但是别忙，他又亲自外出，对士兵们说，注意，是他的全部兵马。

——我们要突围了，大家不要乱，听到中军的鼓响，才可以行动！

号令严明，毕竟７万人马嘛，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是怎么­操­作的呢？他回去分兵派将，将军们都得到了任务，比如曹英、趙珣做先锋，刘贺、许思纯为左右两翼，李知和、王保、王文殿后，前后都顾虑周全，这些都没错。

然后在卯时，也就是早晨５—７点左右时间，他突然间出帐上马，命令大将们跟他突围，而这时中军部位一片寂静，鼓，根本就没响！

马上就有兵惊醒了过来，冲上去，把他的马拉住，他正在做一个军人最不要脸的举动，弃兵私逃！史书里记载，葛怀敏当时被拉住了，不得己，只好停下。但是他没有回帐，而是非常的聪明，他继续下命令。

他命令军中参谋郭京和几个指挥使去筹集粮草，把定川砦里所有的给养都准备好，要全部带出去。这个举动深得人心，让大兵们立即看到了希望。主将大人这是要带着我们一起走了，这么做，是怕我们没有吃的。

但是高兴得太早，没得郭京等人回来，葛怀敏突然间第二次上马，他还是要走。这时兵又涌了上来，再次拉住了他的马。葛怀敏的丑恶嘴脸彻底出现，他先是厉声喝斥，但没人听，军队就是这样，你是个有种的，小兵我们也服你，你是个渣滓，小心背后给你一刀。

可是事发突然，葛怀敏突然间拔出了刀，向拉马的士兵砍去。用到了这样的招数，多么的勇敢啊，他才摆脱了自己的士兵，“冲”出了定川砦。

出寨门的一瞬间，想必葛怀敏是极度愉悦的。他成功了，不管历史和当时有多少人笑话他，作出一个突围的决定，居然要用上整整一夜，都没法掩盖他对自己的认同。

他实在是个聪明人。

这一夜的思考，他用来想出了怎样保全自己生命的办法。历史留下了事发过程和数字，透过这些，我们能清晰地分析出他是怎么想的。事发过程，前面己经交代，数字，是他一共带出了多少兵。

统军大将，连他在内１４员，士兵９４００名，马４００余匹。

７万人，之前战死不超过５０００，这时再带出近１万，定川砦里还剩下了近６万人。这是个庞大的数字，对围困敌军达１０天的李元昊来说，应该是个无法拒绝的大成果，怎样都要吃掉它！

而逃出来的这１万嘛，自古以来放头击尾，把前面冲得最快的放出去，拦腰截断后面的大部队，是战争中最常用的致胜招数。１万对６万，并且还是追击、拦截和继续围困，水到渠成的选择，哪个更好得利呢？

毫无疑问，西夏人肯定放过他葛怀敏，而吃掉定川砦。

这样他就能带着全部大将，和近万士兵安全地回国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同样是失败，他比刘平、任福强了太多，至少将军们很完整，士兵也没死绝，哪一点他都可以免掉死罪。

想得多完美，真是小人之智，匪夷所思。但人算不如天算，那个天，就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有周边形势，以及这些所造成的李元昊的心理欲望。

他是想­干­什么来的？难道真的是打穿泾原路，杀进宋朝腹地，再来个五胡乱中原吗？不，他只是需要一个胜利，一场大胜，来摆脱他恶劣的国际形势，并且一定要保留住自己的军事实力，有太多的敌人，都在对他虎视眈眈哪。

于是，葛怀敏正好撞中铁板，李元昊没力气吃６万，对吃掉１万倒是蛮有兴趣！很高兴你们能分批地逃出来……葛怀敏率军冲出寨门，西夏人没怎么拦他，他轻松愉快地继续往前跑，路不算太远，只是２里，大约今天的１０００米吧。长期训练的士兵们，就算徒步跑路，也只是刚刚活动开筋骨，但全都突然停了下来。

前面没路了，到了长城壕边，桥板道路都己被毁掉，可背后党项人的骑兵却扑天盖地地压了过来！

这一战，所谓的定川砦之战，实际上就发生在长城壕边。宋军自葛怀敏以下１４员大将阵亡，士兵们全军覆没，官方记载，没有任何人能逃生。

司马光有不同说法，据他的笔记说，赵珣被西夏抓去了，近万人的突围部队，前方极少数人也越过了长城壕，逃回宋朝州县，他们活了。后面的，定川砦一直在等着鼓响的６万人都没事。他们先是发觉被骗，接着就惊奇地发现，敌人和主帅一起不见了。

西夏人竟然再也没理他们，一直向南方冲了下去。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事闹大了，宋朝的边境己经被打穿，李元昊长驱直入去打渭州城了。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泾原路７万人马都在这儿，周边州县，还有州府渭州都成了不设防的纯民区，敌人可以为所欲为，宋朝没有半点的还手之力。

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战役，打出了前所未有的危局！

但定川砦之战是宋、夏战争史里一个非常特殊，非常灵异的非典型战斗，空前的战力打得超级窝囊，另一方面，没有战斗能力却又能让李元昊主动跑路。关键点就在王沿的身上。

李元昊大队人马一路畅通，毫无阻碍地冲到了渭州城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首府，有钱、有粮、有美女壮丁，一句话，为了它，李元昊根本对沿途的州县不屑一顾，抢的就是这里。

但到了门口，他倒不敢进去了。

只见城头上旌旗招展，人员调动频繁，他绕了一大圈，左看右看，这都是一座杀气腾腾的大宅门，根本不是挺直了等砍的居民区。怎么回事？宋朝泾原路的兵这么多，渭州城里还留了一大批？

李元昊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离开。还是那个总原则，要记得这次出兵的目的是什么。

李元昊离开了渭州城，泾原路里其它的地方就都糟了殃。他先是回头拿下了栏马、平泉两座城池，又向南纵掠７００余里，把能见着的东西都洗白了。并且沿途发表演说。

——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打到长安城，以前唐朝的首都，这是真要另立天下，瓜分宋朝疆土了。一时间人心惶惶，不仅是当地的老百姓，宋朝的上层建筑怕得更厉害。中书省、枢密院，所有的宰执大佬们都束手无策。尤其是国境线以内战无不胜，所向无敌近２０年的首相吕夷简，这位老兄吓得惊呼起来，历史记载了他９个字的惊呼原文，可以永垂不朽。

——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

李元昊的目的达到，他真的把宋朝能拍板的人吓着了。但这时一来他不知道，二来一头野猪闯进了菜园子，它会只咬两棵大白菜就主动撤出来吗？不会，他现在超穷，得抓紧一切机会抢劫。

于是他东闯西闯，抢来抢去，终于撞中一枚硬钉子。宋将景泰。

景泰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宋史浩如烟海，他的名字只出现过这么一次。但是作用是超级巨大的。他在李元昊最志得意满的时候，迎头一­棒­把对方砸醒。他只带了５０００兵马过来，而且李元昊很重视他，用上了经典的老招数。

伏击。

但是景泰却不上当，先是不追，然后悄悄派人搜索，摸清了对方虚实之后，景泰突然出击，杀了西夏１０００多个人。这对李元昊真是算不了什么，可这位党项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竟然就此退兵了。因为他是个谨慎的人，经历过超级胜利，也有过超级大败，养成了时刻向四面八方警戒的好习惯。

有确切消息，宋朝边境上最让人胆寒的那个人，从来都不出战的范仲淹，己经率军向他逼近。范仲淹出战了！

还是那句老话，永远记住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李元昊退了，不是说他觉得没法战胜范仲淹，或者说他天生就不是完颜阿骨打、孛尔只斤铁木真那样的霸王级人物，而是他计算­精­确。生平沉稳、老谋深算的人要来拼命了，绝对是场恶仗，就算打赢了，也会得不偿失。

见好就收。李元昊就此收兵，直接撤出了界壕，回到党项境内。宋、夏战争的第三战，定川砦之战至此全面结束。

战后是要盘点的，尤其是这一战。总结经验教训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重新布置防务。而这件事，就涉及到了非常大的人员调动，还有官职升迁。

有官就有职，就有权，这都为以后宋朝的施政方针打下了烙印。有些事，让很多人追悔莫及。

先说总结教训，宋朝的官方说法由权威人士提出，是泾原路的安抚使王尧臣。这是天圣年间的状元，以后的宰执大臣。这时他仔细调查之后，提出了４点败因。

１，不住瓦亭，奔五谷口；

２，离开远堡北，不入鎮戎軍，向西南方前进，驻扎养马城；

３，从养马城越长城壕到定川砦；

４，在定川砦分兵出逃，不能都死在那儿。（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

综上所述，非常无语，王大状元真是有才！其实何必再分个一二三四，他己经把葛怀敏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军路线都给定­性­了——全错。

相对应的，是文官王沿，那是个无辜的人，事先就命令过葛怀敏的，千万、千万不要越过瓦亭寨！但是到底怎样，前面己经说过了，地图说明一切，瓦亭寨什么的，根本不值一驳。王沿和王尧臣，都是些无聊的业外人士，他们的话，当时的文官集团爱听，也信，可作为千年以后的自由人类，还那么信的话。

就集体撞墙而死吧！

其实败因只有一个，不必讳言，错出在皇帝和宰执大臣身上，他们不知兵，派了位“英俊勇武”的衙内领兵，一心以为葛衙内能是曹衙内，却不知曹玮那样的人是不世出的，那是灵芝草，不是成片的大白菜，您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７万兵力，如果打出了前两战刘平、任福的战绩，就算李元昊能赢，他也得当场哭出来！能把他们党项人的老底拼光！

相信这样的判断，当时有很多人都清楚。之所以没人说，没有记载，都是儒家的潜规则在作怪——子不言父之过，臣不言君之错。

都“隐”去了。

再说职务调动。王沿作为没死的泾原路大领导，没法得到葛怀敏式的待遇。葛衙内和战死的其他将军们都被加厚抚恤，他被降职调任。

到别地方当官去。就当这是场噩梦，他可以重新开始。

战争的警报却没有解除，在当时，谁敢说定川砦之战就是宋、夏战争的最后一战？这时泾原路被打穿了，怎样重建，加厚，是最急的问题。宋朝决定把王牌人物派过去。

调范仲淹到泾原路，由他来正面对冲李元昊。

但范仲淹不同意，在这个整个民族都极需勇气的时候，他仍然冷静。他详细思考，提出了４个建议，在各方各面把整个的西北局势作了整体划分。

１，４年战争，泾原路己经是最重要的战场，我一个人担当，恐怕力有不足。希望派韩琦和我共同管理，一起都驻扎在泾州。我兼管环庆路，韩琦兼管秦凤路；

２，这样做，泾原路有警报，环庆、秦凤两路的军马会集中调动，一起增援。如果环庆、秦凤两路受到攻击，我和韩琦也会在泾原路作出反应。这就避免了以前各路单独与西夏作战的弊端；

３，以环庆、秦凤两路的人员物资援助，会迅速把环州、鎮戎等到军寨联合起来，让泾原路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元气；

４，由我和韩琦每日商议，选将练兵，目标是与西夏相联的横山，先收复它，等于砍断李元昊的右臂，我计算，会在几年之间就可达到。

以上就是范仲淹的建议，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给出了一个官员调动名单。要注意，这是战时的临时配备，但是这次调动的意义非常深远，一直影响到了仁宗朝后来的那次夭折的改革。

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文彦博为秦凤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秦州；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滕宗谅为天章閣待制、环庆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撫使、兼知庆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团练使、知瀛州張亢为四方馆使、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招討使、兼知渭州。再以庞籍兼领环庆两路，与范仲淹、韩琦左右呼应。

这之上，又新建了一个官职，超级大，是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这个官，等于这一地区的最高总长官，统一指挥所有事物，用来彻底改变以前四路各自为政的局面。

这是好事，在当时，由范仲淹、韩琦、庞籍来共同担任。这就把这个官职的弊病隐藏了下来，因为没有谁能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但在后来，却有了大毛病。那是后话，以后再说。

先说范仲淹。他大公无私地放过了自己独自掌权西北的大好机会，主动把韩琦拉了上来。让他达到了和自己同等的职务，于是也就有了和他一样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当时，对国家绝对有昨，也非常符合他一贯的博大胸襟。

但是有一点，在人生中，你千万不能随便对别人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授人权柄，小心自己遭殃！

宋朝严阵以待，等着下一轮的危险袭来。但是没有了，凡事否极泰来，什么事都有个限度的。之后发生的事很模糊，稍微知道些历史的人都知道宋、西夏要约和了。但谁先开的口？通过的什么渠道？经过了怎样的扯皮？

甚至更重要的是，双方明面上的大臣们、君主们是这样那样说话指示的，底下的具体办事人是怎样­操­作的？这些都有故事，双方诡谲百出，没有谁是堂皇正大的。尤其是经过了４年战争洗礼的宋朝人，他们变了，再也不那么“善良”。

事情从青润城、种世衡还有和尚光信说起，时间是半年后，庆历二年的冬十二月。前面说过，光信被种世衡毒打了Ｎ次之后就失踪了，他叛逃去了西夏。当然他是有预谋的，很奢侈，要直奔李元昊的要害。可是有一点，无论是李元昊本人，还是李元昊的亲信，都不是轻易能接触得到的。

他需要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从概率上就能知道，是绝对不会轻易出现的。就算光信之前在宋朝和西夏两国再吃得开，也没用。但概率还有个说法。历史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会出错，尤其是一些心­性­狡诈，总想凭些小聪明骗人的人。

比如李元昊，还有他手下的１号军事人物，野利旺荣。

野利旺荣，又叫野利刚浪凌，他的职务有些像辽国的耶律休哥，据说打仗、政治都相当地有一套，尤其是和休哥一样，直接面对宋朝。不同之处嘛，就是他的地位更高，更稳固，是李元昊现任皇后的叔叔。除了这一点，他还有个休哥所最厌恶的特­性­。

他­奸­诈卑鄙。

前面说过，西夏人打仗从来都不会勇往直前，对他们来说，是欺诈“值钱”。作为大领导，野利旺荣的欺诈行为更是居高不下，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骗到了种世衡的头上。定川砦之战打响之前，他派了３个人去青涧城，分别是浪埋、赏乞、媚娘，有男有女，都是野利族的显贵，说的很诱人，我们来投降。

注意，是代表野利旺荣向宋朝投降，理由很充分，说连年打仗，日子没法过了，一匹绢在西夏都卖到了２５００钱，通货膨胀，都快饿死了。

说实话，这个理由很没有营养，简直太老套了。青涧城里的男女老少都手心发痒，立即砍了他们！可种世衡不­干­，他想了一会儿，居然下了这么个命令。

给他们个官儿做，肥点，就­干­税收工作吧。待遇从优，以后每个人出入，都配给仆人马匹，一切以野利族以前的标准看齐，只准高，不准低。

于是这３个党项人就在青涧城里出出进进，作威作福，很幸福地生活下去了。终于有人实在看不下去，跑去问老种相公，到底是怎么回事？种世衡回答，与其杀了，为什么不利用一下呢？

光信终于有机会接近了西夏的上层人物。他在边境接到了种世衡亲笔写的信，以密使的身份走进了野利旺荣的办公室。宋朝给你答付了，非常欣赏你弃暗投明，只要你肯投降，官封夏州节度使，月薪一万贯。现在官印都给你刻好了，只等你的行动。

野利旺荣全身发抖，不是激动，是吓的。这下子引火烧身，宋朝居然当真了。这么大个活人，顶着个超亮的大光头进了他的衙门，还有这些头衔，一万贯的月薪，李元昊转眼就能知道！要想活命，办法只有一个，马上带着人和信去坦白，希望领袖能从宽处理。

李元昊很平静地听完了整个过程，没发怒，让野利旺荣下去休息，告诉他别有心理负担，但你别离开我的视线。然后单独和光信聊天，内容和过程几乎和青涧城里一样，光信被百般盘问，然后Ｎ顿毒打。但临别特训的成绩出来了，光信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

李元昊没打死他，把他关了起来，另派了一个人，西夏教练使李文贵，由他冒充野利旺荣的人去见种世衡。我挺想投降的，只是你信里的意思很模糊，咱们仔细谈谈……种世衡暴怒，大骂李元昊******（此处省略５０００字），之后热情洋溢，盛赞野利旺荣弃暗投明，转眼就是中兴党项的真正圣人。紧接着又把好感转向了李文贵本人。

你来了珍贵的消息，是个美丽的和平鸽，我要重赏你，然后来多留你玩几天，你好好看看，记住宋朝的快乐生活，好回去讲给旺荣兄弟听。

李文贵就这样被扣在了青涧城里，可消息却飞回了西夏境内。怎样做到的？别忘了浪埋、赏乞、媚娘这３个人，还有李元昊多年经营，而青涧城是个可以随意通商，百无禁忌的新城。

野利旺荣死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宋朝边境上的军民终于出了口恶气，可好处，才刚刚开始。

好运是突然间来的，以宋朝西北边境为标准，人员控制在范仲淹、韩琦、庞籍、狄青等等战前的君子党的范围内，幸福就像花开一样，几乎是潮涌而来，让他们应接不暇。

真是难以置信的好运和快乐！

好运从内外两方面袭来，先说外部。李元昊杀了野利旺荣之后，似乎也没回过味儿来哪不对，很快的，他又被种世衡严重地忽悠了一次，杀了另一位野利，这样就把西夏国内的皇后一党的实力彻底砍掉，为以后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这次的忽悠行动，是宋朝百年间对西夏最成功的一次无间道，其复杂程度和­操­作难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在上一次骗局之后，还能再成功，这就实在让人兴奋到迷惑。是李元昊突然痴呆了？还是种世衡神奇得让人不敢相信？

到时细说。

回到现时，新任的延州长官庞籍在主持和支持了种世衡的行动之后，有了一个更大胆的举动。这位坊间盛传，流芳千古的大­奸­臣庞太师真是为人所不敢为。别人是等待和平，向往和平，他是敢凭空制造出和平。为了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忽悠李元昊，更敢对自己的皇帝耍些小花招。

他写了个奏章，里边说西夏人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了，我得到确切消息，李元昊里忧外患，在西边被各番族打败，内部最大的野利族也背叛了。国内­干­旱，还冒出来数不清的黄|­色­老鼠，把仅有的粮食都吃光了。一句话，眼看就活不下去了。

结论是，他们很想投降。

这简直是一派谎言。西域的各番族，只能是指回鹘和吐蕃了，这两族在李元昊攻打宋朝之前，就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至于野利族，直到他杀完了两大野利，并且把野利皇后都废掉，也没人敢反叛。唯一有可能的就是黄|­色­老鼠，那东西据说满草原都是。

但是仁宗皇帝很高兴，这是个机会。有很多迹象表明，他知道这些话里有多少水分，但他变了，４年战争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变得成熟，战争与和平，哪个更重要？应该怎样选择？再怎样获得？这与４年前突然听到李元昊宣布称帝造反时的心态完全不同。

他有个打算，并且在说出之前，先征求了西北边疆上最可靠最稳妥的那个人的意见。范仲淹，依你之见，可以和西夏约和吗？

范仲淹的回答是，臣在越州当知州时，当地的赋税是３０万贯，以辽国为基准，这个数足够打发西夏了。“是费一郡之人，而系天下之弊也。”

只用这一州的赋税，就可以平息天下的纷争。何乐而不为？至于后世说的什么丧权辱国，完全可以无视。再强调一遍，这是宋朝，不是唐朝，更不是强硬倔犟一直死挺着，里忧外患，又穷又横，最后先死于内乱，再被外族吞并，崩盘得超级难看的明朝。

爱国，就像爱女人，你得懂面对的是什么型号的。范仲淹这么做，是完全体会到了宋朝的立国之本，才做出的选择。

赵祯的决心就此下定，他给庞籍的回复是，李元昊如果臣服，最高的限度是维持原状，称帝号也无所谓。如果能降格，称单于、可汗就更好。别的物资要求，可以全面恢复战前状态，小有升级，也可以商量。

和平的橄榄枝，由宋朝开始摇动。

但怎么摇，却大有讲究。庞籍从青涧城里把李文贵提了出来，先运足了气一顿大骂。注意，骂得非常艺术。“你们这些党项人，知道自己有多混帐吗？都是你们带坏了善良的李元昊，让他没法继承他父亲的优良作风。现在两国人民都在受罪，都是你们的错！别看你们现在赢了几仗，那是因为我们宋朝和平得太久了，忘了训练。现在我们开始适应了，你们能总赢下去吗？小心，我国富有天下，地域广阔，输一两次无所谓，你们败一次，就有亡国的危险！现在你回国对李元昊说，如果归顺，朝廷会待他比从前更好。”

最后这句话让李元昊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目标终于达到了，前面详细分析过，定川砦之战的用意就是一个台阶。难得宋朝给他主动递了过来，必须得接住。但是接，也有个方式方法。他一方面把光信和尚从大牢里放了出来，以贵宾之礼接待，将养一阵后陪着李文贵回到宋朝，带来了第一封信。一方面，信的内容却继续着桀骜不驯。

——我如日方中，只可顺天西行，怎能逆天东下？！决不投降。

很威风，但只是个姿态，用来讨价还价罢了。宋朝和西夏进入了战争收尾状态。至此，庆历二年就要过去，己经是年底十二月份了，外部的喜事完成。内部，另一件更让范仲淹等人兴奋的大事突然降临。

２０多年的毒瘤一刀切除，真是痛快！

吕夷简突然倒台，其突然­性­和­干­脆­性­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一倒到底。先说经过。他是病倒的，最先发病时是在宋朝最正规的场合里。

年底有大朝会，十二月的某一天，所有朝臣向皇帝报到，吕夷简以首相身份押班进朝，引领百官向赵祯行礼。按说这是他做了１０多年的事了，老宰相就算凭着记忆惯­性­，都能搞出个三跪九叩来，但这次他居然只跪了两次，就突然站了起来。

满殿朝臣仍然伏身低首，他独立在人群中央。真是露大脸了。

这一年他６４岁了，政务繁忙，再加上他还喜欢加班加点地修理些同僚、后辈，日子真的很累啊，可是没人体谅他这一点。宋朝的礼仪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全面最­精­细的时段，比草创期的汉朝、宽宏也带有胡风的唐朝、酷厉琐碎的明朝，以及一片奴才、主子、请安的清朝都要讲究，金殿上咳嗽一声都是罪，宰相们吵句嘴就同时罢免，何况是在大礼仪上失态？

御史台、知谏院立即行动了起来，就算吕夷简在这两个部门里有再多的亲信都没有用。尤其是民间的力量都被发动了起来，对于这次失态，一个进京赶考的考生这样说：“吕公作宰相很长时间了，大朝会上失态，不是什么失误，而是天夺其魄，他快死了。”

一语成谶，没过几天，吕夷简就中风了。中风，就是现代的脑溢血或者脑血栓的古代统称。吕夷简的症状不是很重，只是右臂抬不起来。接下来的事，就是皇帝的怜惜，和群臣的愤怒。

仁宗是个恋旧的人，他连休掉的老婆都怀念，何况对这位保护过自己生母名位的恩人呢？他亲笔写了诏书，拜吕夷简为司空，平章军国大事，让他安心养病，三五天入朝一次就可以。而且上殿之后，还有座位。这些都除外，仁宗还剪下了自己的胡须，派人送到吕夷简的府上。

——爱卿，古人说须发可以治病，我剪下来赐给你，希望你能好起来。

朝臣们却不管这些，吕夷简你一生中耍尽手腕，让太多的人灰头土脸，记得吗？连堂堂的皇后都被你害死。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从第二年的元月开始，就展开了对吕夷简的围剿，京城内外的官员一起动手，太多了，没法细说，只挑出两个最有力度，最典型来介绍。一个是京官，新任知谏院的长官蔡襄；一个是陕西路转运使，相当于省长的孙沔。

孙沔先出面，他把范仲淹当年弹劾吕夷简的奏章升级了，吕夷简不仅是汉代的张禹，更是唐朝的­奸­相李林甫，自从他当政之后，宋朝就像唐玄宗时的唐朝一样，­奸­邪成群，外侮逼近，辽国和西夏都欺负到了家门口，国势从来没有这样狼狈过，吕夷简要为这些负责！

蔡襄是大才子，他的奏章要比孙沔全面细致得多。当吕夷简在病中看到孙沔的奏章时，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孙元规药石之言，但恨迟闻十年尔。”他没介意，至少在表面上显出了宰相长者的宽宏气量。但面对蔡襄的指责，他彻底沉默。

因为那太狠辣致命了。

蔡襄说，宋朝西北边疆的失败、国家的积弱、政府的涣散无能，都要由吕夷简负责。都是他“谋身忘公”、“但为私计”，２０多年以来，凡是仗义执言的，像孔道铺、范仲淹、杨偕、孙沔、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不是贬官外放，就是压制不用，搞得满朝文武都是一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废物，所以一但与辽国、西夏较劲，国家只能失败。

这是把吕夷简定­性­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了。换谁能受得了呢？面对这样的局面，尤其是不争气的身体，吕夷简只好请求辞职，不论皇帝怎样挽留，他都不再上班。直到宋庆历四年，公元１０４４年的九月十日，他死在了郑州。

那时，距他生病下野，己经过去了将近两年，刚好是宋朝和西夏正式约和的日子。而名传后世的庆历改革也即将开始。

他的死，似乎是为了一个时代让开了道路。让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能大展鸿图，做出那些似是而非的“功业”。那么，他的死，就是个好事了？相对于宋朝的国政，和民生来说？

好像是，毕竟人类的进步，就取决于改新。但仔细想，他死得仍然不是时候，因为至少范仲淹还没有做好准备，三百年间第一人的人生缺陷，就在于接班得太突然，太快了。

但那是后话，在吕夷简这位一代名相谢幕的时候，还是应该先点评一下他的人生。

分析一个人，要看他做过哪些事。吕夷简作为帝国首相，这么多年除了维持帝国的政务正常运行之外，比较知名的，就是保住了赵祯亲妈的名位，以及支持赵祯痛打­干­扰他休掉老婆的君子们。

一保一贬，层次分明，重心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对皇帝，且只对皇帝一个人忠心。

从宏观角度来看，这都是私事，与国家政务无关。有关的，就只剩下了西北战争时期起用并支持了宿敌范仲淹等人。这就很有些放弃私斗，一心为公的心胸了。公平地讲，这是他的人生亮点，不管内里原因是什么，比如从他难为富弼出使，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报复政敌方式上，很难相信他完全出于一片好心。也得承认，这对国家有好处。

三件好事，对于执政过２０年的元老首相来说，够吗？足以涵盖评价他的一生吗？我们还得看一看，他日常的工作作风是怎样的。就从他离职之前的一件事说起。

那是在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定川砦之战的前夕，枢密副使任布丢官了，被外放到河阳。任布这个人没什么大名气，进入两府纯粹是资格熬到了，并且­性­格非常好，从来不多说话找麻烦。但有一点，少言寡语的人往往脾气更大，­性­子更倔，任布就是这样，他谁都不惹，唯独讨厌吕夷简。

好几次和吕夷简唱对台戏之后，吕首相生气了，决定搞掉他。用什么办法，就很挠头，因为任布不犯错误，你找不着人家毛病。但别急，吕夷简能。他打听到任布的儿子是个妙人，特点就是“狂”、“愚”。胆子又大­性­子又蠢。

办法来了，先升任布儿子的官，非常显赫，进入了知谏院。这下子任儿子如鱼得水，终于可以想扁就扁谁了！他第一个目标就是……他老子。说他爸爸没才华。

估计这娃是真有病，而且平时狂妄成灾，觉得自己是外星人下凡，可他老爸却从没拿他当事。于是，确定他老爸没才华。

这样的奏章上缴两府，结局只能有一个——被他老爸发现。任布这个气啊，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呢？家丑不可外扬，他把信私下里藏起来了。但事情没完，吕夷简再接再厉，继续向任儿子撮火，有人藏了你的奏章，成心让皇帝看不见。

任儿子大怒，再次上书，一定要查出是谁敢坏他的好事！于是，就查出来了……任布下野。至于­精­彩绝伦，疑拟非人类的任儿子嘛，还在京城里等着升官呢。结果死得更惨，吕夷简所控制的台、谏官员以人伦大义都泯灭的不孝罪，把他彻底打压。

连子不言父之过都不懂，你还出来做什么官！

那么唆使人家父子不和的人又是什么品德呢？明知道对方是傻子，还教唆去砍自己的老爸，这样的人品，算不算卑鄙无耻呢？

吕夷简就这样的德­性­。

所以说，可以笼统地先下个定义，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完全忘公的坏人，一个不太善良的好人。他使的招数­阴­损，心胸也不广阔，一个个政敌都被他这样打压下去，拉帮结派，让宋朝的上层官场死气沉沉，可以归纳为­奸­邪。但是与后来的蔡京、秦桧还是大有区别。

他在重大国家上不含糊，知道用谁会对国家民族有利。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仍然不够，作为宋仁宗一朝的代表­性­人物，怎么可以只分析表面，不深挖内层呢？吕夷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历史上有段对话，可以真切地表现出他的心理内在。那是他和范仲淹两人私下里纵论天下人物。说到了­操­守名节时，吕夷简冷笑着摇头，“我见过的人物太多了，现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操­守二字。”

范仲淹长叹一声，非常无奈。“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人，难怪­操­守之士不来。”

一句道破天机，吕夷简眼中，根本就没有好人君子。所谓“小人眼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小人；君子眼中，天下滔滔，无一不是君子。”他根本没那个德量，更不敢去相信除自己以外的人，用手段去制约，用诡计去迎合，不像范仲淹那样，以风骨服人，以道理取胜。

这是吕夷简的短处，相应的，史学界也认为这是范仲淹的长处。但小心，做人，和为政是两码事。吕夷简因为小心和使诈，他屹立官场４０余年不倒。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失败，也要从他的信人，胸襟过于广大上去找原因。

最后要探讨的，是吕夷简之死对宋朝国政走向的影响。他死早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大管家，是皇帝与群臣们之间的勾通桥梁，他死在了西夏战争的尾声阶段，宋朝之前的国政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太多了，真的是他所引领的政府无能，才导致的这样。

如果他不死，以他老辣沉稳的作风，和熟悉政务的水平，就算不能把问题都解决，至少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慌乱，不会有庆历改革时闹出的党争！

可是他死了，一下子就把赵祯和范仲淹推上了前台，逼着这两个人来解决积压了２０多年的，遍及朝野每个角落的大问题。这对皇帝和范仲淹来说，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他们都有危机感，都有改革热情，但也都没有准备好。

有太多的事，都是匆忙发生的。

庆历三年，公元１０４３年的正月初二日，仁宗皇帝就挨了当头一­棒­，他３岁的儿子赵曦死了。这年他３４岁，真正的中年丧子，痛彻肝肠。

三月，由于吕夷简被大面积的弹劾，终于挺不住了，从中书省下野。政府开始调整班子，从这一刻起，宋朝的上层建筑就来回的折腾，时间上从三月调到了九月，次数上，居然半年之内，把两府高官换了三茬。

太复杂，列个表。

第１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夏竦；副枢密使，富弼；

第２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范仲淹；

第３次：宰相，晏殊、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

这些变动，看着似乎人员的流动量不大，还是那些人，只是官位稍有变化。但玄妙就在这里，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不光是在“小人”当政时互相倾扎，就连“君子”们做事时，也有相应的被人称道的优点。

比如史书里就经常说，“君子”们下朝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上朝之后却翻脸无情，为了公事，可以疾言厉­色­，你争我吵，决不让步。接着下朝之后，继续无话不谈，同志一家亲……结论，这是多么的公而忘私啊，又是多么的高量雅致。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官位。仍然是官本位说话。就拿上面的人事变动来说，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其凶险­性­，一次让君子们内部分裂；另一次，让改革无疾而终。前一个，发生在第２次任免，把范仲淹和韩琦调进了中央，陕西方面的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安抚招讨使的最大头衔就专派了一个人。

郑戬。

这个人主持西北军政之后，立即就让潜伏的矛盾尖锐化，使君子们开始内讧。

第二个，就是第１次任免时的夏竦老先生，其实他没去上班。不是他不愿意，他一万个愿意，谁敢挡他，他记仇一辈子。但他就是被君子们齐心合力地弹劾，赶出的中央，不仅枢密使当不上，就连开封城都呆不了，直接到毫州去当官。

这人真的记仇，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在后来，都在他的手里狼狈不堪。

宋朝在失去吕夷简之后，上层经过３次的人事任免，才勉强地应付过去了接二连三，接五连六，没完没了的大麻烦。可以说，每一次的人员变动，都跟这些麻烦有关。

首先还是李元昊，胡儿不死，永远是最大的麻烦。这小子在战场内外，哪个方面都让宋朝七上八下，不亦乐乎，包括议和。三月份，他的使者西夏六宅使贺从勖带着国书找到了庞籍，我们西夏方面怀着最大的诚意扑面而来了。

庞籍打开一看，立即吓了一跳，他感动了。真没想到，李元昊竟然这样恭顺。国书是这样开头的，“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他主动给宋仁宗当儿子！

前面说过，李元昊的真实年岁要比赵祯大６岁，而且在战场上屡战屡胜，议和议到这个份上，真是无可挑剔了吧？但且慢，后面还有话，“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说得很明白，我可以给你当儿子，但我一定要是国王，西夏必须独立。

庞籍沉默了，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天子至尊，至高无尚。你们这份国书里名体不正，我不会上传给皇上的。”

贺从勖也不含糊，回答说我们的名体很正，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皇帝。这有什么不对？我要求到开封面见皇帝，如果皇帝亲自不许，我再返回去更改。

庞籍想了又想，想了起范仲淹以前犯的错误。臣子无外交，好吧，那就送你进中央。就这样，西夏的使者事隔５年之后，第一次重回开封。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和平信息，５年了，死了多少人，费了多少钱粮，一切终于有希望结束了。

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宋朝两府大臣开了好多次会，终于下定决心回绝李元昊。名份不正，一切免谈。结果七月份时，名份终于“正”了。李元昊再次派人送来了国书，这次条件细了很多，要求宋朝增加岁赐，割让边地，解除盐禁，重开榷场，一共是１１个条款。

尤其是开头的称呼变了，再没有儿子父亲的说法，他直接称自己为“吾祖”。注意，不是兀卒，怕你们宋朝人看不懂，来了个直接的汉译音。

“吾祖”……

我是你爸爸！

这两个字还有别的解释吗？这份国书一露面，宋朝立即炸了锅，各位御史们先跳了出来，蔡襄怒不可遏。这是在玩我们宋朝，如果答应了，以后他们上书时自称“吾祖”，我们答诏书时也称其“吾祖”，我们堂堂大宋成了什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绝不答应！

由此上纲上线，文官们的想象力和尊严感无限度攀升，每个人都变得血贯瞳仁。朝廷里的和、战两派又开始分裂。和，以宰相晏殊以及范仲淹等人为首，他们认为李元昊那些党项人没有道义廉耻是传统，一时半会改不了的，毛病总会犯，就算现在乖了，以后肯定还会变化。

这点看得很准，以后的确不停地变，一直变了１００多年！

所以嘛，我们许和是必须的，只是要震慑一下对方的气焰就是了。

战的一派，以韩琦为首。比较可怜，­精­确一点的说法是，中书省里只有他一个为“首”。韩相公怒了，他坚决不同意和谈，无论谁劝都不行。最后首相晏殊没了办法，做了件特没面子的事，他把刺猬扔给了皇帝。陛下，我们都同意了，只有韩琦反对，您看着办吧。

皇帝把韩琦叫来，为什么？韩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分析，现在之所以认为李元昊肯定会降，而且以后不会再造反，是因为契丹方面稳定了，辽国和我们再次成为盟友，他们会约束李元昊的。可是有一点，辽国能让李元昊罢兵，自然也能让他举兵，那时两线作战，我们怎么办？

回想一下，辽国是因为什么和我们再次结盟的？是历代的友情？还是富弼以及军方的压力？很明显是后者。如果我们现在以屈辱条件同意李元昊的和谈，辽国方面会重新掂量我们的分量的！

虎狼之邦，不能以仁义礼智来衡量，我们得时刻清醒。所以和谈是肯定的，但不是现在。

这样的理由谁也没法反驳，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一拖两个多月，西夏的使者等得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们先聊着吧，啥时有信儿通知我。

贺从勖回国了。西线就此进入扯羊皮状态。

宋朝的麻烦却刚刚开始。这时是七月，在这个月和五月时，宋朝内部连续出现了两次兵变。五月那次发生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京东路“捉贼虎翼军”的士兵王伦，按照宋朝的官方说法是恶­性­不改，此人聚集了四五十个士兵，就造反了。

５０个人，就砍倒了沂州巡检使。之后一路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真州（江苏仪征），到高邮（江苏高邮）。这么一大路的折腾，他的军队终于扩大了，达到了……２００多人。

就这么点人，居然所向披靡，没人能挡。沿途路过的州县衙门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尤其是高邮知军晁仲先生最搞笑，他没跑，而是贴出了个告示，号召居民们拿出牛羊金帛，出城迎接好汉们进城！

在这样的局面下，王伦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在高邮穿上黄袍，宣布称帝，连年号都定下来了。所以嘛，高邮的同志们请注意了，以后别再像近代文学大师汪曾祺那样说，高邮除了出产双黄的咸鸭蛋之后就只有吴三贵了，而是还出产过皇帝。

王伦在七月时被捉住，押解京城砍头。他死的时候，陕西南部暴发了第二次兵变，领导人叫张海、郭邈山，这两个人的活计就比王伦玩得地道多了。首先是人多，开始时也只有几十个人，可以迅速壮大，一个月左右就扩大到了几千人。而且不断地有饥民、叛兵、囚徒，以及职业土匪加入。

这样的战斗力是惊人的，西北方面的正规军居然都抵挡不住，宋朝高层们先是惊骇，紧接着就是庆幸。真是幸运啊，这帮人没在和李元昊死掐的时候冒出来。由于地区敏感，宋朝派出了最高规格的战力。由韩琦火速出京，到陕南去，以西北最­精­锐的部队平叛，要求越快越好，绝对不许拖延！

韩琦不负重望，以半个月的时候，一举全歼叛兵。这样，宋朝的局势终于稳定了一些。不过别急，这一年是宋朝著名的灾年，天灾人祸品种繁多，老天爷也出面打劫了。

这一年从开春时起，直到五月份，宋朝中原大地滴雨未落，一片­干­旱。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点，就算到了现代，或者未来，都必然一贯如此。

因为我们人多，民以食为天，必须得先吃饱饭。那么雨水就是最重要的民生甚至战略物资了。可是很难，雨水一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死|­茓­，就算到了现代，缺水都是制约我们发展进步的瓶颈，至于原因，那就太多了。

在现代，有各种解释。都比较科学高端化，比如说从全球的气候形成上看，中国的腹地如果想下雨的话，就得由西北的冷空气云团和东南亚沿海方面的海洋暖气流在当地的上空汇集，才能达到。两者缺一不可，只要在需要的季节里稍微互相错过，那么­干­旱随时发生。

这只是一个解释而已，其它的还有Ｎ多种。可在古代，解释只有一个，皇帝老子近期不学好了，他肯定吃穿浪费，留恋女­色­，或者办错了什么案子，等等等等，都是领导人不好。

于是宋仁宗陛下就只好专程去京城第一大寺相国寺，以及道教的第一大观会灵观祈雨。仪式隆重，万般虔诚，可是很显然，当天玉皇大帝也在忙别的事，或者和王母私聊去了？反正祈雨没效果，该旱还是旱。直到近六月时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终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仁宗当时己经睡了，空阔的皇宫里他突然间爬了起来，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了宫殿外面，他向茫茫的夜­色­跪倒，对苍天叩拜１００次。雨，终于下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仁宗就在雨中站立，这时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陪着他一直站到大雨停了，才慢慢走回宫里。

旱情终于得到了点缓解，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粮，这里专指皇帝可以动用的政府钱粮，在赵光义耗尽赵匡胤毕生所积，赵恒自利更生又自生自灭，经刘娥稍微恢复，又被李元昊、耶律宗真轮番消耗打劫之后，又所剩无几，能维持基本运转，都只能依靠皇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内库了！

河­干­海落，竭泽而渔，眼看着全国都在吃亏空，最后都吃到皇帝的老本了。这日子还能再过吗？赵祯想来想去，刀己经砍在了脖骾上，必须得想出改变的办法来。

在这样的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一个经典时刻。

宋庆历三年，公元１０４３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里。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前列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４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４位老人，是晏殊、范仲淹，各５２岁；章得象、杜衍，各６５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史王尧臣４０岁，富弼３９岁，欧阳修、王素３６岁，韩琦３５岁，王拱辰、蔡襄３１岁。都是年富力强，心雄天下的时候。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都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过，堪称年青才俊，国之­精­英。

他们登阁之后，首先由皇帝率领，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只见上面己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己经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

以振兴国家！

首先振奋的是人心，这批人是当时汉族当之无愧的真正­精­华。每个人都是凭真才实学考上来的人才，并且没有依靠任何门路恩泽升上的高位。他们早就看出了国家的问题在哪里，现在终于有机会改变现状了。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即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把问题的所在，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１０个方面。

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这１０个方面，一共３０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栗。只要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可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逐条细分一下，来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都是些什么事。第１，“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升迁制度，即“磨勘”。

磨勘是指宋朝的官员中，文官每３年一次，武官每５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给京师考课院去审查，如果没有重大的过失，并且没有同僚、上司的指责，那么就可以升官一级。

这个制度首创于真宗年间，是赵祯的父亲赵恒发起的。它有针对­性­，在早期是绝对有必要­性­的。比如在太祖、太宗时期，没有这个制度，那么官员们的升迁就得由皇帝、宰相、枢密们说了算。好处是帝国初期的皇帝和两府大臣们都是硬角­色­，什么都懂，并且都怀有创业的激|情，没有那么多的猫腻想法。

选上来的官，都是真才实料。

但到了真宗时期，和平的时间长了，人，难免就坠落了。连皇帝都天天跟神仙聊天，宰相们也各有各的丑事，还怎么能清晰公平的分析出下面官吏的成­色­呢？于是就需要制度。可制度时间长了，就一样也显出了它的弊端。

即磨勘使人钝化。它考核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人人都在避免着犯错误，没错就能升官。这样谁还敢去做事呢？这样，宋朝的官场说白了就是佛经《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要改的，第一条就是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出京、外两种的区别。京官里，经保荐的３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５年才准磨勘。这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出惩罚条例，以往的磨勘，只要不犯错就能升官，现在别想了。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是凡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２，“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还是从伟大的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说起。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有丰厚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３０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材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２０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２０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从此下考场去；并且阁馆要职，从此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３，“­精­贡举”。

这一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现状。范仲淹作为过来人，他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胡汉杂交品种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模式上就改。但细节方面，就说得实在笼统了。只是说到要“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要先取策论再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如果要说到细节，倒真是有一个，还非常的有魄力。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斜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７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６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６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就是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６项里。

“择长官”——要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１０，大州的知州１０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１０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应该所选得人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好坏不一，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不是很正常吗？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是件让人无语的事。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己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决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５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没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明目张胆地动摇国家根本，范仲淹却安然无恙，找理由有一大堆，其实一条就足够了。宋朝不杀言事大臣。但对他仍然很特殊。

他的１０条建议，只删除了“修武备”１条，其它的全部采纳。在１个月之后，就全国推广实行。这样的速度和力度，是宋朝近３０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可以看出，仁宗皇帝对改变国家现状是多么的迫切，同时也让以范仲淹为首的新党君子们兴奋异样。

“为天地立名，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所有孔圣门徒，儒家子弟的共同心愿，从这时起，就要变成现实了！

很激动人心，真该马上切换到更热血沸腾的革新现场上去，看一下广阔天地里正在进行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稍等一下，历史是一门学问，其严密­性­不比任何物理化学方程式差，就比如这时庆历三年所进行的……不叫变法，而是新政。

要在这时就给它定­性­。

在事情开头时，就能看到它的结果。仔细端详范仲淹这１０个条例，除了“修武备”那１条之外，没有任何一条是改革­性­质的，都只是在补充和完善。

这就确定了这次地震的级数，和本次斗争本应该有的剧烈程度。之所以以后会出现那样的结果，纯粹是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天章阁问策，不仅是范仲淹提交了新政意见，富弼和韩琦也都有各自的奏章。富弼写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把军政两方面都论述了一遍。韩琦先上了７个条款，随后改成了８个。是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去冗食、谨入官。

看着和范仲淹的差不多，还粗略了一些，所以历史上一般只以范仲淹的条款为准。但是要小心，里面另有文章。韩琦也发过言了，他也开过会，并且头衔很高。这就又造成了一个事实，范仲淹有多高，他就有多高，无论如何都差不了多少。

大家是平级。甚至富弼也同样。君子们，他们“和而不同”，没有谁是绝对的说一不二的领袖。

新政就要铺开，但问题还要先讲。还有些别的事没有交代清楚，因为每当看到这里时，我的脑子里总会冒出一个问号。

如果范仲淹等人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宋仁宗时代，还能被称为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里“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时代吗？难道都是乱讲的？

这是个问题，涉及到了阶级。其本质就像这本书开篇时所写的那句话一样，“快乐就像金钱，世上只有那么多，你多得了，必有别人少得。相反也一样。”

对某些人来说，这时是“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相应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最不美好、最不富足、最不文明、最不自由”的！

后一种人，是武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奴隶，像奴隶一样的佃农等等等等。前一种人，是文官，是大商人。

我们必须得先知道富的有多富，牛的有多牛，才会清楚穷的有多穷，怒的有多怒，范仲淹等人的所谓新政，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暂且认为所有条款都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说富裕，先说文官。这要找出一个合适的个案来，他不仅要说明宋朝的文官有多幸福，更要能衬托出大商人们有多嚣张。这样一些极品例子，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寇准、吕蒙正、宋祁、晏殊等大佬，他们的圈子还是太窄，并且事迹也太人所周知了，总拿他们说事，让人烦得慌。

我举出的这个人叫石延年，字曼卿，官并不太大，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做的实事很多，包括在河北、河东、陕西练了几十万民兵，防备西夏和辽国。他出名的地方，在于他的诗词非常美，画也很高雅，但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为世人所传颂的，是他的酒量。

宋朝官员喝酒享乐，花样真是太多了。寇准能包起大幕，喝到烛泪满地，跘人跟头，一场酒局下来，赏给舞女们的钱，就是普通人家几年的积蓄；吕蒙正寒酸了些，他喜欢独饮，只是下酒菜特殊了些，他喜欢­鸡­舌。

于是吕府后巷里天天遍地­鸡­毛，­鸡­尸成片……宋祁、晏殊两人很风雅，富得不露痕迹，没几个人看过他们喝酒的样子。石曼卿则不同，他的喝法在人类史上也不多见。

披头散法，赤脚戴枷喝，叫囚饮；爬大树上蹲在树杈上喝，叫巢饮；全身脱光光，跳进一大捆稻草里，在里面躲好了，伸出头来喝，喝完了再把头缩回去，叫鳖饮。各种动物喝法都玩腻了之后，他也能像神仙那样飘逸潇洒。

某次，他和另一位酒坛大将刘潜去酒店，脱落痕迹，举杯即­干­，喝了一整天。天晚后，两人站起，一揖相别，终局没交谈一句话。第二天，开封全城轰动，该酒店昨日有两仙对饮。

这样他喝酒的名声就传出去了，常在河边走，终究要湿鞋，一个非常特殊的酒局在等着他。

事情最先从住宅说起。这就要先说说宋朝的城市规划特点，它和以前所有的朝代都不一样。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城市特点，就两个字。

封闭。

以伟大的唐朝为例，长安、洛阳这两大最著名的大都会，其实就是两座超大型的集中营。它们由最外围的高大坚实的城墙围起，最里面又是更加坚固且豪华的围墙——皇宫。在外城与皇宫之间的，就是１００多个居民区，叫“坊”。外加两三个商业区，叫“市”。

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交织的大街，看着可以通行，但是有严格的限制。首先，坊和市都要由围墙隔断，各自成为独立的分离体。在唯一可以走动的大街上，道旁没有任何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有资格临街开门。

很苛刻吗？不，这己经非常进步了。在汉朝，想临街开门，您得至少是万户侯。至于买东西，您可得趁早，尤其是腿脚得快些。市，每个商业区都只营业小半天，黄昏就是命令，全城居民必须立即回家，好孩子早早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就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了。冷漠。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而商业，更谈不到发展。­精­神和物质都被一道道高墙所禁锢，这才能体现出那些“五陵少年”们的倜傥，只有这么一伙人，是疯疯癫癫，玩得尽­性­的。

宋朝就不是这样，她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她是之前的汉、唐、五代等没法比似的，更是之后的元、明、清所没能达到的。我们随便举出个例子，就以开封城里御街北段，自州桥向北，直到皇城宣德门这段路为例，就会知道宋朝的风气是怎样的。

这段路上衙门林立，有超级大衙门，比如枢密院、秘书省、门下省，也有次一等的，如太常寺、都进奏院、都亭驿，再向前还有神圣无比的景灵东宫、景灵西宫，这是皇家的家庙，里面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神位。就在这样的地方，百姓们就见逢Сhā针地开着各种店铺，每天从早到晚，从晚到半夜，不停地迎来送往，吆喝叫卖，就是这么的闹。

但是官府不赶跑店铺，店铺不避让高官，双方和平共处，就是个和谐。更不用说离他们不远的附近街区，就有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那里随时都保持着至少２０００名学生，朗朗的读书声简直就是大合唱。更绝的是，太学的附近，就是个红灯区，他们的大合唱里总是会掺进去些莺歌燕语，打情骂俏，生动……活泼。

石延年的事就是这么发生的，他身为朝廷大官，可是邻居，他没法挑选，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话说他那时住在蔡河下曲，旁边是座大宅院，高墙大门，看着那叫个森严，里边天天传出来钟鸣鼎食之声，轻歌曼舞之乐。

石大人听得心里很痒。

但是不敢随便登门，就算经常喝醉了，也没敢借着酒胆放肆。因为对方的架子真是超大，每天几十个锦衣奴仆出出进进，那派头在当时就是阶层的象征。直到有一天，好奇心终于要害死猫了，他拦住一个锦衣奴仆问，“你们主人何许人呢？”

回答：“敝主人姓李，方２０岁，无兄弟，家里侍妾曳罗绮者数十人。”

竟然如此奢华！敢情外边几十个男仆，里面还有更多的佳丽……石延年把Ｎ多的问号都扔开，不顾身份，向一个下人提出了要求。“我想见见你们主人。”

那个仆人微笑了，“敝家郎君素来不结交士大夫。不过，他喜欢饮酒。早就听说石大人海量，郎君似乎也有意见您，请大人稍候听信。”

不多一会儿，仆人回来，有请您过府饮宴。

石延年很高兴，为了郑重，第一次登门嘛，他全套冠带打扮，虽然不是官服，己经靴帽俱全。终于进了这座大宅，里边厅堂高大，设施豪华，石延年更是不敢大意。他坐等了好一会儿，主人才出来。却见这位姓李的２０岁青年没戴帽子，只系了块头巾，腰间是一条勒帛，脚下是一双拖鞋。见面之后，更没有行礼作揖那一套，拱了拱手，就把他带到了另一间馆舍里。

这间馆舍丝帷锦帐重重叠叠，不见其深处怎样，陈设珠光宝气，极尽纷华富丽。两人坐了好一会儿，像是要石延年熟悉环境，放松心情。之后，才有两位俏丽佳人走了进来，看装扮，她们是侍女，手上也托着些什么，可不是酒菜。不是要喝酒吗？石延年开始奇怪，喝遍开封全城，还没见过这样待客的场面。

走近之后，石延年才看清她们手上托的是什么。两个小木盘，上面码放着许多块红­色­象牙牌，牌上有字，那些字他都非常熟。

宋朝当时知名的美酒，以及汴梁城里的经典美味。侍女提示，他可以各选５种。

片刻之后，香气袭来，１０多位歌妓侍妾托着果品酒菜，丝竹乐器进来了，可是没有桌子，她们就站在主客之间。歌声响起，笙管鸣奏，罗绮丛中，香艳袭人，这些美女向石延年缓缓走近，他不知道是要做什么，难道宴席就是这样开始了？

的确开始了，这在当时叫“软盘酒”。不用桌椅摆设，侍女们轻移款步，游行于主客之间，纤手奉送，难道还不如无知的木头？当天石延年就在这样的温香软玉丛中饮酒，侍女们忽聚忽散，共有５次，他饮酒举杯５次。之后侍女们鱼贯而出，主人也翩然而去。

酒宴竟然结束了。

石延年好长时间没返过劲来，与这位翩翩少年相比，自己算是什么呢？所谓海量，所谓囚饮、巢饮、鳖饮，都不过是怪癖之饮、牛饮！只供解渴，哪来的雅致？尤其是想起，以前和众酒友所自豪的，不是喝多少酒，而是喝多少天酒，真是惭愧，惭愧！

由此萌发出爱慕亲近的感觉，他事后郑重写帖，派人送去，要与李郎君结交。却不料人家闭门不纳，根本就不再来往。石延年很受伤，对这人百思不解，多方查问，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是权贵子弟，只是富商大贾，一心一意做生意的人，根本就没把读书、当官、光宗耀祖，挣国家工资那套事放在眼里。宋朝的有钱人，就是这么的牛。至于要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牛，难道在古代经商，就不用与权贵阶级打好关系吗？

要知道在清朝时，经商的不世天才胡学岩也要挣到个红顶商人的身份，才能让自己的银行商行风行全国。那么在宋朝为什么就这么的反常呢？这个事以后再说，因为在范仲淹新政的时代，并没有对商业、商人的限制在里面。

现在提到这些，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即范仲淹的新政，还是彻底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全是用于改善宋朝当时的政府职能，就算触犯了官场上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轻微。他没法像３０年之后的那场真正改革­性­质的变法中，那位天地神明祖宗皇命都不在乎的人，所达到的激烈对抗程度。

顺便说一下，那个人就在此时的一年前，考中了进士，名次蛮高的，是一甲第４名。现在正在南方的一个小地方，当个芝麻小官，奉养母亲，教携诸弟，日子过得很清苦。

他的名字叫王安石。

综上所述，范仲淹的出发点很好，方法很柔和，皇帝的决心也很大，只是一个月之后，新政就开始在全国实行。这个形势是多么的喜人啊，那么请问，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

问题就出在新政推行的头一条，“择官长”上。

首先，这是个历史原因。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级别是“路”，官职叫转运使，名义是可以管钱、管粮、管军队。这就很要命，因为跟唐朝的节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赵匡胤和赵普玩了个小花样，就是让后代子孙一片哀号的“冗官”。

他们给官职来了个叠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转运使的权力暗地里分散了，最起码的，没有监督管理权，这份权力派给了一个叫“按察使”的官。于是就造成了转动使名义上最大，可没人怕的现象。

范仲淹提议，让转运使和按察使合而为一，把下属各部门、各官吏的工作情况全面向中央汇报，这样看谁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奋。不过最振奋的人不是各路的转运使大哥，而是开封城里的当时最有名的大才子欧阳修。这时他升官了，是知谏院的院长，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弹劾权。而掌握这份权力的过程，就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业绩。

给宋朝官场洗澡。

吕夷简死后，他和蔡襄、余靖等君子们同心协力，把吕夷简例年来安Сhā进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同党们都赶下了台。２０多年的污垢一下子都洗白，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他爱­干­净就成了习­性­。庆历三年的九月份仁宗皇帝开天章问策，十月“择官长”开始实行，十一月时他就接连上书，两封信，一个是弹劾两制官，也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说“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还得继续清洗。

一个是瞄准了由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掌管着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弹劾权的同级部门，“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好多年！

很多年之后，这两封奏章被认为是庆历年间最伟大的疯子欧阳修的开山之作，是他成为顶级君子，又同时把新政玩死的证据之一。

但要真正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尤其重要的是，他怎么就敢这样做。需要重新回顾一下宋朝当时的政府名单。

宰相：章得象、晏殊；

枢密使：杜衍；

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

枢密副使：韩琦、富弼；

权三司使：王尧臣。

这份名单里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都是自己人；晏殊是富弼的老丈人；章得象认为新党很可爱，时刻都笑得跟朵花似的；杜衍，更不用说，此人以后倒霉都是因为与新党结盟。

外人只有贾昌朝一个。

这是多么好的，好得空前的形势啊。在清洗了吕夷简的余党之后，加在清洗时表现积极的余靖、蔡襄等知谏院同僚，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对此，欧阳修强烈要求抓住形势，把新政里的第一条要旨“择人”上纲上线，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想程度。

即“进贤退不肖”。

把君子们都提上来，把小人们都赶下去，只有这样，宋朝才能焕然一新，重新做人！

奏章送上去了，欧阳修坐等好消息。他坚信８人内阁必将全票通过他的提议，就算唯一的那一票贾昌朝会反对，也没什么大不了。单只平级的范仲淹就足以压死他，更何况很可能贾昌朝只会沉默，毕竟官场大忌就是枪打出头鸟，在这样的形势下，实力对比下，除非贾昌朝疯头了，不然铁定装死人。

哪怕这两封信骂的就是贾昌朝本人。

很不幸，这成了现实。稍微知道些内情的人，都明白欧阳修弹劾的这两个部门具体到个人头上，会砸到谁。一个是现任御史台长官王拱辰，一个就是前任御史台长官、现参知政事贾昌朝，尤其是贾大人还负责着两制官员的日常工作。

于是对号入座，贾大人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两封奏章。不用深思，欧阳大才子写得清楚明白，“近年台官，”你是前任首脑，说得就是你。

这时要介绍一下贾昌朝这个人。按他的出身和资历来说，欧阳修还真的没法把他放在眼里。此人出生在公元９９８年，真定获鹿（今河北获鹿）人，现年４５岁，是一个中青年­干­部。出身比较矬，只是一个同进士。所谓同，真是让普天下读书生不如死的一件羞耻事。

同，其实就是不同。科考中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这是最荣耀的；二甲大家一样，都是进士了，身份很正规；三甲就是赐“同”进士出身。您和进士很像，但……自己捉摸去吧。但凡有点自尊心的文人，都决不肯忍受这种污辱一样的恩惠。

大不了我重考就是了！

但贾昌朝忍了，他的官场生涯起步超级低，是一个小县城的主簿，第二步才做到了知县。他后来之所以飞黄腾达，是因为机缘巧合作了崇政殿说书。这是给皇帝讲课的职务，他零距离地接触了仁宗赵祯。领导的印象分大于一切，他开始统领御史台，再进入中书省，成为顶级文官。这样的资历，你让欧阳修拿哪只眼睛看得上呢？

典型的小人，出身卑贱，学识低微，不走正路，混得越高，危害越大。“退不肖”，这就是当时天下最大的不肖，一定要把他搞倒！

就这样，欧阳修犯错了。一个没有出身的人，能混到这一步，对官场的理解，对手段的使用，都不是正常思维、普通人生所能了解的。贾昌朝的确人单势孤，在政府里没什么发言权。可是很幸运，他的老部下们都被欧阳修踢到了他这一边。

整个御史台，以及从御史台出来高升，或者退休的人，都是他的盟友。这些人在搞事，在弹劾别人的时候，欧阳修还在风花雪月，吟诗作对呢。这样，就决定了此次斗争的主调。

欧阳修的武器只有道义和文字，可这些人，能无孔不入直达要害，从“君子”们立身扬名的最根本处挖出毛病来，他们很容易就让人身、败、名、裂。

搞人是一种艺术，所谓指南打北，指桑骂槐，指鹿为马……反正就是让人摸不透。贾昌朝们出手，先没理会京城里气势汹汹的欧阳修，而是悄悄地派人潜入了陕西四路。

那里是战场，更是新政各位君子的发祥之地。砍掉这里的荣耀，才能击碎君子们高大形象的泡沫。具体的出手人选是御史台里的监察御史梁坚，这真是位行家里手，他选中的目标，和动手的部位，都是最准确最尖锐的。

目标：滕宗谅；部位：钱。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同年，两人一起考中的进士，最初的工作地点也在一起，范仲淹的第一份业绩，修建捍海长堤时两人就在一起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老朋友。到了西北战场上，两人也一起为国出力。问题也就出现在了这里。

和最近的这次定川砦之战有关，葛怀敏战败之后，泾原路彻底被打穿了，范仲淹不顾一切地只带了６０００人马出战。平心而论，没人敢说他有必胜的把握，弄不好他再败了，宋朝就真的一败涂地，再没底牌。幸运的是李元昊主动撤退，他要的不是决战。

滕宗谅当时是泾州城的知州，战火烧到他的城下时，他比泾原路上的大老板王沿还要惨，没有兵，只好征集了几千个农民穿上军装在城墙上站岗。这跟等死差不多，连他在内，泾州城里一片惊慌，全体发抖。

幸好来的是范仲淹。滕宗谅的“罪行”就在这里犯下。他大摆酒宴欢迎老朋友，款待增援的部队，还到寺院里为定川砦之战阵亡的将士们做法事，一系列举动做完之后，宋史官方也承认，当地居民的恐慌情绪大大地缓解了。

我军威武，增援迅速，还怕什么？但是问题也出现，做事是要花钱的，滕宗谅没法点石成金，他动用了官银。

梁坚查得很仔细，前后一共是１６万贯，他当场就要滕宗谅交出使用明细，把所有的帐目都交出来。结果滕宗谅只能列出１０万贯的去向，其它的就实在没法说清了。

梁坚很满意，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交不出来最好。他没给滕宗谅再解释的机会，立即就消失了。可是没回开封，而是跑到了河北路麟州方向。

他又去找张亢的毛病。

张亢是什么人，是临危受命，解救宋朝河北整路百姓的人。没有他，宋朝己经丢掉了丰州城一带的广大国土。更不用说他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李元昊，为宋朝争得了巨大的荣耀。

可是在御史台来看，不管你有多大的功，也要查一下你是不是很“贪”。是不是手脚和滕宗谅一样的不­干­净呢？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就不绕弯子了，直接切入这件事的重点。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贪污”一查一个准，宋朝边关的守将们，都有大笔的超巨额款项去向不明，如果再查，还能查到他们有超多的灰­色­收入。

最早的例子就是青涧城里的种世衡，他在战争期间就被调查过，如果没有庞籍保他，他早就被撤职查办了。当时他非常感动，对庞籍说。“世衡心如铁石，今为相公落泪。”都被逼到了这个份上。

他的钱是哪儿来的？青涧城自主经商，不向开封上税，这不是挖宋朝的墙角是什么？那么钱又哪儿去了？要人上战场卖命，你得给钱！宋朝官方给的那点银子，七折八扣的到士兵手里，都不够买碗酒喝的，凭什么让人把命交给你？！

所以滕宗谅、张亢都手脚不­干­净，他们得用各种手段弄到钱，再把钱给部下们发下去。这样才能调动起只认钱，没太多觉悟的宋朝禁军。实例请参考张亢是怎样成功的，以及刘平是怎样失败的。

战场上的宋军都能挤到主将身边要赏钱！

话说到了这里，应该知道御史台的人，贾昌朝们是怎样的卑劣了，这完全是瞒心昧己，揣着明白说糊涂，还没卸磨就想杀驴。战争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呢，就想着怎样祸害自己人！

梁坚在河北路转了一圈，把张亢的“罪证”也收集好了，这才回开封。任务圆满完成，欧阳修你这个后生小子，就等着哭吧。先放过你，小帮兵没工功夫理会，要第一步就搞臭你们的党魁，让皇帝陛下看清楚，所谓的君子都做了些什么。

官方的记录里仁宗皇帝大怒，关键是他心疼。西北打仗，根据他的­性­格我们可以知道，死的人越多，他就越难过。其实这都是他的大机遇啊，多可惜，他楞是给错过了。

不是冗兵吗？把禁军源源不断地派上去，多死几批，什么麻烦都没有了！老天原谅我，这并不是我人品恶劣，顺口胡说。现代战争学家早就总结过了，战争之所以暴发，就是战备物资太多，必须得消耗。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在宋朝也是这样，李元昊不就是消耗够了，才回心转意的吗？

现在抛开人命谈金钱。前面说过，宋朝的国库都空了，皇帝的私房钱，内库也被掏出来当军费，勒紧裤腰带供养你们这些大兵，可是竟然拿俺的钱中饱私囊！愤怒中仁宗的脑子急速运转，好多年前的事突然间变得清晰。

滕宗谅，很熟嘛，当年俺只是和宫里的妹妹们多亲近几次，这人就曾经上书说：“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整个一个纵欲过度，头脑发晕的小­色­鬼！

越想越怒，来人，派人继续去西北清查，把滕宗谅的问题仔细研究，当作典型来推广。不过真是悲哀，他的命令刚下，御史台里也意气勃发，正想大­干­一场，结果梁坚先生突然间挂了。

这位把贪污分子滕宗谅、张亢挖出来的大检查官不知怎么搞的，是兴奋过度？劳累过度？还是自知有愧，办了缺德事，就不知道了，反正迅速病倒，迅速病死，彻底重新做人去了。

御史台里的人却不管这个，个个都是意志坚强的好同志，死个把人算什么？马上就有人站了出来，代替梁坚办公。他们扑向了泾州城，向滕宗谅要自上任以来所有花销的账本，老实交出来！

滕宗谅的反应很绝，账本……嗯，这个东西应该有，好像有，最近放哪儿来着？好，找到了，各位御史请看，这堆灰里都是。

他一把火都给烧了。

当场毁灭证据，还有比这更嚣张的挑衅吗？您至少给个面子，说丢了甚至某天写日记没纸借用了也成，可就是明白地告诉你，我烧了。

要说御史台的人素质真的高，没生气，很安静地收拾纸灰，返回京城，向皇帝报案才是最重要的。这回的成绩真是更大啊！

现在稍停，来分析一下滕宗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真的是疯了？不，从这件事上就更能看出来御史台的人是不是“人”。滕宗谅悲愤到了极点，老子玩命打仗，你们在后方享清福，现在平安了，居然为几个小钱来给我穿小鞋。

你们的工资和恩荫，哪点不比我这几万贯多！

一怒之下，烧了账本，我是没法说清，那就不说了，随你们怎么办。双方都心知肚明，御史台无动于衷，就是要黑你，你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在宋朝一直都存在着，百年之后杀岳飞时达到过顶点，历史证明，从来就没停过。

案子回到开封，摆在皇帝的办公桌上。范仲淹坐不住了，他站了出来，给自己的同年加战友说话。他以身家­性­命担保，滕宗谅和张亢从来没有贪污过公款，他们花钱时，边关的每一个士兵都看着，都花在阳光底下，没揣进自己的腰包。

仁宗静静地听着，他想着什么，没人看得出来。

另一边御史台中丞大人王拱辰冷笑，滕、张二贪证据确凿，国家的钱不知去向，不是贪是什么？尤其是态度恶劣，账本都敢烧。长此以往，国家法律何在？人人效仿，我们御史台还怎么工作？陛下，您要让不依法办事，我从今天起就不上班了！

仁宗还在考虑，钱，在宋朝君主眼睛里的地位，一般跟粪土差不多。从赵匡胤开始就随便往外扔，主动往外扔，唯恐臣子们不要。这区区几万贯算根毛？但他一直在沉思，这个过程在史书中查阅，他坚持了近两个月，直到庆历三年的年底。

这期间范仲淹和王拱辰掐得你死我活，带动着君子党和御史台两大系统也水深火热。但是很奇妙，掐得正热闹，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突然间王拱辰率领御史台迅速后退。大家撤，马上闪，小心崩上一身血。

君子党内部突然火并，其凶狠程度，让御史台这边的人自愧不如。看人家，就是在边疆混出来的，直接­操­家伙上，是军队出动耶——————

这次君子党的内讧很复杂，就像君子们的­精­神内核让人捉摸不透一样，这事儿在历史上也说法不一。事情，起源于修一座城，名叫水洛城。

以最简单的条理说明，就是有人要修，是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具体的修城人是刘沪和董士廉。反对的人是泾州知府尹洙。

前面说过，宋朝对西夏人的一大武器，就是寨堡政策。不断地修城，不断地建堡，把防线逐渐前移，直到把西夏人的国土缩水，一点点地吃掉。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非常管用的，西夏人的横山等山脉屏障就都被宋朝给吞掉了。

那么修城，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会让在西北­精­诚合作，回到开封也结成一党的君子们内讧呢？里面大有文章。先从历史上的一些很煽情的桥段说起。

主角是刘沪。

他是河北保定人，生于军人世家。祖父死在了赵匡胤平定李重进的战斗中，父亲一直驻军西北，是代州、秦州的钤辖。他最初隶属于开封禁军，和李元昊开战之后，像狄青一样被调到西北。某些资料指出，他第一次出头露脸，是在任福兵败好水川时，那时他率兵出击，深入敌区２００里，击破党项诸族，开拓了水洛地区，稳定了局面。

这功劳可真是太大了，尤其是说他打通了渭州和秦州之间的通道，对整个战局都有了重大影响。于是，他就请示了后来的四路都部署郑戬，请求修建水洛城。

看这份资料，修建完全是好上加好，在最重要的地点建出一个固定的堡垒，无论对哪方面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尹洙为什么要反对呢？

这就要从内、外两方面来剖析。其中的内，指的是郑戬和范仲淹的关系，尹洙和韩琦的关系，韩琦和范仲淹的关系。一大串的关系里就隐藏着水洛城事件的真正底蕴。

那个外部方面，就非常简单，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水洛城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险要，几乎不容不重视。谁要是忽略了它，简直就是投敌卖国！但真的是这样吗？无图无真相，只要翻开地理图册，它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再没有半点神秘。

水洛城在泾原路，与西夏的三战，后两战都在这里发生，这些地名，相信我们都很熟了。比如说笼竿城、瓦亭寨、镇戎军、三川寨、定川砦。请注意，我是按照地图的标准方位，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来依次排列这些地名的。

即笼竿城与瓦亭寨平行，在好水川一线。向上是镇戎军、三川寨、定川砦。那么水洛城在哪儿呢？按上面的资料解读，它应该再向西夏方向延伸２００公里，那真的是深入敌后，孤胆作战了。

可让人无语的是，水洛城是今天的庄浪县城，那是在笼竿城的大后方快２００里了！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哪有的什么危险和困难，或者什么必要­性­，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尤其是和西夏议和议得两情相悦的时候。

为了这么个可修可不修的东西，君子党内部就掐得要死要活，甚至都出动了军队，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内”部的原因说起了。即君子大佬们的关系。

郑戬要修，因为他是范仲淹的真正嫡系。他们是连襟，都娶了宋朝老进士、大名士李昌龄的女儿为妻。在脾气上也很像，都是与小人不共戴天的信仰。说起修城，这是范仲淹的终极战略，他就是要用这招把李元昊拖死。格言是宁可把汗水滴到建筑工地上，也绝不流在和西夏人野外打群架上。

尹洙反对，因为他是韩琦的嫡系。在好水川之战发生前，他还曾为韩琦去游说范仲淹，那段历史前面都说过，现在不赘述了。他和韩琦的共同理想，就是消灭西夏人的有生力量，多杀几个，自然没了威胁，何必修那么多的小寨子？

何况修一处，就要守一处，兵力越来越分散，党项人再来个个击破，注定了我们会死得更难看。

综上所述，各有各的理。真的要分出对错，似乎也能。因为好水川，主战的韩琦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也有话说，直到这时议和，范仲淹都没有李元昊正对碰过，怎么就能肯定他那一套是对的？三战之中，李元昊时刻都保持着优势兵力，完全可以印证我的说法才是对的！

永不服输的韩琦，真正要解读这个人，就要从这个时刻开始，把他的人生划一条线。战时、和平时各有不同，仔细分析，就会找出那个关键点。

比如说，修城分兵的疑问，在战争中都可以理智交谈，为何在和平到来时，却要剑拔弩张，绝不相让？为什么呢？

简单，就一个字。“权”。君子党内部，就像后来的太平天国一样，一直都没能分出来谁到底是老大，谁是老二。

杨秀清始终功高盖主，强过洪秀全，自然没法臣服。韩琦无论在官位还是自信上，都不在范仲淹之下，他为什么要服低做小？

只因为您道德高深，一把胡子？开玩笑！

按说这也是范仲淹自做孽，不可活。你好好的领袖不当，前不久定川砦大败之后，皇帝都让你总领西北了，你非得要拉着韩琦一起升官，平空生出一个平级­干­部来，你不知道有时谦虚能害死人啊？

现在懂也晚了，韩琦这位君子，嗯，他也是新政人物，也算个君子吧，在内部斗争刚开始时就用上了小人手段。

他不用上书讲理这样的老套子，而是给皇帝提了个醒。陛下，眼下西北不再打仗了，战时的一些措施还有必要留着吗？比如四路都部署，要撤赶快撤，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惯例，那可真成了超级节度使了。仁宗立即明白过来，爱卿说得好，这是根本国策，撤。

于是四路都部署撤消，郑戬被派往永兴军。水洛城的事他再管不上了。决策权到了尹洙的手里。

这些小动作瞒不了范仲淹，他也在积极想办法。但是办法注定了不多。谁让他是光明正大的呢，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最后达到终极目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反正孟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所以就只剩下了上书说事一条路。经过他几次努力，皇帝终于同意，派人到西北实地考查，看这座城到底该不该筑。

调查人员马不停蹄往西北跑，还在半路上，水洛城工地现场就出事了。尹洙接到自己握有否决权的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派人通知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立即收拾东西走人。可是无效，刘沪理都没理，反而加紧了进度。

尹洙大怒，下了第二条命令，你们俩马上到泾州城来，向我述职。结果再次无效，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得更欢了。

尹洙暴怒，点名叫来了一个在整个西北通杀的大人物。狄青，你带人马上到水洛城去，把那两个目无法纪，蔑视上级的混帐东西抓来！

这就是狄青的悲哀，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标牌。尽管韩琦不给他好脸，尽管范仲淹对他是那样的器重，可是最初赏识他的人是尹洙。为人要厚道，不能忘了恩情。

于是他只好带人杀向大后方，把刘沪和董士廉抓了回来。要说尹洙真是狠，可能是战场上一直输，一肚子的邪火没出发？他把两位同党派的同僚扔进了监狱，罪名是违抗军令，选个日子就要斩首示众！

事真的闹大了，中央调查团到了之后，很幸运，刘、董两人的脑袋还没掉，但是己经快认不出来了。他们在监狱里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黑得一塌糊涂。勉强还可以写字，由董士廉主笔，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里边不仅把水洛城的修筑过程详细说明一遍，还把尹洙、韩琦的老底揭了出来。

好水川大败，陛下您不知道吧，韩琦一直在强调自己给出的命令是多么的正确，全是任福自作主张不执行，才败得那么惨，其实里边另有文章，我有证据，在开战之前，韩琦和尹洙就派人勘察过好水川，那本就是他们选中的主战场！

尤其是惨败之后，尹洙还作了两篇文章，《闵忠》、《辨诬》，都刻成了石碑，立在当地，以一个臣子的身份，为这次失败定­性­。其实多明显，字面上就显得他心虚。为国而死，本就是尽忠，用得着你来“闵”？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可以用这个词，如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回国之后，建“闵忠寺”纪念征东将士，你一个边境小臣哪来的资格？

“辨诬”……哼，没有心病你辨个什么劲？朝廷都没有申斥你们，分明是自己心里有鬼。最后董士廉让特派员们验伤。他自己身上就不说了，终究他是文官，受虐程度有限。刘沪就惨了，就逮捕时起，就戴上了４０多斤的重枷，进牢之后惨遭暗算，浑身是伤！

这些尹洙都不承认，他只是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的。他作为行政长官，有权决定防区内所有政令。至于逮捕的事，他两次发出命令，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难道还能听之任之吗？犯罪就是要抓的。但是他保证，绝对没给这两人上刑，浑身是伤，纯属谎言。

千年之后，谁对谁错，我们是看不清了，因为当时宋朝的主事人就不想让人看清。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尹洙在伤情上是说谎的，刘沪在不久之后就死于头部溃疡，那绝对是受伤之后不得医治的症状。

事情在这一年的新年时有了结果。两件事，滕宗谅、张亢贪污案，水洛城修建打闹流血案，都有了个说法。滕宗谅被降职，调进内地，到虢州做知府；张亢从并代两州的副都部署降为钤辖，原地留任。

另一边，水洛城停工。

两件事，都以范仲淹失败结束。新年伊始，迎头一­棒­，这就是万象更新的好兆头？这事儿没完，必须得争得清楚明白。可是没等范仲淹有行动，御史台方面有了新招。王拱辰更加愤怒了。他从新年开始就给自己放了大假，不来上班了。

“滕宗谅贪污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只降一级，不能服众。必须再降，不然我就辞职！”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御史台都沸腾了，人人跟着长官走，那形势比当年郭皇后被废时的都热烈，吕夷简都没享受到整个御史台的弹劾。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滕宗谅被再次降职，贬到了岳州。

那是个好地方，濒临洞庭湖，有一座历史名楼在等着他重修。

对此范仲淹无能为力，他非常想帮他的老朋友，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有两点，一是他得罪的人很不妙，皇帝对他早年的印象就太糟；二来他本人的工作重心必须得转移了。水洛城事件是他必须得赢下来的砝码。

和御史台是正面对抗，水洛城是他后院起火，自己的团队内部关系一定得先捋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但是结果……算是有那么一点用吧。

硬的，他坚定地站在刘沪的一面。他对仁宗说，当初修的时候，是原四路都部署的指令，刘沪没有违规。尹洙要他停的时候，朝廷里正在争辩，他不奉令也算不是有错。何况刘沪是沿边名将，国家应该爱惜，这样就处死，小心冷了边关将士的心！

软的，范仲淹选择了安抚和妥协。他给了尹洙一个大面子，甚至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建议皇帝把尹洙调进京城，直接从馆阁人员进入两制，成为仅次于两府宰执的高官。

这样，边关方面就应该平静了吧。

他想得很美。可惜同一片­阴­影，在不同人的心里会映出不同的影子。尹洙拒绝他的“好”意。范夫子，真想不到你也会耍手段。

把我调进京城，成了两府的下属，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我了。尤其是把我提升，只比韩琦差半级，让我们内部分化，像韩琦和你那样分大小。是不是这种用心？

范仲淹摇头叹息，要取信于人，竟然是这样的难。同一时间，仁宗也在叹息。这个结果就意味着皮球又踢回给了他，怎么办，只好再派人去实地调查，希望这回能有些转机吧。

转机却出在内部。关键时刻，新政君子们内部有人看不下去了，是知谏院方面的孙甫、余靖、欧阳修三位大佬，他们给皇帝上书，出了个主意。首先强调，他们一致拥护范仲淹，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城一定得修，但是事己至此，边将失和也是要不得的。各打５０大板吧，两边都疼，或许就都不疼了。

他们连具体的办法都替皇帝想了出来。可以派人先对狄青说，刘沪修城是有命令的，你抓人太莽撞了。可是现在放了他，就会降低你的威信，这也是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就由你出面，去放他吧，以后他再犯军令，可以军法从事。

另一方面对刘沪讲，你不听大将军令，这就是罪。念你修城有功，边防劳苦，所以让狄青放了你，你去把水洛城修完吧，算是将功赎罪。

至于尹洙，半点都没有再提他。这是变相的照顾，您就置身事外吧，谁让您上面有人，脾气又大呢？虽然说给狄青的话，句句都是给他听的。

水洛城事件就是这样结束，这座建在边境内部的“要塞”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份建成，然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它本来就没什么实际用处！而范仲淹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继续为新政工作。那句历史中关于庆历新政的极其有名的对话就是在这时产生的。

他挥起大笔，刷刷点点，在各路转运使的名单上挥来挥去，抹掉一个个名字。旁边的富弼看不下去了。说“您可知道，您大笔一挥，抹去一个名字，就有一家人在哭啊。”

那是断送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前程。能爬到省长一级的高官，是容易的吗？

范仲淹头都没抬，“一家人哭好，还是一路人哭好？”这就是范仲淹和富弼的不同之处。两人一样的胆大忠贞，但是出身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胸志向。

范仲淹从人生的最低谷处爬起来，只要有口饭吃，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不怕丢官，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富弼不同，他是标准的士大夫，做人要有尊严和身份，任何时候不能伤了别人的体面。

这两句对话在历史中流传很广，用来美化范仲淹的高大形象。可惜是见小不见大了。经过上面的叙述，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一边对抗御史台，一边对抗韩琦，一边与普天下的官员们掐架。三方面硬磕，来给宋朝动手术。

这才是他的难处，和成就。但是很可惜，他还是没抓住重点。这期间，他不是三方面对抗，而是有四个敌人，最重要的那个，不是他摆不平，而是他根本没想到。

这个人，才是决定他一生成败，新政成败的关键点。

皇帝。

请问您把皇帝放在了什么位置？这句话实在是应该把新政君子们集合起来，排好队，挨个问过去。因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他们都没想过这事。

截止到这里，往前看，有件事可以稍微地证明这个观点，可惜只是个苗头，各位大君子当时根本没留神。就是贬谪滕宗谅事件。历代史书，包括现代宋史研究者，都说是因为滕宗谅早年得罪过仁宗，还有为了节约边关开支，所以才动了他。

不对，我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

得罪仁宗的人多得是，滕宗谅那个奏章算什么，比他更尖锐的多得是，赵祯都原谅了，为何单单只难为他？至于边关问题，钱永远都是小问题，只是要千万注意，要看是谁把钱掏给大兵们的！

还记得宋初第一军人曹彬当年被降职的原因吗？他拿自己的钱，给边关将士打赏。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死罪。你想让边关将士只记得你的好吗？！滕宗谅、张亢、种世衡等人犯的都是这个毛病。区区几万贯钱，开封城里随便指个人家，都能拿得出来，根本就不可能对堂堂大宋国库的损耗产生影响。

处置他，完全是对君子们的一次警告，可惜范仲淹等人半点都没察觉，这样，才有了当年四月七日的那次著名的谈话。

那一天，仁宗把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各路高官都召集在一起，说了一句话。“各位爱卿，从来都是小人才结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

请注意，正规场合，全体大臣，这句话是什么味道？对谁说的？说时是发自怎样的心情，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普通的问策咨询。它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皇帝给结党的人定了­性­——小人才结党；第二，君子们，在场的“君子们”，你们也结党了。那么你们算是什么？

这是当众抽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一个耳光，给过你们脸，你们不要。非得等我把话挑明了。

这才是当年这次金殿谈话的真实气氛，这不是含蓄的暗示，更不是和蔼的规劝，这是当众的警告和斥责。按理说，这时范仲淹等人无论是多么的道德高深，声誉隆重，或者一万个正确理由在心里，都必须低头认罪，老实承认错误了。

因为这是皇帝说的话，并且还引用了孔夫子的至高名言——君子不结党！

这两个高度，是封建社会里谁也没法逾越的。可是范仲淹等人就不。他们当场就把皇帝给掀翻了。由范仲淹亲自出面，回答说。臣在边关时，看到勇敢的人结为一党，懦弱的人也结为一党，在朝廷里也是这样的。一心为善的人结为一党，怎么会对国家有害处呢？

注意他的开头。“臣在边关时，”文学大家范仲淹完全可以引经据典来说事，可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小朋友，我在边关打仗时才认识到的这些，你在深宫里，还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没有发言权。君子和小人，先分出来谁是­干­实事的吧。

甚至这句话里还有些怨愤和威胁。我在前线打仗，你们这帮在后方享清福的，帮不上忙，至少先闭嘴。

当天就这样散了，贾昌朝和御史台的人一定很满意，皇帝和新政君子们生气了，这是天大的利好消息。紧接着就有更大的惊喜。能想像吗？皇帝和臣子有了分歧，被教训的居然是皇帝！

知谏院长官欧阳修大人回到家越想问题越严重，皇帝的脑筋秀逗了，我得教教他。于是就发挥特长，写了一篇名垂千古的好文章，把自己和各位君子兄弟们扔上悬崖，变得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呜乎矣哉。

文章是这样写的——“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余下的不赘述，就是那篇大名鼎鼎的《朋党论》。

这篇文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有一定江湖地位的，尤其是出自君子之手，被历代君子们奉为生活宝典，更是意义非凡。这些我们都不管，要看的是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从本质上看，这是篇翻案的文章，陛下您的中心点是“君子不党”，但我就是要和你掰掰手腕。议论风发，旁征博引，证明君子有朋，而且朋党有用。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除了我们之外都赶走。

那样，天下就太平了。

联系到滕宗谅事件，就会清晰地知道赵祯的感觉。你们拉帮结派都是对的，而治理国家，我只要把其他人都赶走，只使用你们，就万事ＯＫ了。是吧？

那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天下到底是谁的？！是不是君子有德，有德者居天下，你们想的就是这个吧。

史书为证他想对了，《朋党论》没交上去几天，欧阳修又接连写了几个奏章，他是当时全宋朝最亢奋的人，一天好几遍地催皇上，真是忧国忧民。

——范仲淹、富弼给您出的主意，您都照办了吗？得赶快啊，普天下的老百姓都伸着脖子等，非得让他们把脖子伸到您屋里，才能实行吗？还有您要注意，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人跳出来刁难挑刺的，您要坚定立场，团结在范、富两位君子身边，千万别动摇，时间长了，自然就会看到成果的。

事无巨细，都为皇帝想到了，您只要照办就可以了。至于您不照办，您想­干­什么，想和小人为伍，当个昏君庸人吗？

赵祯的心进一步低落，“进贤退不肖”，贤人，原来是这样的……同一时间里，宋朝全国臣子都在手捧语录照镜子。按照欧阳大才子的新作《朋党论》来对照，我们都是什么呢？君子？脸皮别太厚，人家不带你玩，别靠得太近！小人……凭什么说我们是小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凭着十年寒窗，考中的进士，再一步步熬资格，从小到大做到的官，你一个后生晚辈，只是笔杆子硬点，就这么糟蹋我们？！

别说是他们，就算同在两府的其它宰执高官，如章得象、杜衍、晏殊、贾昌朝甚至韩琦也都在咬牙，君子里面再细分，他们也没份儿。这样局面就形成了，经过欧阳修充满了激|情的不泄努力，范仲淹和富弼终于被孤立起来了。

而他们两人正是新政的实际推行者。

随着每一天的过去，新政的敌人都在增加。后来连皇宫里的太监们都加入了，他们在史书中留下了一句很实惠的话，相信谁听了都会发愁。

陛下，一个人结党，最多不过十几人，五六个人结党，就是七八十人。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余靖、蔡襄、尹洙这是多少人了？何况他们的新政里，关于选官的办法，就是“推荐责任制”，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去选人结党了。不出二三年，朝廷内外就全是他们的人了。

局势恶劣，人心险恶……赵祯不禁在心里暗叹，人人都说新政好，唯有王权忘不了；人人都说君子好，唯有朋党戒不了！怎么办？这伙人快危及到江山社稷，还能由着他们折腾吗？立即法办他们。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

可赵祯不这样。他仍然沉住了气，记得自己当初是为什么才选这些人当官的。时间进入了六月份，夏天开始了，他给两府大臣，更给这些君子们提出了５个问题。

１，合用何人，镇守西北？

２，民力困弊，财赋未强；

３，军马尚多，何得­精­当？

４，将臣不和，如何制置？

５，躁进之徒，宜塞奔竞。

看着这５个提问，我们当自己是赵祯，想想是什么心情。新政己经实施半年多了，几乎半点作用都没起！请问你们这些君子，都是­干­什么吃的？

两府大臣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回答，至于回答了什么嘛。篇幅太长了，我们只节选一条，来看看君子们的能力到底怎样。为了真切感受，我们看原文。

第２条，民力困弊，财赋未强；回答——“臣等议之，国家革五代诸侯之暴，夺其威权，以度支财用，自赡天下之兵。岁月既深，赋敛日重，边事一耸，调率百端，民力愈穷。农功愈削，水旱无备，税赋不登，减放之数，动逾百万。”

这一共是８３个字了，说了什么呢？总结，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也就是说，皇帝向他们提问题，他们再细化一下，让皇帝再看一遍。

接下来终于到解决办法了，大家摒住呼吸，压住兴奋，小心瞧着——“今访选举良吏，务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严著勉农之令，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又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又减省兵，量入以出，则富强之期，庶有望矣。”

１３８个字，看到什么具体办法了吗？看到“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这样的言、之、有、物的具体法令了吗？“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都是空话，套话，没有半点用处的废话！

其它４条，基本和这个一样，让仁宗皇帝进一步地看清楚了新政“君子”们的成­色­。

宋庆历四年的六月份，是这一年里最­精­彩的时段。上旬里让皇帝看清了君子们的实力本象，中旬时老天也来凑热闹，六月十五日，开封城里天雷击顶，灵宝塔被打中了，整体坍塌。

这事儿比春天时的­干­旱还吓人，全体国民一致把目光­射­向了皇宫。皇帝，你一定又犯事了，老实交代！注意，这只是国民们在心底里的呐喊，新政的君子们却说出了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嘛，我不出口谁出口？

知谏院的主力余靖上殿，大热儿的天挥汗如雨，他穿戴齐全，正颜厉­色­跟皇帝说事。中心思想只有８个字，“勤俭修德，感动人心。”可他整整聊了两个多时辰！

仁宗静静地听着，一言未发。直到余靖走了，他才说出一句话：“被一汗臭汉熏杀！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没办法，谁让儒术唯我独尊，君子无所不能呢？

接下来是下旬，最­精­彩的桥段到了，以前种种与之相比都太平和，太中庸，根本就算不上斗争。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的愤怒有关，夏竦，他回京城了。

夏竦，前面提过，他是宋朝与西夏开战时第一位西北总负责人，三川口败后他被弹劾丢官，到内地生活去了。至于身世，他是个被捡来的弃婴，以养父的恩荫才当上的官。其实这里小有出入，现在就细说一下。

夏竦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史书记载他经史百家、­阴­阳律历、佛老释道，无所不晓。当年科考时，开封城的省试，即礼部试，共取１００名，他名列第４。而且考官特意注明，他的诗赋水平要高于后来的状元陈尧佐，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所以才压制他一下。

那年他１７岁。

刚好就在那时，他养父死了，他回家守丧。科考部门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在他的履历表里添了一句话。该生下次科考免省试。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入围最后一轮，殿试。

夏竦当官之后，幸运迅速临头，那时赵祯年纪很小，由名相王旦推荐，他被选入资善堂讲书，给未来的皇帝上课。从这时起，就注定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赵祯是太念旧了。仁宗一朝，他的老师们颠簸不倒，荣宠始终。

但是夏竦很自强，没等到赵祯亲政，他就火箭一般的升了上去。在刘娥主政年间，他当了两次枢密副使，和一届参知政事。年纪轻轻，就把两府高官都当了个遍。至于怎么当的，他一边与宫里的太监张怀德结交，一边和宰相王钦若联系，内外结合，面面俱到。

赵祯亲政之后，他却一下栽倒了。原因是后院起火，夫人实在过于强悍。话说才子配佳人，该佳人却美而有才，夏夫人写得一笔好字，史书里记载比男士们还要遒劲有力。字由心生，她的­性­格也霸道了些。具体表现就是嫉妒。

她要独占夏竦，彻底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就有点早熟了，女权运动过早地出现，其结果只能是被拒绝。结果夏夫人一怒之下，把事搞大了。

她叫来了自己的弟弟，把夏竦做过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报告给了开封府，一时间闹得满风雨。夏竦惨了，他万没想到自己的老婆居然玩起了大家一起死的游戏。这还了得，但更刺激的在后边。他的老娘怒了，大骂儿媳混帐愚蠢，不是人养的。

却不料虎女焉能有犬娘？夏竦的丈母娘瞬间抓狂，跳出来替女儿出头，两位老亲家打得不可开交，热火朝天……于是夏竦只好既丢人又丢官，带着这一大家子你死我活的“亲”人，出京到外地混。直到宝元元年，公元１０３８年，他才返回京城，以户部尚书的职位当上了三司使，负责全国的钱粮。

好日子开始了，夏竦的­精­品生活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要说有知识的人就是有品味，夏竦无论在哪方面，都比晏殊、欧阳修享受，至于其他的蠢物们，更是不值一提。

衣、食、住、行。

衣是官服，这没的选择；住是官宅，大同小异。先说他的行与食。吃的方面，夏竦天赋异禀，每天清晨醒来时全身冷如寒冰，得由美丽的姑娘偎抱良久，才会渐渐地复苏。后来证实，这与他吃的有关。他每天都要喝两碗石钟|­乳­粥，这东西是有毒的。其毒­性­就像魏晋南北朝时的士大夫所吃的“五石散”差不多，身上忽冷忽热，得用各种措施，才能恢复正常生活能力。

至于好处嘛，据说是快乐似神仙，跟吸鸦片、扎海洛因差不多。

行。这是夏竦最有特­色­的方面。他出门，要把两辆豪华马车联起来，中间用价值数千两白银的锦帐遮蔽，组成一辆超奢侈加长型房车。夏竦就躺在里边招摇过市，就算在行路其间，也跟在家里的温香软玉、罗绮丛中一样。

现代的劳斯莱斯汽车能有这个气派吗？

可惜好日子不太长，只两年之后宋、夏战争就暴发了。他被派往前线。怎一个痛苦了得，我那可爱的、美丽的京都生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你的怀抱呢？

这个愿望从此贯穿了夏竦的心灵，成了他最大的追求目标。但是非常遗憾，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阻碍他实现。

其中就有御史台和知谏院罕见的一次联手。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本来新政开始时，范仲淹是完全可以把御史台划归到自己的的势力名下的，因为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和欧阳修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首先两人都是天圣八年时科考中的举，是亲爱的同年，并且渊源不比旁人。

那时欧阳修顺利地拿下了省元，放眼一看，当届的考生水平、声望都没人能与他相比。很高兴，他给自己做了身新衣服，就等着殿试成功，穿新衣当状元，人生焕然一新。不过高兴得太早了，王拱辰就是他这辈子的克星。这位同学不知从哪里突然间蹿了出来，二话没说穿上他的新衣服就走了。

欧阳修有点懵，但那时就有了君子的苗头，区区一件衣服嘛，拿走就拿走吧。随着这件新衣被抢走的，还有他的状元。最后一关殿试，他只得到了１４名的成绩。

除了同年，两人还是连襟。他们都被当时的一位大佬选中，参知政事薛奎，就是那位薛出油。出油参政家里有五朵金花，欧阳修娶的是四小姐，王拱辰是姐夫，娶了三小姐。不过这只是开始，就算在娶妻这方面，拱辰兄还是压了他一头。薛家三小姐去世很早，他又把五小姐迎过了门。当时京城盛传“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做小姨夫。”

拱辰兄艳福无边耶——

这是多么理想的工作生活关系，眼看着御史台和知谏院这两大谏官系统就合并成了一家，弹劾力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宋朝文武百官最恐惧的噩梦就要开始了。完全正确，夏竦就首当其冲，成了唯一的受害者。

那是庆历三年，赵祯开始调整内阁成员时。我们记得，一共是调整三次，最后才定下了新政内阁，而第一次时，夏竦就被提名为枢密使，掌管西府兵权。

顶级高官，开封京城，多年的美梦终于成真了！夏竦快马加鞭往回赶，但进了京城，就冷水浇头，气得目瞪口呆。他不知道，在他赶路途中，御史台和知谏院都快把皇帝给闹死了。

两大谏官系统倾巢出动，一共上了１１道弹劾奏章，把夏竦从出身到现在，从军营到皇宫，所有的污点都统统放大。皇帝陛下，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还要他当两府宰执吗？

仁宗不听邪，他是真正的尊师重道，不止是夏竦，后面还有贾昌朝、陈执中，好多好多，一直都在尊、重啊。

于是夏竦离京城越来越近，谏官们的危机感和愤怒也越来越深，终于集体暴发了。某天，先是知谏院的余靖出马。这时注意，这种场合你永远都别期望着欧阳修怎样，他当普通官员时抽知谏院和御史台的耳光，在知谏院时狠抽御史台的耳朵，在任何时候都不抽皇帝的耳光。

余靖上殿，发挥他的聊天特长。一座石塔被雷击了他都能聊两个多时辰，这种弹劾大事你猜他能聊多久？于是聊天在继续，仍然继续，继续继续，直到赵祯体力不支，决定退朝。这时御史台长官亲自出马，来了个决定­性­打击。

他疾步扑了上去，这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寇准在这一刻灵魂附体，伟大的宋朝暴戾型官员，王拱辰继承了光荣的传统！他把皇帝的袍子给拉住了，死不撒手。佬大，您还是改主意吧！

没办法了，赵祯非常抱歉，老师，您别进城了，直接去亳州报到，再做几年地方官。这就是夏竦被贬掉枢密使高官的经过。他创造了纪录，最快的贬官速度产生，还没报到，就被赶走。

最后他还是进了京城，理由很私人化，年纪大了，赶那么远的道，我歇会不成吗？在休息中，他把所有的弹劾材料都拿到手，一一细读，心潮在翻滚，愤怒在升腾，夏竦是珍惜名誉，尤其是心里敏感的人。他的身世，一个弃婴，就注定了他心细如发，受不得刺激。

何况是这种污辱！

他连夜写了１万多字的奏章，来反驳这些弹劾。但是交上去之后，得到的是污辱的加倍。新政君子们的回复是——“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

您少说废话，办点实事才能洗掉骂名！

夏竦被气晕了，他不懂，这就是君子？君子讲的是忠、恕之道，这样的凶狠刻薄，拿同朝官员当敌人砍，这是哪门子的君子啊……他有心忍了，但就在这时，另一位宋史里超级著名的学者暴发了，非常非常的有才，此人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把夏竦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石介，和他的《庆历圣德诗》。

石介，字守道，生于公元１００５年，宋京东西路奉符县西旺村（今岱区徂徕镇西旺村）人。这是位非同小可的大人物，无论是他的学问，还是他的脾气。

说起学问和文人，在宋朝选代表，相信大家都会第一时间选苏轼苏东坡。没办法，坡仙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实际怎样，另有说法，等到他走上官场时，自有公论。但要强调的是，学问二字，绝不是指诗词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再好，它只是抒情小调，不是士大夫的本职工作和­精­神内涵。

学问者，博古通今、定国安邦、包罗万象、神化难明。在这方面，石介只在东坡之上，绝不在其下。

看履历，他是天圣年间中的进士，之后当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官，之所以在历史上留名，尤其是文化史上有地位，是因为他在山东徂徕山下创办的“徂徕书院”，世称徂徕先生。

在孔圣人故乡讲学，你得有怎样的水平！这水平就让他在庆历四年，新政刚开始实施的三月时，由韩琦推荐，进入开封国子监任直讲。《庆历圣德诗》就是在这时写下的。

这首诗很有古风，四字一句，共９５４个字，以“于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闥。”开始，到“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结束，石介以皇帝的口吻对新政时所任命的宰执、谏官，一一称颂表彰。说这真是个开天辟地以来最好的时候啊，不仅是人类，就连天地人神、昆虫草木都非常的兴奋。

因为您把两位大贤人升职，就是范仲淹和富弼，他们俩是“一夔一契”。都是古代的大圣人；同时又把卑劣的小人赶走，就是夏竦。这个局面太好了，诗中说道，是“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这首诗一问世，达到的效果让石介很郁闷。在他想来，这样热情讴歌新世界，是件多么及时又多么合适的事啊。这会大幅度地提高新政普及的势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新政君子的行列里来。

可是除了夏竦和众多的“小人”们对他咬牙切齿之外，就连新政君子系统内部，也对他一片茫然。石哥，你在搞什么？

第一个对他摇头是与他齐名的人物，“泰山书院”的先生孙复。孙复和石介的关系是同学，俩人都是范仲淹早年守母丧时，管理应天府书院时的学生。他叹了口气，说石介，你的噩运就从这首诗开始。

第二个痛苦的是范仲淹，范公所担心的不止是石介个人的安危，更是新政的全盘大局。他根本就不愿意让石介在这种时刻到京城里来。

难道还嫌不够乱的吗？

他早就给石介下过定义，此人不可大用，死就会死在这张嘴上。他说，石介刚正，天下知闻。但是­性­格有些缺陷，他走极端。要是让他当上谏官，肯定会拿超高的标准去要求皇帝，要是皇帝没做到，他就会“引裾拆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

这样的言官，谁敢去用？用了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亲爱的同事，年少有为的韩琦就把石介推荐上来了。事情迅速恶化，《朋党论》、《庆历圣德诗》，外加言官系统共１１封的弹劾奏章，这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势，表面上在加强着君子们高大伟岸的形象，真是春风得意，激扬岁月。

但同时，也在积累着可怕的戾气。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庆历君子们并不真的知道小人是种什么样的动物。就比如说是夏竦。真的要形象地比喻他的话，在历史中就有一个显赫的名字，跟他有点像——苏秦。那位战国时纵横捭阖，翻复乾坤的人。不说苏秦的一生，只说他的死亡。苏秦死于暗杀，凶手逃掉了，没法去找。可他临死时对当地的国王说。请车裂我，悬我之头于国门，说杀我的人有赏，就会抓到凶手。

果然如愿。这真的是个死后都可以杀人的人。

夏竦比他还要强些，得罪了这个人，你死后都别想安宁！

夏竦的手段，以文字对文字，简简单单的一封信，就让新政彻底瓦解，并且让君子们变成了叛贼。这是个大命题，要怎样做，才能圆满的完成呢？

夏竦沉思了很久，转身进了内宅。先要说明，他一定是和自己的书法夫人重归于好了，因为这件事做得真是大显家风。他找到了一个使女，再拿出了一封信。来，看这上面的笔迹，模仿它，给我改一个字。

只是一个字，就把通篇内容都改变了。

这封信，是石介写给富弼的，涉及到了政治，但­性­质仍然是私人信件。不过私人信件例来都是万民传颂的，比如后来的《曾国藩家书》之类。名人怎样生活，怎样处理生活，都是凡夫俗子的楷模嘛。在这封信里，石介明显是《庆历圣德诗》没写过瘾，除了痛骂小人之外，还要再激励一下新政的首脑。他勉励富弼等人，要“行伊、周之事。”

这是个典故，涉及到了两位历史上的大人物。伊，指伊尹；周，乃周公旦。这两个人都是定国安邦的贤臣。其中伊尹，是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宰相+军师的超级人物。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死得太早，周公全力辅佐幼小的皇帝，一面饱受馋言，一面东征西讨，把商朝余孽和内部反叛平息。

可以说，周公才是实际上建立周王朝的人。

综上所述，石介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富弼和范仲淹像古代贤人那样为宋朝扭转乾坤，再造天地，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愿望很美好，但夏竦经过沉思后，决定给这封信改一个字。就是周公的周字，改为“霍”字。

“行伊、霍”之事。

一字之差，就变成了可以诛灭九族的大逆不道的言论。霍，指的是西汉时的权臣霍光。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在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是汉武帝托孤时的四大重臣之首，辅佐国家安定度过达２０年之久；另一方面，他在汉昭帝死后，把新立的皇帝刘贺废掉，独自把持朝政近半个月。

这样人物，是宋朝历代君主最大的噩梦，最惧怕的妖孽。

尤其可怕的是，夏竦的历史知识非常到位，他改的这个“霍”字大有学问。伊尹这个人，几乎就是霍光的翻版，一方面像周公那样有功，一方面同样在商汤死后，把不懂事的太子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之后才接回来重当皇帝。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改后的信里，石介是要富弼等人效法伊尹、霍光，把现在的宋仁宗赵祯废掉，换一个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人当皇帝！再加上这封信广为流传，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不止是大逆不道，而且是公然谋反。不管成不成功，都把现任皇帝蔑视到了极点。

这封信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在这之前更迅速地传进了皇宫，交到了赵祯的手里。赵祯反应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他把玩着这封信，像是看出了很多东西，又像是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什么事。这种态度，把范仲淹、富弼两人推向了一个极端。

要么您下旨查问，哪怕大发雷霆，咱们好回答；要么您直接说不信，我们也好去追查。您这样沉默，要我们怎么办？

您分明就是在怀疑我们。

君子讲的是谦退之道，见利不争。官位本来就是粪土，既然让您这样怀疑，我们辞职好了，这样谣言不攻自破，我们的纯洁也就可以清者自清了。

范仲淹和富弼同时上书请求外放，不在京城当官。当时很巧，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机遇突然出现。在宋朝的河北方面，与辽国接壤的位置，侦察到辽国正大量集结军队，像是要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范仲淹提出，自己重回边疆，去防备契丹和党项。这样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二十二日，他被任命为陕西、河北宣抚使，仍然兼职参知政事。富弼保留枢密副使的头衔宣抚河北，同时离开了开封城。

范仲淹、富弼的离开，是宋朝历史进程上的一大契机，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解读。１，走后发生的事；２，要怎样走。

先说２，怎样走，会决定走后的局面。这是范仲淹的心事，除了他，几乎没人能知道。包括他的“同党”们。

辽国正在集结军队，范仲淹提意由他率领重兵去河北方向布防。他选择这样走，如果实现，那么他将恢复复到刚离开陕西时的身价。那时他手握重兵，是宋朝边防上的大救星，从心理上，就让所有人重视他，不敢反驳他。

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有底气敢于推出新政。

这时他重提重兵回到边疆，迎战比党项还要凶险的契丹人，相信可以把陷进狂热内讧的宋朝官场拍醒，即使他走后也没人敢动他正在推行中的新政。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既能继续发展，又能撇清谣言。

想得很好，可惜他的命太苦。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没等政敌们反对，他的盟友们就都跳了出来。军方代表枢密使杜衍打头，富弼迅速跟上，两人继续发扬了君子们下殿一家亲，上殿死冤家的良好作风，第一时间矫正他的错误。

你纯粹是臆想，辽国派兵只是路过河东，目的是去平叛，跟入侵风马牛不相及。你又是发兵马，又是拨钱粮，根本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范仲淹气得发愣，正想着怎样勾通，富弼突然间灵光闪动，想起了自己的新职位。他是去河北的，范公你是去陕西的，为何要抢俺的饭碗？他郑重地对皇帝说了一句话。辽国绝不会入侵，如果我说错了，愿负“罔上欺君之罪。”

简直是往不遗余力地拆范仲淹的台！

范仲淹大怒，这是他能为新政，为宋朝天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无论如何都不能退让。他在金殿上和杜衍、富弼大吵了起来。

史书上记载，他举出了６大疑点，３种忧虑，共６７０个字，证明辽国这次很可能是和李元昊联合入侵，不仅会发生野战，连攻城的器械都准备好了。其中就有宋军以前独有的杀手锏——床子弩。这种危急程度，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吗？

必须得我去应付！

对面的富弼寸步不让，他回敬了３４７个字，重申自己的观点。现在天下太平，无论是河东、河北、陕西，哪个地段都不可能暴发战争，范仲淹你真是胡言乱语，不知所谓。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好灰溜溜地下殿走人。因为皇帝一言没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范仲淹摇头叹息，边走边咬牙，他是真的不甘心！于是边走边聊，他要和富弼等人再勾通一次，说什么也得同志们再上金殿，口径一致，发兵河东。

这次他得到了最­干­脆的一次打击，一直沉默的韩琦终于说话了——如果一定要去河东，我去好了。不须朝廷一人一骑。

范仲淹彻底崩溃，这就是他的同志加战友，有这样亲密的冤家吗？！怒火郁积，他都快爆炸了，实在没忍住，他转身又回了金殿，单独和皇帝交涉，并且把韩琦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这不是国家大臣应该有的工作态度，韩琦小儿，实在过份！

换来的却是皇帝持续的沉默……赵祯当天没有任何语言或者举止的记载流传下来，当范仲淹走出开封，去陕西方面上任时，没能带出一兵一卒。

他走了，不管有过怎样的内幕和经过，这都成了既定事实。前面第１部分的事情依次产生了。范仲淹走后，新政君子们被一个个地踢出了开封京城。第一个是欧阳修，他从知谏院下岗，去当河北路都转运使；第二个人是宰相晏殊。

说来搞笑，这位文学大前辈，成了宋朝版的李商隐。李诗人夹在唐朝的牛、李两党中，身为牛党份子，却娶了李党前辈的女儿，弄得终身潦倒，里外不是人。晏殊也是这样，他是范仲淹、欧阳修的大恩人，富弼的老丈人，却对新政半点都不感兴趣。

于是欧阳修被贬，他很高兴。知谏院方面的孙甫、蔡襄联名挽留，也被他拒绝。这下子谏官们火冒三丈，把他的老底都揭了出来，当年他给仁宗生母写的墓志铭上没注明呣子关系，最近还调禁军修私宅。就这两点，晏殊丢官罢职，去颖州当知州，官还没有欧阳修的大。

第三个人是枢密使杜衍，接着是知谏院里的­精­英，孙甫和蔡襄，第四位大人物在第二年，庆历五年的三月份时产生，韩琦终于也丢官了。或许直到这时，他才会清醒，没有范仲淹，他韩琦算是什么。

最好笑的是尹洙。这位特别喜欢和范仲淹死掐的人，面对事实，悲从中来，是后悔还是痛苦，说不清，他给皇帝写了封信，哀叹说“昔日见用，今之见疏，”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啊。

可让皇帝说了这种话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你尹洙的努力啊？尹洙很伤心，过了两年，到公元１０４７年时他病死了。比他死得更早的是狂热的诗人石介，他给夏竦写了好几百个字，夏竦只回敬了一个，他就受不了，几个月之后就挂了。

伟大的文学天才都是这么的脆弱……

如此这般，事儿还没完。大人物们都搞倒，下面的群众也不能放过。悄悄地说，号称中国五千年历史里最文明、最开明的宋仁宗时代，曾经发生过一起微型的文字狱。

和号称宋朝人才储备银行的馆阁重地有关。

前面说过，馆，指的是宋朝的皇家图书馆。如崇文馆、集贤院；阁，指龙图阁、天章阁等皇宫大内御书房。这些地方都有学士、直学士、侍从等官员，一般来说，有了这种职称，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两府、两制，就算不能终生富贵，也肯定名满天下。

这时的馆、阁人才非常的年青，名字和头衔都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说的是这个事的经过。盛夏过去，秋季来临，话说宋朝的官员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幸福的，每年有法定节假日７７天，注意，这是常设的。还有新增的６５天，同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私人小聚会。

这次的事，就是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的赛神会。这一天里宋朝每个衙门的官员都可以喝酒聊天，随意享受，直到通宵达旦。事儿出在了进奏院上。进奏院，顾名思议，是地方呈报中央，中央发给地方的文件联络处。这时的负责人叫苏舜钦。

苏舜钦很年青，大约３６岁左右，他是北宋史上举足轻重的大诗人。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后来的苏东坡，他的名字会成为宋朝诗人的代表符号。当天他按照惯例，把拆封废纸卖掉之后，再自己掏１０两白银，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

物以类聚，他请的都是既年青，又有才，还狂放的人。就是馆阁重地里近期风头最劲的１０个。名字还是不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们共有一个相同的官场符号——范仲淹所推荐的人。其特点，就是无所畏惧，是那种喜欢把脑袋往狼嘴里伸，再夸耀伤口的人。多刺激，多青春！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们，他们都没走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过程，没被“磨勘”过。是新政里“推荐”制度的受益者。之所以被推荐，不就是因为他们年青，且无畏嘛。

当天晚上，破坏的欲望随着夜­色­的浓重逐渐升腾，１０个生于盛世，春风得意的年青书生渐渐地失去节制。他们把唱曲的优伶，侍卫的官吏都赶走，把大门都关上。

找来了两个军妓。

放浪形骸，无所不为。他们都喝醉了，最后的余兴节目是做诗。其中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成为人群里的太阳，那一晚上的偶像。他变得比李白还要疯狂，诗仙最嚣张时，也不过就是喝醉了还去见唐明皇，他可好，写出了这样两句诗。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皇帝是他的侍从，周公旦孔夫子是他的奴仆！还有没有天理王法？！简直数典忘祖，要知道历代之所以会独尊儒术，罢除百家，就是因为它对皇权的唯一­性­崇拜，让皇帝得到神仙一样的权力，可是小小的王益柔居然全都收了回去。

这就怪不得别人了，史书上关于这件事，总是会强调一下当时有个小人，叫李定。他想参加宴会，可是被苏舜钦拒绝，于是去御史台告密，真是卑鄙无耻。不过你们没犯事，他能告出什么？身为儒生，这样大逆不道，别人不惩罚，醒来都应该去自杀！

御史台长官王拱辰闻讯大喜，他连夜上报给皇帝。赵祯的愤怒可想而知，御用文人居然这样回报皇恩！还等什么，连夜抓人，直接扔进开封府，特案特办，从重从严！

第一次判刑，王益柔处斩，其他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罢免，永不录用。第二次时轻了点，王益柔永不录用，这批馆阁人员集体报废，贬到地方上当官，主持人苏舜钦罪加一等，事发在他的衙门里，罪名是“监守自盗”，被贬为庶民。

他的确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他是杜衍的女婿，被看成是新政君子里的核心。就这样，以范仲淹为首的，呵呵，名义上为首的新政君子们从上到下，从头到脚，都被“小人”们踢出了朝廷，其手法­干­净利落，合理合法，其结果一劳永逸，彻底胜利。

与此相对的是君子们集体萎靡不解的脸，我们的失败，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隐私，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几位万古流芳型的名臣、君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里公开讨论过，同时也没在各自的文字资料里留载过。

就算后来名动八表的《岳阳楼记》，也只是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抱负，从没有半点的懊丧、自责，或者对谁的埋怨流露出来。

之所以会这样，相信也和“君子”这两个中国封建时代里最崇高的名词有关。丢官算什么？君子固穷，安之若素。孔夫子在夸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时就说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要这个越穷越光荣的劲儿。

理想破灭算什么？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只要我喜欢，死九次都无所谓。这里面有着让圣人门徒们千年坚持，直到明朝、清朝时更加发扬光大的自虐型快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请皇帝打我吧，打死我才爽！

何况是新政改革这样的大事情，悲剧才能激动人心嘛，我一点都不疼。

甚至流放都是种快乐。子还曾经曰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皇帝不用我的办法，我划条小船到海上飘，也是高雅纯洁的。

并且最重要，也最浅显的一点，也与高雅纯洁有关。

君子怎么能互相指责漫骂呢？那是沿街商贩的品质，泼­妇­激动时的表现。素质真是太低了！所以宋朝官方记录里，才会在上面范仲淹和杜衍、富弼的金殿争执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范仲淹平时事杜衍如父，与杜衍争，杜衍不怒。富弼更是不用说。

所以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嚥吧，君子在什么时候都得站直了腰，千万别丢脸。

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种­性­格在官场政治圈里，就是个二等残废。

美国小说《麦田守望者》里有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庆历君子们被说中了，他们宁可英勇地去死，也不愿为宋朝的新天地而卑贱地活着。面对夏竦的谎言，除了辞职引退来证明清白，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至少他们可以赖着不走，就像夏竦本人所做的那样。无论谁弹劾，我就是不动。

像现实这样，以边关百战之功勋，怀国富民强的愿望，这种程度的追求，居然就毁在了一封伪造的匿名信上，简直就是个闹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哪有半点的高贵伟岸？

返回出发点，从总体上讲，上面这些都是在新政者内部找原因，这当然也是种片面。新政之所以失败，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上的给出的正解是皇帝的懦弱，外加小人们的陷害。小人们的事就不去说了，他们做了什么，前面己经交代得很清楚。关键点在宋仁宗赵祯。他是皇帝，一言一行都要对国家负责。而这个人在这段时间的确一直在玩沉默，什么都没做，似乎的确很“懦弱”。

那么他该怎么做呢？

不顾一切地支持范仲淹，无论君子党们做了什么，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地实行。甚至像欧阳修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放弃自我，君子们的奏章里把做什么事，怎么做的步骤都规定好了，他只管签字照办？这样就全对了？

谁是皇帝？

赵祯是个独特的人，解读他得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楼顶，长时间的俯视，才能稍微看清楚一些。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联系，而不是与宋朝的国家形势紧密联系。这是个根本上的区别，做不到这一点，是没法在民族之林里生存的。

当宋朝的官，只办宋朝的事，这可以。当宋朝的皇帝，只着眼自己的国家，就是找死。赵祯所要看住的人，是耶律宗真和李元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朝的国政，包括所谓的新政，都是为了与这两个人抗衡，才提上日程的。

而不是什么国计民生。早就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一种生物，只要有口饭吃，就绝对不会造反的。

先说耶律宗真，他的日子很闹心，从宋历的庆历三年七月份开始，他发现姐夫李元昊旧病复发，又变得不乖了。具体表现在两件事上。１，辽国有很多的党项族人，和宋朝境内的党项族熟户一样，己经养了好几代，可以算是辽国人了。

居民就是财富，耶律宗真四处找钱，自然把这些看得很重。李元昊却开始偷偷摸摸地把这些人招回去，公然挖辽国的墙角；

２，进入庆历四年之后，辽国境内的党项人公然开始反叛，耶律宗真派军队去镇压，结果却让辽国举国震惊。李元昊派兵过界，居然把辽国的招讨使给杀了，带着辽属的党项人举族回迁，上演了西夏版的胜利大逃亡。

这样的事是辽国立国１３７年之间是从来没有过的。无论出于哪种考虑，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出兵­干­掉李元昊，不杀不足立威，不杀周边所有小国都会起来造反！

再说李元昊，他在这段时间里比耶律宗真更闹心，很可能就是闹心过度，心里失常，他才去找辽国的麻烦。不然还真是看不出有别的原因。

至于他为什么闹心，就和宋朝人有关了。他和宋朝的皇帝讲和，讲来讲去没结果，宋朝边疆上的将军们却不买他的帐，尤其是青涧城里的种世衡。第一代老种相公对付敌人，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

上一次他用光信和尚把野利旺荣害死，这次他的主意打向了野利旺荣的弟弟野利遇乞。这事难度非常大，第一，反­奸­计可一不可二，用过了再用一定失效；第二，野利遇乞比野利旺荣更难下手。他是西夏大本营天都山的统领，李元昊的皇宫就建在这里，他的亲信程度可想而知。

怎么办呢？种世衡只好花大本钱时刻留意西夏方面的动静，等待着野利遇乞自己出错。

这个错真的出现了，就在庆历三年的除夕之夜。那天晚上，野利遇乞带着大队人马杀向了宋朝边境，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他纵兵深入，四五天之后才返回天都山。可是回来之后，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李元昊怀疑的目光。

小乞，你大过年的跑那么远搞什么？四五天才回来，都遇见谁了？

野利遇乞有点懵，我就是去打架啊，一直跑，一直找，可宋朝人胆小，没人应战，我就回来了。那天李元昊盯了他好一会儿，才放他走。事后他打听出来，是李元昊的­奶­妈告了他一状，说他是企图叛变投敌，才去了这么多天。

他很郁闷，但这种事没法解释，甚至越描越黑，所以就索­性­扔开手，不去管了。但是要命的是，这事让种世衡知道了。

千里之外，无论是西夏将军的动向，还是天都山里西夏皇宫里的细节，都在种世衡的掌握之中！之后，他做了一些安排。首先，他派人潜入了天都山，潜入的深度匪夷所思，让人不敢置信，他的人居然偷出了李元昊赐给野利遇乞的宝刀。然后他在边境上散布流言，说他亲密的盟友野利遇乞己经被残暴的李元昊害死，他太痛苦了，决定在边境线上，为遇乞兄设祭，向亡灵致敬。

那天晚上，种世衡盛装出行，在边境线上燃起了熊熊大火，估计西夏方面只要没有全体失明，就会肯定发现祭奠现场的位置。宋朝官兵把一块木板竖了起来，那上面是他写的追悼文，全面回忆他和野利两兄弟对和平的共同期盼，和对李元昊共同的厌烦，尤其是对不久之前除夕之夜，和遇乞见面时的快乐来了个具体详细的追忆。多么美好的理想啊，本来约好了里应外和做掉李元昊的，不料天不从人愿，居然先被李元昊害死……

啰啰嗦嗦一大堆，念得声情并茂，直到估计西夏方面的骑兵快到了。他们才把追悼木板、宝刀等物扔到火堆里，接着打马就跑，让西夏人抢救现场。

西夏人很能­干­，文板和宝刀都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李元昊的面前。接下来的事是个定式，­奸­诈的人最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奸­诈，犯规者必死，尤其是身边的亲信。

野利遇乞被杀，党项族内最大的野利氏从此一蹶不振，连带着李元昊的后宫都重新洗牌。并且这还不算完，在不久之后，就会知道野利两兄弟的死，对西夏百年的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

百无聊赖，李元昊想到了女人，没办法，男人的正常发应。但是要承认，他首先是个好父亲，儿子大了，先为儿子找一个。

党项八大部族，他给儿子，也是太子宁令哥选的是没（左口右移，这字五笔打不出）氏的女孩儿。结婚那天，是西夏历史上第一次的王子娶公主场面，开国第一次！李元昊亲自主持婚礼，结果出大事了。

该死，女孩儿太漂亮也是罪过……没（左口右移）氏美到了不讲理的地步，李元昊呼吸困难，思维停顿，重新启动之后对儿子微笑了一下。

亲爱的，你先回避。

他自己找了身新衣裳，和新娘站在了一起。这女人是我的，她是西夏的新皇后！就这样，李元昊焕发了他的第７个春天，不过这还只是开始，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新鲜刺激。他在天都山大本营重修宫殿，给新天使居住，结果装修期间，他就被另一个春天击中。

野利遇乞的另一半，没藏氏。说来这也是宁令哥的妈，野利遇乞的妹妹野利氏多事。

两个哥哥都死了，她非常伤心，跑去向李元昊哭诉。要说李元昊可能比曹­操­还要迟钝点，但事后也稍微回过点味儿来。人，有点杀得急了，何况是连续杀了两个。后悔之余，他开始寻找野利兄弟的遗孤，要加倍的抚恤，安全保存。

他找到了没藏氏，当时这女人己经逃到了附近的三香家尼姑庵里出家了。这时春天里的李元昊心情正好，接她进宫，让她小姑子陪她吧。

结果进来之后，李元昊再一次呼吸困难，思维停顿。上天啊，为什么这样害我，她可真漂亮！于是第８春开始。这个春天对党项人的意义无比重大，得仔细说一下。该春天在天都山没呆几天，就被野利氏赶出来了，只好继续在寺庙里过日子，地点是兴庆府的戒坛寺。但是距离产生了美，李元昊经常跑下山到城里和她幽会。

时间长了，只会出现一种结果。人类在繁衍，生命真美丽。

放下李元昊的私人欢乐，回到广阔的国际大舞台。耶律宗真的愤怒在迅速升腾，１００多年的无敌军威怎么可能被低劣的党项人亵渎？契丹铁骑在漠北草原上集结，目标是向西。

­干­掉李元昊这个叛贼！

这时是宋庆历四年，公元１０４４年的九月间，辽兴宗耶律宗真御驾亲征，举国动员，以皇太弟耶律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为先锋，军马总数超过１７万，连同太子耶律洪基都随军出征，可谓超级重视。

可是时间耽搁了近一个月，才发兵西北。理由是国内着火了。李元昊派人悄悄潜入辽国，把辽军事先囤积的军用粮草烧了个一­干­二净。

没有接战就挨了迎头一­棒­，耶律宗真愤怒之余开始加倍小心。此后他的行动变得非常谨慎。当年十月份，辽军突入西夏国境。辽、夏之间的国境线有近４００余里长，一马平川，几乎无险可守。辽军长驱直入，直到逼近了西夏国都兴庆府，都没有遇上半点抵抗。

这时要说一下地图了，西夏的国土完全就是一片地狱，它对生活在绿­色­世界里的宋朝人和辽国人来说，半点吸引力都没有。当然，除了河套平原一带，西夏的主要城市都聚堆一样的扎在这里，其它地方，不是沙漠就是盐碱地。

辽国人就是一直杀到贺兰山边上，才探听到西夏军队的位置。李元昊在学乌龟，他忍在了贺兰山北边。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走得更远了，再远些，辽国人就能直接闯进他家里去杀人放火。

位置摸到，辽军迅速行动。耶律宗真本人驻扎在得胜寺南壁，韩国王萧惠领军杀了过去。这时李元昊的成­色­再一次显现。历史上有个非常有趣的定律，再强大的军队，也没法在１３７年以后还维持住最初的力量，就算后来强极一时的金军也做不到这点。

甚至横扫地球的蒙古军队也一样做不到。

那么辽军此时的能力怎样呢？强弩之末的辽国人以１０万之众和李元昊倾国之兵激战，其结果是李元昊大败而逃。而且一败之后，就再也不敢抗衡，他直接派人给小舅子带话。

——我投降了。

李元昊要投降，中原人用盲肠去想，都知道是骗人的。可这次不同了。第一，对方是契丹人，百余年间一直在欺压各个种族，怎样受降才有效果，他们比谁都清楚；第二，这不是在各自的国都里派使者来回跑，交换信件，而是相隔只有几十里路，吃顿饭的工夫就能见面。

要想投降，亲自来见！——这就是耶律宗真的回答。

亲自……去？李元昊有点发抖，作为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杀降、行骗惯犯，他的眼前瞬间出现了Ｎ多个临死前痛苦挣扎，挣扎无效，加倍痛苦的画面，夜路走多终遇鬼，难道这回要报应上身？

可是不去，契丹铁骑是个冰冷真实的存在，打过一仗之后，无论如何也不敢去碰了。没办法，咬紧牙关去硬挺吧。

几天之后，李元昊出现在辽兴宗耶律宗真设在河曲（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的御营里，他免去王冠，身穿便服，低着头，要多乖有多乖地走过辽人的千军万马，忍受着无数支鄙夷嘲弄的目光，来到了辽国皇帝面前。接下来卑躬屈膝，就差五体投地，来个君臣大礼。

史书记载，当天李元昊在鼓乐声中，亲自捧杯，向辽国皇帝祝酒。折箭为誓，永为臣属，决不敢再有二心。历史的契机出现。这一刻在天空中契丹人的列祖列宗都会出现，注视着这一场面。

耶律宗真，你到底该怎么办？

杀了他，还是不杀？这在以前根本就不是问题。换了是耶律休哥，在战场上就会要了李元昊的命；换了是耶律斜轸，那就理想了，李元昊会真正遇到克星，死得会没有最难看，只有更难看。其实就算换了仁慈的宋朝人，也会把从前的例子翻过来看。

像当年对待李继捧那样，把李元昊带回京城，每天加班加点，辛勤督促，您的思想有问题，得认真改造。至于什么时候毕业，等你下辈子投胎吧。

无论哪一种，都比耶律宗真实际选择的那个好。

小舅子那天神经错乱，居然接受了道歉，还回敬了姐夫一杯酒，就把人放了。半点都没夸张，他真的是昏了头，因为只在半天过后，就１８０度的改变了主意。

杀了李元昊，发兵打过去！

之所以有这个变化，辽史给出的答应是韩国王萧惠最先醒了过来，他提醒耶律宗真，咬过人的狗就再养不熟了，迟早还得咬，必须得勒死。耶律宗真的第一反应是犹豫，正在犹豫中，突然间得知了萧惠己经领军出战，直接砍过去了。

这时怎么办，局势瞬间紧张，一国之主，全军的统帅，您总得有些反应吧。不，耶律宗真真是奇妙，他居然按兵不动，留住了他的中军大营，让战场完全恢复了上次战斗的形势。

还是萧惠的辽军前锋部队和李元昊的倾国之兵较量。

按说这也没什么不对，第一次赢了，第二次照旧就是了，就算按惯­性­思维，也很妥当。可惜李元昊不配合。这一次他选择放弃一切，向后退。之所以这样说，一来是他退的步幅太大。他连退三次，每次都是３０里路；二来是退的本钱也凶狠，一边退一边把草原烧光；第三，１００里之后，他对兴庆府等国都重地都失去了控制，那等于放任辽军冲过去！

至此命运己经给了契丹人三次机会。第一次，战场上没有乘胜追击；第二次，御营里没有当场杀人；第三次，只知道追击军队，被李元昊牵着鼻子走。他们居然就一路追了下去，不顾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给自己的后勤打点提前量。

同样都是草原上讨生活的人，自己带了多少粮草也有数目，怎么就不知道能挺多少天？这时如果不去追，直接杀向李元昊的老巢，跑人跑不了庙，就算李元昊忍心不回防，至少也能先吃光党项人的家底！

战场上没有如果，辽国人一直追了下去，直到开始挨饿。坚壁清野，这招生效了，直到这时，李元昊仍然很恭顺。注意，他一刀都没还，面对杀气腾腾的主人，他百分之百地遵守了刚刚发过的誓言。

英明神武的辽国陛下，您能暂时压抑愤怒，再次回应我的诚意吗？

——我们再次讲和吧。

辽国人不得不和了，于是他们就在­干­旱的，同时还烧成了白地的党项草原上坐了下来，等着李元昊来议和。至于李元昊“议”的方式和时间嘛，他们一定还不那么了解。

请参照宋、夏议和的速度。

李元昊没完没了的拖，终于让辽国人的米袋子见了底。直到这时，他突然间发起了攻击，冲向萧惠的大营。瞬间变脸，再加上之前的准备，怎么看辽国人都死定了。不过西夏的军队就是不争气，在这种情况下都被辽军胖揍了一顿，赶了回来。

其中就有顶天立地的党项战神李元昊本人。在他后面，萧惠被气疯了。实话实说，辽国人跟党项人是不一样的。同样是草原民族，辽国很大气，不仅能打，还非常的守信用。悄悄地说，某些程度上比宋朝人还诚信。这时他们面对西夏这个举国皆小人、骗子的劣等民族的偷袭时，实在是鄙视加恶心，忍无可忍了。

萧惠下令，一直追下去，就算累死都得宰光这些草原土拨鼠，这帮连打仗都打得一点都不男人的懦夫！

据史料分析，这是李元昊生平第一次离死亡这样近，他的生命、国家、军队，这些最宝贵的东西，转眼就要被夺走。但是历史就在这时转弯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刮了起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按当时的话说，是西夏命不该绝。

按现代名词解释，就是一场大型沙尘暴。

于是辽国人就败了。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太儿戏了吧？一场大风就改变了２０多万以上兵力的对决结果？那都是天上打雷，都当是上帝风的百战­精­兵，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大风？您倒是挺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耶。

可就是怕大风。其实将心比心些就会懂了。我们现代人在城市里感受沙尘暴时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吧。那可离着大西北千万里远呢。再想想当年辽国人就在原产地里品尝最新鲜、最生猛的沙尘暴，那是什么滋味呢？人种的不同，是最没法改变的事实。

辽国人来自水星（绿­色­草原），党项人来自火星（沙土荒原），就这么简单。

萧惠大败，李元昊又冲向了耶律宗真的御营，御营里也是契丹人，大风面前人人平等，于是继续大败。其中国王很特别吧，耶律宗真带着儿子和几个最贴身的亲信逃了出来。一路狂奔，才没当姐夫的阶下囚。

这一战，辽国人１７万­精­兵全军覆没，随军的贵族、大臣除了被杀，全被俘虏，是开国１３７年以来仅有的，也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败后直接的恶果，是无条件地承认了西夏独立的事实，李元昊从此和耶律宗真平起平坐。但只是表面，更沉痛的代价在后头。

我们回忆一下，在前面我说过的３句话——第一句：“那个最想占便宜，也真正两边都占了便宜的，它吃的亏最大，之后亡国灭种的大祸就种在这时！”

辽国的灭亡就始于这时，百战军威出现了裂缝，不仅西夏方面找到了自信，就连它背后的女真、渤海等边远小国，也知道了契丹人并非不可战胜。以后他们都会揭竿而起。这就是贪婪的后果。贪小便宜吃大亏，老大不是那么当的！

一直都保持着英明神武的架子，谁敢动你？

第二句——“最强悍进取的，最朝阳奋发的，变得一蹶不振，之后一百多年里剩下的历史再没有半点值得骄傲的业绩留下。”

这是说西夏的，现在做总结还有些早，只能说李元昊在现阶段，真的是南边欺负了宋朝，北边痛打了辽国，不管过程怎样，他做到了当世无敌。可效果呢？无论是对宋朝，还是对辽国，他都是主动求和。就算耶律宗真只剩下了几十个人，在党项荒原上逃命，他都不敢追杀。

这样的胜利，有什么滋味？

现在回到主题，第三句话是说给宋朝的——“看着最怯懦无能的，最吃亏屈辱的，反而最平安稳定。五千年历史里最被人向往的传说盛世就在之后形成。”这句话，可以解释宋仁宗赵祯在这段历史里的各种奇怪行为。

比如他的迟钝，他的懦弱，还有他的弱智。

请大家注意，从这时起，宋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元１０４４——１０４５年之间，是宋、辽、西夏三国的国运分水岭，同时也是宋朝进入黄金时段的破晓时分。

这个黄金时段的生成，就源于宋仁宗的决断。从这些决定，和其产生的后果，才能隐约看到他３５年的生命岁月里，隐藏得非常深的能力和个­性­。同时，这个黄金时段里沉浮着太多的明星，中华五千年文臣的代表、儒家的大成者，都在这个时段里产生。

按说是星光璀璨，无与伦比，也的确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绝对的制高点，就连在评书演义中，这些人都是出镜率最高的。但是真正看清楚他们之后，很多的眼镜片就会摔满一地。

名与实之间，非常的相映成趣，基本成反比。

好了，我们这就开始。我不能保证­精­彩，也不能保证有趣，如果很不巧我做到了，那也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让我们从宋仁宗赵祯开始。

总体来说，这个人一直是半透明的，仁宗卷快写了３０万字了，他是怎样的个­性­，有多大的能力，还是看不清。

推卸下责任先，这不怪我。他今年３５周岁了，１３岁之前隐藏在他父亲宋真宗赵恒的影子里，２４岁以前又被他养母刘娥彻底笼罩，好容易亲政了，又有超级多的大臣、君子、小人来搞事，满天下一直在折腾，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反而出镜率少得惊人。

想分析，也无从谈起。

于是历代史书和学者们就给他送上了很多的头衔——懦弱、懒惰、昏庸甚至好­色­。那么他又是怎么从一次次的内外动乱、财权纠纷、党争帮派里存活下来的呢？每一次都平安度过，是他天生就戴着玉皇大帝给的不死金牌？

开玩笑，一次不死是偶然，两次不死是幸运，三次不死就只能承认他是超人，不管他的­内­裤有没有穿在外面。何况他还每次都做到了不动声­色­，让各方各面的苹果自动掉到他的手里来。

赵祯的不作为行为在庆历新政中己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到了辽、夏战争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非常令人发指，几乎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对他很抓狂。

战争暴发在那年的十月份，就在暴发的前夕，他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宋、夏议和议了一年多，在这个紧要关口居然达成了。而且条件还对宋朝非常的苛刻。具体如下：

每年岁“赐”西夏绢１３万匹，银５万两，茶２万斤；另常“赐”银２万两，银器２千两，细衣着１千匹，杂帛２千匹，茶１万斤；恢复互市榷场。至于西夏的回报，只有李元昊的“臣”字自称，以及送回在三川口之战中被俘的名将石元孙。

这简直太不对等了，就算答应，也不能这样赔本！何况这是大好时机，为什么不联合辽国狠狠的痛打西夏，往大里说很可能让李元昊亡国灭种，彻底­干­净，小一些也能让党项人元气大伤，回复到原始社会，重新全族变土匪。那是多么解恨又理想。

可他居然狼狈到了仅次于割地的赔款状态，真是懦弱加可耻，搞什么嘛，简直昏头到白痴！我想大家都抱有这个看法吧？

那么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假设赵祯突然英明神武，至少­精­明强­干­，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或者是在同一时间出兵党项，配合耶律宗真的军事行动，或者是不答应李元昊的求和，耗下去，等更好的条款。

其结果呢？出兵打仗，就算是赢了吧，李元昊毕竟不是铁木真或者完颜阿骨打那样的大角­色­，他输了，甚至本人都死翘翘，这个结果对宋朝好吗？

两个结果。１，辽国从此独大，至少恢复宋、辽对峙。以耶律宗真占便宜不要命的­性­格，加上这次灭国级的大胜，再考虑到这人之前就对宋朝的瓦桥关土地发生过浓厚兴趣。信不信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宋朝？

２，李元昊死，西夏亡。这很好，党项人会不会绝种呢？那片土地上会不会再出现个李继迁？那个幽灵一样的党项影子再四处飘荡起来，想想那是连宋太宗赵光义都搞不定的人物。让赵祯怎么才能安枕无忧？

所以出兵打伏没有半点好处，何况还不见得必胜。再说耗下去等更好的条款。这事儿看上去半点错都没有，不过稍微合计一下，就会发现是个猪脑袋才会想出的蠢招数。

请问你等什么？

过了这个时段，李元昊无论是输是赢，都不会再紧张对宋朝的关系。输了一了百了，死人不需要和平，不死的话也落寞了，彻底当土匪去，直接就是个抢，还罗嗦什么？赢了，我连辽国都不放在眼里，你宋朝算什么东西？

那时的条件，不定会怎么苛刻呢！

所以看似不作为，其实时机拿捏得妙到毫巅，并且从根子上断绝了西夏和辽国对宋朝再次动武的理由。其实多简单，对于宋朝来说，这两个蛮族邻居是地道的恶邻，又穷又横的主儿。他们的东西宋朝半点都不惜罕，根本没有抢和计较的必要。

如果要说有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样——燕云十六州。得到这个，才真正有意义。除了这点之外，一切免谈。

好了，综上所述，赵祯的对外策略己经分析完成。大家觉得怎样？我们再回头研究下他在庆历新政时期的表现，看看不动声­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智慧和打算。

他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和外战方面一样。麻木得就像那不是他的国家，他的子民一样。他简直是放任着君子们去表现，再随便小人们来掐架，一直不闻不问，彻底隐身。直到危及到了他的皇位时，就是夏竦的谣言，他才动用了点权力，让君子们发寒。

千年间有无数人要问，你既然大张旗鼓的要新政，为什么又撒手不管，让君子们四面楚歌，变得灰头土脸？这不仅是拿范仲淹等人涮着玩，更是拿宋朝的前途开玩笑！

那么我们再换个思维想事，让赵祯牢牢地站在君子们一边，欧阳修他们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样的局面会怎样呢？

“进贤臣”，好，君子们都涌到身边来。这些人天天叽叽歪歪地说三道四，核心内容就是皇帝坐稳了别动，我们怎样指挥你就怎样办事，对，是个木偶就正确了。至于君子们的表现嘛，进奏院事件中，和欧阳修主动胖揍御史台，都表现得很清楚了。

好斗、无节制，连起码的伦常概念都没有。这样的君子要来­干­什么？尤其是针对国家具体难题时，根本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而这些事情，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表现出来的。从新政开始到范仲淹外放，不过才８个月而已。历代史书都在埋怨、嘲讽赵祯的始乱终弃，可为什么就不看看新政者本身是什么货­色­呢？

好玩的是，继续换思维角度。这些人之所以敢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原形毕露，无所顾忌，是因为什么呢？如果换成是李世民那样的皇帝，就算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吧。呵呵，这就要拜赵祯的不作为之赐了，就是要让你们表现，为什么要压制呢？那样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看清楚你们！

至于在党争中他的立场，为什么要支持“小人”们，把君子们定­性­为党派。那可怪不了赵祯，是欧阳修的文笔为什么那么伟大呢？每当读到他的传世大作《朋党论》，我都会想起一个镜头。周星驰演的《武状元苏乞儿》，苏灿沦落到乞丐之后，遇到了乞丐中的神秘人物，夸他，“见阁下举止动态、神气骨骼，无一不是乞丐中的上品，实在是乞丐中的霸王啊！”

苏灿满怀希望地问，那又怎样？

回答——还是乞丐！

晕倒吧，欧阳大才子说得再美妙，那也还是朋党，有了这东西，就会形成势力，有了势力，就会和皇帝争权。尤其是这帮人己经在强迫着皇帝“退小人”了，并且还把小人一一指出。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支持？

何况政治斗争就像荒原上的生存法则，您得去斗。这么伟大的贤人君子如果连几个小人都搞不定，我怎能放心把万里江山交给你们去管？

所以听之任之，是这时最好的管理手段。事实也证明，赵祯从来都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力。并且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所谓的新政，对这个本来立意就不高明的改革事件，赵祯的处理结果是那么的让人称道。如果稍微懂点历史的话。

自古以来，关于改革有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改革，兴旺；不改，渐亡；模棱两可，乱。”

查遍史书，改革彻底的国家，经过阵痛之后，都会焕然一新，得到重生的机会。比如战国时的秦、赵等国；不改，一以贯之的国家，好比各个朝代里都有过的某一时超长时段，如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所谓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尽量求稳，求温和，可留给下一代的都是超级烂的大摊子，基本没法收拾。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可怕的就是最后的５个字。

模棱两可，乱。

这个例子不必去别的朝代里找，２０年后的宋朝就是最大的经典。到时再细说。现在要强调的是，赵祯属于第二类，见势不妙，立即收手，不玩了。宋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新政各个条款逐渐作废，回到了“不改，渐亡”的路上。

这条路有远忧，无近害。宋朝的好日子到了，在此后的３年时光里，即公元１０４５、６、７三年，宋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际关系也很好，没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翻开史书，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都与皇帝的好心情有关。

第１件，赵祯出宫打猎了，这是破天荒头一次。那时是十一月的深秋，天高云淡，云气舒卷，他骑着马在野外奔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真正快乐的日子；

第２件，发生在皇宫深处。宁静祥和的日子里，某一天，他突然对曹皇后微笑了一下。皇后，十三和滔滔己经长大了，我为十三主婚，你为滔滔作主，让他们成亲，你看好吗？

皇后的笑容温柔但微微有些辛酸。好，这是好事。她从来没有拒绝过皇帝的任何要求。

要说明一下，十三，是一个孩子的小名，他的本名叫赵宗实。这个孩子从小就在皇宫中养大，至于理由，一来他是皇室宗亲，二来因为仁宗始终没有儿子。至于滔滔，她是个女孩儿，姓高，北宋名将高继勋的孙女。之所以能嫁给宗实，是因为她的妈妈是曹皇后的亲妹妹。

记住这两个孩子，这时他们是仁宗、曹皇后寂寞生活里的快乐，但以后就是宋帝国的主宰，不论是男孩儿十三，还是女孩儿滔滔，都让整个国家因为他们的意志而改变。

除了这两件事，剩下的就全都是官员升迁罢免的列表名单了。如果要列出来的话，几乎每一个名字都大有来头，很是光芒四­射­，但是那样就太枯燥，也太无序了。看史书，要透过表面看本质。这些名单又杂又乱，人员变动时刻不停。其中也有规律可循。

从这时起，仁宗朝在官员方面就没有主线了。再没有像吕夷简那样的超级权臣诞生，也没有范仲淹那样的道德楷模出现。就连富弼、韩琦那样强硬，有原则的人物都绝迹了。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泛味？理由非常美妙，说实话，真是当时黎民百姓的幸福，也是后来每个时代里老百姓的盼望。

终极解释——因为没有条件了。无论是生出来权臣的土壤，还是出现标兵的机会，都彻底消失。这不难理解，只有出现了战争，才会有英雄，只有出现了争斗，才会决出来权臣。

现在一切平稳，赵祯用他的手段让每一个臣子都没机会做大，更没机会表现。每个人都规规矩矩的上下班，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了。

不知别人怎么想，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美妙的局面，无论是对皇帝还是对平民，几乎都是最好的了。不折腾，这３个字很简单，但千真万确地是宋朝百姓们最大的愿望，而他们最后也就死在“折腾”这两个字上。

其实不仅仅是宋朝，古往今来，哪怕是现在，这也是人类最普遍的心声。这个局面，结束在宋庆历七年，公元１０４７年的十一月份。终于又出事了，相当严重，是宋朝最忌讳的造反。

这次造反的规模是仁宗朝里排名第二的，其实就实力而言，应该是第一。尤其是兵变主脑的准备工作非常到位，远远比排名第一的那位仁兄在行。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现役军人。

这人叫王则，出生在河北涿州，从小孤苦，其命运就是北宋禁军里普通一兵的通用档案。都是本来好好的良民，可是一场饥荒过后，就没法在本地生活了。逃荒在外，饥不可耐，正要行凶，结果朝廷招兵。于是就当上了国家的正规军。

其实当北宋的正规军，待遇是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说非常理想。因为太人­性­化了，不仅他自己可以衣食无忧，就连他的家属也可以从军，住在军区大院，从军队里领钱领米领布过日子，时不时的还可以背着领导，或者帮助领导出去做买卖，赚些外快。非常好吧？这是当年的老兵赵匡胤给后来同行们想出的最佳安置方案了，还有什么好争的？

王则有，这个人闹事决不是什么官逼民反，迫不得己。他有崇高的理想，严密的组织，以及庞大的同伙，甚至还有强大的洗脑工具，从思想上就和其他的暴徒不同。

他信佛。这点应该说是个很普遍，也很正常的事。千百万人，无数人都信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千百万人都信，事儿就大了。

有两点要注意。第一，中国历朝历代用信仰这个东西来造反的事层出不穷，上有汉代的张角，下至满清时的太平天国。可见这东西很管用；第二，佛教，就算文盲都知道，它是宣扬善良，追求平静的宗教。为什么还能用来造反杀人呢？

这就和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有关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请问那些信佛的，有几个人是真正看佛经的？又有多少是听当地神汉、巫婆一样的“传教”者来鼓吹，才去信仰的？

例子很多，想找的话，我们身处现代，随便向四周望一下就能找到。如果说古代，就看这时的王则，他之所成功地当上了佛教造反团的大统领，就有两件法宝。第一，他有文化知识，写出了《五龙经》、《滴泪经》这样“佛”经，还有神秘莫测的各种图谶。

这非常不得了，懂得揣摩大众心理，再写出实际作品，抛开水平高低的问题，他己经做出了和各个宗教开创人同样的事。很高明，但这并不能作为大众受骗上当的可原谅理由。

恶魔给你辅了路，也得你自己走上去。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国民素质问题。稍微有点知识文化，就该知道佛经万卷，那有什么狗屁的《五龙经》、《滴泪经》？

更刻薄的话不说了，再说他的第二件武器。祥瑞。

回顾宋朝历史，赵祯的老爸赵恒在晚期玩过超级创意、超大规模的祥瑞游戏，弄得国内国外所有人都目眩神秘，五体投地。这个王则就继承了些遗泽。他经常光着膀子上街，让大家看他的后背。

上面有个“福”字。本来是他老妈在他逃荒前给刺上去的，为了能在多年以后，无论怎样变样，都能认出来。无非就是个防伪标志，可在宗教光环的笼罩下，就有了神圣意味。

这是天生的，是上天弥勒佛下界接释迦佛的班，拯救众生的标志……

王则的信徒越来越多，以贝州为根据地，以河北为范围，教徒就像细菌一样不断裂变、感染、繁殖，短短几年时间，就达到了一个饱和点。

不得不反了，不然就要漏馅。事实也真的露馅了，他原本是想在庆历八年的正月初一这个万象更新的新日子里来个造反大吉，先切断澶州的浮桥，让河北的军事重地瘫痪，同时在德州、齐州等地行动，最后的目标是河北的首府大名。这样就会把整个河北路都占领。

计划很好，可是有人临阵发抖，把他出卖了。一个信徒跑到大名府，直接面见当地的最高长官贾昌朝（超级复杂的庆历官员升迁，他被外放了）。逼得王则提前行动，日子是庆历七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很有讲究，体现了他现役军人的军事头脑。

这天是宋朝例行的冬至日郊祀大典，皇帝要率领百官到城外去拜祭天地神灵。全国其它的各大主要城市，负责人也得搞同样活动。王则就在这一天突然动手，在贝州城的天庆观里把知州以下的全体官员一锅端，谁也没跑了。

贝州得手，王则的行为变得古怪。全国还有那么大的面积等待他的解放，他居然先忙起了家务。他要先安内，才去抑外。一系列的花样就搞了起来，先是国号出现，叫安阳。年号也有了，是得胜。紧接着就是征兵，贝州城里１２岁以上，７０岁以下人人有份，大家都去军资库领东西，铠甲兵器随便挑。为了更加接近正规军，每个人的脸上又都被刺了字。

字数有点多——“义军破赵得胜。”口彩相当地好！

接下来他又设立了全套的朝廷班底。宰相、枢密使甚至三司六部都一应俱全。更绝的是贝州城里的街区道路都改名了，他自己住的地方叫中京，以他为圆点，向四面八方辐­射­，城里每一座楼房为一州，名字都和宋朝大地上的著名州县一样。城墙上设有四位总管，各自负责一面。正东的城头上“佛”字大旗招风招展，等待他的教民们向他靠近。

他最先等来的消息是澶州、德州、齐州的教徒们动作有点慢，都被宋朝当局给逮住，扔进班房了。

接着就发现有大批的正规军出现在城下。佛教造反团真是荣幸，他们比李元昊得到的重视度都高。中国所有朝代中，宋朝处理内乱的力度是最大最及时的。这次是正中铁板。

这次宋朝派出了１０万禁军，外加一位战场上的隐形强人。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知成德军、权开封府尹明镐。

这个人大有来头，他的官职生涯和庆历君子们很相似。前一段是中进士、当小官，一步步熬资格。后半段他遇到了君子们共同的“贵人”——李元昊。没有西夏战争，君子们是没法冲破吕夷简的铁幕，跳上政治舞台的。

战争中明镐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李元昊在三川口之战中，先打破了宋朝西北第一要塞金明寨，战后就要重修。谁都不敢去，包括西北方面的正规军。这时明镐站了出来，他只带了１００多名骑兵，自己征集材料、督促工程，只一个月，就把金明塞修复。接着又在当地招兵，训练了３００名弓弩手。

这３００人不同寻常，号称清边军，在当时号称“最骁悍”。

第二件事是他升职后，作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去负责边防事务。在那片，他郁闷了。具体地说，他感觉回到了东京开封！只见街上游兵散勇一堆一块，穿得花里胡哨，个个喜笑颜开。至于为什么这么高兴，往他们身边瞧。

美女如云……军队里面居然夹杂着大批的妓汝！

明镐头疼，进退两难。要士气，还是要纪律？这在宋朝的仁宗年间没法得到统一，尤其是当时西北方面最大的长官夏竦就是根不正的顶梁。他巡边的时候都带着小妾呢。就在犹豫中，军队里出事了。女人永远是导火索，有人争风吃醋动了刀子，不仅杀了大兵，还砍死了好几个妓汝。

出了人命，明镐却高兴了。有人来告状，他只回答了一句话，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死了人吗？他杀？呵呵——“彼来军中何耶？”

谁让你们到军队里来的？

就这一句话，所有的妓汝们都不见了，大兵们想留都留不住。人家是来赚钱的，生命都没安全，还有什么搞头？

综上所述，明镐是个胆子大，很灵活的官员。在有战争经验的庆历君子们集体下台的情况下，他的资历让人很期待。毕竟是也是从前线回来的。

简短地说，攻城开始，官军要做到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贝州城。要知道，这是叛区，河北路遍地都是王则的信徒叛党，仗只要打得温吞水，很有可能就会遍地起火，那时不堪设想。你们在包围贝州城，小心被“佛”教徒们反包围在河北路！

所以要快，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国家的威严和力量。

但是明镐再次郁闷，悄悄地说，他这人一生的命运都有点纠结，总是这出点问题，那儿也不大顺当。这时他就感觉被王则玩了。禁军攻城，无论是手段还是器械，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要命的是他们面对的是宋朝自己­精­心修起来的贝州城墙，外加同一手段训练出来的正规军。

各种手段都用过，明镐决定来个绝的。这一招儿，据我不完全统计，是从古到今从来没人用过的。就算是辽国的萧太后、金国的各个完颜，或者铁木真子孙们，也都没法想象。不是说他们做不到，而是时间耗不起，并且贝州城毕竟不是开封城，根本不值得这么搞。

明镐召集了两万个民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贝州城墙的外面堆起了一条土质长城。这条长城不仅是高，而且超厚超宽，它先累起来一定的高度，接着就向贝州城推进，直到和城墙几乎相接。

没办法，只能是几乎，再近点对面的大刀长矛就招呼过来了。

到了这一步，可以说是赢定了吧，明镐这时为了必胜，又把另一种高­精­尖武器推上长城——敌楼。人躲在楼里，楼向城墙移动，这样冲过去万无一失。结果就死在了这个稳字上。

王则早有准备，敌楼他也会做，还在里边小改了一下。他的楼里没人，只有大堆的­干­柴火种，和官军的顶上之后，一支火箭­射­过去，就让城里城外的人看了三天三夜的烟花。

全烧光了，一连三天三夜都扑不灭！

在这种情况，宋朝只好换人，明镐变成副手，一位仁宗朝真正的大人物登场。他的权力应该说没有吕夷简巅峰那样大，他的名望也没法超过范仲淹。但是他的执政能力、时间，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度任相，跨度有５０年之久。

在这期间，正是宋朝的多事之秋，天灾人祸，甚至皇帝的身体都出了毛病，他得独当大局。但基本上没有犯过错误，没有欺压同僚，让仁宗朝这个兴旺、平和、人­性­化的形象能够保持。

这人名叫文彦博，字宽夫，生于宋景德三年（公元１００６年），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他是真正的世家子弟，世系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证据就是他的姓氏。

简单地说，文氏最早可考的祖先是春秋时齐国的陈公子完，以其死后的谥号为姓，姓敬。到五代十一国时，犯了卖国贼石敬瑭的讳，改姓文，后晋灭亡，又改回敬，宋朝建立，仔细查了下，原来赵匡胤的祖先里有人叫赵敬，于是又再改成文。

这样折腾说明了什么呢？第一，文家几千年来一直在当官，哪怕是异族沙陀人时期；第二，文家非常尊重领导，无论是原则还是细节，从不马虎。

这些都遗传给了文彦博，这个人一生都没有背离这两点。一定要记重，他是真正的世家子弟，永远彬彬有礼，永远高高在上。在朝廷中，就像是一股来自亚热带的风暴。很温暖，有着让人乞盼的珍贵雨水，但是同时也风力强劲，随时刮得你四脚朝天。

他在前面出场过，按顺序来说，第一次是三川口之战败后，当时懦夫黄德和临阵逃跑，反而诬告刘平通敌卖国。赵祯很愤怒，派人把刘家２００多人都绑了起来，派御史台的人去前线实地调查，只要罪名成立，立即全家斩首。

派去的人就是文彦博。要说黄懦夫的跑跑行为还是很靠谱的，他上边有人，力量大到了文彦博把事儿都弄清了，把黄懦夫连同其同党都抓起来，要就地砍头时，中央又派来了特派员。又一位御史驾临，命令他马上移交犯人，带回开封处理。

谁都知道这里有猫腻，而猫腻的背后通常就是势力。文彦博当时只有３４岁，一根官场小浮萍罢了，他敢怎么样，又能怎么样？结果让整个官场震动，文彦博一句话打发回去了自己的同事，有事我担着，当场就把黄德和一伙砍掉。

很正义，很威风，很君子。

但是如果你认为文大人和范大人、富大人、欧阳大人他们一样，坚信着一些真理，终生都追逐着道义，那就大错特错了。文大人做事很稳，绝不会冲动，更不会像君子们那样动不动就玩玉石俱焚的游戏。他有５０年的辉煌仕途！

第二件事是真正的战功。麟州府之战，宋朝打的其实是军备、粮食、水源之战，面对李元昊的围困，得把东西交到边防军的手上。

历史记载，这是张亢的功劳，他千难万险突破了重围，但军功章应该有文彦博的一半。他把当时残破的驿路修好，把物质交及时地交到张亢的手里。

这是反击的最初始点。

言归正传，回到贝州城。人和人的命运就是不一样，明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了整个朝廷的蔑视和不满。只是一座州郡城市，１０万禁军，１个月了你还拿不下，真是废物得相当罕见。必须换人，但是谁去呢。皇帝很发愁，金殿上站满了人，不是没法上阵的，如“小人集团”，就是不敢用的，如“君子集团”。目光游移，最后他叹了口气。

——卿等日日上殿，无所谋，何益？

你们都是一群只知签到，半点本事都没有的蠢材，天天站在这儿，有什么用呢？这时文彦博站了出来，臣愿往。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不和任何人抢功劳，只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并且谁都不烦他，他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连皇帝都非常放心。

临走之前，文彦博在中书省和枢密院都转了一圈，像是在跟同志们告别。忘说了，他这时的身份是参知政事，帝国的副宰相。有意无意间，他和当时的枢密使，军方名义上的最高首领夏竦互相对视了一会儿，大才子、老滑头、死不要脸的夏竦先没挺住，在文彦博温和亲视的凝视下有了点不自然。

大家心知肚明，明镐的失败里就有夏竦的努力，现在换我上战场了，你在后方老实点。

这时的夏竦很快乐，生活完全满意。比如他很奢侈，就己经回到了东京，地球上还有比宋朝的东京还奢华的地方吗？比如说他喜欢害人，这时害得也很尽­性­。

明镐是现在进行时，之前他己经害人害得天下皆知，万人侧目。就是石介，石先生只是写了一首长诗，里边骂了他几句而已，他发挥一字千金的威力，己经连石介再加君子党都搞倒了，应该满足了吧？不，那只是开始。

搞人，是件天长地久，没完没了的享受，哪有这么简单。石介在长诗事件之后半年就病死了，天下都很惋惜，这至少是位难得的学者。可夏竦很警惕，他突然间向朝廷提出，石介根本就没有死，他的所谓死亡是个­阴­谋，他借机潜逃去了辽国，目的是为富弼送信，里应外合颠覆宋朝！

看着很传奇，效果很震撼，不管怎样，这涉及到了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在这件事上，仁宗第一次显得残忍。派人，去把石介的坟挖开，里面要是没有尸体，尸体不是石介本人，夏竦说的就是真的。

破人坟墓，恶毒殊甚，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人神共愤的事。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来证明石介和富弼的清白？

一时之间，似乎石介真的要尸骨不安，重见天日了。

话分两头，挖坟行动在进行中，“主谋”富弼己经出事。石介是为了他才出逃的，这人必须先控制住。于是富弼得搬家，从郓州转到青州，静候调查结果。这就算是先期双规了。

这只是开头，宋朝分派人手，一方面到山东把石介的妻子抓住，带到外地监管。一方面把触角伸进了辽国，查一下近期是不是有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

辽国没有反应，是不是反叛行动不存在呢？

夏竦摇头，他蔑视的目光扫向所有人。我是军方的代表，国家安全的负责人，我要告诉你们，事情有了新发现。辽国是没有集结军队，那是因为石介笨，他没说动那帮野人。现在他又悄悄地潜回了国内，到登州、莱州一带纠集了数万个凶恶歹徒，准备集体造反。

至于为什么选在了登、莱两州，很简单，富弼调转工作之后，就在那一带……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阴­险里己经透出了可笑的味道。以前的那点仇尽人皆知，现在人都死了，就算想报复，能不能有点限度？就算没限度，能不能有点品味？就算您品质恶劣，手段卑鄙，总得有点技术含量吧？！

哪有出尔反尔，一会儿变一个花样。这是军国大事，是入侵和叛乱，是祸灭九族的大事啊。但是夏竦不管，他摸准了皇帝的心理，万事以国家安危为重，挖个坟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挖与不挖，就算真的挖出了尸首，他都有话说。

无论怎样，都伤不了他半根毫毛。

事情完全按着他的设想发展。宋朝派出了专员去山东主持挖坟壮举，眼看就要挖，实在有人看不下去了。当地的提点刑狱官（负责刑事案件）招集了２００多人联名担保。大家曾经亲眼目睹，石介的确埋在这坟里，如果有假，大家受罚。

那位专员想了想，他转身回京了。这位刑狱官说得对，夏竦不要脸，宋朝还要脸，万一挖出来的尸体真是石介，让国家的脸面往哪里放？

却不知夏竦根本无所谓，尽管挖啊，听说石介是贫病而死，临死前就瘦脱相了。这时埋了快一年了，要是还能有人认出来，才真是见了鬼。

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让石介长生不死，变成天才的长跑健将，每年在宋朝的各个角落出现，一会儿为富弼活动，一会儿为范仲淹造反，直到把所有的君子们都折腾死。

折腾不死也能恶心死……

最后这件事只能是不了了之。石介的家人释放，富弼官复原职，而夏竦嘛，他得意洋洋，无视所有人的厌恶目光，每天昂然上殿，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无耻到这个地步，一般来说就没人敢惹了。那么为什么文彦博敢于警告他，而且他还不敢不听呢？这就要看文彦博到底是个什么人了。无论是之前，还是以后，文大人最拿手的功夫就是修理夏竦这样的低劣人类，只要是耍手段的小人，不管是什么型号的变种，在他手里都灰头土脸。

有件事可以证明。那是他在进京当副宰相之前，在四川做成都知府时，被御史台给弹劾了。原因呢，是他工作不忘娱乐，没能彻底地清廉到底。说工作，当时是灾年，他以种种办法，成功地控制住了米价，让总是出事的蜀川之地很平稳。

这就是能力，但同时，他高兴之余，开始欢乐。另一面出现，他好­色­。但注意，是“宴饮狎妓”，绝没有强迫良家­妇­女。消息传进了京城，赵祯很不高兴，他派出了一位御史，以回家探亲之名，悄悄地去四川探察虚实。这是个秘密工作，该御史小心出行，没有张扬，一直走到了汉州。

再往前走，离文彦博就不远了，这时很巧，御史大人他乡遇故知，突然见到了一位久不见面的同乡。高兴之余，喝酒谈天，吃着喝着事儿就变了，一位名叫杨台柳的歌女出现，真是太美了，旅途寂寞的御史先生一时把持不住，就如此这般了一回。

小事情，不过人生小记忆而已。隔天之后，他正气凛然地再次上路，决心抓住文彦博歪风邪气的小辫子，给大宋官场整整风。

几天后，到达成都。开始就是官面文章，当地官员在文知府的主持下，给御史大人接风。大摆酒席，莺歌燕语，席间少不了众多的舞女助兴。这位御史扳起一张铁脸不动声­色­地听着看着，就等着一会儿文彦博跪倒认罪，真诚忏悔。

却不料下一瞬间，他突然间脸无人­色­，差点昏死过去。

一位舞女出场，唱了首新曲——“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借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东风万万条。”那是他写给露水夫妻杨台柳的，这位四川美女此时此刻就在他眼前唱歌！

完了，来整风，却被粉红炮弹打中……还有什么脸说别人？他第二天就回了开封，向皇帝“如实”汇报，文彦博是位品正貌端的好青年，是帝国最需要的完美型人才！

于是文彦博进京当副宰相。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彦博做事的风格和能力。说能力，他远隔千里，能准确地知道皇帝的密探的准确位置，并且设计了那出好戏。说作风，他一没有威胁，二没花钱，只是与该调查员同乐了一下，就把危险变成了好运气。这很乖巧，但要是这样想，就把问题看简单了。这件事只是个苗头，以后在中央政府里都能出现了类似的好戏。

我把它统称为“驱敌为奴大法”，就是要让敌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记住，是心甘情愿，绝不是普通的被要挟者恨得咬牙切齿，想杀之而后快的恶劣心理。那样太丑恶了，世袭士大夫的品味，就让文大人不屑用之。与之相比，夏竦坏得明目张胆，尽人皆知，实在是不入流。

话说这两人当天在枢密院里亲切凝视之后，文彦博带着微笑来到了战场。他相信夏竦应该收敛些了，一来他不是明镐，没那么好欺负；二来明镐也没真得罪过夏竦，只是夏枢密看他不顺眼而已。就拿国家利益泄私愤！该杀，但千头万绪，先得把贝州城和王则搞定。

这段日子明镐没闲着，他比最初那一个月动作更大了。修长城不行，他想到了挖地道。具体的做法是全力进攻北城，怎么热闹怎么折腾，在南城墙下却悄悄地挖了起来。但这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于是除了挖地洞，他开始策反。

这个快，毕竟城里都是宋朝活得很安逸的良民，前面说过，这时候根本就没有官逼民反的事，这是“佛教造反团。”城里城外很快约好了日子，某天夜里，由一个叫汪文庆的人，带着几百个市民遛上了城墙，非常成功，他们把城楼点着了，再放下去绳子，眼看着官兵大批量往上爬，贝州就要光复了……且慢，佛教团员积极­性­就是高，一窝蜂地扑上来，别说攻进城，就连汪文庆都是跑得快，才撤下了贝州城墙。

就这样迎来了文彦博。人和人的命运就是这么不同，明镐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败，一点实际功劳都没有，可各种准备都己经到位了。尤其是地道，几乎同时间挖好。

文彦博下令，在闰正月初一的晚上，猛攻北城，同一时间­精­选了２００名士兵，钻进了南城墙底下。没有任何悬念，王则等人在北城杀得热火朝天，南城门突然陷落，官兵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要说王则就是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想出了一个怪招。他命令把城里的牛都集中起来，牛头冲南，成排站好。然后别管是牛尾巴还是牛身子，往上泼油，点着火了，放缰绳！这就是传说中战国时田单复齐的火牛阵。

办法是好办法，可惜时代变了，宋朝人什么都见识过，还想用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事来蒙人？一位宋军的阿兵哥在大群火牛面前举起了标枪，一枪扔过去，正中头牛的鼻子。顿时一片混乱，牛群掉头就冲向了王则。

佛教造反团就这样死在了牛的身上。天亮后查点战场，该抓住的一个不少。按照平叛流程，到了这一步，除了安顿市民，恢复生活之外，军事行动就算大功告成了。但是不行，宗教这个东西太敏感，总会让人发狂的。具体地说，王则不同于以前的所有造反派，他的先期准备太充分了，整个河北路几乎遍布他的信徒。

文彦博请求，就在贝州城把他砍头算了，要是按规矩运送京城，一路上风险实在太大。理智地说，这很必要，平叛的原则就是稳妥。可京城里传来了反对的声音。反对人，枢密使夏竦。

居然还是他！

有时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明明知道做不得，可事到临头还是忍不住。仔细想，这事儿不是文彦博的威慑力不够，也不是夏竦又有什么新打算。正确答案是本­性­。

就像那个老寓言，蝎子和天鹅是好朋友，说好了天鹅抓着它飞过大河去南方。事先约定，蝎子不许咬人，不然天鹅腿疼，结果只有摔下去。蝎子满口答应，可飞起来后，还是咬了一口……没办法，它咬习惯了。

夏竦就是个天生的坏种。这件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一但确认了谁的人品有问题，就永远绕着他走。本­性­涉及ＤＮＡ，不是每个人都能改过自新的。

庆历八年，公元１０４８年的闰正月，贝州叛乱平息，历时６６天，首犯王则被押运进京，斩首处死。

庆历八年的正月间，对宋朝来说，是个非常微妙的时段。好坏参半，苦乐难知，一共发生了３件大事，无论怎样分析，也只是“微妙”两字。

第一件，贝州平叛。虽然过程曲折些，总算圆满结束。有功人员都升官了，文彦博荣升帝国宰相，一跃成为朝臣领袖。明镐慢一些，３个月后也被成为参知政事。这件事可以定义为好事。

第二件，我们先要注意时间。这一年是闰正月，贝州平叛成功时，就在闰月里。也就是说，正常的１月份己经过去了。而第二件就发生在这一年的新年正月初一时。理论上它最早发生，之所以排到了第二位，是因为它没在宋朝国境内。

它发生在西夏的国都兴庆府，传进开封时，己经是一个月以后了。

事情从节日说起。话说当年整个东亚地区，包括西夏、辽国都各自有自己的年号，比如这一年就是西夏的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可它们都共用汉人的历法。即­阴­历。都要过正月初一，也有正月十五，那一天的元宵节各国通用。

李元昊很快乐，河曲之战击败契丹之后，他的人生进入了纯粹的享乐阶段。还有什么理由不享乐呢？在他的周围，无论是世仇吐蕃，近邻回鹘，上级宋朝，还是主人辽国，都己经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十多年了，他把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变成了他的丰功伟绩。

这样的成就，考虑到之前党项人的家底，真是惊世骇俗。这里要说句公道话，他就是这一阶段的战神，不管过程怎样，不管成果如何，他决战决胜，把党项人这一种族的地位，拔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于是就享乐吧。在这方面他的品味还是比较游牧的，他没有多花什么钱来装修房间，当然，这个爱好太烧银子，以西夏这时的家底，别说宋朝的顶级建筑，如玉清昭应宫他修不起。就连五代十一国时，南唐、南汉的那些宫殿，也不是他能梦想的。

他喜欢骑着马，带着帐篷，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到处游猎。

这个女人就是不方便在皇宫里出现的没藏氏。时光流转，温柔缠绵，在出事这年的前一年，公元１０４７年的二月六日，他们终于有了爱情的结晶。

一个婴儿诞生在一条叫两岔河的岸边，是个男孩儿。李元昊给他起名叫“宁令两岔”。宁令，是党项语里欢喜的意思，两岔，是因地起名，谁让他生在了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留意这个男孩儿对西夏意味着什么，对李元昊本人的命运会有怎样的影响。

只不过是个孩子嘛……

可要看这是谁的孩子，并且同类相忌，李元昊还有别的孩子！简短地说，他生过５个儿子，种种原因，包括他自己亲手杀掉的２个，最后只存活了一个。就是野利氏所生的太子宁令哥。宁令哥的命运，以他的婚礼为分界线，之前无与伦比的幸福，之后暗无天日的灰­色­。

他的老婆变成他的“母后”，他的皇位也有了新的人选，就连他妈妈的地位都开始动摇，从前的卫慕氏就是最好的例子，无恩爱即无一切，连­性­命都可能保不住，还谈什么将来？

种种苦闷，宁令哥心神不定，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心底里升起，但无论哪一种，都没有这个人带给他的震撼。一个微妙的小人物出场，就是这个人，让这件事变得凶险诡秘。

他叫没藏讹庞，是两岔的舅舅，没藏氏的哥哥。同时也是西夏当时的国相。重要的位置，尴尬的身份，他有和宁令哥一样的不安理由，谁知道会不会有别的女人跳出来，比他的妹妹更加漂亮，成为李元昊的第９个春天呢？

每个春天都可以孕育出种子，两岔不会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李元昊才刚刚４０出头，一切还都是未知数。他的地位，他妹妹的地位，有什么办法能彻底巩固呢？

这是个问题，没藏讹庞想了很久，一个很大胆，很奇妙的构思逐渐生成。越想越妙，只要能达到第一个目标，那么整件事的结果，无论怎样都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关键点在两个人，李元昊和宁令哥，这两人只要死了一个，对他都会很有利。但细想，里面有很大的分别。１，宁令哥死了。那么至少两岔的太子位置暂时成立，就算以后还有三岔、四岔直到Ｎ岔，都要十多年之后，才能变成麻烦。

简言之，宁令哥死，会解燃眉之急；

２，李元昊死。这事儿就有点悬。不是说西夏国势会剧烈动荡，连带着周边的宋朝、辽国，甚至吐蕃都可能起兵报复，而是说，李元昊突然死亡，留下了宁令哥，两岔会有机会吗？

­精­密计算，成算不大。虽然野利族的势力大不如前了，可绝对不是没藏氏一个没名份的女人，再加上他这个国舅牌的相爷可以比的。

所以李元昊可以死，但决不能留下宁令哥！只有达到了这个目标，两岔和他才能是终极受益者。那么继续想，怎样才能让这个思路变成现实？难道要让宁令哥去杀李元昊？

……脑子里突然崩出来这个念头，一瞬间没藏讹庞被自己吓得毛骨悚然。咋想出来的，让儿子杀老爸。倒不是说杀不得，草原上这事很多，听说汉人们也很喜欢搞这套。只是第一道关就不好过，试问宁令哥不杀怎么办，稍微有点大脑就能看出来，这是为他人做嫁衣衫，对两岔有利。

让宁令哥冒最大的风险，来实现让自己垮台的目的？世上有这样蠢的人吗？！但别急，惊恐过后，理智出现。问题——如果宁令哥发觉不对，和他老爸李元昊勾通，他能说什么？说没藏讹庞要害您，好让两岔当皇帝，他自己当摄政王？

猜一下，这句话说出去之后，李元昊会怎么想。只要稍微有点记忆力，就应该想起不久前野利兄弟是怎么死的。没有任何谋反的事实，只要让李元昊起了疑心，就必死无疑。

堂堂的西夏现任国储，和一个一岁大的婴儿争宠，让一个正牌小舅子当摄政王……这得有多大的想像力，才能想得出来。又得吃了多少药，才能相信呢？

所以非常妙，没藏讹庞得出结论，只管去和宁令哥提，别怕任何风险。甚至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宁令哥去告发他，那样是达到目标的最快捷径。

怀着这样的成算，他找到了宁令哥。之后发生的事，其实不能去怪这位太子有多脑残，的确很好笑，没藏讹庞一说他就答应了。至于为什么，一来是他的年龄。２年前他才结婚，在盛行早婚的古代，他能有几岁？二来是他的恐惧。

而不是传统史书里强调的愤怒。

老婆被抢，妈妈失宠，地位动摇，无论哪一点都的确让他怒火中烧，可只是这样，就能怒到提刀去砍他爸。他应该比李元昊还李元昊，真是太有­性­格了。怎么还能等到这时还不动手？真正的原因是他恐慌又无助。这点最要命，他怕，就像等死的犯人那样，眼睁睁地等着失去一切。这时没藏讹庞出现，带给了他唯一的希望，再失去，就彻底完蛋了。

时间来到正月初一，那天李元昊在兴庆府皇宫的正殿上接受朝拜，传说当时红日初升，但是暗淡无光，就像一块血红­色­的云团虚浮在天空。朝臣一片惊恐，这是大凶之兆。可李元昊不介意。平生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天­阴­了就当是上帝拉窗帘，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继续威风，继续享乐，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达到了狂欢的最高峰。他没意识到有半点的危险向他靠近，事实上也绝对没法事先察觉什么。因为凶手居然是皇太子宁令哥本人。

从谋划到动手，宁令哥自己全程­操­办，不用任何帮手。没有预谋，哪来的泄密？这时别提没藏讹庞，这人很绝，他给宁令哥的所有帮助，只是一个退路——成功之后，马上到我家来。我以国相的权力，把你扶上皇帝宝座。除了这句话，他远远地闪到了一边，绝不掺合。

元宵节之夜，李元昊喝得大醉。醉眼迷离中，他向后宫走去，那是他的私密天堂，从没有任何外人能够进去。

这就造成了两个事实，他身边没有护卫，宁令哥不是外人。他的亲生儿子突然出现，拔剑就砍了过去。李元昊完全是凭着多年的战场本能闪了一下，可惜真是喝多了，９０%的脑袋都躲开了，唯独他坚强挺拔的鼻子碍事。被宁令哥一剑削了下来。

瞬间血流满面，剧痛中李元昊猛然清醒，他满殿乱跑，躲避危险。可危险比他跑得还快，宁令哥瞬间就消失了。

他真的只是个孩子，看见父亲满身满脸的血，立即就吓慌了。他犯了第二个错误，这比他起心杀父还不可原谅。都见血了，怎么的也得当场杀死吧！

没办法，年轻，可以蠢到无极限。

他直接跑去找没藏讹庞，也不管是不是完成了合同。这回一路顺畅，狂奔到国相家。没藏讹庞很满意，前面说过，只要宁令哥动手了，就至少有十多年的好日子过。还等什么，他立即动手把末路王子抓住，冲进皇宫护驾，百忙中把宁令哥的妈妈野利氏也抓住，据说是第一时间全杀掉。至于为什么这样大胆，一来是忠心发作，无法抑制；二来杀人无罪，这是叛徒；三来李元昊己经挺不住了，他残存的最后一点理智仅够做出一个决定。

这时的李元昊可以赢得我们的尊重，想想整个鼻子被削掉，那都是软组织，血是止不住的。大脑瞬间就缺氧迷乱，在这种没法克制的疼痛昏迷中，他都清醒地意识到了最严重的问题。

自己必死，谁来接替他？他的国家，他的拓拔族由谁来保障安全？

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杀父凶手，一个又实在太小，脑海里做最后的挣扎，一定要想出个人来！他想到了自己的弟弟委哥宁令。这个弟弟没什么才能，可至少是个成年人，不会让拓拔族的皇权旁落。

这是李元昊的遗愿，这一时刻，让人想起了他的祖父李继迁。同样是死于剧疼，同样的担忧身后事，可李元昊在根本点上就没法达成愿望。

他比不上李继迁。李继迁同样凶狠狡诈，但对身边人的压榨杀戮远没有他这样刻毒，小迁迁懂得有里有外。所以年幼的李德明能够当上党项之王，部族都能服从。可李元昊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容不下，至亲的生母、舅舅、妻子、亲信，都死在他的手上。临死前才想了还有个弟弟。

这个弟弟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能活到这时候，估计就是出类拔萃的乖巧加老实。这样的人，进一万步讲，就算当上了西夏国王，能服众吗？何况国王是要竞选的，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竞争力。

果然，李元昊拖了一夜，没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他死后没藏讹庞以国相的权力，加宁令两岔的唯一皇子身份，窃夺了西夏大权。从此这个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噩梦般的循环怪圈。几乎每一届的国王都长不大，国家大权８０%以上的时间都掌握在皇太后、皇后、外戚的手里。

李元昊的直系后嗣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究其原因，可以­精­确归纳为两个字——“人品”。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李元昊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可惜同样的战斗能分出不同的风格。这样也就决定了他个人和他所创造的国家的命运。之前的例子，我们举出李世民和赵匡胤。李世民扫平天下极其神速，几大战役­干­净利落，武功震动天下。所以唐朝的气魄是惊人的，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壮丽之美。

赵匡胤的强悍中有着平民的可亲，他深深地懂得做一个平凡人需要什么。所以宋朝得国很慢，终其一生都没能恢复唐朝的版图。但是每得到一片土地，都治理得细致入微，发展程度是李世民所不敢奢望的。这一点从他的战争手段就可以初见端倪，革五代之残暴，创宋朝之仁德。这不是句空话。

以此回顾李元昊的一生，欺诈、残酷，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于是他成功的成­色­也就没法看了。有个结论是很­精­彩也很好玩的——他生前所有的努力，死后全都归零。他所骄傲的，正是西夏所痛苦的。

他的成绩，击败周边所有种族国家。但是除了回鹘之外，他没能压服任何一个。这就是个严重的后患。你生前或许能维持住这种优势，你死后呢？单以宋朝为论，他打了那么多的仗，得到的比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只多了个西夏国王的头衔，除此之外，再没其它。

而宋、夏关系却彻底地破坏了，此后时好时战，没有半点的诚信概念。这是种进步，还是倒退呢？如果非得要强调独立与尊严，那么请问李德明，他的父亲就一定比他差吗？李德明当年一样的关起门来当皇帝，宋朝使臣来了只是换下黄袍就是了。李元昊打了半天，和宋朝皇帝通信，还得自称儿子或者下属，哪有半点的长进？！

所以，要评价李元昊的一生，他就是个幸运的失败者。他幸运地生在了一个集体圈养的时代，无论是宋朝、辽国、吐蕃、回鹘，都是强弩之末，不是强盛时期了，他只要早出生３０年，或者晚出生７０年，以他的­性­格和能力，就只是个笑话，他会死得非常难看！

理由之一就是吐蕃的赞普唃厮啰，他是吐蕃新生代结束混乱的一代领袖。只是以河湟一部的力量，就让李元昊几乎输光了家底。这就是他作为“军事强人”的成­色­……不必再列举了，我相信就连他的本国人都不会怀念他。

打仗打得国内饥荒，内部肃清又那么残酷，让国人怀念他哪点呢？这真是个难题！好了，历史终于翻过了这一页，很没意思的一个人，和一些很没趣的­操­蛋事，悄悄地说，不再聊他，让我很快乐。

这样的消息传进东京开封，宋朝双喜临门。这时没人去想，李元昊之死对宋朝真的是好事吗？提示一下，喂饱了的狼不再想咬人，换了只新的上来，一切就得重来。

这就是前面提过的两个字，“微妙”。是好是坏，还不好说。

接下来就发生了第３件事，这件事的微妙程度，是北宋史上最讳莫如深的。它起源于庆祝，赵祯很高兴，他要两过十五元宵花灯节，但是被曹皇后给搅黄了。她像是有什么预感，不希望这个时候京城里过度的繁华混乱。

７天之后，就发生了北宋史上仅有的一次宫廷刺杀案。

按照正史记载，这件事非常的简单。当天晚上，崇政殿的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共４个人，没有任何先兆，突然暴乱。他们穿越宫墙，直入皇帝的寝宫内院，快到大门时，才遇到了阻拦。

阻拦的人是宫女和太监。

这４个人立即大开杀戒，拔刀砍人。注意，４位赳赳武夫，手执利刃，居然没能把人砍死，是“伤内人臂”。只是砍伤而已。他们发现根本冲不进去内殿。

进入内殿，一位非凡的女士第一次显得非凡。宋初第一军人曹彬的孙女曹皇后站了出来。要说很意外，这是仁宗的寝宫，绝大多数时间她都不在这里。身为皇后，她有自己的住处，而这时偏偏在。她首先听到了外面的嘈杂声，不同于其它的宫内人士，她立即就觉察出事情的危险系数。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丈夫，不让他出殿查看，紧跟着命令紧闭殿门，不许任何人出入，同时要内侍们大声呼喊当时的大内都知王守忠派兵来护驾。

当殿门外传来宫女们凄厉的呼号声时，殿内的太监们还不知所措，他们和皇帝本人，都是宋朝近１００年以来，在深宫内院里长大的和平孩子，虽然知道世上有杀人这回事，却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有个太监居然说，大家别怕，这是|­乳­母在殴打小女孩儿……

曹皇后急了，她厉声呵斥——反贼就在殿外杀人，你还敢胡乱妄言？！她接下来又做了两个决定­性­的指令，让皇帝熬过了当晚最危险的时段。

第一，马上去提水，小心反贼放火烧宫；第二，大家都过来，我亲手剪下你们各自的头发，明天行赏，以此为证。

这两条指令非常英明，片刻之后，宫门外就火光四起，门内的帏帘都被点着了。这一幕，一定让赵祯回想起了近２０年前的那场宫廷大火，那次他和刘太后险死还生，皇宫里一共被烧毁了８座大殿！

宫女太监们都各尽死力，一直支撑到了宿卫士兵赶到。

史书里记载，这４个反叛者３人被当场击毙，王胜逃到了皇宫的北城城楼，藏了一整天，终于被搜了出来。他的命运很­干­脆，同样被当场杀死，甚至乱刀分尸。

最后是注解——卒不知其始所谋。没人知道这件事是由谁主使，由谁发起的。

好了，在宋朝发动清查之前，我们可以就上面的史料，作出自己的判断。微妙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比如第一，只说了这４个人突然发难，并且穿越宫墙，杀到了皇帝的寝宫门前。

这个说法有点过于彪悍，这是说只要是宫廷卫士，不管你身为何职，都能在夜间随便在皇宫内院走动？说一声穿越宫墙，那得是多少道关隘，多少个看守，能直到皇帝卧室的大门外，才被发现，被迫砍人？稍微有点理智，都知道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必须得­精­确地掌握宫内所有宿卫的行动路线，换岗时间，才能一直潜伏到寝宫门前。再加上连杀人，再放火，来了个全套的打劫­操­练，这得有多少时间，都做完了宿卫士兵才赶到，请问为什么这么慢？

并且最要命的，当场就砍死了３个，出手凶狠，完全不留活口。那个逃出去的王胜，是整件事里最后的一个线索，整整一天的时间啊，相信有关部门早就下达了追查的命令，可居然被乱刀分尸了！

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有人成心让这件事变成死案，没法追查。

问题出现，第一，这个人是谁；第二，之后还要不要追查，怎么追查呢？

关于第一，实在是不好说。我想了很久，只有两个可能，并且共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说，此人必在皇宫内部。

很简单，事发到结束，整个过程都在皇宫内院，如果能有人在宫外遥控，在事发第二天，都能顺利砍死最后一个人证。那这人根本就不用派出这４人小分队来刺王杀驾。他随时都能走到仁宗面前，说你去死吧。

皇帝就得去死，因为这人的威力太大了！

这是第一个可能，至于第二个人选，现在先不说，以下的分析会让他一点点地浮上水面。我们先要展示的是第二，即要不要追查，怎样追查。

这似乎是个玩笑，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宋朝建国百年以来第一次近距离谋反，难道还能不追究吗？答案是能。夏竦站了出来，他的原则是“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安。”也就是说，别把事搞大了，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受刺激。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居然要照顾谋反者的情绪，怕他们急坏了！那也就是说，要养着他们，直到皇帝被成功­干­掉？

参知政事丁度被气得哭笑不得，给了他１６个字：“宿卫有变，事关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很有力量，义正严辞，应该说，他的愤怒非常正确，领袖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最基本的准则。

可就是这么的奇妙，这样浅显的道理，他和夏竦从清晨一直争论到了中午，结果居然是他失败了。

皇帝赞同夏竦，案子在小范围内处理，由侍御史（宫内办差）和太监们全权负责。也就是说，皇宫之外，所有朝臣，既无权参与，也没资格发言，只能知道个官方给出的答案。这让整个官场集体郁闷，尤其是御史台和知谏院方面，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皇帝会同意夏竦呢？

他喜欢被刺杀，还是另外有什么原因？

先说调查结果，要说办案人员还是很负责的。在所有线索都被斩断的前提下，他们来个地毯式惩罚，所有人都有罪！

皇城司的人员名单就是失职者的名单，他们全被外放流配。这时问题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人就是皇城司里，当天夜里当值的宿卫首领杨景宗。按说这是案件的直接失职人员，从重从严地处理，以儆效尤，这是没话说的罪有应得。但是皇帝不忍心。

因为他是当年赵祯的“小娘娘”，杨太妃的从父兄弟。

仁宗的心既软又念旧，为了怎么处罚，他亲自出面和御史台的外台人员来了场轮翻ＰＫ。简单地说，就是上至御史中丞，下至普通御史，先是把枪口瞄准了杨景宗，接着又要砍掉皇宫里的大太监杨怀敏。无论如何，至少要狠抓一批，严打一批，这样才能稍微起到点震慑的作用。

想得没错，和前面丁度的看法一致。但奇妙的是，皇帝还是不喜欢。赵祯仿佛是个自虐者，就是要对刺杀他的谋反人展示笑脸。他和御史何郯的对话非常有趣，让人浮想联翩。

何郯引经据典，开口就是上古的皇帝如何，现在的皇帝应该怎样，理论说了一大堆，最后结论是必须听他的。

皇帝只回了他一句：“上古时谏官有磕头把脑袋都磕碎的，你能吗？”这就有些无厘头了，谈话突然被注水，皇帝在打岔。

关键时刻来到，那就磕吧！成名立万不过是脑袋疼下，多好赚的买卖。可惜何郯变得更好玩，他突然间又懂得为皇帝着想了。他说，古代那么磕，是因为有昏君，现在我磕了，您会是什么？所以我不磕。您得理解，无论我磕不磕，都是为了您好啊。

谈话就此结束，搞笑的对答，只能有搞笑的结果。皇帝和御史台各退了半步，两个姓杨的兄台被小降了一级，惩罚行动就算结束了。同时，这件北宋史唯一的一次皇宫刺杀案，也就此收尾。

以上就是这件事的官方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受害人仁宗赵祯，他没有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震怒、恐慌、追查的态度，相反一直在捂着盖子，就像很怕有什么被人看到一样。

他怕的是什么？

一个有趣的事实可以稍微地映­射­出点滴的真相。那就夏竦的结局。这个人在查案过程中，所提出的模糊理论，和皇帝靠得很近。接下来他又力排众意，和皇帝站在一起。那就是关于刺杀夜，谁的功劳最大的问题。

皇宫里一个女人从此走上了前台。

其实，这个女人早就己经在影响着宋朝局势了。提到她，在这个时段最好要跟两个人联系起来。一个是夏竦，一个就是文彦博。这两个在宋史里的评价走在了两个极端，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讨好这个女人。

她姓张，出身很低，命运很苦。父亲是个早死的地方小官，她和母亲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孤儿寡母。生活的压力，让她们走了歌舞场，可以说到了没法再低的底谷。但命运就在这时对她们露出了最意外的笑脸。

她们献艺的场所很显赫，不是一般的歌舍勾栏，而是宋太宗赵光义最小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的家里。某一天，赵祯去看望姑姑，酒席宴上轻歌曼舞，他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个美丽聪慧的小姑娘。于是她成了宋代的卫子夫。

简单地说，在刺杀案发生前，她在皇宫里的名位很一般，只是美人。可实际的影响（注意，不是权力），早就远远地超过了皇后。一个小细节，文彦博之所以主动申请去攻打贝州，就是张美人悄悄地递出来一句话——皇帝很烦恼，谁能平叛，谁就是宰相。

之后才有的文大人主动请缨。

这时案发后，她被皇帝隆重地介绍给整个国家——是她，只有她，才在当夜拯救了我。

这就让人不懂了，正史里都说是曹皇后一手搞定了危机，怎么突然间冒出个张美人？可皇帝不管，他在这时，并且在后来，都不断地在正规场合强调，那晚上真的危险，只有一个人始终陪在他身边。就是她，我的美人，尤其难得的是，她当时不在场，是主动来找他的。

患难见真情，我非常感动！

这个话说出去之后，夏竦立即就知道了前进的方向。他很有知识地说了８个字。“讲求所以尊异之礼。”当时在场的其他宰执大臣们一片沉默，懂的不说话，不懂的赶紧翻书。这时要介绍一下官场大排名，首相陈执中，次相文彦博，枢密使夏竦、王贻永，参知政事宋庠、丁度，枢密副使庞籍、高若讷。都是很熟的人了。

关键就在首相大人身上。陈执中还真就不懂夏竦在说什么，他临时咨询了一下帝国最高文人翰林学士，才明白这是要给张美人升官。这位学士提醒他，这种事以前有过例子，汉朝的皇帝带着宫妃去打猎，一头熊突然冲出来，是位姓冯的捷妤挺身挡在了皇帝的面前，才救了皇帝一命。现在张美人的功劳与之相比怎样？如果你答应了，有皇后在却尊崇美人，这种非礼的骂名，以后就会落到你的头上。

陈执中想了又想，决定不趟这个浑水，夏竦你自己说吧，我什么都没听见。当天的事就这样结束，张美人的升职之路还得等，直到半年之后，她终于一飞冲天，从倒数第二级的四品美人，直接升到了一品第一级的贵妃。

这期间皇帝的功劳是最大的，其次就得数到夏竦。他是第一个提议的人。但是给他的回报是什么呢？他被贬出京城，到河南府去当官。至于理由，是当地开封城天上有太阳没云彩，一连地震了５次。夏竦要负责，谁让他是公认的­奸­邪呢？

仔细想想，永远跟紧领袖脚步的夏竦被赶了出去，一言不发的文彦博却站得稳稳的，尤其是张美人，那是他的贵人，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也居然沉默，这是怎么搞的？

皇帝当然没有神经错乱，联系到两件事里夏竦一贯的表现，唯一的解释就只有他参与的太深了。刺杀案里涉及的问题太深太重，那个一直压制破案进程，甚至隔天之后命令杀死最后一个人证的人，只能是皇帝本人。

两点理由支持这个观点，１，能做到成功压制，只能是皇帝，另有别人的话，之后的宋朝就会后患无穷，那个人必将有第二次、第三次行动；２，以后的宋朝非常平静，皇帝的寝宫内外，再没有半点意外发生。

这件事过去了，我们除了能隐约地看到宋仁宗赵祯的另一面，我指的不是他的多情，而是超平静地渡过了危机，还有夏竦这个有才的坏人，之所以会倒台的原因。

领导对你好，你也别对领导太好，你是个下属加外人，这一点要永远牢牢记住。

夏竦被辞退之后，首相陈执中跟着下岗。这是个仁宗年间典型的官员，谈不到什么了不起的能力，甚至当上了首相，是国家政权的最高层领导了，也想不起来他做过什么大事。

历史长河里一粒可有可无的沙子而已。

要是一定要说他升官的秘诀，倒也有一个。他眼光蛮准，真宗赵恒晚年时神智不清了，刘娥又只想着自己当权，于是赵祯虽然身为唯一的皇子，可就是没法当上合法继承人。陈执中独自上了一道奏折，居然把赵恒打动了。

一个月之后，太子诞生。他的终身富贵也从此注定。这就是宋朝平静时期的官员的缩影，您可别看着一个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就认定了他们光芒万丈，有时就是些无聊的官场投机蛀虫。

所以他们走马灯一样的来回换，你上我下的，基本上我都会省略不说。之所以说了这次，是因为他的下岗是有价值的。按照次序，文彦博加昭文馆大学士头衔，成了帝国首相。这是个命中注定要处理大事的人，他刚上任，大事也真的来了。

宋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年）六月六日，黄河在澶州府商胡（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堤，决口宽近一里，浊浪排空黄水滚滚，横漫中原北部。这是空前的浩劫，黄河改道了，中国有史以来只有８次，这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河水改向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横贯河北平原，汇入御河（今南运河），再经界河（今海河）入海。

这种级别的灾难，别说是古代，就是现代科技也没有应对的办法。想想我们在汶川地震时的凄惨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回到当时的宋朝，巨灾面前，只能听之任之，黄河的水席卷中原，它想怎么流就怎么流，能做的就是等它流够了，再说别的。

水量变小之后，救灾行动开始。按说这是号称明星无数的仁宗朝名臣部落的大好时机，满怀激|情地为人民做贡献啊。

对不起，纵观整个事件，就是个经典的笑话，完全可以用西方的一个老段子来概况：话说午饭时间到，两位律师走进餐馆。小二躬身笑问，客官想吃点什么？答——少啰嗦，只管拿来菜单，让我们就吃什么再争论一番。

完全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继续吵。

庆历八年的这次救灾行动就是这样，一个个明星出场，印象中都是经天纬地之才，那么看一下他们都说了、做了些什么。

前面说了，黄河这次改道途经大名府，那里有位大人物，庆历新政的死对头、前宰相贾昌朝。他提议要恢复旧道，让黄河走原来的路。具体做法是用京东州军来修黄河旧堤，引河水回东流，堵住商胡口。这样才能一劳永逸，让决口前的各地区恢复原样。

反对方是另一位前宰相丁度，这是位从现实出发的理智人。他提醒，这个“劳”，得劳到什么程度。从前天圣年间，滑州也决过堤，远没有这次的严重，还准备了３年多才动工。现在商胡口的局面，再加上天很快就要冷了，得怎样动员民众，才能达到“永逸”的目的？

所以永逸，根本是不实际。

他的想法是先放一放，甚至把河道再挖一挖，让水流得更多些，更快些，哪怕淹得更严重也无所谓。这样转过年来，材料、人员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再去打怎么堵口子的主意。

丁宰相很稳重，贾宰相很气愤，老丁，你完全是看似妥当，实则误国！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一张图，上面标注着黄河分流于漯川、横陇、商胡等地段的位置，根据全盘地理地形的考虑，唯有恢复旧道，堵塞商胡，才是唯一的正解。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说需要１０００多万贯经费，动员民工、士兵１０万人，日夜加班，１００天就可以完工。

１００天就彻底解决问题，太诱人了！皇帝很动心，灾民很激动，但是大臣们不这么想。每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主张。

在以后的日子里，涌现出了Ｎ多种治河方案。有贾氏的恢复旧道，有丁相的缓缓处理，更有高人来了个旁河减水法。要用一条黄河的支流，来把成灾的洪水泄走。这样既不大动­干­戈花费千万去修故道，又顺应了大自然，不拗着黄河，人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样才会平安无事嘛。

更有甚者，等过些日子，仁宗朝的吵架王欧阳修回京城之后，斗争瞬间就会炽热火爆了起来，他永远是独树一帜的，唯一正确的。他会数着人头，挨个敲过去——你们这票烂人，都闭嘴，听我说！

反正Ｇao潮复Ｇao潮，争吵何其多，河患始终在，民生尽蹉跎。欲知后事怎样，咱们慢慢说。事先声明，不是我想慢，是他们吵架的欲望太高，过程太长，这时是公元１０４８年，到了１０６０年时，这事儿都没有结果！

还是先看眼前的事吧，在河患初生的这段日子里，京城里最牛的人，最炫的事，是宋朝史上流传最广，传说最多的桥段。

包拯包大人隆重出场！

这个人的名望、事迹是诸葛亮那个级别的，他不仅是人，更是神，行走在­阴­阳两界，无论对方是谁，他都是一张铁脸相对，他的智慧就是个无敌型的放大镜，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隐私，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当然最最让人神往的就是他的力量。

只要你有罪，就肯定罪有应得。不管你是谁。

好了，现在让我们从头来看，他的履历生平。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他不是像传说中父母早死，由嫂子养大，所以要称她为嫂娘。相反，他的父母都健在，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包拯在天圣五年时考中了进士，那一科人才鼎盛，号称是“宰执榜”。从状元王尧臣，到韩琦、吴育、赵概、文彦博等人，都先后荣登东西两府，成为宋朝的顶级朝臣。

其中更有因为宋、夏战争而异军突起，以超年轻的资历就进入西府的青年才俊韩琦。与这些人相比，包拯的荣耀来得太晚了。中进士之后，他以父母年老为由，辞官不做，回归乡里。一直奉养双亲，直到二老谢世。接着再守孝３年，前后共１０年之久，才出山做官。

他得从头再来，从知县开始。这时让我们的心态变得功利些，他的确是晚了吗？不见得，那一榜的同学中是有人先于他发达，可后来只要他进入官场，上升的速度就超级惊人。原因何在？是他能力超强吗？还是不见得。他在知县的位置上只留下了一个可以记载的例子。就是那个著名的杀牛案。

某人养了一头牛，被人偷割了舌头，这人就来报官。可是毫无头绪，也没有证据，得怎么办呢？那年头又没有指纹追踪之类的高科技破案手段。包拯也很无奈，他告诉报官者，回去杀了那头牛吧，反正它也活不成了。注意，牛没了舌头必死。

牛被杀了之后，又有一人来报官。根据宋朝法律，私自杀牛者有罪。这时包拯问这位热心公民，你­干­嘛要割了那头牛的舌头，再来反告？你跟人家有那么大的仇吗？

那人服罪。

接着他升官，从知县一跃变成了端州府知州，并且兼任殿中丞。这样的升官幅度之后，他的表现只是清廉，在盛产端砚的端州当官，直到卸任，没有带走任何一块。

他根本不需要带走什么，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下一站是御史台，他己经是一流的京官了。综上所述，见仁见智。如果要往功利上想，这真是一条别致又正统的登龙术。包拯完全摸准了中国古代儒家理论的人才鉴定标准。

“非孝子不忠臣。”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父母孝顺，才会对君王忠诚。这一条百试百准。

可是做人要厚道，无论如何，包拯没有迷恋权力地位，抛弃了所有的享乐和威风，在乡下奉养父母。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人生标签无可挑剔，就是道德的典范，纯洁的化身。所以把他升入御史台，完全是件好事，整风运动开始。

第一枪，就打中了皇帝心中最爱的最爱。

话有点绕，其实很简单。皇帝心中的最爱是张美人，张美人的最爱是她的伯父。该伯父名叫张尧佐，其实并不亲，一来只是她父亲的堂兄，非亲兄弟；二来张尧佐很薄情，真正做到了见死不救。

张美人的父亲刚死时，一个小官，没有家产，身在外地，举目无亲。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伯父，可张尧佐拒绝。理由是他当官的地方太远，在四川，你们走不到的。于是孤儿寡母，只好改行当舞女，才勉强活了下来。

按说这样的长辈，基本上可以无视，当做没这个人就对了。可是奇怪的是，张尧佐就是有本事让侄女失忆。自从她进宫之后，他就攀定了这门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美人就被洗脑了。从此以后，以伯父的升官发财为己任，为乐事，终生奋斗不息。

效果很显著，截止到皇祐二年（１０５０年），伯父己经从遥远的四川边陲小地一介推官，升到了帝国两府高官之下第一人，三司使，掌管天下钱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答案。１，张尧佐很无耻；２，张美人很善良，并且健忘。可这不是包拯所想的，他看到的是帝国的危机。而之所以称其为危机，完全是由“真理”来告诉他的。

真理就是儒家学说。虽然说超级博大，可是也能­精­简成一句话，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这个大前提下，没有任何势力被允许抢走他们的特权。包括其它的诸子百家，以及皇帝的老婆、亲戚。

尤其是张美人这样年青貌美，出身贫寒（等同于没有修养，没有见识）的妃子，和她无耻加无能的伯父。让他们当权，必将祸国殃民！

于是包拯决定弹劾，这时他的身份还是相当的低，只是刚从御史台转到知谏院的一个普通官员，要说事时还得拉上好多的同僚。Сhā一句题外话，包拯在言官系统里还是蛮吃香的，因为他的队伍站得好。

在我们的普通思维里，包拯是和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君子站在一起的伟人，是好朋友。可惜错了，他在庆历年间被提拔进京城，是由当时的御史台长官王拱辰推荐的，上任之后猛烈抨击新政，拆范仲淹的台时，是一把罕见的好手。

通过和新政君子们过招，包拯的热身运动做得挺好，这时准备向张氏集团发力。为什么要说集团呢，那就是张美人的力度了。

纠正一下，这时的美人己经是张贵妃了。她的权势和欲望都水涨船高，很让封建社会里男权至上的士大夫们不顺眼。他们回首前尘，展望未来，觉得身上发冷。这个张贵妃，己经有了刘娥的影子。

同样贫寒的出身，同样的热衷权势，仁宗的男人指数又比不上他的父亲，宋朝很有可能再出一个天圣级的太后啊！这点并不是危言耸听，有很多的内幕在坊间流传了很久。

比如说，宰相文彦博在四川时就和张尧佐来往密切，进京之后，和张贵妃内外勾结。除了贝州平叛的内部信息之外，还被皇帝抓了现形。某年上元节，皇城头观花灯，张贵妃衣着特别，万众瞩目，乃是一件罕见的灯笼锦。皇帝问，哪儿来的？

贵妃很诚实，文彦博的夫人送的。

再比如说大臣王拱辰，这位前状元也不­干­净。某次皇帝到贵妃房里散步，突然见到一排定州出产的红瓷器，鲜明耀目，华贵珍异。一问，也老实交代，王大人送的。皇帝很愤怒，举起手里的柱斧，一个个亲手砸碎。

这些不算，她还开始没大没小了。话说国家等级森严，什么人享受什么排场，这是儒家理论里比天都大的规矩，名为“礼仪”。可是该贵妃就不当回事。某次出行，她一定要用皇后的峦驾伞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施展全套女­性­魅力，没完没了的磨皇帝。

皇帝受不了了，对她一笑，你去找皇后借吧，她给你，你就用。结果这女人真就去了，而曹皇后也很有趣，你要，我就给。

于是张贵妃喜滋滋地回来报告，皇后借我了~~~~~，却不料皇帝突然沉下了脸，国家典章有秩，你僭越失礼，当什么都是儿戏吗？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举出上面的例子，我只是想请大家想深一层。张贵妃的确在逾礼，不守本份，可是问题很严重吗？这个女人贪图小利，爱慕虚荣，哪点能和当年的刘娥相比呢？

刘娥直到赵恒死后，才走上了前台。之前哪怕手握国家大权，都从不显山露水。这份深沉的忍刻，在男人中都极其少见。何况再往深里想一层，上面的每件事都表露出来了赵祯的为人底蕴，每次张美人想要出格时，都被他当场震慑，从来没给过她好脸。

一切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无论是张贵妃本人，还是张尧佐，或者文彦博、王拱辰，都没法做到祸国殃民。危险根本不存在，包拯这些人想折腾，纯粹是吃饱了撑的。

包拯的弹劾行动层次分明，很有节奏感，和皇帝对张氏集团好感的增加成正比。注意，这里不止是针对张尧佐一个人，所谓的张氏集团，不管事实上有没有，包拯们认为有。

张尧佐先是当上了三司使，包拯们很愤怒，但是弹劾是要理由的，找什么呢？集思文议，找到两点。第一，张尧佐不懂业务，他靠裙带关系上位，严重阻碍了三司部门的正常工作；第二，最近黄河改道了，开封城还地震，这也是张尧佐闹的……

不知道这些人的脑袋是不是被门框挤了，先说此人是个笨蛋，接着又说他能影响地球的健康，连黄河改道这种级别的灾难都是他引起的。这还是个凡人吗？

文理不通，发回重写，皇帝看都懒得看，就扔一边了。初战失利，包拯们强忍怒火，回家休息，慢慢想，一定会有办法的！但是左思右想，办法就是没有。

本来嘛，张尧佐本身也是正牌的进士出身，混得不大出彩，可也没有劣迹，凭什么不能当三司使？说他不懂业务，这么多年那么多了不起的名臣、能人，都当过三司使，哪位做出过什么业绩来了？国家该冗兵、冗吏、冗费还是不停地冗，说句难听点的话，都是一种型号的废物！

关键时刻，还是老同志出马。御史台方面的老牌弹劾名人何郯大人的母亲年老，他申请外放当官，就近照应。临走之前，和皇帝聊天一般地说。张尧佐升官太快，下面的人事摆不平了。您要是真喜欢他，就把他当您亲舅舅李用和那样对待好了。

只加官，不给权，一世的富贵享受着，不显山不露水，难道不好吗？

赵祯有点心动，真的挺好。同一时间，包拯升官了，他从御史台转到了知谏院，当上了院长大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他尽管没什么办法，但是老调不停地重弹——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

他成了宋朝版的唐僧。

这种压力下，皇帝让步了。在皇祐二年的闰十一月六日，张尧佐终于下台，不当三司使了。胜利，巨大的胜利，包拯们应该狂欢，应该自豪，应该变成正义的化身了。

且慢，这几位气得满头青筋，血贯瞳仁，都想杀人了。

因为张尧佐丢掉了一个三司使的位置，却换回了四个超级隆重的头衔，每一个人都是宋朝官员们苦熬终生都盼望不到的殊荣！

改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同时赐他两个儿子进士出身。一日之间，身兼四使，这在宋朝开国１００年间从来没有过。

灾难，灾难真的来了。宋朝官场震动，每一个官员都发出了共同的呼声，这比黄河改道还要让人忍无可忍，皇帝，你怎么能这样呢？！

从这一刻起，在庆历年间，因为新政君子、小人之争而势同水火的御史台、知谏院再一次联手了。他们发誓要斩断张尧佐，张贵妃，再加上张氏集团里的其它同伙们的爪牙，给宋朝官场来个大扫除。

具体行动是先各自为战。包拯代表知谏院上了一本，名字就叫《弹张尧佐》，里面充满了骂人的话。如张某“无功受禄，不知羞耻。”“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连带着皇帝也被泼污水，您３０多年的清德今天败坏，怎样面对天下臣民？

御史台方面的力度更大，现任御史中丞王举正上殿当面对皇帝说，我弹劾张尧佐，您不同意，我直接辞职。这里要小Сhā一句，就像欧阳修从来不抽皇帝耳光一样，包拯也从来不­干­辞职回家的事，再怎么折腾，也别想动摇他生存的根本。

台、谏官步步紧逼，皇帝很沉得住气。这样的事儿不新鲜了，想当年废掉郭皇后时，孔夫子的后人，加上当代楷模范仲淹一起挑事，不也集体报销了吗？所以赵祯坐得很稳，他把意见都压了下来，不反对，也不同意。让时间去消磨一切。

他想错了，他真的没料到，为什么给一个亲戚一些荣誉­性­的，没有半点实权的头衔，就能让整个官场集体抓狂？

这事真值得深思一下，难道就真的只是出于义愤，要维护朝廷的升官秩序吗？不见得吧！但那是后话，只是９天之后，闰十一月十五日的正朔朝会上，台谏官员们就全体爆发了。他们在下朝时，把百官都拦住，今天齐心协力，一定要让皇帝听我们的！

王举正、包拯各自率领着自己的­精­英团队，共７个人，重新回到大殿，把要回宫的皇上给拦住了。久经战斗、总被狠Ｋ的赵祯立即就明白了要发生什么事，他实在是有点烦，再不想拐弯抹角了，直接替他们找到话题——又要拿张尧佐说事？节度使只是个粗官，有什么好争的？

话一出口，风云变­色­。北宋仁宗朝里最强有力的，简单粗暴型的言官从此诞生了，隆重介绍，唐介出场。这人本来是上殿７言官里排名最末的，这时从后面挤了出来，一句话就让皇帝摔倒——本朝太祖、太宗都当过节度使，恐怕不是粗官吧？

赵祯惊怒交集，一不留神，被抓住把柄了！正想着怎样挽回，事态己经进一步恶化，这些人扔下他，扑向了殿廊下站着的宰执大臣们，主攻目标就是文彦博。你们不守祖宗规矩，只知道巴结贵妃，结交外戚，无耻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还不辞职，有什么脸站在朝堂之上？

眼看着天下最庄严的议事大厅要变成上演全武行的菜市场，赵祯当机立断，宣布退朝。这是皇帝的特权，也是最后的招数。言官们没办法了，总不能学寇准，把皇帝硬按到座位里，让他老实听讲吧？

当天就这样散了，赵祯慢慢地走回皇宫深处，一路上从激动到懊丧，从气恼变好笑，多大点的事儿，众位爱卿，你们就不能­操­心点别的正经东西？

他决定先让步。张尧佐被剥夺了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保留剩下的两个，并且保证从此之后，后妃之家，不得进入两府执政。

同时为了警告台谏部门，命令他们从此再想上殿说事，先到中书省找宰相要通行证。这样两边各打５０大板，就算息事宁人了吧。

他真心地希望，别再折腾了，天下有那么多的正经事。黄河还在泛滥，国家还在亏空，老百姓的情绪也在变激动，这才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啊！

但这是一厢情愿。无论是张贵妃，还是言官们，都还是我行我素。张ＭＭ这边视荣誉为生命，枕头风不停地吹，我要四使，我要四使，我就要四使嘛~~~~~~，那边言官们磨刀霍霍，张尧佐只是个小开头，真正的目标还在后头！

于是事情激化，某天仁宗悄悄地恢复了张尧佐的宣徽南院使，包拯立即就火了，他冲上金殿，这次豁出去了，他要求把张尧佐赶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去，省得总是不死心，早晚出大事。皇帝很耐心，跟他好商量，结果被强迫洗脸。

包拯喷了他一脸的唾沫……那天他再次回到后宫，张ＭＭ满脸笑容地迎上来，还想说什么。赵祯终于失去耐­性­，指着脸说，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言官吗？！

张尧佐事件至此结束，皇帝做出保证，以后再给张尧佐升官，会先争求台谏官的意见。这话出自皇帝之口，己经可以说惊世骇俗了，一国之君，不能独断专行了耶！可包拯们并不满足，斩断张氏集团的行动只是取得了最初一步的胜利，更大的战斗在后面。

他们瞄准了宰相——文彦博。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是张氏集团里做恶最多，危害最大，必须打掉的大毒瘤。为了达到目地，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份弹劾奏章，由风头最劲的御史唐介出面，要来个趁热打铁，赶尽杀绝。

奏章写得很­精­彩，说文彦博由贵妃推荐为相，执政以来，“独专大权，自三司、开封、谏官、法寺、两制、三馆、诸司等要职，皆出其门。”彻底把持了朝政，让百官敢怒不敢言。

所以要罢免，为了让皇帝省心，他们还提出了替代者，由富弼出山，来当宰相。

赵祯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仅是在骂文彦博，更是在骂他。你连老婆都管不住，宫墙都不顶用了，居然和外面的大臣勾结到这个地步，你还是个男人吗？

怒火升腾，但是且慢，赵祯的心胸和这些言官不是一个级别的，他没说什么，只是把奏章放在一边，不理会。

可唐介却不­干­，他火上浇油一般地说：陛下，我是激于义愤，才弹劾的宰相。早就做好准备下油锅了（虽鼎镬不避），难道还怕外放贬官吗？

言下之意，无所畏惧，就是要弹劾到底！

赵祯终于被激怒了，他下令把两府宰执都召进大殿，国家最高决策层都出面，大家来研究，这事儿怎么办。不一会儿，文彦博、庞籍等人都到了。赵祯出示唐介的奏章，你们都看看，说别的也就算了，居然说宰相的职务由贵妃推荐，这成何体统？！

大臣们面面相觑，都有点哭笑不得。先不说文彦博和后宫的关系是真是假，光是弹劾的表面理由就不成立。“独专大权……诸司等要职。”这不是在说文彦博，而是在重提吕夷简。当年吕相公用了一生的时间，才能号令百官，文彦博两三年之间就等同了？

拜托，造谣也是个技术活儿，好歹说点实话行不行？

回答是不行。唐介就是有本事让当事人无话可说，低头认错，哪怕没有证据。就在大家看文章想心事，分辨对错时，他来到了文彦博面前，大义凛然地说了一句话。

——“你应当自省，如果有这样的事，就不能在陛下面前隐瞒！”

文彦博很郁闷，他能说什么？否认吗，西蜀灯笼锦的事闹大了，整个朝廷都知道；承认？那真是疯头了。关键时刻，枢密副使梁适出面，他叱喝唐介下殿，马上给我消失！

唐介理都不理，站在殿中央，一定要等出个结果。

结果出来了，皇帝忍无可忍，把他送交御史台处理。看似很严重，其实很搞笑，御史台是哪儿啊？是唐介的办公室……他的处罚是贬官到外地，先是春州别驾，在他的领导，御史中丞王举正的请求下，调到了英州。

另一边，文彦博罢相。宋朝是个有品味的地方，只要是丑闻，不管真假，一律处罚。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中很有名气，是被历代儒家学子们津津乐道的一大壮举，勇敢的卫道士唐介以一己之力，不畏强权，把堂堂的宰相给参倒了。真是纯洁啊，有力啊，激|情四溢啊，万古流芳。

可为什么我对他们半点的尊敬都没有呢？一方面前面说过了，张尧佐并不是那么的该死；二来就是包拯们吃饱了撑的。他们只看着政敌身上的小污点，却对天下真正的大事视而不见。就拿文彦博来说，在被弹劾敌视的日子里，己经把国家的冗兵、冗费的事情解决了不少。

他和庞籍建议在陕西裁军，凡年龄在５０岁以上，或自愿归农的，都可以回家。这样国家可以节约军饷，民间也有人种地，双赢的局面。可几乎整个朝廷都反对，理由是害怕。这些人都会武功的，都习惯玩刀的，多年以来在军队里游手好闲，这要放回乡里，一但生活不如意，造起反来谁承担？

文彦博和庞籍保证，如果有人造反，可以杀他们全家。西北方面３５０００名士兵解甲归田，那是３万多个家庭的幸事！至于国家，每年节省２４５万贯军费。这个数目，是不是比每年给辽国、西夏的钱要多出五六倍呢？

这类的事还有不少，文彦博加庞籍，这是仁宗朝里罕见的一对办正事的宰相班子。就这样被纯洁的言官们给拆散了。

以上两点，都还只是对包拯们蔑视的小理由。真正要认识到这些言官们的嘴脸可笑到什么程度，请把时间往前拔快３个月，再往后快进半年。

弹劾文彦博的前３个月，黄河再次决口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一段，民众死伤严重；往后快进半年，北宋仁宗朝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就在南方展开。

这是多么重大的涉及到国家安危，生民存亡的大事，可都被言官们忽略了。集体失明，没见这些忧国忧民的大人们有过任何举动！

南方这次暴乱，对宋朝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究其原因，就在开头的两个字上——“南方”。长江以南，从建国时起，就只是个超大的、丰厚的、纯朴到随心所欲剥削的大粮仓。北方人坚信，那片土地和那方人，就只是温顺的绵羊，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一直辛勤工作，用丰富的出产，来维持供养北方重大城市的繁荣。

至于造反，想都不用想。根本不可能。

问理由，很简单，不是说潘美和曹彬当年打出来的威风，让南方人不敢反抗，而是再想远点，五代时懦弱的南唐和残暴到不像人类的南汉，那样劣等的统治都能忍受，现在沐浴在宋朝的阳光下，怎么可能会有人想到造反呢？

理论上没错，可是在当时中国的南方，也有宋朝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现在的广西一带，当时的“四羁縻州”。

那里生活着一些蛮人，当时叫西原蛮、广源蛮、溪洞蛮。听着很陌生，时间再过１０００年，就再熟悉不过了，他们统称为“壮”。对了，就是现在壮族的祖先。

宋朝时，他们有四大姓。黄、韦、周、侬。事情就出在“侬”氏身上。侬氏一族世居广源州，在郁江上游一带，活动范围都在深山里，这样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面貌。

宋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军事据点是邕州（今广西南宁），实在是太远了。加上深山老林，没什么出产，一直以来就放任他们去。随便活着吧，只要承认宋朝的管理者身份，就一切自由。可这并不等于侬族人就真的乐天幸福了。

因为南方还有交趾国。

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宋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当初北宋建国时，赵匡胤一时脑残，潘美一时手懒，在灭掉南汉之后，就没再前进。交趾于是就独立了。狭小的国土，少得可怜的资源，决定了这个新生小国的气质。

一直到现在，都是又穷又横。尤其是在宋朝时，穷让他们有便宜就占，从不挑肥减瘦，宋朝不要的，他们全都接收。包括藏在深山密林里的侬族人。

几十年前，侬族人的首领叫侬全福。名字很吉祥，遭遇很悲惨。交趾来勒索，他拒绝交保护费，于是开战，他就失踪了。

正规说法是，他被古越南人掠走，不知所终。这样侬族人群龙无首，他的妻子更是从此无夫。无依无靠之后，该女士选择了改嫁。她嫁给了一个富裕的商人，从此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

一切很美，直到几个月之后，她生了孩子。新生命驾到，商人很高兴，却忘了生得太快了，这不是他的种，而是姓侬！这个孩子很特别，他有一颗让人发抖的心。

那就是——我知道我能飞！没有理由的，他就是要做皇帝！

孩子长大，终于有一天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二话没说，拿刀砍了养父（从小养大，和生父有区别吗？），带着母亲回到父亲当年的辖区傥酋州，他瞬间夺回了父亲的原职，紧接着做出了侬族人千百年来做梦都不敢的事。他自建了一个国家！

“大历国”成立。他不管宋朝有多大，交趾有多强，身后边还有个大理国，反正我就是要当皇帝。他成功了，他的名字瞬间响亮，侬智高，至少交趾人是牢牢地记住了他。

多简单，不服是吧，那么打服。侬智高跟他爸的遭遇一样，被古越南人一顿胖揍，抓出国境，不过结局很不同，可能是劳教期间的表现很好吧，他被放回来了，而且官复原职，还是傥酋州的首领。

但是当皇帝的心永远不变。侬智高满腔怒火，化做了实­干­­精­神。他一边对交趾俯首称臣，一方面暗地里招兵买马，把四周围所有能团结的力量都收编了过来。势力是一天天地见涨，嗯，其实也就是好多的蛮族兄弟，渐渐地条件成熟了，又一个国家隆重登场，“南天国”。

名字比以前的响亮，可是经历使人聪明。侬智高见识过了古越南人的拳脚，知道光凭自己很难独立存活。这时他想到光辉伟大、声名远扬、战无不胜的宋朝。他的领土理论上是宋朝的，再郑重诚恳地写一封要求内附的报表，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时山高皇帝远，宋朝是俺哥，小小的交趾还在话下吗？

侬智高很有诚意地写好了信，派人送到了宋朝最近的中心城市邕州，从这时起，他就成了个麦田守望者。眼望开封把信传，何日回信到桂边？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就是没有回信。他真是闹不懂，向朝廷归附，不是件很受欢迎的好事吗？为什么我等了这么久，还是没有个反应呢？他的理解是诚意不够，于是继续写，继续送，信使来回跑了Ｎ次之后，侬智高一团火热的忠心，终于渐渐冷却。

看来宋朝的门槛太高，不是俺们乡下人能进得去的啊！

其实他错了，他不知道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是多么的盼望着他这类的表现，之所以会一直沉默地对他，是因为邕州城里的主管大人陈珙。这是个非常好玩的人，至于怎么玩的，等会儿再说。

继续跟踪郁闷中的侬智高，他的好运突然降临，就像十多年前的李元昊。有两个汉人主动找上门来，分别叫黄玮、黄师宓。他们告诉侬智高，何必要向宋朝低头？那早就不是当年潘美的时代了，你只管发兵去打，广西的边防就像豆腐渣！

这时考验侬智高造反指数的时刻到了，同样有汉­奸­的指导，他比李元昊更难下决心。党项人造反己经是家族式企业，祖孙三代的经验，做什么心里都有些底。侬智高不一样，身在宋朝南方，一个深山老林里的土著居民，有没有去过宋朝州一级以上的城市都不一定，就敢向大宋帝国挑战了？！

说来不可思议，侬智高真的­干­了。某天夜里，他动手把自己的老巢一把火烧了。对部下们说，整个部族的积蓄，都被天火烧光了，一穷二白，没法谋生。要想活下去，只有打破邕州城，占领广州，自立一国。不然大家都死定了！

像不像秦末时西楚霸王的破釜沉舟？不给自己留后路，要做就全力以赴。抛开他的成算，还有他的战绩，至少在决心方面，他己经凌驾在绝大多数的宋朝人之上。

侬智高在当年的四月时，率领５０００余人沿郁江东下，最先攻破了宋朝的横山寨。一个月之后，五月初一时，他攻破了西南第一重镇邕州。

他终于和陈珙见面了。

陈珙，是位宋朝当时的典型官吏。很有些年纪了，也等同于很有些资历。当宋朝的老资格官员和深山泥腿子侬智高见面之后，两人给对方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侬智高认死理，他气呼呼地追问，我写给宋朝皇帝的信，为什么没有回音？陈珙答，我都上交了，一点都没耽搁，只是中书省对你不感冒，信都被“不报”了。不报是什么意思，你懂吗？就是沉默不回复，但你的心情上边都知道，会给你个妥当的回答的……

还在啰嗦，侬智高突然把一厚摞的信砸到他脑袋上。纯粹放屁，这都是我的原信，就在你的库房里刚搜出来，你这无耻的老东西，竟然敢当面撒谎。拉出去砍了！

事情很明显，官场老油条陈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就没替侬智高传达。很小的事嘛，却不料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这时闹剧上演，怎么也没料到，当地最大的官儿，居然开始大喊万岁。侬智高和下属们都有点愣，搞什么，临终前向开封城表忠心？接下来就发现陈珙竟然是对侬智高喊的！他竟然投降了，而且直接承认了侬智高的皇帝身份。

这就是宋朝地方上最高领导的风采，让没见过世面的侬智高觉得很新奇。不过以后就习惯了，他和宋朝皇帝都发现，各级部门的主管们几乎都是既愚蠢又懦弱的，很少有什么例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珙的部下们，历史应该记住这些名字，王乾祐、张立、陈铺尧、唐鑑、孔宗旦，这些小人物们被俘不辱，宁死不屈，你可以击败我们，但伤害不了我们的尊严。侬智高们看到了传说里的宋朝官员。高贵、骄傲、不可折辱。

当天所有宋朝被俘官员都死了。邕州变成了侬智高的新巢|­茓­，他在这里把国名又变了一次，叫“大南国”。有了年号，叫“启历”，大封官爵，人人有份。接下来，杀向了宋朝西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广州。一路上仅用了１０天，就连破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９府州城。

五月二十三日，攻到了广州城下。

战绩不错，比当年潘美的速度都要更快些。只是历史在这时出现了个小问题。近现代书籍里，他成了起义军。这让人有点纠结，前面说过了，侬家人世代生活的地方对宋朝来说只是名义上的管制，别说欺压他们，一年到头都互相不见面。

没有压制，何来的起义？杀侬智高父亲的是古越南人，无论怎样算帐，他都应该杀到交趾去。跟宋朝这么死磕，怎么都说不通吧？

广州城里的知州仲简是陈珙的升级版，这位仁兄是个超镇静的人。陈珙是为了安宁才压下侬智高的内附报表，他可以为了安静压住急如星火的战报。

前方９座州城被连续打破，这都多危急了，他却把报信的人关了起来，下令说，谁再敢说敌人逼近，就砍了他！

就这样，城里的军队一点准备都没有，城外的百姓们也逃不进城。直到侬智高杀到，仲简火速下达两条命令，１，关城门；２，放百姓进来。

这完全是在涮人玩。要怎么­操­作，才能既快速关门，又能放进全部的百姓？！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百姓们为了抢先进城，只好把大批的金银细软拿出来，贿赂城门士兵，没有钱的呢？他们有智慧，眼看着敌军杀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当不了宋朝的逃难百姓，我当叛军好了！

侬智高临近攻城，又得到了Ｎ多的士兵。

广州保卫战开始，宋朝的守城部队很有优势，首先这是当年南汉的都城，城墙的厚度和北汉的太原城有一拼；第二，城里的水源充足，别管有多少人住，永远不口渴。不过最大的一个优势还不是地理方面的，而是知州仲大人的心理。

仲简是个怕死鬼，这种人天生适合守城。只要不到最后关头，为了生存他什么办法都能用上。当然，只要让他觉得没救了，他会瞬间投敌，完成新生。

除了这些，对广州最有利的一点，还是宋帝国的通讯能力。从邕州被打破之后，岭南诸郡到开封都城，就建立了一条超迅速的通信驿道，每天不分昼夜快马奔驰，把最新的消息传给北方的皇帝。效率高到了只过５天，就有命令返回到南方。

命广南东路各处军马归李枢、陈曙节制，自韶州方向集结，向广州运动，截击侬智高。

命令下达很快，军队的行动就难说了。南方近百年无战事，这是个恐怖的概念，想想帝国东北方向，澶渊之战才过去了４８年，军队和要塞就都变成了豆腐渣，南方军队的素质就可想而知了。

救援的军队在集结、集结、集结再集结，广州——开封的快线天天在跑，带回来的都是心惊­肉­跳的消息。侬智高昼夜不停地攻城，人数超过了２万，不仅从旱路爬城墙，水路上的动作更大。

他收集到了２００多艘船，从水路攻城，不巧的是那天突然刮起了大风，强度嘛，很无语，到了飓风的程度，更恶劣的是风的方向。

从广州往外吹……城里的人只需要把火把点起来，然后举高、撒手，就万事ＯＫ了。水面上一片火光，侬智高的人个个都变成了燃烧的火鸟。

危机渡过了。侬智高围城５７天，办法用尽，人死了不少，考虑到之前抢了不少的东西，再加上宋军终于完成集结，开始步步逼近，他选择了撤退。

目标是老巢邕州，不知为何，是出于恋家情结，还是最先得到的很纪念，他把那里当成了根据地。这样行军，很快就被宋军预判出了路线，在贺州时他被截住了。这是场激烈的战斗，相当地激烈，因为死了很多的人。

宋军自广东都监张忠以下１０多名军官阵亡，士兵……都找不到了。打仗很辛苦，跑步很舒服，侬智高的面前出现了大片的空白地，这让他看到了太多的东西。

宋朝的军队很儿科，宋朝的土地很广阔，还有，前面就有无数座城池，里面有他从来没见过的好东西。还等什么，他决定先不回家了，拐了个小弯，连续攻破了昭州、宾州两座西南重镇。直到这年的十月十二日，他才胜利班师，回归邕州。

出去旅游了５个月，他看清了这个世界。原来人生可以这样过的，大南国，从此顶天立地，我侬智高，就是人中的帝王！

在他的骄傲中，宋帝国做出了新的反应。他们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大前提，用岭南方面的军政体系，己经解决不了问题。要动用帝国在北方的­精­英。可是派谁去呢？这是个问题，当年平定岭南，派的是帝国最强的将军潘美，现在百年光­阴­己过，没有了赵匡胤，就算有潘美，谁敢派得出去呢？

这个思想主导了当时的选人标准，宋朝最先派到南方的北地主管，充满了悲观和无奈。本来不是他们的，但最应该去的那个人，就在这个时段离开了人世。

范仲淹死了。死于公元１０５２年六月间。我实在不想在纪年上采用宋朝的官方年号，因为它亏负了它的忠臣。事实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宋朝谋杀了它３００年间最伟大的人。

从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范仲淹被贬出京城之后，就开始了漫无崖际的贬官之旅。他先后在陕北边关各州、邠州、邓州、荆南、杭州、青州等地任职，每到一处，都尽己所能地做事。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他勤政爱民的传说。

所谓游行天下，兼济苍生，他的声誉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民众的心里，他是一个官，更是一个神，或者是慈悲的菩萨。对此，历代的史书往往强调这对范仲淹的人生圆满是件好事，可都忽略了一点，以范仲淹的年龄和他的身份，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

宋朝的宰执大臣自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就走马灯似的换。换的人多，走的人也多，可只要没有欺君叛国的大罪，如丁谓，就不会在地方上呆太久，很快就会调回京师，享乐终生。其实就算是丁谓，也在晚年时被刘娥赦免，回京城养老。

那么范仲淹究竟做错了什么事，要在风烛残年奔波天下，直到劳累至死呢？

回顾他的一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符合儒家教义下的典范。就算以现代人的眼光来挑剔，他也拥有一个从低到高，顽强自立的完美人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为民族和国家做出了同时代里最大的贡献。

这些都被同时代的人看在眼里，更被后世所承认。他的殊荣里那个“两宋三百年间第一人”的头衔只是个标准说法，他死后，无论是宋朝，还是后来的元、明、清三代，只要提到范仲淹，其名誉直追华夏文明的代表，那位万世师表的孔圣人。

就算他的子孙没法得到“衍圣公”的头衔，也一样得到最大程度的尊敬。如果你是北宋范文正公的嫡派子孙，每个人都会对你肃然起敬。

那么提问，为什么他会像被流放一样的劳病至死呢？他得罪了谁，一直不被原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竦。这个无耻的老滑头被赶出京城之后，只隔了一年，就又回来养老了。当时无数人鄙视他，声讨他，要他立即滚蛋。

夏竦充分发挥了他的不要脸­精­神，可以写下这样一份保证书——“己离本职，就长假于东京，寻求医药，救疗残生，更不敢有纤毫希望­干­烦于朝廷。”

于是赖在京城，直至老死。

两相对比，细思量，范公遭际，只能从他的为人立身的亮点上去考虑了。我想到了他的那篇传世名作《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是凡识字的中国人，都曾经读过。都知道，这不是在说岳阳楼，而是范公在贬嫡之路上心潮翻涌，为自己的一生做出的归纳总结。

其中有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范仲淹一生遭遇的根源所在。

他和夏竦的区别在哪儿？除了正邪之分，在当时的皇帝、大臣的心中，恐怕范仲淹远远不如夏竦般可爱。那个善解人意的，讨喜乖巧的，从不正颜厉­色­的，非常会享受生活的夏竦！前面提过，进入庆历五年之后，北宋仁宗朝就开始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内忧外串都没有，养得所有人都活在美梦里。

我们不说美梦过后变悲哀，黄河改道、王则、侬智高造反，只说在这段悠游岁月里，京城里的人为什么要想念范仲淹？他总是忧来忧去的，动不动就危言耸听搞新政，动不动就提醒大家要小心外敌内乱，每时每刻都不让大家过清心日子！

这样的人，就让他离远点，自己忧着玩去吧。

这就是圣人的悲哀，孔夫子不被春秋所理解，范仲淹被宋朝当做异类。他们走的都是同一条路，风景的宿命是用来路过的，再美再壮丽的都一样。谁让你不合时宜……

范仲淹谢幕了，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从此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神像，而且高度随着宋朝国运的下坠而不断上升。这是他的荣耀，因为在全民族的痛苦中，他当年的作为被人怀念。但也是他的悲哀，以他的心­性­，他会希望自己因为灾难而变得神圣吗？这都是后话了，在他死时，他没有３００年间第一人的头衔，只有宋史里记载的享年６４岁，病时皇帝派人送药，死后“嗟悼久之”，谥文正，赠兵部尚书，皇帝亲笔书写褒贤之碑。

真挺荣耀的。

只是翻开宋史，死后追封侍中、王爵、公爵、侯爵的大臣不计其数，派人送药更是小儿科，至于文正公的谥号，真是不说也罢，就连夏竦死后，礼部最初议定的都是这个谥号。是当时的知礼院司马光怒不可遏说了一句：“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谥？！”才算去掉。

还有那块褒贤之碑，还是别说了，这类碑很常见的，皇帝随手就写。范仲淹的老朋友吕夷简就得到过一块，人家叫“怀忠碑”。

忠和贤，哪个高？

宋朝最初派往南方的两人是余靖和杨畋。这就露着古怪。余靖鼎鼎大名，是仁宗朝首屈一指的言官，杨畋很陌生，根本名不见经传。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会交给他？

谁都知道，言官管的是风纪问题，和战争不贴边。既然要调动帝国的北方­精­英，那些有过战争经验的，如韩琦、文彦博、明镐、尹洙、张亢等人为什么不去？这就和前面所说的赵匡胤与潘美有关。长江以南，就像剑门关以外的四川一样，是宋朝鞭长不及之地。突然暴发了动乱，再派去个鹰派人物，小心两广再冒出个南汉帝国。

所以要派政治觉悟过关的余靖去，说到底他就是个监军。打仗的事呢，就交给了杨畋。

杨畋，看他的资历非常正规，他是正牌子的进士出身，可转眼之间工作就调动了枢密院系统，他当上了武将。真是没办法，谁让他的出身不对。

杨，是杨业、杨延昭的杨。他是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的孙子，杨文广的堂侄。祖孙多少代都受尽了文官的气，好容易转行了，却被一个突发事件硬生生地扭了回来。９年前，湖南方面的瑶族人造反，没有侬智高这次的火爆，可也非同小可，杨畋被调过去平叛。

他的遭遇就是这时宋军的翻版。无论你有多好的战略计划，都得要由士兵们来实施，而这些大兵哥们会让人激动得痛哭流涕。杨畋的开门第一仗堪称一泄千里，前方刚开打，他在后队没等下什么命令，就突然间见到了敌军。

瑶族人杀到眼前了！宋军瞬间消失，把堂堂的主将大人晾在了当地，总算杨畋反应够快，躲在山崖下的浅草里，才逃出了一条命。

这样的军队可以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换了谁，都没法再打仗。可杨畋不愧是姓杨的，他想尽了办法，两年之后，把这次叛乱镇压了下去。其间的困难就不用说了，成功之后他的要求只有一个。不求升官，就让我回到原职吧。

从此再不当武人。

可是不行，你是杨家将里的当代­精­英，尤其是有了南方平叛的实际­操­作经验，这次侬智高这样猖獗，不派你去派谁去？

于是杨畋主管军事，余靖主管杨畋，这样的领导班子过长江，越秦岭，来到了满地烽火的两广之地。简单地说，这两个人都很尽职，杨畋到达韶州时，正赶上了侬智高从广州回邕州的路上与宋军决战，张忠等人战死。大败之后，杨畋决心振作。他命令两广宋军向他靠拢，一边行军，一边把散处各地，没法携带的粮草都烧毁，决不再给侬智高留下给养。

接下来决战，他重温了上次的噩梦。用南方的官军和生猛的山区原住民硬拼，杨畋败得比上次还惨。但是他没有机会了，这里不是湖南，是边疆。宋朝不会再容忍他慢慢地平叛，不能迅速地剿灭侬智高，无论是大理还是交趾，都会蠢蠢欲动。

他被直接贬官，调回内地。

说余靖的工作。余靖是搞思想斗争的专家，在一番高屋建瓴的思索之后，他把目标放在了分化侬智高的内部团结上。他向中央申请了大笔经费，来结交古壮族的４大姓部落，结果气氛是真的变好了，每个西原蛮人都对他真诚地微笑，其笑容的甜度系数和手里的宋朝铜板数量成正比……很动人，很和谐，可这对迅速搞定侬智高来说，只是敲边鼓、烟雾弹，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

宋朝要的是尽快平叛！

怎么办呢？宋朝内部开会，再次得出了一个大前提，即光派北方的­精­英去领导还不够，必须把北方的军队也调过去，才能一劳永逸。在这个主导前提下，一位职业军人在宋皇祐四年十月初八日，走进了皇宫深处的垂拱殿。

一个传奇开始了，他将留下千古传颂的英名，同时也把自己的一切断送。

这是宋朝西北战场上硕果仅存的一员名将了。与党项李元昊交战的几年间，刘平、任福、郭遵、武吉、王珪等等名将都己战死，麟、府两州的张岜也因伤势积累英年早逝，青涧城的种世衡也步入了老龄，屈指算来，宋朝能叫得响的将军，只此一位了。

狄青。

宋、西夏议和之后，他回到了京师，他是有禁军背景的，因功升官，从侍卫步兵殿前都虞候做起，很快升到了步军副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成为北宋禁军的首领。现在南方军情紧急，局势要求宋朝必须派过去真正的常胜将军，无可奈何，只能选择狄青。

垂拱殿内，仁宗皇帝为狄青设宴送行。近百年之后，宋朝第二次派出了当时的第一战将征伐岭南，更是自太宗赵光义登基之后，第一次不派文官做监军随行。狄青有权独自裁断南方一切军政大事。这是空前的信任，更是空前的压力。

对此，狄青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臣起自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兵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至阙下。”

他的愿望都被满足了，宋朝派出了３万禁军­精­锐，随他过岭南决战。３万人，这个数字应该不算多，但是参照当年潘美平定南汉时的十州军力，应该说只高不低了。至于素质怎样，刚刚经历过西夏战火锤炼的大宋西军，从这时起，就成了北宋所有军队中最强的一部分。

直到帝国崩溃时，它都承载着宋朝人最后的希望，就连有宋一代最神勇的岳飞嫡系，其­精­髓部分，也由西军组成。

最强的军队向南方运动，狄青的命令己经先于军队颁布向两广。第一，他命令所有军队原地待命，不得出战，直到他率部赶到；第二，他命令余靖余大人，把那个­操­蛋到了极点，堪称昏中之昏的绝世昏招暂停了，不然我就杀了你！

要说余靖真的是位勤劳工作的好­干­部，杨畋军事上的失败，还有他分化政策的迟缓都让他警醒，为了击败侬智高，他想出了个超级“聪明”的招数。

一个问题，侬智高最怕的人是谁？对了，交趾人。当年杀了他的父亲，劳教过他本人，一直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做人，从来没敢大声喘气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联合交趾人，请他们派兵，入境支援呢？

那时想来什么都解决了吧！

很好，说做就做。余靖把朝廷支给他的大笔财产划给了交趾方向当时的首领，宋朝官职叫“交趾郡王”的李德政。约他领兵到邕州汇合，代价是先给付２万贯现钞，同时在邕州附近还准备了足够１万人生存的粮草，随到随吃，不够还有。这就造成了一个事实。即交趾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入宋朝国境内部杀人！

自古兵匪是一家，本国内部的军队在打仗时都会搂草打兔子，何况是外国的“友邻”部队？更何况堂堂中华上国，剿灭一股山林土匪都要申请支援了，信不信从此交趾人会贼心大起，时刻想着冲进来烧杀抢掠？

这真是驱狼进虎，愚不可及！狄青严令余靖，马上给交趾人写信，让他们滚蛋，宋朝的事，他们连知道的资格都没有。

对这两个命令，余靖是有选择的执行了。他给交趾方面打过了招呼，让李德政在国内老实呆着，没他们什么事了。另一条，狄青严令的诸将不得出战，他产生了短暂­性­失忆。当狄青的南征大军到达宾州时，小Сhā一句，地形方面，从北向南，先宾州，过昆仑关，才是侬智高的老巢邕州。余靖召见了原南方军队的主将陈曙，命令陈曙立即出战，别让狄青抢了头功。

陈曙的心态变得微妙，余靖的命令不得不听，军人争功的心理又压抑不住，何况军队也早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己经Ｎ年没有什么军法处置了，违抗一下狄大将军的军令，有什么大不了的吗？还有按照惯例，余大人到时也会说话，狄青一武夫，怎么敢驳文官的面子？

思前想后，没有危险。陈曙带着６０００名士兵杀向了昆仑关，结果输得灰头土脸。当他往回撤时，绝对想不到等着他的会是什么。

狄青在年底时率军抵达宾州，这里成了宋军的大本营，两广官军所有将官，包括两个文官孙沔、余靖都赶来汇合。

狄青升帐，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陈曙。先回顾历史，有宋以来，准确地说，是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对军人是相当地仁慈的，具体就表现在战败无罪上。参照幽燕之役、雍熙北伐时的倾国之败，也没见砍了谁，所以没人会把陈曙这次小小的失败放在心上。

狄青的命令却是把陈曙以下失败的将官３２人一起推出去，军法从事！

一次处决３２人，这在宋朝的历史上只有开国太祖赵匡胤做过，快１００年了，远得都像是传说里的故事，突然间重现，让所有人震惊。

余靖站了起来，他说的话很有水平。“陈曙犯了军法，我也有节制之罪。”像是在主动承认错误，其实是把罪过往文官集团上拉。怎么的，你难道还想杀文官不成？！

众目睽睽，狄青的回答更有水平。“你是文官，不受军法处置。”言外之意，如果你是武将，现在我就杀了你！

史书记载，“靖瞿然起拜。”这位敢对皇帝叫板，举国闻名的言官立即就老实了。３２颗血淋淋的人头，在片刻之间就铸出了狄青铁一般的军纪。

军威己成，士气大振，狄青接下来的举动却更加奇怪了。他率领着压倒­性­优势的军队，武器的­精­良、军政的支持更是全方位的，却一动不动了。就在宾州城里呆着，唯一的举措就是下令征调１０天的粮草。１０天……整个南方都在猜疑，他到底想­干­什么？

是想在１０天之内就决定胜负，把流窜两广，战无不胜的侬智高打败？不，打败都不够，侬智高会逃的，那时粮草不够，难道要饿着肚子追人玩？开玩笑，那时旷日持久，追上一年都有可能。想来想去，大家得出了一个结论，狄大将军肯定是另有打算，战争不会在短时间内爆发了。

这样的想法，同样在邕州城里的侬智高心里生成。

侬智高不会想到，就在这一两天里，就是他命运的分水岭，他有一个关乎胜负成败的最关键点握在手里，只要小心些，宋朝的官军就注定了要陷进泥潭。

那就是昆仑关。

昆仑关位于邕州城东北方５９里处，昆仑山（非青藏高原的昆仑山）东侧。这座山巍峨险峻，谷深坡陡，素有“南方天险”之称。它的重要­性­，在１０００年之后的抗日战争时都重现过。当时全中国唯一的全机械化军，国民党军第５军主攻，在这里击溃日军号称“钢军”的第５师团第２１旅团，取得“昆仑关大捷”。

之所以有大捷，是因为有决战，之所以有决战，因为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关键点。据守昆仑关，就等于掐断了往广西前进的路线，虽然宋朝和抗日时不同，但昆仑关的天险位置和作用，没有区别。

这样的地段，让狄青很挠头，更让他警觉的是，陈曙上次冒然出击的后果。透过各种资料的迷雾，小心求证，会发现陈曙战败的地点叫金城，那是在昆仑关的南边，也就是说，宋军曾经在狄青到来之前，就越过了昆仑关，直接威胁过侬智高的老巢！

这会不会引起侬智高的不安？经历一次风险，只要稍有些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及时弥补漏洞的吧。当然，也可能不会。对方是个深山原住民，理论上对军事一窍不通，昆仑关上或许还是不设防的，这非常可能！但是，狄青没理由说服自己行险，宋朝最强的西北军出战，怎么可以把赌注压在对方的失误上？

所以才有一动不动，和１０天的粮草。不仅是敌人，连他自己的部下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突然有一天，他命令全军开拔，整支军队分为３段，由他、孙沔、余靖分别率领。在当天清晨出发，黄昏时分到达了昆仑关下。他再次频布严令，诸将不得妄动，第二天黎明时到大帐听令。

第二天，大帐前竖起了狄青的大将军军旗，全军将官肃然环列，静听军令。却不料久久不见动静。直到有军校从关上赶下来，对将军们说，大将军昨夜己经率前军越过昆仑关，现在在关南归仁铺一带等你们一起吃早饭。

欺骗了侬智高，甩掉了碍手碍脚的文官，狄青在一夜之间就把胜利牢牢地握在了手中。从踏上昆仑关头上的一瞬间，历史就将注定，侬智高必败。

因为这位深山原住民，不清楚汉人真正的战斗力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为什么狄青不敢强攻昆仑关，而是在夜里悄悄地翻越。那是个秘密，关系到汉人曾经无敌于天下，那个天可汗的传说里最激动人心的成分。

它很快就将在侬智高的眼前展示威力，虽然那只是宋朝版的模仿，也绝不是化外野人，一时骄狂的蛮族所能想像的。

历史聚集在归仁铺这个地方。铺，是古代邮路的驿站名。在昆仑山上设关隘，行驿路，最早始于汉代，到了宋朝，昆仑关的东路己经发展到了１１站，即１１铺，归仁铺排在第２。从地理位置来说，是当地的最佳攻防点。

身后是致高处昆仑关，越往后退地势越高，有利防守；向下是南方的路，也就是侬智高的来路，叛军需要仰攻，而宋军居高临下。

侬智高很快就来了，这时他今非昔比，再不是刚开始时的亡命土匪。他的军队有了统一装备和着装军服，每个士兵手执大盾牌、标枪，穿绛红­色­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火焰一样。临近战场，他们分成了３列战阵，主动冲击官军。

狄青的队伍仍然分成了前、中、后三军。他本人在前军督战，把两位文官远远地挡在了身后。孙沔和余靖站在高处，他们清晰地看到两军接战，宋军立即就支撑不住了！

前军的右将孙节是全军的总先锋，开战伊始，两军冲击，他很快就淹没在人海里，他的军队开始分流，一部分在归仁铺的开阔地上顽抗，一部分向两边的高坡上退却，等于撤出了阵地。

前军动摇，后面的两位文官神­色­大变，很明显，又一次的败仗即将到来。他们开始绝望，身为曾经的京官，开封城里有多少家底，不是什么秘密，就算再能派出来援军，规格也很难高过这次了，难道说长江之南真的要改天换日了吗？

与他们相反，狄青很平淡，眼看着部队濒临崩溃，他像是无动于衷。也许是他梦回吹角连营风雪苦寒的西北塞外了吧。那时数十万人喋血沙场，多少英雄曾见惯，眼前的小争端算是什么？

狄青站了起来，举起一面白旗向阵后挥动。那里有他隐藏着的秘密，从西北方面带来的数百名蕃落骑兵。只是几百人而已，但他们起到的作用，是押阵的文官，还有对面的侬智高所无法想象的。那关乎到一些光辉耀眼，传说中神奇得近乎奇迹的名字。

汉之虎贲、唐之玄甲。

这是两支全骑兵兵种，不能说强汉盛唐的威名是由他们所打下的，但是那些奇迹一样的战役里，他们往往创造出最震撼的篇章。虎贲军有些远了，唐朝的玄甲骑在天可汗临战时，不止一次地从对方阵前直突阵尾，再原路杀回，不止是打乱对方的阵脚，从根本上击溃敌方的士气。

玄甲骑，只有一千余人。

那么面对两三万人的侬智高部队，几百名蕃落骑兵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当天归仁铺激战，蕃落骑兵没有理会和宋军前锋纠缠的叛军队伍，而是分成两队，直Сhā侬智高的后阵。疾风般的速度，是侬智高这些南方原住民们作梦都想不到的。

那不是他们善走山路的西南小马，而是宋朝西北边疆上与党项人争锋角逐时的草原骏马，这就是狄青为什么要在夜里潜渡昆仑关的原因之一，你不能要求草原上的战马迅速爬坡，就像这时侬智高也没法应付踏上平路战阵的的彪悍骑兵。

蕃落骑兵Сhā进了叛军的后队，左军向右，右军向左，在整个战阵中交换位置，连带着把侬智高的队伍搅乱。没等对方有什么反应，他们马上又再来了一遍，就像当年的玄甲军那样，视敌阵如无物，来回穿Сhā，反复杀戮，直到侬智高的军队崩溃。

归仁铺就是侬智高的终点，一切都结束了。叛军向邕州方向逃跑，宋军一路直追。５０里之后临近邕州城，截止到这里，捕斩２２００人，活捉５００余人，汉­奸­军师黄师宓、黄玮等人都在被杀名单之内。侬智高本人很幸运，他逃进了城里。

夜­色­降临，邕州城外官军脚前脚后的杀到了。狄青一直记着自己的诺言，要把侬智高的首级带回开封，献给皇帝。在他想来，接下来会有更艰苦的战斗，邕州是西南第一重镇，城高池阔，如果叛军据城死战，达到了贝州城王则的程度，那就是个比昆仑关还要命的噩梦。

总不能让蕃落骑兵飞越城墙吧？

可是白担心了，就在狄青布置围城，准备攻坚时，邕州城里突然间火光冲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火海。侬智高烧城自尽了！这是全体官军第一时间里的共识。可狄青不那么想，蛮族反叛，最棘手的一点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打赢了一次，他躲起来，事后还会再折腾，永远没完没了。

不能再等了，他下令不惜代价，强攻进城，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必须把侬智高抓到！

邕州城在当天夜里被攻破，连夜搜城，史书中留下了三点纪录。１，投降者免死，共招复被胁平民７２００人，放归乡里；２，反抗者必死，被杀的共有５３４１人；３，发现了一具身穿金龙袍的尸体。

最后这一条让全体宋军高兴，没有疑问，这具尸体就是侬智高，叛匪首领被击毙，功德圆满，无可挑剔了，狄青所要做的就是写奏章报捷。但是他再一次犹豫，他说了一句非常违背传统的话——这或许是个骗局，这具尸体不一定就是侬智高的。

这话句是盆冷水，实在让人费解。自古以来军功章里都有着大量的水分，很多事人人心知肚明，可都不说出口。就比如这具穿着金龙袍的尸体，不管是侬智高留下来迷惑官军的，还是官军随便找具尸体套上的袍子，效果都一样，就是下班收工了，皇帝拿赏钱来！

狄青否认了，就是在挑战潜规则，甚至是拿自己的诚实，来搞垮整支军队的荣誉，破坏大家到手的工资。

因为狄青的坚持，关于侬智高的下落，史书里标准的说法是他从合江逃到了大理国。但是从此之后，就再没有这个人的官方消息。

他没有再出现过。

那么怎样证明他死了没有？那具穿金龙袍的尸体是不是他本人？这都是谜，永远没有正解。能证明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狄青的忠实和真诚，我没有抓到他，我没法证明他死了，那么我决不冒领军功。

以忠事君上，狄青问心无愧。与之相对的是赵祯的奖赏，这一次宋朝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先说罚，自侬智高造反以来，广东两任转运使都撤职降官，那些在战争中弃城逃跑的地方官都被严肃处理，最重的消职为民。关于赏，焦点集中在狄青身上。

宋皇祐五年（公元１０５３年）四月初三日，狄青还朝。仁宗再一次在垂拱殿设宴，百官出席作赔，皇帝亲自把盏斟酒，为狄大将军庆功。几天之后，又在这里观看狄青指挥蕃落骑兵重演归仁铺破敌场面，与此同时，下令宰执大臣为狄青议功。

议功自古以来只有两条，一，升官；二，赐钱。钱就不用说了，那在宋朝太常见，问题集中在官职上。狄青在平叛之前的两三个月时，被提升到了枢密副使的位置上。很难说这是不是打了点提前量，为他出兵时的威信着想。这时得胜归来，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升，怎样升？身为武将，绝不可能进入东府，成为宰相，那么这个“副”字能否去掉？如果去掉了，狄青就将打破近百年间无人敢问津的一项纪录，除了开国名将曹彬以外，从没有任何武将，能得到军方第一首脑，西府枢密使的职务。

上面这句话或许会有争议，史书上写得很明白，宋朝建国之后，以武职出身任枢密使的大有人在。比如吴廷祚、李崇矩、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夏守贇、王德用等人。但有个区别，武职和武将是不等同的，如大名鼎鼎的曹利用，澶渊之盟时他在前线起了大作用，但杀人现场他到过吗？曾经亲手砍过谁吗？

这就是不同点，比如一个文官，当过了一任枢密使后，也就是有过武职经历了，可他的本质，也就是说危险程度，还是个文官。他不会被宋朝官场所注目。当然其中也有些另类，比如王德用。这是位真正的武将，但当上枢密使时，准确地说，己经是曾经的武将了。

他少年时痛打过李继迁，青年时和萧太后对阵，之后沉寂几十年，不管愿不愿意，只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直到老得不行了，才荣升西府，当上了军方第一高职枢密使。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宋朝的西府选官标准在作怪。您是位能杀人，能篡位的武将，青壮年时别管功劳多大，都得当乖乖宝。

直到快老死了，彻底没危险时，才能提拔起来，变成一尊神像。这就是截止到狄青之前，北宋武将的集体宿命。现在轮到狄青了，能有什么不同吗？

议功由中书省的宰相们负责，各位宰相先介绍下。由于文彦博被参倒，目前庞籍变成了独相，他下面有一位参知政事，名叫梁适。这是位应该细说一下的北宋仁宗朝的典型官员，他的升官与发迹，很有些当时的普遍特点。

首先，社会在发展，建国百年之后，官场上早就形成了人脉体系，走这条路，在形式上没有科考中举来得风光，但走得更快更稳，就好比梁适。他的父亲是前翰林学士梁颢。父亲死得很早，但翰林学士几乎每天都和皇帝见面，这就让他的起步和发展有了条捷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把父亲的遗作，和他自己写的文章一起呈交给当时的皇帝宋真宗。

赵恒看了后说了一句话——“梁颢有子矣。”就这一句话，成就了他一生的荣华富贵。他当官了，是秘书省的正字，一个小科员。

名不见经传，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但这就算有个台阶了，梁适在京城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段时间，做出了人生的另一个决定。他要求外放，哪怕只是一个县官，他也愿意去当。

这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如果还在京城里呆着，他父亲当年的影响力总会耗尽的，那时他就是个非常普通的纨绔子弟，只能随波逐流，比常人稍好的过完这一生。到了外地当官就不同了，最起码有一点，不管好坏他有了资历，每隔五六年就会“磨勘”一次，那就是升官的机会。

梁适是个有心人，作事清醒明白，该工作时，在他的列传里留下了些实­干­的记载，由于都是些工作细节，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他升任枢密直学士，作延州知州时。他请了个假，说要回家乡为父亲修墓，路过开封城时，他进去了。

像这样的人，走进开封城之后，就有办法见到皇帝。不说别的，他父亲当年的同事们，遍布国家各个主管部门，随便找谁，都能混进金峦宝殿。他见到皇帝了，注意，史书里说，他“自言前为朋党挤逐”。也就是说，是被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那批新政君子给赶走的。

这很重要，当时庆历新政刚夭折，皇帝提起君子们就头疼。突然出现一位出身良好、外地实­干­、­性­情平易，连被排挤出朝廷都默默无言的中青年­干­部，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国家需要人才，于是梁适先生被留下，当上了……别惊讶，子继父业，是翰林学士。

帝国最高的文士头衔，翰林学士，由一位未经科考，不是进士的人当上。说来这就是个丑闻了，出身不对也就算了，升官的过程明显是个猫腻，这让御史台人员非常愤怒，没说的，大伙儿­操­家伙上，把这位崭新出炉的­奸­邪打倒！

梁适就倒就倒了，他被赶出京城，以侍读学士的身份到澶州当知州，后来又转到了秦州。可是别怕，这个过程就是履历，别管有多丢脸，他曾经当过国家两制官员，而且是两制里居于上位的翰林学士。在宋朝，在中国所有的朝代里，履历都是个最正规的名片，永远比一个人真实的能力更让官场信服。

梁适很快就又回到京城了，他进入了审刑院，之后当上了枢密副使。

地位升得很高了，超过了他的父亲。但职位越高，欲望越高，升官会有个极限吗？当然，还差了两步而已。一，枢密使是副的；二，这是西府，不是东府中书省。

梁适接着忙活儿，在枢密副使的位置上做出了两件事。第一件，前面说过张尧佐升官记，他一日之间身兼四使，让宋朝官场集体暴怒。台谏官以包拯为首，和皇帝死磕到了郭皇后被废事件的程度。就在两边都水深火热你死我活之际，梁适说了句话。

——“台谏论事，职耳。尧佐恩实过，恐非所以全之。”

前半句把台谏官安抚了下，他们是很出格，可都在职责范围之内。后半句给皇帝也下了台阶，您对张尧佐实在太好了，小心过分的恩宠会招灾惹事。两边都不得罪，更巧妙地同时站在了两边。既是好臣子，又是好同事。

他的列传里说，张尧佐的两个头衔就是这样被去掉的。一句乖巧的话，比包拯等人的冒死劝谏都有用。

第二件事，与辽国有关。辽国在耶律宗真的领导下总是会有不断的花样出现，李元昊死后，他再次做起了超级大国之梦。具体表现是不贪钱了，他图名。

翻阅史书，他发现辽、契丹等名字太乡土化，都不足以标榜他现在帝国的国际地位。为此他给宋朝写了封信，提意说，我们都改名吧。荐于现状，我叫北朝，你叫南朝，简明扼要，历史上还有前例，这多好，你们同意吗？

宋朝的皇帝和大臣都有些犹豫。说实话，辽国的疆域真的比魏晋南北朝时的北朝大多了，而且百多年的基业，更是非同小可，自称北朝，都有些歉虚了。关于这一点，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都有以当时的辽国为正朔，宋朝为旁枝的看法。

可是答应？这关乎到民心士气，尤其是汉本位的思考方式。孔夫子教过我们，“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无论怎样，我们都是优秀人种，怎能和蛮人相提并论？这时梁适说话。他说，宋朝之所以为宋，是受命于天，任何人无权更改。契丹也是一样，就以当年的南北朝为论，也都各自有魏、晋的国号，怎么能统一混称为“南、北”两朝呢？

皇帝听了很高兴，梁爱卿说得有理，回信拒绝耶律，这事儿没法向您看齐。同时梁适升官，即日起到东府上班，头衔是参知政事。

以上就是梁适版宋朝升官记。是不是太轻易、太儿科了呢？是的，在北宋仁宗年间升官的确不太难，相应的就有两个问题存在。

第一，升得容易丢得快。宋朝的官员，尤其是宰执大臣的更换是流水线式的。你上我下，几乎芝麻大的功劳就上，米粒大的罪过就走人；第二，参知政事的确很高，但是前面有根超高的门槛。一步之遥，天地之别。那就是从参政到宰相。

这是根本­性­的区别，从权力到待遇，哪一点都没法比。于是相应的，要迈过去，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高得多。怎么才能迈过这最后一道门槛，踏上帝国最高的人臣巅峰呢？这个命题在梁适的心中生成，他无时无刻观察着，思考着，判断着每一个机遇的发生。

直到狄青得胜还朝，东府为他议功升官。

事情很清楚，狄青身为枢密副使，又没法升进东府，那么去掉“副”字势在必行，这是唯一可以升的官职了。但是被人否决，帝国唯一的宰相庞籍全力以赴地反对。他对皇帝说，狄青不配当枢密使，理由如下。

依照惯例，比如开国时的慕容延钊，一举夺得荆、湖两地，方圆数百里，兵不血刃，这样的功劳怎样？太祖皇帝只是赏钱。再比如曹彬平南唐，擒李煜，拓地数千里，功勋开国第一。想得到使相，结果怎样呢？太祖皇帝还只是赏钱。这是不变的原则，祖宗的规矩，武将永远不能当枢密使。何况狄青的功劳远远没到上面两人的地步，当枢密副使都很勉强。

以上的话，可以说是文官鄙视武将的经典，出自庞籍之口，从职务到身份都非常合适。但是要分谁去听，有些人能听得热泪盈眶，觉察到在污秽冰冷的官场里，也有温馨纯洁的友情存在，以及深思熟虑，洞查世事的智慧。有些人就听出了一连串的计谋和金钱权位的味道。

比如说梁适，他就突然间看到了一条从参政到宰相的光明大道。

人活在这世上，要分清楚谁对你好，谁对你坏，可真是个大学问。现在请大家化身为狄青，看看宰相与参政大人之间的谈话，来分辨谁才是真正为他着想的那个人。

梁适站了出来，反驳上面庞籍的话。他说，宰相大人，您不公平。不久之前王则叛乱，只是占据了贝州这一座城池，文彦博出兵收复，回来就做了宰相。现在狄青是一举平复两路，功劳与之比怎样？为什么就不能当上枢密使？

言之在理，对比分明。一座城和两路（两省）相比，孰轻孰重？庞籍应该没话说了。可是不，宰相的面目变得非常可憎。

庞籍说，贝州之赏，本就是过分，所以现在不能再过分了。你是参政，难道不知道我朝文官为相，出入无常，武将为枢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罢免。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现在的枢密使高若讷，他犯了什么罪，要罢免他给狄青让位？第二，狄青还很年青，这时给他西府之首的位置，以后他再有功怎么赏他？我这是对他好，不止是珍惜国家名器。

梁适冷笑，难道要狄青为文彦博的错买单？或者一点都不赏他才对，那样以后谁还会为国家出力？还有高若讷，现任的枢密大人怎么就没有错呢？他不久前出行，开道的胥吏把行人无辜打死，正在被台谏官弹劾，仆有过，主之罪，他难辞其咎，早晚下课。狄青升官，不仅是理所应当，更是顺理成章！

截止到这里，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能分清楚梁适说得句句在理，庞籍这个演义小说里包拯的死对头、大恶人是在无理取闹，嫉贤妒能。那么怎样处理呢？结果比较郁闷，皇帝居然听从了庞籍的话，把狄青的升官之路就此掐断。

狄青的酬劳变成了一大堆的荣誉­性­头衔，比如上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再给他的４个儿子都连升数级，外加一大笔钱。这件事就此结束了，国家和狄青货款两清。

尘埃落定，国家开始忙着别的事。可梁适却没有放弃，他静静地思索，这样事还有没有变数。回头想，首先皇帝的决定他是有心理准备的，原因就是庞籍和狄青的关系。

皇帝决没有失心疯，这两个人都是西北系的，战场上打出来的交情。在这次南方平叛中友谊更上一层楼。狄青之所以能挂帅，就是庞籍推荐的，他能当上岭南军政一把手，更是庞籍为他争来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狄青的大恩人。

所以别人打压狄青，是伺机报复，别有用心，庞籍怎样做都光明磊落。那么光明磊落加祖宗规矩，是不是就没法改变了呢？梁适不这么想，为了从参政跳到宰相，他必须要让狄青当上枢密使！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他给皇帝写了封密折。为狄青叫屈，并且现次警告，这时不是祖宗的时代了，里忧外患需要武将，待狄青太薄，小心冷了军队的心；

第二，他给狄青写了封信，把和庞籍的争论内容，都抄送一遍，激起狄大将军的怒火，让当事人也积极些；

第三，梁适走了个内线。他找到了皇宫里的一位名太监，内侍省押班石全斌。这是位有过监军资格的大太监，在皇帝面前不仅是很亲近，更是有份量。梁适请他为狄青说话，代价是好处均分，他保举石全斌做观察使。

三招之后，赵祯的心重新被激活了。他本就要重赏狄青，当初他写给狄青的嘉奖信里就提过，决不做曹­操­、李存勖那样有始无终，赏罚不明的君主，国家的现状他很清楚，他想过新政，试验过奋发的。眼前的狄青明摆着是国家­精­英，不提拔他提拔谁？

几天之后，仁宗突然召见两府大臣，他声­色­俱厉地频布命令——升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枢密副使，石全斌先给观察使俸禄，一年后正式晋升。原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但升官一级，加学士衔，加经筳（陪皇上读书）官。

庞籍有点懵，您改得太快了，让臣等回中书省再商量一下，明天回复行吗？

不行！你们就在殿门阁内商议，朕在殿内等候。

话说到这个份上，宰相、或者两府大臣加在一起，也不敢反驳了。当天全体任命一致通过，狄青终于当上了军方第一首脑，西府枢密使！这个消息瞬息传遍京城天下，宋朝无论是军方还是百姓，都为这位平民出身，甚至是罪犯出身的大将军叫好，国家终于赏罚分明了！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们以后只要发愤图强，为国出力，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人人都高兴，梁适最高兴，他的目标终于近了，狄青上、高若讷下，他的参政变宰相之路，终于畅通无阻。

他心里有一个算盘。现在庞籍是独相，次相空缺，谁会升上去？按东府次序，应该是他梁适。可是西府枢密使高若讷更有资格，无论是当官的资历，还是这时的官衔，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搞掉高若讷迫在眉睫！天照应，狄青突然间蹿红，这时用狄青打压高若讷，一但成功，西府就成了武将的天下，而武将注定了当不上宰相，次相的位置到头来只能是他的。

算盘打得叮当响，实际­操­作也成功了。古往今来，很多史学家都把狄青的上位归功于仁宗皇帝的振作之心，说赵祯终于看到了帝国的现状，动乱不断，必须得由武将坐镇中央。却忽略了梁适先生的宰相之梦。这时，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格局。

首相庞籍，正牌的进士出身，当文臣有资历，做边臣有功劳，可以说德高望重，文官之首；枢密使狄青，出身行武，帝国屏藩，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都出类拔萃，首屈一指，是理所当然的武将领袖；次相梁适，杂牌子衙内，嘴皮子讨生活，没有任何叫得响的功绩。这三首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得出结论，梁适是个垃圾，根本不值一提。

那么看一下这三个人日后的升迁命运，就会非常有趣。它几乎就是仁宗朝后期的官场缩影，透过它，可以清晰地看见当时的办公室规则，以及那些所谓的名臣们为什么会变成了一个个只会微笑、施礼、谦让的­精­致木偶。

说梁适，此人心高志大，到了次相都毫不满足。欲望决定一个人的成就，眼前的光明大道直指帝国首相的位置，难道要百尺竿头，就此停步？不，决不！他开始寻找庞籍的弱点。这有点难，庞籍，他的名声在中国人的心里很不怎么样。这都是拜各种戏曲小说所赐，比如说《杨家将》。在那里他和狄青狼狈为­奸­，作恶多端，是杨家、呼延家、寇准、八贤王的死对头。

当然结果也很惨，庞籍全家被杀，还是被死敌呼延庆所杀。狄青也没落好，居然是千刀万剐死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题目很大，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观念有关，以后会在适当的历史事件里加以讨论。现在要说的，是庞籍本是个为国为民都做过大好事的好官，他怎么就会出什么事呢？

他真就出事了。事实上，一但做到了帝国首相的位置，不管你是个什么人，都会变成一种人——坏人。不仅会有梁适这样的人盯着，几乎全官场所有的官，都在盯着你。

寻找首相的每一个错误。

庞籍丢掉宰相，其过程和原因几乎就是前枢密使高若讷的翻版。事情的起因远在齐州，在那儿有一位学究名叫皇甫渊。话说学究的责任很具体，就是管管生员，组织培训，和当地的教育系列紧密配合，为帝国多输送几个进士。多简单，可皇甫兄另有大才，实在是技痒难忍，不得不用。

他喜欢抓贼，并且还真的抓到了贼。这是好事，国家明文规定，只要抓到了贼，就有赏钱。不管你是不是学究。但是皇甫学究不满足，钱是小事，我还想升官，他给有关部门写了好几封信，表达了想升官的热切盼望。结果……被退回。

郁闷啊，学究想升官，和参政变次相一样的迫切！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些小动作。不行就走走关系吧。走关系，事实证明，皇甫先生更在行，他居然能七扭八歪地走到帝国官场第一人，首相大人的府上！

他认识一位道士，名叫赵清贶。赵道士和庞籍的姐姐家有亲戚，凭着这条亲情路线，皇甫学究要升官的愿望，注意，史书在这里很模糊，没说庞籍到底是不是知道了。而是说，“绐为渊白籍”。绐，指欺诈、哄骗。明显地在设圈套骗边远小城市的皇甫官迷，我们会替你把事上报首相，让你达到升官的目的。

这样的事离不开钱，皇甫行贿了，赵清贶受贿了，为了显示诚意和手眼，他还拉来了庞籍属下的一个堂官，言明这将是内线，于是这个小吏也得了一份钱。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小吏的身上。很可能是分赃不均，该小吏跑到了开封府，把事情和盘托出。

受贿案很普遍，涉及到现任首相的可不多。这事儿被从重从严地特办。结果是堪称公正的，行贿和受贿的都被流配，事情首相并不知情，所以没有关系。这样庞籍算是熬过了这一关。可是别忙，事情出了致命的变数。赵清贶在流放的路上离奇死亡。这时开封府的一位推官，叫韩绛（注意，以后是大人物）的人站了出来，说这是庞籍利用首相的权力来压制有关人员，在路上杀了赵清贶灭口。

简短地说，谋杀无证据，可是舆论更可怕。庞籍的声誉被损害了。功臣变坏人，他在狄青当上枢密使的三个月后罢相，到郓州去当知州。梁适以第一顺位，由次相升为首相，终于当上了帝国官场第一人。

最后说狄青，有点奇怪，他是主角，可在整个事件里都消失了。这是狄青的升官记，还是梁适的官场秀？很遗憾，是后者。虽然狄大将军英明神武，可回到开封城之后，没有他半点说话的余地。

有的只是事后的表态。

狄青荣升枢密使，进宫谢恩时，皇帝对他凝视了好一会儿，之后带着温和又伤楚的感情说了句话。狄青，朕有御医，可以把脸上的金印去掉，你恢复原貌吧，不要总带着当年的黥字。

狄青一阵感动。他知道，宋朝开国百年，两府宰执大臣从来没有过配军的刺字，这是耻辱，至少是卑贱的标志。皇帝完全是为他着想，让他改头换面，从此抬头做人。但是狄青拒绝了，他对皇帝说了一句话，从此他在皇帝的心中，在天下亿万平民百姓的心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

——陛下擢臣，不问门弟，臣正因为脸上有这行金印，才得以报效国家。臣愿留颊上黥字，以使天下贱儿得知，朝廷有此名位相待。

赵祯被感动了，他听得出这是肺腑之言。由此，他更坚信自己做得没错，狄青这人不仅有能力，而且不忘本，是个难得的好臣子。截止到这里，狄青己经获得了皇帝的心，他在官场上，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了。不过万事都有好坏两面。

这句话赢得了帝心和民意，那么别的人呢，不是皇帝也不是百姓的那个巨大的团体，他们会怎么想？这一年的狄青刚刚４５岁，年富力强，功盖当代，官居西府之首，名符其实地站了人生的巅峰上，他满怀豪情壮志地活着，以实打实的功绩说话，不去理会身边­阴­柔粘黏的污秽官场，怎一个自豪爽快了得？

但是，他也就此成了一个异类，与众不同，有时并不会换来惊羡欣赏的目光，而是个招灾惹祸的罪过。回望这段历史，有时真的很想问一下狄大将军，您­精­通兵法，百战百胜，是不是忘了眼前的处境？

到处都是文官，哪有您的盟友。孤军深入，内外无援，这是置之于死地啊！

放下狄青，让我们跳出仁宗朝超长超烦乱的官场琐事，跳到开封城的高空里，向下俯览，去寻找当年国家大事的主线，来发现宋朝的国运秘密。

它是怎样兴旺的，又是怎样衰败的。针对于这时，矛盾和变数就都集中在了至和、嘉祐年间（１０５４－１０６３年）。这段光­阴­，是北宋史上罕见的国泰民安、岁月平和的年代，它让后世人不断地追忆怀念，恨不能穿越时空，永远停留在那时。

中国人印象里名人辈出，繁华似锦，悠游享乐的岁月，指的就是这时。­精­确计算，狄青升为枢密使，就是在这前一年。之后好事继续上演，之后两个月，最牛最强硬的言官唐介也回京了，他仍旧担任御史。一切的迹象都表明，仁宗皇帝想再次振作，让国家在灾难不断，反叛不断的局面里兴旺起来。

这多好，可惜天不从人愿，赵祯的悲哀突然降临，他最心爱的人死了。皇祐六年（１０５４年）正月初八日，张贵妃暴病身亡，年仅３１岁。从这时起，仁宗皇帝的神智和身体都大受打击，他承受不了心爱的人离去，逐渐变得­精­神恍惚，沉默不语。

历史到了这一步，史书上的记载就变得非常妙微，作为现代人和作为宋朝人，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说宋朝的官场，张贵妃之死，让他们非常高兴。我没有夸张，说的不是特指包拯在内的言官系统，指的就是宋朝的全体官场。

张贵妃之死，让所谓的张氏集团骤然崩溃，没有了枕头风，看看张尧佐、文彦博之流还怎么升官发财，尸位素餐。这真是大快人心，从此世界又变得公正了！至于皇帝本人的感觉如何嘛，就不是他们的业务范围了，在所有用儒家学说培养起来的官员的认知系统里，人活着，有“礼”这种法规来规范着，人死了，同样也有各种相应的标准去埋。

悲伤？那好办，您可以用輟朝了，成服了，追赠了之类的办法来表现。一切都有制度，保准您生荣死哀，风光体面。

于是他们就愤怒了，真是搞不懂，皇帝怎么能这样出格呢？！赵祯给自己的心爱的女人的出殡礼仪定在了最高规格上。

居然是以皇后之礼殡葬！

严格说来，他这样做是有前科的。当年被他废掉的郭皇后暴死，他也以皇后之礼发送，完全不顾刚娶进门的曹皇后是什么感想。可那时情有可缘，毕竟郭氏曾经母仪天下，除去“耳光门”事件外，没有任何出错的地方。这时的张氏完全不能等同，一介贵妃而已，并且时常­干­政，受贿的丑闻都牵扯到了当时的宰相加御史中丞等等等等一大堆高官。

还有她不当宰执死不甘心的伯夫。这样的女人，不打进冷宫都是便宜了，凭什么再追封成皇后？

赵祯不管这些，不管谁反对，他一意孤行。在张氏死后的第四天，追赐其为“温成”皇后，在皇仪殿为其举丧，輟朝七日，天下禁乐一月，他本人亲自成服，到了发丧的正月二十日，率领文武百官，护送灵位出宫，进奉先寺。

这一切的规格，是无可挑剔的皇后丧仪，说句实话，就连当年他的养母刘娥皇太后都没能享受着。本来注定了只能给一个女人预备着，就是现东宫之主，曹皇后。可是她又消失了，历史里没有她这时的记载。这位贤德到成了习惯的女士继续沉默。可她应有的权力自然有别人为她维护。

维护行动分为丧前和丧中。

丧前时，为了皇后的头衔，整个御史台在现任中丞孙抃的率领下全体出战，和皇上闹得你死我活。半点都没有夸张，因为事后皇帝没妥协，他们真的全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

丧中时对抗进入Ｇao潮，就在举哀的最重要时段，为死者正名，读哀册时，出了大漏子。原先指定的枢密副使孙沔突然放下了哀册，说：“当年章穆皇后葬礼，是由两制官（翰林学士、知制诰）读哀册。现在温成皇后是追封的，反要两府大臣行事。这与礼不合，臣拒绝读册。”

事发突然，皇上和大臣们都愣住了。这个孙沔是狄青南方平叛时的副手，很听话的一个人，尤其是刚刚提拔上来，正应该百依百顺报答皇恩的，怎么会突然间翻脸？

赵祯惊怒交集，但是为了葬礼顺利进行，为了让心爱的女人得到最后的安慰，他忍住了，反而派人好言相劝，孙爱卿，你就读了吧。

孙沔大义凛然，说了一句话。“以臣孙沔读册则可，以枢密副使读册不可！”说完把哀册往桌子上一放，没向任何人请示，自己就退了下去。

彻底冷场了。赵祯望着眼前黑麻麻站满庭院的大臣，只觉得一阵阵的头晕。他今年４５岁了，自１３岁登基以来，己经称帝３２年。近半甲子的光­阴­里，他可以说对臣子们超级仁慈。他曾经在后花苑里游玩，嫔妃云集，侍者成群，他边走边频频回顾，像是寻找什么，却始终没说出口。直到回到宫里，才急匆匆地说取水来，这一路快渴死了。

嫔妃们很不解，官家为何不在外面要水，弄得渴成这样？

他苦笑了一下，说回头了好几次，都没看见随侍奉水的人。如果当时要要水，管事的人岂不要受现难？所以忍一下吧，直到回到宫里。

更有一次，他半夜忽然想吃烧羊­肉­，想了又想，还是硬压了下去。旁边人问为什么，他说，一但他想吃，就会变成惯例，每天晚上御厨房里都会杀羊准备。天天杀生害命，于心何忍？

这样的事很多，对眼前这些大臣们，他更加是轻拿轻放，平进的俸禄厚上加厚就不用说了，就算是犯了大错，也没有一­棒­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的例子。这样的好，为什么就换不回来些许的同情和理解呢？

近在咫尺的这个女人，不管她之前做过怎样没有分寸的事，她都陪着自己度过了之前战争动荡，反叛不断，党争烦人的日子。大臣们，你们道貌岸然、圣人嘴脸，难道身上就真的一点污点都没有吗？抛开平日里工作之余到各处勾栏里公然鬼混，其它的丑行更是数不胜数。

就以孙沔你为论，就不是个好东西。

孙沔贪财好­色­。按说只要是男人，就没有不好这两样的，可像他这样出格的也实在不多。总体来说，他做到了到处好­色­，随地发财，走一路贪一路，从没有落空的时候。

先说财，他在并州当官时，衙门里的吏卒们时常出公差，四面八方，跑得超勤快。却不是为了公务，是拿着朝廷的旅差费，给孙沔贩运纱、绢、丝绸、纸还有药品。这很让人讨厌，不过是当时的风气，几乎每个官员都搞这样的把戏。

同时过百万的禁军、厢军，各衙门的小吏衙役们也就都有了营生，不至于太闲了。

上面的是通例，下面就刺激了。孙沔贪财时是凶狠型的，只要挡了他的财路，不管是谁，都小心着家破人亡。他在杭州当官时有两件事，很有代表­性­。

首先是继续做买卖，孙沔亲自出马，和一个姓郑的萧山人谈纱的价钱。郑某一时不识官商真面目，出的价很高，而且不还价。孙沔只好怀恨出门，越想越气，决定来个狠的。他派人去查郑某的案底，辛勤查帐之后，果然查到这人偷漏了税。

把柄在手，价钱好说。可惜郑某把事儿看得太轻了，孙沔要他的纱，更要他的命，一点偷税的勾当，就把他发配到了别州，家产全部充公！

这还是勉强说过去的事，毕竟郑某自己手脚不­干­净，给孙沔留下了整人的理由。下一件事，就纯粹是恶人本­性­，卑劣的畜生行为了。

杭州自古繁华，地杰人灵之外，还相当的有钱，民间总有些希奇古怪的宝贝偶尔暴光。杭州市民许明就藏有１００颗成­色­极好，浑圆硕大的珍珠，以及一幅郭虔晖所副的《鹰图》。地道的奇珍加古董，让懂行的孙沔大流口水。为了得到这两样东西，孙沔大动了一番脑筋，想出了一个层次分明，超级混蛋的计策。

东西有两样，要个个击破。谨防许明一时冲动，把宝贝毁了，来个玉石俱焚。他由自己的小舅子出面，先去买珍珠。１００颗罕见的大珍珠，他出价３２０００钱，也就是３２０贯！几乎连一颗珍珠都够戗买下来。但是竟然成交了。

这就是手段的高明。孙沔摸准了许明的心理，许明爱珍珠，更爱《鹰图》，总想着花些代价把瘟神打发走，所以对珍珠就不会认真。

珍珠之后，《鹰图》就更成了许明的命根子，孙沔知道得玩狠的了。现在请朋友们掩卷默想，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让许明乖乖地交出宝贝，不得不屈服呢？

千年之后，都觉得匪夷所思。孙沔居然查到了许明小时候有个|­乳­名，叫“大王儿”。这就是罪，一介平民，僭越称王，你想造反吧！

许明被刺配充军，《鹰图》顺利落到孙沔手中。许明直到孙沔调离杭州之后，才在营牢里自断一臂到提点刑狱使司喊冤，得到释放。

以上是孙沔的贪财事例，下面看他的好­色­。

孙沔之好­色­，达到了兼收并储，来者不拒的程度。具体的表现就是无论是良家­妇­女，还是军营官妓，只要他看上了，就在劫难逃，终究到手。

他在处州当官时，某次外出游玩，偶遇一位名叫白牡丹的女子，突然心动，不可抑制，于是诱（史书原字）回官舍，如此这般。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发生在并州，他在上任的路上，居然公开接收妓汝一路同行。

以上考虑到被害方的身份，妓汝，还有白牡丹这个名字就不是正当职业者，孙沔的行为只能归纳到行为不端上，小小的风流罪过。那么请看下一例。它也发生在风景如画的杭州。

杭州自古多美女，西湖边上总关情。孙沔曾经日夜都在那里留连。结果他就看到了一位姓赵的超级美女。可惜名花有主了，她许配给了一个叫莘旦的人。孙沔开动脑筋，要怎样才能不合理但绝对合法的把赵美女据为己有呢？

办法永远都会有的，只要你有权力和欲望。孙沔先从莘旦的家人下手，他借口莘旦的母亲与和尚私通，把她抓到官府。又指派官妓把赵美女的妈妈看住，另换一套面目，充当救命恩人，把赵ＭＭ带走，从此日夜厮守……这就是在张贵妃葬礼上大义凛然，主执正义的枢密副使孙沔孙大人的真实本­色­。

这样的人居然能位极人臣，还动辄以仁义道德自称，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其实也不止是他，全宋朝官场的大臣们，几乎全体手脚都不­干­净。就以这次葬礼风波为局限，把出风头的几位都详述一遍，就可以看到盛世间的士大夫一族是怎样的嘴脸了。

下一位出场的人是宰相陈执中。前面说过，庞籍下野之后，梁适升相，但他没有资格做独相，很快皇上的老师、恩人陈执中回朝，分了他一杯羹。这时孙沔突然当众秀道德，撂了挑子，危难中陈执中顶了上来，坚决支持皇帝。

枢密副使不读哀册，那么宰相来读。陈执中让张贵妃的葬礼骤然升格，比之前的待遇更高了。葬礼圆满结束，皇帝对恩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大臣们恨不得骂死这个老牌的墙头草。

这是士大夫之间的仇视，作为现代人，可以忽略，因为陈执中毕竟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按照宋朝的为官之道做人。我们所要看的，是他做为一个“人”，做出了什么样的勾当。

半年之后，他家里出了件事。官方资料记载，是死了一个婢女，名叫迎儿。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开封府调查，是被活生生打死的。案发过程，有两个说法。一，是陈执中亲自动手，把婢女打死；二，是他一向酷虐的爱妾张氏殴打至死。

官方结论，不管是哪一种，陈执中都有不可推卸的现任。

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记载，出自司马光的私人笔记《涑水记闻》，死的不是一个婢女，而是三个。迎儿当年只有１３岁，只是个女童而已，不知犯了什么过错，在张氏的鼓动下，陈执中亲自动手，毒打多次，寒冬天气里，赤­祼­捆绑，关在黑屋子里，直至冻饿而死。另两个女婢一个叫海棠，另一个不知名，海棠被打死，无名的那个被剪成秃发，自己上了吊。

这是堂堂宰相府，知礼读书家的做的事吗？！陈执中对外恭谦礼让，对谁都客客气气，想不到背地里居然这样残忍刻毒！

事情暴光了，陈执中被御史台弹劾，停职回家待罪。从当时和现在人的普遍意识里，他这就算完蛋了。想想看在宋朝的仁宗年间，居然出了这样的事，除了法办之外，还有别的答案吗？结果是有。那是个封建年代，人和人就是不平等的，现代的人权意识，在那里没有市场。

哪怕是仁宗皇帝再仁慈，也没法把一届宰相和几个丫鬟使女的­性­命等同起来。他犹豫，这只是私事，最多不过是丑闻，难道就此罢免老恩师，甚至法办他吗？

他的这种犹豫，直接导致了司法部门对陈执中案件的审理力度。尽管御史台全体出动，不断弹劾，陈执中的宰相头衔巍然不动。直到仁宗朝第一位吵架王、弹劾王欧阳修回京。

庆历年间被贬到外地的大才子欧阳修终于回来了，他的职务被安排到一个非常对口，非常称职的地方，是两制官里的翰林学士。清闲又富贵，可他呆不住。他第一时间地冲进了漩涡，不遗余力地打压陈执中，不把这个貌似忠厚，极端无耻的斯文败类打倒斗臭，他誓不罢休！

至于为什么这么冲动，他自己知道，全宋朝也都知道。那涉及到另一个巨型丑闻，间接地就由陈执中制造。

庆历新政时欧阳修比范仲淹等主角还要出彩，他旋风腿冲天炮打遍宋朝每一个角落，让几乎全体官员都灰头土脸贴上小人的标签。这样做是有报应的，牛人出牛事，仁宗朝、甚至北宋第一丑闻就落在他的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欧阳修的二妹妹丈夫早死，她带着女儿张氏到哥哥家生活。欧阳修把外甥女养大成|人，嫁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可是他的教育力度明显不够，这位张氏女孩儿有个坏习惯，她喜欢外遇，和丈夫衙门里的办事人员有了暧昧关系。事发之后，由当时的开封府尹杨日严办理。

杨日严在历史里籍籍无名，在欧阳修的心里也就没了印象。他狠扁过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位杨先生曾经在益州任上贪污渎职，被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弹劾丢官。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本来是小一辈的龌龊事，竟然联系到了老一辈的欧阳修身上。

审理报告上说，张氏供认，当年在欧阳修的府上，她和舅舅通­奸­，而且有银钱往来。此报告一公布，天下立即大哗。天哪，这是乱­仑­，最让人不齿，最恶心的一种丑事，居然发生在了当代才子之冠的欧阳修身上！

会是真的吗？普天下的人都在问，官场上却一致认定。真的。理由有二，第一，欧阳修有前科，这人风流好­色­，早年时就和官妓鬼混，留下了好多­精­妙绝伦的诗词，他推都推不脱；第二，他变卖了张家的宅院，钱都归为己有。这有契约为证，根本无处抵赖。

在当时，舆论说什么的都有。有认为欧阳修被陷害，这是打击报复。不能说有银钱往来就是通­奸­吧？亲戚家互相借贷，这再正常不过了。都是杨日严这小人在从中搞事。另一种占绝大多数的说法是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种种迹象表明，欧阳修就是个乱­仑­犯！

结果他就被贬出京师，外地反醒了。要指出的事，那时的宰相就是陈执中，倒修事件中，他最差也是个默许者，所以欧阳修把他恨得死死的。这时丑闻轮流转，今年到陈家，还不快意报复？

欧阳修出手，是北宋仁宗年间最可怕的弹劾武器，堪称战无不胜，弹无不倒。从战绩来说，别说是软柿子陈执中，就连名垂千古，铁脸无情的包拯，都不在话下。

陈执中倒了，他熬过了整个御史台的狂轰乱炸，连御史中丞孙抃为了他辞职不­干­，要同归于尽都安然无事，可是欧阳修一到，立即被赶出京城，到亳州去反醒思过。

事情到这里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在一般的史书中，这段时光里的宋朝发生的都是一些零碎的琐事，没什么需要重视的，也没法归纳出什么。紧接着它就进入到了至和、嘉祐年间（１０５４－１０６３年），那时就更太平，更祥和，更琐碎了。根本没法整体说事。

但是仔细研究，我发现不尽然。上面所说的这几件事，正是宋朝，至少是仁宗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仁宗朝在此之前，尽管外患内乱不断，可是在仁宗赵祯的领导下，一切都平稳有序。在张贵妃死后，赵祯的心灵和身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直接导致了他的施政纲领，还有领导力度。

宋朝开始变样了。

说张贵妃之死，本是一件小事，除了生死两皇后的名份很重叠，对曹皇后一再地轻视不敬之外，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有的，自古以来，领导人的配偶对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巨大，连带着对国家的运作也有波及。远的例子，比如唐高宗李治，如果他的身体一直健康，怎么轮到武则天批奏章，管国事？近的说刘娥，赵恒晚年神智昏乱，没法办公，她才走上了前台。再近些说慈禧，她的丈夫也是病死得早，儿子还太小，才轮到她当政。更近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综上所述，己经很明确了。如果这几位女强人的丈夫一直健康正常，她们根本没有走出后宫，打家劫舍的机会。证据就是她们丈夫得病之前，她们没一个敢挑事的。

具体到赵祯的身上，张贵妃死了，他必须得找新的女人。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工作的需要。他得给宋朝的百年基业生出个继承人来。于是女人多多选，出现了１０位得宠的嫔妃，号称“十阁”。１０个啊，这样的工作力度，让赵祯很快出现了健康问题。

先是无­精­打采，不大理会国事，渐渐地病情加重，突然间昏迷不醒，长达３天。之后健康每况愈下，再也没有振作起来。这样就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国家再没有新的调控举措，任由着国事随遇而安，官员们随国同安，由此流传下来千古艳羡的盛世传说；第二，皇帝病倒，臣子顶上。总得有人管理国家吧？一大批的名臣冒了出来，这种既照顾好皇帝，又管理好国家的行为，让所有朝代的臣子们钦佩，造就他们不灭的英名传奇。

可是也有局限。试想既是贤臣，就得跟着皇帝走。皇帝病了，也不能自作主张。于是北宋的仁宗朝就变得平湖秋水，平沙落雁，一切遵循旧制，以平为主了。

具体的发展过程，就从陈执中下课开始。他和梁适都走人，中书省大换血，上任的是文彦博和富弼。其中的富弼和稍后上任的权御史中丞包拯、任经筳侍讲的大儒胡瑗，以及翰林学士欧阳修，并称为“四真”。即富弼为真宰相、欧阳修为真学士、包拯为真御史、胡瑗为真先生。

至于文彦博，谁让他的仕途那么悠长，中间起伏不定，到评定四真的时候，他又潜水了，头衔被暂时剥夺。

四真当朝，是宋史里少见的盛世传说，被后世一再传颂，那么就从他们说起吧，这段时光都发生过什么事，谁做了什么。四人之中，胡瑗首先剔除在外。这位真先生是儒学宗师，除了学问高深之外，最让人敬佩的就是道德隆重。人家从来不趁着和皇上挨得近，就什么都讲，什么都掺和。

于是经书之外，没有天地。胡瑗独善其身。

包拯暂时也没有戏份出场，他之前弹劾张尧佐用力过猛，还在修养复原中。余下的就只有富弼、文彦博、欧阳修了。这三个人一惯活在风口浪尖上，可惜富弼也要除去，他真的成了仁宗朝的“真宰相”了。他创造了一个纪录。

高洁无瑕，片尘不染。终其一生，再没有任何人弹劾他。

这真是破天荒头一个，连范仲淹都做不到。其原因是什么呢，此人变了。被夏竦的谣言击中，贬出开封之后，富弼的心灵起了极大的变异，让当年那个为国为民热血沸腾，与契丹交涉不惜­性­命，谈改革不顾身家的真汉子变成了宋朝最经典的执政官，成为“真宰相”。

这个心灵转变，除了悲哀，或者成熟了、腐烂了之类的评语之外，其转变的原因、过程，都足以成了宋朝不断没落，走向公元１１２６年闰十一月那个冬天的缩影。帝国之亡，实亡于人心之没落。

说得远了些，五人中只剩下了欧阳修和文彦博。这两个人都是新回京师，可是能力和风格，让他们立即就成为风云人物，其开端就是困扰了宋朝快八年的黄河水灾。

八年前黄河改道，按中国５０００年里只有８次的概率，可以说是近千年一遇的大灾了。面对滔天的洪水，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还有巨大的损失数字，宋朝的举措是相当认真的。

前面说过，两位前宰相贾昌朝、丁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贾氏的恢复故道，商胡溃堤，就在商胡复原；丁氏的从长计议，先疏通河水，看准流向之后再动手的缓期救灾。怎样决策，慎之又慎，认真的程度达到了连续思考了４年。

４年后，公元１０５１年七月，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

这次决堤就像是得了癌症之后又发了次小感冒。尽管癌症很要命，可是感冒来得更现实，让人没法不先治它。５个月之后，郭固口合拢，但是仅仅限于合拢。水道内淤泥堆积，越来越厚，水面被抬高，随时都有漫过堤坝，再次崩溃的危险。

说到这里，就让人奇怪了。宋朝是中国历代最有钱的王朝，就以贾昌朝恢复故道的办法，号称最废钱费力，也不过就是１０００万贯钱，１０万民夫而已。参考一下历次战争的花费，就该知道，这不过是宋朝的九牛一毛。那么拖来拖去的，到底因为什么？

谜底还得再等一会儿揭开。进入至和年间了，文彦博和富弼当上了宰相，这两个人不管真实面目与传说中有多大的差距，为国为民的好心肠还是有的。他们广泛征集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办法。据专家判断，一但实施，就能以最小的工作量达到最完美的治水效果。

——六塔河方案出笼。

六塔河，在河北省清丰县的六塔镇，与黄河相通，却不入海。具体的办法是，把六塔河的河面河道加宽挖深，来容纳黄河贬滥的洪水，这样上游的商胡地段就会得到缓解。水流减缓之后，商胡的崩溃点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塞住，同时约束河水按故道流淌，进入大海。

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宋朝的河渠司主管李仲昌。从身份上讲，这是位专职专管的治水专业人员，说的话应该靠谱。从纯技术上分析，也很有道理。以六塔河分水，可以让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容易堵塞。尤其是一但成功之后，六塔河的后期作用更是巨大。

它可以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保证黄河的崩溃系数维持在之前历代最低的程度。多好的办法，立即就把文彦博和富弼给迷住了。他们联名上报给皇帝，请批准，立即实施吧。

且慢，欧阳修有话说。

新任的翰林学士看上去义愤填膺，心里有好多的话，都快把他憋爆炸了。他一口气写了几千个字的奏章，把前面提出的３种治河方案都批得体无完肤。

１，关于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欧阳修指出，也不想想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河患不断？就在于故道泥沙淤积，己经积重难返，根本就不可能再恢复了。一定要逆天行事，难道与天斗，真的其乐无穷？

２，关于丁度的从长计议，欧阳修认为，这就是宋朝版的官员不作为罪行。从长计议，８年了够长不？你有什么计议结果请尽快出现，难道国计民生的重要，都维系在您不定时短路的脑子？

３，六塔河计划。这是最让欧阳修不堪忍受的，他实在是怀疑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难道一个个国之大臣都成了白痴加废物？六塔河，只是一条４０步宽的州县级河流，它能有多大的容水量，想让它给中国北方第一大河减水……你们的脑子进水了吧？！或许每个脑子注水１００吨，黄河就安静了！

综上所述，每一条方案都不成立。欧阳修在愤怒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他建议派真正懂行的水利大臣到黄河的下游去，别再只把目光盯在商胡、郭固口等上游危险地段。把黄河的入海道路修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水往东流，渠成自畅。这才是根本正路！

又一个方案产生，欧阳修把整个朝廷吓了一大跳之后，又把希望给了他们。平心而论，他说得都在理，尤其是关于六塔河的分析。无论如何，４０步宽的河面就决定了方案的先天不足。

那是给中原第一大河减水！

从理论上讲，只要六塔河的容积不够，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欧阳修断言，那时上游必溃。

奏章交了上去，他和全天下人开始了等待。强调一下，这就是欧阳修的力量，他的文章在年青时代就风行全国，２０多年以后，己经是宋朝当时公认的文学泰斗。天下第一大家，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万众瞩目，这种影响力谁敢忽视？

但真就被忽视了。欧阳修怎么也搞不懂，无论是治河的见解，还是文字的功力，还有他和富弼的交情，都注定了他将扭转治河事件的乾坤，可偏偏就被扔进了废纸缕里，没人去看。

李仲昌的六塔河计划被提上日程，变成了治河主旋律。

欧阳修再一次失败了，他像惯例一样的被主流官场所抛弃。这种遭遇从一些角度上看，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他怎么总是出丑啊，­干­生气没办法。可换一种角度来看，就会别有一番感触。这件事起码潜藏着两个真相。

第一，历尽官场风霜，唯一没有变的人只有欧阳修。以还活着的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为限，富弼变了，韩琦变了，那些曾经激扬奋发的青年馆阁人员更是找不到踪影。只有欧阳修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这让他继续在官场上出丑，总是当异类。

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坚守着从青少年时起就抱定的信念，虽然迂腐，哪怕不合时宜，他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本­色­，从来都只做他自己。这难道不是极端难能可贵的吗？

第二，他这次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治河，至少在古代，从来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而是一种政府工程。欧阳修与庆历故人们渐行渐远，不与同流，属于无党派人士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重视他的意见。

三种意见，哪种都有幕后的支持者。贾昌朝的背后是陈执中，李仲昌的背后是文彦博和富弼。丁度的稍好些，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提出具体办法。

这样一件大工程，在谁的治下成功，都会变成他巨大的政治资本。就比如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法，他和陈执中都处在下野状态，如果被采用，现任的文、富二人脸往哪放？一但治河成功，功劳算是谁的？

贾和陈立即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声望。

围绕着最后利益归属的问题，巨大的水灾危害变次要了。双方都用尽了手段，来打压反对对方的方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的意图得逞。最先发难的人是贾昌朝。

贾昌朝的资历很高，在庆历年间从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一路升上了参知政事，再到枢密使。直到新政开始，才被范仲淹、欧阳修赶出朝廷，也就在那时和富弼结成了冤家。这时他的运气非常好，本来国家重大决策，大臣们除了写奏章，搞辨论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机会突然降临，让他能使盘外招了。

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春节时。宋朝的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１０５６年）。正月初一，是一年中的大日子，这一天百官齐集大殿，盛装排列，庆贺元日大朝会。谁也没有料到，就这在这个时刻，出大事了。

只见两边的内侍把殿上的帏帘卷起，露出了帘后的皇帝，大家正要参拜，突然看见皇帝的头向一侧歪倒，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皇帝昏倒了！

御阶上的帘幕立即又拉了起来，里边人影晃动，一阵忙乱。下边的百官们惊慌­骚­动，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样了。直到好一会儿后，帘幕重新拉开，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他又能坐直了身子，与大家遥遥相对。

当天大臣们勉强压住心里的恐惧，向陛下依次行礼，徐徐退下。回去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想，皇帝到底怎么了，明天还能照常登殿理事吗？

明天不行，宋朝的年假直到大年初五。初五日上班，大家接着朝贺，而且有新节目。宋、辽两国乃兄弟之邦，每年春节，辽国都要来给哥哥拜年，于是按惯例，初五这一天，要在紫宸殿设宴，款待辽国使者。

全体朝臣都提心吊胆，要是陛下再当众玩次晕倒，这名声可就传出国界了。真的要变成“晕君”？他们多虑了，皇帝可以晕倒，不过得２０年一遇。大初五的，仁宗有新花样。

简短节说，所有的排场重复了近１００年，都成惯­性­动作了，什么错也没有，直到宰相和皇帝面对面。最Ｇao潮的桥段到来，得由宰相手捧酒觞登阶近距离为皇帝贺寿，并请皇帝发表新年讲话。

就见新年有新气象，陛下坐得稳稳的，下面群臣站得静静的，皇帝突然说，“不高兴吗？”（不乐邪？）文彦博一下子就愣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是陛下看我不顺眼，还是对宋、辽两国的邦交有了新的意向，要在朝贺日给辽人不痛快？

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烁答案，可是都觉得不靠谱。理智告诉他，最帖近的答案就是皇帝还在晕，说的是病话。他作为宰相，就别跟着晕了。于是闭嘴，马上上菜，开吃！

当天的宴席上仁宗一直稳稳地端坐着，没再说话，甚至没有表情。直到典礼结束。大臣们一把冷汗拎着，总算松了口气。不过再次回家时，心里就都有了个问号，皇帝是病好了，还是更重了？

这事儿还真不好讲，瞬间晕倒和语无伦次，哪个都要命。

第二天才真正要命。中华上国，礼仪之邦，初五日是迎接辽使，初六还要送行。仍旧还在紫宸殿，原班人马继续喝。辽国的使者正在上殿，走到庭中央时，皇帝突然间喊了一句话：“速召使节上殿，朕几乎不相见！”

满殿的大臣集体一哆嗦，您是今天失忆，还是昨天梦游，把一整天的事儿都忘­干­净了？眼看着宋朝在外国人面前保持了近１００年的体面就要倒塌，在场的官员们瞬间开始配合，兵分两路，台下面由宰相出头，把辽国使者拦住，直接往外拉。

理由是，皇上高兴，昨晚上喝醉了，今天由大臣们在驿馆里设宴，咱们换台喝。

这时台上面一片忙乱，内侍太监们不由分说，把皇帝架起来就走。那架势倒真跟宰相说得差不多……

当天晚上，宰执大臣们都没回家，他们找来了宫中的大太监史志聪和邓保吉，提出了个自宋朝建立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人提出来的要求。文彦博要求内侍随时通报皇帝的病情，不许隐瞒，不许迟缓。

理由充分，国不可一日无君，皇上病成这样，大臣们必须心里有数。

看着很忠心，没想到被大太监们一口驳回，皇宫内部的事，轮不到你们宰相说话，该­干­嘛­干­嘛去，别给自己找祸！

实事求是地说，太监们的话没错。皇宫内外一条门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所以要彻底分离开，不光是皇帝的男­性­心理作祟，拒绝任何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有人身安全，更有政治安全。

古往今来，能带着人马随意出入皇宫的，只有董卓、曹­操­等乱臣贼子，想篡位的。其余想随时掌握皇宫内部消息的，也都不是善类。就像这时，文彦博看着是忠心耿耿，可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以后皇帝只要有个小病小灾，他就随时掌控皇宫，这个天下姓赵还是姓文？

道理谁都懂，有的人犹豫了，比如富弼。文彦博却大吼一声，当了一回吹风机，他在史志聪的耳朵边吼了一大通的道理。这很平常，宋朝最不缺的就是“道理”，根本就压不服人。真正起作用的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来人，带他去直省官署签字，立军令状。以后宫里的事两府大臣不知道，就砍了他。

史志聪立即就服了，不仅答应每天汇报病情，就连当天晚上皇宫各个城门要关闭时，他都要守门的去找文彦博说话，关不关城都由您作主！

文彦博很清楚，这不是服，而是不得不服，看来会有后患。不过他管不了这么许多了。当天他站在暗夜里的皇宫门前，遥望宫阙，心怀陛下。皇上，明天要是能见您一面，该有多好啊！

如愿以偿，第二天他就真的见着皇帝了。初七日，大清早的皇帝突然间披头散发地冲出皇宫，嘴里还高喊着：“皇后和张茂则谋大逆！”

文彦博、富弼的头发瞬间顶起了官帽，大逆……那不仅是造反，还要刺王杀驾！皇帝是连滚带爬地冲出来申请政治避难了，臣子们还等什么，还不冲上去救人？

却见昨天的一幕重演，皇帝颤抖的手一直向前伸着，内侍们一涌而上，把他牢牢按住，集体转身，返回了皇宫。留下了外面一大片的大臣们发呆。

同志们，看架势，皇上刚才喊救命倒也像哈……正想着，太监们回头说了句话，让他们从头顶凉到了脚心。“相公们还是为官家颁赦消灾吧。”

颁赦，指大赦天下，除了几项十恶不赦的大罪之外，所有犯人都可以回家，重新当良民。一般来说，不到最后一步，是不会动用这一招儿的。这代表着所有的大内御医都绝望了，皇上病治不了，得老天爷开恩才能奏效！

­阴­云盖顶，两府大臣们觉得天塌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局面是宋朝自建立以来从没有过的恶劣。皇上疯魔了，连个太子都没有，偌大的国家谁来管理？头疼中，才显出了谁是与众不同的，文彦博瞬间就把麻烦转嫁给了太监们。

他提出了第二个要求。大赦先等等，没过初十，不许惊扰天下，谁知道几天之中会有怎样的转机。先在皇宫内院的大庆殿里设醮，向上天祈祷。两府大臣自今日起，就留在大内里过夜，日夜值班，随时对皇帝负责。

太监们目瞪口呆，别说是宋朝，就算唐朝、两晋或者汉朝，都没有大臣们拉帮结伙在皇宫里过夜的，尤其是皇上病危，群龙无首的时候，不说政治上的后果，你们这票人让满宫的嫔妃们的声誉都飘红染­色­？！

大太监史志聪忍无可忍，说了一句。“相公们，这事没有先例，只管不妥吧？”

文彦博冷冷地回答。“现在这样的情况，难道有先例可查吗？”

太监们集体闭嘴，谁都知道再聊下去，就又是军令状说话。算你狠，史志聪转身就走，说来他真是丢人，太监们在宋朝的威风都被丢尽了，想想以前十全大太监王继恩的时候，哪个宰相敢这样猖狂？不过他很清醒，愤怒归愤怒，他知道太监权力的最重要一环，现在归零了，无论如何都没法和外臣较量。

太监必须得有皇帝撑腰，才有威力。

史志聪忍了，大臣们在皇宫内院里住了下来。也许是祈祷起了作用，第二天初八，仁宗的神智稍微恢复了些，能走出崇政殿和大臣们见一面。一面之后，马上又消失了，大臣们盯着寝宫的大门开始交换眼­色­。

各位同仁，都到这步了，还留着这扇门­干­嘛？

一天之后，大臣们一步步走向了皇帝的最后一层遮盖物——寝宫大门。这时史志聪又冲了上来，不管怎么说，你们不能到皇上的卧室里吧？却不料刚想说话，就被富弼吼了回来：“宰相安可一日不见天子！”

史志聪终于一衰再衰，衰到底，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了，直接被吼声赶跑，躲进皇宫的更深处。从这一天起，不仅两府大臣可以随意出入皇宫，问候到皇上的床边，就连两制官都能每天到内东门问安，百官们不管职称大小，每５天也可以进入一次。

皇宫彻底开放，成了宋朝高档菜市场。

这样一来，好处很明显，坏处也立竿见影。皇上的病情公开化了，别说什么官方病例，官场里的小道消息像风一样快，瞬息之间就流窜了宋朝全境，其间当然少不了北京大名府的前宰相贾昌朝。贾大佬狠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这事儿很热闹嘛，怎么能少了他？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天生地造，为他定做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几天之后，两府大臣们正聚集在皇宫里说事，突然间闯进来两个人。按说这时天大地大，宰执权力最大，可这两个人谁也不敢轻视，因为他们代表着上天。

宋朝的司天官，专门管理缉查官方民间各种各样的逆天背理的事儿的人，整个就是神仙在人间的代表，比如天上偶然划过一道流星，他们都有权警告皇上，这是上天看你不顺眼，马上自我检讨，你都做过什么坏事了？

这时他们闯进来，说了一句话。“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圣体不安。”河，指的是六塔河，它在开封之北。司天官­精­确计算过了，以官方的风水感应方位，就是你们乱挖，才把皇上挖病的！

提到六塔河，文彦博的脑子里瞬间就闪出了一条关系网。六塔河——黄河——治水方案——贾昌朝，贾昌朝——宫中侍讲——好多太监——皇上病了！

政治斗争的水平，一定要建立在对官场系统的了解上。文彦博从万千头绪里准确地挑出了敌对分子，贾昌朝贼心不死，要利用当年他在皇宫里当侍讲时结识的太监们搞事，借皇帝生病的机会，来搞垮六塔河计划。

分析出原因，文彦博选择了沉默。真正的危险还没临头，这两个司天官突然来喊了一嗓子，像威胁不是威胁，像控诉不像控诉，真正的目地是什么？

谜底还没揭开呢……

几天之后，谜底揭晓。这两个人又闯进来了，这次不仅重申了六塔河开挖必须停工，还递交了一份解决办法－－请皇后听政，这是解决目前状态的唯一正解！

紧接着大太监史志聪出现，从春节开始就灰头土脸的太监大佬变得容光焕发，他从后宫带来了一份书面材料，命令宰执大臣们全体走人，从皇宫内院滚出去，恢复国体。

实事求是地讲，这两条意见都是正确的。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皇后与皇帝是敌体，两人是平等的。虽然男权至上，皇帝可以休老婆，但相比于宰执大臣，皇后仍然神圣无比。

所有大臣，都不过是她的家臣！

由此可以推论出，文彦博、富弼等人不经皇后允许就私自闯进皇宫，赖着不走，而且作威作福，呵斥内侍，这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用书面文字叫他们滚出去，都是相当温和，甚至懦弱的表现了。

那么宰执大臣们是什么反应呢？富弼怎样不清楚，文彦博照样很平静，他静静地听完司天官的发言，打发他们先回去听信。接过了史志聪交过来的文件，仔仔细细地看，然后脸上浮现出了欣喜的表情，缓缓地点头，像是鼓励，又像是如释重负，以前所未见的和蔼，请史大太监暂时回避。

一切迹象都像文彦博屈服了，贾昌朝的连环计得逞，以皇后压服宰执，一举毁掉六塔河计划，甚至给稍后可能进行的大清算留下了伏笔。这样的大逆不道，罢官都是轻的吧？！

危机临头，怎么化解？一般人能看出危机在哪里，再想出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相当了不起了。可文彦博不这样。这人的本事之一，就是“驱敌为奴”大法。能让他的敌人为他办事。

最开始是先做了一个小动作，说来那就是史志聪犯的错了。史太监毕竟不是十全大太监王继恩那样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才，他沉醉在乐观的前景里，没注意到文彦博一边表示赞赏，一边却把文件稳稳地……收进了怀里。

这样重大的决策，没有当场和其它宰执大臣们宣布！更何谈商议和执行？

等到这两拨人分批支走之后，文彦博的反击立即展开，他火速宣召那两个司天官觐见，见面之后劈头盖脸地喝问：“尔等今日有话想说？”

“是。”两人还是那么硬气。

文彦博大怒：“天文异变，这是你们的职责，可以讲。可国家大事是你们有权过问的吗？你们犯罪当斩！”

两个司天官当时冷汗就下来了，他们何尝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有权说话，却无权下命令，这时宰相发怒，真要砍他们的话，无论是贾昌朝，还是史志聪，除非是皇后，要不然没人能救得了。可皇后为他们求情……这个梦不现实！

说话间文彦博把文件拿了出来，交给其它大臣们传阅，只见文件就像病毒，谁看了谁发抖，个个脸­色­变青。突然间集体怒吼：“奴敢僭言，何不斩之！”这都是几十年官场历练出来的老官僚了，危机指数瞬间就都读懂。你死我活的时刻到来，绝对不能手软。

可文彦博却反对，他说了一句话，就让全体同僚都安静了下来。“若杀这两人，于中官不安。”小心皇后陛下抓狂。

大家一下子就都明白过来了，他们进宫本来就是无视皇后的威权，这时再杀了提意皇后听政的人，难道真是要逼着皇后跟他们势不两立？

可问题是现在己经势不两立了，之所以还平静，只是因为曹皇后是那么的贤德，一辈子也没发过一次火。现在怎么办，要让局势不继续恶化，让曹皇后继续平静，得怎么办呢？

大臣们冥思苦想，文彦博己经转脸，突然向那两个司天官露出了迷人的微笑，该怎么办，你俩知道吗？

两个小办事员顿时一阵恶寒，后悔得直想哭。他们别的不知道，自己的脑袋快搬家了还是清楚的。真希望时光能倒流，玩什么政治投机啊，老老实实地活着比什么都强！

不想死，就得听话，文彦博给他们指了条路，仍旧还是发挥他们的特长，到六塔河挖掘工地上去，一定要“好好”地计算啊，这个工程到底和皇上的病有没有关系……傻子都知道调查的结果。两个司天官连夜出京赶赴现场，经仔细勘测、­精­密计算，发现了个根本­性­地失误。

以前的推论是错的，因为六塔河的方位是东北，而不是正北，和皇上的病没有半点的­干­系！

紧接着好运临头，皇上在正月十四那一天，就像突然昏倒一样，突然间神智清醒，能上班见人了。这样一来，局势彻底翻转，皇后根本没有理由走上前台了，贾昌朝、史志聪的计划彻底流产。这还不算完，尤其绝妙的是仁宗有了点小变化。他从这一天起就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对谁都不说一个字。

就算在上朝办公时，也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而已。在这种局面下，想一想写奏章弹劾宰执进大内的臣子们得多郁闷，皇上连理都不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皇帝脸上的表情在一点点地恢复，政府在一天天地正常工作，六塔河那边的工程更是紧锣密鼓地实施，终于到了峻工的那一天。六塔河峻工，就意味着黄河上游８年前决堤的商胡终于可以了合龙了。

至和三年（公元１０５６年）四月初一日，商胡顺利完工，奔腾肆虐的黄河水终于变得温顺，千里之外的六塔河把她多余的水量分走，一切步骤按部就班，实现着最初的计划。千年水祸就此解决，文彦博、富弼还有李仲昌等治水人员终于成功了！

打住，只成功了几个时辰。几个时辰之后，突然间河水猛涨，不可遏制，商胡在刚刚合龙不久，连民工和士兵都没有从堤上撤下来时，就重新崩溃。国家近８年的讨论，半年的施工，数百万贯的钱财，千百条的人命瞬间就被洪水吞没。

让欧阳修说中了，商胡再次决口，原因就在下游负责减水的六塔河。它实在是太小了，刚开始时还好，一但商胡合龙，水流量突然间增大，它几乎是立即就支撑不下去了。

滚滚洪水倒卷回上游，造成了商胡重新决堤的悲剧。

事故出现，根本没法挽救。宋朝当局只能听之任之，让洪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这回算是彻底放弃了。从这之后，黄河不止不一次地决堤，它恢复了远古无人时的状态，循地理地貌，自己完成了从新找路入海的工作。

那是在４年之后，再一次在大名府附近决堤，黄河向东分出了一条支流，它下接界首河，在冀、鲁之间入海。这样黄河在北宋年间就变样了，她成了一条二股河，即中下游之后，形成了北路、东路两条水流。这就像老天爷跟中国人开的玩笑。

你们想要的，他老人家都给了。六塔河减不了水，这条东流来减，但仍然有代价。这条东流实际上走的是西汉时期黄河改道时的一条旧路，朝代更迭，早就荒废，它比原来的故道更加为害，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回到开封城里，出了这样的大事，就算贾昌朝这些政敌不追究，御史台、知谏院的言官们也不会放过。他们连名上书，要求严惩治水失职人员。

治谁呀？文彦博、富弼都在郁闷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大内、皇后都得罪了，可结果呢？居然搞到了这步田地。可也没什么，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面前，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还是由文彦博出面，他使出了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能用的两大政坛绝招。

这两招一但用出来，就从来没有失效的时候。

第一招，永不认错。

请大家留意，可以去随意翻人类各国历史，每一个叫得响的大人物，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做错过什么的时候。人可以死，主张可以被打倒，但信念永远无敌！这一点表现在文彦博的身上，就是谁也没犯错，连黄河本身都是无辜的。什么？你真的要追究？嗯，给你看官方文件，六塔河计划是皇上御笔亲批的，我们都是办事人，你想连皇上也追究吗？

查一下资料，会看到事故直接现任人的处罚决定。以李仲昌和内侍张怀恩为例，李仲昌原为殿中丞，被“降”为大理寺丞；张怀恩原为供备库副使，被“降”为内殿承制。几乎跟没有处罚一样。

这一页就算揭过去了。真正厉害的是第二招。

第一招让人恨怒不敢言，第二招可以让人­精­神抖搂，兴趣盎然地忘记愤怒，重新和宰执大臣们打成一片。那就是传说中的无敌招数——转移视线。

这一招不是谁都能用的，唯其威力强大，所以难度也极高。使用者得准确地判断出周围空间里里弥漫的空气是什么味道的，大众的意愿里有着怎样的可乘之机。才能寻隙觅缝，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

这还不算，历史上能成功地使用这招的人，还必须在那个时段里超级幸运。因为能转移公众视线的事情实在不多，都是属于可遇不可求那类­性­质，能找到，不仅得有心，还得有那个命。

文彦博就是那个既有心，又有命的人。这时整个文官系统都对他们这届领导班子怒目而视，那么要怎样才能让他们重新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呢？命题很复杂，­操­作却极简单。

只要找到比他更让文官集团厌恶的人就成了。而这个人，己经整整让宋朝所有文人厌恶了４年之久——当时西府大臣，枢密使狄青。

４年以来，狄青让每一个文人坐立不安，如芒在背。如果详细排列的话，他不仅让东京城里的顶级达官显贵们难受，就连整个宋朝的风气都随之改变。每次他上街，立即就会出现堵塞现象。人潮翻滚，大家争着目睹宋朝自建国以来第一位面有黥文的平民宰执。

那时节，每个百姓都露出了发自内心的仰慕，还有共同出身的认同。他们争着传颂这位百战将军有多神勇，是汉人里少有的好汉。更不用说京城内的禁军，每当此时，他们都激动得难己克制，这是整个武将群落的骄傲，近百余年的欺压和屈辱了，终于有了个扬眉吐气的兄弟！

这些都让文官们愤怒，准确地说，是发自心底的不安。文彦博都看在眼里，在六塔河决口，黄河水灾加剧的局势下，他静静地坐在东府中书省里，仔细计算狄青的敌人到底有多少，文官集团里有谁恨他到了哪一步。

首先就是韩琦。

这位狄青在西北战场上的老领导，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贬出京城好多年了，最近又调了回来。只是职务低了好多，变成了两府之外的三司使。心高气傲，连排名在范仲淹之后都无法容忍的韩相公，居然成了原下属，一个杀胚贼配军狄青的下级，这让他实在忍无可忍！

但还得忍，朝廷名份排在那儿。可韩琦自有他的招数，让狄青难受。

话说宰相自古为百官之首，自唐代以来，有个规矩叫“礼绝百僚”。就是说，官员不论长幼，见了宰相都要跪下磕头，而宰相平身受拜，只需欠身拱手就可以，送客从来不下台阶。

这个规矩被富弼打破了，他当上宰相之后，无论是官员觐见还是布衣来访，均待之以同样礼节，送客出门，一定要客人上马离去之后，才返回府第。这种谦谦儒雅的君子之风，也感染了当时的朝臣，据说韩琦也一改当年作风，变得非常和蔼可亲。

只是对狄青除外。

他还像当年对下属那样，虽然多了几分客气，但绝无对侍两府大臣应有的尊重。而狄青呢？他是个面子很矮的人，心理总是不那么官僚。就像不愿去掉当年面上留下的黥文那样，也不愿意官升脾气长，对韩琦指手画脚。于是他还是像从前那样，经常去拜见韩琦的老母，并且与韩琦的儿子们平辈相称。

时间一长，他心里也难免郁闷。说出了一句话：“我与韩琦功业官职相当，彼不过多一进士及第罢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也正是文官愤怒的根本原因。何况他还得罪了另外一个人。

当年韩琦得中高榜，长街夸官，同时狄青犯罪入伍。当时别的士兵哀叹，彼等如此荣耀，我们就像粪土。狄青却说，不见得，还得看能力如何。另一场景，韩琦在西北当着狄青的面杀了他的好友焦用，并且叫嚣：“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

两件事都与一个人有关，就是韩琦那届，以状元唱出东华门外的那位好男儿——王尧臣。这位了不起的状元帅哥比韩琦都郁闷，他是狄青的正牌下属，枢密院副使，正好归狄青管！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尧臣每天看着狄青就气不打一处来，怎么瞧怎么难受。于是化礼节为问候，每天重复一句话：“枢相大人，可真是愈加鲜明了。”注意目光，他盯着狄青脸上的金印。

天长日久，狄青终于火了。某天狄青突然微笑，注视着王尧臣。那目光曾让党项人发抖，让侬智高崩溃。狄青说：“你要是喜欢，我就送你两行，怎么样？”

王尧臣脸涨得通红，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东华门外唱出来的好男儿，终于还是被个傻大兵给压倒了。这不是王尧臣一个人的耻辱，这是整个进士系统，文官集团的耻辱！

当然这也包括文彦博本人，对于狄青他也恨得牙痒痒的。总是有人把他和狄青比，当年收复贝州一城，就当了宰相，拿什么和狄青平复整个南方相比？欺世盗名，名不附实，只要有狄青在，他浑身上下哪儿都难受。这时他平心静气，仔细衡量，终于到了拿狄青开刀的时候。

不仅是说他需要，文官系统需要，就连老天爷在最近都很帮忙。

这一年宋朝天灾人祸不断，两者还不好分界。比如黄河水灾，造成这样的后果，天灾大些，还是人祸大些？至少没有六塔河的折腾，黄河还不会分岔吧？

说天灾，天子之命系于天，所以皇帝病了，完全可以归在上天降灾里；第二就是黄河，之后五月份开封地段下了整整一个月的大雨，城里能飘的东西都飘起来了，比较松软的也都泡烂了，市民出行基本都得划船；到了七月份，突然间有一条一丈多长（地面目测）的彗星划过天际，其亮度经久不散，直到八月份才走。紧接着太阳也出事了。

八月初一，出现了日蚀……

回头说人祸，宋朝文官集团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目光久久地凝视在狄青的身上。在这种力度，和超级渊博的学问指导下，狄青的一言一行都闪烁着巨大的问号。

首先狄青的家里出事了，好好的宅院，突然间在半夜里“怪”光冲天，把开封府都惊动了。一时间街头巷尾都在传说和回忆中，这以宋朝的顶级文人两制中的知制诰刘敞的总结最到位，他神­色­慌张地找到了当时的开封府尹、东京城市长王素说。

“大人请翻阅五代史，唐朝的叛将，杀人恶魔朱温当年的住宅就在狄青家附近。在他造反前夕，曾经发生过夜里怪光出屋的现象。邻里还以为着了火，去救，却什么事也没有。大人明鉴，现在狄青家的事是不是有些相象呢？”

王素很想说，象，真的很象。不过开封府里有当天夜里的备案记录。那是狄青家的管家一时疏忽，把事儿给办劣了。当时开封城有规矩，不论高门士绅，如果夜里要做醮事（烧纸钱之类），要先通知厢吏，这样就不会引起火灾恐慌。

狄大管家给忘了，结果枢密府里烟火升腾，外面人等奔走相告，来救火啊，去通知开封府！事情就是这么个经过。但是坊间新闻的升级­性­是无敌的，第二天烟火就变成了怪光，紧接着怪光己经没法吸引眼球，大家想了想，这样吧，让狄青家的狗长出犄角来怎么样？

这样就比较新鲜灵异了吧！

第二件事，说来真让狄青欲哭无泪。简单地说，和开封城这次的雨灾有关。说来这也怪赵光义，当年死活不让他哥哥迁都，结果开封城这个地势平缓，战时无险可守，水来了也一马平川的大­操­场就变成了个比较浅的人工湖。

人人都在水里泡着，百姓没办法只能忍，达官显贵都往高处搬。其中狄青选了个非常平民化，甚至集市化的地方——相国寺。

提起相国寺，一般来说，总在前面加上个“大”字。即大相国寺，它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建筑学地位，以及名人效应。比如说它最早的前身是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魏公子无忌，即信陵君的故宅。不过拜通俗小说之赐，中国人都知道寺内有块菜园子，一个叫鲁智深的胖大和尚在那儿空手拔起棵垂杨柳……呵呵，但是说点实际的，大相国寺在北宋时期在中国无人不知，被东亚所有种族所向往，不是由于它的佛教禅林地位多么崇高，而是它的经济效应无与伦比。

帝国四面八方向开封汴梁汇集的水路码头，据资料考证，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站，那就是宋朝京城里富裕的出家人居住区，大相国寺。这里繁华，这里吵杂，这里非常有钱，可也非常的没品味。于是低调的狄青就选择了在这里避水灾。

可惜天算不如人算，他走到哪里都是平民的焦点，何况还到了平民数量超级多的大相国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他就是宋朝当时的迈克尔杰克逊，就是不老的传奇刘德华。其结果就是他的行踪暴露了，另一些传说迅速流传开来。

传说里外面瓢泼大雨，狄青在相国寺的正殿里行走坐卧，这副场景是多么的令人神往啊——神圣庄严的殿堂，魁伟英武的军方第一人高视阔步，轩昂往来，让外面的黎民百姓看得如醉如痴。尤其是当时的主人公还身披着一领黄|­色­的衣袍。

这还是狄青吗？这分明是赵宋的开国之祖赵匡胤！

真是罪大恶极，骇人听闻，宋朝的文官集团迅速达成了统一意见。立国百余年后终于出现了一个顶风作案的­奸­雄，一但让他得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己经加身了）势必就会重演，那时刀兵四起，国将不国，连带着我们的幸福生活也得彻底泡汤。

同志们，我们还等什么，还不联合起来，把狄青消灭在相国寺里？！

一呼百应，出手的人很多。简短节说，选出最有名望，打击力度最大的两个人作代表。他们就是宋朝的顶级文人，两制官中的各自一位。

知制诰刘敞，翰林学士欧阳修。

刘敞从始自终对这件事超热心，在狄青家“怪”光冲天之夜充当报警人去见开封府尹王素之后，又集中­精­力给皇上写了封奏章。内容把狄青周围近年来所有的奇闻怪事列总了一下，就像个才出土新发现的唐人小说似的，最后归纳出一个主题——“……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

他全是出自一片爱国忠君之心，才要让狄青下地狱的。尽管自己也说，没有实际根据。

比较无厘头，相比之下，欧阳修大才子的文章才有点看头。“真学士”曾经专门提笔写过一篇命题论文，名字就叫做《论狄青》。文章里仔细回顾了狄青出人头地的官方记录，说他出自行伍，号为勇武，在西北战场上所向披靡，在两广平叛，挽回国家局势。

非常的客观，之后还特别地声明了一下，狄青当枢密使４年来，没有任何过错。这是不是成了一篇歌颂狄青好榜样的样版戏了呢？且慢，国手布局，步步紧逼，他夸你的时候，小心­棒­子己经提到了手里。笔锋一转，但是，“盖军士本是小人……”，他真是老毛病改不了，什么事都从君子、小人的分界线上来说事。在欧阳大才子的心里，所有军人都是­奸­诈、无德、低级、危险的劣等分子！

之后的话可想而知了，他论述了狄青多么的得军心，更得民心，长此以往，险过剃头。并且还有了上古时的中华玄学的总根据来印证——“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以此类推，现在又是发洪水，又是下大雨，都是武将们带来的祸患，上天给我们示警呢。

所以请陛下急早准备，把狄青贬出朝廷。这是为天下做好事，也是对狄青本人的爱护。免得以后出了大事，不得不杀他。

真是奇怪，他拿什么来论证来的，五行学说中的­阴­­性­之水，和军事，以及武将联系在了一起。雄纠纠气昂昂的将军们，居然“亦­阴­也”。

彻底无语。

正赶上皇帝也在无语的状态中，欧阳修的大作就被留中封存了起来。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各种各样的谣言在上浮，同时也在悄悄地滑落，舆论很奇怪，它的本质就像期货一样，谁想利用它升官发财，您得手脚麻利快点！

文彦博很急，但怎么急，也得看准了时机。在这一年的四月之前，他焦头烂额地忙着给六塔河事件擦ρi股，五、六、七３个月里的事更加重大，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里大到无与伦比的事。和这件事比，除非狄青真的拥兵造反了，不然就算狄青哪天突然激动，在金殿上把整个文官集团都胖揍一顿，把一个个人脑袋打成了猪脑袋，都没人在意。

到底是什么事，稍后再说。现在跳到八月份，这件大事还在继续中，但终于缓合了些。因为宋史里一位比文彦博、富弼、包拯等仁宗朝名臣加在一起，对宋朝历史进程的影响都没这人大的大佬出现了，就是这个人，写了一封奏章，让仁宗在多半年的沉默后，第一次开口说了话。

人心一片轻松，狄青的罢免提案终于浮上了水面。

提案递交的方式很高超，是中书省的集体提议，不是哪个人，更与西府各大臣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具体的人和狄青过不去，是“大家”都想这么说的。

面对罢免，狄青心情复杂，这时就要提一下，他为什么在４年的时间里，面对那么多显而易见的指责、非议，还一定要留在枢密使的位置上不下来。还有，４年前为了他当枢密使，宰相和参知政事掐成一团，他也视而不见，一定要当这个官了。

千年以来，总是有人说，狄青你就名利心轻点，扔了这个官又能怎样，不就一身轻松，活到百年了吗？对不起，如果狄青真的这样做了，他还是一个热血沸腾、敢勇争先、永不放弃的好汉子吗？他是英雄，他有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在他少年犯罪从军时，都不把东华门外的“好男儿”状元郎放在眼里的自尊！

为什么要自我轻贱，他实际上是和范仲淹一类的人，虽然起步不同，但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人生由低到高的艰苦跋涉，走过了这一程，凭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出人头地？！

在这样的心情底蕴下，他读完罢免提案，走到了皇帝的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臣无功而受两镇节麾，无罪而出典外藩，这不公平。”

前一句是自谦，后一句是愤慨，百战之功，无罪罢免，我不服！

皇帝同意，这的确不公平。这时赵祯己经能说话了，他安抚了下狄青，让他先回避，接着找来了文彦博。“狄青是忠臣。”皇帝这样强调。

封建时代，宁用忠，不用能，这是条总原则。只要符合了这一点，哪怕你脑子很蠢，手脚也不­干­净，一样得上级的欢心。这时仁宗提出这一点，可以说是要在根子上给狄青定­性­。这是好同志，我要留任他。

可文彦博就是有那样的能耐，一句话就能驱敌为奴，更能几个字就让优点变炸弹。他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注意，这就是宋朝臣子的特­色­，这就是名臣士大夫的风骨。他们敢拿自己王朝的开国皇帝说事，问赵匡胤难道不是柴荣的忠臣吗？要皇帝怎样回答。说是，好，为什么叛变了？宋朝是从哪儿来的？别再用群臣推举，迫不得己说事，您是由士大夫从小教育长大的，应该知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做人的根本点。实在为难，当时为什么不自杀？！

说不是，那就惨了，您在说自己的祖宗是个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当天仁宗再没说一句话。皇帝和宰相之间横亘着一道致命的沉默，这让狄青的命运被确定，同时也让文彦博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一个断点。说来这也是他的一个失误。

没想到狄青真的是个官场二杆子，面对罢免能直接找皇帝要说法。而他本人既然提起了罢免，就没法善罢­干­休，要搞倒一个人，就一定要搞到底。缚虎易、放虎难，这事儿不止是几十年后秦桧的老婆才知道！于是就只好坚持，于是被迫与皇帝对立，于是终于埋下了近期内就被踢出朝廷的伏笔。

这些狄青都不知道，他坐在皇宫高墙之内的西府枢密院里，在军方第一人的宝座上接到了一个非正式的命令。他被赐予了一个特殊荣誉，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给他最年青也最善战的陆军元帅隆美尔的命令一样。

你可以保留你的军衔、家人的安全，拥有追悼会。只是必须自杀。

狄青也一样，这是宋朝给他的最后一个恩赐。他可以自己提出辞职申请，有一个体面的下岗理由。历史在这里再次显示了真相的魅力。下面发生的事虽然隐约，但无比真实地显示了狄青是个怎样的人，他的敌人又都是怎样的。

接到这个命令，狄青仍然没有执行，他想不通，就要去问。根本就不去管是不是会得罪什么人，对以后的升迁留下后遗症。同时也显露了他的官场底蕴，前面都提过，像文彦博、贾昌朝、王尧臣之流，他们在皇宫内部布满了眼线，有什么内幕，刚发生了什么，都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从而保证自己官运亨通，平安大吉。

狄青却什么都没有，当官凭的是实打实的功劳，要那些劳什子做什么？于是他就不知道是谁在搞他，他直接去东府，问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罪名。

接待他的人正是文彦博。他像自己找抽一样地追问，结果就得到了最真实的答案。或许在文彦博想来，狄青一定是知道了是他在捣鬼才来的吧，他直瞪着狄青说：“无他，朝廷疑你尔。”

没别的，就是怀疑你。

狄青在那一瞬间信心崩溃，一直支撑着他的信念倒塌了。在史书中，在各种遗留下来的资料里，连当时弹劾他力度最大的文人，也没能指出他有什么具体的错误，连人生的小瑕疵都没有，连后来岳飞的挚拗、凶狠（亲手杀舅舅）等指责也没有。

可这些有什么用呢？一个人让对方不放心，怎样做都是徒劳。狄青被这句话悚然惊呆，连退了好几步，再没有话说，黯然走出了中书省，走出了皇宫，走出东京汴梁城。他被“提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宰相之职，出判陈州。

临走前，他对自己的一个亲信说。我此去必死。亲信不解，他笑了笑，陈州出产一种梨，名叫“青沙烂”。青此去，必烂死。

被他说中了。他去陈州不过半年，就死于“背疽”。这种病在古代比较多发，比较著名有项羽的谋臣范曾，朱元璋的大元帅徐达，都是忧愤交集、无可奈何地死去，基本等同于气死。

狄青也是这样，他在陈州的半年，每隔半月，朝廷就派人去“问抚”一番，这种待遇数遍宋史３００百年，只有狄青这一份。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朝廷这样“爱”他。

他死了，文彦博和当时整个文官集团，没有夸张，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说过狄青不应罢免，他们得逞了。接替枢密使位置的，是他们非常认同的一位同道中人，韩琦。强悍的，了不起的韩相公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里，重新当上了宋朝的宰执大臣。

世界终于恢复秩序，宋朝的官场变得安宁和谐。狄青死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死，不管冤不冤枉，都非常符合宋朝的立国­精­神。守内而虚外，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不管怎样，我们不会被自己人欺负！至于文彦博等人，说句痛不在己，说得轻松的话。

也不必太痛恨他们。杀死狄青的不是文彦博，而是宋朝的大气候，他是被那个时代压死的。就算没有文彦博，也会有武彦博，没有欧阳修，也有欧阳理，总会有文人跳出来找他的麻烦。狄青，就是风暴中辗转飘浮的一片落叶，被风吹上了云端，又被风刮落到尘埃，一切身不由主，并且很快就会淡忘了。

直到仁宗之后第三位皇帝，神宗当政时，他才被想起。那时国家征讨西域，苦无良将，才想起了这位英年早逝的常胜将军。而在他刚刚被罢免，或者刚刚死去时，举国无人念他，只有一行­干­巴巴的官方记录——赠中书令，谥武襄。

那时人世间的焦点，是文人们一次旷世的盛典。

宋嘉祐二年（公元１０５７年）一月，又一届科考开始。宋朝科考无数，中国历史上的科考无数，但论地位，这一届无与伦比。

前提是文学方面的。

中国文学史上盛称“唐宋八大家”，其中唐二宋六，宋朝所占的这六个人中，有五人在这一届的科考中汇聚，盛况可谓空前，并且绝后，数遍中华历史，只此一份，再无后继。另外还剩下的那一位，其实当时也在京城中。只是他为人太特立独行了，不跟这些凡夫俗子们一起玩。

抛开这位“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神仙爷，去说这五个人。五人之中，以欧阳修在当时为首，他是主考官。这是历史的契机，以他从小就深深刻在脑海里的韩愈文集开始，一生至此己经整整５０岁，他成熟了，对于文学，对于历史的掌握让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样的“体”，才足以截“道”。

这是个根本点，在这次科考之前，体和道之间，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浅显地说，就是全天下的文人墨客都以讲究词藻为能事，谁会修饰，谁就是大家。这样文章中全都是些讲究到了极点的险韵、怪字，大家争奇斗艳，看谁能玩出从所未见的花活儿。

至于文章的宗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文章，这个终极问题，就没人在乎了。欧阳修身为当时的大方家，注意，还不是大宗师，他非常的愤怒。他一直在倡导要恢复古文，像古人那样，文章的第一要务是要把事儿说清楚。

得与国家有利，与民风有益，文章绝不是时装秀，科考也不是Ｔ型台，这是要传颂万代的，不是仅仅一时的敲门砖！

他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了贡院，寻找着符合自己要求的举子，他找到了。这真是个异数，茫茫神州，幅员万里，宋朝开国己经百年，文教之盛，是自有文字以来从所未有的，可能和他心灵相通的人，居然在辟远边陲的西鄙之地——四川境内。

四川在当时是地道的老少边穷地区，财富是这样，文化上更是。数遍整个四川，在这次科考之前，只出过两个进士。

一个在真宗天禧年间（公元１０１７－１０２１年），是位姓孙的中举。另一位出在仁宗的天圣二年，他姓苏，叫苏焕，眉山人氏。就在这一年，眉山当地欢庆新举人产生的时候，有一个１７岁的少年变得沉默。他就是苏焕的三弟，苏洵。

苏洵是个快乐的青年，此前的岁月里玩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时他被震撼了，二哥的荣耀，父亲的笑脸，让他的一些东西觉醒，功名，原来是这样的东西吗？他开始重新读书了。注意，是重新。这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容置疑，但就是个玩心大，只此一点，就铸就了他一生的郁闷。

１７岁时发奋读书，苏洵是真的努力了。三年之后，下一届科考开始，他一次­性­通过了乡试，沿着哥哥走过的道路，向传说中的繁华帝都前进。这时他深信，世界是他的，功名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结果……他落榜了。

当时他只是觉得有点沮丧，或者有点惊讶，为什么没考上呢？可没有半点的悲哀。他知道自己还很年青，这时不过才２０岁，再考就是了，我这么聪明，肯定会成功的。于是他轻装返回家乡，回程的路上，他顺便饱览了大地山川，湖海汪洋。他的眼界开阔了，胸襟变得宽广。

悲哀也在这时悄悄地降临。

他读书的本意是为了功名，这一点从始至终都贯穿了他一生。可他的­性­格却在另一条轨道上。他­精­力充沛，­性­格倔强，而且胆子超常的大。这几样素质凝结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注定了他不会乖乖地听话。尤其是不会听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那些人的话。

这时他２０岁了，此前只是个朦胧中的少年，他可以深信书本，去死记硬背，为了功名不顾一切。如果能在这一届考中，他就会沿着富贵之路顺利地往下走。可他没考中，重新回到了天地自然之间，这就不好说了，他的心灵在成长，学识在按着他的天­性­，在选择­性­的积累。

再不是别人教他怎样，他就怎样的局面了。

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幸运。历史可以证明，每一个非凡人物的成长，都有他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过程。

没有任何伟人，是教室课堂里批量生产的。

苏洵一路漫步回川，他看到了剑门以外的世界，也有了人生的首次挫折，这些都让他的心灵起了变化，奇妙的是，这些变化是他本人事先都想不到的。他厌烦了书本，那些用来考功名的声律、默义等等“学问”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他成了当地的一个怪人，年青轻轻，不务农、不经商，也不读书，有时一个人默默发呆不说话，有时候却和一大群的浪荡少年欢呼纵饮，旁若无人。更多的时候他游山玩水，登临湖海，若有所思，如果不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结婚了的话，就真的像是个世外散仙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近４年，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他妈妈突发急病，医治无效。这时他才感觉到了悲哀。“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最大的伤疼，而苏洵的痛苦要更深一层。他根本就没想过母亲会走得这样早，所以还没有开始“养”！

他要给母亲以荣耀，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了当年扔下的书本，功名，无论如何要快速得到功名！从这时起，他２７岁，到３９岁之间，共１２年，他夜以继日，发奋苦读。就像《三字经》里所说的那样：“苏老洵，三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对是对的，只是时间上差了１０年。１２年间他两次进京赶考，每次都踌躇满志而去，失魂落魄而归。他实在是搞不懂，自己真的是那么笨吗？为什么他看不上的那些人都能高榜得中，自己却一再地蹉跎。３９岁那年，科考再次不中，他抑郁满胸，无可排解，再次走向了山水之间。

历史的契机出现，福无双至，灾不单行，就在他走向江西庐山，寻求心灵的安慰时，他的老父亲终于故去。

苏洵千里奔丧，踉跄归家，细思量１２年间双亲故去，自己将近４０，居然一事无成！人生至此，恨不得自残才能稍微痛快点。

某一天，他万念俱灰，在父亲的灵前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写的文章一张张地扔进了火盆里。科考、功名，此生再也不想了……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万念俱灰才能否极泰来，扔掉了以往的所有，一个新的天地豁然出现。苏洵在守孝期间，百无聊赖，把家中所藏的几千卷古书都博览一遍。

那些书，是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一脉相承，从无间断的文明之光。这道光束，由孔子点燃，他死后百余年由孟子继承，之后数十年有荀子，再二百余年后有杨雄，后千余年出现韩愈。韩愈至宋，己经近三百余年了，此间战乱频仍，再没有哪位大家能够重振汉文声威。

三百余年的空白和期待，有些人在繁华世间声名显赫地追寻着，像欧阳修；也有人在西陲一偶默默地若有所思，像苏洵。

抛去功名的牵绊，他返璞归真，同样延着这条路向前走，他注定了会和欧阳修殊途同归。但同文不同命，闻达各不同。他这条走得太慢，太累，太沉默了。

３９岁起，至４６岁，他才盼到了人生的一线曙光。他不再想着进京，京城却终于有一位名人来到了西蜀。这是位有能力，有见识，办实事的人才。尤其难得的是，此人的成长经历与苏洵有些相似，这就注定了他们会有共同语言。

命运向他微笑了。

这时的苏洵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年青时的跳脱浮燥，变得深沉寡言，当时满腹的应试文体，换作了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见解以及解决的办法。

他成了一位大儒。所谓大儒，不仅要­精­通百典，更要自成一家，向内可以自省己身，向外可以为天下排忧解难。以这样的见识和胸怀所写出来的文章，才是自孔子始，至韩愈兴的中华儒家的正宗体系。

细思量，会发现苏洵的人生，就像宋朝的国运一样，是偶然还是必然呢？透着出那么多的巧合，让人掩卷深思，摇头苦笑。

比如他的人生曙光。

在皇祐五年（公元１０５３年）前后，苏洵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都己经写成。但是地处边疆，无人问津，眼看着要老死乡里，默默无闻终生。别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突然间刀兵四起，烽火连连。

侬智高叛变了。之后整个南方都传颂着鬼面元帅狄青的威名，一战成功，飞越天险，他的名字一直到南宋都让人怀念。打住，请问有谁能把这样的大事和一个眉山地区的乡巴佬联系起来呢？

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这居然是苏洵的春天。侬智高逃到了大理，之后都有个传言，他会再打回来，其突破口就是与大理邻近的四川。

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可以杀人，更能轰动天下。最后连开封城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除了从陕西调重兵向四川集结外，还派去了一位能人，前三司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河南人。这个人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却不是进士出身，要说学问从哪儿来，比苏洵可强了好多。据说两宋文人大排名，如果以聪明强记为标准，他名列第二。只比苏洵的那个儿子，不出世的大天才苏轼稍逊一点点。

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曾经向人借“三史”，１０天即归还，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能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这么强，也是迫不得己。他家太穷了，生活都成问题，想读书只能去借，现实逼得他必须又快又牢地记住。

简短地讲，张方平把四川的局势稳住，军政两手抓之后，还重视文化，是他发掘出了苏洵，并且替苏洵铺设了一条通往帝都开封的路。

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信。这封信非同小可，据考证这是张与欧阳间仅有的几封信之一，他们俩人本是冤家死对头。

张方平当年是吕夷简的亲信，欧阳修是范仲淹的“朋党”，几十年间斗得手段用尽，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回归到文学上，他们就又变成了谦谦君子，古道热肠。这一点是后来的神宗、哲宗、徽宗年间的文臣们所不能比的。

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君子。

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来到了京城。这是他第三次进京了，此番不比往常，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在短时间内，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名臣都建立了联系。比如欧阳修、余靖、田况、文彦博、韩琦、富弼等等人，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

无一例外的，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却对他的人微笑不语。

苏洵很纳闷，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回头细想，他来京城是有目的，儒家是入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看到了现实中宋朝的各种问题，想要为天下人实实在在地做些事，这些想法，甚至解决的办法都在文章里，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朝廷里的名人们不理他呢？

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早１５年的话，那时与西夏开战，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有用的想法就都会采纳，他那时出现，不难搏取功名；可是１５年之后，不说现在皇帝都在病中，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己经有明文规定，不许越级提拔人才，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

人人都在体制内，您得是什么样的圣贤，才让给您个例外？

何况他的具体做法也太彪悍了些。比如给韩琦的信里，他要求韩琦大开杀戒，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军心士气立即就振作了。方法对不对，对，狄青就这么做的。可那是临敌，现在还是和平时期。并且今日之韩琦，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

杀人？韩琦高洁得像天空中飞翔的羽翼，凝炼得像雪山之巅的冰雪，再也不做那些粗活儿了。

再比如给富弼的信，他开口就是指责，从庆历年间说起，直到这次上任毫无建树，一点情面都没留，怎么狠怎么讲，一点没给当朝宰相留面子。

是不是失心疯了？不，之所以这样做，是孟子教他的。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这是孟子一生的行动准则，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到梁惠王时，除了言语不逊之外，转身就能说出：“……望之不似人君。”的话。

看你就不像个当皇上的料。

可以说是胆大妄为，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更可以说，他违背了儒家的最高宗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有序，不管他是不是圣人，绝对没有这样藐视上级的道理。

可他就是做了，说句到家话，这也是迫不得以。战国时，以及后来所有的战乱时期，只有用这样的手段，才能让当权者信服。例子就是诸葛亮怎样说服孙权的。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苏洵这个人，在学问上的巨大缺陷了。他是大儒不假，文章写得超迈古人，独步当时更是真的。但有一点，他这个大儒，准确归纳，是先秦时代的大儒。他自学成材，一直闷在蜀川之中冥思苦想，把先秦时代最高层的思想都研究透彻了，可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离得就更远了。其结果，很像一个落寞武士的自白。

那位武士输给一个人后，用十年光­阴­闭门寻找对手的缺陷。十年后终于豁然开朗，自信可以击败对手。可是转念一想，又沮丧得要死。明白自己和对方的差距比当年更远了。

他找到的是对手十年前的破绽，这十年来对手没有进步吗？可他自己的进境却仍然是十年前！

苏洵就是这样，用先秦时的理论、做派在千余年后的宋朝实践，其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还一片茫然，给整个权力层留下恶劣的印象都不自知。说句难听的话，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们运气超好，正好这届科考是欧阳修主管的话，父子三人灰溜溜回川都是可能的！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当年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时，难道就得到了什么好果子吃吗？儒家学说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弥补的大缺陷，在初创者时代就没有完善过。研究历史，就是要正视当年发生的事，像寻病根一样，找到问题所在，好在现实中避免，这才是历史学问的存在理由。

而不是变成追念古代辉煌，让现代人活在梦里，来缓和眼前不如意心态的故事书。

说到这里，索­性­多说几句题外话。关于大儒这个词，对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到底需不需要他们。

首先，作为百家学说，或者人类文明的起源，儒家的存在，绝对是划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这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这是积极的，了不起的。

但是有一点，儒家学说里有个大缺陷直到今天也没法自圆其说。比如它是入世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如军事，或者经济。这就出事了，现在我们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现实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得创新，得研究才能出现。就好比新病毒和新疫苗的关系。

但是在儒家学说的统治下，解决的办法不在现实中研究，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这就是大家看中国的各种古代文献时，动不动开头就是“古人云”的出现原因。什么事都要看古人老神宗是怎么解决的，然后我们大家照搬就是。

这样行得通吗？！

这就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了解到这一点，就会清楚，作为时代进步的要求，大儒早就是废物了。不光是进入２１世纪，就算在千余年前的北宋时期，苏洵都碰到了死对头，那就是后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大臣王安石。

王安石这时奉旨回京，做群牧判官，负责全国各地养马的事情。他们在欧阳修的家里见过，初见面就互相看着不顺眼，两人都是一样的倔脾气，一样的持材傲物，碰巧更是一样的自学成材。这样理想的冤家对头你说还能去哪里再找呢？

老苏和王安石成仇，连带着大苏和小苏后来也和王相公长久不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说过了大儒，下面进入科考正题，宋嘉祐二年（公元１０５７年）的科考终于开始了。那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辉煌璀璨的宋代文化的人，苏轼苏子瞻，终于横空出世。

关于苏轼的才华，在中国己经是一个神话。他的名字，都被称为“坡仙”。当然，那是在他叫苏东坡之后的事了。

东坡，这两个字一点都不美妙，是他个人的一次惨痛记忆。不过也正是自那以后，他的文采、书画才超凡入圣，达到了有宋一代，才子第一的程度。

至于他的才华是怎么来的，每个时代的教育家都会强调，跟李白一样，“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不管人家李白是不是愿意，就下这样的定义。苏轼就很坦诚，他成年之后曾经交过一次底。说“书到今生读己迟。”

做事要有天赋，他的学问是从前生带来的。

传说他的妈妈，程氏夫人生他的时候，曾经梦到了一个俊俏的和尚，向她顽皮地眨着眼微笑。妈妈，我做你的儿子好吗？苏轼由此而诞生，这也是他后来一生中都喜欢与和尚为伍的一大原因吧。稍微长大，他的父亲把他和弟弟苏辙送进了眉山当地的一座道观里，跟道士张易简读书，主要学的是声律。

这是个关键点，是苏轼的造化，更是中国人的幸运。就是声律学的重要。它对苏家人的影响，可以说，成也声律，败也声律。

声律，就是作诗赋词的技术。一个读书人，怎么能不会作诗呢？但就是这样的尴尬，老苏就倒在了这上面。他什么都强，就是不会作诗。每次科考都是勉勉强强地凑数交上去，其结果自然是被考官扔进废纸篓。苏轼就不同，他的声律功力睥睨千古，傲视当代，让宋词只要流传一天，就永远会有人记得眉山苏氏。

这就从苏洵有自知之明，把儿子送给别人来启蒙有关。不然苏轼和苏辙就又是两位大儒，而不是坡仙与宰相了。不过不管是什么，他们都得先跟着同学们一起迈进贡院的大门，吃几天考生饭再说。

要说科考，在大家的印象里，估计就是在一座像省级监狱的高墙之内，排列着像一排排进口猪舍一样的低矮小房间，没有窗户，没有大门，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唯一的出口就是标准的铁栅栏，走进来就上锁，每天只会递进来些吃的喝的。

除此之外，严防烟火，因为就算有火灾地震了，这道铁门都得到交卷时才能开！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在宋代比较特殊的就是时间和一些制度。

比如说主考官欧阳修就得在贡院里至少呆上５０天之久。至于为什么，请看他的工作量。他得出题，还要阅卷。每届至少一两千名的考生，每个考生都有声律、墨义等各种答卷，都得由专人抄写，让字迹不可辨认，光这一项工作，得多少个工时才能完成？

所以说考试嘛，不仅是考学生，更是折腾老师。而折腾，就更是宋代科考的一大特­色­。

印象里考生们不许走动，只能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直憋着写字，直到交卷。宋代不这样，比如某考生在答卷时有疑问，不光是对题目的疑问，就算自己的学识哪处叫不准了，都可以去请教主考官。这叫做“扣帘”。

欧阳修在这一届里就被扣了，扣得他瞠目结舌，终身难忘。

那时是黄昏，欧阳修己是半百的人了，一介书生，既是近视眼，更有糖尿病（史书记载），累得实在懒得动弹，可一考生“扣”过来了。

——学生打算在文章中引用尧舜的典故，但不知尧舜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请先生指教。

轰的一声周围彻底笑场，欧阳修目瞪口呆。这就是宋朝这一届科考之前，通过乡试的学子们的功夫！更绝的是，都这样了，那个考生还在帘外毕恭毕敬地等着。

欧阳修想了想，很正经地回答——这个……嗯，是有点难度，我看你还是别用了吧。

到了阅卷的时候，乐子就更多。比如说某位考生的大作里就有这样的词句——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几分，可是有必要在说事论理的文章里，玩这样的词句游戏吗？欧阳修这次存心寻这人的开心，给了６个字的评语。

——秀才刺，试官刷。

然后用大红朱笔从头到尾像刷墙似的抹了个全红，有个名目叫“红勒帛”，再批上“大紕缪”三个字，贴到外面的大墙示众，以儆效尤。

以此类推，欧阳修砍掉了绝大多数的“优秀”考生，也把人都得罪了。三年才有一次科考，大家都是按照老规矩，老要求来复习的，你凭什么这样难为人啊？！

考生们想不通，发榜之日在大街上就把欧阳修给拦住了，那情形就像农民工找黑心工头要债一样，污言秽语，推搡叫骂，要不是当天遇上了巡街的禁军，大才子欧阳修就得进医院。就这样，他回家后，院子里还被扔进了一大堆一大堆的问候纸条。

这时候苏氏兄弟己经在繁华的东京街头游玩闲走了。他们是幸运的，比他们的父亲幸运太多了。苏洵之所以总是落榜，除了声律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文章的底蕴和之前科考的标准严重不合拍。而作为他教出来的两个儿子，如果还是遇上之前的考官们，想想结果是怎样的？

父子三人把家还，六行长泪落涟涟，一个字，惨；两个字，非常惨！

这就是这届科考的重要­性­和幸运点了。没有欧阳修，就没有三苏名扬天下；而三苏不来，欧阳修也没法妆点起文学盛世的门面，他要改变天下学子的文风，就更是一句笑谈了。简单地讲，公元１０５７年的正月，是三苏的幸运月，苏轼、苏辙都顺利通过了礼部试，就等着殿试时大显身手了。闲来无事，初到帝都，想想人世间最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在房门的外面，能想像２０出头的青年会闷在房里，一动不动吗？

苏洵与苏辙很可能一静到底，苏轼却一定会悄悄地溜出去，把开封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走遍，看清这举世无双的繁华盛景。

首先是回忆，他从西南方的四川来，正好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都城的­精­华。即东京城外城１３个城门（包括水门）中的正南方“南薰门”到内城，即皇城的“宣德门”这条御街。

进城之前，他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宽约１２０尺，植满垂柳的护城河，以及那条蜿蜒曲折，像一条游龙一样凹凸不平，不规则地建在护城河岸边的外城城墙。这道城墙很怪，让人看着高深莫测，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不够平整漂亮。

包括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他把这道城墙给拆了，重新砌了一道整齐的方矩型城墙。可惜在女真人的石炮打击下，很快它就塌了。只有到了那时，人们才会想起原先这道老墙的设计师——宋太祖赵匡胤。这道老墙在军事上有特殊效果，它的不规则，能缓冲猛烈的攻击力！

这道城墙的里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封城，人口超过盛唐时长安城近１０倍的人间天堂。

千年显赫大梁城，苏轼走过周长４８里２３２步，折今２２４３６米的外城，进入周长２０里，折今９２００余米的内城。在他眼前展现的是一条无与伦比的，古今罕见的长街。

这条街笔直宽阔，长约七八里，宽约２００余步，折今３０７米，直抵皇城的南面八口宣德门。惊人的宽阔，被分成了５条通道。最中央的一条，给皇帝专用。两边的水路，都用巨大的条石砌成渠岸，岸边种满了桃、李、梨、杏等果树，沟里是成片的莲花。

每年花信风吹过，五彩缤纷的花儿就都开了，这条长街就变成了花的河流，一路芬芳伴随着百万居民。

岸边是一排红漆栏杆，它既是水路的屏界，更是一道标志，它划出了左右两条人行车马道，名叫御廊。这条御廊就是北宋繁华的象征，它布满了店铺、民居、官署，还有很多杂七杂八，说不上高雅的去处。它们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中国历代王朝中独一无二的北宋风格。

苏轼随着人流慢慢地走，眼前先出现的是内城朱雀门前的龙津桥。这是御街三段景的头一段，这里的商家很多，但货物的档次不算太高，算是平民消费区，主要经营时鲜果品、笔墨纸张。这很对苏轼的胃口，他会选些果子吃，再挤进人堆里看看字画条幅的功力，然后撇撇嘴再挤出来走路。

四川最不缺的就是水果，苏轼最强的就是书画笔墨，这些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的兴趣很快就被一座亭子，两座道观所吸引。

亭子名叫“看街亭”，说来这真是仁宗皇帝的悲哀。据记载，宋朝的皇帝除了应付外敌御驾亲征之外，就只有赵恒当年去四处烧香拜神了，其他的都没走出开封城周围１００里。他们贵为人间最富有、最强大的皇帝，所活动的空间只有周长５里，折今２３００余米的皇城。除此之外，就只有坐上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就一直在用的那辆玉辂，一路吱吱呀呀地在御街上转两圈。

转时也很烦，基本上只能看到马ρi股。这时仁宗就会叫停，他登上这座看街亭，俯览皇城外的市井生活，民间百态，算是一次难得的放松。

不知那时，他是自豪，还是羡慕……

看见道观，让苏轼有点犹豫，我喜欢和尚耶，不过有时好奇最强大，他还是走了过去。准确地说，是走向了街东头。

西边是延真观，接待四方道民，是个宗教大旅店，实在没什么看头。东边的五岳观，那就真是非同小可了。五岳，中国人都知道是五座名山，名山里都住着神仙，比如东岳泰山就是管全人类转世投胎这项超级重要的工作的。

权力超大，道教的狂热鼓吹者宋真宗赵恒就想出了个好办法。为何不把五岳尊神都请进京城呢？就在御街上安家落户，朝夕与他作邻居。于是这座五岳庙就成了北宋“最为雄壮”的道观。苏轼边走边看，摇头叹息，真是不来东京，不知天下之大，不看这座道观，不知皇帝能作出啥！

接着走，他就看到了竞争对手扎堆处，宋朝的国立大学——太学。这个所在目前来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到２０年之后，才能扩大到生员３０００人的巨大学府。当然，那是神宗陛下和王相公的作为。这时苏轼看着这衙门，嘴撇得更歪了。一群手下败将，礼部试第二名在此，你们哪个不服气？

以前学的都作废了，以后就跟着欧阳老师和我走，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功名富贵……呵呵。再往前走，最­精­彩的地段到了。查年纪，苏轼这时只是个２１岁的青年，真是犹豫，到底让不让他在街上小拐个弯呢？

只要在太学的旁边拐进去，就是一团胭脂粉香，莺声燕语的旖旎风光。烟花柳巷到了，宋朝的学子们很香艳，他们每天读书时就能听到道士们的吟唱声，和妓汝们的打情骂俏声。阿弥佗佛，罪过罪过，还是快点走过去吧。

第一段终于走过去了，它是御街最长的部分，共有５里。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让人最神往的州桥段落。

州桥，还记得《清明上河图》里那道弯弯的、狭窄的虹桥吗？下面河水滔滔，桥上面车水马龙，居然还有作生意搭起来的大伞篾棚，生意做到了见缝Сhā针。但这和州桥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比较的不入流。

州桥，又叫天汉桥，意喻它就像天上银河的桥梁，又宽又大，请想像它是连接３０７米宽的超级长街的桥！苏轼向下看，滔滔的汴河水从桥下流过，不过没有船只通行。因为它是石柱支撑型的桥梁，不像虹桥那样横跨两岸，二来再向前就是皇城和各个衙门了，船只的流动­性­太大，对安全有威胁。

再向四周张望，能看到它正处于子城的中心点，御街和东西御道的交叉点上，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

这时苏轼应该有些懊恼，他还是初到京城，不知道州桥之美是在夜­色­阑珊时，他来早了。入夜之后，这里才会真正的活起来。那时，桥面上灯火明亮，挤满傩床，会变成苏轼这个中国最著名的贪吃鬼的天堂！

所有你能想到的美味小吃这里都有，你想不到的宋朝人也会做出来。

从华灯初上，到半夜三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这里应有尽有。煎炒、熬炖、蒸煮、凉拌，­鸡­皮、腰肾、­鸡­碎、旋煎羊、白肠、鲊脯、烧冻鱼片、獾儿、野狐、盘兔、旋炙野猪­肉­、野鸭……等等等等，吃腻了荤腥，州桥上的时鲜果品更是上乘货­色­。

如果您身份高贵，不屑于挤身民间，州桥附近更是酒家连片，以桥南端与曲院街接口拐角上的遇仙楼正店为最，号称“台上”，是东京城首屈……那个三指的地方。因为如果要去酒家，东京城最好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樊楼”和“任店”。

去樊楼，要先向东转，它在皇城的东华门外。事实上它比皇城还要醒目，查资料可以显示，己故的柏杨老先生很可能说错了，他在《中国人史纲》里嘲讽中国封建年代时，说全国的建筑物都非常低矮，不许超过皇宫的高度。

可北宋仁宗年间不这样。樊楼是一座“三层相高，五楼相向”的庞大建筑，考虑到当时是砖木传统结构，说三层，实际上是指楼梯上的三层，也就是说，它是座四层楼高的酒店！皇宫的规格虽高，但就以举以大典的天安殿为例，也高不过它。

五座四层高的楼体彼此连通，层层都有飞桥栏杆，栋与栋之间明暗相连，苏轼站在夜­色­中，仰头望去，会看到每间阁子的窗口都挂着珠帘绣额，透出温暖的灯光，每个屋檐的瓦栊上也都挂着一盏灯，远远望去樊楼就是梦幻般的一团光雾。

苏轼的眼里，是一片激动、羡慕、欲望又懊丧的光雾……格老子的，俺是刚从剑门走出来的川娃儿，腰里实在没几贯铜钱，这么上档次的地方，让俺怎么进去耍嘛！

实际上，他进去也看不到樊楼在中国商业进步意义上的独特位置。第一，他身在局中，跳不到历史的大天空里去俯览；第二，食客是注意不到那些细枝末节的，比如樊楼的后厨房，那才是它在历史上留名的价值所在。

谁都知道，古时候都是些手工业者的小作坊式生产，就好比从前的农民，一家子不分工，从播种、Сhā秧、锄草、收割等等农活儿谁都要做，映­射­到餐饮行业，就是现在都有的夫妻店。

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的大酒店，那里边分工明确，每个人各自负责一摊。这就是划时代的象征，只有酒店开到了一定规模，社会的消费力也达到了一个高度，才能出现这种分工。

樊楼在一千多年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它的经营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每层楼各有一个主管，由他主持本层业务，樊楼５栋４层，至少要近３０个人；第二个是后厨房。一共２０层的食客，都得照顾到，要知道那个时代没有煤、气、水、电！

第三点，就是樊楼的特权了。它之所以这样强盛，是因为它有着国家所特许的酿酒权。每年官府配给樊楼５万斤酒曲，平均每天用曲１３７斤，可以酿酒５５００斤以上！这些酒它可以自产自销，也有权散卖给别的酒店。

有这些内在的支撑，才有苏轼在楼下看到的那团光雾。

夜幕下的开封城光怪陆离，它就像个突然出现在历史天空下的奇迹。宋之前没有过，宋之后也再没有呈现，甚至仁宗朝之后，它就有些失­色­了。这时有个问题要提出来。

在以前的叙述里，仁宗朝给我们印象是对外的失败，不断的妥协。对内墨守成规，得过且过。尤其是仁宗本人太宽容，太软弱了，他纵容得自己的臣子都敢当面无礼。这样的皇帝当得实在太失败！

可为什么开封城变得这样繁华茂盛了呢？这是怎么搞的。

其中的道理，可以参照历史上和宋仁宗截然相反的著名皇帝，如汉武帝。这是位真正的大人物了，对内对外一律铁腕政策，不管是国内的豪强，还是塞外的匈奴，只要惹了他，没有不倒霉的。让千年之后的汉人都为之自豪。

了不起的皇帝，纯爷们！

稍等，去看当时的民间生活，以及国家成­色­。这里首先要澄清，没人说他北伐匈奴不对，我本人更没有受虐趋向，说必须与异族百年好合，象宋朝这样用钱买和平才怎样先进和谐。要说的是连年战争，威加天下，他本人强如天神之后，汉朝百姓们的生活。

不用我说，看他自己的《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是条无可奈何的真理，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管战争是打胜了还是输惨了，对国力、民生的消耗都是惊人的。就算以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攒下来的家底，也承受不住没完没了的征伐。还有，这道《罪己诏》不仅是对战争的总结，更是对内政的忏悔。

他以强权统治国内，用各种办法把民间的钱收归国有，支持他去做那些千秋伟业。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除了匈奴被他赶得远远的之外，汉朝人己经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彻底贫穷了。

在这种对照下，看着开封城里的繁华，才能映­射­出宋仁宗的智慧。相对于汉武之强硬，来体验宋仁的“柔弱”，他是怎样在外族欺侮、内臣无礼的境地下，把国家治理得这样文明昌盛的呢？

这是个大课题，可以写出一篇历史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可惜资料实在太少，就算是大师级的人物，也只能是分析和猜想。宋仁宗一直默默地隐藏在幕后，他的臣子们不管是怎样的­性­格，都可以畅所欲言，没有生命危险的为国家作事。

狄青除外，他的死，一部分也是他心理承受力差些。

请问这种施政的手法，是不是很高妙呢？而他的臣子们，也都对他百分之百的忠心，从来没人想过背叛他。你说奇不奇怪？他本是最理想的被篡位者啊！

抛开这些都不讲，只说他的仁慈和这一城的繁盛，就是对他的子民们的最好恩赐。那么下边就可以看一下，他的臣子们是怎样回报他的。

终人一生，都有困惑，要怎样才能看清楚一个人呢？古人云，懂得看人背后的，是聪明人；能在背后看人的，是­奸­雄。

可是，就算看遍了一个人的前面背后，他还有不同的侧面。更要命的，人生没有平行线，只要两两相看，就总有互相的高低……人生最多的还是上下看。那时贵贱分隔，人情怎一个冷暖了得。

就连贵为一国之君，也终有一天会这样伤感。他终究会明白，皇帝这个职称其实跟美人一样，再光辉灿烂的头衔，也会随着年华老去。是人生至尊吗？您可千万别生病。

自从仁宗这次病了之后，他就发现，他的臣子们一边热衷于替他打理江山，另一方面，突然间集体焕发了空前的热情，用来……给他寻找继承人。要说这也是憋了很久的事了，西北打仗、南方叛变、黄河闹水甚至皇上生病，这些事哪一样都是文官集团们不懂的啊，可算是皇上本人善解人意，突然间病倒了，参考下仁宗的年龄，４７岁，以往的健康，经常昏迷。太­棒­了，各位仁兄，我等齐心合力，做一件真正的大事情吧！

要是有谁犹豫，请大家鄙视他，因为他忘了当年那件轰动开封城的闹剧。

那时是皇祐二年（公元１０５０年），同时期比较著名的事，就是全体动员，狠Ｋ皇贵妃她大伯父张尧佐。正在文官集团热身己毕，准备在包拯等人的带领下大打出手时，皇宫门前突然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普通男青年，一个是和尚，听口音还是江西省那边的。

当天这两个人直接就往皇宫里走，那架式就像这是他们的家，想来就来，想进就进，再自然不过了。当时卫士们比较很扫兴，他们出面把人拦住了。历史证明，要是这两人当天进去了，这出戏就会加倍的­精­彩。

“­干­什么的？”卫士喝问。

青年仰头不理，神态倨傲。那个和尚庄严神圣地说了一句，“不得无礼，这乃是当年圣上龙种，太子也。”

晴天霹雳，太子下凡。大宋朝当时谁都知道，皇帝有过３个儿子，可都没活过３岁，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大个“太子”？！

卫士们的表情就像生吞了２００多只苍蝇，两疯子，给我滚！不由分说把这两个人赶走。

这就犯了个原则­性­的错误。当异常情况出现时，是严格地控制住局面好，还是把问题扔到民间好？要知道这可是天下繁华第一，有史以来最大的都市。

超过１００万的居民！

这一僧一青年被赶离皇宫后，直奔闹市街头，站在人群最多的地方，开始了演讲。由于内容实在火爆，立即人潮汹涌，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据和尚讲，这位青年来例隆重，起因是他的妈妈。该妈妈在２０多年前是皇宫里的宫女，也就是最高档的使唤丫头。全人类都知道，女孩儿的命运是不确定的，就看她嫁了什么人，或者被什么人喜欢了。这位传奇­性­的母亲就是这样。她被当今皇帝仁宗给“喜欢”了。

之后的发展急转直下，出于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不便于公开的原因，她被赶出了宫门，流落到民间。注意，被迫害的时候，她己经有了仁宗的骨­肉­。

——他就是现在站在你们面前这位青年！他就是大宋全体臣民盼望了Ｎ多年的皇太子！

和尚的演说结束，周围的群众目瞪口呆。真的……假的？这没法确定，不过自古以来最有趣的就是围观效应。经过现场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观，皇太子大街回忆生平记这出戏，己经瞬间传遍全开封城。

当然，也传进了官方具体负责人，当时的开封府尹钱明逸的耳朵里。钱大人一听，这还了得？马上把人给我抓回来，妖言惑众，冒认皇亲，陷陛下于……那个意外的香艳境地，成何体统！

可是人抓回来后，他的乐子就大了。只见一直一言不发，神态冷傲的“皇太子”殿下突然凝视着他，高傲地说了一句：“明逸安得不起！”

钱明逸一听就傻了，这是多么的亲切，亲切里饱含着对自己的臣子身份的蔑视。明逸……他真的很有皇太子风范！不由自主的，他就真的站起来了。

站起来之后，他就慢慢地转变了心态。史书里没有继续交代他发现了什么，不过他给出的判断是，把这位“皇太子”殿下发配汝州编管。注意，这是个不太重的惩罚，等于还没有彻底否认这人的皇太子身份。不然就是大逆罪，必斩无疑。

事情到了这一步，可以说深得宋朝法治社会的治理神髓。事情很大，罚得很轻，大事化小，赶走了事，让社会继续平稳，让谣言没有折腾的机会。钱明逸除了一时慌张，被吼起来之外，没什么丢人败事的地方。可事情仍旧搞大了，原因嘛，同样因为这是在宋朝。

宋朝政治宽明，不仅顶级大臣在皇帝面前可以保持尊严，在官场里，也没有什么官大一级就是爹妈的恶习。钱明逸被自己的下属给告发了。

一位开封府的推官参了自己的主官一本。说钱某办事不妥，让造谣者回到民间，等于支持造谣继续造谣。

比如现在京城里关于皇帝私生子的传说就有了很多新版本。进入到弹劾程序，事情终于让皇上本人知道了，那时仁宗还很清醒，他想了又想，２０多年前和某个宫女……有点太久了，想不清哎。于是难题交给了一位传奇­性­的大人物处理。

知谏院包拯包大人出马。

地球人都知道，包拯办案的力度空前绝后的强大。几天的时间，事情就水落石出了。这个男青年姓冷，叫冷青，就是开封本地人。他妈妈的确曾在宫里服役，出宫后嫁给了一个医生叫冷绪。先生了一个女儿，第二胎才有了冷青。

冷青和家里人不和，跑到江西庐山附近胡说八道，破坏生母的清白，和皇帝搅在了一起。至于那个和尚，他是第一个不明真相，胡乱激动的围观群众。

案子大白，冷青被斩首示众，宋朝的臣民们却心情很复杂。说实在的，他们多希望这事儿是真的，一位健康的成年的皇太子凭空出现，是帝国最大的惊喜，谁管他是不是明媒正娶生出来的。人人都知道，现在的仁宗皇帝身世不就蛮曲折的吗？

而且纵观两宋历史，平空出现的皇太子是真实存在的。历史证明，只要名份说得过去，一切都皆有可能！

回到原题，假太子上街事件后，立真太子的事就被提上了日程。前面说过，这是文官集团们所能做的有限几件事之一，几乎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使出了各自的绝招，来说服皇帝，成就这件“帝国最重大事件”的成功。

过程很­精­彩，有几位中华历史上的大名人露出了真实的本相。

第一个人叫范镇，他不算很有名，相信千年之后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可他在仁宗朝里算个人物，起因在２０年前的一次科考。

那时正是宋、夏战争开战的前夕，王随、陈尧佐、韩亿、程琳、石中立等老人帮主政，那一届的科考出现了丑闻，他们的大批亲信子弟都考中了，结果大清洗，本来是礼部试第一名的范镇被连累。到手的殿试前三名被剥夺，落到了第７９位。

他本可以当场反对，但选择了沉默。这种气度和涵养让他瞬间成名，每个人都牢牢地记住了他。这是条真理，人是必须成名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什么渠道成的名，只要有名，就有一切。

范镇以殿试第７９名的劣等成绩进入官场，升迁速度却非常惊人，十几年之后，到了仁宗生病的这一年，他做到了言官的首领，知谏院，成为宋朝的顶级官员。

这时要澄清一点，一个时代里，不管有多少卑鄙龌龊、贪恋权贵的人，高贵清白的人格永远都是存在的，尽管很少。范镇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科考时表现出的气度贯穿了他的一生，甚至愈老弥坚，从轻视名位，到后来连生死存亡都不屑一顾。

只要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

他在仁宗病刚刚见好时，没跟任何人商量，就直接写奏章，提议立皇太子，确定国家的接班人。他犯戒了，不仅得罪了皇帝，连中书省政事堂里的宰相们都对他怒不可遏。

皇上的病还没全好，你就不能等等？病人本身就敏感，再跟敏感的人说最可疑的事，你的脑袋进水了吧。将心比心，仁宗统治天下３０多年，恩德之厚古今第一，一但病了，臣子们马上就有人跳出给预备后事，忙着找接班人，换谁谁不急？这是什么人心世道！

宰相们更愤怒。当时文彦博们刚刚搞倒了枢密使狄青，正是独掌大权的时候，这样重大的事，居然绕过了当家人，直接找大领导说事，你还把我们放在眼里吗？

更重要的是，谁告诉你的这事我们就不想­干­了？！

职场里最讨人喜欢的，是预先帮助领导完成任务；最烦人的就是搅了领导的好买卖。范镇这人又犯了当年科考时的老毛病，只要他自己觉得这事儿行，那就这么办了。根本就不去想官场里的各种规矩。

其实在他之前，文彦博为首的宰执集团己经在做这件事了，很可惜，仁宗皇帝生病太突然，所有的步骤都被打乱。现在病刚有点起­色­，突然间范镇就杀了出来。

不管结果怎样，下一位皇帝的第一个提起人，就变成了范镇！

想想陈执中这个官场低能儿是怎么混上宰相的，就知道这份功劳有多大，身为现在的一把手，居然让底下人打了埋伏，这个人无论如何都丢太大了。文彦博怎么忍也没忍住，派人把范镇叫了来。

搞什么，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先请求？

范镇非常镇静。做这样的事，我不计后果。如果先来请求，你们说不同意的话，这件事就不做了吗？

文彦博满肚子的话都被堵了回去。这就是官场潜规矩的致命伤，它是潜在的，这个世界虽然很大程度上，潜在的规矩更管用，可是毕竟生活在阳光里。世界的主宰永远都是拿得上台面的那一套，得守法，得公道，得有正义！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看你敢不敢挑白了说，让某件事大白于天下。

范镇就是这样，我不怕得罪你，你能拿我怎样？降职，给我小鞋穿，呵呵，忘了当年我连状元都不在乎吧。事实上文彦博的确没什么办法，可是身为首相，他能让范镇所有的努力都缩水。

范镇前后一共上书１９道，整整坚持了近大半年，可惜文件就在皇上和宰执们之间来回传递。一会儿交上去了，一会儿发下来了，范镇永远找不到确切的讨论人。不过这样也没能让他放弃，他是国家两大言事官系统之一的知谏院，有机会面见皇帝。

从这一年的七月开始，只要上朝，他必定会谈建储立太子的事。折腾得没完没了，最后皇上和宰相们达成了一个默契，给范镇调转工作吧。把他从知谏院调到御史台系统，给他找个上司管着！不过这也没用，范镇铁了心了。

他拒不上岗，回家躺着较劲，一挺就是１００多天。当人们再看到他时，都认不出来了。范镇须发皆白，就像过韶关时的伍子胥……

事情到了这一步，文彦博己经无能为力。一个人的坚持如果能到了范镇这一步，不管他为的什么事，都足以耸动天下。

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是阳光，什么潜规则都是在­阴­影里才有威力的东西。范镇让这件事暴光了，舆论开始形成，有至少三个重量级的人物站到了他的身边。只是每一个都太特别了，各有各的招数，而结果，每个人所得到的，也都各不相同。

为了区分，先说前两个。他们一个是包拯，一个是唐介。

包大人当时己经结束他最有传奇­性­的官场生涯，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己经是过去时了。为了一段经久不灭的传奇，请原谅，虽然它仅仅只是个传奇。还是说一下吧。

包拯在开封府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年。在这一年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案件，没有，一件也没有。有的只是他工作的状态。他让人民能够随时见到帝国的首都长官，以及开封市最高检查院院长。

包拯下令，把衙门口大打开，无论谁有什么冤屈，都可以进来告状。绝不会再有层层的关卡，让不识字，不知法，不懂门路的良民有冤无处诉。

凭良心讲，只此一点，就足以让平民百姓们记他到永远。至于那些挑战贵族强权的故事嘛，在这期间，也有过一次。就是发大水的时候，京师惠民河河水大涨，民房淹了一大片。查原因，是有些达官显贵们在河上修了一些水榭花园。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位太监的产业。

包拯一点没含糊，找来地契，查看原图，只要有违建，立即拆除。严格地说，这远远不足让他成为铁面无私，断案如神的包青天。可人民，中国的人民所要求的实在是不多。只要是有心为民做事的，不管做到了哪一步，人民都会歌颂他，纪念他，神话他。

把他当作黑暗里的明灯，来安慰在现实社会里被打击到体无完肤的心灵。

在真实的历史里，包拯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仁宗晚年立太子这件事上的努力。这时他从开封府尹提升到了御史中丞，看到范镇的表现，觉得力度有必要加大。范镇，你实在是太软弱，太没有诚意了。

１９道奏章，还问不出一句答付，还真不是一般的笨。

包拯直接去见仁宗，只见他站到皇帝的面前，仁宗下意识地就向后闪脸。没办法，当年张尧佐升官记里，为了把张氏集团搞垮，包拯把唾沫都喷到仁宗脸上了，这么大的威力实在让皇上没法忘。

啥事？仁宗问。接下来就是背书，关于太子的重要­性­，他是国家的根本，他是未来的希望，全体国民的幸福全都在系在他的身上……这些真是老生常谈，没完没了的谈。哪位大臣上书都是这一套，前面范镇都强调了１９遍了！

仁宗还得听。但是怒火也在升腾，终于转化成了四个字——“卿欲立谁？”

这四个字一出口，相信绝大多数的朝臣都只有跪倒认罪的份儿。如果换了是范镇的话，有可能他的头发会瞬间从白­色­再变回黑­色­，内分泌彻底吓失调。臣子想立太子，那不是造反是什么？！

包拯却不在乎，他把脸，稍等，根据考证，包拯的脸不是一个大大的黑­色­球体外加上中方位一个白­色­的月牙，他是个非常儒雅、稍显清瘦的白面长须的古代标准男士。这时他把脸上的表情都抹掉，变得非常正规，平静地回答。

陛下这样问，是怀疑臣。臣年过７０，没有儿子，根本谈不到日后的利益，之所以谈这个事，完全是为了宗庙社稷考虑。您仔细想，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４７岁的皇上面对快７４岁的包拯，看了好半天，终于还是笑了。好，我仔细想想，你下去吧。（帝喜曰：“徐当议之。”）

包拯的官场生涯基本就此结束，他在临走前给自己划了个相当独特的句号。准确地说，如果没有这一笔，不管民间怎样传颂他，在官方的认知方面，他什么都不是。

他是奔着力度去的，可惜事与愿违，力度被久经官场，也久被考验的皇帝轻易就化解了。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才是仁宗朝的力量哥。他是一切力量的终极篇，唐介，最强悍的言官出场。

唐介是那种半年不说一句话，一句话就能把人顶死的人。大家应该记得，张尧佐升官记里他的那句名言：“……节度使并不是粗官，太祖、太宗皇帝都当过。”

直接把仁宗归纳成辱骂祖宗的不孝子孙。

这时他被调回到京城，继续当言官，来显示朝廷是宽大的，言论是自由的。结果某天不经意间，他又说话了。那是包拯谈话后的３个月，他们共同的老冤家张尧佐终于死了。大家在怀念从前岁月时，仁宗感慨了一句。

你们以前都言过其实了，都说张尧佐是现在的杨国忠，朕要是用他，就会成唐明皇第二，国破家亡远逃西蜀，其实哪有那么严重。

下面群臣低头不语，最近把皇上顶够呛，现在都老实点吧，就当在尊重死人。可是排在队尾的唐介突然说话。是的，陛下说得对。

啊？大家都心惊­肉­跳，接着有点恍惚……唐介在说什么，赞同皇帝？皇帝也有点惊喜，于是大家一起屏息凝神等唐介的下文。

就听唐介说，用了张尧佐，也未必会有安史之乱，逃亡西蜀。可是一但出了乱子，陛下还不如唐明皇！唐明皇有自己的儿子唐肃宗出来收拾局面，再立江山，请问陛下依靠谁？您有儿子吗？

仁宗差点气吐血，有这么说话，这么骂人的吗？就算古代的谏官有讽谏这一说，也不带这么埋汰人的吧？当天不欢而散，考虑到唐介一惯的表现，这次也懒得罚他了。只是建储立太子的事仍然悬而未决。直到前面我说的那位对宋朝的影响力，比韩琦、文彦博、包拯、富弼等人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的通杀级人物出场，他改变了一切。

从宏观上讲，范镇也好，包拯也罢，外加唐介，他们所用的招数都是在要求、劝戒、讽刺皇帝要怎样做，不要怎样做，总是不自觉地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尤其是和中书省的宰相们的关系总是摆不平，不是对着­干­，像范镇，就是根本不屑一顾，如唐介。

这都不是做事的态度。在这位即将登场的大人物那里，这些都成了他的助力。此人一生，不仅让所有的皇帝喜欢，就连皇后、皇太后们对他也青眼有加，尤其是在民间，声誉的隆重­性­，比范仲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官场里，更是好评一片。

唯一的例外是宰执集团。他和北宋最牛的那位副宰相是终生的死对头，连带着也就和那批人水火难容。但这时是他的蹿升时期，他能做到不仅让仁宗朝的宰相们喜欢他，提协他，甚至还听他的命令。

隆重介绍，司马光登场。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陕州夏县涑水乡人，生于宋天禧三年（公元１０１９年）。因为出生时他父亲司马池正在光州光县做县令，所以取名为“光”。嗯，只是不知为何不叫司马光光。此人出名极早，成名之后着重宣传的是他７岁时就能给家里人讲《左氏春秋》，为他之后成为大历史学家作铺垫。不过谁都知道，他小时候真正名闻天下的是另一件事。

司马光砸缸。要是谁不知道这件事的经过，自己百度去。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从这件事里完全可以看出这人的素质，勇于决断，不顾一切的实施。这些都是真的，在他此后近７０年的生命里，他一直都这么做。不管对象是一只缸，还是一个国家。不过奇妙的是，这样一个人，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都隐藏得非常好。让人看到的一面是循循儒雅，知书达礼，非礼勿做的一位圣贤。

而不是本应该比唐介还要凶狠凌厉的官场屠夫。之所以会这样，只有两个可能。一，当时北宋所有人都瞎了；二，司马光本人的官场功夫实在到家，一边凶狠，一边让全民族敬爱。大家想，会是哪个原因呢？

说到这里，貌似我有点唐突圣贤，和中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司马光大师的形象严重不符，到底怎样，让事实说话。世事纷繁杂乱，透过层层的迷雾，我们会发现，整个立太子事件，就是司马光从外地官员，进入京师官场的一场完美上位秀。

最初范镇独自上书的时候，司马光还在西北的并州做通判。之所以离京都那么远，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仕途历程。

司马光考中进士时才２０岁，国家非常重视他，留在京城里做奉礼郎。这是殊荣，可他没接受，主动要求到边远南方去，理由很动人，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在杭州做官。

他的起步和包拯一样，化忠为孝，感天动地，一直在苏州做判官直到父亲去世。守孝结束，他回到了京城任职。不过很快就又出去了，他展现了为人的另一面。

绝对、完全、毫无保留地忠于领导。注意，这个领导，并不是孔夫子教导我们的那位独一无二的皇帝。而是当时的独相庞籍。

历史没有记载他们是怎样一见倾心的，司马光从此对庞籍像父亲一样的爱戴和尊敬。这不是乱讲，有无数个事实来证明。最重要的两点就是，一，庞籍在狄青升官事件里被梁适搞倒之后，调离京城到西北当官。司马光的选择是，放弃国家正规安排给他的工作，跟着老领导下放改造。就是这样，他来到了并州当通判。

第二，庞籍在西北继续倒霉，他像老朋友范仲淹那样继续向西夏纵深处修堡垒，这就是罪过，都和平时期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生事呢？而和平的表现，就是西夏小皇帝在妈妈和舅舅的英明领导下，隔三差五的向宋朝边境出兵。没有大胜利，可小便宜一定要经常地占。

修堡垒，加上临敌小败，庞籍被一贬再贬，直到病死。这期间司马光牢牢地站在领导身边，曾经三次上书声明庞籍的过错里有他一份，请把处罚分过来一半。

最动人的是庞籍死后，他穿上最正规的衣服，请庞夫人到大堂上，像母亲一样接受他的跪拜，对庞籍的儿子就像自己的亲弟弟（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这在当时获得了所有人的称赞，以及后世的敬仰。

只是很奇怪，庞籍之死，官方派专人治丧，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每一样都是生荣死哀，人家生前是正牌子宰相，为何弄得好像家人无依无靠，如果没有司马光的照顾，就会流落街头，惨不忍睹的样子？

当然，这只是第一印象，我们可以往好处讲，就是领导死了，家里虽然安康，但是他对领导的爱，绝不会人走茶凉，作人要厚道，永远追随领导！

对领导的亲人，比活着时还要尊敬和亲切……包括“抚”其子如昆弟？抚除了抚育、抚养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这是个多么好的同志啊，从这时起，他就有了一个在官场里超级值钱的头衔，以后他写信给别人时，可以这样落款——“你的忠实的司马光。”

范镇写第一篇请立皇太子的奏章时，司马光在边远的并州第一时间响应，但注意，他不是接着写第二篇奏章，和范镇站在一起。而是写了封私人信件。信里说，这是件真正的大事，除非不说，说了就要坚持到底。“愿公以死争之。”

美孚石油的创立者石油大鳄洛克菲勒先生当年有句名言：“打前锋的赚不到钱。”他也是这么做的，在所有美国人一窝蜂地往新发现的油田边冲，想抢个新鲜，淘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他按兵不动。直到石油由于过度开采，需求量却没那么大，变得比白菜还便宜时，他才冲进去，用极低的价格，不仅把油田盘下来，还把各种开采工具、运输设备都搞到了手。

这才是做事的样子。千年之前的司马光在发迹史上与这位大鳄不谋而合。

直到范镇的头发变白了之后，他才开始行动。最初是非常小心的，他以自己的名义写奏章，同样建议立太子，措辞很小心，这让他抢到了立太子事件的排名位置，可一点都不显山露水。这时命运也开始眷顾他，开封城的里顶级官场重新洗牌了。

战无不胜、意气风发的大宰相文彦博终于下台，他在为之前的强硬买单，接替他的是枢密使韩琦。韩相公从这时起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强硬得比文彦博还要强硬，温文得仅次于另一位宰相富弼，一位真正适应官场的特殊动物诞生了。

司马光被调回京城，担任了一个非常绝妙的职务，修起居注。这是比馆阁学士们更能接近皇帝的差使，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皇帝写日记，他可以最大限度地了解皇帝的每一个举动。这样的后果，就是他能第一时间地掌握到皇帝的心理动态。

比如说，在什么时候跟皇帝说什么话。

嘉祐六年（公元１０６１年）的闰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是仁宗的悲伤日。出生仅仅６１天的皇十三女死了。这就像是天地神灵跟仁宗开的大玩笑。

他想儿子，为生出个儿子想尽了一切办法，同时也有了效果。两年内，后宫生出了四个……女儿。这简直让人欲哭无泪，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哪怕有一个是儿子也好，皇宫内院都特意建了一座潜龙宫给未来的皇子住了。为什么老天就是不开眼？

关于这一点，实在应该给仁宗正名。不是他无能，是他敌不过整个汉民族的集体命运。常年阅读宋史，每每掩卷沉思，有时我不禁这样想。如果仁宗有自己的儿子，那么让后来的英宗怎样上位？没有英宗的早死，哪来的神宗年青气盛时的改革？如果神宗活得长些，怎会让改革有头无尾？那样哲宗就不会１０即位，什么事都不懂，被­奶­­奶­夺权……再后来天翻地覆，等到他亲政时再把­奶­­奶­那一套改过来。然后再早死，才能轮到­精­彩绝伦、妙想天开的赵佶登场。

那时中原陆沉，神州板荡，全民族被异族欺侮。试问这样的结局都跟仁宗有没有亲生儿子有关，他的生育问题，难道只取决于自身的某些器官的健全？

不，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尽管最难受的人肯定是他自己。

这时仁宗就在悲痛中，难过得好多天都不说话了，就像要再次犯病的样子。司马光就挑在这个他心灵极其薄脆的时刻，写了一道新的奏章。

他没像范镇、包拯、唐介那样简单粗暴地要求立皇太子，而是说，臣不敢奢望陛下立即就选出东宫太子之人，只恳请您在宗室之内，选出一位聪明仁孝的好孩子，先立为养子，与其他的宗室子弟稍有区别，好好的培养。让天下人知道，您心有怕属，民心官场都会安定。等到他日，皇太子出生，这位养子就可以退归藩邸，只当是为国家培养了一位好臣子。这样何乐而不为呢？

当天司马光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皇帝。只见仁宗拿着奏章，看了好久，仍然面无表情，很像是和往常一样，继续沉默，躲进自己悲哀的心情里，谁也不理。但是突然他说话了。

“难道非得选宗室子弟入嗣吗？”没等司马光回答，他又喃喃自语，“这是忠臣之言啊！一般人是不敢提的。”

“臣提出此议，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司马光如是说。他平静地顺着皇上的话，把中心议题悄悄地往实施上推。

果然，仁宗这样说。“这有什么害处，选宗室为皇嗣，古以有之，你把奏章交给中书吧。”

从来没有过的大进展！换一个人，心脏肯定会剧烈狂跳起来，奏章由皇帝的命令传达到中书省，那就是命令宰相们实施了！可这是司马光，他马上就拒绝。

“请陛下自喻中书宰相。”说着就请辞告退了。

搞什么，是不是疯了。好容易皇帝亲口答应，居然就这样轻飘飘地放过去了！但是别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没到揭谜的时候。当天司马光的演出还没结束，甚至可以说事情才刚刚开始。

他从皇宫出来，直接走进中书省，向宰相们汇报工作。具体内容是皇上的健康。近几年以来仁宗一向龙体欠安，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了文彦博的良好习惯，每天都要询问。这一天例行问答都结束之后，韩琦却没放他走。宰相大有深意地望着他，像是期待着司马光说点什么。

可惜等来的是一阵沉默。

最后还是韩琦先开的口，这样问。“今天皇上还说了什么？”司马光继续沉默，好一会儿之后，才回答。“所言宗庙社稷之计也。”

之后韩琦就微笑了，再没说别的，让司马光离开。

到这时，当天的事情才算结束。司马光仍旧平稳地走出了中书省，他知道己经给韩琦等最高权力阶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深刻，而且极好。

当仁宗要他把立太子的奏章转交中书省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地拒绝了。这在后面和韩琦的谈话中证明，是一件绝对正确的决定。如果由他来转交，这就造成了一个说不清的事实。即，立太子这件事是由他司马光一手促成的。连命令都是他从皇帝那里得到，向整个中书省下达。

宰执大臣们被凉在了一边，完全被动。

这样做，简直是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让其他整个官场统统歇菜。这样贪婪的结果，就是把自己扔上了火堆，成为众矢之的，以他当时一个小小的修起居注的京官，简直是在找死。

尤其是韩琦当面就点醒他，当天到底和皇上谈了什么。别以为皇宫之内会有什么秘密，别想耍花样！而司马光的表现是非常的乖，他想了又想，选择说实话。

“宗庙社稷之计”，就是立太子的事。整个事件过后，他让宰执大人们觉得他既敢做事，更能做事，难能可贵的又很会做人。

在这种认知下，韩琦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给了司马光一个天大的面子。某一天，一位姓陈的御史找到了司马光，像闲聊一样说。前些天某次会议上，韩相公跟我说，他很欣赏你。说你正在上书说建储的事，能不能把奏章先送到中书省呢？你想做这件事，别自立门户（欲发此议，无自发之。）

这是示好，也是示威，司马光再次面临选择。韩琦这是想收编他，让他成为中书省在这件事上的马前卒。按说也蛮荣幸了，和他之前的人生轨迹非常相符。

投靠过庞相公，为何就不能再投靠韩相公？

可是司马光那天偏偏又犯了沉默的病，他什么都没说，可没有表态，就等于拒绝。拒绝就是反抗！这可真是让人搞不懂了，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半个多月之后，事情就真相大白了，人们从此才真正地认识了这个人。九月的某一天，司马光在写皇帝日记之余，再次抓到了一个好机会。仁宗那天心情好，很适合聊天。那么聊什么呢，在一个人悲痛的时候，让他陷进更大的悲痛里，才好说危机。

比如说国家需要太子，不立天下不稳。

在一个人心情好，体力好的时候，就要换一套方法。对方可以思考了，给他上次历史课。众所周知，司马光的历史水平在整个中华民族里都能排进前五，他挑了个近的，说唐朝的事。

话说唐朝神武，百事开明，出产的人物在各方各面都达到了一个顶峰，真是比我们宋朝强很多啊。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开创了科举制度里的殿试，从此让天下举子们都成为“天子门生”，只为皇帝服务，再不看座师的脸­色­。

可唐朝就有“门生天子”。连皇帝都是他们的徒弟。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唐文宗一直不立太子，死之后被亲近的太监们做手脚，从此随意拥立唐朝的皇帝，想让谁当谁就当，想让谁死谁就死。堂堂的天可汗的子孙，居然被太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陛下，您想让这种事在宋朝重演吗？

再没有犹豫了，仁宗下令司马光立即把文件送交中书省，把这件事确定下来。这一次司马光也没再推辞，火候到了。

再次来到中书省，他的神情动态再不是一个下属，而是位充满着神圣感的天使。他庄严地对韩琦等宰执大臣们说：“陛下决意立宗室为皇子，今天诸公如果不能及时议定，他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能违背了！”

义正言辞，说得也都是实话。现在皇帝的身体到了这地步，谁知道哪天驾崩？那时皇宫深处往好里说是皇后，糟一点就会是太监，来决定谁是下一任皇帝，难道那时做臣子的有权反对吗？

韩琦等全体宰执大臣一齐躬身施礼，同声回答：“敢不尽力！”

从这时起，司马光退出了立太子事件，从程序上，从官衔上，他都再没有参与的权力。那么转身就走，决不迟延，他留下的是倡议阶段起决定­性­作用的名声，以及让全体朝臣都又惊又佩的印象。就比如说大宰相韩琦。

你要我配合，我己经配合了。可绝不是你所希望的马前卒、小跟班，我以正道尽臣子的义务，转身把成果交给你时，神圣得无可侵犯，你必须向我低头！

这就是司马光的作风，万事都有依据、有道义，谁让他学问大，历史知识强呢。回顾一下倡议阶段的四位名人。范镇、包拯、唐介、司马光，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件事里得到彩头，就此平步青云名利双收。有人会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司马光之腹嘛，­干­嘛这么刻薄？

对不起，一次是偶然，那么两次呢？这种作风，和这种结果，不久之后他就再次重演了一次。还是大家倒霉，他一个人得利！

接力­棒­传到了韩琦的手中，历代史书都说韩琦先生是仁宗、乃至英宗朝的两朝传承居功至伟的大臣，没有他的努力，没有他近于霸道、专权一样的决策，宋朝就不会是历史里的样子。

其实哪儿跟哪儿，上面都己经说了，司马光把什么事都办完，直接把立太子的决定书交到了他手上，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按令实施，走那些官面上的过场。

十月初，在官方场合，皇帝和宰执大臣们定下了皇子人选，就是前些时段里提过的，由仁宗和曹皇后各自主婚的“十三”。

十三是宋太宗第四个儿子商王赵元份的儿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名叫赵宗实。生于明道元年（公元１０３２年）正月初三，４岁的时候进皇宫生活，因为仁宗的头生儿子早死。８岁的时候被退还王府，因为仁宗生出了第二个儿子。

他生来就是个预备役。

这时他己经近３０岁了，是个沉默寡言的优秀青年。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的生育能力，这时他己经有３个儿子１个女儿，再考虑一下他父亲的生育能力，天哪，一共有２８个儿子！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帝国自从真宗开始，两代皇帝生儿子比­干­掉李元昊还费劲，这一下肯定彻底解决问题。

一劳永逸了！

选定了人，开始进入官方程序。要确立一个皇太子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首先是一个行政官衔，皇子和官员一样，得循序渐进一级一级的升，才能升到帝国接班人的位置。第一步，先升闲散宗室人员赵宗实为泰州防御史、知宗正寺。

这是个小官，前面的防御史就算了，他不可能出京到泰州方面去报到。知宗正寺嘛，就是管理在京皇族人员的负责人，很不起眼。但无比光明辉煌的人生就在前面不远处，让人流口水的前程突然从天而降，想一下是多大惊喜。

一步登天，皇太子啊！还有人会拒绝，会犹豫，会哭着喊着说，我不————吗？答案是有。要说这也不出奇，在中国的古代，尤其是宋朝，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像春天水塘里青蛙的儿子们那样多。个个都把前程、钞票看得比命都重要，却板起脸来说。

不，我不够资格，绝对不当。

一般来说，都要来来回回地谦让三到六次不等，这样才能显得自己道德隆重。这位赵宗实就是这样，他躺在家里，先是找了个正大堂皇的理由，他父亲赵允让刚死，守孝期间万事不­干­，拒不接受任命。这好办，国家有明文规定，重要人员的爹妈死了，可以夺情起复，不耽误工作。可他接下来变表现得像块滚刀­肉­，怎样切都切不动。

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的最大特­性­——这个贱人！

说他是贱人，是对他一生的完整评价。至于贱人之所以那么贱，就是个循序渐进，让人一点点看清的全过程。

这时他的拒绝就有些出格，对此非常有涵养的仁宗都有点烦了，对韩琦说。“他这样，那就算了吧。”根本就没多大兴头的事，以为谁逼着他当吗？

事实上这也是大宋帝国国运的一个转机，真的就此把这个贱人否定，后面那些悲剧就都不是那个样子了。可惜这时当宰相的偏偏是北宋百余年间，论硬度能排到前七的韩琦。韩相公一口回绝，“此事岂可中辍，请陛下写亲笔诏书，让宗实知道这是圣意，自然就听命了。”

但事情就是这么的邪，天大地大圣旨最大，可赵宗实就是不听话。他赖在床上不起来，一口咬定自己病了，让皇宫里的传旨太监来来回回跑了１８趟。

后来赵构要岳飞火线班师用了几道金牌？１２道，大军在外都能调回来，可一个在京的闲散宗室人员居然就敢不动弹。最绝的是，臣子接旨有规矩，领旨要谢恩，回绝要辞表，１８道圣旨换回来１８道辞表，其中得利的人居然是濮安懿王府的记室孟阳。

赵宗实跟孟阳说了，每写一道辞表给你十金，１８道写下来记室先生发了笔小财，赚了一千多贯。事情到了这一步，韩琦等人也觉了不对，肯定有什么事让赵宗实不安，能是什么呢？想来想去，大家这样猜。

肯定是名份不对，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这样的官衔说明不了问题。那好吧，我们大家提请，直接把他定为皇子。这个提议由韩琦首倡，欧阳修附合，被枢密使张异怀疑，最后找翰林学士拟旨时都被拒绝。

张异面对面地问仁宗，“陛下不疑否？”仁宗答，“朕欲民心有主，只要是姓赵的就行了。”算是过了审核关，下面是韩琦在翰林学士面前碰壁。当时的学士王珪根本就不相信他。第二天当面请仁宗下令之后，才有了明文圣旨出台。

宋嘉祐七年（公元１０６２年）八月七日，全体在京皇族齐聚大内，由仁宗宣布赵宗实成为皇子，并成式改名为“曙”。

从此名至实归，他己经是帝国的唯一继承人。这时就应该登台亮相了吧？当年老祖宗赵匡胤陈桥兵变时被强迫换衣服，也只是推辞了一下；他本人的重孙子宋钦宗兵临城下时被老爹推上去当挡箭牌，也只是哭了一晚上。

他倒好，到了这一步，都还是那一句话。不当，就是不当！充分地表现出个­性­的顽强。最后仁宗终于烦了，决定让这个­干­儿子懂点人事。

派在京皇族管理员，大宗正事两人抬着一顶小轿去，先给他上上课，让他明白，不管是闲散宗室，还是皇太子，你都是帝国成员，皇帝有命，必须遵从！然后再把他抬进宫来。

想得不错，也得人配合。赵曙的反应无论如何都让人捉摸不透，他把回话­精­简成了８个字，“非敢邀福，以避祸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至高无上、人间独大的皇位居然对他是个祸患？韩琦、欧阳修甚至司马光都在挠头，这人到底是真的不想当，还是仍然有什么不满足？

这个疑问是个宋朝的终极问题，这时谁也想不清，要到三年以后，这个人快死的时候，才能知道真相。那时韩琦等人早就骑虎难下，被他累得欲仙欲死~~

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和这人站在一起，当个有始有终的忠臣。

回到现场，事情一直拖了２０天，到了八月二十七日时，皇子大人终于起床了，他坐上小轿进入了皇宫。之所以还是同意了，官方的记录里是那位了不起的王府记室孟阳的功劳。当时赵曙一个劲地强调有危险，孟阳提醒他。“现在己经是皇子了，天下都知道，就算你现在请辞得准，回归王府，就敢保证没有后患了吗？”

一句话，你曾经是帝国继承人，就永远贴上了这个标签。

赵曙一下子就爬了起来，对啊，这个我没想到。他立即就上轿进宫了。这也就是说，是躲也没有用，才索­性­出头的。

从这时起，赵曙的贤德之名就传颂天下了，他视皇位如祸患，跟上古时拒绝接任尧舜当皇帝的贤人是多么的像啊。尤其是他进宫的那一天，全家老小加上奴仆不过３０多人，行李非常简陋，跟平民百姓没有区别，所特别的就是藏书丰富，积屋满箱，典籍俱全。

非常符合文官集团的价值标准！他们四处宣扬，赵曙真是天生地造的、最适合当皇帝的那个人啊！其实他们都看错了，这人是一头欲望被压抑得太久的饿狼。

这种欲望被继续压抑着，皇太子的位置被证明是火上浇油，让这个人更加忐忑不安，患得患失。人类的天­性­决定了，只有对某件事超级在乎时，才会表现得反常。

由此，才能解释后来为什么发生了那样蹊跷的事。

这时谁也没有发觉这一点，包括阅历丰富，鉴人无数的仁宗皇帝。他是真的对这个曾经收养过的养子疼爱，自从赵曙被接进皇宫，就一直带在身边，尤其是到了年底时，由全体宰执、近侍、三司使、台谏官、主兵官以及宗室、驸马来陪伴，带着他两次进入龙图阁、天章阁，参观祖宗遗物。

把他扶上太子宝座，再送一程，让他能坐得稳。

那一天，仁宗回望前尘，扶物追思，眼前的世界，这片皇宫己经生活了５４年了，自从出生以来灾变不断，连生母是谁都曾经变化过……这是怎样单调又复杂的一生啊。时至今日，辽国、西夏、大理、吐蕃、交趾，周边所有国家都己和平共处，国内不识刀兵，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城的空前繁华虽然会渐远渐淡，谁着国土的遥远被弱化，但谁也无法否认，他让百姓过上了从前无法梦想的好日子。

这就是我的印迹……５４岁的赵祯在群臣环绕下微笑着传令摆宴，要与臣子们尽一夜之欢。这也就是人生，尽管知道这些臣子们服膺的只是皇帝的权力，而不是哪位皇帝本人。这一点在立太子的过程中己经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后来立神宗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也不妨碍与他们举杯共饮。人生、忠诚，也就那么回事吧。那一晚君臣同乐，一直喝到了深夜才散，史书记载仁宗特意叫韩琦近前来，亲酌了一大杯鹿胎酒给他，韩琦一饮而尽。

立储首功之臣。

这下子世界终于清静了吧，再也没人能在仁宗的身上挑出什么毛病。于是日子一天天平稳地过去，直到６０天之后。

宋嘉祐八年（公元１０６３年）二月十四日，仁宗再次昏倒。这一次宰执大臣们直接被带进了皇帝的寝宫，大内福宁殿西阁。

韩琦等人被眼前所看到的景物惊呆了。这是天下共主的房间，可是幄帘之内，只铺着颜­色­暗淡的素­色­被褥，看上去己经很久没有替换了。这时仁宗己经醒了过来，看他们不住地打量，很平淡地说。“朕居宫中，自奉止如此尔。此亦生民之膏血，可轻费哉？”

诸位相公，想想平日里豪奢度日，可有愧吗？！

仁宗的病情稍有起­色­，到三月时，他可以临朝视事了，还主持了他在位期间的第１３次科考。一切的迹象都表明，他又熬过了一劫，直到三月二十九日的晚上。

那一天仁宗很正常，白天里饮食起居和平时一样，直到睡下。半夜时他突然间坐了起来，内侍赶紧上前扶住，他己经说话不连贯。像是预感到了什么，他直接吩咐去请皇后来。皇后来时，医官己经抢救，仁宗说不出话来，只能用手指着心口，满脸的痛苦。

百般医治无效，快到凌晨时分，他终于在自己长年居住的福宁宫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死了，这时人们发现，那一天是晦日，整整一夜都看不到月亮……

仁宗在位４２年，是宋朝１８位皇帝执政最长的一人，关于他的评价，我想应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关于“仁宗”的，因为他是一个皇帝。这部分在宋史的《仁宗本纪》里归纳得非常客观，不妨借用。

——“……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这是千真万确的评语，无论谁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都无法抹杀赵祯作为“仁”宗的唯一­性­。遍阅史书，历朝历代中还有元仁宗、明仁宗、清仁宗。

元仁宗可以忽略，不说蒙古人在统治制度上的各项缺陷，只说他本人，从哥哥的手里接过皇位，答应再传给侄子，可死后即位的还是他自己的儿子。言而无信，连个最起码的人都不够，谈什么“仁”？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仅１０个月，能为天下作出什么贡献？史书里说他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对不起，这真是搞笑，休息１０个月能让民间喘上几口大气？

清仁宗爱新觉罗·顒琰，能让天理教、白莲教遍地烽火起义，更有一介平民在皇宫门口刺王杀驾，随从的１００多个侍卫没有反应，只有他的本族亲王出来救命。当皇上当到了这个份儿上，基本上可以遗笑千古。

唯有宋仁宗赵祯，死时开封城内军民百姓罢市同悲，数日不绝，连乞丐和小孩儿都买了纸钱，到皇宫门前焚烧痛哭，他们哭不止是一个封建皇帝，更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父亲兄长。就连辽国皇帝都珍藏他的遗相，“奉其御容如祖宗。”

仁者未必无敌，但会一直留在人们心里。

另一方面，赵祯让人怀念，是他作为人的那一面。记得在开篇时，我曾经归纳他的整个人生为两句话。第一句，他是个不知道身在苦难中的孩子。

因为他在锦衣玉食的童年里，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连她死时都没能及身相见。成了他一生中的至痛；

第二句，他不知道自己活在繁华幸福中。贵为有史以来最富足王朝里最繁华时期的帝王，他一生节俭，不仅卧室中那样朴素，就连饮食也一直简单。史书记载，某次宫廷内宴，有一盘时鲜，乃是２８只螃蟹。仁宗问，每只多少钱？

回答，每只一千钱。仁宗当时大怒，一直警告你们不要太奢侈，总是不听。一下著即是２８千钱，让我怎能吃得下去？那顿饭，从始至终，仁宗没动过一只蟹。

他这一生，尽管手里的钱不计其数，可是里忧外患，没有安宁，他从来就不敢乱花一文钱，没敢像他的父祖那样，兴建过哪个超级宫殿。

说到这里，我的眼前总是闪过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每每沉思，觉得每一个皇帝的­性­情遭遇，都在相貌里表现了出来。比如开国之君赵匡胤，他端坐在皇座上，双目微闭，暮霭沉沉，喜怒不形于­色­，不怒自威。那是一位胸怀万物，睥睨天下，举重若轻的人；

宋太宗赵光义是立像，他双手笼在袖里，身姿端凝，微微含笑。显得文质彬彬，大有理想。真是一位看上去温文有度，勤于治国的好领袖。不管他做到了哪一步，至少很努力；

宋真宗赵恒宽眉美髯，喜气洋洋，一生中逢凶化吉，没有灾殃，或许真的是来和天尊转世，让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管他生不生病，一直都很适意；

再看仁宗赵祯，他身穿一领红袍，端坐在皇位上，身子微微前倾，肩膀有些耸起，显得体质虚弱，思虑过度，最让人痛惜的是他的眼睛。宋朝１８帝里只有这一双眼睛至清至纯，就像个孩子一样凝望着很远的地方。这是他一生的真相。皇帝只是他的职业，他从来没有盼望过当，也没有当出来乐趣。

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方净土，尽管身处世间最诡诈机变的权力漩涡中心，历经４２年的风霜雪雨，也一样没法改变他善良、宽厚的­性­格底蕴。

他是一个异数，在中华五千年冷酷无情，唯力是视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迹。

（第五部完敬请期待第六部英宗卷）

如果这是宋史第六部

神宗改革卷

高尚的人是尘世间的一块绸缎，柔软光洁，把每个人的丑陋都包裹了起来，看上去很美。只是一但他走了，那些人就又原形毕露。

比如宋仁宗之死。

我们先从正史记录的流程去看，蛛丝马迹，才能窥探到当年的真相，和那些人的演艺人生。赵祯死在深夜里，凌晨时分死讯才传到外面。一整套的官面文章都可以忽略，看主角。

皇太子赵曙赶到时，就像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乱兵”闯进了卧室。百官以宰相韩琦打头，手捧黄袍，请他即皇帝位。他的反应也很标准，一连声地喊：“我不能为，我不能为！”这都正常，推辞是必要的，可是下一瞬间就太独特了。

这人转身就跑，要在现场消失。

韩琦等人立即扑了过去，大佬，流程错了，没法演了！当天由于赵曙逃跑的决心太大，力量太足，他被自己的臣子给强迫了。只见顶级大臣玩相扑，把皇帝按在当场，有的紧紧抱人，有的解头换发式，有的宽衣解带往上套黄袍。

全折腾完，一位新皇帝正式诞生。只是大家左看右看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直到扶他出去面见百官，读大行皇帝遗诏时，才发现了问题。

赵曙的眼睛呆滞，神情僵硬，一片茫然地看着眼前跪倒一地，痛哭流涕的臣子，别说带头举哀沉痛悼念，连额头上散落下来的头发都不知道打理。如果说他和僵尸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还有两行泪水。

臣子们交头接耳，非常感动。早就知道这是位沉默低调的人，无声的泪水才是真痛苦啊，真是孝子！哪怕不是先帝亲生的……这种孝顺，在七天之后，嘉祐八年四月八日，仁宗大殓的日子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新皇帝在先皇的灵柩前呼号狂走，来回乱蹿，把老爸的葬礼彻底搅场。这是在搞什么，就算杀父篡位的那几位大哥，如杨广、朱友珪，也没他这么彪悍吧。闹得实在没法看了，韩琦站了起来，拉帘子挡人，把赵曙拦腰抱住，叫几个太监直接扭送回后宫。

不敬死父，大逆不道！官方的解释是这娃实在太孝顺了，悲痛过度，导致失常……

回到后宫，悲伤在继续，孝顺在升级，赵曙变本加厉，开始对人动粗。先是打骂下人。要说这不算犯规，虽然仁宗一生对宫里的侍者都很友善，哪怕口渴都不忍心当场发作，怕他们失职有罪。但下人终究是下人，打打骂骂也是种变相的激励嘛。

可总有点理由吧。赵曙就不管这些，他说打就打，要骂就骂，实话说他就是手里没有斧子，不然侍者们个个都会缺少大门牙。

这种暴戾，居然也用在了他名义上的妈，曹太后身上。当时侍者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太后那儿去求情，您管管儿子成不，他刚进宫，有点认生！太后就去了，以曹太后前半生的修养和纪录来看，她不可能变成刘娥式的暴力妈妈。

温情的劝说，换来的是儿子的“不逊”。无书无真相，乱讲被雷劈，书上就是这么两个字。至于怎样不逊的，对话都被“隐”了，谁也不知道当天赵曙都说了些什么。结果前半生从来没生过气的曹太后终于怒了，她转身出来，去找韩琦。

韩相公，你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竟敢对母后无礼！

韩琦很镇静，从这时开始，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韩琦登场了。或者可以说，以前一直隐藏得非常好的那个真实的韩琦露馅了。此人超强悍、恶毒并且不要脸。面对皇太后的指责，他选择的是反击。

竟然是反击！

他先给事情定­性­，皇帝是病了。一病遮百丑，怎样您都别在乎。接着来了这么一句：“臣等只在外面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截止到这里，都还是人话，紧接着的是，“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

这是什么话？自古以来就算皇帝死了，无论是病死，还是被杀，除非是宫廷政变，由太后密谋害死，否则与关太后什么事？退一步讲，我们往最善良的方向去理解。韩琦说的是一但皇帝死了，太后的地位也会不稳，是出于对太后着想。那也不对，太后的名位是永远不变的，就算再有新皇帝产生，也只会水涨船高，更加尊崇。何况这个儿子还是养子，死了也就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综上考虑，韩琦这样讲，只能有一个解释——皇帝出事了，你也别想好，肯定是你害的！

所以曹太后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她沉下了脸。“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我当然是用心的！

韩琦不为所动，继续往下说。绝妙的是史书上讲，此人这时是“正­色­”说。“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说完转身就走。

走到外殿，他身边别的大臣终于忍不住，说了句话。“刚才你是不是太过份了？”韩琦到这时才叹了口气，说出了真话。“不这样讲不行啊。”

至于为什么不行，谜底先缓点揭晓，事情和病情一样，都得看得周全些，才好下结论，才看得清准！接下来的主旋律就是病情了，韩琦把一切都推到了赵曙的病情上，自然有病就得治。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喝药。

中国的中药汤很难喝，大人物喝药时就加倍的难。大家还记得话剧《雷雨》里母亲喝药得怎么办吗？妈妈不喝，儿子就得跪下劝，这才孝顺。到了皇帝这级别，就得所有人一起孝。

打头的就是韩琦，他手捧药碗，送到了赵曙的嘴边。按说这是大恩人，没有韩琦就没有皇位，怎么的赵曙也得给点面子。赵曙给了，稍微尝了一点，立即就扭头。韩琦执着地端着碗，跟皇帝的脑袋保持距离，下一瞬间很震撼。

赵曙挥手就把药碗推开，说推都是客气写法，其实就是打翻了，因为药汤洒了韩相公一身。

这下子连曹太后都看不过去了。宋朝开国四位君主，哪一位都对宰执礼敬有加，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她立即吩咐内侍给宰相取一件新袍来换上。韩琦连说不敢，曹太后貌似同情地说了一句，“相公殊不易。”

你太不容易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这句话能让韩琦百味俱全，咬紧牙关。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谁让他当初选了这么个宝贝当皇帝！

从此上了贼船。

这时未来的神宗陛下，当时名叫赵铖的英宗长子出现，他跪下举起药碗请父亲喝，赵曙的派头更加隆重。理都不理，就当没看见。

病”是越来越重了，不管他是心病，还是身病，还是没病装病，多年压抑一朝痛快看似有病，这个样子是当不了皇帝了。根本没法子办公。

大臣们商量了一下，就算天下大事由他们拿主意，至少得有个签字生效的人吧。于是曹太后被推上了前台，她苦熬了半生，终于成为刘娥之后宋朝的第二位垂帘听政太后。这样在所有人的心底里都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轻松。

新皇帝从最开始就极端不愿意即位，或许真是压力太大吧，才变成了目前三分之二型的白痴，现在由太后出面替他挡事，会不会好一点了呢？

答案是正相反，赵曙从行为失常发展到了彻底失常，这人说声好，能满面红光，健步如飞，做什么事都是个壮年男人的样。可是转眼之间就江河直下，一泄千里，说倒就倒下，卧床两三个月是常事。其突发­性­和持久­性­半点都不比他的养父仁宗皇帝临死前半年差。

大家这个郁闷，难道是仁宗附体了？还真像，最灵异的是他也变得沉默不语，从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开始，到年底十一月份，只要他在正规场合露面，就始终端坐装神仙，巍然不动，一言不发。直到他真正变身成畜牲的那一天。

十一月是给大行皇帝仁宗陛下送葬的日子，中国哪怕是到了现代，儿子都得持丧成服，痛哭流渧，那是爸爸！可赵曙就能一动不动，躲在深宫里就是不出面！

这个畜牲，那天在琼林苑祭祀现场，只有仁宗的遗孀曹太后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灵前，赵祯真的成了没有儿子的人了！

儿子呢？赵曙躲在宫里，就一句话。我病了，哪儿也去不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仅曹太后难过，连朝臣们都看不下去了。人伦之大，大于一切，连父亲都能漠视，你还能对谁好？这种愤怒不仅在赵氏宗族和正义感比较强的一些朝臣中升腾，就连本是赵曙一派的人也站了出来。

比如现知谏院司马光。

司马光永远有办法把情绪转化成动力，让当事人没法发作，必须认真地接受他的意见。针对这件事，他没直接说赵曙你是个装病不孝的败类。而是非常巧妙地找了个发力点。

把太医院的医生都抓起来！

查皇帝的医案记录，太医们近期的报告都是“六脉平和，体内无疾。”那很好，为什么皇帝病到了连给老爸送葬都不露面的地步？！敲山震虎，让赵曙明白点，这是个科技时代，装病是掩盖不了你是个畜牲的真实本相的。

赵曙很听话，他终于走到了前台。四天之后，他勉勉强强地站到了仁宗的灵前，那一天四周哀声震地，群臣痛不欲生，可偶然抬头，竟然发现身为儿子的赵曙一脸木然，半滴眼泪都没有！

这个畜牲，当时群臣再也控制不住，一片哗然。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可连一点点的教养都没有吗？你亲生父母是怎么教导你的？！这不光是感情深浅的问题，连最起码的礼仪都说不过去！

但是世上的人，９９％都是为权力而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尤其是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死的皇帝去得罪新皇帝。赵曙的这种没人­性­的表现居然被合法化了。宋朝的礼部官员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卒哭”。

卒，结束的意思。这是针对之前中国丧礼的传统流程。在这之前，父母死了，从死至殡，哭声不绝。殡后孝子思念父母，不择时间地点，控制不住就流泪。称作“无时之哭”。到赵曙这儿就算结束了，大佬们只需要祭祀在场就成，哭不哭的您随意。

从此之后，这成为被历代王朝所喜欢的新政策，可见人世间赵曙之辈所在多有，从来没有绝迹过！

这样的劣迹在宋朝的官员层渐渐地淡化了，每个人都留恋着宋朝无与伦比的官派享受，为什么要为了别的悲哀毁了自己的幸福呢？！所以从仁宗出殡到銮驾回京，只有一个人的愤怒与时俱进，越来越重。

曹太后，仁宗的遗孀，她再也忍受不了了。这一年中她完全看清楚了这个当年她曾亲手抚育，名义上不是养母，也是姨妈的孩子，是个怎样可耻凉薄无情无义的东西。在回京的路上，她下定了一个决心。

把这个混帐东西废掉！给大宋重新选一个至少是人的动物来当皇帝。

为此，她­精­心准备了一些东西，作为废立的理由，交给了……没办法，只能是韩琦。他是当朝首相。

这些东西是赵曙在皇宫里写的一些“歌词”，还有他的过失总列表。在回京的路上，由一个太监交到了韩琦的手上。久经考验的韩相公不动声­色­地翻看，看完之后，举动可以说是个乱臣贼子。

他拿起火烛，当场就给烧了。

赵普当年在政事堂里烧地方官员的文件都是罪过，那么烧皇太后的懿旨算是什么呢？更何况这是正在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奇妙的是，他还边烧边说，命那个太监传话。

不是说皇上有病吗？病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不是罪过……平淡雍容地打发走了内侍，韩琦立即­精­神抖擞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危机到了，这辈子最大的危险就在眼前！他紧急通知同伙向他靠拢，出大事了，都过来。

欧阳修最先赶到，这是他这辈子不知所谓的行为中最古怪的一次。回忆一下，当初立赵曙当太子时他只是随波逐流上了个奏折，基本没他什么事，这次的危机更是与韩琦­性­命攸关，跟他欧阳修不搭界，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呢？这要从他一生的行为中去找答案。

他的原则，当普通官员时抽台谏官的耳光，当台谏官时抽宰执集团的耳光，无论何时何地从不抽皇帝的耳光。

知道了吧，这是向现任皇帝靠近的最好时机。

宰执集团逐个到位，他们是首相韩琦，次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枢密使张异，副使胡宿、吴奎。稍等一下，是不是觉得少了个人？对，富弼，四真在朝里的第一位，真宰相富弼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孝去了。这真是韩琦之大幸，仁宗的悲哀，等他再次出山时，局面己经无法挽回。

这些人迅速达成了一致，要怎样去面对愤怒中的太后，接着第一时间向皇宫进发，绝不能有半点的耽搁。万一太后抓狂真的再写什么诏书的话，她的命令现在就是宋朝的最高指示，谁也没权违抗。

半点都没夸大，如果要废掉赵曙的话，现在是最好、也是唯一的机会。首先曹太后目前垂帘听政，就算达不到刘娥的程度，臣子们也不敢公然反抗；第二，赵曙在仁宗葬礼上犯了众怒，机不可失，正好趁热打铁搞掉他。

更重要的是，皇权至上在中国根深蒂固，赵曙的皇位一但坐得久了，臣民们会自然而然地服从，那时什么都晚了。

韩琦深深地知道这些关键，在赶往皇宫的路上，几个人名在他心里起伏不定，那是他此时此刻命里的魔星。赵曙的父亲赵允让的胞兄赵允宁之子，沂州防御使、虢国公赵宗谔；宋太祖重孙、右卫大将军、蕲州防御使、安国公赵从古；赵曙的胞兄赵宗祐，这些人一年前还和赵曙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都是皇太子的竞争人选。

如果曹太后真的把集病、傻、不孝于一身的赵曙废掉，换上这些同一血脉的宗室人员，根本没有任何争议。宰相们想反对？几十年之后倒是真有位宰相反对太后选出来的皇帝，结果当场被否定，从此一败涂地潦倒终生，惨得一塌糊涂。

问那是谁？远比韩琦强硬恶毒上百倍的章惇章大宰相。

回到现在，如果皇帝换了人，从前的拥立之功就变成了错选之罪，别说韩琦本人，就连他的子孙都别想翻过身来。想到这些，他不由自主地发抖，只不过进了皇宫面对太后的第一瞬间，韩琦突然轻松了。他万万没想到太后居然会是这个样子。

曹太后泪流满面，呜咽着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

吁——这样啊……全体宰执集团都抹了把冷汗，看来还是仁宗的家教好，把老婆调教得柔顺温馨，对谁都狠不起来。韩琦变得漫不经心，就像跟他二姨说话一样。“这是病了的缘故，病好了，就不会这样了。况且说，儿子有病，妈妈就不能容忍点吗？”

估计就是二姨也会扬手一个耳光扇过去吧，这个没大没小的破孩子！哪有半点面对长辈的尊敬。可是慈祥善良的太后陛下的反应是……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她居然“愕然”，不知所措。

没经过实际斗争的同志，就是不知道怎样痛打无理手。面对韩琦的冒犯，其实是得到了出手的最佳时机，一声断喝“大胆！”就足以让韩琦低头服罪，不管他服不服，最起码在辩解前必须先施礼道歉。２０余年后北宋史上最强硬的宰相王安石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皇帝面前被下层小官呼来喝去，不敢丝毫违抗，只是因为皇帝在前，臣子不许装大。

可这时时间一分一秒地遛走，每一瞬间之后，曹太后的威严都在急剧流失，直到韩琦的白脸效果彻底达到，唱红脸的人登场。

轮到欧阳修说话了，只见风流大才子一派温存态度，这样说。“太后服侍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天下皆知。­妇­人之­性­，鲜不妒忌，以当年温成皇后那样过分骄瓷，您也能处之裕如，始终包容，还有什么是您所不能容忍的呢？眼前呣子至亲，又有什么是非得计较的呢。”

看着是赞美式的劝解，其实里边有多少骨头怎样硌牙，谁都听得出来。“­妇­人之­性­，鲜不妒忌。”居然当着女人骂阿婆。可要命的是，曹太后居然神­色­为之和缓，她的气开始消了。

她说，“你们能这样体谅，实为朝廷之幸。”

欧阳修立即跟进，“这不仅是臣等明白，普天之下谁都知道，您的仁德广为流传。”紧接着再动之以情，他突然之间对己故的仁宗进行了超强烈的回忆。“仁宗陛下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所以一旦晏驾，天下禀承遗命，无一人敢不从。今太后深居内宫，臣等到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命，天下谁肯听从？”

听出是什么意思了吗？多么自谦，他和韩琦等人只不过就是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根本不值一提，对天下没半点的威慑力。之所以天下都听命，是因为仁宗陛下的选择。

所以您这位深宫­妇­人，也别想违抗丈夫的命令！这才是所有谈话的真谛，欧阳修的学问就是高，没半点韩琦式的粗野，就让曹太后没法、更不敢废掉赵曙。

曹太后沉默了。她清楚，赵曙违逆了她，可她要废掉赵曙就是违逆了她的丈夫。这个扣子在一时半刻之间根本解不开。

在她沉默的时候，两府大臣们己经逐一施礼向她道别。谁胜谁负，心知肚明，办得很成功，把天下第一号寡­妇­给欺负了，在仁宗刚刚入土尸骨未寒的时候！走出了太后在内东门后的垂帘小殿，这些人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泛上来无奈的苦笑。

事情到这步只是办成了一半，现任皇帝，那位说傻不傻说呆也呆的赵曙先生也得接受点再教育，皇帝不是这样当的！不把他搞明白，今后这样的事没完没了，总有一天出大事。

可是赵曙就没有曹太后那样好说话了，这时是皇祐八年（公元１０６３年）的十一月，大半年以前他刚当上皇帝时出了件事，足以说明这人的心­性­和办事风格。当时仁宗暴亡，医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为首的先被贬到边远州县编管，其余的害怕之余跑去向新皇帝求情。

说仁宗起初时吃这两人的药还是很灵验的，后来这样，是天命己到，不是医官所能挽回。这话说得也没错，难道医术是万能的，世上有不死之人吗？

新皇帝的反应是板起了脸，问了一句话。“我听说你们都是两府推荐上来的，是吗？”

“是。”

“如此，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处吧！”

医官们一听，简直是魂飞魄散。让责任人（两府）去处理办砸了事的人（他们），那还有活路吗？这就是赵曙的作风，置身事外，不怕事大，两边往死里掐，根本不顾忌公平公正­性­。试问这样搞，得是什么样的宰相，才能先承认自己错误，再去处理最多只是技术原因上失职的医官呢？

以韩琦的公正­性­？

赵曙是冰冷的，在他这里没有原谅，没有理解，充满了对所有人的一种偏执­性­的挚拗。在不久之后，对另一位中枢大臣的处理上更能显示出这一特­性­。现在要强调的是，这种冰冷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自己永远没有错。哪怕是与名义上的母亲，至少是姨母的曹太后之争上。

他也没有错，面对来访的两府大臣，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太后待我无恩！”

这句话让韩琦等人明白了这人“病”到了什么程度，也知道了得用什么办法去治。联想起初进宫时，赵曙随身携带了那么多的书籍，真是让他们哭笑不得。

连最基本的孝、慈、礼、让都不懂，您都学过什么？

接下来的课程简直是学前班级别的，宋朝顶级官场的各位大佬轮番上阵，给皇帝恶补。先是韩琦，他举了前古圣君里以孝著称的“舜”。传说舜生母早死，父亲续弦，被继母、生父和异母弟残害，能让他上粮仓修顶，下面收梯子放火，能让他下井挖泥，往下扔大石头。种种危害都没死，舜对亲人仍旧友好。

这才是“孝”。

请问陛下，现在太后有舜父母的残暴吗？你的行为与舜差多少？“臣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孝者！”

平心而论，韩琦这番话说得很公正，在封建时代，讲究的就是父母慈爱儿女尽孝，这是正常的。如果父母不慈爱，儿子仍然尽孝，这才难得。不管现代人怎么看，当时这是正理。他正颜厉­色­的说了这番话后，赵曙的反应是“有所悟”。

这人开始清醒了。历代史书说到这里，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很搞笑，请问３０多岁号称爱书如命知识健全的赵曙居然要人来讲舜的典故、什么是孝，这是怎么回事？真是病了，神经错乱的话，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就是逻辑混乱，不会想事。

他居然一说就通，马上能改，这是怎么回事？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根本就没病！

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韩琦讲完，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人很多，挑三个主要的。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刘敞。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一个讲《论语》一个讲《史记》，属于借题发挥，强调孝道，内容和韩琦差不多。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而是直接说事。

司马光说，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必当回报。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第一，当年仁宗立你为皇太子，太后有居中之助；第二，仁宗驾崩之夜，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等你第二天早晨来即位；第三，太后垂帘听政，为你保证朝局稳定，等你病好上班。

这三项，有其中一个，就值得“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何况兼此三德。”你是仁宗之子，太后就是你的母亲，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

这种质问何其严厉，弦外之音，只要不是皇帝，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逆。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他的神智开始“好转”。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这涉及到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

怎样才能让曹太后下班呢？

这在当时的宋朝１００多年以来，都是没成功过的事。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至死都没有放权。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要想让曹太后放手，其难度基本上等于劝人自杀。

为了达到目的，韩琦等人想了两个办法，先把外围工作做足。第一，春天将近，大臣们请皇帝出去祈雨，保佑这一年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理由很充分，也合乎以往的惯例，只是曹太后果然出面反对。新皇帝的病刚好一点，外出不大合适吧。

韩琦不­阴­不阳地回复，皇帝自己觉得可以。

曹太后习惯­性­地下滑，皇帝服孝中，外出的仪仗素服还没准备好呢。

韩琦突然亲切微笑，那一点都不难。

至此赵曙在公众面前露面，证明自己健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治平元年（公元１０６４年）四月二十八日，宋英宗乘大辇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醴泉观祈雨。沿途百姓围观，人山人海，不时传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激|情呼声。

效果非常的好，皇帝君临天下，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其实她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当她向后躲时，她的救星己经出面了。枢密使富弼。富弼母丧结束，己经回朝，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官复原职，恢复首相。其中的理由，后面详细说。

当韩琦喝令撤帘时，富弼己经登上台阶，正要说话。可是帏帘突然间卷起，只有赵曙一个人坐在殿上。富弼的反应是当即转身下殿，面对皇帝都没有任何表示。

韩琦追了出来，陪笑解释：“事先未与富公通气，是怕意见不合，拖延了还政日期。”富弼根本不理他，怒气冲冲直接出殿离开。

这个版本到此结束。其中有真也有假，真的方面是富弼对韩琦的怒火，他们两人早在仁宗去世前就水火不容变成了一对冤家，所以韩琦事先对富弼保密也在情理之中。

假的一面嘛，就是太儿戏了。韩琦说的诏书是谁颁发的？只能是赵曙或者曹太后本人。如果是赵曙的，很抱歉，现在是垂帘期间，他的命令不生效。那么是曹太后的，也就是说自杀终于成功，彻底秀逗，那她还大惊个什么劲？

尤其是富弼对韩琦早就忍无可忍，无论是服丧期间，还是马上要进行的朝局争斗，两人都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怎么会连嘴边上的一句话都不说，怒气冲冲直接下殿呢？他只需要向韩琦伸手要诏书，拿来我看，到底是谁写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所以这个版本不可信。

再看笔记版的第二种，韩琦变成了一个小偷。这个版本比上一种要­精­明得多，它从开头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点——天子印玺。

垂帘听政的太后们之所以能号令全国，是因为她们把御玺收为己有。在这个版本里韩琦左思右想，没法让太后主动交公。于是在祈雨的过程做了点手脚。他趁着太后和皇帝出宫之际，悄悄地把御玺搞到了手。至于怎么搞的，用词非常微妙，叫“留”。

不知怎么个“留”法。

御玺到手，韩琦胆子就大了，他在帘前对太后先是一顿赞美，话风一转，拿御史台和知谏院说事，说是台谏官们集体要求太后撤帘。曹太后勃然大怒（终于怒了），说：“教做也是相公，不教做也是相公，你们这样逼迫，是不是太过分了！”

韩琦没理会，命令仪鸾司撤帘。第二个版本就是这样，立意比较新，破绽更巨大。第一，祈雨时太后不在场，那是纯粹皇帝版出秀场，怎么能让敌对方去搅和？第二，天子御玺是很重要，曹太后更清楚。所以她一直留在身边，撤帘后都没交出去。

所以才有后边的另一些故事。

证明了健康还需要证明能力。祈雨归来，韩琦给赵曙准备了十多件紧急公文，要他在片刻之间就都做出批示。赵曙很争气，很快就都批完了。这些文件转到了太后的手里。

按程序，要太后审阅，才能决定是否下发。

这是历史给曹太后的最后一次反击机会。要知道政治问题，比如说黄河决堤，或者西夏和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才对，没有什么是具有唯一­性­的答案，更何况只是宋朝日常的一些工作。曹太后完全可以­鸡­蛋里边挑骨头，说这些文件的批示就是有错误的！

咬住了这一点，才能阻止赵曙复位。可惜，没有资料能证明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危险，曹太后的反应是逐一观看，频频点头。好，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对……韩琦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

逼太后撤帘的条件成熟了。

关于曹太后的撤帘，有正史和笔记共三种版本。先说笔记，最流行也最戏剧的一个说法出自《铁围山丛谈》，在里面韩琦成了两宋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强人，什么赵普、吕夷简、王安石、章惇、蔡京、秦桧、贾似道统统都是小蚂蚁，试问他们哪个敢假传圣旨，金殿逼宫，并且事先不跟任何大臣通气，敢说­干­就­干­？

韩琦敢。

某次朝会，宰执齐集曹太后垂帘外，韩琦突然到帘前说话：“皇太后圣德光大，许归政天子，今有诏书在此，请立即施行。”

帘内的曹太后大惊，没来得及回话，韩琦己经站了起来，命令左右内侍：“撤帘！”这两个字是决定­性­的，古时候女­性­必须遮掩，就算是太后，也得有一块帘幕挡着才能见男人。这时曹太后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跳了起来，往内宫躲。撤帘行动就此成功。

正史记载里的撤帘过程非常简单，充满了上流社会里的暗示和修养。首先韩琦选了个单独面对的机会，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

那是在某次例行工作汇报之后，其他大臣都走了，韩琦留了下来，向太后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一个州官。

曹太后一听就懂了，她说：“相公安可求退？退的该是我。老身合居深宫，每日在此，甚非得己，且容老身先退。”

韩琦非常感动，他历数前代垂帘听政太后们的过失，盛赞当今太后的仁德，称赞了一次没尽兴，跪倒舞拜一番后，站来继续夸。直到太后在帘内站了起来，像是不想听了，准备回宫。韩琦抓紧机会，马上命令仪鸾司卷帘。

动作很快，帏帘卷起，还能看到太后的衣影在屏风上一掠而过。

这个过程是比较可信的，急事缓办，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容易在轻松的氛围内达成。而曹太后的行为也比较适合她一贯的心­性­。她并不想揽权，垂帘是迫不得己，撤帘也不会大动­干­戈。唯一的举动是她留了个后手，把天子印玺留了下来。

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

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这一刻是他一直都在等待的。宋朝官方历史里都明文记载，他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英气。至于这种英气起了什么作用嘛，比较遗憾，这是此人称帝三年半之间仅有的办公岁月，成绩呢，只是和大臣们的几句对话。

他向富弼、吴奎、韩琦等人询问了些关于“国家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宽治如何？”“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之类老生常谈，毫无意义的话。除此之外，就是把唐介招回京城，让他做御史中丞，显示风气开明。

其它的就都没有了，此人的­精­力开始转移，去做他最想做、此前又不敢做的事。

他命令仁宗的女儿们搬出宫去，把房子腾出来，给自己的女儿住。接着给自己的子女加官进爵，一次不够，连续叠加，直到闲散宗室的子女们变成了亲王和公主。至于曹太后，他就像没这个人一样，从来不去请安探望。

这真让人郁闷，世上有很多不公、不正、不孝的劣行，但很少有人做得这样狭隘又­阴­暗。身为皇帝，他完全能让不孝进行得不为人知，或者人人都知道却拿他没办法，那才是个人物的做法。可他龌龊低劣，让人腻腻歪歪的发烦。

试问天下名爵都出于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施舍出去一点给仁宗的遗孤们，那会有很大的损失吗？还有曹太后，就算有千般怨恨，看在御玺的份上，看在他自己名誉的份上，也应该做点面子工程吧。

他不，因为他太在乎了，一个人只有太在乎、太看重某些东西时，才能迫不及待，无所顾忌地去争抢。想想他当初进宫时百般的推让，逃跑式的拒绝，反差是多大呀。

赵曙的真面目渐渐露了出来，被大臣们看清楚，他们分流了。有的人选择了支持，像韩琦、欧阳修，无条件地为领袖服务；更多人的变得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和他保持了距离，比如司马光。司马光深通历史，知道这样的人根本没法相处，非孝子不忠臣，这一点对皇帝同样适用，非孝子不明君！

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必须离远点。

更有人选择了对抗，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当了皇帝也别想一手遮天。这个人就是富弼。富弼一生都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从最初出使辽国，为宋朝保持尊严，到庆历新政，和范仲淹合作，再到重回东府成为帝国首相，他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的意愿里。

这样的人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让他每个时期都得到了头疼的敌人。比如说吕夷简、夏竦，还有这时的韩琦。现在要说一下他和韩琦的恩怨了，必须得说清楚，不然大家就会误会他下面做的事，到底是忠于仁宗，还是忠于道义，或者是单纯地反对韩琦。

在庆历新政中，富弼和韩琦是战友，到四真在朝时，韩琦先做枢密使，再升次相，一时人称“富、韩”，在印象里是好伙伴。其实这都是错的。

一个守原则的人，永远别想和一个跋扈的人和平相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你想一切按章办事，保持公正，可总是会有些人跳出来拆台，妙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你的下级。韩琦就是这样，他在和富弼的争斗中不仅展示了办公室生存技巧里的高难动作——如何挤走领导，还完美地诠释了他在北宋官场里的唯一­性­。

在文臣中，他是最强的武将；在武将里，他是正牌的文臣；在文臣和武将的大团体里，他永远靠皇上最近。这三点让所有人都头疼，尤其是这三点都正好是软肋的富弼。

富弼是个好领导，好就好在文质彬彬，清廉守节，不欺负人。可他偏偏就遇上了韩琦。参照韩琦三大特点中的第一项，文臣中最强的武将，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具体表现就是他受不了一个兵痞式的同僚。

韩琦在西北打过仗，可能是受传染了，他回到朝廷之后总是一嘴的行伍话，连带着平时办公都很“豪爽”。某天在政事堂里，为了一件事和富弼争个没完没了，按理说富弼是首相，天字第一号大领导，你多嘴本身就是错的。他可不，几次交流不成功后，突然间率先不耐烦：“你又絮叨起来。”

富弼当场就变了脸­色­，絮叨是民间词，连当时的富商大贾们都不说，堂堂的大宋中心枢纽之地，居然变成了菜市场！他断喝一声，“絮是何言？”

韩琦不过是耸耸肩，没什么反应。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这是平时的小意思，韩琦的这种特­性­还能让富弼走下坡路，从权力巅峰上跌下来。用什么办法呢？简单，我们大兵就是粗枝大叶，不那么“细心”的。

富弼的妈妈在仁宗嘉祐六年的三月份去世，按惯例富弼要辞官回乡守孝，可惯例中还有特例，宰执身份的官员可以遇丧起复，回去悲痛一阵子还回来上班，官职不变。仁宗当时先后五次派人带诏书，命令他回京重当首相，却不料富弼无论如何都不答应。

问得急了，富弼才说出实情。原来他在临走前和韩琦有过一次谈话，内容就是宰执大臣遇丧起复是不是合适。傻子都知道富弼在说什么，他妈妈刚死！韩琦呢，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此非朝廷盛典。”

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富弼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是在说他是个留恋官位的贪婪人。一生清廉自守，没留下任何污点的富弼怎么受得了这个。尤其是想一想都刺心，如果这时他回来还当首相，就等于默认了韩琦当初是当面骂人。

天大地位，品德最大，富弼的首相位置就这样丢了。绝妙的是，占了大便宜的韩琦倒非常的生气，他公开埋怨：“我只是随便一说，他倒怪起我来！”真是活见鬼，就不说全宋朝都知道富弼刚死了妈妈，就拿他自己的身份来说，以次相地位，来说国家官员制度，尤其是谈话对象还是当朝首相，你怎么能随便一说？！

真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还能是卑鄙者的无罪证明。

抛开当时的恩怨，说赵曙即位之后两人的变化，富弼守满了三年孝，再回来时只能当枢密使，首相变成了韩琦。在他离开的这三年里，天翻地覆，韩琦有了拥立之功，加上文臣里最强武将的­性­格，他变得独断专行，为我独尊。

没人敢反对，可富弼不买他的帐，富弼同样以下级的身份（东西府平级，但威望职权稍逊）反抗韩琦，同样的拆上级台，拆得义正严辞，大快人心。

那是在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后的第二个月，赵曙一边给亲生子女加官，一边给亲近大臣们升职。宰执大臣们人人有份，韩琦和富弼首当其冲。韩琦是首相迁右仆­射­，富弼是枢密使迁户部尚书。照例一番推辞之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收下了皇帝的礼，唯独富弼一连七次上书，我不要。

他的推辞理由，就是赵曙的劣行陈列表，其揭发力度和２０多年前鞭笞仁宗时如出一辙。

——“……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官谕，料陛下亦自知之。”

——“请皇太后权同听政，此非太后本意，盖不得己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者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

——“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二年，虫鱼草木皆沾德泽，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今日不忍见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

——“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

奏章写到了这个力度，效果等于零，赵曙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性­格中的挚拗外加牛皮糖­精­神显露了出来，无论谁说什么，他都当耳边风。

那好吧，这是他自找的，富弼这种良言相劝不管用，只好由司马光出场。再次强调一下，司马光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让对方不得不听他的。除了以后比他还犟的王安石之外，他所向无敌。

具体到这件事，司马光给皇帝搬来了一个台阶，赵曙不下也得下。

司马光以知谏院身份联合御史台，弹劾一个宫里的太监。此太监非同小可，除了没有十全大太监王继恩的显赫军功之外，权力、资历半点不差。他就是从刘娥时期就隐在宫里的实权人物任守忠。

简短节说，司马光和御史吕诲列出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着实吓人，如果一项项都是真的，那他就是个从刘娥、仁宗时一直潜伏到现在的超级敌特，其实只看第八条就成了。“……规伺语言，撰造事迹，往来革面，进退异词，使两宫交斗，遂成深隙。”

赵曙和曹太后失和，完全是任守忠挑拨的。这个罪名有没有，实在不好说。任守忠到底有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法深究。要看的是弹劾背后的文章，司马光要求把任守忠斩首，说这样才能让两宫合好，那么作为赵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那就是说任守忠无罪，他和曹太后不和另有原因；答应了，就证明他的不孝是受人挑拨，是个不明真相的误会。

这个台阶好不好呢，只要赵曙还有一星半点的理智，就该借坡下驴，挽回自己的声誉了吧。事实上他也在犹豫中，这个人的­阴­暗心理还要再过些日子才能大爆发，让全天下人都鄙视。现在他的犹豫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觉得他另有隐情。

于是他的死党们就主动站出来帮他圆场，比如韩琦。首相大人说，“陛下登极之时，任守忠也有辅助之劳，可从轻发落。”这就有了个转折点。

却不料立即被富弼抓住了破绽，富弼抢上前去，高声对赵曙说，让全殿的臣子们都听得见——您的帝位是先帝仁宗亲自授予，是皇太后协助登基的，您只应该追念仁宗的顾复之恩，报答皇太后的拥佑之德，现在有人说某人有功，某人有劳，臣实在是想不通，难道是他们而不是先帝与太后让您即位的吗？

赵曙立即头晕，不管他心里是多烦多恨仁宗，他都不敢在这件事上含糊。如果把仁宗抛开，他的皇位就是个骗局，根本不合法。

没办法了，亲爱的韩琦，谁让你瞬间猪头三了呢？为了皇位，只好让你糗一次了。赵曙点了点头，韩琦当时正要上前辩解，看到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立即脸­色­大变，退了下去。

司马光成功了，任守忠被发配外地，赵曙到曹太后宫里承认错误，两宫风波至此告一段落。可韩琦却不想这么就结束，任守忠事件让他深深地警惕，危机终于出现了，富弼、司马光，也就是枢密院和知谏院，这两个部门非同小可，这两个人更加不容忽视。怎么办呢，只有立即出手，先发制人，打翻在地，这样才能把他唯我独尊的日子继续下去。

可惜他慢了一步，富弼己经开始行动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北宋史上第一次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公开争斗。双方使用的办法和目的，都真实地表露了各自主管大人的风格，还有人­性­。

枢密院在这年的六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要求把本院内部所有在职人员的工作关系理顺一下。这个要求不过份，可以说是再本份也没有。可直接触犯了中书省的权益。

事情有些历史积压，要从庆历年间和西夏开战的日子说起，那时出于战争需要，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合办公，提高效率。战争结束后，中书省不动声­色­地削弱了枢密院的权限，比如说在职官员的编制。枢密院共有１１００余员名额，可是只掌握了一少半的班籍。其余的都散编在两制、台谏、中书省，其身亡、致仕、升降、处分等等事宜，根本就没枢密院什么事。

富弼要求理顺关系，一来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二来也是在和韩琦对抗。可无论怎样，他都守住了一条底限，没有因为个人恩怨伤害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的是韩琦的作法，那就真的是“豪爽明快、不顾一切”了。他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甚至百姓们的存亡伤损，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韩琦在年底十一月时向赵曙建议，为了防止西夏人再次入侵，要在陕西各路大批招募义勇。规模非常大，达到了“三丁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在脸上刺字，成了乡勇。

陕西各路，除了商、虢两州之外，共刺勇１５６８７３人。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中书省在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宋朝最根本的家法，就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化为中书、枢密、三司。现在韩琦公然以中书省管理军事，摆明了是在玩火。更何况在陕西刺义勇，那是敏感地区，要闹出大事的。

富弼很犹豫，他看不惯韩琦的跋扈，可绝不想就此弄得不可收拾，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司马光站了出来。公道地讲，司马光的心灵太深遂了，里面充满了权谋智慧，一个人的官场生存技术到了这个层面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他的修养让他富于正义感，只是他不会像范仲淹那样尽全力去坚持。种种史实都可以分析出来，他只尽８０％左右的努力。当然，这己经相当了不起了。在这件事里，他一口气连上六道奏章，其中还有一份直送中书省。提醒韩琦和赵曙，国家自从西北开战以来，民生凋敝，人口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近年来水旱灾涝没完没了，突然间再三丁刺一，小心弄出民变，西夏人乘虚而入，就没法收拾了！

他的呼声像富弼的奏章一样被忽略，韩琦要的就是重新树立威严，什么叫一言堂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说话。

不过他这次错了，司马光不是富弼，富弼可以说是北宋老一辈深有君子风范的大臣中最后的遗类，在他以后，再没有人有那种谦谦之风，雍容大度，几乎每一个大臣都灵牙利齿，摇­唇­鼓舌，以吵架争斗为能事为快乐。司马光就是开山的鼻祖。

他直接找到了政事堂，在公开场合质问首相。韩相公，请问西北方面是帝国正规军最密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战争中证明过绝对够用，为什么还要突然刺勇？

韩琦微微一笑，后生小子，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军事，现在西夏的小国王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兵法云“贵先声后实”，我们突然间增兵２０万，西夏肯定会被震住。

韩琦满心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足以打发走眼前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书生了。谁让他本人是文臣里的武将呢？

非常可惜，司马光辩才无碍，在北宋史上的吵架王排名中一直浮动在第二三名之间，只有不久之后那位天地神佛都不放在眼里的伟人相公出场时，才能让他吃憋。韩琦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见他冷冷一笑，相公糊涂了吧，连起码的逻辑都搞得混乱。试问兵法为什么要用“先声”，那是因为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现在我们增兵２０万，不过１０天，西夏人就会知道真相，那时让他们怕什么？

真要打过来，我们用什么抵挡？

韩琦哑口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悻悻地说，现在告示己经贴出去了，以后再不让百姓们充军边防也就是了。

说到了这份上，基本上等于投降，这次为了俺首相的面子，也得做下去，保证以后不玩了总行吧。司马光的回答是不行。

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你这话连我都不敢信。

韩琦一脸地正义，我在此，你尽管相信。

司马光直视着他，非但我不敢相信，恐怕相公自己也不那么自信吧！

韩琦终于大怒，你何以这样藐视我？

司马光说，你长在此位，当然可以做到。可是你总有走的那天，别人作首相，看到了你的先例，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原样照搬吗？

至此韩琦终于理屈词穷，司马光句句都说在点子上，根本就不给他躲闪回避的机会。众目睽睽，韩琦还是有办法让司马光的努力变成零蛋。

他作愤怒状拂袖而去，尽管丢了面子，尽管没有道理，可我就是不听你的，你奈我何？陕西方面刺义勇的事还是照办不误。把大批的百姓扔上了边关，送到西夏人的刀枪之下冒险。

这种行为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送给韩琦四个字——政治流氓。

从仁宗去世，赵曙登基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富弼很悲哀发现，绝对的权力果然带来了绝对的腐化。赵曙和韩琦与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之前的赵曙多么克己守礼，淡泊名利。他在进宫之前曾有件事广为流传，给他竞选成功拉了很多的印象分。那是他父亲刚死的时候，一共２８个儿子，分家产时他什么都不要，最后勉强留下了一条金腰带，价值５０万贯。后来某件事急着用钱，托人去变卖，结果那人一时疏忽，居然给弄丢了。

那人吓坏了，跑来请罪，赵曙却一笑了之。丢了？那就算了……胸怀博大，潇洒磊落！当上皇帝怎么就这么多毛病了呢？

之前的韩琦更是没话说，战场官场哪一点都叫得响，人虽然强硬了些，但从没有小人过。做出了现在的事，一部分可以说是迫于无奈，选了赵曙就得挺到底，另一方面就只能从做人的底蕴说事。富弼当首相时人人心服，换到他整人的时候要拖累国家！

面对现状，富弼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心隐退。相信如果仁宗在朝，他不会对韩琦退让，相信他决心对抗，韩琦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再怎样，韩琦也比不上当年的辽国皇帝耶律宗真，于富弼而言，有什么好怕的？可惜现在是赵曙的天下，他的对抗只会招来无休止的破坏，就像这次的刺勇事件，韩琦己经失去了理智。

关于富弼的这个决定，有些人不同意。认为对恶势力的退让，是对光明和公理的犯罪。但退让也是种勇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他看清了赵曙和韩琦的真面目，离开，是对他本人，也对当时的朝局最好的选择。

富弼先是用２０余道奏章来辞官，再用八道奏章来拒绝退休之后的使相官衔，只以寻常职位离开了京城。在他临走前，留下了在英宗朝最后的一封谢表。

那是对赵曙和韩琦的不满以及警告。他明确地指出，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党争一样的官员倾轧，打击和报复己经没有限制，不仅是人身攻击，并且危害了国家局势。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在之前的北宋顶级官场一直都保持着平和、含蓄的工作气氛。这在一般的看客来感觉，是一潭死水。

没激|情，没意思。

可往后对比，就会发现这种气氛的可贵。没有争吵，问题就很少会激化，而一但激化后，国家的主要­精­力就会用在内斗、争权、清洗、报复上。国家也就完了。

事实上，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

富弼离开后，赵曙变得随心所欲，纵观朝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他在之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些非常绝妙的事。

当皇帝就是过瘾。

他就像玩一样，拿国家的顶级官衔当玩具。比如说富弼走之后的枢密院。有一个人叫王畴，本是翰林学士，官做到了这个位置，文采是不必说了，王畴难得的是口才也非常­棒­。某天晚上，他和赵曙偶然闲聊了起来，没想到互相非常投机。

赵曙很高兴，两天之后，突然任命他做枢密副使。一般来说，翰林学士是两制官，从两制进两府，很合乎逻辑，没问题。但具体到王畴的身上问题就很大。

宋朝有规矩，无论是谁，出任两府宰执，必须得有在外地做省长以上领导的经历。一来这会让宰执人选有独立处理事务的经验；二来是防止那些总赖在京城里享福，资格熬到了一定程度的官场老油条们混进最高权力机构。

这位王翰林就正是一根正宗地道的官场老油条，从登科之后一直３５年没离开过开封，人间天堂里过日子，哪里知道为政的艰难，百姓的苦楚？

眼看着出错，好在当天值班写诏书的知制诰钱公辅是个明白人，他动用了两制官的权力——“封还词头”。词头，是未生效的皇帝任命，只有两制官动笔按词头写成正规诏书之后，任命才会生效。而两制官一但觉得这个任命不妥，他有权把词头封还，拒写诏书，终止任命程序。

这是宋朝政府的一个非常开明，也非常英明的政策。就像当年赵普让赵匡胤得到一个小竹笼都等上两个月一样，为的就是制约皇权，防止滥用。

具体地说，就是防止赵曙这样的二杆子行为。不过二杆子之所是二杆子，其原因就是有个少根弦的脑袋。赵曙居然抓狂了，他也不想想北宋１００多年间被封还的词头不计其数，从根本上讲这是两制官在认真工作，对他这个皇帝负责。他认为的是，这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任命两府官员，就被驳回了，实在没面子！

他命令把钱公辅贬官，知制诰不要做了，到滁州去当团练副使。不料这个词头发下去，又被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给封还了。这个惩罚太重，根本不合规矩。

赵曙都快气疯了，他感觉严重地被大臣们鄙视了。为了挽回影响，为了增强威望，他决定把祖无择一块贬官，都滚得远远的！

很可惜，这个命令也没能实现，他亲爱的首相韩琦赶了过来，悄悄地告诉他这么搞简直就是不着调，皇帝不这样当的。

赵曙冷静了些，毕竟韩琦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但必须还得惩罚，钱公辅一定要贬到外地，祖无择嘛……知制诰继续当，罚铜３０斤。这事儿告一段落，通过这件事，当时的大臣们心里稍微对赵曙摸到了点底。觉得他是个情绪大于理智的人。

那就好办了，只要过几天，缓一缓，气消了也就好办了。大家都在等，几天之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认为时机成熟了，那天他到便殿汇报审刑院工作，发现赵曙情绪非常好。于是他委婉地提出了大家对钱公辅被贬到外地的看法，真是有些太重了，您是不是重新考虑下？

赵曙当天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钱公辅仍然被贬，一年后，卢士宗被贬广德军。

这么点破事，过了一年居然还念念不忘，真让人很惊奇。但参照下一件事，就会发现卢士宗己经很幸运了，有个人基本上没犯什么事，而且相隔了一年多，还是被贬出京城，去当地方官。

大才子，庆历名臣蔡襄。

蔡襄是当时的三司使，他的作风很温和，除了早年的《四贤一不孝》诗之外，基本上不显山露水。是那种默默做事，本份做人的好同志。可不知为什么，赵曙从即位开始就极端地讨厌他，隔三差五就要敲打一番，其没事找事的程度说来都让人发指。

某次蔡襄请了一天假，那是帝国排第三号的大臣，请天假有什么大不了的？赵曙火了，他当场发飚。说三司省掌管天下钱粮，事务繁多，蔡襄近十天以来请了四次假（哇，记得清），何不用别人？

请假的后果居然是丢官罢职……韩琦和欧阳修连忙走了过来，蔡襄是他们的老朋友，尤其是从来不像富弼、范仲淹那样不讲情面，说什么也得保一下。

韩琦说，三司省近年来办事没有失误，罢职无名。况且这时要找一个才识比蔡襄更好的，也没人选。

赵曙仍然绷紧了脸，连韩琦的面子都不给了。

欧阳修选择动之以情，说蔡襄请假是为了尽孝。他妈妈８０多岁了，近来多病，他没法不照顾。况且蔡襄只请朝假，不误起居，公事更没耽误过，罢免实在不应该。

赵曙意犹未尽，勉强不再追究。但大臣们惊奇地发现，打击蔡襄成了赵曙的主要工作了，从那次起，时不时地皇上就会关注下三司省的工作，变着法地找茬，总之一定要把蔡襄赶下台。

情况严重了，几个庆历老伙伴私下聚在了一起，问蔡襄你到底­干­了什么，把皇上惹成这样。蔡襄努力地回忆，可就想不起来。我真的冤啊，没事惹皇上­干­什么？

最后决定，由韩琦出面，去探听一下原因。之后就见韩琦脸­色­相当难看地回来了，仔细辨认，那不是事情难办的烦恼，而是吓的。

原来那涉及到了赵曙还在当皇太子时的一件隐密事。据说选了赵曙之后，仁宗半夜独自流泪，他想起了自己三个早逝的儿子，人近黄昏，连亲生的儿子都没有，怎能不伤心。这时亲近的内侍们出现了，比如任守忠之流，他们埋怨仁宗立太子太仓促，可以从容再选嘛，这个不理想！

这其中，也有“一二知名”的近臣，这些人还写了一些奏章，都是关于另立太子的。幸运的是这些奏章一直都放在仁宗的卧床上，赵曙登基后不久就都烧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赵曙到底看见过没有，尤其不能确定的是，那“一二知名”近臣到底都是谁。

看韩琦的脸­色­，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只是说韩琦可能有心病，他当初就有过别的心思，写过那种奏章。而是说，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赵曙没亲眼见过，可是却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这是个要命的心病，怀疑上谁谁就会倒大霉，还没法解释！

可也不能听之任之，几位大佬想了又想，决定得跟皇上讲清楚，这不止是蔡襄一个人的事，不搞不好大家都麻烦。

某天他们集体进宫，由韩琦大着胆子问，皇帝知道有这么件事吗？这和蔡襄有关吗？

赵曙立即就­精­神了，说虽然没见过文字，但在庆宁宫，也就是他当皇太子时的寝宫时，就听说过了。是蔡襄写的。

韩琦长出一口气，没亲眼见过……是蔡襄。好，非常好。第一没实据，第二不是自己。他小心翼翼地劝说，说事出暧昧，到底怎样，得查清楚才能确定，总不能这样仅凭谣言就定案吧？那样以后随时都会有小人造谣生事，正经人没法活了。

这时候曾公亮加了一句，开封城是娱记最多的地方，狗仔队防不胜防，什么样的谣言都有市场，十有八九都不可信。

可惜赵曙的样子是摆明了不信他们。蔡襄就是犯人，就是当初要害他当不了皇太子，现在当不上皇上的那个死对头！

要说还是欧阳修最有学问，他换了个角度说事。他这样问，皇上您觉得这事到底有没有呢？

赵曙更绝，把角度再颠倒了一次才回答。这时大家要注意，他的独特思维出现了。“虽不见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

是没看见实物，但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吧。

与其说韩琦挤走富弼用的是流氓政治，赵曙这就是流氓逻辑。在证据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证明证据不是绝对不存在的！

欧阳修有点头晕，但古文运动的复兴者毕生的能耐就在以理著文，就是凡事先把道理想清楚了，才会动笔写字。这就要求他时刻处于辨析状态，任何疑难杂症在他这儿都有解。

他平静地劝说，皇上，无迹可寻的事不可信，其实就算有真凭实据的也作不了准。比如仁宗时期夏竦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信给富弼，诬陷两人密谋造反；前几年还有人伪造了我本人的奏章，建议减少宫里的内侍，结果弄得太监们见了我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人。这都是例子，所以别说没文字，就算有，也可能别有内情。皇上您还是算了吧。

这样的劝说入情于理，拿事实说话，可以说非常到位了吧。不，赵曙的潜能完全被激发，他的流氓逻辑上升到了一个空前无耻的地步。

——肯定是蔡襄，不然，“为何造谤者不及他人？”

按他这么说，世上所有受害受苦的人都是自作自受，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出事儿呢？为什么，一定是你自己的原因！

别说是一个皇帝，就算一个泼­妇­说出了这种话，都应该享受耳光级的待遇。完全就是欠抽型的。谈话到此结束，就算语言大师到了欧阳修的地步也没话可讲了。大家摇头苦笑出门去，今天实在长见识，蔡襄，算你命苦，到外地上班去吧。

蔡襄走了，换上来的人是吕公弼。吕公弼是吕夷简的二儿子，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比如他在之前就当过河北转运使，开封府尹，尤其是在至和年间就当过三司使。可是与赵曙的第一次谈话，聊到为什么这次还选他时，差点没把他气死。

赵曙说，你还记得当年吗？我做王子时嫌马匹不好，派人到三司去换。你说身为宗室，应当避嫌，就是不答应。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你了。

嗯，就是说选顶级大臣只看中浮光掠影的一些小事，不去评估整个官场生涯的贡献了？吕公弼越想越郁闷，这到底是夸奖还是否定，传出去别人会认为他当上计相，完全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小机遇，是个投机取巧之徒！

其实他没必要这样难受，相比之下，他还算是说得过去的。赵曙接下来提拔的人才叫好玩。比如三司度支判官皮公弼，这位老兄又贪又­奸­，是全开封著名的大贪官；再比如集贤院直学士王广渊，这是全体士大夫公认的钻营求职，不顾廉耻的人中第一名。

至于为什么会提拔他，很简单，王广渊是赵曙没当皇太子时的幕僚。

综上所述，乱七八糟，但也很容易就能挑出其中的主线，赵曙完全是以个人的一己好恶为标准，选国家的栋梁大臣。这是所有时代里做领导的人最要不得的一个恶习。他自己是痛快了，可拿的是整个国家管理层的有效运行开玩笑！

打住，这很可恶，可从全面分析英宗朝事务的角度上看，还是片面的。因为这只是从国家的管理层面来说事，还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层面而已，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都要从赵曙的特殊心理变化来解释。我们只有回到这一原始点，才能承前启后，把他即位以来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常事？

从他被选为皇太子时的玩命拒绝，到他即位当天的逃跑失神，再到仁宗葬礼上的不孝行为，直到现在大封亲信，还有即将到来的英宗朝第一大事。这一系列事情的幕后原因，就是一切事务的原发点。它马上就要揭晓了，从赵曙的终极心愿开始。

大封亲信之后，赵曙想到了自己最亲最近的那个人——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现在他是皇帝了，天下万邦，名爵封号，都由他随心所欲。一个区区的王爵，濮安懿王，怎么能够表达他对生父的敬爱和留恋呢？

他下旨命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首先要肯定，这个命令本身是没错的，身份水涨船高，他成了皇帝，他的生父母们自然也都要有个说法。问题的矛盾点集中在到底要怎样拔高，拔高到什么地步。

简短节说，群臣们的讨论结果，第一次是为赵允让追封高官，三位夫人并封为太夫人。持这个观点的是翰林学士王珪。他被驳回了，宰相们挑出了毛病，官职只是官职，真正要议论的是赵允让与皇帝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直指要害，的确这才最关键。从血缘关系上说，赵曙是赵允让的儿子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如果在官方文件上承认了这一点，就会造成赵允让是赵曙的“皇考”，即现任皇帝己经死了的皇帝老爹。

赵允让和仁宗赵祯并列了，宋朝平空多出来了一个皇帝！

这事儿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太明显了，没有什么能隐藏的机密和必要，可每一个人又都遮遮掩掩，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口是心非。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就有天大的后果。

王珪选择简单­性­接招，要名份，那么只给出名份。他根据血缘关系，赵允让是仁宗的哥哥，那么于赵曙而言，就叫他为“皇伯”。这样准确又贴切，咬定了两点，第一，赵曙是仁宗之子，赵允让只能是“伯父”；第二，皇伯不是皇考，宋朝算赵曙在内，仍然只有五位皇帝。

韩琦一见就怒了，耍小聪明，想蒙混过关？他指示欧阳修出面，把内定的最高指示露一点口风，好让下边做事的人有个方向。

欧阳修根据《礼记》说了一段话——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以前汉朝的皇帝就有过例子，比如汉宣帝刘病己。现在王珪提出的“皇伯”说根本毫无根据，依“礼”驳回，重新讨论。

中书省第一次露出了真实意图，这不许那不许，明摆着只有皇考、皇帝才是唯一的目标。这激怒了当时绝大多数大臣的愤怒。因为仁宗尸骨未寒，刚刚入土，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份，是可忍孰不可忍，无君无父，乱臣贼子！

这时要说明一点，身为千年之后的现代人，我们对“名份”、“名节”这种词汇己经相当地不感冒了，只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实际问题才能让我们敏感。对此我们要辩证地来审视，因为什么都是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宋朝的名节等事很幼稚，对１００年后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观点也肯定不合时宜。

所以我们不能嘲笑宋朝人当时的激动，而应该承认他们对是非对错的认知、坚持，这是一个长久存在力图振作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素质，是应该赞扬的。

更何况公道自在人心，赵曙、韩琦等一伙儿人做得实在过分。当时的台谏官们基本上还都是仁宗朝所遗留下来的，比如知谏院司马光，还有御史中丞贾黯。贾黯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在宋史中默默无闻，可他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在司马光之下。

他是一位状元。宋史里状元多如牛毛，贾黯有他特立独行的地方。

贾黯是司马光和范镇的结合体。司马光为了刺勇的事进中书省和韩琦当面辩论，贾黯为了更加敏感，谁都知道是事关现任皇帝的老爸的皇帝名位的事进中书省和全体宰执辩论。

和韩琦争吵，和欧阳修辩论，和曾公亮、赵概这样不作为玩沉默的大臣较劲。这样的事他三番五次不停地做，摆明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结果从长远里看，是给他自己挖坑，更给子孙后代招祸。从近处看，就是他把自己气病了。

那是真的、很大很重的病，远比范镇当年为了立太子的事百日愁白头严重。这时是五六月时，到了九月份，贾黯就病死了……回到当时，欧阳修的“皇考”暗示出炉之后，大臣们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大有争先恐后的架式。大事不妙，韩琦们想出现新的一招。

你们不是能吵吗，那就都别吵了。由赵曙下令，前一个指令作废，也就是要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的命令作废，命令由专门机构，负责朝廷礼仪的太常寺出面决定赵允让的名份。

这个命令实在是英明，当时反对派的大臣们都面露悲愤——真是太卑鄙了，一来太常寺只是个小部门，中书省的话不敢不听；二来看一看其部门领导，大家就会知道其中的玄妙。

是给赵曙争来太子位的范镇，铁打的保皇党！

不过事后证明，严重失望的恰恰是赵曙等人。范镇接到命令之后非常认真，他先是给出了答案，既尊仁宗为皇考，那么对濮王而言，不论是称帝、称皇、称考，立寝庙、论昭穆等等所有的皇帝规格都是错的。而且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来反驳欧阳修的《礼记》，把“皇考”说彻底否决。

最要命的一点，是他还把事情爆光了。范镇根本没给韩琦等人任何斡旋的机会，把上面的结论直接写成公文，上报给赵曙。你要太常寺的讨论是吗？这个就是！

韩琦气得目瞪口呆，这群该死的书呆子……真是又臭又硬，不识抬举。他把范镇叫进中书省，满腔怒火化作大批口水，要喷得范镇满头满脸。不过真见了面，他张了几次嘴，只骂出了一句话：“范镇你搞什么，诏书是要你们资材料找根据，谁让你们这么快就递交公文的？”

天公地道，他只能挑出这个错。

范镇不­阴­不阳地回答，做臣子接到诏书，只能尽力去办。难道做得快了还是罪吗？

韩琦哑口无言。

韩琦没话说了，台谏官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御史台方面的吕诲站了出来，他指出现在的圣旨就跟做游戏一样，先让百官议论，没有结果就下放给部门定名，诏令反复，宋朝１００多年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皇帝，你不觉得脸红吗？

司马光的资历比他强，说的话更尖锐，第一次把濮议事件上升到了两派对立的层面。他说经过集体讨论，除了宰执之外，全体一致通过“皇伯”说。现在举朝之臣，除了“挟­奸­佞之心”附会两府蛊惑陛下的人之外，都知道称濮王为“皇考”不妥，您应该很容易就分清谁忠谁­奸­。

到此为止，矛盾还没有真正升级，只是要分出来谁对谁错而已，真正让矛盾激化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无所不能的老天爷。

一个月之后，开封城大雨，雨大到了什么程度，以北宋为限，从所未见。先从民宅说起，只见大街就是黄河，小巷就是渭水，整个开封城就像个寨门清晰，规划合理的水军大营。街道上漂满了无边无际的家什杂物，牲畜尸体，而最多的就是人的尸体。

过百万的居民，能查出姓名的尸体就有１５８８具，没名没姓的可想而知。在这场劫难中，我们的赵曙先生仍然是最耀眼最闪亮的那颗明星，做得比每一个人都出­色­……不，是出格。

外面­阴­云密布，暴雨如注，他不说去找诺亚方舟，反而派人通知官员们照样上班。当天他坐在崇政殿里等着，快中午了，连宰相在内只到了十几位。他很不满意，正准备发脾气，有人来报告，皇宫也进水了，现在水位越来越高，您看怎么办？

简直是火上浇油，这种小事也来麻烦我？赵曙一怒之下说出了最常识的答案——开闸放水。把西华门打开，把水排出去。

这个命令真是太英明了，充分地显示出他是当时宋朝空前庞大的衙内集团中的­精­英分子的本­色­。他不想想，历朝历代所有的皇帝都会把自己的宫殿建在本地区最高最好的地段，哪有在坑里睡觉的大爷？这时皇宫进水了，皇宫外面的情况只有更恶劣，居然要打开城门往外“排”水？

西华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水巨浪排空，奔涌而进。我没有半点的夸张，看一下后果吧。大水直奔东殿，沿途把一长排的侍卫营房冲垮，连士卒带马匹淹死了一大批。这真是创了纪录了，赵曙以登基不过两年的时光就让北宋的皇宫内部一次­性­死了最多数量的人。

空前绝后，除了金兵灭宋那次。

这次灾难也有个好处，就是让赵曙害怕了，这位公子哥猛然反省，是不是上帝在跟他说话，用水灾来提醒他私心杂念不要太多，不孝忤逆也要有个限度？想到这个头皮发麻，他写了一份罪己诏，说下大雨都是我犯的错，各位员工，你们不要客气，把我错在哪儿都列出来吧。

司马光第一个响应，他列出了三点。一，听信馋言，对太后不恭；二，对两府弄权不查；三，不听台谏善言。

御史台方面由新任的监察御史吕大防出面，总结了八句话。由于内容基本雷同，为了节约篇幅就不赘述了。我们看的是结果。

结果是随着大雨的消退，赵曙他不怕了。罪己诏墨迹未­干­，他就使了些小手段，让对他说过话挑过错的人统统地消失不见。比如说前面提过的贾黯，这是自己病死的；他手下的御史台人员，派出三个出使辽国，远远地支开；知谏院这边是给司马光升官。

司马光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从今以后陪皇上谈天说地增进学识，至于烦人的公务嘛，那太俗了，以后你就不要再管了。对于这个安排，司马光接受了。前面说过，他为国家利益只尽８０％左右的努力，这时己经到了他的极限。

这一系列动作做下来后，宋朝的台谏官基本上就没人了。回顾一下，在仁宗朝，御史台方面大概经常保持在二十人左右，后期时减员也能有十多人，现在御史中丞病死了，没有新任官，下面的御史只剩下了五人，除去出使辽国的三个，只存活下来两个。

知谏院方面更惨，司马光走了，新任官也是空缺，他手下原来只有……别害怕，到了英宗朝只有一个官员，现在还被派去了辽国也当了使者。堂堂的大宋知谏院名存实亡。

整个台谏部门，只剩下了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叫吕诲、范纯仁、吕大防。

这三个人以后都是威名赫赫的大佬，不过这时还只是官场上小苍蝇，名义上是能弹劾宰相的言官，实际上没有资历说话都没分量。

分量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个过程与所面对的敌人有关。有什么样的敌人就有什么样的成就。比如韩琦，与韩琦为敌，注定了火花四­射­，你死我活。

三个言官以吕诲为首，他在年底时抓到了一个机会，冬至日大朝会，他当众要求再次召集两府、两制官合议濮王名分。这个要求又被忽略。减少言官数量为的就是削弱声音，小小的一个吕诲正是被忽略的最佳对象。只是没想到吕诲做出了司马光、贾黯都不敢做的事。

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韩琦，没有半点含糊，我说的就是你，当朝的首相。吕诲把韩琦上位以来的所作所为总结了一下，最后归纳成一个对比。

“观韩琦之才，未如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而骄恣之­色­过之。”

上面列出的这四个人名，都是各个朝代里废过皇上，欺过太后，迫害同僚，人神共愤的角­色­。韩琦做出的贡献远远不如他们，讨厌的程度却大大超过。他建议罢免韩琦的首相职位，贬出京城到外地当官。

弹劾奏章交上去了，再次石沉大海。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来看，赵允让的皇考身份正在一天天地生成，各种消息像暗流一样四处浮动，声势一天天地变大。吕诲越来越不安，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继续斗下去，在其位谋其政，要对得起言官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完全可以放弃，此时大宋朝共有官员两万多人，他们这三个小言官宛如苍海一粟，要他们来对付整个两府宰执外加皇帝本人，就算放弃也没人笑话。

可是他选择了坚持。在治平三年（公元１０６６年）正月间，他和范纯仁、吕大防联名弹劾全体宰执，把中书省里每一个大佬的错误都公开罗列出来。

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

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庇恶遂非，沮抑公议。”

至于曾公亮和赵概，他们俩的罪名是不作为。总而言之，这批宰执人员是“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应该全体罢免，像欧阳修这样的首恶更应该扔进大狱，严重处理。

面对这样的指责，谁也没法再沉默了。连当初吕夷简、甚至丁谓都没得到过“豺狼”的封号，韩琦和欧阳修哪受得了。宰执集团立即反击，和言官们掐成了一片。

宋朝的官场乱到了庆历新政时的规模。

现在我们要站得高一些，先抛开吵架的热闹，来分析另一件事。臣子们闹到了这种地步，除了三五个宰执之外，没有任何人赞同赵允让的“皇考”身份，为什么赵曙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呢？

为什么这么的固执？！

这不能用什么为生父争名分，进孝道有什么不对之类的废话来解释，根本没有半点的说服力。赵曙这样的固执是别有原因的，那是他们父子两代一直深埋在心底里，不敢对外人透一点口风，越埋越深，越深越痛的一段心事。

赵曙父子有个共同点，赵曙的人生经历我们都知道了。他因为仁宗无子，在幼年时曾经入宫，以皇子身份教养。这在他的心灵深处，正在成长阶段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曾经是皇位的继承人！只要不出意外，以后这座花花世界锦绣的江山，就都是我的。

他等到了，果然没有意外，仁宗的三个亲生儿子都死了……他的父亲赵允让就没他这么幸运，赵允让其实是赵曙命运的翻版，两人在开始阶段如出一辙。

赵允让在仁宗出生前，也曾经以皇子的身份进入皇宫寄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刘娥居然用一个宫女给真宗赵恒生出了亲生儿子！

美梦落空，多大的打击。再到后来，这样的悲剧在赵曙的身上重演。当年的张贵妃一心给仁宗生出皇子，怎么会留着赵曙这个祸胎在身边，把他给赶出来了。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赵允让父子一直活在热切地期盼和巨大的失落中。

每一个皇子的诞生都是他们的灾难，每一个皇子的死去都成了他们的节日。历史没能记载下来他们的具体表现，可赵曙被正式选为皇子时的玩命拒绝，和在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就证明了他是多么的在意。

当初我们迷惑他为什么认为当皇子是种灾祸，请参照中国老百姓得不到好东西时的惯常表现——福大祸也大，财去人安乐。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消停过日子最好了。

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强烈的话画音表现赵曙的心情——天哪，这是真的吗？真的死了？！赵祯终于死了？父亲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就此流下了哈喇子。

再回想他在仁宗灵前狂呼疾走，来回乱蹿——你也有今天，赵祯有种你爬起来看看，我就在你面前，我是皇帝了耶~~~~~你能拿我怎么办？！爸爸你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他还是死了！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发病了­精­神失常，是他乐极了有点过于亢奋。类似于现在一个穷光蛋突然中了３０个亿的超级彩票，天上掉下了纯金的林妹妹，换谁都得瞬间断电。

明白了这种心灵动态，才能理解为什么下面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皇家子弟，礼仪廉耻天天挂在嘴边的三十年如一日的忠厚诚实的好孩子，会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

注意，在中书省和言官们吵成一片，眼看局面没法收拾时，突然间决定­性­的一击到来，把所有的争吵都一刀切了。

皇太后有旨——濮安懿王、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晴天霹雳，谁能想到不久之前还和赵曙闹到痛哭流渧的曹太后居然会下这种命令，由她把一个外人提升到和自己死去的丈夫同等的地位上？这太不正常了！

可无论怎样诧异，黄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赵允让不仅是“皇考”，是皇帝死去的父亲，更得到了明正言顺的皇帝称号，他和仁宗赵祯平起平坐了！

那一天开封城沸腾了，除了五六个人如赵曙、韩琦、欧阳修一党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骂街，沉稳些的想到了里边肯定另有猫腻，脾气燥点的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曹太后。这个死老娘们，仁宗有哪点对不起你，居然关键时刻卖夫求……不对，她到底求什么呢？搞不清楚，这女人肯定疯了。

同一天里，赵曙保持着空前的清醒，他一边借坡下驴“答应”了曹太后的命令，一方面非常谦恭地推让了些权益。他也下诏——“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他没有接受赵允让称皇，三位夫人称后的指令，但保留了称亲。

看着很得体，另有小动作。他把赵允让的坟升格为陵园，再以园立庙，考虑到后面宋朝的皇帝们都是他的子孙，从此后四时祭祀不断，己经和皇帝的规格一模一样。

赵曙终于如愿以偿了，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没过两天，整个幕后经过就被吕诲查了出来，写成公文，大白天下。我们先不要管他用了什么手段，先看看是怎样的经过。

照例还是有正史版、真相版。先看官方的正史。

正史里说，治平三年（公元１０６６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中书省官员们在垂拱殿向赵曙汇报工作，什么事不知道，规格很隆重。韩琦当时正在祭祠，特意把他叫了回来。这时全体宰执到场，由欧阳修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另一份在中午时分，由一个太监送回了垂拱殿。

上面有曹太后的签押。

韩琦、欧阳修等人相视而笑，任命赵允让夫­妇­为皇为后的诏书就这样到手。正史部分就是这样，它把最重要的环节，即曹太后是怎样签字画押的都省力了，一个字都没提。

通过吕诲的公文，我们可以知道真相。

那是在事发的前一天，正月二十日，曹太后和赵曙在天章阁设宴款待群臣赏桃花。当时赵曙和宰执大臣们轮番进酒，大太监苏利涉、高居简推波助兴，曹太后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醉眼朦胧中，赵曙走到她的榻前，手持一份诏书，请她签押。她真的醉了，没看诏书上写的内容，就画了押。

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她怎么会想到堂堂的皇帝、首相、宰执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来蒙骗她一个寡­妇­人家！

这就是我一直在骂赵曙是个贱人的原因。一个人可以去杀，去偷，去抢，甚至去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如朱温，那些虽然可恨，但不让人鄙视。那是阳刚式的犯罪，我做了，怎么着！可赵曙这种人渣是躲在­阴­影里，想做又不敢，不做又难受，只好鬼鬼崇崇地下软刀子，最可恶的是做了表子还要立贞洁牌坊，他后面的作为才更让人作呕。

面对吕诲把事情挑白，公之于众的做法，赵曙害怕了。他不是怕他老爸的皇考身份再起争议，毕竟他是皇帝，他在五天之后就宣布濮议到此结束，这件事定案了。他怕的是后世史书上他的名声，坏事做完了才想到毁尸灭迹。

他首先想到的是和稀泥，先去安抚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位言官。这三个人自从曹太后的旨意生效之后，立即就交还了御史的敕告，回家抗议了。赵曙急忙派人把敕告送还，要求他们回来上班。三人说回来可以，但邪议必须废除，欧阳修等人必须法力。

“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等终无就职之理。”

这就麻烦了，摆明了是和宰执集团势不两立。赵曙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方面摆平，这时才真正显露了他的智慧。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居然还想着和解。

赵曙把韩琦、欧阳修叫来，三人秘密面谈，核心问题就一句话——爱卿们，言官宁死不低头，你们……怎么办？

韩琦的回答只有一句：“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

透过这一句，韩琦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怒火。­干­嘛，卸磨要杀驴吗？这时想要的都得到了，开始想着挽回影响，就要顺着言官来糟蹋我们？！门儿都没有。

欧阳修身为大才子，说话就有条理温和得多。他这样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那好办。如果臣等有罪，就留御史；若陛下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

取圣旨做什么？开除御史啊！

事到如今，赵曙终于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那名义上是手握乾坤，翻覆天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其实要比一介平民更加受制于势力。

没有势力，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就失去一切。做皇帝的人，更加没法背叛自己的标签。为此赵曙只能下令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城。但他清楚，这三个人是无罪的，犹豫再三，他叮嘱欧阳修，“不宜责之太重。”

别太过份了。

欧阳修没听见，赵曙的战争己经胜利了，他和韩琦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一定要把言官们彻底打倒，不然倒霉的就会是他们自己。可是谈何容易，赵氏王朝的政府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相互制约，在理论上谁也别想坐大。具体到罢免御史，就得需要两制官的配合。

宋朝规定，台谏官的任职罢免和两府宰执一样，都要有知制诰的诰词。而一但知制诰动用了封还词头的权力，吕诲等人的贬嫡就不成立。

有这个顾忌在，欧阳修还会听从赵曙的劝告，搞什么“不太过份”的事吗？那无异于自掘坟墓。当天他走出皇宫，在中书省里自己写了份贬御史出京的诏书，越过两制官，直接派人送到了吕诲等人的家里。他在赌博，赌的就是御史们的高傲。如果吕诲等人拉下脸来就是不走，一定要和他论个清楚明白的话，他就输定了。

可那时，高傲清廉的御史们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他们在留恋官位，赖在京城，贪图个人的享受。欧阳修赌赢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没跟他废话，静悄悄地离开了开封。但这只是赢了上半场，欧阳修仍然不敢放心。

还有另外三位御史没回来，在辽国当使者呢。两个月后，三位御史回来了，他们是吕诲等人的翻版，知道事情始末之后，立即缴回敕诰，回家“待罪”。这年的三月十七日，赵曙给言官抗旨事件画上了句号，吕诲等六人每人都得到了不同的罪名头衔，戴着这种荣耀，离开了污浊的开封名利场。

这件事有两个余波。一个是台谏大换血，仁宗朝仅剩的六名言官都下放了，谁来顶替呢？无一例外，都是韩琦、欧阳修的亲信，以及在濮议事件中赞成赵曙的人。

第二个是司马光的命运。他是这次濮议反对派里唯一一个不受罚，反而升了官的人。前面说过，为了封上他的嘴，赵曙把他调离了知谏院，他很安静地去上班，直到尘埃落定，他才再次出现，要求把他和吕诲们一视同仁，都贬到外地。

很动人，很公义。回想他在整个事件里的做为，没有任何一点能挑到毛病，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赵曙累了，他再也不想折腾了，同时就算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吧，也没必要再打压司马光。可仍然太片面，纵观北宋官场，司马光的官场生存技巧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在仁宗朝、英宗朝如此，就算到了神宗朝、哲宗朝，仍然无人能及。

他是个现象，绝对值得深思。

回头再说赵曙。这时他虚岁３６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精­神体力都处于巅峰的年龄，可是临近年底时，他再一次病倒了。鉴于他此前一直得病，所以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没有谁预见到这是赵曙的最后一个冬天。

他垮了，濮议事件耗尽了他的心力，这个过程中大悲大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这些他都要深深地压抑在自己的心底里，谁也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分享。他太累了，也实在是太敏感了。

他病了，在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终于可以为国家来做些事时，他倒在了床上，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与外界的勾通只能靠一枝不断颤抖的笔。

这种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只有最高层的几个宰执才知道。其中以韩琦最敏感，他每天都以交送待批的公文为理由，进寝宫观察。

赵曙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知道又一次危机到来了。之后史书中提到了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韩琦的耿耿忠心发作，为宋朝的下一代君王考虑。

他某天走出寝宫，迎面看到赵曙的长子，此时改名为赵顼的原赵仲鍼一脸忧­色­地站在殿门边。韩琦走了过去，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后来的神宗不解，随口说，“这是人子之职。”

韩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了四个字。“非为此也。”然后赵顼立即就明白了。现在请问，赵顼明白了什么？浅一些的说法，这是提醒赵顼，他老爸随时会死，你要永远不离现场，提防两个弟弟，把该得的皇位牢牢握在手里。

可是请问，赵顼身为长子，两个弟弟和他是同母。既长且嫡，怎么会被两个弟弟夺走皇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韩琦所暗示的威胁在哪里？把思路拨回到矛盾的原发点就有答案。他们仍然在提防曹太后，宋朝的皇位兄终弟及早有前例，赵光义就这么­干­过。考虑到赵曙本身是过继之子，登基后又表现得一塌糊涂，曹太后借机再立一个年长的皇帝非常顺理成章。

如果真成了事实，赵顼自然当不了皇帝，韩琦这三年多以来的混帐行为也会被反攻倒算。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正因为这样致命，所以才有下面韩琦不顾一切的表现。

十一月二十一日那天，赵曙的病情突然加重，宰执人等紧急赶到。韩琦上前提意，考虑到您的健康，请册立皇太子。赵曙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略微点了点头。韩琦立即命人把笔递到赵曙的手里，赵曙千辛万苦终于写下了七个字。

——“立大王为皇太子。”

大王，就是他的长子，人人都知道是赵顼，可这不规范。韩琦再说，“这肯定是指颖王，请皇上写清楚。”

赵曙挣扎再写了三个字，“颖王顼。”千真万确，连封号再名字，再无疑意。这时全场的重心瞬间转移，紧急召见翰林学士，进宫草拟圣旨。

当天的翰林学士是张方平，等他进来时赵曙己经进一步衰弱，无论他怎样请旨，赵曙都说不清楚。史书记载他长叹了一声，用手指在床塌上写画，张方平才明白了要立太子。

事情重大，就算韩琦拿着赵曙刚刚写成的亲笔诏书，张方平也不理会，他一定要赵曙当面再写一次。万般无奈，赵曙只有咬牙完成。当他终于都做完后，在场的人看到，两行泪水在他的脸上缓缓滑落。

他为什么要流泪呢？

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两位名臣的对答。走出寝宫后，文彦博对韩琦说，“相公看见吗？人生至此，虽父子至亲也不能无动于衷。”

韩琦冷冷地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什么办法。”

根据这个分析，赵曙是留恋皇位，想到病体难支要传位给儿子，他特别地难过。这让人想起了当年赵光义立太子时的咆哮：“人心皆向太子，将置我于何地？”他真不愧是赵光义的嫡系子孙，超强的嫉妒心如出一辙。可是深想一层，设身处地，就能发现另有隐情。

赵曙是个贱人不假，可人之将死，其情也哀，站在他的角度上，才会理解到他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哀伤。他平静地生存了三十年，突然间登上了人间至高点，这是福，还是祸？抛开国家、道义等外事，于他个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生，多像是场光怪陆离的梦啊！没想到这样快就醒，醒来后己将是百年身……史书只记载着冷冰冰的事迹，它没能记录下当天宰执们结伴离去后的福宁宫，那时空旷的大殿里，孤卧病塌的赵曙，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心声，才是他真正想留给世人的东西。

是满足，还是后悔，都无法猜测。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他死得都太早了。这不是说让他继续颠而倒之的折腾宋朝很有必要，而是他没有给赵顼，未来的宋神宗足够的成长时间。赵顼只有２０岁，是此前除了赵匡胤以外，宋朝唯此一例的非正统皇位继承人。

赵顼没在皇宫里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不懂、不清楚眼前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宋朝的寿命超过了１００年，它己经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的生命体，你不了解它，就没法适合它，更没法驾驭它。

非常可惜，赵顼直到人生的后期才渐渐地懂得了这一点，可那时早己太晚了……他会遗憾，整个汉民族都会遗憾，为什么赵曙会死得那么早。他真的应该再多活几年！

宋治平四年（公元１０６７年）正月初八，赵曙死于福宁宫，终年三十六岁。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１，资料掌握得不够；２，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仑­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毕。”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从神宗朝起。

《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的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佑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金兵入侵给耽误了。直到南宋时绍圣四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呢，他是范祖禹的儿子……这３０多年来元佑党人被折腾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己经上升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期望谁能公平公正地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的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己经散落人间，再也没法搜寻了。所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来说个清楚明白。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现有的资料层层剖析，分出真假。

然后……扔开所有的套话废话，把我想到的都告诉大家。

神宗赵顼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客观地说，与前面的五位相比，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我指他即位之前。在他前２０年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一件拿得出手的显赫事件。除了他出生时的祥瑞。

比较恶搞，他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的老鼠出现，吐出了大片大片的五颜六­色­的气体，多得就像厚厚的云层（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我无限的崇敬神宗他妈，未来神勇无敌的高太后，她当时没被呛死；更对宋朝的史官膜拜Ｎ次，谁都知道这是瞎话，他居然能想到用这个，真不是一般的人物。

接下来的事就是说赵顼是个好学生的各种例子，比如理解力强，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再或者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仍然穿戴整齐。等等等等，实在让人很烦。这些要是宣传他是沈阳市铁西区轻工街某小学的尖子学生倒是蛮够。

历代的史学家们应该钻研得更深些，才会挖掘出这人的很多的与众不同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人生，看着每件事都有偶然的成分，可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每个人都如此，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宋神宗陛下更是这样。

他即位时的年龄和赵匡胤当年离家出走时是一样的，都在２０—２１岁之间，这注定了他初期时超强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想做什么都必胜！

至于他的­性­格，与前五位皇帝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的强硬不屈。赵匡胤抛开不算，他天纵其材，无法估算。赵光义之所以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因为在成长期间他哥哥外出游荡，家里他是老大，没说没管的养成了独力­精­神。

赵恒挺惨，强硬的父亲总会有乖宝宝型的儿子，他的温和宽厚一方面是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养成的家教。

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个暴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管外不管内，刘娥可好，每天恨不得２８小时监视，各种调教终于成就了一代仁宗……

英宗陛下就不用说了，３０年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心理早就失常了。这样的人对自己用心太多，事外的事，包括儿子都会放得宽些。

神宗的成长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宽松，一方面教育更平民化。这是个最重要的区别，培养一个皇帝，和培养一个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尤其是他生长在开封城里，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

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前因先说这些，看他当上皇帝后最先做了些什么。第一件事，怎样给他老爸送葬。不管赵曙同志这一生活得怎样，他至少是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总不能随便埋了了事吧？那样影响不好，您不孝顺的。对此神宗先把三司长官叫来。

来，查查帐，看看我们有多少钱。只见三司搬过来像山一样高的账本，陛下您瞧，这里一笔笔都是进账，都是钱。神宗很高兴，下面的一幕就足以让他吐血。账本里都是钱，库房里却连根毛都没有！

以刚刚过去的治平二年（公元１０６５年）为例，年总收入是１１６１３８４００两，非常好，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却是……１２３０４３１００两，己经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史称“非常出”１１５０２１２００两，几乎是全年的国民收入总值！

这也就是说，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至于怎么搞成的这样，以后细聊，现在是年青的神宗捧着脑袋在龙书案上卧倒，搅尽脑汁得想出辙来。

没办法只能节约。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从现在起请大家把裤带勒紧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第二，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宋朝有些风吹草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暴动、皇帝休老婆、天上闪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争论。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

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有什么目的。

在这时，没人知道他会是“宋神宗”。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的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是实力派，他主管过三司，治理过地方，说财政，他是从仁宗朝开始就稳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里开篇词就石破天惊。他提出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这和儒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对立，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

就是他设计了英宗的葬礼花费，给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只是接下来就熄火了，张方平对国家以后的整体理财思路没有大方针。归根结底，他是个执行者，有各种各样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没有宏观设计能力。

吴奎，他是原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因为欧阳修在濮议之后被罢免了副宰相职位，他升入东府接替了位置。勉强算他是实力派，可是从奏章来看，除了文笔差了点，就是欧阳修本人写的。

吴奎一味地强调君子小人，什么帝王只要判断正邪之分，让小人滚远点，君子得高官，那么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神宗对此打了个哈欠，爱卿说得有理，下去洗洗睡吧。

韩维是根源派，他是神宗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他的奏章可以忽略不记，基本上就是张方平和吴奎的读后文摘，真正的内容是他和神宗背后的交谈，我们以后再说。

接下来的是韩琦。首相大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的奏章是一封辞职信。他说，按照惯例，前朝首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之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

韩琦今年整６０岁，花甲之年了，转眼间庆历名臣变白头。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他树敌太多了，再不激流勇退，小心没了下场。

韩琦在熙宁元年（公元１０６８年）九月间，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活跃起来。

又剩下了司马光，这永远是个独特的人。事后来看，他在这件事上和上面的人都不同，他留了个心眼。他写的第一封奏章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

１，官人；２，信赏；３，必罚。

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有点发呆，建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的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六个字，但要从这个六个字里找出来生钱救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个向导。实在挠头，皇帝私下里找到司马光，说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才说出了心里真正的话。他指出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己经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高峰的时候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做什么呢，２０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请想像神宗惊愕的表情。

司马光回复以一脸的圣洁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经看过的，名叫《通志》。它详细记录从古至今所有朝代的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的神圣，又是那样的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他很久，终于还是放他走了。这片刻之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的了解。司马光是滑头也是智慧有，他一眼就看出了神宗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早期时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辞，把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惹火，把为首的武帝的两位老师残酷虐杀。

宋朝虽然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他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询，可以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司马光走后，下一位是个不请自来的。己经６４岁的富弼由儿子搀扶着走进了皇宫，他审请和皇帝面谈。老实讲，对赵曙父子来说，富弼是个搅牙的人，他是仁宗派、太后派，从来不是现任皇帝派。

他来­干­什么呢？神宗猜不出，但他很敬重有原则的人。悄悄地说，他和他的父亲赵曙完全不同，人间世就是这么的怪，“子不类父”竟然很常见。

汉武帝父子相异、李世民父子相异、赵光义父子相异，赵曙父子也相异。赵顼这一生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把百姓平民也拉到了士大夫同样的关心层面，这不止是在宋朝，就算在整个中华历史中都极其少见。

他接见富弼。

富弼老了，白发萧然，身躯羸弱，腿脚有病，行走坐卧都要人扶持。可他的­精­神信念和从前一样，没有半点的改变。他凝视着年青的皇帝，说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人主之好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会投机取巧，在物资上会搜刮百姓，国家就会动乱；您所要做的，要像上天对万物生灵一样，让百官由本­性­做事，谁善谁恶就都会显露出来。那时，赏罚分明，国家自然平和安定。

大家认为这番话怎样？要说明的是，它在宋史中没有多大的分量，它被忽视了。历史证明，宋朝就亡国于此。宋徵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只这些零碎的“小东西”，就把中国的经济、民生彻底搞垮！花石纲、艮岳、九鼎等等等等，都是蔡京等六贼迎合赵佶的产物。

在公元１０６８年时，神宗领悟出了这番话的真实质量，他被眼前的这位庆历名臣所震撼，这不止是对方指出了皇帝心术的根本要点，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富弼为什么会特意进宫，对他讲这番话。

赵顼的这次求言是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作准备，富弼站在官场的边缘，冷眼旁观就洞查了真相，这是怎样的智慧与经验。为了这一点，他才问出了下面的一句话。

这句话里凝聚了有宋以来１００余年的沧桑与苦痛，但凡有点血­性­和自尊的宋朝人都日思夜想怎样改变它。那就是军事。宋朝自幽燕之役、雍熙北伐以来就一直没能扭转的屈辱外战记录。

赵顼是个有志气的人，祖先的难堪就是他的耻辱，他公开承认赵光义是死于契丹人的箭伤，他不认可真、仁两朝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他要夺回燕云十六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领土，这是一个让汉人热血沸腾地追求了１００余年，近来己经冷却了的一个伟大梦想……这时突然在一个２０岁的青年人身上苏醒！

赵顼曾经身穿金甲戎装去后宫见曹太后——­奶­­奶­，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武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集，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

这时他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

刚刚说出那番至理明言的富弼缓缓地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２０年口不言兵！

神宗一下子愣住了，这……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宦言，可这竟然是终极答案？！他一下子沉默下去，在富弼离开后很久，脑子里才形成了两个问号。

一，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

这是指司马光，相信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就是都不出头为国分忧？

二，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对外国的辽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地当老好人。

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改变现有的状况。可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个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查秋毫。这只是第一步，他更要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计划，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２０多年前的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有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儿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这个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１０２１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终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

一，飘忽不定；二，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处世­性­格。

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对他没有貌似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地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这人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个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机会进京，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力。他可以进京参与馆阁人员的筛选。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废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还放弃了举荐。请大家回忆前文，从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而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一二人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时，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于嘉祐八年时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审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再说近在眼前。

这就非常奇妙了，里面包含着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之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

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

或者还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最终目的。这两个１８０度大转弯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分析。这时就可以开始了。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就是他当王子时的亲信，前面说的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青的王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没办法，开封就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礼敬有加。

总而言之，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侍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

“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时间长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里扎了根。在这次求言过程中，神宗留了个后手，在帝国众多繁忙的，被仁宗晚期因病拖沓的，被赵曙濮议耽误的政事中，对江宁府下了一条指令。

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

截止到这里就可以说事了。话说以前那么多次的任命，王安石都推了，这一次怎么会例外呢？可例外偏偏出现了，他接到指令没有半点的迟疑，立即走马上任，当官去也。

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了，王安石是­奸­诈的，他先是有意结交未来皇帝的亲信，天天吹枕头风一样的给年青的神宗洗脑。再派自己的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在京城里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了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个纯洁的人。

对不起，这点证据还不够。一言以蔽之，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不是说只有邪恶的人才懂得兵书战策，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有意于发展的人，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后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实在太有缘也太重要了，他们俩再加上另一位现在还没有起步，要在两年后才考中进士的那个人，就是北宋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三个人。

是他们让宋朝兴旺、混乱、靡烂、亡国的。

放下那个人，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挚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但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

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己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这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

自然是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规定的，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

更何况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上了翰林学士，这个过程非常闹。

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拼五骊六的赋体，对仗公事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

司马光不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出皇宫之前，有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还是那句老话，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８０％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给皇帝写日记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１４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还是不收，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再来。

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不要也得要。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的２０％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

他注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作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２０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

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杨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韩琦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

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２０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

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栓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接下来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关于王安石的气量，我们在下面涉及到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青的皇帝惊喜交集。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才能让他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乃至于满清，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Ｇao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对司马光这番话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青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颖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

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１０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

这个部门平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君子中的君子欧阳修的推荐。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１０３２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个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

依此说来，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一篇上报于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材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己经去世，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任职史馆，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我们以后细讲。这时有另一件事己经发生，它与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己经故去，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１０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符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心­性­极其坚忍，并且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与老苏、大苏截然不同。以官场成就论，苏轼比弟弟差太远了。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他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１０３５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１０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爽俊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在石上大书一行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你怎么知道？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郎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公元１０１７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比如弟弟程颐２４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

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１０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宋熙宁二年（公元１０６９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那就是权力不足。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

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

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给发运使增加权力。

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吗？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

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５００万贯内藏钱、３００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是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１８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不知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针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Ｎ次重复。在他看来，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

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这时的文彩己经耸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天子门生一样，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一个人在宋朝笑傲人生。

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

为什么？

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羡慕的，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

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是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发生关系，就要看是谁在经商，怎样经商。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请大家鼓掌，他答对了。可以说苏轼是以一种空前愚蠢的脑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好生生地扼杀。

对，这种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粘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们是发现国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不知道所谓的秩序是宋朝哪条法律上所规定的，也不知道正确的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的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还都没登场。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处于均输法刚上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１００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要解释它的内容，史书上课本上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实在烦得很。悄悄地说，我从学校出来后，也有点记不清。

不过要理解，也很容易。说它，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

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一条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然有一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的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

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

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春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

向富户借，借高利贷。

高利贷是个可怕的名词，从古至今从来没消失过。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并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嘛。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

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交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

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黄不接的农民。

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利钱，即２０％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上，每年收回的是４０％的利息。

其它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规定，比如城乡居民都可以贷，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为了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等等很多，我们不必都一一了解，那与整体构思无关。只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规定了，不许硬摊派。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个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为４０％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可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知，当时宋朝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

不要震惊，请淡定地看下面的数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不相信吗？那么请参考现在，信不信就在我们的身边，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

当然，是指某些地方。

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出钱是最重要的，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

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的，向有关人士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绝对认真思考。具体的人，以苏辙为例。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人，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该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说的话站在了哪一边。

他说，这个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开篇就错），可是有二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了钱谁都眼开，都会借，还的时候就难了，就算绳捆牵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

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操­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ＯＫ。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的国情，不知道变法的终极目的——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皇帝送葬了，居然还要白白拿出钱来给农民救急度命，白救，当国家是无底洞吗？！

当务之急就是抓钱，能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

只是变化永远都比计划快，改革的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但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河北转运司有一个­干­部，具体职务是幹当公事，名叫王广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

仔细想了想，这个提议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内幕。第一，青苗法己经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争议，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经走漏出去了。

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这个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超级的无穷后患。收入，先看怎样巨大。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５０万贯钱。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可真是后患无穷。

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的影响。比如说这时百年无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国时的后周。当年柴荣为了备战，一举裁撤消毁了多少佛寺，可见人家的发展。

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比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但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承认宋史里对这件事评价。

第一，钱的来路不正。未来的圣人程颢说，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有持久­性­。对此王安石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的王道有正也有“权”，权，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４５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１５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对此，很想对伟大的王相公说，您似乎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这个例子举得跟现实没关系，荒年时为了救人可以不顾一切，卖度僧牒真的没什么。

就算发兵到国外去打劫，也没人把你当暴君。只是请注意，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至于王道长什么样之类的争辩更是瞎扯淡，这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动物都一直在争议中。

第二，王广廉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并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斗争概念的人都会冒出来个问号——王广廉和王安石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

说到这里，似乎我在说王安石的不是。他的法令不正，作法不对，概念不清。但是我得否认，我没这么想。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个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所以采取一些所谓“不正”、“不清”之类的手段根本就无可厚非。

想反驳吗？那么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例子我不再举了，我深深地信任当年教导我们的历史老师，他们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所以，王广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

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只是在真正实施时，变法派犯了新法里一贯的、最严重的错误——言行不一致。说是只在陕西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１５００万石的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以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本人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不差太多……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作人尚且不能无信，何况要取信于天下的法令。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里，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本人的决定。但是，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以上的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的理念还没有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

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

不得而知。能作出结论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变法本身、变法与守旧的对抗，都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

王安石走在公元１０６９年九月的开封城里，盛夏的阳光照耀着他，阳光炽烈，心情奋悦。他的青苗法终于出台了，推广之后的效果会怎样，与他本人的命运直接挂钩，正常想来，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可相反，它这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考虑也是白考虑，每一个做事的人都清楚，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总会有意外发生的。那就省下来点心神，去应付那些挑事的。

王安石每天都抱着这样的心态走进办公室。政事堂里坐满了顶级高官，一个个都面目可憎不知所谓，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思跟他唱对台戏。他有点奇怪，难道这几个月里他的打击力度还是不够吗？比如说，气死唐介，赶走吕诲，把他之前宋朝最牛的吵架王一个个都ＰＫ掉，还是震不住这票人？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四个月间、一个月前。

唐介总是和王安石吵架，两人之前没什么过节，基本上就近办公的机会都不多，可他从人品到能力，把王安石看得一文不值。于是吵架发生。结果可能是唐介老了，还有神宗不是仁宗，对他不是那么的小心呵护，他被王安石气得背上生疽死了。

这成了王安石的一大罪状。也就是说，大家要小心了，以后在工作上生活里，无论什么事，有什么想法，都要看准了对方是谁再说。老弱病残的一律直接认输，不然对方出什么意外你要负全部责任。对了，有一点得提一下，唐介死时６１岁，这个年纪了还一贯的热衷吵架，气死了是不是件心满意足的事呢？

吕诲事件比较灵异，具体说来跟变法没什么关系，所以一直没写。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英宗老婆，神宗的妈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而是岐王赵颢，爱到了每天必须见面，甚至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地做法，就是把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住。

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死得早，婆婆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了一个准则，就是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

其他的皇子一律赶到外面住，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

可高女士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的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有个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之后，她勃然大怒，命令神宗治罪，从重从严的处理！神宗没办法，当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章辟光没有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

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反对濮议时一个­性­质，都是对皇帝对道理负责，那么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

里面充满了大道理，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具体是，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罪状自然更经典，因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之后的事就不用说了吧，吕诲被踢出京城，滚得越远越好。真是不知所谓，这种指责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王安石至少在外表上保持了大忠大信朴野等优点，这难道还有别的说法吗？

以上就是王安石­干­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之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宋朝官场了。但是这时不行，没人服他。比如他每次谈到新法都要引经据典，说是周王、孔子、孟子等大圣人的主张时，都被人嗤之以鼻。

当天他走进了政事堂，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海边渡假村的风光，大臣们三五成群正在闲聊，见他进来，几句话就开始了­唇­枪舌剑。这时王安石感叹：“公辈坐不读书耳！”吃饱了闲坐没知识，都是一群文盲。

参知政事赵抃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气死你。

这段对话出自《续资治通鉴》，不用多高深的考证就知道有水分。注意称呼，王安石说“公辈”，这在当时是超级尊称，是对有身份的，皇帝职位以下的男子，最尊敬的叫法。

赵抃回的是什么？“君”。

一般来说，王安石是他的下属，或者学生，就非常合适了。可王安石是谁，不说当时的实权有多大，职务就不比赵抃低，凭什么小了好几辈？原因可以参照少年王安石向少年周敦颐求学记。

不过王安石也不会生气，与他马上就要面对的麻烦相比，赵抃这点小调侃真的只是毛毛雨。他很清楚青苗法出台之后，那些顶级大佬们会做什么。为了迎接挑战，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给一个人升官。

前面提过了一些王安石改革集团内部的人，貌似不少，其实非常可怜，能真心跟着王安石走的，不超过１０个，后来还叛变了一些。就在这个可怜巴巴的数字里，还有一些是在以后陆陆续续加入的，在青苗法刚出台时，人影都看不见。

提升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加老师，可以定期和皇帝面对面地讨论学问，要控制舆论控制皇帝的思想，没有比这个职位更恰当的了。

很快就会证明，这个决定有多英明及时。

同时另一项新法，农田水利法，也在紧锣密鼓地讨论中，暴风雨就要来了，除了加强各种防护措施之外，主动进攻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奇妙，不是嫌新法不好，青苗法恶劣吗？上马个更新的，看你们怎么办。

这些刚做完，第一波打击就到了。只是迎接这份打击时，王安石实在提不起半点还手的欲望，说实话，也没有还手的必要。

富弼辞职了。公开的理由是年老多病，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反对新法。反对归反对，富弼的作法让人很感慨。

比如说上书，富弼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从来不乱扣帽子，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小人。意见不被接受时，也不会恼羞成怒，找机会报复，他在不能阻止、不想参与的情况下，选择的是飘然身退。

不掺和了。

他临走时，神宗召见他，问你走后，谁来当首相？富弼答，文彦博。神宗默然，好久之后，又问，王安石如何？

富弼默然。

此后就离开了开封，从这时起，他再没有回到帝都，基本退出了纷繁杂乱，失去基本规范的官场。回顾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离去，能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君子作风。什么是风度和涵养，看富弼，君子不出恶语，君子不强人所难，这样的修养就算放到现代，也是一位标准的绅士。

近千年来，每个历史学者都感叹北宋从熙宁变法开始直到亡国，政治家们都是些心灵变态扭曲的报复者、迫害者，连起码的平心静气讨论事情的素质都失去了。是的，真的失去了，富弼是最后一个濒临绝种的古老物种，他之后，再没有谁能做到“克己复礼”四字。

王安石却没兴趣感叹这些，不是他不认同这种美德，而是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危机。富弼的离开，在官场上代表着一个信息，一种立场。他当初上台，就是神宗为变法派竖起的一块挡箭牌，想用他的威望延缓消弱反对意见。

现在走了，是再明显没有的信号，不陪你们玩了，好自为之吧。

果然，反对派突然间群起而攻之，规模之大，是北宋１００余年间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大事，比如庆历新政、濮议等等都相形见绌。现在我们看几个代表人物的言论。

范镇、刘攽、曾公亮、赵瞻。

范镇，大家没忘记他吧？仁宗朝英宗朝都大出风头。他翻了下历史书，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青苗法起源于唐朝的衰落时段，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

其他三人的意见大同小异，为了篇幅不一一赘述。在雪片般的弹劾反对奏章里，王安石保持了镇静，他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的那个人出现。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所深深忌惮的。

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

司马光。

司马光这时处在暴跳如雷的边缘，不过谁也没法看得出来。他的修养己经到了入神照座，不动声­色­的程度。这时他５１岁，有件小事在官场里流传。

一天司马光在办公，出了件急事，一个小吏冲进来报告。却见司马大人正襟危坐不动如山，当时就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结果又犯了个错，收得太急把蜡烛晃倒了，差一点就烧到司马光的袍袖，小吏吓上加吓，脚都软了，可司马光从始至终纹丝没动。只是目光如炬，一直紧紧地盯着他。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一个政治家起码的素质。

可这时他真的忍不住了，危机来得太快，直接威胁到了他本人的地位。王安石把吕惠卿提升到了崇政殿说书，他本人一直在迩英阁给皇帝讲学！

好你个王安石，第一，威胁我的位置；第二，不自己出面，派一个手下和我打对台，当我是什么？这绝对不能容忍。

他也不写什么奏章，直接去找皇帝面谈。见了面直接切入主题：“吕惠卿逢迎陷媚，不是好人（非佳士），王安石现在在朝廷内外受到诽谤，都是因为他。”

神宗摇头，回答：“王安石不好官职，自奉节俭，可称为贤者。”话里意思很明白，你别拿吕惠卿说事，王安石站得正，没谁能影响。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确实是贤者，可他不懂事又太倔，他不知道吕惠卿是真正的­奸­邪，是他的谋主，在幕后巧妙的指使他做事，这就让他背上了恶名。现在吕惠卿突然间被提升，很多人都不心服。”

神宗想了想，说：“吕惠卿说事时思路很清晰，像是个人才。”

“的确是人才，”司马光不动声­色­，话题悄悄地进入了他的节奏里，“吕惠卿确实文学辨慧，但是心术不正，愿陛下慢慢寺考查。江充、李训（汉朝、唐朝两大权臣）如果没才能，怎么会感动人主？”

神宗默然。

这个默然一般来说是讲皇帝对他不感冒，在结束谈话。可仔细查一下司马光的学术体系，再加上他平时对神宗的讲学，就会明白此默然不同凡响，吕惠卿的麻烦大了。

司马光不同于欧阳修等前一代君子，不会看谁不顺眼，逮住件小事就把小人的大帽子甩过去，他纵览各代历史，把天下人归为四类。

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四种人，以才、德两方面来划分。才德俱全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着重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区别君子和小人。

那就是一个人的才能不够，可品德够高，只会很有限的造福于人类，不会作恶（好心做错事的呢？）。可一个人满肚子坏心眼，才能又特别大的话，就会四处害人没事找事搅乱世界，尤其是对没什么能力，又特别忠厚老实的君子们，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小人，有才能的小人才最危险，最要不得。

根据上面的理论，具体到吕惠卿的身上，是不是小人的头衔成了给吕惠卿量身定做的首饰呢？当天谈话的结果是神宗默然了，他在思考，这就达到了司马光的目的。

作为一个超级官场斗士，司马光非常清楚，只用这样的谈话是绝对没法让吕惠卿失宠倒台的，要的是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一粒种子，从这时起，一直隐隐约约地笼罩住吕惠卿，让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和“小人”这个终极罪名暗和。

历史证明，他得逞了。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吕惠卿从来没有任何污点，可他的­奸­邪之名，却早早地就盖棺定论了。

几天之后，司马光对新政的攻击才真正展开。方式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在迩英阁给皇帝讲经上课时就近说事。

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开国时的事，曹参代萧何为相。这件事流传很广，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句成语“萧规曹随”。简单地说，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老了，退居二线，接任的是曹参。可是这人上任之后吃喝玩乐，任事不管，皇帝着急了，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派他儿子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曹参二话没说，­操­起鞭子，摁倒儿子，一顿狠抽。第二天上朝，给出了答案。

问皇帝，某与萧何比怎样？

皇帝答，你差点。

再问，您与开国之祖刘邦比怎样。

皇帝脸红，差远了。

答案出现，我比不上萧何，您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着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神宗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他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来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光的回答是北宋史上最雷人的一句话：“何止是汉朝，从夏、商、周三朝开始，它们的君主如果能格守禹、汤、周文、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还仍然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不信吗？以汉朝为例，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的政策，结果盗贼充斥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法令，汉代就此衰落。所以说，祖宗的法制绝对不能改变！”

这是雷吗？这是九天神雷。对他的话我不加个人分析，相信只要是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人，对司马大师的这番话自有判断。

好玩的是，历代史书里，包括近现代的宋史作品中，关于司马光的这番话的理解，都像是坐进时光机器，返回到当时和司马光私下聊过一样，替他来了段注解。说什么司马光身为中国最为传统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其人品、学问都足以为万世之楷模，尽管他说出“三代之法不可变”的猪一样蠢的话，可绝对不是猪。

他只是举个例子给年青毛燥的宋神宗听而已，要看他的本意，不要细嚼他的每个字嘛……对此我再次无话可说，人要为自己说出的每个字负责，为自己做的每件事负责，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居然到司马光的身上就不适用了。

奇哉怪也。

针对司马光的这番高论，变法派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他可以行使职权，也给皇帝上课。只是上课归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时可以不被打扰，吕惠卿上台时，台下面坐满了大臣，外加司马光本人。

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请看实况转播。

这一讲的内容基本规范在《周礼》，这好理解，什么都要返本溯源嘛，周朝有孔夫子都崇拜的圣人周公旦，看看人家当初是怎么规定“先王之法”的。

吕惠卿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庭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三十年一变的，是刑法的轻重缓急；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通过吕惠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起码是在用人类的语言来交流，就算周礼这种传说中的礼法真的存在，也得有个不断完善、各有适用的问题。

可是司马光就能把这些都抹平，要说一个人的才学、名望真的是非常管用的，达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了真理的化身。请看司马光的答辩。

——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肯定？）；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不是讲法律本身的变法。吕惠卿区解经义，实在可笑。

接着他开始发动群众。

——陛下，现在公卿、侍从都在这里，您可以问问他们，国家的秩序己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三司省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以罢免，但宰相不可以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么可以用“例”？如果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的众位大臣欢迎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之中回了一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他说对了，司马光的讥笑全面展开。

——改革就像修房子，一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截止到这里，抛开各自的道理到底是谁对，先看看交流的诚意。吕惠卿不管以后是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个政府职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这不是什么正义感超高，或者圣人指数过人，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个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的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抵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说“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的“君子”们对他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么能忽略呢？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者说出来的话是保守派、司马光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过去了！

吕惠卿的话找不到了，司马光的话却被记载了下来。富弼辞职之后，陈升之升了宰相，当时神宗曾经问司马光，爱卿，你对现任的宰相有什么看法啊？

司马光回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闽，指福建，陈升之是福建人；楚，指荆湖一带，王安石是江西人。依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陈升之狡诈凶险，王安石轻佻草率，南方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太祖皇帝赵匡胤曾经说过南方人不许当宰相，他们当了就要坏事！

不知道这番话算不算是抵毁，呵呵，尤其还是在私下里聊天时说的。背后论人短长，好一个大宗师风范！更加好玩的还在后面，在这次皇宫内部辩论会结束之后，不管是司马光占了上风，还是吕惠卿被隐掉了话一语中的，反正新法该推行还在推行。

不仅是青苗法，连农田水利法也上台了。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是官还是平民，都可以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等等对农业有利的事。民间办不到的，可以提请官方去做。官方除了配合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部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农业还有多大的潜力可挖。

这个法令，只要是脑筋正常的人都知道好坏吧。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没像西汉时王莽做的那一套，把大批的农民迁徙到陌生区域去开荒，弄得新田没开好，熟田都荒废。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历史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

错大了，司马光怒火万丈忍无可忍，决定发起总攻。这次他绕过了吕惠卿等爪牙，直接和王安石说话。大宗师是很有身份的，他决定先礼后兵，先给王安石写封信。

信是这样开头的：“……窃见介甫（王安石字）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己，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这段话在历史里大大地有名，几乎被每一本写王安石的书所引用。司马光的意思是说，王安石３０多年来名满天下，品德能力都太高了，谁都相信，他除非不当宰相，当了宰相，幸福太平的和谐社会立即就能实现！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客气话，先礼后兵中的“礼”而已，可是参照下“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大家是啥感觉呢？

这要是吕惠卿说的，就啥事也没有，可您是司马光，才德兼备没有瑕疵万世师表型的大宗师啊。

这封信非常长，非常有名，收录在司马光的个人文集中，哪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名字叫《与王介甫第一书》，字数超过了四千字，里边有三个议论点，可以说非常明确非常重要。

可是换来的只是王安石的一份不超过百字的小回条。于是保守派们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们的首领被轻视了，王安石竟然这样傲慢。

可是无论换谁当王安石，估计都会只回这百十来个字。理由太简单了，四千多字的长信里林林总总把以前开会说的各次发言都总结了一通，汇合成一篇大记录，要我怎样回复？你当时说的我当时都回答了，难不成我也跟你一样来个全面回忆？

你不烦我还烦呢。

事实上司马光就是不烦，他再接再厉，不达目的不罢休，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焦点集中，定在青苗法上。警告王安石，你要是再这么搞下去，不出几年，就会出现“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的可悲局面，国将不国了。

提到了青苗法，王安石不能再沉默了，说实话这是他的一种悲哀。人都说他辩才无碍，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再把死的说活了，随心所欲怎样都成。可是细看下，会发现他的口才不是顶级的。顶级的人，能通过谈话让反对派成为赞成派，把敌人变成朋友变成下属。

而王安石只能把对手说没词了，说得气死（比如唐介），这样造成的后果更恶劣，对手们只是一时没话，可事后越想越怒，变本加厉的找茬。何况，有些人是王安石永远都说不服的。

比如司马光。

现在王安石明知道没法勾通，还是回了一封三百多字的信。它在历史中也非常有名，就是那封《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信值得我们看一下，里边的话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了解王安石，判断出这段时间内他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确的。

针对司马光信里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天下怨谤”这五条，他逐一答辩。

——受命于皇帝，在中央确定法令，交给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这不是侵官。

——各条法令都有据可查，是先王先圣做过的，用来兴利除弊，不是生事。

——为天下理财，皇帝没有奢侈滥用，大臣没有中报私囊，不是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这一条可以和“招致天下怨谤”结合在一起说。说来真是很好笑，王安石的外号谁都知道，叫“拗相公”。就是太倔太牛，谁的话也不听，甚至皇帝都得听他的。这是历代学者、百姓最看不上他的一点。

可是反向思维一下，他听了，是个能接受各方面意见的好同志，是个什么局面呢？前面的这些意见哪条是先承认新法是可行的，然后在里边挑出些小毛病，让王安石完善它，从而新法变得更加利民利国的？

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些所谓提意见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派，意见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废除新法，回归到从前的局面里。在仁宗、英宗的时代里，我们士大夫大臣们过得非常好，你这个万恶的捣蛋鬼，凭什么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特权生活？！

由此可见，两派根本是不可调和的，是属于改革还是不改革这样的水火不相融的大问题。这样的事，你让王安石怎么不“拗”？不拗的话，改革还改个屁啊？

到这里，我们仍然要保持中立，我们要看清楚这段历史，就要让自己的感情始终不倒向任何一边。话说王安石的信发出之后，立即就收到了司马光的第三封。

这封信可以说是第一封的复制品，外加上对王安石人生走向的建议。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劝王安石，介甫，你还是就此退休吧，人生很美好，江南很美丽，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抛开这条建议本身出自于司马光的好心还是别的什么，还有作为国家高级公务员，以私人身份要国家重要领导­干­部退休是不是合适，我们只留意一点，注意，这时司马光要的是王安石走，然后我们留意稍后他另一次的要求是什么。

平心而论，这样的第三封信要王安石怎样回复呢？是同样复制粘贴一下第一封百十来字的短信，还是告诉阿光，工作永远比休闲有意义，开封是我的第二故乡，坚决不辞职？

无论哪一样，都会引起新一轮的争吵，和无穷无尽的书信往来。王安石选择沉默，不再写信，是不是一种很高的姿态，很和谐的愿望呢？

但在司马光的心里，这就是王安石的诚意不够了。作为他，己经仁至义尽，无论是私人方面还是官方角度，都对王安石完成了“教育”，你王安石怎么能不听我的呢？！

古人云，不管自己多么伟大，不管罪犯多么丑恶，不教育就砍人是不对的（不教而诛），现在司马光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努力，王安石不听，那么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心理安得地为正义而奋斗了！

只是现实是无情的，一来王安石的职位比他高；二来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站在一起。司马光站在朝廷上正义凛然，却没抓没挠，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不过只要留心，机会总是有的。司马光身为历史大宗师，当时的学院派领袖，得到了一个差使，主持最近一期的馆阁人员考试。

这是全国各地所有才子，考中了进士，得到地方­性­官职，­干­过一年之后的法定权力。他们可以进京来再次考试，向两制、两府等顶级高官迈进的途径。这次司马光给出的考题是——论“三不足”的对错。

所谓“三不足”，就是史书里总会提到了王安石先生最彪悍最好玩的三个不，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老实说，这三句话放在古代儒家学说统治全国的年代里，是百分之百大逆不道，泯灭人伦，反人类反社会的重罪。一般来说，只要说出口了，这个人就是从根子上坏透了，没救了。

天变，这是上天神灵的最高指示，­干­旱几个月，或者雨下多了，天上闪个流星，皇帝都要深刻反省是不是最近人品有问题，在王安石这儿居然可以忽视，不理会，不惧怕；

祖宗，这在现代社会里都是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敏感神经，何况在中国古代家庭里一切财政、婚姻、丧葬等都由父母作主的时代里。祖宗是什么，祖宗就是神！

不敬祖宗是什么？猪、狗、不、如……

人言，这是王安石最让反对派痛恨的地方。纵观宋朝社会，不管是哪个时代，就算赵匡胤时期，太祖陛下随时手提一只大斧，动不动就敲断某人的大门牙，也没让士大夫们闭嘴。“言论自由、言者无罪”是宋朝最让人向往的地方！

王安石居然……嗯，对不起，王安石也没说不让你们说，只是不听罢了，可这就是罪无可赦的死罪！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分析，因为我们比王安石比司马光都有智慧，现代的教育让我们明白天旱的原因是什么，雨下多了怎么办，还有，天上闪流星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围观，甚至许愿。所以我们要返回到宋朝的时代去理解这件事。

王安石真的说出这三个不，那么他真是个吨位非常大的傻瓜。简直是没事找事，身在火坑里还给自己买汽油。但是，要说明的是，王安石本人没在任何场合跟任何人说过这三个不。

从来没有，最多只是含糊其辞地表达了些许的类似意见。但就被正气凛然决不说慌千古第一完人司马光给总结成了这三句经典无比的语录。

然后还广而告之，选成了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的题目。请问这是什么­精­神？是不是无中生有，捏造证据，往人头顶上扣屎盆子的­精­神呢？

面对这样的事，请问你是王安石能怎么办呢，去否认？去找证人，说自己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死定了，有些事越描越黑，越否认越被人相信是真的。王安石顶着雷走到了皇帝面前，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日理万机，不留连声­色­，不贪图享乐，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百姓的安危，这不是害怕天变吗？陛下能广泛听取臣子意见，不管大小，只要有理，就不会拒之门外（这是真的，坏事就坏在这一点上），怎么能说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陛下自己想，仁宗在位四十余年，多次修订法律，怎能说祖宗之法代代相传，一成不变？

面对上面的记录，不管这种解释是不是最佳答辩，都映­射­出了王安石为人的本­色­。有事他不怕，绝不回避，正面交锋，不管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还是上阵交锋的战士，他都是个充满阳刚之力的男人！

王安石答辩之后，司马光沉默了，他己经找不到新的发力点，仔细地找啊，王安石身上还有什么能放大的东西呢？

默默地搜寻，这注定了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王安石不管政绩怎样，人缘如何，他身上的污点几乎可以归零。这足以让司马光找白了头也一事无成。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司马光沉默艰辛地努力中，从远方传来了一个喜讯。

前首相韩琦成了他的战友。这位三年前独领朝纲的大宰相从大名府寄来了一份奏章，这份文件的力量是天翻地覆级别的，它一举把宋朝当时的政局搅乱。

这份奏章很长，为了节省篇幅明确要点，我整理了一下，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青苗法执行走样了，和发布时的原文件不符。有严重的硬摊派行为。而且韩琦说，之所以有硬摊派，毛病就在法令本身里。

比如城乡居民里的上等户，本身就是所谓的兼并之家，人家有的是钱，根本就用不着借贷。管你青苗黄苗，与人家无关。于是问题出现，他们不借，国家的利息就会少得，为了增加利润，只有硬摊派给他们。可这公平吗？

第二，强硬凶狠了一辈子的韩大相公突然间毫无征兆的慈悲了起来。他说小民们借钱，借时容易还时难，到时肯定要皮鞭子蘸水死劲地抽，那会出人命的。皇上，那都是您的子民您的产业，不能这样凶残啊！

这两点，把年青的神宗皇帝给震住了。他的信心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起王安石各种法令的妥善­性­。手捧这份奏章，他一连串地感叹：“韩琦，真是忠臣。身在外地，不忘王室。我本以为青苗法是利民的，谁成想害民到这种地步？”

接着他自动地顺着韩琦的思路滑了下去，成了韩琦的代言人——朕想起来了，青苗法还有个大毛病。青苗法只针对农业，关城市什么事，为何在城市里也放青苗钱？

截止到这里，可以说无论是韩琦还是神宗说的都对。本来嘛，上等户有钱为何硬摊派，城市不种田你搞什么青苗钱，还有动用国家机关去追债，那注定了要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

可恨的是王安石居然还不服，他面对一脸忧愁悔恨的皇帝，还怒了（勃然）：“如果能满足借钱者的需要，就算是城市居民又怎样？”

一脑门子的钱，无可救药的钱痨！

好，说到这里了，我们就应该换个角度来想事了，然后两方面对照，来看哪个有理。

以韩琦奏章两个论点，第一，硬摊派。这是只针对上等有钱人来说了，不许硬摊派，那就是要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来维护兼并人家的既得利益。让吃进去的再也吐不出来，除非改朝换代时天下大乱，全民成土匪去抢，才能挖出来，这就是对了吧？！

明白了这一点，请允许我稍微的动用些猜想，王安石到底知不知道下边在“硬摊派”，在向有钱的，成为国家蛀虫的兼并人家硬摊派。我认为，他是知道的。可这有什么不好呢，青苗法的原始文件里的确有不许硬摊派这一条规定，可面对整个新法的大原则——济贫困、抑兼并来说，它是正确的！

一切都是阶级在作怪，伟大领袖说得对，一切的矛盾都存在于阶级矛盾里。大家要注意韩琦是什么阶级，他家世代为官，到他达到顶点，各种明暗收入多到不可思议，曾经有篇文章计算过，以包拯为例，他一年的官方工资就折合现在人民币数千万元。

请想像韩琦的收入！

再参照他在家乡买田置地，庄园大到无边无沿，到北宋末年，连岳飞都是他们家的佃户。知道为什么反对了吧，青苗法在砍他，和他这类人的树根。

再说第二，追债。

这真能让人气乐了，国家以一年四分利来追债，在韩琦的奏章里就能达到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惨状，那么请问民间一年七十二分利的高利贷能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时不见你出来说话，这时面对四分利就闹得不共戴天？！

一句话，不是国家追四分利的债有多狠，而是这断送了他们每年追七十二分利的大油水，这帮凶残成­性­的官僚，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

可怜年青的宋神宗还是太年青了，他每天坐在金峦宝殿上遥控全国，根本就不知道底下有这么多的鬼花样，根本就不知道韩琦的真面目是什么。

他只知道，韩琦是他父亲的大恩人，没有韩琦，就没有他父亲的皇位，没有他现在的皇位。于是，天下如果还有一个人可以相信的话，那就只有是韩琦……

宋熙宁三年（公元１０７０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废止青苗法。这条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请病假回家，不再上班。另一面反对派们欢声雷动。

努力终于有了效果，新法被打败，秩序恢复了！这是真的，截止到这里，新法只出台了三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其中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它倒台，其余的不攻自破。

一般来说，这事儿就是定局了。圣旨都下了，还能有什么变动？可是别忙，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法令，都要有一个过程要走。那就是所谓的法定程序，得由主管行政命令的宰相们下令，由翰林学士们拟旨，才能在全国颁布实行。就在全国的富豪级家族、士大夫阶层、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大臣弹冠相庆之时，有一个人有了个小想法，就是他的这点小想法，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

赵抃，前面说过的在政事堂里拿王安石开涮的那位副宰相，他作为一个标准的士大夫，认为马上就公布废除青苗法的法令实在是不大合适，因为面子问题。

这些新法都是王安石一手促成的，他现在还在京城，从官场行情，从以往惯例来看，他是注定了要在近期就辞职出京的。等到他走，我们再颁布废除法令，这才是一个有修养有品味的士大夫做事的方式。

两个首相曾公亮、陈升之看着他实在是哭笑不得，兄弟，都什么时候了，政坛即战场，你死我活刻不容缓的买卖，你怎么能突然间变态呢？

可不管两位首相大人怎样劝解、命令，赵抃就是不同意。本来嘛，仁人志士是不同于某些泥腿子南方佬的，记不记得伟大的导师孔夫子的贤徒子路是怎么死的？就连在激烈的­肉­搏厮杀中，都要把被打歪的帽子扶正了，哪怕因此而被杀死，那也是正义的死法，华丽的死法，符合道德情理的死法！

时间就在宰相们的争论中一天天地过去，一共过去了多少天呢？请大家镇静，那居然是整整１０天！事后想来，或许是赵抃真的很有底气吧。想想也是，一来圣旨有了，这是最高指示；二来宰相们都是自己人，尤其是从前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的曾公亮、陈升之，他们俩比赵抃还要急。可以说是同心同德，铁板一块。

于是就尽管放心大胆地吵，无所顾忌地拖吧！

直到１０天之后……这１０天在宋史里的地位独一无二，它决定了北宋的命运，让整个汉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之紧紧相联。１０天之后，神宗皇帝突然间１８０度大转弯，他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不再说新法的任何不是了。

反对派们惊呆了，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不可理喻，到底出了什么事？

宋史里给出的答案一共有三个。第一，吕惠卿捣鬼。这个“­阴­险小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前途都和王安石和新法挂钩，于是想方设法地指使很多人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石的好话。这许多人，指的是太监。而太监在神宗朝里的地位，嘿嘿，那真是重新崛起，非同凡响；

第二，就与太监有直接关系了。话说神宗从来没有出过开封城，青苗法的好坏只能从文件里分析，从奏章里调查。这时他终于坐不住了，悄悄地派了两个亲信太监，张若水、蓝元震出京，秘密调查青苗法到底反响怎样。

这两个太监回来说一切都好，尤其是没有摊派，一切自愿。神宗心里有底了，决定把青苗法推广全国；

第三，有一个人恰好在这时来到了开封。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定位没有异议，历代史书里口径一致，把他归为“­奸­邪”。他的­奸­邪之路就从这次进京开始。

他的名字叫李定。

李定的简历就有问题，他是王安石的学生，考中进士后，分配到南方秀州做判官。这时由审官院长官孙觉（王安石的老朋友，后来的敌人）推荐，成为京官。进京后他接触的第一个人是知谏院里的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有什么看法？”

李定回答：“他们都很喜欢。”

李常立即摇头，警告他：“现在这是京城里的热门话题，你要看住嘴，别胡说八道。”

李定没说什么，转身出来就找老师王安石。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不晓得京城里动不动就让人闭嘴。”王安石大喜，这时他正愁没人支持，突然间从南方来了第一手资料，简直是喜从天降。

他立即带李定进皇宫，去见神宗，把南方的推广情况介绍了一遍。之后神宗也大喜，从此他再也没有怀疑过。

李定的­奸­邪之名就这样产生了，是他附合王安石，去迷惑神宗皇帝，让新法这个毒瘤从此施虐天下，没法收管。可是换个角度想一下呢，先不说青苗法在南方的推广效果到底怎样，就说他进京之后见李常。知谏院的功能是什么，是防止宋朝出现权臣，出现一言堂，保持住言论自由的政治风气。

那么身为谏官，你有什么权力要别人闭嘴？何况事后找茬报复，实在没有工作上的失误，就拿李定家里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破事恶心人。

李定的事先放一放，个人再重要，除非是王安石本身，不然和熙宁变法的总格局相比还是无关紧要，我们可以另开一章，集中讨论下新法里各位“小人”的真假问题。

简单来说，宋神宗改变主意的三点原因就是这样了。按惯例，我们动用下现代人的思维，以跟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一毛钱关系的立场，再加上近千年来各位大师学者们无数口水仗打出来的成绩，来辨别下它们的真伪，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点是假的，第二点是真的，第三点保留­性­参考。

第一点，吕惠卿捣鬼。也许吕惠卿有这个心，我们再认为他有那个胆，可是他的能力有多少呢？从宏观上看，连王安石在熙宁三年二月左右都没有绝对支配宋朝官场的能力，他一个小小的新法研究室主任有什么办法左右皇帝的意志？

再退一万步讲，想想濮议中宋英宗、韩琦、欧阳修等顶级三人组，在皇宫内院里灌醉曹太后得到议亲诏书，隔不了两天，就被外界的御史们查出真相的往事。如果吕惠卿敢做这样的手脚，反对派还能不吵闹得满世界都知道？

所以可以肯定，没吕惠卿什么事。

第二点，神宗派两个太监秘密外出打探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说来这是神宗的一大绝症，北宋帝国在最接近完美复兴的时候，就是一个太监败坏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让宋帝国从前进一步海阔天空，后退一步万丈悬崖的一线天阶段突然掉了下来，而本来，宋朝己经把胜利抓在了手里……

这时派出的这两个太监，第一有名有姓，第二神宗亲口承认了。在不久之后，文彦博出面替反对派说话时，宋神宗说出，派了两位内侍出京，回报说没有扰民的事。才引出了文彦博那句貌似悲愤填膺大义凛然的反驳——“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

要是没有前边的分析，只看这句话本身，反对派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忠贞不渝啊！

第三点，关于李定进京一事一直都有争议，主要在进京的时间上。有说他是在事发一年前，熙宁二年时进的，可青苗法出台己经是熙宁二年的九月，考虑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此后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就能遍行江南了？

然后李定还要从江南到京城，在本年度以内参与吵架过程，这样的速度一般来说需要京广线、京郑线这样的现代快车设备才能完成。

何况宋神宗只为一个稍微查一下案底就知道是王安石嫡系的人的话，就既定这种级别的国策，那他真是个疯子！

所以李定顶多只是加重神宗重新启动青苗法、１００％支持新法的砝码。至于真正让他回心转意的决定­性­因素，应该还是那个梦。

由王安石进京所提出的，和他密谋确定下来的大宋国运走向的秘密宗旨。如果否定了青苗法，中止新法的进程，那些就都谈不上了，国家又会回来仁宗晚年、英宗当政时的颓废糜烂局面，甚至连那时也不如。因为至少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大臣分成两派，彼此水火不容的状态。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青时代的宋神宗在坚定之中一直存在的犹豫不决，这不是说他的本­性­中夹杂着软弱，细思量，其实是种心高志大的人通常都会得的病——追求完美。具体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一边企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一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年青的他没意识到，什么叫改革。那是要让国家刮毛洗髓，脱胎换骨，远比伤筋动骨强烈一百倍！不这样，怎么能改变１００多年以来的继定习俗，抢回来被各种特权阶级垄断霸占的国有资产……这件事他始终都是不懂的，因为他永远都在追求着完美。就在这１０天之内，他都另做了一件事，来拆王安石的台。

与司马光有关，他任命司马光做枢密副使，把只有名誉、拟旨等特权的翰林学士，提拔到了国家最高领导集团里。

司马光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之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加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资格，那是能拟旨啊，有非常绝妙的好处。

在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的最初几天里，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的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也就是说，司马光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经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请大家换位到王安石的角度来想事，不说这份诏书里指责的罪名成不成立，只说司马光前后两次的要求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上一次，司马光写私人信件要王安石退位。这一次，以国家公文形式要王安石出来办工。老大，你真神仙，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有人会说，王安石不该生气。两次有区别，上一次是司马光自己的意思，这一次是替皇帝说话，所以前言不达后语，也没什么奇怪。

不，细想很卑劣。

第一他可以不写，宋朝的两制官有权不写自己认为有错的诏书；第二，他写时为了泄私愤加重了语气。弄得后来神宗得替他擦ρi股，请王安石出来继续变法时，得亲自道歉。

——“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办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的是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

司马光仍然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

结果王安石出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惯例，上任前先推辞），把他的两府之梦打碎；第二件事才是向反对派大反击，以制置三司使条例司的名义驳斥这段期间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显示自己的合法地位。

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浮沉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总之乱得跟一大堆乱麻一样，不过经过­精­心梳理，还是能找出一根贯穿始终，为什么当年一定是这样发展的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主线。

青苗法的成败是变法派与反对派势力消涨的一大分界点。从这时起，司马光被压制在两府高官之外，韩琦的权力萎缩到大名府一城之内，稍后一段时间，欧阳修也退休回家，彻底休闲。开封城内能叫得响的仁、英两朝名臣，只剩下了一个人。

文彦博。

这个人在仁宗朝显示了足够的强硬，在英宗朝隐忍得非常成功，刚柔两方面都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在神宗朝的表现非常微妙。他再也不会喊打喊杀不可一世了，但是发挥的功能，却比韩琦这次正面攻击青苗法更加成功。

搞掂这些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没有变得好过，而是突然间陷进了暴风雨一样迎面砸来的板砖里。这次的打击和名臣们用声望，用经验，用各种有风度有面子的方法，通过皇帝来打压王安石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是什么话都敢说，说什么都合法的。

宋朝的台谏官们。

这一批的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谐的，是只适合微调，绝不能大动修改的，王安石你是错的！

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鲜明、最经典的一句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司马光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难道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

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

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于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和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

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和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和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不清，尤其是近现代的人还这样说，悄悄地讲，那也没什么奇怪，世界上永远有阶级存在，永远有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总是会成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简短节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抃这位追求风度的副宰相辞职到杭州当官，司马光也被罢免官职，出任永兴军。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辞职了。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提问，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作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职之外，根本别无办法。

杀了他们？疯了吧。

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怎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就是勾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级强大的文人们勾通，想想都是个让人疯狂的事情！

为此，新法的推行才有了些微调。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这时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熙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

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另样的。

比如说在熙宁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

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

——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

一直都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

可是有两点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们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格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总原则不放，这点不需争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所有国家，除了辽国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抢回来的土地白送出去。

只为了“睦邻友好”！

可怜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须得把那个大宗旨大秘密藏住了，不然弹劾他的力度会比现在强烈一万倍，他会成为万恶不赦，灭绝人­性­的战争贩子。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风格，也不允许他什么事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风运动。理智的作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

所以必须急着让新法显出效果。

这时不同了，借着变法派阶段大胜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才下达的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实施之后，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绝裂了。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欲望，和他怎么想怎么别劲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然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像，从来没任何人敢做的事！

为的，是一个统一思想，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地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由此看来，这项一直被认为是次一等，不那么重要，甚至多此一举的科举改革、课本改革，还是那么的可有可无吗？

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内部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

接下来仍然不能进入增涨国库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环境的第二项支柱型新法的推行里，还有另一件事要注意。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改革不仅触犯了某些人的特殊权益，更让整个民间都不适应，这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

有用舆论造势的，更有铤而走险的。想想宋朝之前一小股或兵或匪的造反者，都得动用京城禁军出去平叛的往事，如果真的出现各地烽火，乘火打劫的事，得怎么办呢？

别急，王安石及时推出了保甲法。

简单地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１０家结为一保，５０家为一大保，５００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大、都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

这是当时最初次颁布的内容，讨论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瞬间就能看清楚。第一，中国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平叛，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

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是不是比较有效果呢？考虑到身边就是自己的老婆孩子，相信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

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的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

­干­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的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数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之后国防、国内治安更加安全作准备。

唯有保甲法。

有人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想出来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儿，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除了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之外，还让一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

那么提问，历史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只要稍微知道些历史事件，答案脱口而出。

近现代流行崇拜曾国藩，他身为文人，扬名的却在武事，也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他的军队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湘军，就是他的湖南老乡们，清一­色­的乡下农民组成的。

不是农民他不要，因为打仗要的就是身强力壮、朴实忠诚的人，只要稍微有些滑头的，面临生死恶战时，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一点百试百灵。

其它的例子还有无数个，比如最近的时代，我们新中国的开创者们，他们的军队由哪个阶级哪种人组成？谁都知道，“工农红军”，其中贫苦的农民战绝大多数。

回到宋朝，几十年之后就有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岳飞。他就是个没受过任何官方培训，纯粹在民间自学成材的河南农民。

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保甲法的可行­性­，它的远景规划有多美妙就明白了吧。何况自从它实行以来，有一个好处立竿见影地就出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

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为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再没有任何叛乱发生。

这些做完之后，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

那就是“差役法”。

“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宋朝把所有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九等。这里先不说家产多少随时都会变动，比如家里着火烧光了，或者突然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只说这九等人家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九等里，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与这件事无关。上四等人家比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谁让你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你们聪明能­干­，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嗯，忘了说，要让他们当什么差。说来也简单，通常来说叫“衙前”。这个词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国家衙门前打杂。具体地说，比如国家收税，收上来的各种物资，粮米绢缎之类。注意，不是钱，宋朝的货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也没到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

除了现代社会，没任何朝代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物资，都堆在衙门里，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公务员来管，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户出人来看守。听好了，不白看，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得赔。

这是看守，收齐了还得运。各位衙前同志们，你们得押运这些物资，架着船赶着驴给京城里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那或许个把月的就回来了。要是很不巧，您是位江南人、岭南人或者广东那边的兄弟，想想来回得多远的路，多大的苦！

并且还要注意那个总原则，运到了没奖，运丢了你赔……话说两年前，就是熙宁二年时，神宗皇帝偶然间翻看内藏库奏章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事。

一个外地（哪儿的没讲）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七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到，这哥们儿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在他本地衙前得到了任务，风雨无阻地送来，被这边的衙门给忽悠了。

各种敲诈勒索，各种巧立名目，让这位兄台晕头转向应接不瑕，直到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而且还不敢逃，小心逃回去全家都有罪受罚。

想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让我们和宋朝人换位思考一下，就算股神巴菲特到了宋朝，他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股市里痛宰散户，可是衙前任务到了，从此没日没夜地忙，根本就没摸电脑的机会，你让他怎么赚钱，怎么养家糊口？

截止到这里，问题还没有激化。因为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灾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是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女户（没男丁）、单丁户等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刨除在外，剩下的基本就是第三四等户了。

这样多的任务，这样密集的中奖律，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并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三四等户破产之后的社会现象。

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从下五等户一跃而起，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就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号称开明第一、富足第一的宋朝，前１００多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这样生活着。

觉得很难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它的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

其它的，有一些还比较著名，比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等等等，简直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

长此以往，达到百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最重要的一点，是民间的生产力发展被限制了，而宋朝之所以还能存在，就一直因为它有钱。

可以花钱去买和平，花钱养着国内有可能造反的各路饥民、暴民。所以就算只从安全角度来看，差役法都要废除。于是王安石新法集团想出了“免役法”。

简单地说，免役法的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要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己的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国家用这些钱，去召募想当差的人。

这个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像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召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是总原则，我们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是的，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交税。这些税，由国家统一管理，召募各种公务员来运营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原则没有错。下面我们看它的细节。

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

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做“助役钱”。

除了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２０％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这叫做“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以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职业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

苏轼、苏辙两兄弟。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说的是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好，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他不是生活在宋朝，而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候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不是，那么很遗憾，国家最多有个“九品中正制”，可以豪门推豪门，好官你我当。

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那么以此为例，你苏辙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宋史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

截止到这里，还和他弟弟差不多。最­精­彩、最经典的在后面。

——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一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果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么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苍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危邦之陋风），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们哥俩一声，请问兄台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之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苏轼兄弟的话让人很烦，不过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之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懂得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暗无天日，生死两难是什么滋味。

那时，苏轼说出来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为那时，他己经叫苏东坡。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

免役法推行的过程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之后，看效果成绩，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留在京城里的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了前台。

文彦博。

他的风格变了，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琦的官场走势给了他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瞧，才三五年之间就回乡养老去了。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可是别误会，当某些一惯霸道的人学会谈心了，他的破坏力就会成倍的增涨。

在以后，神宗年青的心灵里时刻都被他的碎碎念纠缠着，终于在几年之后崩溃了。

说这时，文彦博随意找了些经常和皇帝见面的大臣，就像平时聊天那样（宋朝君臣间很随意，经常聊），说起了免役法到底怎样。

这一点就比司马光高，阿光和吕惠卿较量时聚众开讲剑拔弩张，弄得会场气氛随时爆炸，搞得皇帝也紧张，就算为了朝廷表面上的和谐，神宗都不会当场决定谁对谁错。

这时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形象，对２４岁的神宗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来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

这时的宋神宗一定以为戳中了反对派的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

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了他的话之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的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乃至于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的郁闷。

您是皇帝耶，是官场的领袖，是权力漩涡的暴风眼，怎么能说出这样幼稚，这样理想化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民间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他说出了官场的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我们就算站在现代人民权平等的大原则上，也没法否认，至少在满清灭亡之前，这就是中国官场上的真理。

听完这句话，神宗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对？

宋神宗可以混乱，他身在封建体制内，尤其是活在宋朝中叶，相对平静的时代里，基本上不会知道，历代国家灭亡，原因尽管更自不同，但都有个大的共同点——官僚腐败。

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腐败。

身处国家的头、尾两端的皇帝和百姓，他们中皇帝是绝对不想改朝换代的，百姓们有口饭吃，也没有脑子一热就杀人放火造反起义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坏事就坏在继续变坏，最后集体腐烂的贪官污吏身上。

所以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文彦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他们天生就是当官，天生就高高在上的话来。

于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没有资格混乱了。千年之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的官方人士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他们有理由这样骂。

因为人家是士大夫。

如果身为新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平等，官职不世袭的现代人，还动不动就说司马光是对的，王安石是错的，文彦博英明，宋神宗糊涂等等等等言论……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一个多月之后，大概是宋熙宁四年五月间，发生了一件事，让宋神宗、王安石都惊醒了一下。那就是著名的东明县事件。

这件事很乱，在官方就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事发原因，也就是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件事给闹出来了。现在我们综合一下，先从双方公认的开头部分说起。

话说五月间的某个早晨，阳光明媚，春风拂面，远处的花也开了，草也绿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开封城的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生意兴隆，涌进来１０００多个人。

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己经死了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己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

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为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暂停，事发到这里，应该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

开封府尹，东京市长，这就是他的职责。

就算他是新法的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１０００多人在开封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他不，他选择的作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事发之后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事隔一千多年了，没有书面证据留下来，我们不好胡乱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里边推波助澜，出了些高明的点子，这些老百姓离开开封府之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突入）王安石的私宅。

写匿名检举信的见过，到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示威的见过，有谁见过在太平年月里，１０００多个老百姓冲进总理家里去的吗？

这事就发生在公元１０７１年的宋朝里。

那天王安石还没有上朝，出了这样的事，可以肯定地说，王安石虽然贵为首相，但他家里绝对没有能随时对抗１０００多人的机动力量，这时他选择的不是逃跑，而是亲自站了出来。

他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么闹是为什么。乡民们回答，免役法实行到他们县里，他们的户口等级变了。

本来是第五等的穷苦农民，全都变成了第三等的富户。这样他们所要交的钱，就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要逼死人了！

王安石很震惊，相信那天早晨，他刚刚听到这回答的一瞬间，能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怕得浑身冰冷。很简单，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在这个距离里，新法的实施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九洲之大，中国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他的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那天他稳住神，告诉乡民们，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县的知县知道吗？

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是谁改了户级先不说，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上级。

可回答是，县官不知道。这就比较郁闷了，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发力呢？民众自发行为，１０００多个，就算有什么罪名，大家分一下，还剩下什么？

王安石清楚，他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件事肯定己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在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他告诉这些乡民，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让那里受理追查。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分为王安石版，以及御史台版。

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的做法比开封府还要帅，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立即散了！这回乡民们很听话，都走了。可是人走了之后，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帐本去划分等级，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

所以结论得出，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并且存心恶毒，变着法儿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说法。东明县的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他是现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要强调的有三点，第一，他不是变法派，一直是反对派；第二，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比如说德高望重的文彦博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第三，他现在己经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东京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从来没有谁去分辨这两个版本谁对谁错，并不是说分辨不出，而是没有必要。

在一千多年前，宋神宗不会去分辨的。己经够闹的了，何况这只是个个案，为了缓和矛盾，让新法尽量快、平衡地推行，根本没必要把事搞大，你死我活。

在一千多年以后，我们也没必要去分清楚是谁在说谎，我啰嗦这么一大堆，一来是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二来也是让大家能清楚地看到，当年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关于新法的推行，都有人敢耍花样。

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公元１０７２年），在这一年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吐蕃、西夏、辽国。

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太不准确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但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

至少这一点，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真理。例子非常多，比如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活生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

所以这个“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它。

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这些，在我看来，只有一句话的回答——没有深究。

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从始至终，如果想成功的话，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首先一步，就要把军队战争所需要的钱准备充足。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是怎样得出的这个结论——“变法=军费”之谜。

研究王安石变法，一般来说，历代有两种层次。第一，就事论事。这是根据王安石新法的每条逐个细想，与旧法相对照，再结合宋朝当时国情，来分析出他是错是对，是先进还是蛮­干­。

基本这种分析，最多只能得出来宋朝当时必须要变法，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而已。

所以，从立意上说，王安石是绝对对的；可是从细节上说，司马光等人也有道理。这就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论调查。

第二个层次，就是跳到历史的天空中去，结合历代史实知识，来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独创的吗？如果不是，前人实行过程中的效果怎样？

这种分析法出现，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会萎缩不少。因为查历史书就会清楚，他的新法极少有是他独创的，比如青苗法。总有人强调，这是他在做底层官员时，在某地实行过，效果非常好，才在全国推广的。不，不是这样。

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

什么救民不救民的，皇帝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老百姓。

再比如均输法，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这位在近期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其实也该骂，均输法都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飞腾，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这时的宋史只高不低，可真的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再比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其它法令，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根据。于是结论出现，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冠盖当时。

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刻薄些相当于文贼，偷窃古人成法，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真是脑子短路，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党争剧烈、外交僵化、经济崩溃，直至几十年后亡国……

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

但这就够了吗？除此两层认识之外，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比如说，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痴，他们作为当事人，总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里的成绩吧？

有那样的前科，怎么还会玩命的推行，不遗余力，不留余地，拿自己的国家猴耍，不耍死不罢休？

很显然他们都清楚，那么还这样做了下来，就一定有他们的用意。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

即“军费”说。

得出这个结论，首先要站在前两层认识的肩膀上，了解了第一层中宋朝当时的现状，再结合第二层里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却知难而进的行为，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参照之后宋朝七八年间发生的事情，才会得出“军费”说的结论。

而它的萌芽，却种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

我们回忆，他上台之后曾经第一时间“求言”，让大家针对国事敞开了说。就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曾经也写过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和这个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而之后，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有一个疑问，一直以来，提起宋朝的军人，如果要排名的话，三百年间第一人没有任何争议，是岳飞。具体到北宋，有人说是潘美，有人说是狄青。

说潘美，那是从战绩上讲，平南汉灭南唐，攻燕云战辽国，潘美是宋初时汉人最强的将军，这无可争议。远比“模范军人”曹彬强万倍；说是狄青，公平地讲，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悲悯苍凉的无奈情结。

自古英雄多悲剧，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实上，北宋还有一个人，他的战绩堪与潘美媲美，相比绝不逊­色­，甚至尤有过之。而他的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狄青千年传诵，而这个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里，被历代的写史、传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

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他首先是一个文人，走的是一条正统之路。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一个小官，分配在新安县任主簿，后调到建昌军当司理参军。

他很求上进，任期中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

他弃官不做，出去旅游了。而且看他选择的路线，就知道他肯定是脑筋秀斗无可救药了。身为长江边上的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陕西去。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想，这是不是考试不中升官不成之后心理变态，虐待自己找平衡？

十多年之后，那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亲身印证了一句成语——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韶在国家西北边疆上一个人游荡，他时刻关注着吐蕃、西夏、羌等异族的动态，这是命运的安排，当宋朝换上了一位年青气盛志向远大的皇帝宋神宗时，西北边疆上也恰巧局势动荡，孕育着一场即将重新洗牌，确立谁大谁小的风暴。

在这时，王韶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成了一封奏章，呈交给了宋神宗。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它在历史中的地位相当高，有人说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差不多。三国时孔明先生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王韶当时游离于官场之外，却把国际大事看得清楚明白，两者的身份，事情的难度都很像。

再看意义，《隆中对》确立了蜀汉的发展方向，占荆州夺四川，出宛、洛得天下。算得非常准，只是最后一环上关羽坏事，让这篇文章有了小瑕疵。而王韶的《平戎策》规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男­性­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样，他指出的战争方向，一直都在进行中，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在这个意义上，《平戎策》改变了宋朝乃至全体汉人的命运，它的意义又怎么能是内战­性­质的《隆中对》所能比？

但说来说去，它就是不被承认的。充其量，人们把它和五代十一国时，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时期的枢密使王朴所写的《平边策》相提并论。

只是局部的一点小分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为什么，也简单，在宋里不只是王韶一个人，王安石身边所有人，只要和新政粘边儿，就都是小人、卑鄙、­阴­险、生事的代名词。

好了，下面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平戎策》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平戎策》共分三篇，它论述的主题根源于一个现状——河湟部吐蕃的分裂。

河湟吐蕃的赞普唃斯啰生前和两个儿子失和，磨毡角和瞎毡分别出走宗哥城、龛谷，吐蕃实力大损。唃斯啰本人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１０６５年）病死后，局面乱上加乱。

继任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董毡。

董毡只拥有黄河以北的河湟之地，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赞普，他无力收服两个分裂出去的哥哥，要等到大哥磨毡角死后，才能把其部属收编。至于二哥瞎毡，他没任何办法，瞎毡死后，其子木征彻底独立，占据河湟两部中的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

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个祸胎。

王韶在《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这时就不同了，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那时宋朝怎么办？

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

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梗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

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这是后来对王韶的《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河湟部吐蕃一直以来都是“不叛无争”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同于多开辟了一个战场。

万一打不赢，或者打得糊涂，变成温吞水，那时乐子就大了，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一点要指出，请注意，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完全是反对派的错。

他们以司马光为首，把宋神宗、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地还了回去，逼得后来的君主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

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之后，虽然多出了一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的四川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

在四川，是我们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在河湟开战，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一点都看不清，宋朝当时的反对派们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了铲除异己，连国济民生，举族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

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个概念就不对，应该是“收复”。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说，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说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

２００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然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这是历史基因，再看它的自给状况。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笨理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地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之后怎样后续也己经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从这个原则可以知道，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的汉人去移民。

那样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的种群，他们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四海为家，那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可是自己的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儿就会闹大。

篡汉的王莽就是这么死的。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通过他们再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再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者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宋朝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之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一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主，自给自足。具体的办法，他归纳出《和戎六策》。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述说了，它会在王韶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别忘了我们是为什么说了这么一长套关于王韶的事。

关于新政的核心所在——军费。要破解为什么王安石改革要走得那样急，那样乱。那关系到吐蕃旁边的西夏人。

好久没说说我们的老朋友西夏人了，大家是不是挺好奇的，自从李元昊死后，他们过得好吗？可以明确地回答“非常好”。

相比于微妙的宋史，西夏人永远过得­精­彩变态。现在我们闪回到李元昊刚被亲儿子砍死的时候，全面回顾下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李元昊死后，他的最小的儿子，“两岔”即位，没多久，两岔就变成“谅祚”，就这是夏毅宗官方名字的由来。

谐音真奇妙，不仅能让平娃变平凹，也能让两岔变谅祚。

由于李谅祚小同学的年纪实在太小，西夏的大权掌握在他的妈妈和舅舅的手里，也就是被宋将种世衡用反­奸­计害死的野利遇乞的寡­妇­、李元昊的情­妇­没藏氏，和国相没藏讹庞。这对兄妹非常的­精­彩，可以说西夏史在这段时间里之所以流光溢彩，香艳多姿，都是拜他们所赐。

各有各的好玩，以程度来说，从低到高的排列，应该从没藏讹庞开始。

这位国舅加宰相太好玩了，按说权倾朝野，就算西夏是个没有悠久传统，家底比周边的辽、宋，甚至吐蕃都薄得多的国家，可李元昊生前打家劫舍，无所不抢，总会留下点东西吧？他会缺钱缺好东西吗？

事实证明，他缺。

他的找钱办法，居然是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值，收入归己。听着这可真是个大买卖，土地耶，那是国王才有的资本。但是留意下面积就会晕倒。

只是几十里而已……

就为了这么点土地上的出产，就一边顶着西夏国内的骂声，一边派兵和宋朝不断掐架，来保住这么点收入。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啊，这得有多少损人不利己的­性­格天赋，才能动用自己同胞的鲜血，来换这么点银子。再得有多大的贪婪，才能利欲熏心，变态到和李元昊生前都搞不定的敌人，与宋朝争利。

没藏讹庞都­干­出来了，并且与他后面的所作所为相比，这事儿还真的不算太大。

说到大，姓没藏的永远不怕事大。身为哥哥，没藏讹庞的症状还是轻的，为了二三十里土地的出产，他可以和宋朝闹僵，气得宋朝把西夏的经济生存命脉——边境榷场关闭，他一点都不在乎。管你国内青盐堆成山，换不来半尺布。只要我有钱有粮就行。这看上去相当的彪悍了吧？

不，他的妹妹皇太后没藏氏更上层楼。

追溯这位党项美女的一生，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动人的玫瑰­色­。婚前怎样不知道，史书未载，不可乱讲。结婚之后，有最初的丈夫野利遇乞，西夏皇帝李元昊，两人相继死后，她登上了国家的权力之巅，这时才显露出她真正的爱好。

年青强壮的男孩儿……她先是和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来又转向了李元昊的侍卫官保吃多。说来真是层次分明，连找情人都顺延着以前的丈夫排名。

这样香艳旖旎的生活，毁在了一个没情趣的男人手里。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这人也是奇怪，身为前贵族将领的一个账房先生，能和国母风流快活己经很幸福了吧，他居然吃醋了。

没藏氏，你怎么能这样不专一，有了我，又去找别的男人？！不行，我一定要惩罚你！

在某次没藏氏和保吃多去贺兰山打猎的途中，李守贵派人半路截杀，堂堂的西夏皇太后，就这样死了。没藏氏死后，他的哥哥大展神威，替她杀了李守贵一家报仇，紧跟着继承她的遗志，继续欺压她的亲儿子小谅祚。

大家要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有写错。西夏人的作风就是母亲儿子世代死敌，就是从李谅祚和他的妈妈没藏氏开始的。

外戚和本家，一直你死我活的纠缠，直到西夏灭亡。

李谅祚小同学的日子越发艰难了，没等他享受下失去妈妈的快乐，他的舅舅立即就把他的表妹送进了皇宫。这就是他亲爱的妻子，现任西夏皇后了。

不带这样欺负人的吧！李谅祚欲哭无泪，人生怎么能这样暗无天日呢？他一怒之下，本­性­勃发，展现了他爸爸妈妈留给他的优秀基因，和他舅舅的儿媳­妇­也私通了……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呢？

话说权力，无数的私通事件之后，老谋深算的没藏讹庞并没有对外甥和儿媳­妇­的那些事在意，尤其是李谅祚当时刚刚过完１３岁生日。这么点的小孩子能搞出什么鬼？

他错了，李谅祚是李元昊的亲生儿子，天生的人小鬼大。在名为皇帝，实者傀儡的日子里，他悄悄地向外界了解着情况。通过的渠道非常隐匿，是他幼年时两个­奶­娘的丈夫，两个小官高怀正、毛惟昌。按说这样应该名正言顺了，孤独的小孩子寻找­奶­娘有问题吗？

有，没藏讹庞不允许外界任何人接触这个既宝贵又棘手的外甥。他没客气，找个机会就把高、毛两家斩尽杀绝。

李谅祚的心凉了，从这时起，他真正明白了所谓的舅舅是什么动物。但是他仍然没屈服，这个孩子竟然是这么的聪明狠辣，一方面加紧了和舅舅的儿媳­妇­，汉人梁氏女孩儿的私通力度，一方面把手伸向了舅舅的政界死对头。

从此你死我活！

一年多以后，先是没藏讹庞的儿子受不了了，他的老婆经常白天进宫，晚上回家，全西夏的人都知道她在­干­什么。这样的气没法受，他怂恿老爸­干­掉这个傀儡表弟，反正权倾朝野了，索­性­就当西夏皇帝吧！

没藏讹庞想了很久，同意了。不为别的，小谅祚越长越大，想想李元昊当年胖揍所有邻邦，杀人百万，血流成河的纪录，没法不对这种血脉害怕。

说来在这件事上，没藏讹庞还是相当理智的。出于对李元昊留下来的威信，以及自己半斤八两的对比衡量之后，他决定把事情做得隐密些，来个小­阴­谋，把小谅祚做掉了事。可惜，他百密一疏，忘记了身边有颗定时炸弹。

儿媳­妇­梁氏。

这个女人早就不是他没藏家的人了，不管是身，还是心，早就飘到了李谅祚的身边。公公和丈夫所密谋的事被她偷听得一清二楚，大家可以想像下，这是她无意中知道的，还是天天都有意留神呢？

说偶然，鬼才信！

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梳妆打扮去皇宫，在她身后是她丈夫恨得滴血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看你还能再嚣张多久！而在她的前方，是谅祚风流……潇洒……­性­感……，该死，无论哪个词都没法形容李元昊儿子的魅力。

因为李谅祚这时才１５岁！

梁氏把听到的­阴­谋告诉了谅祚，谅祚抢先一步，约舅舅父子两人进宫议政。那一天伏兵四起，没藏讹庞的政敌联合起来拼死一搏。没藏氏全完了，全家族灭，留下的唯一活口，是谅祚的表妹，那位西夏皇后，她被贬为平民。

以上就是李谅祚夺权的全过程，接下来的日子应该说比较美妙。比如他亲政之后，把没藏讹庞抢的屈野河以西二三十里的耕地还给了宋朝，换回两国重开榷场。向宋朝求取《九经》、《册府元龟》和朝贺礼仪等书，推行汉礼。

类似的举动有不少，一时间宋、夏两国都很惊喜，这个孩子很有培养前途嘛，两国的未来是光明的！只是稍后就会发现，李谅祚的事很无奈，这孩子的基因有问题。

李元昊的凶残，没藏讹庞的贪婪，都融合在他的身上，每一个特征都变成了历史事件。

李谅祚和宋朝的故事，是由两个使者引起的。它发生在西夏的拱化二年（公元１０６４年），也就是宋朝的治平元年。

当时伟大的宋英宗皇帝终于登基了。

这种时候，西夏和辽国等所有宋朝的友邦都要派人来祝贺的，事情就发生在迎接的途中。这时就看出了宋、辽之间、宋、夏之间的微妙区别。

比如宋朝人见了辽国人，两家拱拱手，笑嘻嘻，大家国土差不多，仗得打不死不活，自然而然的兄弟之国；宋朝人见了西夏人就不同了。

以前的奴才，现在居然成了平级，而且每年还要给钱给东西，无论如何这口气都咽不下去。于是横眉冷对，冷嘲热讽就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这次出格了点。

据说那天西夏的使者吴宗和宋朝的接伴使互相看着不顺眼，吴宗强调他是西夏的大使，宋朝这边的言语不详，估计和“我看你就是一坨屎”差不多。于是你来我往，骂战升级，宋朝的这位突然间火冒三丈，来了句超级威武的宣言。

——“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茓­！”

吴宗彻底被激怒了，怎么的，被俺们的前任皇帝李元昊打成那样还不服？现在我们少年老成，威武多情的两岔皇帝上任了，就想不认帐了？！

他回国，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了李谅祚。李谅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无法抑制。很多史书把这种心态归为强烈的自尊心，很抱歉，这基本不成立。

回顾党项人从李继迁开始，直到李元昊死去，再到李谅祚的独裁复辟，哪有半点的自尊自爱之心在里面？如果要解释这时李谅祚，以及吴宗的心态，只有一个可能——危机感，和没信心。

西夏人生存到这时，每时每刻都走在刀刃上，就在全盛期的李元昊，都好几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次次惊险、侥幸地渡过之后，这个民族养成了每时每刻都防范的习­性­。尤其在所谓的尊严上，哪怕有一点点的损害，都会暴跳起来。

俗话说得好，唯残暴者才胆小，同样，没自信的人才怕鄙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李谅祚小同学的怒火发得很没品味，可他终究是一国之君。

他发火，事儿就小不了。

当年七月，李谅祚带人冲进了宋朝的秦、凤、泾原等州县，成绩是有的，除了杀了些人，抢了点东西外，把宋朝的岁币、榷场又都丢了。

回国想了想，李谅祚决定不能服软，开打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挣不回来，别说自尊心了，就连岁币和榷场这两个命根子，对方也可能收回。

所以一句话，继续打，必须打明白。

之后的两三年里，李谅祚一直没闲着，不管实际得利多少，他始终派人不停地攻击宋朝边境。而在打仗之余，他充分发挥了党项人祖传的无赖­精­神，一边打着，一边继续派人去宋朝访问。使者们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待遇，一直都在两国的边境线上跑来跑去。

时间长了，李谅祚变得更加心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得来一次有力度的打击！这一次，他决定亲自上阵。

公元１０６６年，宋朝的治平三年，他亲自率领­精­骑数万人攻打宋朝边境重镇大顺城。连续围攻了整整三天三夜，这次的成绩非常好，他本人都差点死在城下。

当时大顺城头万箭齐发，如暴雨一样­射­向城下的西夏人。李谅祚的帽子做工非常­精­良，替他挡住了尊贵的脑袋，可身上就顾不了了，挨了好几箭，带头往回跑。

这一次灰头土脸，可李谅祚就是有种牛皮糖­精­神，赢了很高兴，输了兴更高。他在边境线上扬言，俺还不回去了，一定要增兵再战。要“先得宋朝岁赐，再打宋朝城池。”

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宋朝的国都开封。

当时世间少有的一代孝子皇帝宋英宗己经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为这事他找来了最信得过的老部下韩琦，问下事大了，怎么办？韩琦的态度很平淡，基本上不屑一顾。

李谅祚这个破孩子，纯粹是没事儿找抽。咱们派个人到边境上去，告诉他会永久­性­关闭榷场，再痛骂他一顿，这孩子就懂事了。

当时宋英宗以为自己病得幻听了，没听错吧，那是西夏国王，就这样对待？同时文彦博也有点慌，他是主管军事的枢密使，觉得这样太冒险，会惹出更大的麻烦……就在他即将展开睦邻友好等等经典碎碎念时，韩琦打断了他。

听我的，就这么­干­。

于是宋朝的使者就带着份斥责的诏书，和关闭榷场的命令来到了边境。说来真神奇，韩琦终究是当时大臣里唯一还活着的，和李元昊疆场殊死拼杀过的人，他真的摸准了西夏人的底蕴。

李谅祚屈服了，看到宋朝前所未有的强硬，他乖乖地退兵回国，到家后写了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送到开封城。重申愿意做宋朝的善良的好朋友，从此和睦相处。

消息传进开封城，宋英宗己经有气无力，他躺在病床上，抬眼望了一下韩琦，只说了一句话——“一如所料。”

李谅祚时期的宋、夏战争到这里告一段落，其实也有韩琦所料不到的。那就是两岔同学的生命。当时还没满２０岁的年青小伙子，身体、欲望都没达到顶峰的人，居然说垮就垮了。

两年之后，李谅祚去世，时年２１岁。

回顾这个人的一生，也算是艰苦奋斗过，并且还成功了。可以说，对内得到了皇权，对外……保住了收入。表面上还是相当可以的。只是稍微深入下，就会发现他错大了，最重要的事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想想他的苦难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他爹李元昊死得太突然，给他留下了纵欲无度的妈，和贪小便宜贪到死的舅舅嘛。他居然一点教训都没吸取。

２１岁就死，没有兄弟可以继任，唯一的儿子才８岁，完全复制了他本人的童年。而西夏的皇权，也就成了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这一次粉墨登场的太后比上一任还要传奇。没藏氏当年是完全被动的，被李元昊偶然发现，无法拒绝，成了两岔的娘。新一代的太后属于婚姻自主，浪漫结合的典范。

就是那位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汉女梁氏。

梁氏上台，做得比没藏氏强得多，同样是整个家族­鸡­犬升天，他们懂得既要重点，更要普及。具体的做法是国相由太后的弟弟梁乙埋担任，其他的梁氏子弟以空前迅猛的速度占据西夏的各个重要职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牢不可破，它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牢牢地把持着西夏的权力。

当然，这是他们的内政，怎么玩宋朝管不着，只是他们的对外政策非常的嚣张。对宋朝，本是汉人的梁氏废除了李谅祚制定的汉礼，恢复党项的蕃礼。有人对此不理解，其实很简单，越是汉人，身在西夏想站稳脚跟，就越得反汉。

不然怎样和党项人成一家呢？

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宋朝的威胁更大，西夏开始对河湟下手了。

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还处在建国之初，没怎么滑落的时代里，去攻击分裂成散水的河湟吐蕃更部落，无论怎样对比，吞并都是迟早的事。

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

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之后再改革，完全是痴人说梦。

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之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地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秦凤路、洮河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要政策就给政策，王安石新法里倍受争议的“市易法”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作的。

打仗要钱，“市易法”的根本就是“均输法”的加深加细，更上层楼的抓钱。在京城设置“市易务”这个专门部门，从内库里提１００万贯钱作本钱，由政府接管京城内外的各种物资的买卖。

具体作法是，由市易务召募牙人（商人行会代表），由他们与各地来京城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货物的价格，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和国家之前买到的货物交换。京城本地的商人，没本钱也可以参与，用产业、金帛做抵押，向国家贷货经商。

到期归还货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

公平的说，这条新法是王安石各种新法里最失败的一条，它走了回头路，这不仅是打击了之前­操­纵开封市场，哄抬物价的大商人，同时也把小商人赶尽杀绝。

国家垄断一切买卖，这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吗？在仁宗时期、英宗时期一直活跃的开封商市，在市易法实行之后，被沉重打击了。到后来，市易务召募的牙人主动辞职，您开恩允许我辞职好吗？为国家服务，我都破产了！

说来这真是残酷，但放在边疆上就是一条再好没有的政策。

王韶需要军费，需要钱，那是军队种田卖粮，自给自足所达不到的。为此，他需要经商，需要全国各地的买卖人到边疆上活动。那么，就只能由国家之力去开拓。由国家拿出本钱，出专人负责，鼓励商人保护商人去变出钱来。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会形成一条有机的运作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就一定能让国库充实，根本就犯不上这样折腾。

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

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己绝对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

见他的鬼去吧，宋史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谅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动……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王安石们的准备己经做好，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对错，我们也都讨论过了，下面应该进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开边”。

可是别忙，在做这样的大事之前，王安石们还得再稍微停顿一下。他们的各位政敌在此时都在做什么，是有必要全面介绍的。

让我们从身份、官职的高低为序列，从苏轼开始。这个初入行的士大夫这时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他不懈地努力，终于抢在熙河开边之前，被贬出了京城。

说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滩上。从职务上说，他这时只能算是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是文笔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里都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什么？你不理他？你该死了，这样风雅绝伦，高迈古人的大才子肯赏面子到你家里坐坐，你不理，还是儒林中人吗？

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蔑视苏轼，等于忘本！

于是苏轼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经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公平地讲，这没什么。范仲淹抛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笔来说，也绝不在苏轼之下。这时苏轼的《水调歌头》等名作还没有出现，其实就算写出来了，也没法掩盖范仲淹的《苏幕遮》。尤其是范仲淹的声誉没有半点瑕疵，苏轼与他无论怎样联系，也没有错处。

其它的就两说了。

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了，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气，叹了口气，说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上与安石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之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

但是请问，你是国家公务员好吧，你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如果再深究一下，苏轼的用心会更恶劣些。

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么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国家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为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是著名的濮议，到了王安石时期，他怒火升腾，和新法不共戴天。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之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成个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只好列出现象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许会有所心得。

回到主题上，话说在他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的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壮士。

范镇深沉地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比较刻薄。苏轼这是有良知有义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发些感慨说些话，有什么大不了的，犯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

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我们是平民，我们厌恶他！

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回到宋朝当时的官场。王安石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文章好、声誉高，你不好对政府的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

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没别的好说，就算查不出他有什么实际错误，思想意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足以让他贬职反省。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

是惩罚，但不残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人是吕诲。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

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神宗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当知州。按说这地方、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既在长江以北，又没到西北狼窝，非常优待了。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他越来越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之后，他的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

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什么都不用­干­了，一心养病吧。但这不是问题的中心点，心病还需心药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

这就没办法了，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去改变国策吗？

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司马光。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己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是突然间吕诲强争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

现在的局面，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胜利着。

可直到死前，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因为感情和对错，有时真是太冷酷了。但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试一下。

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第一，吕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他的这种死法，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恨，还是可敬，亦或可怜？

答案一，一个人的对错，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精­确地说，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是对的。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是错的。

只能是这样。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错误值，最后相加减，得出正负数？

可能吗？

根据这个原则，吕诲在立太子、濮议时，代表了当时的正直道德观，不阿谀当权者，不向当朝皇帝低头。他是对的，而且相当有种，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的表现，经过我们前面关于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他站在士大夫一边，坚持既得利益，阻碍宋朝为了新生进行的大换血。在这个前提下，他是错的。

这种分析，不仅是针对吕诲一个人，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在宋史这样全景历史写作中单独论述。之所以细聊，是因为它适用于神宗朝年间的所有人。

包括王安石一派，包括司马光一派，更包括宋神宗本人。

现在回到司马光的身上。他离开吕诲的尸体之后，表现得非常反常。按说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他，一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

天下的事还没有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吕诲临死的呼喊言尤在耳，司马光的反应却是向皇帝写辞职信。他请求政府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宿愿。

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允许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官场。他远远地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地盯着王安石等新法集团的一举一动。

静静地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世，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己经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的后退，是一种策略，有时的忍耐，比当场斗出个死活更有力量。

司马光的事就此告一段落，王安石的敌人们在熙河开边前的处境也介绍到这里。最后还要再罗嗦一点。前面我曾经提过的，从神宗朝开始，到北宋灭亡，一共三个主导国运，改变整个汉民族命运的政界大佬之三。

那个人，己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熙宁三年，一个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的年青人考中了进士。他的名字叫蔡京，字元长，当时２３岁。

熙河之役，是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独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独特，要说明白它，得先知道它包含着什么。

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它历时三年，到熙宁八年时，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

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１１０２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

至神宗拓土时，己经过去了整整３０年。

当大祸临头时，之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认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无数根稻草中的一根。河湟之战更是这样，它功罪难言，在史书里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评价。到底怎样，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回顾审视它。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战争都发生在哪里，各个地点，各处势力的分布。

查资料，很容易就会有些答案。比如说，河，是河州，现在的甘肃省临夏市的东北部；湟，指湟州，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中间，还有些别的名字，如洮州，指今甘肃临潭；兰州，就是现在的兰州市；鄯，现在的青海西宁市。

等等等等，貌似清楚，但不够，它们的­精­确位置，关系到王韶怎样制定征服的先后顺序，得先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熙河之役是怎么打的，以及这件事的难易。

翻开古地图，我们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宋朝最西北的地方，是秦、凤四州，以它为中心点，再向西，依次是成州、阶州、洮州。再以洮州为中心点，它的右方，也就是西方，是河湟吐蕃之外的藏地吐蕃。向下，也就是南方，是宋朝的四川。

洮州的上方，即北方，依次是河州、湟州。

那么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河湟吐蕃不过如此，宋朝的大片土地隔断着它，无论如何它也威胁不到宋朝的腹地。

对不起，这不对。

明白了地图位置，更要清楚河湟吐蕃的势力范围。其中河州是他们的大本营，由唃斯罗的二儿子瞎毡的儿子木征占据。湟州是唃斯罗嫡系传人的根据地，由董毡继承。在这两块区域之外，他们的触角伸得非常远，最远的地方达到了岷州。

岷州，在成州、阶州的上方，再向右一点就是宋朝的秦州，己经和宋朝的腹地接壤了。而在河、湟与岷州之间的大片土地里，汉人的势力微乎其微，连生存都成问题，根本提不到什么管理。区域内除了吐蕃人，还布满了像墙头草一样随时四面倒的羌人。

事后证明，这些羌人比吐蕃人还要难缠，他们几乎一点原则都没有，随时反叛。

这样的形势，才能养出来当年唃斯罗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当年宋将曹玮在三都谷痛扁了他的宰相李立遵，给他造成了日后独立的条件，所以他每次提起曹玮的名字，都双手加额，向东南方伏首。

但他怎样面对宋朝的皇帝呢？

每年宋朝的使者过来，他一不拜旨，二不施礼，最多只是作一个揖，然后微笑着问——“南朝阿舅天子近来还好吗？”

这就是王韶所面临的局面。于是我们就清楚了一件事，他所要做的，根本就不是把河湟两州收回本土的问题，而是要到达河湟之前，先把吐蕃人伸到面前的那些触角一个个斩断，把前进的道路先清扫­干­净。

在熙宁五年五月，真正的战斗开打之前，他己经用了两三年的时光来做这件事。

熙宁五年五月之前的王韶很善良，在全体吐蕃人的眼里另具一番魅力。简单地说，真是人见人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珍稀动物。

一年前，熙宁四年时，王韶来到了秦州边境，在这里往西北方向望，满眼的都是异族人。当时他的手下们摩拳擦掌，很有士气，当然这里面有被王韶的市易法喂得很肥的原因。

请您指出方向，我们向哪儿砍。

王韶摇头，他要在真正开战之前，先树立起一个形象。宋朝的军人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虽然我们骑着马，举着刀，一路杀人，可我们非常可爱～～

以这个理念，他选中了第一个目标。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势力最大的吐蕃人俞龙珂。这个人的势力有多大，有一个数字可以参考，他的部众有近二十万人，以最保守的计算，每十人中有一个骑兵为基数，知道他的兵力有多少了吧。

何况在他的领地里还有数字不详的羌人。

面对这样的异族人，以当时宋朝在当地的势力真空，王韶居然敢做出下面这样的事。某一天，他只带了几名骑兵，像游山玩水一样越过了国境，进入了吐蕃人的青唐。

王韶直接找到了俞龙珂，和他谈天说地，剖析吐蕃人的未来，两人说得很融洽，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王韶当晚居然就留在了俞龙珂的营帐里，坦然高卧，直到第二天天亮。

天亮后，一切都解决了。他的口才，尤其是他的胆量让吐蕃人折服，俞龙珂答应他举族归宋，从此做宋朝人的臣子。

纵观这件事，有人或许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就有宋朝人这样做过——青涧城的种世衡。老种相公当年能让青涧城变成西夏人的噩梦，就是迅速收服了附近的羌人，用的手法和王韶这次的很像。

可是那有区别，一来青涧城虽是初建，但终究在宋朝的西北边疆附近，宋朝的势力始终笼罩在那一片；第二，羌人不同于吐蕃和西夏，他们自从五胡乱中华之后，就再也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他们是墙头草，而青唐的俞龙珂是吐蕃人，他是河湟部吐蕃里的贵族！

所以王韶这次的危险系数，在北宋史上独一无二，一定要找到相比拟的史实，可能要追溯到西汉时汉人军功最强盛时代的一次壮举。

那由汉人史上最强的将军霍去病做出。

当时汉武帝连年征战，匈奴人再也没有了所谓的骄傲和强悍，他们在两次河西大败之后，浑邪王和休屠王决定投降汉朝。

汉武帝不知真假，他派出了王牌将军霍去病去受降。果然，在霍去病率兵到达黄河岸边的时候，匈奴人发生了内乱，军队开始哗变，浑邪、休屠两王也举棋不定。在这时，霍去病仅带领了几个亲兵，就冲过了黄河，直抵匈奴人的王帐。

永远无法想像，霍去病当年怎么会有那样大的勇气，敢单身犯险，命令两个匈奴王平息叛变。要知道他是匈奴人的死敌，杀了他或者扣留他，都是匈奴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胜利。

可他居然就镇住了近五万个匈奴人，带着他们回到长安。那一年，霍去病年仅１９岁。

遥想当年，西汉雄风、盛唐气象早己经是过眼云烟，但整体的萎靡，无法掩饰某个时段里特殊人物的崛起，比如说这时的王韶。当年霍去病以全胜战绩成为匈奴人的克星，从心底里就压服着异族人，可王韶呢。北宋到了神宗时期，汉人的战绩在西北方面是个笑话，杀了他，对俞龙珂来说，简直没有任何后遗症。

甚至可以否认见过王韶这个人，宋朝有什么办法？谁让你只带几个跟班的就跑来送死。

但是后面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王韶的本质。这个人根本就不做没把握的事。俞龙珂去了开封城，面见宋神宗，在官职待遇都有了之后，提了一个额外的要求。

——听说包中丞是朝廷的忠臣，请赐姓包氏。

包中丞，指的是包拯。这位在正史里一般，野史里神仙的人物，是俞龙珂的偶像。神宗答应了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包顺。

这是问题的关键，王韶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之所以敢去见俞龙珂，是看准了这个人有宋朝情结，可招降的可能­性­。

熙宁四年就这样过去了，王韶在慢慢地消化着收编过来的异族人口。一年之后，他做出来的事迹，依稀仿佛让人们看到千年以前霍去病的影子。

王韶的根据地远在秦凤路的通远军，由这里起，他将孤军杀入千里茫茫异域，没有友军，更没有援军，每前进一步，都是吉凶莫测，无法反悔的。

他选的第一个敌人，非常讲究，不是吐蕃人，而是羌人。这就颠覆了一个传统概念。不是都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吗？为什么放着正牌的河湟部吐蕃人不打，却去打跟班的羌人？

这就是王韶的特殊智慧。

请问，战局初开，就先直奔要害，和吐蕃人你死我活，局势会变成怎样。那时吐蕃人会纠集起羌人，抱成一团来对抗宋军。可要是先动羌人呢？

吐蕃人的心理会有微妙的变化，为了奴才，主子不会轻易拼命，甚至还会坐壁上观，看一下敌人的真正实力。

战局的发展完全印证了王韶的观念。他挥兵直入，迅速侵入了位于秦州以北，洮水附近的抹邦山、竹牛岭一带，那里有人数众多的蒙角罗、抹耳、水巴等羌人。

到了地头了，王韶和手下兵将的差别也显了出来。宋朝的标准士兵们按习惯，就准在山角下的平原地带列阵，等着山上边的敌人冲下来。

列阵……等待……王韶觉得很头晕，看来宋军真的是被李元昊的部队打出心理障碍了，无论什么时候等的都是防守！

这时的局势是宋军主动进攻，来入侵了，尤其是要趁着吐蕃人不明虚实，不愿、甚至是来不及出兵时，先把这里的羌人打垮。这就必须得争分夺秒。如果在山下边列阵，不说到底能不能打败羌人，对方只需要不下山，坐在山上看你摆阵玩，宋朝人都耗不起！

摆在宋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强攻上山。为此王韶下令——“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宋军的攻势开始了，翻开地理图册，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当时的情况。

陕西、青海、四川三省之间的山都是什么样子的，生长在内地平缓地带的中原人，要身披全副铠甲，举着兵器，冒着箭雨擂石向上仰攻，这几乎是完不成的任务。而更要命的是攻到一定坡度时发生的事。

羌人很狡猾，生长在这片山地里，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宋军才会最狼狈，就是等宋军攻到一定位置时，前进很累、后退有点远，这时他们才突然冲下去。

没办法，宋军立即就支持不住，开始败退。这时在阵后面，王韶开始换衣服，他脱下了文官的袍子，穿上了一身铠甲。古今中外无数次战役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不管军队的装备怎样，战局如何，最重要的是士气。

指挥官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弟兄们，给我冲！”，一个是“弟兄们，跟我上！”哪个大兵都知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令里，哪个才是真把他们当弟兄的人。

王韶就是这样，他穿上铠甲，挤进了冲锋的队伍里。在整个战局中，他是最清醒的一个，此战不胜，多年来的准备会变成乌有，甚至京城里的王相公都会被连累，变得一无所成！

殊死的搏斗开始了，没有什么计谋，没有半点的侥幸，王韶带领队伍反攻得手，冲上了山顶。由此乘胜追击，“获首领器甲，焚其族帐。”

使“洮西大震”。

可没时间高兴，大震的结果就是真正的敌人杀过来了。吐蕃人己经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河州方向的吐蕃之王木征火速派来了援军。王韶刚刚强攻得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防守。当然，也可以不防，在敌军到来前迅速退回秦州，那样毫发无损。

但是打了这一仗，爬了这么高的山，还死了那么多的人，为的是什么呢？

这时王韶给出的答案与之前宋朝所有的战例都不同，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入侵一片土地，不管是繁华密集的燕云十六州，还是荒凉广阔的河湟之地，最重要的都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就会像宋太宗赵光义那样，围城不下，被敌军集结后一战溃败；相反，看辽国入侵北宋，总是寻找宋军主力对决，杀倒一片，当地就会出现真空状态，辽军可以为所欲为。

城？

当城里只剩下老百姓时，就只是敌人的金库，再没有什么抵抗力。

王韶看透了这种军事理念，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惊险的光明大道。为什么要防守，为什么要撤退，我是来入侵的。

他命令自己的部下，名将景泰的儿子景思立率领宋朝西军中的­精­锐泾原兵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而他本人，率领主力人马悄悄转向西方，向武胜的方位前进。

大地茫茫，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武胜？前面的《平戎策》里说了，它是宋朝与西夏势力消涨的契机所在，同样的，在宋朝与吐蕃的河湟之战里，它也一样敏感。

至少河州的木征明白这一点，他派来的援军，就从武胜远远地兜了过来，想打王韶个措手不及。可王韶偏偏迎了上去，这是他和前代的宋朝将领们截然不同的地方。

你要战，便决战，他求之不得。在王韶的军事生涯里，从来没错过和敌人主力对决的机会。

两军在武胜附近遭遇，木征派来的人名叫瞎药，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看一次少一次了，并不是说他会死，而是跟王韶打架的吐蕃人都会有后遗症……武胜之战，来偷袭的瞎药被宋军反偷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会突然间和宋朝人遭遇。

王韶挥军力战，史书里给出的记载是瞎药大败，率军逃跑。可这太片面了，把当年的战况彻底淡化。有一个事实得注意到，王韶此行的风险有多高。

不是说吐蕃人有地利，他们的骑兵多强悍，而是瞎药有个占决定­性­的优势——武胜堡。它当时己经是个堡垒，它在吐蕃人的手里！

王韶不仅要大面积迂回，寻找敌人主力对决，更要防止瞎药和武胜堡联合起来。实战的结果是他不仅把瞎药打得落荒而逃，更加趁势直逼武胜堡，把吐蕃人从据点里赶了出去！

从此武胜落入了宋朝的手里。王韶立即就开始了建城，它有了个新名字，叫镇洮军。首战大捷之后，王韶没有乘胜追击，他停了下来，因为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办。

给朝廷写奏章。

报功是必须的，但却是次要的。在这封奏章里，他貌似非常欠扁地写了一句额外的话——皇帝以及各位宰相注意了，俺得说明下。这次打仗，没用朝廷一纹铜钱，都是俺开荒经商自己赚的。

参照一下宋朝的以往历史，就会知道王韶这是在没事找事。比如太宗时期的曹彬，只是掏自己腰包给边关士兵打赏，就被贬官处理；看仁宗朝，张亢、滕宗谅在边关打了那么多胜仗，可是一点点的财务账面不清，也得丢官罢职。

前车之鉴不远，为什么王韶会顶风作案，哪壶不开提哪壶？答案分前因、后果两部分。先看前因，三年前王韶要修建渭、泾上下两城，提出在渭原和秦州之间，有上万顷一直荒废，没有开垦的良田。国家应该派人开荒，同时实行市易法，农商两手抓，把当地的经济搞起来。

看着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吧，可事情的发展非常奇妙，充分地体现了指鹿为马，指驴是猪的封建官场卑鄙­性­。

首先当时西北军队主帅李师中反对，他说王韶所指的土地，根本不是什么良田，只是当地弓箭手们的土地罢了。不信可以来查。

神宗怕的就是不较真，下边有人要求了，那还等什么。于是派人去，查出来的结果超级有才。回答：土地是有的，但是只有一顷！而且所有权还有争议，几个地主正在打官司呢……这个结果让人无话可说，对此，我只能以“指驴为猪”来形容。

如果不是猪，怎么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呢？茫茫大地，偌大的陕西四路，居然只有一顷土地，难道李元昊当年是只蚂蚁，在一顷地里敌我双方十几万人厮杀玩命；或者当地突然间人口暴增，每人都拥有超大的私有土地，国家都没法强占？

估计最郁闷的人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人应该很鄙视自己。敌对方就算想骗人，也不必这样没技术含量的来吧！没别的，连李师中带派去调查的人都贬职撤走，给王韶腾出地方来。但问题马上又出现了。

关于市易法。

市易法和均输法都得由国家出本钱的，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绫罗绸缎往边疆上运，朝里的大佬们一律表示想不通。明摆着的嘛，吐蕃人、西夏人没事都要去打劫，放这么多钱过去，根本就是拿­肉­包子去引狗。

王安石气乐了，他回了一句：“西北那边儿的地主老财都敢屯积家产，堂堂国家居然害怕被抢。这还有天理吗？国家大臣不去想法强国，居然每天想着装穷躲贼，这还有王法吗？”

等等等等，一通乱吵，市易法才在西北实行。所以现在王韶在赚了钱，打了胜仗之后，要强调一下效果。可是他还是太幼稚了，不要以为赚到了钱就是好事，更不要以为打了胜仗就是硬道理，在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政客面前，什么样的驴，都会变成一头猪。

军方大领导、枢密使文彦博说——大家明白怎么盖房子吗？建筑商在开工前，总是会把预算说得很低，引诱房主动工。等到盖到中途时，各种要求就都提出来了，那时不得不盖，不得不被宰。现在王韶的所谓胜利，也不外如是。

几十年间没有的外战大胜，就换来部门领导这样的评语，换你能气死不？还好神宗说了一句话，把文彦博打哑。

——请问爱卿，房子坏了你不修吗？

一般来说，皇帝问到了这句话，中国历代的大臣们都会有些不同的反应。汉朝的，会怒目扬眉，脱掉朝服换铠甲。

——陛下，我帮你去盖房子。用不着那个招人烦的王韶！

晋朝的会很温存，他意态优雅，轻摆拂尘，和皇帝用一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细细地谈一下盖房子的问题。基本上会从人到底要不要住房子，到房子有没有必要有房顶，都会一一道来，娓娓动听。说到兴起，还会招来三五同好，加入论点；

唐朝的很特别，他一边像汉朝的臣子那样换军装，一边在换的过程中不断和皇帝交流。注意，态度不会太友好，无论是藩镇还是内侍或者普通大臣，都很有­性­格，就算您是天可汗李世民，也有被顶得七窍冒烟的时候。其结果嘛，多半衣服也换好了，皇帝也被说服了，这场架不必打了。

当然，一少半真就­操­家伙冲了出去，到外国砍人了事；

元朝很统一，杀人是唯一的硬道理。从他们身上可以真切理解到侵略不是一种军事、政治活动，而是一种传统运动……

明朝的官员不必多讲了，义之所在，虽千万记大板子，俺也一往无前。每天上朝都做好了被脱掉裤子打ρi股的心理准备；

清朝的很可爱，皇帝的脸­色­稍有不对，立即跪倒磕头，痛哭流涕，同时念念有辞。拜众多经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清宫戏所赐，全国百姓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奴才该死，奴才有罪，奴才……

这还是满人的嫡系，如果是汉人，奴才二字都没资格说出口，得自称“臣”如何。谁让你是外人。

好了，罗嗦这么一大堆，一来是突然兴起，凑点字数换稿费，以消俺多日拍字之烦躁；二来这里面也有个大学问大论点。

——论，中华民族为何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每况愈下，底气越来越不足，到后来比个孙子都不如？为什么就没了当年执理直言，坚持不屈的气魄？

这也许才是我们读史、研史的价值所在，不想这些，历史就只是些陈年变质，或好玩或无聊的与己无关的故事而已。

回到原点，宋朝的大臣，具体到神宗年间文彦博这一批，对于皇帝发怒的反应是——沉默。俺有话，但不说，家里只要不缺工资，不少补贴，才犯不着跟你惹气。

看着很平和，很文雅，可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因为互相没有交心啊，没有吵闹。自古以来男人都是种特殊的动物，心里不爽，不是当场骂出来，就是事后使绊子，反正绝对忍不住。

除非您是圣人。

像文彦博这样的，心术超深，不可测度。这是可贵的城府，可是在互相配合做事时，就是个­操­蛋品格。于是这就形成了宋朝官场的普遍风气。

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办起来你做我做各一套。反正宋朝大臣没死罪，不合作不会杀头的。在这种风气里，要做振兴国家的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当初王安石所说的“易风俗，立法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

抛开沉默了的文彦博，嗯，对不起，他只是暂时沉默。回到王安石的变法强国之梦上去，河湟之战打得很好，可我们却不能再把目光抛向西北。第一，王韶的战斗暂停了，他必须消化掉刚吞并，或者说是收复的土地；第二，宋朝在熙宁年间的战争并不止这一处。

甚至不是只两处、只三处、只四处。神宗朝的气向，就像时光倒流，回到了宋初时赵匡胤的时代，或者更前些，是后周柴荣的时期。争战不断，恢复国土，为中华大国正名。

可在刚开始时，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得替赵光义擦ρi股。太多当年没做成，一直是隐患的事，都在办公桌上摆着。谁都知道，可谁也不做。

现在王安石终于把那份材料拿了起来。

荆湖北路，西南夷叛乱。

在宋朝的长江之南，一直都有各个少数民族生存在深山老林里。前面说过的侬智高叛乱只是其中一例，乱的级别很大而已。除他以外，长江边上的一些少数民族乱得小些，可乱得很有传统，经久不衰。

具体地讲，就是在长沙以西，邵阳北面，以梅山为首的一大片区域。那里交通不便，人种不同，尤其是在传统上，在五代十一国时这片地方就被他们给占了。到了宋朝，赵光义、赵恒、赵祯都被被辽国、西夏拖得一辈子劳碌，对这小片地方自然扔到一边。

索­性­就把它划为禁区，名叫“禁梅山”。周边的汉人禁止与其中的蛮族有任何往来。这是片特区，在宋朝版图以内，却不受宋朝管辖。

稍有些头脑的人都明白，长此以往，早晚出事。但只要事不关己，为什么要拿起来烫手？于是多年以来，只要乱子不大，宋朝所有的官儿，对它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蛮族人看到了便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出去抢呢？何况有侬智高的光辉战绩为榜样，根本不用怕出身低，强盗这种职业，才是人有多大胆，能抢多少钱！

形势逼着宋朝发兵平叛，在这次之前，最近的一次，是由宋初时名将潘美的从孙潘夙率兵进剿，击破邵州蛮族团峒九十处。看着数量很大，战果却半点都不辉煌。九十处团峒，其实也就是九十个小村子，平均来说，每个村不会超过１００人。

可不要以为这是潘美的孙子也退化了，事实上派谁去都这样。那地方深山老林，沟壑纵横，官军到了不是怎么打架的问题，而是先得能找到人开打的问题。

官兵来了蛮族钻进山里，官兵走了出去继续捣乱。在一千年前，抗日战争时伟大领袖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略人家就都懂了。

熙宁五年七月份之前，摆在王安石办公桌的文件很有诱惑力。据当地内线说，梅山一带，包括辰州附近的南北江（今湖北沅陵）的蛮族有内乱，他们的酋长太残暴，拿自己的子民不当人。众多的蛮人都在向往宋朝的仁慈生活，要求内附。

这个机会，到底要不要抓住呢？从本质上讲，这是块烂膏药，总贴在宋朝的身上，早晚会化脓。可现在是揭它的时候吗？

七月左右，正是王韶转战西北，攻克武胜的时段，以宋朝从糜烂到争吵的官场，以各种战争临时动员法一样的新法争集到的钱财，同时在西北、西南两方面开战，是理智的吗？种种疑问都盘旋在王安石的脑海里，一国之宰相，每一个举动都牵扯到帝国的安危兴亡。

但他决定了，一切细节都服从于最初的决策。既然以最快的速度筹集到了军费，就必须要尽快地打赢战争。这样才会顺利地把前面提到的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实现。为此，他派去了自己的亲信章惇。

在这之前，章惇一直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工作，是个搞经济的人才，他走马上任去平叛，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王安石在以权谋私。

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章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实说，连王安石和宋神宗也没看准，都被他吓了一跳。他去了荆南，头一招非常正规，情报不是说蛮族人想内附投降吗？很好，派人去招抚，一来了解实情；二来情况对头，顺势就把人拉回来。

结果回来的不是内附的蛮人，而是他派去的两个特使的人头。这两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到了蛮族地面，先没找受苦受难的群众代表，而是首先安抚了一下当地的­妇­女代表……这不是找死嘛，人家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了两个官派流氓！

蛮族人也是人，一怒之下，替宋朝砍了这两个混帐东西。砍完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没法收拾了。本来是带穷苦受难的异族兄弟进城的，结果成了杀官造反。

消息传进了京城，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傻了。章惇，虽然让你带去了兵，可没说让你打，那是防着蛮族酋长恼羞成怒的。现在事大了，你千万别再乱来。

宋神宗说“我在怀疑，章惇是不是认真执行了命令。”（疑奇扰命）。王安石摇头，“章惇还是可信的，但是一定要稳住，别轻举妄动。”（戒惇勿轻动）。

事实证明，他们真是不了解章惇。这个人有多强硬，有多敢­干­，放在整个三百年的宋史里，都首屈一指。

章惇兵分三路就杀了过去。哪有那么多的罗嗦，这些蛮人在别人的眼里是牛皮筋，在章惇的眼里就是块牛皮糖，不过就是难啃点，但仍然很甜！

历史将会证明，当章惇发火的时候，不管对方是谁。是苏轼也好，是司马光也好，甚至是宋神宗也好，神宗的妈、老婆，都算上，谁也别想好过。

但是也别存下个念头，比如章惇就是头野牛，遇谁撞谁，蛮不讲理。不是，他做每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眼光独到，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就比如这一次，朝廷里、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同意他蛮­干­，可他就是杀过去了。理由抛开蛮人内部仍然混乱之外，他抱定了一个大宗旨——敌人杀了朝廷命官，不管该命官是不是格外­操­蛋，这是对政府的挑衅。本来对宋朝就一直不服，这样局面再不处理，以后的摊子会乱到没法收拾！

战局铺开，整个荆湖北路开始动荡。章惇进兵神速，懿、洽、鼎三州之内的蛮族落荒而逃。形势喜人，但事实上没人高兴。大家吸取之前平叛的教训，知道章惇顶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刮过去，官兵所到之外，­鸡­犬人畜瞬间不见。宋朝形势大好，不过总有收兵那一天……蛮人们又回来了。

跟没打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了。是当地的转运副使蔡烨，此人向中央报告，不要看章惇现在的成绩，臣预言这场仗会打个没完没了。至于怎么办，请把章惇撤职调离，由我接手，我会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宜。

慢慢的，请大家运用些最初级的逻辑思维来想想。他之所以反对章惇，就是因为断定章惇没法迅速结束战斗。那么由他来代替，居然目标就是“慢慢的”搞定。

这人的脑子是哪儿出产的？

逻辑虽然很混帐，但奇妙的是居然有市场。宋神宗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就这么办。史书中记载，关于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神宗和王安石吵了个没完没了。

看史料吧，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话，谁也不让步。差一点就会形成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吵到Ｇao潮时，王安石突然平静，对皇帝微笑：“陛下，臣觉得非常不舒服，想请假回南方。”

辞职不­干­了。

于是年青的小皇帝恳切、亲切、动人、动情地挽留。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你们友情永不变的便条，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

要注意的是，在这件重大国事上没有形成这套定势。至于为什么，绝不是这件事的份量不够，或者当时两人中有一方状态不好，掐得不尽兴。而是另有隐情。

以往各部史书的题材格式上的劣根­性­出现，就事论事是没法把事说清楚的。得全面回顾当年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才会了解到当时人物的真实遭遇。

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都没受过这种污辱。

怪不了别人，王安石自找的，他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前面说过，他是新生势力，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

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办事己经没人手。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比如说过的李定。

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听起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的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己经生过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神奇高深，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

这样在仇氏死时，己经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真宗的他妈刘娥；论贤淑有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从来没人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

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

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而且休出去之外就彻底翻脸不认，生时不问，死后亲子也不为服丧。《礼记》中有名文规定——孔子不丧出母。

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撞上了个冒牌的“小人”。其它的就不好说了，比如邓绾。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此人相当有才，当年考中进士时，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说，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

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他在宁州（今甘肃宁州）当通判。副市长的级别了，相当高，可是地处大西北，他相当地不安逸，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于是想办法。

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

“不，臣未曾相识。”邓绾回答很诚实。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注意，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的、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释迦摩尼。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

“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

年青的小皇帝，他没有察觉到下面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去拜会了王安石。这时他真的感觉到命运女神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呢？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

多么好的同志啊！

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是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

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祼­­祼­地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么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公开场合讲，当然就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

“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

“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是，要看到这件事的结果和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是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看内幕，王安石接见他之后，就去休假了，他的任免决定是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果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被踢回大西北。那样他就真成了个出头鸟，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以后的小鞋就等着成批定制吧。而他绝不认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都没法躲起来不管。

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不久后圣旨传出，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要王安石一个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人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邓绾是粗暴愚蠢，还是聪明得惊人呢？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他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地登上官场的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

连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不过这要和唐坰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唐坰是个很奇妙的人，进入官场靠的不是文凭，而是接了父亲的班，但《宋史》他的列传里却没有点明该老爹名讳。

升官不是靠政绩，而是两句话。他先对皇帝上书，说“秦二世胡亥被太监赵高控制，导致亡国，错误不在于强硬，而是他太软弱了。”

这句话无论怎样看，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读书心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此得到了宋神宗的欢心。

也许是当时朝臣一片声地要求神宗忍住脾气，变得温馨可人，使外邦，使国内都如沐春风吧，惹得神宗大怒，才觉得唐坰这句话特别的顺心。

第二句，是针对怎样迅速推行新法的。唐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杀了韩琦、司马光等反对派大臣，新法立即风行天下！”

老天在上，他这句话半点错处都没有。自古以来哪有不见血的改革？以宋朝恩养了一百多年的，优生优育的士大夫们，除了杀几个为首的，再把脑袋挂到城墙上去，恢复五代十一国时的风气之外，根本就没法控制。

但正确的，不等同于合理的。法子虽好，可惜不能用。但并不妨碍让王安石非常的受用。真爽啊，终于有人说出了症结所在！

唐坰平步青云，赐进士出身，到崇文馆校书，成了馆阁人员。只是再想更进一步时，却出事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本­性­就让王安石非常的不安。这个人太自私，做事目的­性­太强，而且毫不掩饰，比邓绾更加不顾一切。

王安石只能轻轻地把他放下，不贬官，也不调走，让他慢慢冷却。这实在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了，试问一国首相，只是把提拔一个人的速度放缓下来，有什么错吗？要知道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之前是让这个人一步登天的！

可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唐坰的本质就是个疯子。他就是那条著名的寓言《农夫与蛇》里的那条冻僵的蛇，一但它醒过来了，就要为所欲为，反戈一击。

根本不去管后果怎样。

这个官场白丁，一个靠父亲当官的废物衙内，觉察出王安石的冷淡之后，第一时间反目成仇，写了２０多道弹劾奏章，一定要把王安石告倒搞臭。可是都被宋神宗给扣下了，留中不发。

一般来说，换成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第一，再有怨气，官场的规矩之一就是不许欺师灭祖，王安石是他的直系靠山，如果这都要造反的话，小心成为官场公敌。

这倒不是说官场里有多道德，而是面对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会心冷，都会躲得远远的。

第二，发火有时像自杀。别管气多大，跳过一次楼不死的，基本不会再跳第二次。动力不足了。可这些都不适用于唐坰。

他是个疯子。

第三，２０多道弹劾奏章，都被皇帝压下来了，再明显不过这是皇帝不想事情闹大。就算不把王安石放在眼里，皇帝的面子总得给几分吧？不，在唐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利害观念。

只有他个人的心情、前程才最重要。

话说宋朝承袭了晚唐时期的制度，开封城里每隔５天，官员们会在宰相的率领下进宫面见皇帝请安。这叫“起居日”。事情就在熙宁五年八月的某个起居日时发生。

那一天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突然间唐坰站了出来，他跪在大殿中心，要求皇帝正式升座，他要奏事。神宗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２０多道弹劾，这不是一般的力度。

神宗摇头，说换个日子，他仍然想大事化小。可是唐坰跪着不起来，一定要今天立即处理。没办法，神宗只好升座，再纠缠下去，别的大臣们会往别处想的。

比如误会唐坰是要像从前的谏官那样，经常­性­对皇帝的私生活之类的事进行批判。

神宗升座，唐坰的机会来了。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疯子本­性­：“臣要说的，都是大臣们不法的事，请让臣在陛下面前一一陈述。”

好，所有的大臣，包括王安石、文彦博，谁也别想走。

接下来他把笏板Сhā好，展开了奏章，却没读，突然间转脸瞪向了王安石，说了句北宋百余年间最牛的话——“王安石到御座前听取札子！”

王安石愣了，他搞不懂的不是唐坰怎么会突然间翻脸，而是宋朝从来没这个规矩，你要念什么就念好了，哪有让当朝首相出列恭听的？你当你读的是罢相制啊！

可沉默是不管用的，在一个彻底翻脸，成心找茬的人面前，只会让耳光来得更猛烈些。就在王安石稍微迟疑中，唐坰己经变命令为呵斥，吼出了这样一句话。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这句话的威力无比巨大，天不怕地不怕祖宗也不怕的王安石立即听话，乖乖站了出来，到御座前躬身听命。唐坰说得很明白，他再犯倔就是蔑视皇帝了。

唐坰展开奏章开始读，大家的耐心要好一些，回忆下前面吕诲的弹劾很著名吧，一共才１０条，而唐坰先生居然总结出了……６０条。我们挑其中的重点介绍。第一点，直指中心，王安石专作威福，和曾布、吕惠卿等人表里为­奸­，窃国大权，天下人只知道有王安石，而不知道有皇帝；

第二点，王安石烦人，传统士大夫阶层也很讨厌。文彦博、冯京等两府高官什么都清楚，可胆小怕事，别说对抗，连说句话都不敢（知而不敢言）。尤其是王珪，他对王安石恭敬得就像家里养的奴仆一样！

说着无敌的目光瞪向了王珪，王珪当即承认真的没有唐兄你的魄力，俺认输，他低下了羞愧的头颅；

唐坰的重磅打击留在最后的第三点——元绛、薛向、陈绎，这三个人是王安石的家奴，根本不是朝廷命官，由着他颐指气使；张琥、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四处无事生非，陷害忠良；台谏官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随时咬人，入骨三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己经是朝中之朝，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了，宋朝就要坏在他们的手里！

一封奏章，６０个要点，到此终于结束。唐坰先生旁若无人地读完，之后谁也没理，潇洒异常地下殿走人。他走后，史书记载满殿的侍卫们相顾失­色­，目瞪口呆。

值班这么多年，头一次见过这样的猛人！

其实不止是侍卫，当天大殿上所有人都非常郁闷。王安石就不说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突然间破了１００多年的官场纪录，在皇帝面前被人呼来喝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首相哎，真丢人！

反对派也不好过，按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可唐坰这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骂王安石连带着文彦博，谁的面子也不给，哪边的队伍也不站。

最愤怒的还是皇帝。神宗真是搞不懂了，他和唐坰到底谁是皇帝。理论上应该是他，可是被人强迫升座，又被人借用头衔去砸王安石。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这句话听着好像是维护皇权，可就这样就把首相喊立正了？我是皇帝也从来没这么牛过！

之后的事情更衰，唐坰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期间神宗好多次喝停，可人家理都没理，直到读完，仍然没理，直接就走出大殿，当下班了！

一直当本皇帝是空气？

以上三方的怒火，决定了唐坰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先被贬到潮州当别驾，罪名是渎乱朝仪。接着一贬再贬，到广州军资库去看仓库，到吉州酒税去当科员，最后彻底贬成平民，返朴归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个疯子的原因，为了不该发火的事，向所有大佬开火，一点退路都不留。这样的事做出来，除了­精­神病之外，好像没有第二个名词可以解释。

这些事都发生在熙河开边，以及荆湖平蛮期间。王安石的新政集团既要在七八十年间一直萎靡不振的外战纪录里打出一片新天地，更要在内部顶住各方各面的反对压力。

包括像唐坰这样独特的、不常见的非典型疯子的突袭。

可以把他当做个案，可职场里不认偶然事件，只看结果。经过此事，王安石的形象再一次被弱化，尤其是他在神宗心里的高大感也开始悄悄地松动，在荆湖方面，就一再坚持己见，不用王安石的嫡系章惇，而去选择对立面的蔡烨。

好在朝廷里在争论，章惇己经在不断地进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就敢在有限的时间里打出漂亮的成绩，让上面不得不按着他打出来的节奏走。

章惇这样，王韶也一样。他们都清醒，公元１０７２年是改革派气运的分水岭，如果他们打不出好成绩，之前各种新法就真正了１００％的横征暴敛，短期见效，长期有害的本质都会暴露。如果打出来了，一切都好办。就好比先秦时商鞅得到了河西之地，近代满清时雍正初期年羹尧扫平青海。

仗打赢了，什么都好说！

可谈何容易呢？不说河湟地区汉人己失去了２００余年，早成了塞外异域，也暂时忽略掉荆湖南蛮的崇山峻岭，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当时宋朝真正的危险其实不在西北与西南，甚至也不是西夏。

而在东北。

按照王安石们的灭敌步骤，是河湟——西夏——辽国。从简单容易的下手，直到最后收复燕云降服契丹。计划蛮好，可也要看辽国人愿不愿意。就在这段时间，辽国人在边境蠢蠢欲动，巡境兵都过了拒马河！这是宋、辽的传统边界，那么看一下宋朝的准备如何。

哪有什么准备，河北方面的宋朝百年无战事，早就都退化了。宋朝要在河湟开打，同时牵制西夏，没有半点余力去支援北方。

好有一比，北方疆界，就像一只庞大的虎皮蝴蝶。它张着翅膀，露出可怕的花纹，以这种姿态暴露在足以致命的敌人面前，那是种怎样胆战心惊，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只要辽军敢于强攻，宋朝四面受敌转眼就会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宋军开始主动出击。以艰险，以危难，首推王韶主攻的河湟之战。进入深冬十一月，一个好消息传来，大家还记得上次被王韶痛打的那位叫瞎药的吐蕃大将吧。

他主动投降了。和俞龙珂一样，有了宋朝的官和宋朝的名字，“包”成了一个非常时尚的姓，他叫包约。

转过年来，西北苦寒，还在二三月间，王韶主动出击，目标是河州城的木征。最初的战略是层层突进，第一战，攻击河州路上的必经城——香子城。

香子城一战陷落，王韶没有停顿，直接杀向河州。这是河湟吐蕃部现存的两大首领之一木征的根据地，按说以当年唃斯罗的威风，就算３０年后实力等而下之，以王韶孤军深入，也必须得接近李元昊的程度，才有把握战胜。

可让人惊讶的是，王韶居然一战击败木征，连城都顺势夺了过来。这是怎么搞的？真是吐蕃人退化了，给唃斯罗丢脸了吗？

不见得，这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让宋军的实力空前暴涨，与之前的军队无法比较。第一，武器的­精­良。有宋一代，一直都有几样神奇的武器，是当时汉人所独有，在后世如元、明、清三代也没法仿制出来。

就在这时，它们出现在宋军的制式装备里。

第一，斩马刀。

这种刀由皇宫内臣领工制造，做出样刀交给神宗，由神宗向边臣传样。它刃长三尽，柄长一尺，刀头有大环，­精­钢雪亮，无坚不摧。这段时间里造出了数万把，装备给边防部队；

要说明的是，斩马刀虽强，并不算宋朝独有。第二种，才是宋人智慧的结晶。

它叫神臂弓。

神臂弓，一直存在着争议。由于它的功效过于强大，工艺又超级复杂，在当时宋军部队里就有严令，无论是追敌还是退兵，就算情况再危险，也必须要带着神臂弓退。实在来不及，也必须砸毁。

绝对不让敌人知道它的原貌。

这就是它的奇妙点所在，一但把它拆毁，就算原件都在，也没法组装得起。这在后来清代的大才子纪晓岚的笔记中可以得到证实。

神臂弓最后的制作图本在《永乐大典》里，可是有图、有尺寸数字，纪大才子仍然没法复制它。于是就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神臂弓只是一个传说，它并不存在，或者被夸大了。

但又怎么解释后来金军、元兵在神臂弓下的狼狈呢？号称善­射­的游牧民族，在它面前死伤累累，在两军对­射­中一败涂地！

好了，现在就介绍下它的出处和基本­性­能数字。

按照各方面史书记载，它是在熙宁元年时，由一个归降宋朝的西夏羌族首领李定研制出来，献给了神宗皇帝。再由内侍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西上阁门使李评加以改良制成。

弓身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总长加在一起只有数寸，１宋寸为３。１２ｃｍ，按６~８寸计算，就是１９~２５ｃｍ。­射­程在３４０余步，合现代５２０米。５２０米之后的威力是“入榆木半笴”。

这样的威力，产生于构造。它不是单木体弓，而是复合的。由多种材料，“以檿为身，檀为弰，铁为登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扎丝为弦。”成品之后，弦力之强，根本没法用手臂拉开，要把弓放在地上，用脚踏住，才能上箭。

所以，实际上它不是弓，而是弩。

由于它的力量过大，在后来弦力有所减低，­射­程控制在２４０余步。但工艺仍在，­射­距随时可调。２４０步也足够了，大名鼎鼎的完颜宗弼，也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金兀术，在四川就被它­射­得躲在岩石后边喘粗气，抬不起头来。

这时木征的运气非常好，正好撞在枪口上。３４０步、５２０米的­射­距，大家可怜他吧，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制式５４式手枪的有效­射­程才只有５０米远！

武器­精­良，更重要的是战士的素质。在这一点上，宋朝的军人，乃至于整个五千年里汉人的军队，都有个非常奇异的现象。

以宋军为例。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岁月里，仁、英两朝的军队战斗力普遍低下，以最强的西军来说，每次与西夏的战斗，都只有为数不多的忠勇士兵。

为数既少，而且忠大于勇。实战起来真是让人摇头。

怎样才能提高呢？以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富强、生存来练兵的成规，至少１０年左右才能有一支崭新的军队出现，基本上等同于一代新人成长了。宋朝却彻底打破了这个纪录，熙宁改革至王韶开边之战仅过去了５年，短短几年之间宋军的战斗力脱胎换骨，完全不同。

到后来靖康国破，金兵视宋人如草芥，往往是以一胜千这样的比例打垮宋军。可是仅仅过去了两三年，局面就开始翻转，再过些时间，宋军岳飞、韩世忠、两吴兄弟的军队就能硬撼对手，取得完胜。

这是怎么搞的？

宋人血气始终都在，只要混帐糜烂的文官、皇帝不加压制，随时都会暴涨！宋之亡，不在武将与民间，真正的祸害就是一些祸国殃民的文臣宰相，外加几个百世难得一见的“­精­彩”皇帝。

回到熙河战场，木征被打得晕头转向，直接跑路了。宋军没什么说的，进城就是。河湟吐蕃中的“河”己被拿下。但是才高兴不到三分钟，立即传来一个消息。

后边香子城出事了。

木征非常顽强，在他来想河湟是我家，打不过也要打。何况宋军的传统就是战马少，他只要发挥游牧民族的优势所在，利于速度在河湟大地兜圈子，宋军很快就会像从前的战绩一样被绕晕累死。比如这时他围攻香子城，看王韶怎么办。

救，你没有吐蕃战马快，会一直被牵着走；不救，后路都被截断，而前边还有大片的吐蕃人，就此陷进包围圈。

战况真的按他所设想的发展了，王韶决定回援。为了不丢香子城，他命令部将田琼率领８００名士兵星夜行军，必须抢在香子城陷落之前赶到。

田琼做到了，还在半夜时，他率军杀到了香子城，与吐蕃人立即接战。后果非常惨烈，全军覆灭无一生存。这是没办法的事，木征相当于在围城打援，在这样急迫的情况下，就算百战­精­兵，也一样没用。

战国时围魏救赵，稍后些蒙古灭金，都用的这一招，把敌人的­精­兵一举击溃。

半夜里的木征很得意，城算什么，他可以住帐篷，现在他找到了对付王韶的办法——运动战。用这一招他可以把宋军拖死，就像当年耶律休哥面对宋太宗空前庞大的汉人部队一样，猴子溜大象，看谁先倒！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没到天亮，他就又遇到了宋朝的军队。是王韶派来的第二拨救援人马，由将军苗授率领的５００名骑兵。木征搞不懂，怕死软弱的宋朝人是怎么了，明知道深夜赶路，人马缺少，就算到了也只是把­肉­往狼嘴里塞，可为什么一拨刚死光，又一拨杀过来了？

但没什么，来一个杀一个。可是这次的邪门了些，这５００名宋朝骑兵的战力超出他的想像，竟然没法支持，被苗授赶出了战场。

香子城之围等于解了。

被打败的木征没回过神来，紧跟着王韶的主力大军也出现。直至这时，才能明白王韶的作战思想。他是用生命换时间，第一拨田谅、第二拨苗授，都只是棋子，不是仅仅保住香子城的问题，而是要拖住木征的手脚，把他钉在原地，直到王韶的大军到位。那时总攻，一劳永逸，杀光河州境内的吐蕃军主力。

木征一点都不傻，不管他看没看出来王韶的意图，他都知道不能和宋军硬拼。兜圈子重新开始，只是他这次反应得慢了点，两天之后，终于在架麻平这个地方被宋军堵住。激战开始，吐蕃人箭如雨下，然后撒腿就跑。嗯，估计是宋军那边的雨更大~

箭­射­不过对方，更郁闷的是吐蕃人发现跑路似乎也不顶用了，逃出去好几十里地仍然没法摆脱宋军的追杀。最后扔下了四千多具尸体，才勉强逃走。

阵斩四千多，这是辉煌的野战纪录，回忆下幽州城下赵光义大败，也不过才损失一万人而已，可以知道王韶的战绩有多漂亮了吧。

可是旧事重演，没等他高兴，消息又来了——木征跑去袭击河州，趁宋军空虚，己经收复老巢，进屋睡觉了……

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人命换时间的办法都用了出来，仗却打回到了原点。河州还是吐蕃的！想一想之前宋朝各次主动进攻的战争的过程，就会发现王韶己经掉进了坑里。

宋军每次都是开头时势如破竹，相持中被人脱垮，最后一败涂地。王韶此时面对吐蕃人的死缠烂打有什么例外吗？

有，王韶是北宋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取胜的方法与之前汉、唐两代的汉族名将们截然不同。卫青、霍去病很多程度上是以硬碰硬，战而胜之；李靖、李世绩、侯君集等唐将狡猾机警，往往突然启动，让异族人防不胜防。

到了宋朝，具体到王韶，他没有汉军举国征发的大兵团，也没有唐代胡风混杂国情里拥有的骑兵部队，注定了力量有限，更没有速度。可他用行动告诉了吐蕃人，你们有快步，汉人有脑子。

宋军做战，必须先胜在战略上。

看王韶的布置，他先是稳住阵脚，在香子城就地驻扎，并开始扩建，把这里彻底变成宋军的堡垒。接着派王君万轻装快马，袭取摩宗城（今岷县东）。另一边遣将渡过洮水，扫荡山南。自己亲率大军出动，修筑康乐城、刘家川、结河等军寨，沿途各处都安放军粮，先期畅通了自己的粮道。

这些准备之后，一张大网初步形成，成扇子面对河州形成了包围。可木征没有半点的惊慌，也实在没必要惊慌，这个包围圈只是个虚拟的态势而已，木征有广大的后方可以退却，游击战的空间很大。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下一瞬间王韶的举动突然大胆，他率军直接迂回到了河州后方的踏白城，出奇不意，一战而胜，斩杀吐蕃人３０００多，占领踏白城。

到这时，包围圈形成了，并且把有可能从湟州来的吐蕃援军阻断。

到了这时，王韶仍然没动木征。他要的不是赶跑这人，要的是把河州吐蕃彻底打垮。这就要考虑到哪一方面的对手。

洮州还有木征的弟弟巴氈角。洮州在河州和四川之间，如果包围圈不紧，让他们两兄弟汇合，就算能战胜，他们也必将流窜进四川，或者青藏部分的吐蕃老巢去。

为了彻底战胜，王韶选了一条艰险万分，其他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行军之路。从踏白城到洮州，宋军翻越露骨山，那根本就没有道，全军几乎是下马步行，走完了全程。

艰苦的代价是巨大的，等宋军抵近洮州城时，巴氈角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作为本地的吐蕃人，都没想到会有军队翻越露骨山。

战局可想而知，洮州城光复。直到这时，木征才在梦里惊醒，这人一直躺在河州老家里，­精­心饲养着他的战马，就等着王韶杀上门，他好上马就跑，再次兜圈子。可噩梦醒来是绝望，他惊醒后，猛然间发现身陷重围，四面八方都被堵住了。

要说木征真有两下子，这个时候还是没慌。几次交手，他清楚王韶的兵力并不多，这样大范围的撒网，根本就是处处都防，处处都弱。他决定反偷袭，集中人马冲向宋军的一个点，造成局部优势冲出去。

可是他又错了，王韶撒下了网，但同时也在钓鱼，每一时刻都紧盯着河州的动静。他刚率兵出城，王韶就得到了情报。宋军分成了两股，一支由王韶亲自率领，迎头杀过去，与木征决战。另一边由景思立率领，他的任务是躲开主战场，直接去抢河州城。

王韶和木征在河州古城附近相遇，仓促出战和蓄谋已久有本质的区别，战争突然开打，快速结束，问有多快？王韶结束战斗之后汇合景思立冲向河州，河州城里的吐蕃人还以为是木征回来了，开门就放人。

河州城是不费一刀一枪自动贡献来的。占领河州，紧接着马不停蹄攻下了岷、叠、宕等州。至此熙河开边之战的第一阶段结束，王韶转战１８００里，拓疆近３０００里，招附番人３０余万口。是北宋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开边行动，同时完成了对西夏的侧翼包围。

但可惜的是，河州古城下的一战，木征仍然漏网。

塞外苦寒，二三月份间的西北大地荒无人烟。王韶在河州城里向北方凝望，千不情万不愿，可仍然要结束战斗。

按说这时冻土覆盖，生机灭绝，丢了城池家当的木征没法养活大部队，宋军只要穷追不舍，除了战死只有投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可他这时却只能眼睁睁地停下脚步。宋朝的边将，最大的敌人不是国境线外的异族人，而是国都开封城里唧唧歪歪的诸位大佬相公。这群大领导的主要工作就是压制边将，随时公开宣称，边将不许掌权，不许坐大，不许立功。

尤其是不许向异族人挑衅。

这都是武人想升官，想发财的私心发作，才去故意惹是生非。哪像我们文臣，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去想官职高低，一心为国家分忧（文彦博语）。这时王韶立功了，他得向上次一样，马上回京城去汇报工作。请问各位领导，下一步要怎样办，是进兵是屯守，或者调换我的工作？

请领导尽快指示为盼。

因为时间长了，冻土荒原会长出青草，木征会死而复生。更北边的湟州城里还有河湟吐蕃部唃斯罗的正牌继续人董毡，小心他突然间杀过来，那时河州城刚刚收复，孤悬塞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担心也是白担心，快马加鞭往南跑吧。

镜头切换，到西南方向的荆湖北路，看章惇在做什么。三路发兵夺取懿、洽、鼎三州的过程很顺，梅山峒蛮最大的氏族苏氏来归降，这是个空前利好的信号。章惇打破了之前１００余年间宋朝所有治梅山蛮族的纪录，不是打了就跑，撤兵还原了！

梅山蛮族１４８００余户，２６万多亩山田划入宋朝户籍，章惇细心走访定下了各地的赋税，为了招抚优待，这些山民的赋税比内地减半，每年只缴一税。

做到这一步，一般人都会见好就收了。任务完成，超额达标，还要怎样？章惇却不满意，梅山搞定了，后面还有南北两江。

而且在进一步发兵之前，他想到了一个很不理智的事。官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任、后任的政绩和自己没关系，只扫门前雪，不管身后事。具体到梅山，章惇在自己的任内把事情解决了，这就是政绩，这就很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多管。

可他不一样。章惇打服了蛮人，每年不止是收赋税，更在当地建立了学堂，把汉族尊崇的诗书礼仪向蛮族推广。这件事的意义非常重大，有一个对比，翻西方史，可以看到各个时期，不管欧洲穷、乱到什么程度，都一脸自豪地向世界各地派传教士。

那单单是出于宗教信仰，为上帝服务吗？不，那是价值观的传播。有了共同的理念、人生观之后，人类才会被同化，才容易被征服！

章惇做的就是同样的事，为了防止蛮族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叛，只有把他们的思想改变，才是真正的一劳永逸。

同时修筑了武阳、开峡两城，设置安化县，一步步向南北江逼近。在这种态势下，熙宁六年十月，南江蛮向永晤、舒光银两部先挺不住了，他们向章惇投降。南北江的缺口终于打开，蛮族人不再是铁板一块了。

也有始终不服的，比如田元猛。这位兄弟的信念坚定，他不管社会形势怎样，不管抢劫了、杀人了都是些很不道德的犯罪行为，认准了老祖宗的生活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美好无比的！嗯，话说他这样想也有几分道理，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韩琦等仁人君子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于是激战开始，章惇非常高兴有人跳出来做反面典型，他派兵把田元猛部落扫平，让当地的蛮族明白个真理——先进的管理方式不仅有课堂，不服的都可以去战场。

较量个清楚明白！

南江基本搞定，北江的形势更复杂。章惇只好停下脚步，认真消化这片蛮夷之地。这时仍在熙宁六年之内，西北、西南两方面同时开战，战事都没有真正结果。在同一时间内，荆湖的更西边，一片新的战场也铺开了。

四川的边远地区。大家都知道，四川之外，云贵方向，有我们美丽的云南省。在现代的中国，那里的昆明、曲靖、丽江、香格里拉、玉龙雪山等等区域，都是让人流口水的好地方。

宁可每时每刻都节省，也要攒钱去旅游啊！

可是在宋朝时，甚至在宋朝更前的朝代里，那片土地有一个统称——南荒。荒蛮未开化之地，自汉朝以来，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莋都、冉駹、白马氐等割据小国，名字很多变，气质很统一。都跟夜郎国一样。

所谓夜郎自大，从来不去考虑自己的国力怎样，汉人王朝的力量如何，闲着没事在国内死掐，什么时候高兴了，就联合起来出山打劫。

宋神宗时期，这片人又自信膨胀，即将爆炸，由两个泸州的酋长，一个叫晏子（晕死，和春秋名人晏婴一个名）；一个叫斧望个恕。这两人把晏州山外的六姓、纳溪二十四姓生夷勾结在一起，打算在淯井入侵内地。

宋朝派去了一个叫熊本的人去平叛。熊本，字伯通，番阳人。此前名不见经传，可查他的履历会知道很不一般，在他少小读书时，曾受过一个名人的点拨。

范仲淹。

查年代，那是在范仲淹被贬离京城，四处为官的时期。范仲淹每走过一个地方，都会留下他的独特足迹。或者是仁政，或者是爱民识人。熊本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范仲淹就非常看重他。

宦海游历，几十年过去了，熊本做过京官，到西北边防做过转运使，也在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做过通判，对西南蛮夷的习俗非常熟。王安石看中了他的这个特点，把平叛的工作交给了他。

一个内行的人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抓到问题的根本点，熊本上任之后，很快就确认了主攻的方向。他把泸州的那两个蛮族酋长扔到了一边，淯井这个预先侦察到的入侵点也不去理会。

中国人被入侵，从古至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内鬼。如果没有这些民族的渣滓，汉­奸­的存在，以中国民众之多，生产力之先进，就算对付北方大漠草原上的蛮族会吃力，南方这些潜藏在深山老林里，骑的马都没汉地驴子大的夷人们，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泸州方向的夷人敢冒险，都是因为有附近１２个村子里的刁民给他做向导，当内应。熊本找了个理由，把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那一天，这些内鬼以为等着他们的是鲜花美酒，却不料是冷冰冰的板刀面。

１００多颗血淋淋的人头在泸州河畔被砍下，挑在木杆上示众。这一招比什么教育都管用，剩下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宣誓效忠。熊本也对得起他们，请示朝廷，像刺史、巡检这样的官都封了出去。

胡萝卜加大­棒­管用，板刀面加乌沙帽能让人发疯！局面一片大好，更好的稍后也出现了。不服的终于跳了出来，是个叫柯­阴­的酋长。熊本纠集晏州十九姓地方豪强武装，加上广南西路（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强弩军，由大将王宣、贾昌言率领，讨伐柯­阴­。

柯­阴­充分表现了当地的传统­精­神，把自大的­性­格膨胀、膨胀、再膨胀，结果在一个叫黄葛地方悲惨地爆炸了，被宋军打得一败涂地，没命往深山老林里跑。在他想来，这就算完事了。打不过就跑，进林子就收工。一切可以重来~

哪有那样的好命，他不知道最近的行情有变，在荆湖北路那边就开始了，宋军非常喜欢翻山越岭抓人玩。抓来抓去，柯­阴­终于崩溃了，他乖乖地走出来投降。把自己名下的人口、土地、珍宝、马匹都献了出来。

熊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柯­阴­的例子是抓给泸州的两个匪首看的，这种穷追不舍，赶尽杀绝式的战斗让晏子、斧望个恕彻底绝望。他们认命了，由斧望个恕出面，把他的儿子乞弟送到了熊本身边当了个小官。算是臣服的象征。

人质。

之后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主等各部夷人都争相内附，由提点刑狱范百禄主持，立誓永为汉官奴。这道誓书被刻成石碑，立在武宁砦。

熊本还朝，神宗很欣慰，说：“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晋升熊本为三品官。可是转眼之后，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愁云惨蒙里。

西北出大事了。

王韶临走前所担心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事实。先是木征卷土重来，这在意料之中，可怕的是湟州董毡的行动非常迅速，他派自己的副将鬼章率兵两万来围攻河州。

当时河州的守将是景思立。他真的是位忠勇顽强的将军，可是，过分的勇敢有时不是好事。分析下当时河州的形势，熙河开边后王韶训练的新兵随着国境的开拓而分散，必须得各处都有守军，河州身处国境的最顶端，给他留下的只有不足一万。

兵少、路远，这是块有大危险的绝地。

可是面对鬼章的挑战，景思立率领６０００人马冲了出去，与吐蕃赞普的副将野战争胜。六千对两万，景思立把部队分成了前后左右四队，各有将官主领，名字很多，要注意的是后队将军李楶。激战开始，景思立的信心是有根据的，面对三倍多的敌人，激战数个时辰，交锋十几个回合，宋军不落下风。

紧急关头，鬼章发挥了兵力上的优势，他悄悄地分出了一只人马，包抄景思立的后军。李楶登场，终于有后军表现的机会了，难以想像是，此人竟然直接躲开，不是战败，而是避战！

宋军的中军、前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袭，将军王宁战死，韩存宝、魏奇重伤，战况紧转直下。景思立命令突围，由他和弟弟景思宜断后，全军向附近的山岭转移。

断后之战，景思立以百骑痛击敌军千余人，眼见形势好转，关键时刻，李楶居然再次不追而逃……真是好水川之战的重演，每一个勇士都被断送在一个败类孬种的手里！

败回到山上，景思立悲愤交集，向部下怒喝：“我为主将，刚才以百骑胜千人，为何没人来助我？！今日兵败，只有一死谢朝廷！”

说着他伸手拔剑，被部下拦住。在这种情况下，景思立想的仍然是击败敌人，把鬼章从河州城边赶走。他再次激励部下，冲下山和吐蕃人决战……景思立阵亡，余下的兵退进河州城，开始死守待援。

消息传进开封城，反对派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建议神宗直接放弃河州，把所有占领的土地都还回去，保持原样，不是很好吗？

真不知他们当的是宋朝的官，还是吐蕃的官。真不知道他们念的是中国的书，还是藏族人的经。失落了２００年的领土，就真的是外国了，抢回来都要拱手送回去！

神宗命令王韶和一个叫李宪的太监星夜兼程赶回熙河，主持大局。李宪，这是一个在历史里留下了名字的宦官，他本身就决定了宋朝熙宁改革的成败，在他身后，还有一位更加有名的徒弟，该徒弟创造了宋史里一项独一无二的纪录。

太监受封为王爵。

回到战场，王韶、李宪赶回军营，这时在原武胜后镇洮军的城里一片严防死守的气氛。王韶命令立即撤围，把军队集结起来，现在要的是进攻！可是要怎样进攻呢，在群情激昂，大伙儿都喊着杀向河州，为景思立报仇的时候，王韶摇头反对。

在王韶的心里，战争永远不是个斗力的活儿，而是智力游戏。他问部下，河州之所以被围，是因为什么？为的是他们有援军，木征和鬼章互相勾结。我们直接杀过去，他们会围城打援，那么我们何必杀过去？

解救城池，不在硬拼，要杀光的是他们的援军人马。在这种战略思想下，王韶集结两万­精­兵，先是扫荡结河，把西夏有可能派兵的路线掐死。紧接着大迂回，越过河州，攻击踏白城，切断鬼章的退路。鬼章发觉后立即后退，河州城先解了围。可他退得慢了点，在踏白城之西正好被王韶堵住，一场激战，吐蕃人被阵斩千余人。

紧接着就是追逐战。王韶在银川追上了鬼章，这一次破敌十余堡，焚烧帐蓬七千余座，斩首两千余级，把湟州外围的坛坛罐罐砸了个稀巴烂。这一次王韶行军５４日，涉１８００里，先后斩首七千余级，焚两万帐，获牛羊八万余头。鬼章逃走，木征率８０多个酋长归降，也改名了，叫赵思忠。

消息传回京城，神宗大喜，晋升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不久后升任枢密副使。

短短５年间，新法使宋朝内外一新，焕发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如果要比拟的话，只有宋初立国时赵匡胤时期才有这样凌厉风发的事迹出现，到赵光义兵败燕云之后，近百年间宋朝一直在沉沦迷茫中度过。

神宗在紫宸殿里接受群臣的祝贺，当众解下了腰间的玉带，系在了王安石的身上。这条玉带名叫“玉抱肚”，有１４粒稻谷宽，为稀世之宝。王氏子孙一直珍藏，直到南宋绍兴末年，才献给皇宫。

王安石在这一刻登上了人生的顶点，谁能想到呢，四面八方如此辉煌的成果，换来的，是他第一次罢相。

这时准确的时间是宋熙宁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四月。新政改革己经进行了５年，有必要进行总结了。以职能划分，归为三个方面。

军、政、财。

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三元素。５年期间，最先做的是“财”。通过各种新法，宋朝的国库赋税成翻增长，皇家内库也从仁、英两朝的见底状态徒然间拔升，景福殿里分成了三十二间库房，每间都装得满仓。神宗特写了一首四言八句诗，每一间以其中一字为名。

诗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库，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其中五季，说的是晚唐以后的五代，梁、唐、晋、汉、周；猃狁，本指西周时西北少数民族，这里特指西夏与辽国。艺祖，大家都知道，指赵匡胤。

全诗意思是说，当晚唐离乱，五代时国家失去了土地，异族猖狂欺凌。宋太祖于艰险万难中创立国家，重振声威，要惩罚入侵者。所以设立了内库财富，用以招募壮士。现在到我这个曾孙了，怎么敢忘记祖辈的夙愿伟志。

诗成后意犹未尽，继写了一首五言。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大意是说每晚都虔诚忧惧的入睡，体会祖先的遗志，以他并不英武的天赋，何时才能达到目标。

这首诗贴在每间内库的显眼地方。

说这些，是要证明王安石新法关于敛财的成功。反对派们会说，这完全是横征暴敛的结果，民间都冤声载道了！我们站在２１世纪里，公平地讲，每项逐条地分析，可以得出­精­确地结论。这在前文都详细探讨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需要列出的是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可以体现出王安石和他的新政给宋朝带来的实惠。通过它来佐证，要远比用空洞的、各执一词的理论说事，更让人信服。

《文献通考》卷四载，熙宁年间诸路共垦田数计四百六十多万顷，合六千九百万多亩。这是什么概念呢，有个对比，以新中国２０世纪超过宋朝版图近三倍的国土面积，可耕地也只在１８亿亩左右，而且还在逐年减少中。

这是开垦荒地，再用农田水利法等有效措施增产，每亩单产从三斛增至约四五斛。宋朝一斛为五斗，两斛合一担，每担合现代一百余斤。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六千九百万乘以亩净增额１００多斤，是多少产量。

除非《文献通考》里的数字是假的，不然以这样财富相积累，王安石敛财用得着逼着人家破人亡吗？再结合熙河、荆湖、四川三地的接连大胜，无论怎样看，王安石的变法都处于顺风满帆，乘胜前进的时候，他怎么会突然间丢官罢职的呢？

我不太好选取形容词，是可悲，还是可笑，或者可怜呢？居然是天气。

宋朝发展到这时，人们总会说它是中国封建时代文明最高峰的时代，甚至Ｎ多的专家大师们也都举出无数的证据来证明这点。好，就算是真的吧。至少我们一直为之自豪的“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都在宋朝发明或者成熟。虽然非常遗憾，这个让国人一直自豪的“四大发明”既不是国人提出的，真实意义上也和中华文明的主旨不符。

这个词由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在《维京百科》里最早提出。相对于中国五千年里历史里无数的发明，他单单选了这四个，原因就在于他是西方人。这是他们的口味。

指南针利于航海，让西方人在茫茫大海上不迷路，让他们能有目标的前进，去开垦殖民地。这真是太伟大了；

火药让他们战无不胜，一切冷兵器都成了废物。让他们创造出１００多个人征服了印加帝国，１６０００多人，包括日军８０００人，俄军４８００，英军（主要是锡克兵）３０００人，美军２１００人，法军８００人，奥地利军５０人意大利军５３人就打进了１９世纪时中国的首都的奇迹。

多么伟大啊！

还有造纸术、活字印刷。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的东西，与平民百姓挂不上钩。不要以为在宋朝可以平民高考当官了，就全民族都认字看书了。现在还有文盲呢。

真正可以体现中国特­色­，与人为善，勤劳致富等特质的四样东西，其实应该是丝绸、茶叶、陶瓷之类。好了，闲话多说了些，就在这样文明先进发达的国度里，居然让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给搞晕了头。失去了振作国家，抵御未来巨大灾祸的最佳时机。

该仰天长笑，真好玩啊，还是俯首痛哭，为何当时有那么那么那么多的糊涂混帐人，硬生生地砍了自己的树根呢？

准确地说，当时砍的人大义凛然，义愤填膺，满头满脸的正气。其理由既有远古圣人的训言，又有近代圣人的发现。

——谓之“天人合一”。

这四个字超级经典，相信每个中国人，以至于外国人都知道。不过和汉学的兴盛无关，倒是拜中外影视剧所赐，连《功夫熊猫》里都能运用一下。

具体到宋朝，就是各种自然界灾害，都能和皇帝、臣子、政治、军事挂上钩。至于为什么挂上的，内蕴就太丰富玄妙了。当时就没几个人懂，现在……现在还有谁认为汶川大地震、海地大海啸之类的现象和人类的思维意识变化有联系吗？

所以一切的“天人合一”，都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猜测。可惜却总有人坚信不移。熙宁年间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熙宁六年。新政在国内如火如荼，王韶、章惇、熊本在边境上连战连捷，可是华山突然间地震了，泥石流翻滚而下，灾害相当不小。

这立即就被文彦博等人抓到了现行。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下，华山崩塌，原因就是政治昏暗，百姓受苦，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有了宏观根据，文彦博还能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他给神宗上了一份奏章，说的是他某次闲暇出去散心的所见所想。

那次他去大相国寺上香，嗯，很风雅，也很有宗教信仰。不过好像一直以来儒家独尊天下，“吾乃孔门弟子，誓不与和尚为伍！”这样的口号流传好多年了，难道文彦博不知道？并且多年以后，各位君子大贤还以王安石信了佛教，来抵毁王安石的人品，不知用的是什么样的双重标准。

闲话又多了些，回到正题。文彦博峨冠博带，宽袍飘然地从主殿出来，心情大好，顺便向附近的贸易市场走去。

他看见相国寺内，以及御街商行里，市易司的人员在紧张忙碌。或许是态度过于认真了，让文彦博非常不爽。

“瓜果之微，锥刀是竞，竭泽专利，所剩无几。”这样分毫必争，哪还有我大宋朝的威仪？其结果，只能是伤损泱泱大国的国体，使自己国民离心。更要紧的是，这里离外宾下榻的使馆很近，让他们看见了，会耻笑我们的！

大家什么感觉？按文彦博说的改正，这些都倒过来，纯粹就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最可鄙视的卑贱虚荣心理。明明宋朝立国之本就在钱，没钱早就被周边的虎狼异族给吞了，结果认真赚钱居然是丢脸！

当时各处战争吃紧，宋神宗顶住了压力没太理会。可是第二次时，神宗第一个害怕了。熙宁七年，宋朝北方大旱，一连七八个月一滴雨都没有下。查一下史书，这次­干­旱的规范是超大的，不仅宋朝北部这样，连更北方的辽国也旱得一塌糊涂。

只是辽国人口密度小，疆域太广大，不是纯粹的农耕经济，对旱情的反应没有宋朝这样大。尤其是，他们没有宋朝这样的“文明”，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把旱情上纲上线，弄个“清楚明白”~

宋神宗的­性­格特点在这时显露，此皇帝胜不骄，却备加小心，时刻提防敌人报复；败，或受挫时勇于自我折磨，不用敌人施压，他自己就会把可能中的后果上升到灾难的程度上。于是不管是胜还是败，每时每刻都忧心忡忡，提心吊胆。

后来，他就死在了这上面。

面对旱情，他不用臣子们提醒，自己就整天的念叨，抓住一个大臣问一次。爱卿，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像“保甲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输法等等法”都应该废除呢？

大臣们这时经过为时５年的新政改革，都有了一定的政治心得了。他们一律躬身静听，面­色­沉重，若有所思，绝不开口。大家都清楚，这事儿轮不到他们说话。

终于有一天，神宗问到了王安石。

面对宋神宗的恐慌，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说，天旱、水灾这样的事，就算在上古圣君，如尧、舜、禹、汤时也在所难免，都只是些自然现象。我们尽力而为就是，根本不必担心。何况这５年来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按比例来说，现在的­干­旱也只是偶然出现。

总而言之，这都是小事（细故），上天有它的意愿，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益修人事）。

这种回答，以我们现代人来看，王安石说的半点错都没有。本来嘛，尧、舜、禹时的大水延绵几十年，只要以人力抗争，不仅会战胜，更会留下万年不灭的美名。可是具体到宋神宗的身上，他这番话就错了。错得非常彻底，可以说，这是５年改革以来，他和宋神宗的思维差得最远的一次。

神宗说，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我们都做错了！

错了？王安石稍微有了点惊疑，却绝对没有再往深里想。他有那么多的事要去做，尤其是他始终相信，神宗和他的约定，会全心全意地协助他。两人是坚定的战友。

于是他只是再次强调，只是小事，一点细故，没什么大不了！接着就又放眼天下，寻找可以生财致富，教化国民的好办法去了。

在他身后，当时年仅２７岁的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王安石的态度更加印证了他的担心，不畏天的人，怎会被天所原谅？这５年来做的事，不仅人不同意，看来连天都反对啊……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安石一如既往地改革做事，宋神宗开始写罪己诏，承认自己这些年做事对人错误深重，请天下臣民共同替他回忆，都错在了哪里。

必将改正，争求上天的谅解，获得减刑处罚。

诏书经过中书省，王安石还是不在意。有什么大不了的，水旱灾出现，哪个朝代的君主都会这样做。比如近些时的宋仁宗，除了罪己诏，都能给自己加­肉­体惩罚，大半夜光脚到外边站着去。所以神宗皇帝这样做，也很正常，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站在王安石的立场上，的确可以这样想。试问，皇帝是同党，政迹很突出，外战超辉煌，政敌？司马光之流早就被踢出京城，到外地残喘去了。最近连唯一敢对抗的文彦博都被贬到外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多做事，做好事，把眼前的难关尽快度过去，才能让年青、心慌的小皇帝镇定下来。

从而对改革的信心更大！

但是现实状况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对他不利的事从这时起，一件接一件，不断地涌现出来。第一个，他的老朋友司马光从远方加急送了一份奏章，积极响应皇帝的挑错号召。

他一共总结了６条，眼光独到，我们实在有必要一条条地详细研究，才能看出大名鼎鼎、光辉伟大的司马温公有多么高超。

１，“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不知他从何得出这种结论。宋史的资料残破离乱，深究文字绝对没法证明出谁对谁错。可是后来人从宏观上就能辩明真伪。比如这一句，就算是民间因为青苗法苦不堪言，而官府居然一无所得？

那３２间封桩库的钱帛是从哪儿来的？

２，“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说得不准确。上户的役是免了，可一样交钱。真要是不让上户交了，可能就没这样唠叨了。敛下户之钱不假，可按户分等，各有税款，只要不是东明县事件里别有用心的人，把等级故意搞混，有什么不公道的？养浮浪之人，这句是最脑残的一句话。

按司马光说，那些无正当职业，无不动产实业的，都是浮浪人。好，东京城里做小买卖的，夜市上的人，是不是都是浮浪人了呢？这些人就算都浮浪了，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那么国家出钱，雇佣他们做事，一来有了正当职业和身份。二来这样做了，他们就都不浮浪了，从此社会加倍安定，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３，“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简直逻辑混乱，市易法的确与民间贸易抵触，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北宋自由商业的高度运转，走回头路了。可是要注意，对国家快迅积累资金却有着极大的好处，军费，这条最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均输法还是青苗法，都没有市易法来得快。

司马光居然选择无视了，“实耗散官物。”说梦话吧。

４，“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最让人忍无可忍的就是这一句。敢情只有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了，才能走出国门，去收复失地？那样还需要关注敌人对态，寻找最佳的出兵良机了吗？最起码的战争常识都没有，不知这人写《资治通鉴》时是不是有另外一副脑浆。

另外“侵扰”，用词多好。作为历史大师，河湟之地与中国是什么关系，他居然不知道！“得少失多”，他住的洛阳离边境更近，吐蕃人和西夏人走得有多近知道不？不知道，那么闭嘴。知道，说了这些话就是该死。王韶开战前，这两国的首脑贵族都开始通婚了！

５，“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凶器，看来农民的本份就是种地，刀枪之类东西一律禁止触摸，以免变得暴戾。嗯，这个想法很好，和后来元朝蒙古人不谋而合，最好是让农民们提起１００多年就七八家合用一把菜刀，那样就真的“纯朴可爱、便于畜养”了。

他怎么就看不见，没有保甲法之前，北宋每隔几年就会闹一次民变或者兵变，实行保甲法后这几年里，没有一启造反事件，连带着民事犯罪率都在下降。在他的眼里，居然是“疲扰农民”了。就算是疲，也是疲了有特殊身份，知法犯法的人。就算是忧，也只是忧了司马温公这样的“圣贤”！

６，“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让数字说话吧，“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合计约三千六百多万亩。其中官地约２０万亩。这些土地都是假的？哪来的什么狂狡之人，怎么能说到是“妄修水利”？！

多余的话还用再说吗？大家一起欢呼，司马光万岁万岁万万岁————————祝他身体健康吃嘛嘛香，不多不少就比王安石多活一年，好把北宋的大好乾坤像童年的那口缸一样砸碎……

每条都不成立，可每条都搏得了巨大的欢呼。５年了，终于有人为曾经无比荣耀，现在被逼进绝境的士大夫阶层说出了心里话。

只不过，心里话并不等同于真实话。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年人都知道，没有几颗心灵是完全出于道义良知而说话的。为的，都是生存所必须的利益。

面对司马光的突然袭击，王安石没在意。他没就此事和宋神宗会谈，也没写专门文章反驳。帝国千头万绪，改革初见成效，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呢。这么一个手下败将，突然写封奏章，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仅仅几天之后，新法，全部的新法就被突然间罢除！

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王安石被震傻了，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甚至整个变法集团，包括号称才­干­突出­精­明强悍的吕惠卿、­奸­诈诡谲无耻钻营的邓绾等等反面角­色­，也都没有查觉出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一切都翻了天。

这暴露出了王安石，以及其集团的最大弱点——警觉­性­太低，政治手段太劣。

众多的史书都说王安石此人品行高洁，私德无亏，连他的政敌们都说不出他的坏来。这一点暂时存疑，我会在后面专门论述，其实他在生前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了。万事都要讲证据，单就眼前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幼稚。

政治，不止是治国，更重要是治人。就是怎么整人。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事例证明，两派相争，根本不必驳倒对方的见解主张，只要在­肉­体上消灭了对手，就等于彻底胜利。

王安石就倒在了这上面，他身为帝国首相，总揽大权近５年，这是什么权威。纵观北宋历史，之前的赵普、吕夷简等宰相的任期比他长，可没一个人做到他为相时的权威。到了这种程度，居然让命根子一样的新法突然被废，都不知道怎么出的事！

还有比这更呆的吗？换句话说，还有比这更天真更纯良，不整人不搞事的首相吗？

两天之后，谜底被宋神宗解开。那根本与司马光无关，而是一个与王安石有些瓜葛的无名小卒暗中搞的鬼。这个人叫郑侠，当时的职务是个守城门的。

简单地说下这人的生平。郑侠，字介夫，福建人。宋英宗治平年间考上的进士，先到光州（司马光生地）当司法参军。后调进京城，在安上门当差。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刚调进京时王安石非常器重他，可是交流了几次之后，发现时隔几年，心灵变迁，郑侠己经不是当年的弟子了，而是一位坚定的反改革派。

两人不再往来。其过程未出恶言，未见恶行。

这时中原大旱，各地的灾民涌向都城，郑侠站在城门上，一眼望去，只见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的灾民无边无沿，他心里顿时极其痛苦。

这都是王安石的新法害的啊！灾民就是证明，人民在受苦；大旱更是证明，连老天都愤怒了！于是他写出一份奏章，里边历数王安石新法弊端，声称罢免新法，苍天必雨。如果１０天之后还不下，可以把他砍了。又把千万灾民苦难状画成了一幅图画，名为《流民图》。都写好后，开始发愁。怎么才能让皇帝看着呢？这是个问题！

他职务太低了，尤其是走正常途径必须得先由中书省王安石过目，这不行。他想了个办法，先到开封城外，声称这是密奏，以加急驿马，送进银台司。

神宗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年青的小皇帝被《流民图》所震撼，史书称彻夜不眠，第二天早晨谁也没和谁商量，就下令全国罢免所有新法。

这是事情的基本始末。现在简单分析下，第一，神宗为什么被震撼了呢？貌似我在说废话，灾民可怜呗。但是有一点，有资料显示，此皇帝终生没出过京城。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见过灾民啥模样。唉，人生的第一次都是不假思索，感情用事啊；

第二，郑侠为什么这么激动？又是废话，灾民可怜嘛。但是，我们抛开新法是否得罪天地混帐可恶，只提一个问题。请问，新法时遇到天旱，和从前旧法时遇到天旱，两种情况下的灾民有区别吗？

新法是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流离失所，旧法时大家满面红光穿绸挂缎开着房车出来旅游？！见他郑侠的活鬼，难道你活这么大只见过一次大旱，只见过这一群灾民不成？

以前怎么就不见你画什么《流民图》？！

郑侠走的是非正常途径，宋神宗怕是当时的真理——上天意志。这是熙宁变法第一次失败的官方原因。可是，里边还发生过一些非常微妙的“小事”，它们的决定­性­更大。

首先是一次家庭谈话。

史书记载某一天阳光明媚，天气良好，宋神宗到后宫去看望老妈和­奶­­奶­。几句家常话后，从前的曹太后，现在的太皇太后说了句话：“我从前只要听到民间的疾苦事，都会告诉仁宗皇帝的，仁宗都会批准我，让民间好过些。现在也应该这样。”

神宗非常警觉，回答了四个字：“今无他事。”­奶­­奶­要­干­政，立即就堵死。

但是­奶­­奶­继续说，“我听说现在民间青苗法、助役钱都不合理，你应该罢免它们。”

神宗回答：“这是利民，不会苦的。”

老­奶­­奶­直接提出最重要要求，“王安石的确有才，但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要真爱惜他，就让他暂时出京补外职吧。实在想用，过一年再招回来。”

神宗再次驳回，“不行，现在的大臣里只有王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

每句话都被驳回，太皇太后的老毛病发作，她泄气了，像当年被韩琦等人欺压一样，不再说话。这时神宗的弟弟岐王站在旁边，Сhā了句嘴：“太皇太后说的都是至理名言，真理啊。皇上，您得多想想。”

这时神宗满腔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对弟弟吼了一句：“是我败坏天下吗？那就换你来当皇上！（汝自当之！）”

岐王哭了，他非常伤心，说：“至于这样吗？”（何至是也）。

大家看完上边的记载有什么感想，觉得神宗小题大做吗？我们来真正映­射­神宗的真实感受。无论是他的­奶­­奶­，还是他的弟弟，都在做着封建时代里最危险、最恶毒的一件事。

——­干­涉皇权。

居家是父子，临政是君臣，这才是皇权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说话，曹老太太，和岐小弟，都是在找死，犯了祖宗家法。

自赵匡胤开始，到赵光义成熟，宋朝的制度就是皇族不许Сhā手政务，连当上了驸马的人，也终生只有闲职。就算是宋朝的皇帝超宽容，不会因此而治他们的罪，他们自己也要明白犯的错有多大。

可好玩的是，老­奶­­奶­无动于衷，心安理得。而小弟弟居然还哭了，貌似他哥对他太残暴，让他伤心了？！真是活见鬼。

不是血亲的­奶­­奶­，和一个不懂事的破小弟，这两人意见神宗可以忽视，可以怒吼，可轮到生身母亲出场了，情况就会不一样。

未来无比神勇彪悍的高太后第一次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态度居然很煽情。她哭着对儿子说，你就让王安石走吧，他把天下都搅乱了，快没法过日子了！

宋神宗默然，上天发火，后院也起火，让他怎么做嘛。就在这时，《流民图》、司马光的奏折相继出去，让他彻底失去自制，把苦心经营了５年新法全部罢除。

以上是关于皇宫内部事件的经过，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另一件事。神宗的­奶­­奶­、妈妈、弟弟是出于什么原因说的这些话。传统的史书给出的答案是，王安石的确非法乱政，搅乱天下，三位顶尖皇族出于天下公义，才冒险这样做的。

这让人联想到反对派们的一句口头禅，他们每说一句话，都会加个注解——“天下皆以为然”。动辄一副官场代言人，举国代言人的架势。

好，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有个非常准确的数字。王安石当政６年，改革５年间，反对派们被贬出京城的官员总数是３０人左右，其中包括１３位台谏言官。这个数字和宋朝超级庞大的官员总数相比，宛如九牛一毛吧。就算他们都是京城大佬，每人都有大批人脉关系，就能达到“天下汹汹”的程度？

真要像他们所说的，全体官场都反对王安石，那么５年间这么多的政绩都是由谁­干­出来的？

很明显，出于公义根本不靠谱。这些躲在皇宫里表面上任事不管的富贵散人们，其实就在半年前被王安石砍掉了命根子，断了财路。

总体来说，王安石得罪了士大夫阶层，而士大夫阶层只是个统称，里边还有各种详细的划分。比如地主阶层、官僚阶层等等。新法多种多样，把它们得罪了个遍。

如青苗法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免役法损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市易法损害了大商人的利益；伤害了神宗­奶­­奶­、妈妈、弟弟利益的新法，叫“免行钱”。

话说东京是全地球最繁华的地方，想在这个地方过着最享受的生活，得用什么办法呢？就比如皇帝、皇族、大臣，这些人上之人，看中了某些好东西，要怎样得到呢？

拿钱买？开玩笑，那还是权力阶层吗？宋朝的办法非常巧妙，是收税之外的再摊派。也就是说，在开封城里做生意，除了要交正常的税之外，官府需要的物、料、人、工，都向各个相关的商行无条件、无支付地索取。具体的做法有盘剥、索贿、贪污、参与垄断经营。

这就是他们能保持在繁华之都的顶层享受最佳生活的奥妙所在，他们不是参与劳动，而是直接当上了最大的没本钱的老板。可“免行钱”把他们的梦幻生活突然间砸碎。

免行钱，就是政府在正常收税之后，按一定标准再收一笔钱，这笔钱之后，商行不必再向任何方面交任何钱。

相当于一刀砍断所有皇亲国戚京城大臣的发财之路，从此之后，他们全体贵族、上流人物都只能凭有数的工资过日子，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不是把人往死路里逼吗？

于是，才有了­奶­­奶­、妈妈不顾皇权流泪劝告，弟弟更是敢于挑战哥哥的至高无上地位，对国家的法令说三道四。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这次皇宫内院里罢免王安石事件的真正内蕴，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这事情太隐匿了，除非他像以前的吕夷简、文彦博那样和太监交情深厚，才能得到些警告，不然，只能蒙在鼓里。

可是，熙宁六年五月时实行的免行钱，熙宁七年四月间他罢的相，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是受过非常刺激的事件来警告的，仍然没有醒悟，仍然没有提防，就只能说明他太不善于“整人”了。

对政治的危险­性­严重估计不足。

那件非常刺激的事，发生在熙宁七年元月的花灯节上。历史上非常有名，是著名的王安石劣迹之一。其过程充分表明了王安石有多么的骄狂跋扈。

当时神宗下令登城观灯，百官一齐出席。作为宰相，王安石显得很特殊，他骑着高头大马，带了很多的从人，到了皇宫的宣德门了还不下马，进了城门仍然不下马，再往里走，将要出城门进入皇宫内部了，终于被当值的侍卫喝止。

侍卫非常生气，在怒喝的同时，出于愤慨，抽伤了王安石的马。截止到这里，是不是应该说侍卫们的举动非常合法呢？毕竟皇权至高无上，哪有作臣子的骑着马进皇宫的道理？侍卫们就算粗鲁了些，也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嘛。

有功无罪。

而王安石的反应，就与之正相反了。不仅不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化骄狂为撒野了。

王安石大怒，下马去找皇帝，要神宗把执班的侍卫都送交开封府治罪，不知什么原因，还牵连到了一个御药院的太监，也一起扭送。

神宗都答应了，可是开封府尹蔡确却不同意，其理由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侍卫忠于职守而已，真要处罚的话，以后还有谁敢为皇帝站岗呢？

尽管说得有理，可仍然有１０个侍卫被打了板子，与之相对应的王安石骑马擅入皇宫之罪却不了了之，皇帝根本不过问。

上面的就是流传得最广的上元夜宣德门王安石骑马入皇宫事件始末。公道地讲，真要是这样的话，王安石没有什么好说的，真就是骄狂成­性­，不知羞耻，做出这样的事，太丢人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这件事的版本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内幕，哪一个说起来，都和这个版本截然不同。

第一个，是关于宣德门是不是必须下马的讨论。

事发之后，王安石在宣德门的通道里被打伤了座骑，连同他的从人们也被打伤。当时他并没有发作，而是想着或许真的犯错了，等见到了神宗，他先是回忆往事。在他执政之前，他跟着首相曾公亮入朝，从来都是进了门才下马。

他执政之后，这些年里也一直是进门才下马。为什么偏偏这一天，侍卫们突然间找事，不由分说，面对当朝首相，先是喝骂，接着鞭打，出手之重，从人和马匹都受了伤。

这是怎么搞的？

神宗听了也很疑惑，他也回忆了一下。当年他作皇子时，入朝的班序在宰相之后，也是进门之后才下马。可见城门内外之争根本不存在藐视皇权的罪名。

君臣二人都在努力想事，这班侍卫是怎么突然间抓狂的呢？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照例在旁边Сhā了一句，老臣俺入宫上班几十年，从来都是在门外下马……只此一句，再没其它。

宋神宗和王安石一起郁闷，这明摆着是说，你们两个小毛孩子，知道什么惯例，记得哪些往事，就算你们一直都是门内下马，也只能说明你们一直都是错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谁是谁非必须得有个说法了。不然王安石不仅是白挨了一顿臭骂，创下了首相上朝挨鞭子的记录，还得被扣上无知蠢材，犯法都不自知的丑名。

下来之后，王安石先翻史料，浩如烟海的各部门记录中，他终于找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间行首司的工作日记，里边记载所有大臣都在门里下马（并于门内下马）。有了书面依据，他又去找副宰相冯京。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与王安石同龄，迟两届考中进士。

考中时天下轰动，为北宋年间科场的传奇人物。在三级考试中，连得解元、会元、状元，号称“三元及第”。这份殊荣，远超一切名臣，是北宋年间首屈一指。这样的年青才俊，连富弼都动心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说来真是非同小可，看他在这件事情里的表现。冯京仔细地回想，想了又想，再想再想，终于开口说话：“安石，非常遗憾，我忘了。”

三元及第的脑子居然把每天上朝的礼仪经过给忘了！最绝妙的是他又加了一句：“……我又隐约记得，曾经在门外下过马。”

多么成熟的政治修养，先定下原则——“我忘了。”就此推开所有可能的罪名，接着又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赞同文彦博。

王安石面对软中带硬的牛皮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再去找线索。这次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切实，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资料。有线人说，中书省驱使官温齐古曾经亲眼所见宣德门当天值班打人的侍卫们事后聊天。一个说，把宰相的马和从人打伤，这罪名可不小啊。

另一个叹了口气，我难道不知道吗，只是上面逼得紧，无可奈何！温齐古听到后，立即报告给了另一位副宰相王珪。

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进士，资历相当深厚，在翰林院里一­干­就是１８年。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其文闳侈瑰丽，自成一家。”在文字高手不计其数的宋朝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其能力可想而知。呵呵，看他的做事风格。

此人后来当上首相，有个外号叫“三旨相公”。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己得圣旨”，是一位再乖巧不过，听话好使唤的好同志。

这样的妙人遇到了宣德门宰相被抽事件，只会有一种反应，那就是王安石得赶紧跑，最好一瞬间就出现在温齐古面前，抓紧时间问。要不然，王珪就有本事把证人同化了。

事情果然是这样，等王安石赶到后，温齐古己经神情痴呆，一脸懊丧，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怎么就这么多嘴！那是多大的火坑，自己跳进去注定尸骨无存！

王安石无论怎样问他，他的回答都只有一个，我记不得当时说话的是哪两个侍卫了……王安石凝视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何苦为难一个芝麻小官！王安石不再追问什么，让这条线索断掉。

这个版本也就此打住了，王安石是否应该在门外下马，察遍史料、证人都没有正解，成了个无头公案。下面看第二个版本。

上一个有头无尾，看得很闷，这一个就机灵巧诈，显示了当事人聪明伶俐的一面。话说在这个版本里，王安石不是一个人进宣德门的，而是由一位地位显赫的亲王殿下半拖半拉带进去的。

这位亲王就是前面提到的岐王。当天上元夜君臣欢聚赏花灯，不仅邀请了宰相重臣，连亲王、太后、太皇太后等皇族也一起出席。王安石来的时候，正巧遇上了岐王，不管王安石是想在门里还是门外下马，岐王“搀”安石先入。

亲王赏脸，总得接着吧，王安石就是这样被拖进了城门洞里。接下来就发生了抽马事件。考虑到皇宫深处­奶­­奶­、妈妈、弟弟强迫神宗贬王安石的过程，岐王这种“搀”扶举动是不是早有预谋呢？事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岐王被送交开封府等待处理，王安石自动请求离职。

耶——————！目地达到了！宋朝的宰相必须温文有礼，举止端庄，大家都应该记得，两个宰相互相吵一架，都得各自贬职，何况是和亲王发生了打斗场景！

如果真的是两败俱伤，也就没什么了。好玩的是岐王的等待处理等出了别的花样，不仅没有罪了，还能坏事变好事，给另一个人铺出条升官之路。

事情交到了开封府，府尹是蔡确，每天里各种公务忙得没完没了，突然间被皇帝召见。神宗问他，岐王的罪名定了没，怎么处理啊？

蔡确突然间怒了！他愤慨地说：“陛下你错了。开这个花灯节，为的是让太皇太后、太后欢乐，顺便友爱兄弟，给天下臣民做出表率。王安石是首席大臣，应该带头响应。现在反而因为打伤了几个从人，就治亲王的罪，让太后们怎么乐得起来？”

注意最后一句话——“若必以从者失误，与亲王较曲直，臣恐陛下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矣。”他是说，不管王安石有没有委曲，都不能处罚岐王。不然，神宗本人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会达到从此失去至尊无尚的地位的恶劣程度！

神宗大吃一惊。是啊，不仅是他，每个看到这段的人，相信都大吃一惊。因为蔡确说的太有逻辑了。以他的论点，是这次处罚了岐王，王安石会加倍的飞扬跋扈，宋神宗再也治不住他了，皇权不再权威。多好玩，换个角度来想呢？

如果不处罚岐王，这次亲王的地位会怎样变化？连国家首相都敢欺侮，且没有责任，他得牛到什么程度？还会畏惧自己的哥哥，神宗皇帝吗？

要知道亲王与皇帝只有一线之隔，都是同一血脉，要篡位，有亲王的也没有王安石的。就以当年王莽篡汉为例，他也是当时太后王氏的亲侄儿，以王安石这种光杆资历来说，哪有说篡就篡，说成功就成功的？由此可知，蔡确纯粹是在颠倒黑白。

可是回到史书里，神宗的惊讶非常耐人寻味，一惊之后他很喜悦。

——“卿乃敢如此言安石耶？”

蔡爱卿，你竟然敢这样说王安石？宋神宗大大地欣赏蔡确，认为其有胆有识，忠于皇权，体贴皇族，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臣子。

从此之后，决定重用他。

综上所述，非常无语。抛开蔡确言论正确与否，单看宋神宗的反应，就知道这个版本的真假。改革５年以来，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以国家兴亡托付，要说大权旁落，那早就己经旁落了，会用这点小事、５年光­阴­之后才猛醒？

不必再浪费笔墨了，混乱的逻辑，加上不附实情的“忠贞”，只能证明这是宋史编纂过程常见的无耻勾当——造假。用来毁掉王安石的形象，给日后为宋神宗推脱改革­干­系做准备。我们忽略它，再看第三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最刺激最微妙的一个。在这个版本里，王安石带着从人来到了皇宫宣德门左边门外，正要往里走（将入），侍卫执事官出现了，他拿着一种仪仗叫骨朵的东西，吆喝王安石下马。注意这个骨朵，它形状像个长把的小铁锤，其功能也比较相似，在赵光义的时代里它曾经出过一次风头。

在辽国那边，萧太后的情人韩德让曾经在金殿上，用骨朵把一个辽国皇族的脑袋打碎。这时侍卫老哥拿着这种东西走向王安石，命令他下马。王安石很明显没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拗相公­性­格发作，继续向前走（马势不止）。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出场，是位大有历史、历久弥新的大太监，名叫张茂则。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回忆下宋仁宗最后几年里，有一次突然发疯，披头散发冲出皇宫门口，他当时大喊：“皇后和张茂则谋逆！”

皇后，就是现在的太皇太后，上次皇宫谈话里的主角儿；张茂则，近１０年之后再次登场。他突然出现，对王安石大喝，王安石立即就停下了马。这不是胆小，而是规矩。皇宫里太监说话，绝大多数不是他本人在说，而是在转诉皇帝的命令！

这时张茂则用目光命令侍卫官把给王安石牵马的从人抓住，拿骨朵狠打。打的过程中没有记载王安石的反应，他反没反抗，求没求饶都不清楚，记述的重点是那位打人的老兄，该侍卫官打着打着突然间转移目标，大叫了一声：“相公马有何不可！”

举骨朵把王安石的马也打伤了。

张茂则非常欣赏这个举动，他及时地发表了打人打马的合理­性­解释：“相公怎么了，他不是臣子吗？这样蔑视皇帝，是不是想当王莽？！”

堂堂首相被一群侍卫和一个太监突然横加侮辱，并且是暴力式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事发现场时，王安石忍了。他选择见了皇帝再说。

见到神宗，王安石说了经过，陈述张茂则等人打伤了他的坐骑和从人。宋神宗的回答让每一个­精­研宋史的人都愕然。当然最愕然的还是王安石本人，宋神宗居然说：“哦，打伤了？真的打伤了？好，派人去验伤……”

王安石立即如坠冰窖，这是比宣德门打马事件更大的侮辱，以首相之位，位极人臣了，受到这样的欺侮，皇帝居然还不相信！此朝廷再没有立足之处。

王安石立即提出辞职。

第三个版本到此结束。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答案举世皆知，因为王安石的确辞职了；另一方面，张茂则是否受到处罚，就没有半点明文史料可查。在他的宦官列传里，没有这件事的记载，自然也就没有处罚记载。只有纵其想象，才能稍微联系到一些。

在第一个版本里，除了宣德门打马的侍卫们被仗责外，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御药院太监也被处罚，只是没有记录下他的姓名。那么，这个太监会不会就是张茂则呢？

而张茂则一直是仁宗的曹皇后，这时的太皇太后的亲信，联想到太皇太后和神宗的谈话，会不会有很多的疑团升起？

——免行钱毁了京城里皇亲国戚的财路，曹氏也无法幸免，在她出头之前，由她的亲信太监先出马羞辱王安石。能赶走再好不过，赶不走再出曹氏出面。

这个计划的步骤怎样？

这样详细地介绍宣德门事件，不是为了替王安石叫屈，为改革派出气，而是在说王安石的失败原因。３个版本无论哪个是真的，都传达出一个信息。

即王安石失败的必然­性­。

他实在是太大意了，强敌环绕身侧，与所有旧势力为敌，有了宣德门外赤­祼­­祼­的攻击行为，居然还没有先发制人，半年之后，还让敌人捣了鬼，新法废除了整整两天之后，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他不失败，谁失败？

回到郑侠上《流民图》时，这人说了皇帝罢除新法，１０天不下雨，可以把他砍头。之后的事让千百年来拥护新法，站在王安石一边的人极度郁闷，因为仅仅３天之后，一连憋了１０个多月的雨，竟然真的瓢泼而下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人家郑侠就是对的，新法就是错的，老天爷给出了最大的真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对此抱以问号。第一，看大雨之后的结果。像宋神宗这样谨小慎微、敬天畏命的人，如果真的面对上天如此真切的灵迹，他会怎样做事？毫无疑问，他会把新法罢免到底，从此只讨老天爷的欢心嘛。

但真实的历史人人知道，宋神宗在两三天之后，也就是大雨刚下，或者刚刚下完时，就１８０度大转弯，宣布除了“方田均税法”之外，新法全部恢复。为什么会这样呢，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改革派的无耻。

两个大­奸­邪吕惠卿、邓绾跑到神宗面前痛哭流渧，说皇帝您这些年废寝忘食，日夜努力，好容易达到了现在的局面，怎么能因为一个狂夫的乱语，就罢免新法呢？于是神宗回心转意，出尔反而，全面恢复新法。

只要有点起码理智的脑子都会看出这假到了西伯利亚去。用最起码的逻辑就能推算出史书里这段记载的真伪。试想面对最神圣的苍天意志，连王安石制定下的新法都被废除，那么皇帝怎么会给王安石两个手下这么大的面子，来扭转乾坤，翻转局面？

怎么可能？！

所以这场大雨根本就没有，是不存在的。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有三个。第一，大雨之后旱情并没有缓解，当时宋朝北方的­干­旱继续，辽国燕云地区的­干­旱继续，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第二，数字太微妙了，让人浮想联翩。

３天，３这个数字很好玩，为了强调某个意义，它是重复肯定加重意义时用得最普遍最直接的数字。比如随处可见的现代歌词：“……加，加，加，加德满都。”这是近代欧洲发现了尼伯尔的雪山探险活动后，流行的一首曲子。

中国本土在古代时用得更多，不列举了，大家自己回想。

第三，宋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天气的灵异。我们知道，狄青之死有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重大水灾闹出来的。开封城被水淹了，欧阳修等人说这是“武将­阴­气太重”的结果。其实这并不是只针对狄青一个人。从前领袖朝廷达数十年之久的吕夷简也在这上面栽过跟头。

当年与西夏开战，范仲淹等人顶到前线，吕夷简坐镇中央，为了政令的统一，有一阵子他身兼首相与枢密使，成为宋朝东西两府的唯一大首领。

这实在是犯戒了，帝国权柄集于一身，以他当时权倾朝野的实力，正邪兼顾的手段，也出现了反对声音。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记录了当时开封城里的异常天气变化——“天地昏冥，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风里异声不断，使人股栗……”就跟现代电影里妖­精­出场时一样。

结果是吕夷简被罢免枢密使。如果这全是真的，史书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信，是不是这场大风和狄青死时的水灾，也都是真的有上天的指示呢？

２１世纪的今天，不会再这么迷信了吧！

答案非常遗憾，现实世界告诉我们，不管是２１世纪还是３１世纪，情况都是一样的。该迷的永远都迷，区别只是迷的东西不一样。

好像人类的基因里有些漏洞，导致自身永远都不自信，必须得迷点什么才能活得踏实。好了，言归正传，如果这一场雨，这场在宋朝之后，每一代史学家都公认的百分之百曾经下过的暴雨，竟然是个谎言，根本没下的话，那么宋神宗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呢？

前面说过，他迅速地１８０度转身，把新法又都全面恢复了。看上去很美，大家按部就班，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把改革大业进行到底嘛！

对不起，主导人世间的事情的，永远都是思想、思路、心情、品德这些看似虚无飘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会瞬间改变的，而且一但改变，就再也没法恢复到当初。

前后只是相差两三天，当事人的心情完全改变。焦点就在两个人的身上，一，王安石；二，宋神宗。王安石又一次提出辞职，宋神宗像往常一样积极挽留。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场景。身为皇帝，宋神宗可以说出下面这些话。

——爱卿，你每次辞职，都让我寝食不安，我想了很久，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够好（待卿不至之处）。你是不是因为宣德门打马那件事受了委屈？不要委屈，我查得很细，这事背后没人指使。

王安石表示感谢，但辞职态度坚决。

宋神宗继续说。

——不是宣德门的事……爱卿，那一定是你看出来我不是个成功的君主（必定是见朕终不能有所成功），所以才抛弃我。

王安石摇头。不，不是的，你很聪明，很求上进，一定会成功的。而在我之后，也一定会有新的才俊来铺佐你。

宋神宗更难过了，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时王安石强调，他身体有病，实在支撑不住了。神宗立即紧张，换了个追问焦点。

——爱卿得了什么病？京城里什么药都有，我派太医每天去给你治疗，这是在南方所没有的条件，你还是留在京城吧。何况天下的事刚有头绪，你一走，怎么了得？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尽管对我说（但为朕尽言）。

王安石这次话都不说了，保持沉默。

宋神宗还不罢休，他进而动之以情。

——我知道你之所以进京为官，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身有才能，要济世求民，不想白白埋没。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皆非为功名也）。我们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

好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是宋神宗激动复激动，温馨再温馨，可王安石始终铁石一样，不为所动。

看到这些，大家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王安石真是太傲了，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还不借坡下驴，真的把皇帝当成了妈，受多大的宠都理所当然了？

嗯，这样想也没错，当年我也一样。只是再往深里想一层，与历史其它的改革事件对比一下，才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个人认为，宋神宗完全错了。他是个有为的君主不假，可也仅仅是想有为而已。在做的过程中，做得非常的糟糕。就以上面这些挽留王安石、理解王安石的话来说，他就错了冥王星上去了。

改革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场战争。改革者是元帅，是唯一的指挥者。例子比如秦孝公与商鞅，商鞅为了法令的通行，把秦孝公的亲哥哥的鼻子都割了，秦孝公也没有二话。试问宋神宗做到这一点了吗？翻开宋史，关于某某人的提升，某某人的贬职，哪怕只是个太监，王安石每次都要大费­唇­舌，和皇帝辩论，还不一定成功，总被驳回。

这算哪门子的支持？

王安石的政敌，一个个都安然无恙，拿着高薪在洛阳盖别墅，天天小集团开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反对信息，这算什么政治环境？

上面那些温情感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证明了他多次拆王安石的台，让王安石不爽，让改革进度迟缓的罪证。

与其事后感人，何如当时认真。

好玩的是，他们君臣之间的这些谈话，都成就了王安石的绰号——“拗相公”。成天和皇帝吵，无论什么事，皇帝都得听他的。

参照上面的论点，可以知道，宋朝要改革，就必须得听他的。不听，你找王安石­干­嘛？宋神宗你自己会吗？不会还不听话，你想­干­什么！

罪证之二，王安石和所有大臣吵，一点批评教育都不接受。按照人世间最正确也最­操­蛋的一个逻辑——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错误，都需要指教，来对照。王安石的“拗”感实在是十恶不赦！

这条指责让人抓狂。

世人都不完善，那是相对尽善尽美的神来说话。针对具体情况，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就是完善的，何况两派间水火不融，一定要让王安石从善如流，什么意见都接受，还改什么革？最凶残的是，王安石还不许回嘴，只要敢反驳，立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罪名。

这实在是个强盗逻辑，吵过架的人都知道，你有来言我才有去语，才能形成争吵。何以两派一起在吵，只有王安石有了“拗相公”的名声，另一边就毫无责任？

一直是王安石在独自骂街？在这里，熟读宋史的各位达人稍安勿躁，查年限可以知道，在王安石得到“拗相公”封号时，司马光的“司马牛”绰号还没到手，苏轼还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士大夫最高领袖的执政风采，没脱口而出骂了这句三字经。

好了，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历史上的几大问号。即一，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怎样。答案是比一般好，但绝没到言听计从的程度；

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意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意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坚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须的基础­精­神。

三，王安石是不是过分跋扈，连皇帝也得听他的话。弄得君臣名份不清，终于最终反目。答案也很清楚，自古改革变法，皇帝从来都只是个助手，一个配角。要想成功，主角必须得是改革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话，王安石的所谓跋扈，是最基本的权力。

弄清楚了这些问号，王安石的辞职原因，宋神宗为什么会答应，才有头绪。王安石是很伤心的，也是太累了。

仅仅５年时间，改革法令涉及帝国的财、政、军各方各面，每走一步都要与所有人为敌，甚至要和小皇帝也­唇­枪舌剑，这种累法不是每天跑一个马拉松那样简单的。尤其是心灵的压抑，王安石己不再是６年前那个“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意气风发之人。

他一连上了四封辞职奏章。宋神宗挽留了很久，显得非常有诚意，可最后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还是同意了呢，他不想再改革了吗？不是的，宋神宗一生对强国富民念念不忘，为之竭尽全力，为之英年早逝，在理想上一直未曾动摇。他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信念，而是见识、能力上的不足。

失败的种子，就埋在了这时同意王安石辞职时。

在他来想，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一，他顺从了­奶­­奶­和妈妈的要求。妈妈说得多么通情达理啊。

“王安石诚然有才，可树敌太多，让他暂时外放，你实在喜欢他，过段时间再调回京，不也一样吗？对王安石本身，也是一种爱护。”

宋神宗认同。现在局面太紧张了，缓和一下是有必要的。同时让王安石回南方调养一下，几个月之后再回来，­精­神焕然一新，正好投入工作。如果说首相任免，不能太频繁的话，根本不用在意。宋朝官场的特­色­之一，就是首相来回换。

第二，关于新法，一方面全国推行，一方面由王安石指定接班人接手。比如首相是韩绛，副相是吕惠卿。这两人是新法的核心人物，一个是“传法沙门”，一个是“护法善神”，暂时接替王安石的工作，不是很稳妥吗？

的确很稳妥，王安石也很放心。在他想来，改革己经走上了正常轨道，不管他本人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新法都己经形成规模，只要宋神宗本人坚定，这个趋势必将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那么就走吧。

宋熙宁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四月底，王安石一家轻车简行，悄悄离开了京城开封，没有惊动一个官员和百姓。

飘然而去，不慕浮名，走得非常潇洒。只是他和宋神宗两人都不知道，宋朝就此失去了最后一次振作的机会。来日大难，不仅是宋人就此沉沦，就连华夏民族，也从此一蹶不振。

因为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弱点。

人­性­的弱点。从概率上讲，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法真正洞察身边人的心灵。比如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视其为父，当他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变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苏联如此，宋朝也一样。

王安石走后，首相韩绛是一位非常沉稳，很有包容力的人。由他总揽大局，不是要他以出­色­的领导能力继续改革大业，而是要他来稳定改革派内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之下，才是­精­明强­干­，能力超群的吕惠卿。

注意吕惠卿。王安石没走之前，反对派就把他定­性­为­奸­邪，甚至于他的位置凌架在王安石之上，按宋史里的说法，是他蛊惑王安石，以超级巧妙的手段支配王安石，进行的熙宁变法。

也就是说，王安石只是个傀儡。

总而言之，他是这样的让人不放心。可是，第一个跳出来窝里斗的变法派人物却不是他，而是曾布。曾布，字子宣，南丰人。他大有来头，其职场寿命、官职都非同小可，甚至对北宋的灭亡都负有直接责任。就算在这时，也是变法派里的骨­干­力量。

这样的人物，我却一直没提。在最初时介绍熙宁年间与王安石有关的那几位大人物里，也没有他的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让人讨厌了，他不配称为王安石的战友。这并不是说，作为王安石的战友有多荣耀，而是说，他的人品有问题，贯穿一生都有重大缺陷。他位列于宋史的­奸­臣传里，还真是不冤枉他。

好了，说下他的来历。曾布１３岁时变成了孤儿，家里很穷，可是在读书受教育上，他有着得天独厚，和苏轼兄弟差不多的好运。他的哥哥就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

有这样的哥哥来当老师，曾布的学问不必怀疑。他进入新法集团后，脑筋超级清醒，第一时间提出了变法的核心问题所在。

他对神宗说，当此变法大计时，皇帝一定要让臣民知道“主不可抗、法不可侮。”要确立威信，不然大臣们不服命令，比如富弼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推行青苗法；小臣们随意议论，反正言者无罪。这样的氛围下，根本没法改革。

这样的意见让神宗很惊喜，王安石很喜欢。他平步青云，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他是三司使。己经是国家第三把手，堂堂的计相了。这么高的位置，突然间变法领袖离职了，大家想想看，曾布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怕了。

之所以能爬到现在的位置，都是因为变法。现在王安石倒台了，权力层必将重组，那么他曾布要给王安石作赔葬品吗？不，这绝不行。曾布想了又想，决定重新站队，他要让皇帝知道，他和从前也不一样了。

开封城内这时的矛盾焦点就在“免行钱”和“市易法”上，这两条彻底断了皇族、贵臣财路的新法被疯狂围攻。在王安石离去，变法派空前弱势，最急需团结的时候，曾布选择了向内部开炮。

炮打司令部，攻击的就是掌管市易务的吕嘉问。

吕嘉问，字望之，寿州人。不管他以后怎样，在当时他是一个变法的坚定拥护者。说来这一次被曾布攻击，毛病也就出在了过份积极上。他火上浇油，本就闹得天翻地覆的免行钱，他违反规定，多收了。不过没贪污，而是全部上缴国库。

这么做，明显的是追求业绩，讨领导欢心。

曾布不管这些，只要你是违法就好了。他展开弹劾，直到这一刻，他的真面目才暴露了出来。因为他弹劾的不止是违规的吕嘉问，他的重点是王安石的新法。

——免行钱、市易法这两项法令，自从秦、汉两代以来，连最衰弱混乱的时代里，都没有出现过。他曾布在大街上随便叫住几个人，询问看法，行人居然是流着泪来控诉！

他这么说，惹火了两个人。第一个自然是宋神宗，不管他允许王安石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本人都是喜欢新法的。证据极端确凿，因为终他一生，都在坚持着新法。

还要别的证据吗？

所以呢，有人攻击吕嘉问没问题，攻击王安石也没问题，但别拿新法说事。尤其是改革集团内部的成员。神宗火了之后，命令由吕惠卿去调查此事。这一次，皇帝可真是找对了人，他怎么就不翻翻老黄历，找一下各位同志历年工作的恩怨关系呢？

吕惠卿早就看曾布不顺眼了，很早的时候，他就认定了曾布和他唱对台戏，一心颠覆他的地位。

那是在改革初期，最紧张的时刻吕惠卿家里出事了，他的妈妈病故，按历必须守孝。可新法的进程不能被耽搁，于是之前叫“置制三司条例司”，后来改成“司农寺”的新法核心部门就换了主管。由曾布暂时代替吕惠卿。

在吕惠卿来想，这只是代替。等他回来后，官职照旧，权力照旧，他还是改革集团里王安石以下第一人。可是在曾布的心里，这就是个机遇。

必须要把握住！

曾布积极参与工作，把吕惠卿做过的工作都升了级。比如吕惠卿殚­精­竭虑想出了“助役法”，嗯，这不够，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免役法”。不管免役法是不是比助役法更好，变得更彻底，在当时的工作范畴里，曾布就徒然间站到了吕惠卿的肩膀上。处处显得比原来的男二号，风光无限的吕惠卿高出一头。这样的事，别说是强悍­精­明，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吕惠卿，换成随便哪个办公室里的小科长，都没法忍受。

当他守孝期满回到开封之后，敌视的目光就一直盯紧了曾布，只是因为有王安石存在，改革集团一直都笼罩在王安石对事不对人，公平无私的气氛里，才暂时相安无事。

王安石一走，就像仁宗皇帝死后一样，各­色­人等的本来面目都突然间显露。难得曾布自己找死，送上了门来。吕惠卿按皇帝的命令去调查，那还等什么，公报私仇是件很合法的事。

尤其是以处理变法集团内部叛徒的罪名去办。

吕惠卿出手，立即就让朝廷上下都冒冷汗。与其说王安石是拗相公，从来不听别人的话，是很可恶的。那么吕惠卿是更上一层楼了，他是根本不让别人说话。他比王安石有脾气多了，改革这么多年里，里里外外是凡与新法结仇的，与他本人结仇的，都别想好。

一朝权在手，快意雪恩仇！

先是对内部。曾布、吕嘉问被各打五十大板，一起贬官，到外地反醒去。这让曾布和吕嘉问结成了终生的死仇，再也没法化解。期间曾布飞黄腾达时，吕嘉问一直被打压，等到晚年，曾布失势时，他在吕嘉问的手里抄家治罪。

同时曾布、吕嘉问两人也把吕惠卿恨到了骨头里，变得终身势不两立。这些吕惠卿毫不在意，管它以后怎样，至少在眼前，打压掉这两人，他真正确立了王安石走后的改革派大当家的地位。

对外，吕惠卿做事­精­明强­干­的一面全面展示，他先是要求神宗向全国颁布诏书，王安石的离职与新法无关，绝不会开倒车。接着他狠狠地打压了一个叫李师中的人。这人当时的官职是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一个馆阁人员，天天都能和皇帝见面。

于是天天和神宗唠叨，现在天旱啊，现在百姓苦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马上招回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老臣，让他们重新治国。最起码也要把苏轼、苏辙两兄弟叫回来，这个国家还是得由君子做事，才能有好日子过……

吕惠卿冷眼旁观，手心发痒。好日子，嘿嘿，你先­操­心自己的好日子吧。还以为是王安石时代，你们说什么都没事吗？李师中被贬出京城，到和州去当团练副使，令当地州府严加看管他。

这只是个开头，他在向四面八方示威，要天下人知道，首相韩绛是个废物，眼下的天子第一重臣是我，吕惠卿！

可是没人买账，那位特别喜欢画图，喜欢较劲，喜欢拿脑袋说事的郑侠又跳了出来。呵呵，就算是王安石俺都敢弹劾，你吕惠卿算什么？

郑侠现在今非昔比了，他不再只是个看城门的，而是一位抗暴的志士。一个忠于理想，体现仁义，坚贞不屈的硬汉子！

简单回顾下不久前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会有个问号。就是如果那场暴雨是不存在的话，为什么郑侠还活着呢？他不是应该在１０天之后就被砍头的吗？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么您可真是太傻太天真了。宋朝的祖宗家法是什么，“言者无罪”。

别说是奏章里写了“十日不雨请斩臣头”，就算是“臣以全家、举族担保”、“臣罪该万死”之类的词出现了，也没见真的杀了谁。

就是个一本万利，没有风险的好买卖。

这时眼见成绩良好，王安石倒台，只剩下了一群虾兵蟹将还自相残杀，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郑侠决定再接再励，把美术进行到底。

这次由于有经验了，他的准备更加充分，内容更加丰富。先是画图的出发点，那真是非常的严重，不由得他不画。因为上天又一次愤怒了。

王安石当政，上天是１０个月不下雨；吕惠卿当政，京城刮起了超级大风，天上下起了雨夹土。对，是土，不是雪。两者相加，到地上变成了稀泥，有好几寸厚。于是郑侠又一次最先反应了过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对宋神宗说话。

照例还是奏章加美术。画图方面，以唐朝的几位最著名的宰相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为蓝本，题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用来影­射­现在宋朝的几位当朝宰相。有人说这涉及到历史知识，谁和谁怎么对号啊？

超简单，回想一下，在之前像吕诲、唐坰等威猛人类不止一次地把李林甫、卢杞重合到王安石的身上，那些弹劾奏章都当成了反对派们的党章经典，所以这次谁也不会误会。对号入座，心知肚明。

奏章方面就更炉火纯青了。郑侠在前后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找出了原《流民图》所附奏章的不足之处，添上了５０００多个字，完成了这次的大作。

不要小看这５０００个字，里边全都是最新版的宋朝政治黑暗事例，以及民间苦难纪实。想想真是佩服他，是什么渠道让他这样迅速地掌握了那么多的第一手资料呢？只能说明他很有才，他的才华集中体现在了文章结尾处的收官之笔上。

——王安石都是吕惠卿带坏的，现在真正的首恶浮上了水面，陛下您要加倍的提防！从前唐朝天宝之乱，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还活着，当时都说­奸­贼的本体还在。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一样。

吕惠卿就是最大的那个­奸­邪！

吕惠卿只觉得怒发冲冠，凭栏处，差点气出脑膜炎。这个该死的东西，第一次时怎么就不真杀了他，都是王安石手软留下了祸根！

十几天前郑侠上《流民图》的时候，改革派把他恨到了骨头里，可是一来罪名不大；二来王安石凶狠得有限；三来宋神宗喜欢。搅尽脑汁想办法，也只是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小小处罚下了事。只不过就是送奏章的渠道不合法而已。

这一次不同了，事情落到了吕惠卿的手里。政治是个非常深奥的学问，同样­性­质的事，发生在同一时段，由不同的人来执行，就能搞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来。

在王安石时，郑侠毫发无伤，并且搏得天下大名。在吕惠卿的手里，这副《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就真的要了他的命。

郑侠被罢免职务、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编管汀州。汀州远在长江以南，接近福建，这人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再也没露过面。

郑侠上路，开封城里的政界大佬们都松了口气，认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那他们可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不再是王安石。

再没有半点的恕道可言，也没有所谓的雍容大度的宰臣气量。有的，只是牙眼相还，还本付息式的报复！这时郑侠正在发配的路上，突然间被叫了回去。开封城里有了新的说法，吕惠卿灵机一动，决定把他致于死地的同时，再发挥点余热，把朝廷里一直做对的人也拖下水。

话说有两个人一直是吕惠卿的死敌，一，冯京；二，王安国。冯京是公事上的矛盾，这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郎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的和王安石谈话。由于学识渊博，态度良好，所以说了什么也不受处罚。于是就变成了改革派脚下的一条细腻温存的绳子，无论做什么事，都绊腿。

吕惠卿、曾布、邓绾、李定等人恨透了他。

王安国是个好玩的人。他是王安石的亲弟弟，可是处处和哥哥作对，无论是政见，还是私下里的交际往来。比如他总是在公开场合和新法唱对台戏，刚开始人们总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给首相点面子，不去计较。可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终于有一次，曾布说话了。说，你是安石的弟弟，国家变法，与你何­干­（何预足下事？）。这句话半点错都没有，曾布说得非常堂皇。因为国有国法，官有官职，你只是一个私人身份，就算首相是你哥，你也没有­干­扰政务的权力。

可是王安国勃然大怒，说出了另一番理由。他说，宰相是我的哥哥，宰相的父亲是我的父亲。宰相都是因为你们这班小人的搬弄才做了错事，将来家破人亡，全族遭祸，甚至会波及先人，连坟墓都保不住，这还不关我的事吗？！

这番话的对错，我不予评论。中国人一向都有把工作的成败和个人遭遇挂钩的习惯。比如说商鞅变法，秦国从此变强，直到统一天下，都没改动他的法令。

可以说，他是成功的吧？

不，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他太失败了。因为他被秦孝公的儿子五马分尸，和秦始皇的宰相李斯下场差不多。于是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形像就差劲透了，绝不是个好榜样。

孰对孰错，众说纷纭，这里先不讲，别偏了题。接着再讲王安国别的行径，比如他和吕惠卿。

曾布都让他愤怒，吕惠卿还想得好吗？这是王安国心目中最可恨可危险的坏人。某天吕惠卿在王安石家里商谈政务，两人谈得正欢，突然间院子里有人吹笛子，曲调相当讨厌，以王安石的涵养都受不了，探头一看，正是三弟王安国。

王安石在屋里说了一句：“宜放郑声。”

院子里王安国回了一句：“愿兄远离佞人！”说完笛声依旧，该吹还吹。佞人，小人也，当时吕惠卿恨得咬牙，明知是说自己，可没法发作。只能都记在心里。

这个版本比较多，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国在西京洛阳作国子监的小官时，被司马光等遗老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每天里和向往已久的正人君子们不得相见，痛苦之余，开始放浪自弃。主要就是烟花柳巷，声­色­犬马什么的。王安石很生气，以大哥的身份从京城寄去一信，里边写“宜放郑声。”

而王安国回了那句“远离佞人”。不管是哪个版本，都明文记载了吕惠卿大怒。

其实吕惠卿真的没必要大怒的，王安国不仅对他们这样，对自己的亲哥哥也没手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堪称人间少见。

据伟大的历史学家，严谨的私人笔记记录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说，王氏兄弟曾有次争吵。王安国把宋朝改革的局面归纳为天下汹汹，大祸将成。而这一切，都是他哥哥的错。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哥哥一定要听他的，把变法停止，最不济也要抽身而退。

要不然会家破人亡的！

王安石没听，王安国太伤心了，他转身泪奔，跑到影堂里向祖先们哭诉——不是我不孝，实在是大哥太固执，才让咱们家灭门的啊！

这件事要先确定是不是真有。两种可能，第一，有。

如果真有的话，王安国以宰相的弟弟身份，不管官职够不够，都可以在家里，以私人­干­扰国事，这还有半点的国家公务严肃­性­吗？

在这个前提下，王安国不管以什么理由，哪怕是他真的有理，也说错了场合。他完全可以在办公场合公开反对。尤其是到影堂里向祖先哭诉，我不知在他身后王安石是什么心情。

一般来说，农村­妇­女们掐架时这招常用。

第二，这事没有。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转念一想就明白了，事情出自《涑水记闻》。请问一直隐居在洛阳写书的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王氏兄弟在家里，影堂附近的争吵的呢？除非是当事人向外界宣扬，那样就会尽人皆知，何以只有司马光的笔记里才有？

像苏轼、苏辙等日记一族为什么都没录用？

此外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影堂”。影堂，即家庙，祠堂，供奉祖先遗象、牌位的地方。这时王氏兄弟是在开封京城里，他们的祖先祠堂也搬进京城来了？这事是需要考证的，从常理来说，宋朝官员的升迁谪落是很频繁的，尤其是宰相。不管是谁，赵匡胤定下的制度，宰相必须快速轮换，防止专权。

这样注定的调动，估计不会有人把祖先随身带着的。那样“回乡祭祖”一词就失去了意义。

综上所述，这事如果是假的，诚信的代表、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先生的人品就有大问题了。捏造事实也就算了，难得的是他借了王安国之口说出了如此恶毒的话——王安石一族家破人亡！

这是怎样的诅咒啊……

抛开这件事的真假，王安国和郑侠之间的往来尽人皆知，这都是因为他们太潇洒，太倜傥了。话说王安国一直用心良苦地拆自己哥哥的台，拆来拆去没效果，所以对能拆他哥台的人极其欣赏。

《流民图》事件之后，郑侠某次上街，正遇上王安国骑马出门。骑得高，看得远，王安国先看到了郑侠，立即眼前一亮。

他在马上举鞭示意，深施一礼：“君可谓独立不惧！”

郑侠的表情很遗憾：“我也不是不得已。想不到宰相被小人所误，到了如此地步。”

“不，”王安石出人意料地反驳了，或许他这时才想起来那是他亲哥哥。他说，“我哥哥做官，总是忠贞不二，他认为作臣子的必须要为朝廷当事，有成绩归陛下，有怨恨自己承担。这样才是尽忠于国家，所以现在九州四海之怨，都集于我兄长一人之身。”

郑侠冷冷一笑：“你说得古怪。我从没听说过皇帝是尧、舜，臣子是夔、契，九州四海会有那么多的怨恨。”这时满大街的人都在听着，不由得一齐点头。

好啊，郑侠说得好啊，有道理！

这段谈话，把王安国和郑侠栓在了一起，这就是罪证，他们是同党。可仍然不够，冯京还逍遥法外呢。再想办法，吕惠卿从郑侠的第二封奏章里看出了破绽，那里面除了民间疾苦之外，还谈到了些宫廷内部的隐密事件。

吕惠卿找到了神宗，说这很奇怪。像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都是举国皆知的事，郑侠知道不奇怪。可宫廷内部的事郑侠是怎么知道的？我得到了确切消息，是冯京告诉他的，副宰相指使他人诽谤皇帝，不信您把郑侠召回来问问就知道了。

郑侠走到了半路被押回来，三堂会审，揪出了郑侠的门人吴无至，和集贤校理丁讽。就是这两个人给郑侠和冯京来回通信。

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被贬到外地。郑侠最惨，在英州编管，人身自由都没了。冯京被踢到四川，瞬间之间从官场顶峰跌落到剑门关外，彻底歇菜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吕惠卿做到了这些，实在让天下人都悚然发抖。什么是狠人，这才是。与之相比，王安石实在是傻得很憨厚，善良得太懦弱，根本不像个政治家。

好戏还在后边。

吕惠卿一刻都没有停息，借着威慑天下的气势，他迅速提出了自己创立的新法——手实法。这个法充分体现了吕惠卿既­精­明又强悍的本­性­，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

手实法是免役法的一个补充。免役法里根据宋朝的九等户籍，规定每等人出多少钱可以免除徭役。可是家产随时变更，不好统计。那么就来个彻底的统计。手实法规定，由中央政府定下来每件东西值多少钱，然后进百姓家里查到底有多少东西。

这样每家每户有多少家产就一清二楚了。

有了资产总数后，国家取息是“逢五取一”，也就是２０％。在这里我得承认这实在是太高了，在各种税息之后，再取２０％，这是个官逼民反的数字了！

但是在吕惠卿的头脑里，还有办法让这个法迅速实行，家家户户争着抢着的实行。因为有威逼，还有利诱。手实法规定，谁家隐瞒了数字，被别人告发的话，以隐瞒数字的三分之一奖赏……谁家有仇人的话就得小心了，这是公报私仇的最佳时机。

此风一涨，不知民间会有多少仇恨滋生。

截止到这里，吕惠卿打击了异己，有了自己独创的业绩，不知不觉间他完成了角­色­的转换。连神宗皇帝都没有预料到，他这样快就达到了两个目的。

第一，首相大人害怕了。韩绛万万没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副手。吕惠卿充分发挥了参知政事这个官衔的本来面目。它本身就是赵光义用来制约首相权力的。这时和吕惠卿同等职位的冯京倒了，每天办公时，韩绛无时无刻都在吕惠卿的压力之下。

他如芒刺在背，可是无可奈何。

第二，吕惠卿身边迅速地聚笼了一大群亲信，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这些人本来都是王安石的手下，变法集团内部的主力。

这不用他刻意去拉拢，官场就是这样的奇妙，只要你在赢，在迅速的攀升，达到了能代表一群人利益的位置，那群人自己就靠过来，变成你的亲兵。

在这里，有件小事要提一下。强者运强，在一个人走宏运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得利，哪怕是古代最怕的火灾。

这段时期内宋朝的皇宫里起了一场大火，火场中心在三司。当时烈焰腾空，１８００余楹的房子付之一炬。楹，古文里“列”的意思，知道火有多大了吧。神宗皇帝都被惊动，他担心会不会旧事重演，像他太爷爷宋真宗那样，一场大火把内库都烧了个­精­光。

那是他改革５年来拼死拼活，没日没夜才攒下来的家当！

可是这样的大火，在当时根本没法去救。有个前例，仁宗和他妈妈刘娥就差点烧死在火灾里。当天神宗站在西角楼往下看，急得恨不得自己跳下去挑水。满皇宫散乱奔忙的人群里，他突然间发现了一队人马有条不紊的奔赴火场，真的有人去救火了！

为首的人是章惇，他结束了荆湖两江地区的平叛，回到开封城了。这时距离他到荆南时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他的功绩不必由我来说，用公认的历史大家王船山的话来总结再妙不过。

——“章惇经制湖北蛮夷……沣、沅、辰、靖之间，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地，迄今为文治之邑，。其功岂可没乎？”

答案是可以没，当司马光掌权时，这些都是错，必须得改回来。

话说远了，章惇回京之后，当的官是知制诰，职务是军器监，当皇宫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后，侍卫们去保护宫眷，太监们实力有限，宫女们忙着练习尖叫，其他的官员？对不起，除了在金殿上吵架，回家写奏章之外，顶级大佬们啥也不­干­。

只有章惇这样敢逗老虎玩，敢孤身攀悬崖，敢深入不毛之地平乱的人，才会率领有限人手冲向火场。他让神宗记住了他，大火之后，他接替原改革派人士元绛，当上了三司使。

这是章惇的升职，更是吕惠卿的好运。换来换去，仍然是改革派掌握实权，而且章惇的资历很浅，根本没法和他分庭抗礼。

天下，眼看就是他的了。

为了真正拥有天下，吕惠卿在个人声望提高，实力加厚之后，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在年底的冬至日郊祀大典时，宋朝有惯例要赦免一些有罪犯错的官员，特殊情况的还有些恩赏，以表示朝廷的仁爱。这一次，吕惠卿显得非常忠于老领导，他微笑着提醒宋神宗，王安石的官职有点低，在这普天同庆的好日子里，您给他加上节度使的头衔吧。

节度使，这是唐朝时实力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各地诸侯，可在宋朝就只个荣誉头衔，没有半点的实权。唯一的好处就是工资，高于当朝首相。

乍一看真是件好事，毕竟王安石这时只是江宁知府，最大头衔是观文殿大学士。可是神宗猛然间惊醒，吕惠卿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而且把整个朝局都扯了过去，陪着他一起冒险！

那一天，神宗盯着他，缓缓地说了一句话：“王安石离职不是有罪，为什么要用赦免复官？”这才是问题的焦点，真的答应了吕惠卿，王安石就变成了个罪人，从此之后，永远失去了当首相的资格。

吕惠卿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皇帝的话代表了什么。这一步踏出，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他成了宋朝１００多年历史里极其罕见的一个特例，他成了个叛徒，从里到外地背叛了自己的领袖——王安石。

这和之前的曾布是不一样的。曾布是说了新法的坏话，可是那在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内，曾布是对法不对人，针对王安石而言，他始终都是信徒。

吕惠卿不是了，这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官场仕途，从这一刻起，他注定了是王安石的敌人。此后，不管是改革派当权，还是反对派复辟，都跟他再没有半点的­干­系。

他只剩下了自己另起山头，自负盈亏的命运！

果然，不久之后宋神宗就派人到江南去召还王安石。王安石这次没像第一次出山时那样，在路上游荡四五个月才进京，他的速度空前迅猛。

７天，就从江宁赶到了开封。

这样的速度很能说明问题，貌似他和宋神宗都害怕了，吕惠卿在造反，一定要尽快地铲除他！其实这只是因素之一而已，试想吕惠卿反的是王安石，又没有反宋神宗，犯得着这么拼死拼活的吗？看一下历史同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才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宋朝君臣永恒的噩梦终于降临，最怕的事到了，辽国人在安静了２０多年以后，再一次在宋朝最关键的时刻出来捣鬼。

很久没有提到辽国人了，这时他们聪明、­精­明、善于敲诈勒索的耶律宗真先生已经变成了辽兴宗，有了自己的庙号，融入了契丹人伟大的历史长河里……他死了，早在１０５５年，宋朝的至和二年时就死了。如果要找个参照时段，宋朝当时正发生什么事的话，很简单，那时宋朝正在闹水灾。为六和塔减水计划吵得­鸡­飞狗跳。

纵观耶律宗真的一生，他实在是很好玩，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贪小便宜吃大亏。仔细想，他的成就来源于贪婪，比如每年多从宋朝收２０万两银子的保护费，比如他不管仗打得怎样，始终让李元昊俯首称臣。

可都留下了致命的缺陷。

不守信用，让宋朝人一直记着辽国人的仇，几十年后突然爆发，让辽国人还本付息；对西夏轻易动武，损伤了契丹人天下无敌的神话，让背后的各个更野更蛮的民族悄悄地打起了小算盘。

这都让辽国吃不了兜着走。可更好玩的还在后面。他处理国内事务时，贪婪和­精­明都不见了，他蠢得和当年的赵匡胤有得一拼。

赵匡胤重用弟弟，耶律宗真简直是对弟弟感恩戴德。在他年青时，他的妈妈要废掉他，是他弟弟耶律宗元报信，才让他先发制人的。这个情他记了一辈子，给弟弟的回报是一连串无与伦比的官职。

-——北院枢密使、南京（幽州）留守、知元帅府事。赐金券，封皇太弟。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

也就是说，他弟弟才是辽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根本没他亲儿子什么事。

亲儿子名叫耶律洪基，字涅邻，契丹名叫查剌。说来真是大名鼎鼎尽人皆知，看过《天龙八部》的人，都应该记得，他就是萧峰的结义大哥。

看他的经历就会知道他老爸的思维有多纠结。耶律洪基６岁被封为梁王，１１岁总领中丞司事、封燕王，１２岁总知北南枢密院事、加尚书令、封燕赵国王，１９岁领北南枢密院事，２１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

这一连串的超级官衔把辽国军政大权总揽一身，除了缺个皇太子的头衔之外，和国家继承人差在哪儿？于是一边有洪基，一边有皇太弟，两者的关系直到辽兴宗咽气也没分出个大小。

还好，耶律重元这人在关键时刻总掉链子，头一次当了老妈的叛徒，这一次也没拉哥哥的后腿，让侄儿顺利登基。他换回了一连串更高的头衔加待遇。

——免拜不名，天下兵马大元帅，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册封为皇太叔。

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情，这些头衔真的很贵重，无比贵重，可惜，与耶律洪基的成长道路太接近，这些都是侄儿玩剩下的。这就是这件事的真相，他被哥哥忽悠之后，再被侄儿用同样手段忽悠了第二次。

一般来说，这种忽悠是平凡的人一生可望不可及的，多幸福！但当事人永远不会这样想。身在百尽杆头的人，和站在平地上的人，是两种动物。

没有当年的努力，哪来杆头地位。有了杆头地位，怎会再有平常人的心理？具体到耶律重元身上，就算他有，他的儿子也没有。

他的儿子名叫涅鲁古，在兴宗朝受封为安定郡王、楚王、惕隐，耶律洪基当政后，他晋升为吴王，楚国王，武定军节度使，到辽国清宁七年时，他当上了南院枢密使。

重元父子相加，等同于辽国军队总指挥……这就是耶律洪基的智商的体现，他的真实底蕴只有一句话——草包。他根本不配当皇帝，连最起码的、最重要的一条戒律都不懂。

忠诚绝不是买卖，花钱、给帽子绝对换不回来。当领导的人必须得有那种没法解释，却每时每刻都存在的魅力，有了这个，才能让手下俯首称臣，为之肝脑涂地。

事情在辽清宁九年，公元１０６３年激化，涅鲁古长大成|人，决心推翻草包堂兄，自己当皇帝。说来这个过程真的是没有金庸老先生写的那么惊心动魄，诡谲多变。

在《天龙八部》里，重元父子趁耶律洪基出京打猎的机会，集结辽国绝大多数兵力，扣住驻京军队的家属，连耶律洪基的老妈、老婆、各阶层小老婆等等等等都抓住，软硬两手都准备好后，才杀过来和皇帝摊牌。于是在这种绝境下，萧峰才能上演绝地反击，以一人敌百万，孤身平叛的好戏。

真实的历史当然不是这样，辽国的军制是斡鲁朵，是皇帝、重要皇族自己的亲卫军，除了直属者之外，无论何人都别想指挥。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词听着威风八面，真正意义和宋朝的节度使差不多。涅鲁古想当皇帝，只能想方设法使暗招子。

他先是向外宣称父亲病了，以耶律重元的地位，全辽国上下都得来探病。就等着耶律洪基送上门，一刀砍倒，血淋淋穿上龙袍，这才是草原民族的正统即位方式！

可惜他们怎么等，耶律洪基就是没来。但也不必怕，绝不是消息走漏了，皇帝有了准备。耶律洪基对他们的信任依旧，还是最亲最近的叔叔、弟弟。

于是第二套刺杀方案才能上演。

小说里的第一幕出现，耶律洪基真的带人出去打猎了，地点在滦河附近。这两位头衔里集合了全辽国８０％以上兵力的父子决定破釜沉舟，你死我活。在这样的决心下，他们召集了……别怕，是４００个人，悄悄向耶律洪基的御营接近。

这个过程里他们终于漏馅了，以皇帝亲属的斡鲁朵实力，这４００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第一次接战，捏鲁古被杀，耶律重元逃走。按说逃就逃远点吧，可是终生一直在退让的耶律重元居然勇敢了一回，第二天的黎明，他居然带了２０００个人又杀了回来。

御营里的人有点懵，皇太叔就是不一般，这种情况下都能反击！只是再一接触，比上次的４００人还不堪一击。原来这都是附近的奚族猎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是被重元骗来的。

耶律重元父子都死了，但他们完全不必悲伤愤怒。他们的这次叛乱，让御营里的两个人出人头地，从此平步青云。一个是辽国最后一位“于越”，这是辽国最高的头衔，终辽国２００余年，只有四个获得。他之前，就是那位契丹战神耶律休哥。这个人名叫耶律仁先。从他的一生来看，这是个好人。

另一个就非常奇妙了，他是辽国历史里首屈一指的权臣，坏到了极点、成功得让人目瞪口呆的­奸­臣。他的出头，完全替耶律重元父子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余富。

他的名字叫耶律乙辛。

耶律乙辛，字胡睹衮，辽国五部院人。纵观他的一生，竟然和宋朝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很像。两人除了善恶不同，各自达到一个极点之外，他们所走的人生之路，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全凭个人努力，从低到高，位极人臣，使国家命运因其而改变。

耶律乙辛出生在一个极穷困的家庭里，穷到了什么地步哪，他老爸的外号就叫“穷迭剌”。但这掩盖不住耶律乙辛的光芒，这孩子还没出生时就与众不同。他妈妈做了一个梦，梦见她抓住了一只羊，掰断了犄角又拔掉了尾巴。

一个算命的恭喜她，说“羊”字去掉头尾，是一个“王”字，你的儿子日后要当王爷！

以当时耶律乙辛家的穷法，他父母很自然地把这当成了讽刺，没去留意。其实很好玩的，我们转念想一下，穷困的契丹人用汉字来算命……比较古怪。

其后还有两个神迹，是关于新生儿洗澡和庆贺的。本来不想写，可是太特别了。耶律乙辛生的时候，父母正在赶路，没有水给他洗澡，可是就在他降生之后，刚刚撵出的车辙里居然冒出了一股清泉！

这仅仅比佛经故事里，释迦摩尼降生时天降甘泉为之洗浴差了一点点而已！

最奇妙的是耶律乙辛长大后放牧时的梦。某一天，天­色­将晚，他还没有回家。他父亲在草丛中找到了他，发现他睡得正香，就把他叫醒。耶律乙辛醒来后大怒，说他正梦见一个神人手捧日月给他吃，已经吃掉了月亮，太阳正吃一半，突然被吵醒，真讨厌！

不管这事儿的真假，从此后耶律乙辛的命运改变了。他父亲不再让他放牧，而是学了一些别的本事。他放鹰行猎，在武事上是契丹人中的一等男儿，这还很普通，顶多能当个出­色­的军人。可他还有另一项在契丹人中非常罕见的素质。

耶律乙辛风采翩翩，仪容出众，外貌温文尔雅，尤其举止动态深有教养，根本就不像是野外生长的穷家子弟。

这是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可能就是他独有的天赋吧。之后他的勇武让他当上了辽兴宗，也就是耶律洪基老爸的亲兵侍卫。职位是文班吏，掌太保印。这是个俏活儿，就像宋朝的馆阁人员一样，可以随时见到皇帝，甚至陪皇帝出入宫廷。

某一次进到内宫，耶律乙辛的好运来了。当时的皇后立即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小伙子，他“详雅如素宦”。就像一个经过专门培训的太监一样，既温顺又雅致。他被留了下来，做笔砚吏。

笔砚吏这个差使职位很低，可是与文班吏相比，是俏上加俏。因为这和辽兴宗的个人爱好有关，辽兴宗对汉人的诗词歌赋很有造诣，他画的山水丹青，翎毛花鸟境界很高，曾经特意送到宋朝给他的皇兄看。宋仁宗以飞白体书法回赠，在当时是一段风流佳话。

耶律乙辛在这种风流环境里如鱼得水，官职很快升到了护卫太保。到耶律洪基当皇帝，他爬升得更快，只几年的光景就升到了北院枢密使、赵王的高度。一个穷小子真的当上了王爷！至于秘密何在，也很简单，耶律洪基是他父亲的升级版，他父亲的每一个特征都在他这里发扬光大。

每一项。

包括喜欢诗词，他娶的老婆是契丹历史上第一才女；包括佛教，他“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规模之大，是辽国历史之最；包括向宋朝挑衅，很快他就要向宋神宗叫板。

耶律乙辛的工作就是什么都顺着他，唯一一次的反对却正中要害，得到了最大的一次彩头。就在耶律重元的那次叛乱中。话说叛乱前还是做了一些前期工作的，比如陷害当时最大的忠臣耶律仁先。各种办法用过之后，终于让耶律洪基动心了，准备把仁先赶到南方去。

决定前，他征询了耶律乙辛。

一向低调顺从的乙辛难得地摇了次头，说他刚刚主持重要工作，经验实在不足，必须把能­干­又忠诚的仁先留下。

后来的事被证明，留下仁先是平叛的最大优势，而这个优势，就是耶律乙辛一手促成的！

把到手的独自得宠的机会扔了，甘心退到第二位。这不是眼光太远，看得太准，就是运气实在太好了。无论哪一种，都非常不得了。

平叛以后，耶律乙辛晋升为北院枢密使、魏王，有了个特殊的封号，叫“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这时局势明朗，他看清了自己的位置。

只在耶律仁先之下，是辽国的真正男二号。那就好办了，皇太叔做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再来。耶律仁先，这位最后的于越，很快就被赶到了辽国的南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仁先和乙辛的根本区别。那不是什么善恶美丑，而是能力上的对比。

仁先徒有虚名，辽国到了耶律洪基的手里，已经有了亡国的迹象，官衔满天飞，像于越这样的顶级头衔都可以随便给人了——只是平定了４００个人叛乱的功劳，就能和耶律休哥平起平坐了……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可耶律洪基的感觉很好，他很放心地把军政大事都交给了乙辛去做，自己游山玩水，行围打猎，如果实在有什么事要麻烦他，比如官员的任免，他也能在百忙中抽空做一下的。

他会在酒桌上，用掷骰子的方法决定。

耶律乙辛的好日子来了，他一手遮天，随心所欲。在东亚最大最强的国家里说一不二，谁阿谀奉承他，就会升职，谁敢和他作对，一律诬陷之、打击之、贬蹿之。一句话，他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这样美好的生活，中止于一个孩子的出现。

耶律洪基的长子耶律浚渐渐长大了，这个孩子是光明的，每一个方面都完美无缺。他由皇后所生，既嫡且长，是天生的皇储。生来俊秀聪明，在文学上“幼能言，好学知书”，在武功上，“七岁从猎，连中二鹿”。可以想象他的父母有多爱他。

他在六岁时受封为梁王，八岁时成为皇太子。这时再没有什么皇太叔，皇太弟之类的接班人来捣乱，他注定了会成为下一任辽国皇帝，君临天下。

如果真是这样该多好，不仅辽国不会骤然衰落，迅速亡国，就连宋朝也不会有靖康之难，仓皇南渡。可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它安排了耶律乙辛在这时出现。

耶律乙辛是这个时代的灾星。

耶律浚根本就注意不到这些。一是年龄制约了他，再出­色­也不过是个少年。还是在锦绣丛中，罗绮堆里长成的，他怎知人心是鬼域，尤其是官场之中，世间最凶残最无耻的恶鬼都盘踞在这里；第二，他有健康的父皇，贤德的母后，身为皇太子，有什么必要去注意一个臣子的感觉？

于是他走进官场，聪明仁德，让每个官员都衷心地夸奖，您“法度修明”，真是太出­色­了。他看不到，在他不远处，耶律乙辛的眼神越来越­阴­暗。

要怎样毁掉一个孩子呢……也许最好的一招，就是先毁掉他的妈妈！针对耶律浚的位置，一大半都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儿子，而皇后这时有很多的破绽。

她叫萧观音，是她丈夫耶律洪基的父亲辽兴宗的生母萧耨斤弟弟的女儿，说来比丈夫长了一辈。这不算什么，世界各国的皇室婚姻都是乱七八糟的，只要血统纯正，就百无禁忌。何况她实在是太杰出了，在辽国２００多年的历史里绝对独一无二。

她不像是个契丹姑娘，不爱好马上运动和军事生活，喜欢的是清淡雅致的诗词歌赋。她的造诣有多高，由于资料的缺失，现在都找不到了，只是几百年之后满清第一才子纳兰­性­德对她都非常推崇，对她一生遭遇之惨痛，更是念念不忘。

成也诗词，败也诗词。萧观音的文采让她的公公、丈夫都非常欣赏，尤其是耶律洪基，这样独特的老婆，放眼整个亚洲，连号称最富有最风雅的宋朝皇帝都没有。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只不过男人的心理是非常古怪的，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让他骄傲的东西，一但出了什么错，就越会让他愤怒抓狂。

那么怎样毁掉这样独特的一个女人呢，耶律乙辛苦思冥想，一个堪称天衣无缝的计划渐渐生成了。

这个计划在公元１０７５年时实施，那时条件成熟了，耶律洪基和萧观音正好不在一起。出于辽人的习惯，耶律洪基在打猎。说到打猎，真是让现代的都市人很不理解。

这种游戏真的很好玩吗？契丹人是这样的热爱它，以至于后来金国猛攻，眼看就要国破家亡时，辽国的皇帝都能抽空去打猎。

这一点我们不理解，要命的是萧观音也不理解。她很不喜欢丈夫成天舞刀弄枪，搞得双手血淋淋的，坐在一起吟风咏月秀恩爱不是更好吗？于是她总是劝，劝来劝去，就把丈夫给劝烦了，把她留在皇宫里，自己跑到野外去露营。

挣脱了女人的束缚，耶律洪基奔跑在白山黑水之间，快乐地当上了野生动物终结者。可是没多久，他突然间收到了一封紧急公文。这份文件很有名，叫《懿德皇后私伶官疏》。相信这个题目映入眼帘的一瞬间，耶律洪基头上的青筋就会暴跳起来，懿德皇后是萧观音，伶官指的是皇宫里的御用乐手，私……只有一个解释，私通！

公文详细记录了萧观音和伶官赵惟一的私通全过程，起因是皇帝让皇后寂寞了，多才多艺的皇后很悲伤，她像汉武帝的陈皇后那样，想写些诗词感化丈夫那颗疏远的心。于是她写了《回心院词》十首。因为是写给丈夫的，可想而知非常的香艳私密。

比如其中有“铺绣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魂。铺翠被，待君睡。”“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十首词，词牌规格都是一样的，节省篇幅不赘述。要说明的是，写诗不要紧，香艳也没问题，怪就怪在追求完美。萧观音想给这十首词配上曲子，亲自唱给丈夫听。那就要找专门人才，伶官赵惟一出场。

赵惟一进入深宫，好戏开场。在这份公文里两人见面、调琴、互唱，进而饮酒、入帐，甚至床上的谈话内容都一一记录在案。

其香艳程度，比那十首《回心院词》强太多了。我不想复述，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阅一些明清香艳小说。总之一句话，是相当地限制级啊。

看到这里，应该知道耶律洪基的感受了，这是他老婆在怀念他，居然和别的男人怀念得上了床。可是别忙，文章还没结束。也许是赵惟一给她的快乐太大了，萧观音在床上又有了新灵感，她即席写了十首《十香词》，分别描述了她的发香、|­乳­香、腮香、颈香、吐气香、口脂香、玉手香、金莲香、裙内香、浑事香。

写过这些仍然不过瘾，她又写了首《怀古诗》——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这四句里暗藏着赵惟一的名字。

综上所述，没别的好说了，《回心院词》跟这些比，可真是太老土了。

事情本来很隐密，可惜皇宫里人多，宫娥婢女遍地都是，一个叫单登的都看在了眼里。而赵惟一也是个地道的下半身动物。和皇后如此这般一番，聪明人只会守口如瓶，他却觉得中了大奖，如果不向别的男人吹嘘一番，怎么对得起这种程度的奇遇？

他拿着萧观音亲笔写的《十香词》原稿向另一个伶官朱顶鹤炫耀，朱顶鹤二话没说，劈手就抢了过来，联合宫婢单登，向上级部门报告。

上级部门就是耶律乙辛，他掌管着辽国当时的军政大权。虽然有皇太子在，他亲妈的这种事也不好去污染他纯洁幼小的心灵吧。

问题的关键是耶律洪基的心灵，他太受伤了，之前有多自豪这时就多自卑，之前有多恩爱这时就有多耻辱！他没有怎么深入地调查，或许在他来想，越深入罪证就越多，他越丢脸吧。他直接下令，给萧观音送去了一条白绫，供她上吊专用。赵惟一那个小白脸，全族抄斩。

萧观音就这样死了，临死前想亲眼见一次丈夫，两人直接交谈一次都没得到恩准。千古以后，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冤枉的，所谓的­奸­情根本不存在。不仅赵惟一入帐的事纯属诬陷，就连《回心院词》也是耶律乙辛的­阴­谋。

他拿着写好的十首《回心院词》，献给了萧观音。说这是宋朝皇后写的，如果您重抄一遍，可称二绝。萧观音大喜，立即照办。写完后意犹未尽，加上了那首《怀古词》。结果她的手迹变成了罪证。

种种猜想，没有确凿的资料证实。拜金兵毁灭所有辽国印迹，包括修在深山老林里的辽国古墓都不放过的功劳，我们是没法验证这事的真假了。要注意的是结果，耶律乙辛以告密的方式搞垮了皇后，他也就此站上了悬崖。

该皇后有儿子的，耶律浚是皇太子，他早晚有一天会给母亲报仇！

这对耶律乙辛来说不是什么大事，皇太子要报仇吗？很好，那就连他一起­干­掉。没等耶律浚有什么动作，他先发制人了。

罪名很老套，皇太子谋反，要提前当皇上。耶律乙辛组织了大批的人力物力搞材料、找证人，忙了好半天，结果不理想。

证据实在是不足，皇太子太乖了，想栽赃都没办法。但是耶律乙辛在失败中看到了希望，他敏锐地发觉到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耶律洪基没生气。注意，不是耶律洪基对有谋反报告的儿子没生气，而是对他没生气。这就好办了，耶律浚并不是不可触犯的！

明白了这一点，耶律乙辛当机立断，马上把栽赃升级。这一次他用的是七伤拳套路，先伤己再伤人。派了一个亲信，当时是牌印郎君（皇家仪仗队长）的萧讹都斡去自首。说他本身就是要谋反的，一切都计划好了，先杀掉耶律乙辛等国家重臣，接着就颠覆耶律洪基，让皇太子当皇上。

可是事到临头，突然害怕，为了家人的安全，才迫不得已来自首。

这一次耶律洪基坐不住了，皇家卫队出乱子，这是离他最近的刀把子，真要叛变比之前的皇太叔容易得多了。不用搞什么突袭，转身拔刀就出事。

他命令耶律乙辛和汉臣之首张孝杰一起审这个案子。张孝杰非同小可，他是辽国科考的状元，这时的官是北府宰相，为人有句名言，叫“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又贪又狠，有才无德的人。

这就是耶律洪基之所以是个草包的原因，耶律乙辛加张孝杰，这两个人之前已经合作过了。萧观音的案子就是他们办的，这时儿子出事，仍然让他们搞，猪头都能预料出是什么结果。

结果是一定了，过程很­精­彩。耶律乙辛是个妙人，能把­阴­谋做得光明正大，让受害者都替他说话。

为了打消耶律洪基的疑虑，耶律乙辛来了次公审，在衙门的院子里摆上了刑堂。当时是三伏天，不动都冒汗，他命令把犯人都押在大太阳底下。

这些太子党被戴上了超重的枷锁，每人的脖子上套着一条细麻绳。一声令下，开始狠勒，等到犯人眼球突出呼吸困难眼看要勒死时，绳子又放松了。别高兴，这只是开始，喘上几口气，绳子再次勒紧，再一次勒到窒息。

如此翻来覆去没完没了，换谁都得崩溃了。这时犯人们异口同声，承认他们真的谋反了，真的是太子党，随便怎么定罪，只有一个要求——让他们马上死。

最好玩的事在这时发生，犯人们到了这一步时，耶律洪基派来监督视察的人才到，听到的看到的都是皇太子有罪……耶律洪基的草包基因二次发作，他把儿子贬为庶民，赶到上京看管。

为什么说他是草包呢，骨血至亲，翻脸成仇，只有两种处治办法。要么是直接杀掉，永除后患；要么就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管，让他时刻都没法作乱。这时他把亲生儿子贬到外边，不是给儿子重新造反的机会，就是给仇人糟践自己儿子的机会。

可怜耶律浚只有后者的命运，这个孩子离开父亲的视线，立即就掉进了地狱里。一般说来，他这个身份的人被看管，只是限制人身自由，别的条件和皇族成员没有区别，一样住在高房大厦里，还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可他到了上京，发现的是耶律乙辛给他特别盖的一间“房子”。

用砖石胡乱垒起来的一个空心石堆。

这样的生活也没维持多久，耶律乙辛恶人做到底，一天夜里，他派了两条壮汉潜入石屋，活生生掐死了太子。为了证明死信，太子的头还被割了下来，送给耶律乙辛去看……隔了一段时间，耶律洪基终于知道儿子“病死”了，他一阵难过，做出了第三个草包决定。

召见儿媳，询问儿子最后的岁月。

这实在是逼着人犯罪嘛，皇后害死了，太子害死了，难道还留着一个太子妃？耶律乙辛一不作二不休，派人等在半路上，太子妃走着走着就把命给丢了。

老婆、儿子、儿媳连续非正常死亡，换另外一个人，只要稍微有点正常理智的都会起疑心吧。耶律洪基就没有，他再次证明了草包的真正含义。

与其费神思量，不如扔到一边。反正死也死了，伤心难过什么的能让他们都活过来吗？他选择了继续享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他才猛然间觉得有点不对劲。

那时他再一次猎­性­大发，要冲到城外去野营。耶律乙辛没拦他，只是有个建议。您出去了，把皇孙留下吧，那样国家好歹有个领班人。耶律洪基觉得有道理，正要答应，这时有个大臣萧兀纳走了过来，跟他耳语了一句话。

——您出去，皇孙留下，他年岁太小了，没有好的监护人，难保会出什么事。这样吧，您一定要这么做，把我留下，我保护他。

耶律洪基瞬间想起了好多的事，所有的非正常死亡场景一一重演。他若有所悟了，当场决定打猎依旧，只是把皇孙带在身边。至于他忠实的、亲切的、温文尔雅、风流倜傥的耶律乙辛，先是继续信任，等打猎回来就开始贬官，一降再降，直到削断他所有党羽，比如北府宰相张孝杰等人。到了辽大康七年（公元１０８１年），耶律乙辛终于被捕入狱。

他浑身绑满了大铁链，被囚禁在来州。

到了这一步，耶律乙辛仍然很有活力，他知道在辽国呆不下去了。那么天大地大，逃出去就是。他的目标是宋朝，只是人单势孤，道路不熟，半路上被追了回来。他的人生之路被一根牛筋结束。

像被他害死的萧观音那样，也像被他在太子案里酷刑凌虐的那些人一样，他被勒死了。事情截止到这里，似乎辽国好日子终于来了，耶律洪基已经拨乱返正，为老婆、儿子、儿媳报了仇。可是不对，非常遗憾的是，耶律乙辛的死跟上面三个人的死对不上号。

他的罪名是“鬻禁物于外国”，只是个贪污犯而已。这就给以后辽国的大屠杀、大清洗、大报复留下了祸根。那个皇孙，就是先太子耶律浚的儿子，后来的天祚帝耶律延禧。这个孩子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记着。

２０多年以后，耶律延禧即位。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奶­­奶­、父亲、母亲报仇。他派人挖了耶律乙辛、张孝杰、萧十三等仇人的坟，戮尸解恨，措骨扬灰。这些人的宗族亲人一个都没跑了，被杀了个­干­­干­净净。当时辽国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里，人人自危，不管是谁，只要和当年的案子贴上一点边，马上就会人头不保。

辽国真的衰败了，从内部开始瓦解，而就在那个时候，北方有一个民族突然兴起，空前强大的战斗力像洪水一样爆发，腐朽消沉的辽人像一堆腐烂变质的渣滓一样，被彻底清洗……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结果，根源就埋在了耶律洪基时代。

前三次草包行为害死了最亲的三个亲人，这很愚蠢，但不致命。最要命的是第四次草包症发作，迟不迟早不早，偏偏在皇孙遇害前他清醒了。

救谁不好，非得救耶律延禧，历史证明这是辽国８个皇帝里最不知所谓的一个。前面那７个皇帝所有的毛病他都有，在每一项上都青出于蓝，好像他就是上天派来败坏辽国的。当然，这里也有他爷爷耶律洪基的功劳。耶律洪基是个罕见的长寿皇帝，在位一共４６年，活到７０岁才死。

这样长时间的折腾，再由天才孙子接着败家，如此这般，辽国想不灭亡都难。这都是后话，我们转回头来，看公元１０７５年的春天。

这个时段里萧观音马上就要被诬陷处死，宋朝方面改革集团内部乱成了一锅粥，吕惠卿正在积极确立自己的位置，来取代王安石。就在这时，辽国派来了使者，说要重新划分国境线。这是自从３２年以前富弼出使辽国确定领土问题之后，辽国又一次提出的无理要求。

贪心发作，和当年的耶律宗真一样，耶律洪基也想在宋朝占些便宜，来显示他是合格的强盗级皇帝。这里顺便提一下，为什么辽国的皇帝都这么喜欢做这种无赖一样的事呢？其实平心说来，这也不算是罪恶。平民抢东西是罪恶，国王抢东西是美德。

历代皇帝死后，各有规格不等，其中就有个分别，叫“神功圣德碑”。这个碑严格地说，在生前没有抢到别国土地的，或者丧失了自己国家土地的皇帝，都没资格立。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宋朝除了赵匡胤、赵光义之外，谁都没资格立。

……当然，宋徽宗赵佶是有资格的，如果他后来没到北方旅游的话。

宋神宗一生的愿望，就是在死后能有块神功圣德碑，那上面刻着他恢复了盛唐时的疆界，把燕云十六州、大理、交趾、河套等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失地都重新夺回。刻着他报了曾祖父太宗皇帝伤重而死的旧仇，覆灭宿敌契丹……

等等功迹，如果能一一达成，他纵然死去，也会含笑九泉。

可是人生就是场电视剧，不管情节千变万化，宗旨只有一条——没完没了的折磨主角。人强命不强，宋神宗想拖着宋朝从谷底里往上爬，迎头就遇上了１５０多年以来东亚地区最大的二世祖集团，那些腐烂骄横的辽国皇帝们。

提起辽国，这是宋神宗最大的心病。他和以前的５位宋朝皇帝不同，赵匡胤对辽国面露微笑，不怀好意，在他的时代里辽国从来没在汉人手里讨到便宜，他总在自己的国库里转圈，想着用多少钱能买到一颗契丹人头；

赵光义不用说了，他对辽国大打出手，杀了很多辽国人，也死了更多的宋朝人，虽然处于下风，可始终倒驴不倒架，宋朝是只长满了刺的刺猬，扎得辽国手疼；

真宗赵恒很奇妙，看着最没用，可情况急转直下，辽国人死也没弄明白，倾国发兵，打了个你死我活，居然变成小弟弟了！

而仁宗可以保住所有需要保全的东西，在他手里，宋朝一切都没有变化。就算宋英宗这个废物耽误了几年光­阴­，也能延续着平稳。直到宋神宗登基。

他突然发现自己矮了好多辈，当时辽国掌权的是耶律宗真的老婆，耶律洪基的妈，那是和宋仁宗一个辈的人，他得叫­奶­­奶­，连带着管辽国的皇帝叫叔叔……这是什么命啊，最要脸最争份儿的人居然偏偏掉了份儿，儿皇帝都不算，竟然是孙皇帝。

神宗大怒，对群臣大发了一通脾气，说我管她叫阿姨成不，和他儿子论兄弟好不好？满朝文武都沉默，人人看着地板找蚂蚁。神宗狂怒，他前几天才和这帮人讲过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说出去了，他就和辽国人不共戴天，成了死仇。

关于赵光义是怎么死的。我们现在知道他是箭伤复发，医治无效。可在宋神宗以前，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是官场里的禁忌，就算知道了也不能说。

宋神宗第一次当众证实，他的曾祖父死于辽国人的箭伤，当时他悲愤落泪，有仇不能报，反而称兄道弟，这是多大的耻辱！

现在兄弟也当不成，竟然是孙子……而这些满口仁义道德，动辄念着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等口号的大臣们居然对此无动于衷。

尴尬中当时的第一君子站出来了，伟大英明的司马光。他代表众多的仁人志士对宋神宗说，名份只是小事，重要的是平安。和辽国都是亲戚了，亲戚间叫几声­奶­­奶­是应该的。

……名份是小事，真想请他翻阅他自己写的《资治通鉴》的开篇总章。

如此这般，都已经是往事了。宋神宗投入到振兴国家、威服四夷的事业中去，对这些意气之争渐渐地不大上心，可并不代表他不再把辽国当回事。相反，辽国始终是北宋君臣心里最大的噩梦。这个噩梦之深，并不因为近５０年以来宋、辽的平静，以及党项人的崛起，李元昊对四邻拳打脚踢，宋辽两国同时鼻青脸肿而改变。

这也怪不了宋朝人，这是中国从古至今，到现在还没治好的顽症。

中国有个习惯，只要你曾经达到达什么高度，就会永远是什么高度。明星永远是明星，从没有过气这一说。作家永远是作家，不管你有多少年没出过新书。具体到战场上，只要被打败过一次，就有８０％的可能成为终生苦手，比如足球上的恐韩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绝不会像传统论调那样说“各种因素”、“因人而异”等等腐词滥调，凡事必须叫真，必须得有答案，这才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和读者的时间，就好比现在写的王安石变法，一定要找到谁对谁错。

只要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物，如对国家有利这一点上，就一定有答案！

回头说恐*症，我认为之所以会形成，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敬祖情节、惯行思维这两点致命伤上。敬祖情节让我们始终有着牢固的家庭观念、价值观念，这没什么不好。

可是只能止步于私德。上升到办公做事上，就实在要命了。它让我们怀疑自己，总是觉得前人、祖先比自己强太多。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里，万事开头都是要以古人当如何说起。

具体到宋朝恐辽情节上，神宗有过一段遭遇。他的雄心壮志曾被人嘲笑——以太祖神威，终生不能攻下太原；以太宗之能，尚有燕云之败。你小小年纪怎能口出大言，要威服契丹？

具体到全民族的心态上，表现在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在中国仍然要讨论“古不如今”，还是“今不如古”这样的白痴问题。

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吗？不需要讨论吗？其实只要看讨论的结果就有答案。即便得出了“今不如古”的所谓正解，难道还能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吗？

大到时代，小到个人，都是没法复制的。历史的车轮无法后退，能做的只能是着眼现在，眼前的一瞬间才最重要。敬祖情节必须见鬼去，中国人的心灵才能轻松点。

而惯­性­思维，是比敬祖情节更可怕的东西。

打败过一次，就会留下­阴­影。听着很泄气，可历史上是真实。比如北宋史上的燕云大败、雍熙北伐大败、君子馆全军覆没等败迹出现后，宋人的心理一下子就全完了。由柴荣、赵匡胤以不败战绩培养起来的民心士气突然间说不见就不见了。

哪儿去了呢？

为什么同样是战争，同样是失利，看外国、异族人的战争史，有很多打了１００多年、２００多年，只要不胜利、没达到愿望就一直战斗下去，直至家园恢复，荣耀回归。这里边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堂堂中华上国，号称最讲气节的民族，为什么总是艰难奋起，却迅速萎缩呢？

我无法不想到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历史。回忆一下，当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在成长的岁月里都被灌输谦虚谨慎为美德，进而达到“温、良、恭、俭、让”的完美社交品德时，会是个怎样的局面。

这局面就是直到２０世纪末几年时，中国的一少部分父亲，才会对儿子说：“儿子，我为你骄傲。”在球员的休息室里，才出现教练员对球员们大吼：“你们是最强的，我们一定会赢，你们做得太­棒­了！”这样肯定又自信的西方式话语。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几千来一直格守的群体­性­格是多么的内敛低调，多么的灰­色­！这是种可怕的惯­性­思维，当胜利时不敢追逐更大的胜利，当失败时迅速地转入苦守，从来不去想怎样反击。

这样的­性­格特点，在宋朝以前我们是没有的，五胡乱中原、五代十一国时是汉人的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抗，放弃过追求。可是赵光义上台之后，这问题就突然出现了。我个人对此有些解释，可要放在宋史完成时作为总章归纳。

现在要留意的是，宋朝全体军政首脑对辽国根深蒂固的恐惧。

辽国派来了一个叫萧禧的使者，带来一封信。里边全面回顾了双方近８０年的真挚友谊、欢乐岁月，为了让欢乐继续下去，提议把两国的国境线重新规划。

老调重弹，还是趁着宋朝和西夏掐架的机会来勒索，而宋朝的反应也和３２年前一样，从一开始就全体紧张了，尤其是宋神宗本人，他迅速开动了自我折磨程序，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宋朝的西北边境线，一方面不断地向河湟地区增兵移民，消化这块庞大的新得地；一方面保持对西夏的压力，时刻准备出击，也时刻提防着西夏人的反弹。在这种局面下，突然间辽国铁骑杀了过来，一时间刀光血影，尸体遍地，宋朝军民像蚂蚁一样被踩死……这完全是可能的，这些年来东北方的防线早就腐烂了，一点都没经营。

那还等什么，只能谈判，迅速地谈判，本着友好协商的综旨，绝不互利的原则，去换取老朋友不发脾气。四条指令紧急下发出去。第一，由少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忱，秘书丞吕大忠为使者，陪着萧禧到边境上和辽国的谈判团见面；第二，由大臣韩缜带着国书去见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第三，派人紧急赶往洛阳，向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咨询国家安全问题。

第四，他命令王安石立即回京。

在他想来这是动用所有力量了，国家有难，新旧党必须、也一定会同心同德为国出力。想得很美，不久之后各方面都有了回音，他一个个看过去，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哭笑不得。

先是国境线上的消息，刘忱和吕大忠临走前，他特意亲手写了诏书，告戒说：“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

意思很明显，辽国那边都是野人，道理说不通就会动粗。爱卿不必吵架，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好了。

可是刘、吕两人把他的话扔到了九霄云外，两个都是死硬派，爱护国土人人有责，和辽国谈判团一见面，立即就掐是水深火热，你死我活。双方回顾历史，追溯源头，把大地图铺开，一寸一寸地讨价还价。一大堆的地名，比如黄嵬山、冷泉谷、天池庙、牧羊峰、梅回寨、瓶形寨、蔚朔应三州边境等等等等纠缠了几天几夜，终于都顶了回去。

辽国人情急无奈，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分水岭。

虚的乱的咱都不说了，把细节都删除，就以分水岭为界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刘、吕两人一听就火了，新的一轮较量开始，我们再来。结果又吵了Ｎ久，双方终于接近崩溃，都吵不动了。这时理智回归，想到了一个新问题。

——喂，哥们，问一下，分水岭……到底在哪儿？

双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一会儿后，各自收拾行李回家。吵还是很想吵下去的，只是资料严重不足，连地名都搞不清，吵个什么劲嘛。

边境协商就此结束，等刘忱和吕大忠回到京城后，发现路更远的韩缜早就回来了，比他们快得多。原因很简单，韩缜去了辽国都城，可被耶律洪基给凉那儿了，一直没见着人，想继续等下去？对不起，外交有政策，宋辽两国互派使者，最多只能在对方的国都里呆１０天。

逾期必须走人。

宋朝的君臣恼火之余变得更加紧张了，辽国人很明显是玩真的，传统礼仪都不守了，别的事一定也会­干­得出来。不过说实话，他们还真是多虑了，在这个时期别说是宋朝人，连辽国人甚至耶律洪基的老婆萧观音想找他都费劲。

辽史记载，耶律洪基有匹宝马名叫“飞电”，风驰电掣瞬间百里，载着他在广阔无垠的辽国大地上疯跑。那速度让他的侍卫都追不上，往往跟着跟着人就不见了，然后只能在各大深山幽谷里去找。萧观音为这事专门写了封正式书信，劝他注意安全。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她实在应该注意自己的安全。别以为有才、还美就没人打，扫丈夫的兴在哪个时代里都很危险。

焦急中宋神宗盼来了元老院的回音，韩琦、富弼、文彦博都有了各自的回复。由于内容比较雷同，加上韩琦马上就要死了，我们只看韩琦的意见。

韩琦一直很痛苦，王安石改革以来，只要有新法出台，他一定会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一连声地喊：“泣血！泣血！”

也就是说，他哭出血来了。这时终于盼来了皇帝的咨询，他在激动之余强撑病体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意见全面地说了一遍。

在中国人想来，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都是由点及面遍布全身，所以头疼医头、脚疼治脚永远是错误。基于这个原理，韩琦认为外侮必须和内政联系起来。

那么辽国人为什么会来找事呢？是因为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期间做了太多的错事，实在难以尽数，韩琦站在辽国人的立场上，总结出来７点，来证明辽国人来找事是很可以理解的。

１，高丽国来进贡了。

高丽在哪儿？现在的朝鲜加韩国，从地理位置来看是在辽国的背后。这让辽国人太不安了，完全是后院起火，宋朝的手伸这么长，是不是有颠覆辽国的企图？

２，攻占河湟，夺西夏５２砦。

这是对辽国的友好邻邦动武，难免让辽国人心惊害怕吧。今天可以打吐蕃、党项，明天是不是就要轮到我们契丹人？

３，植榆柳于西山制约蕃骑。

这是辽国人最受不了的，辽国之强全在骑兵，宋朝栽了那么多的树，简直比长城还要讨厌。

４，实行保甲法。

这也很要不得，中国人开始成天地打打杀杀，弄得全民皆兵了。这么大的备战工作没完没了地­干­，当邻居的没有安全感嘛。

５，筑河北路城池；６，设都作院大量生产先进武器，比如神臂弓、新式战车；７，河北路新置３７将，武官们的权力突然见涨。

以上种种，招致天怒人怨。别说外国，连我们内部也达到了“农怒于畎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的程度。要想让外国人安静，一定得先从根子上把自己的毛病改好。

韩琦建议，把王安石的一切政策都删除，回到改革之前，辽国人自然就老实了。嗯，如果还是不老实呢？韩琦的解释非常振奋人心，按他的预测，只要内部的问题完全解决，辽国人只要敢来，一定可以打得他们逃回沙漠里去，“一振威武，恢复旧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连以前的旧仇也都一起报了。

说得非常好，大家鼓掌！只是很奇怪，比如仁宗时，那时没改革，您韩相公也正当青春年少，那时怎么没能做到这一步的呢？别说辽国，连新兴的小土匪李元昊都没搞定。

说完了这些话没多久，韩琦就死了。他的死是当时的君子集团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是乎死的过程和结局都变得规格高档。

死的前一天晚上，有一颗巨大的星星从天而落，刚好砸在韩家附近；死后百官集体歌颂，韩琦的一生是忠厚朴实的一生，死后家里连余财都没有。

……没钱，昼锦堂是怎么盖的？数千里的良田都是谁攒下来的？把这样的财主忽略掉，让以后的岳飞上哪儿去打工呢？

韩琦死了，宋神宗很伤心，派士兵给他造坟，亲自写了碑文，题名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这个名目很有玄机，两朝指的是哪两朝呢？英宗朝是定了，另一个是仁宗朝还是神宗朝？

只能是英、神两朝。韩琦是英、神两宗的恩人，是仁宗朝的罪人。扶植赵曙、支持濮议，只要他稍有人­性­都没脸在地下再见仁宗。

其它的还要再说他什么呢，总结他的一生，身为北宋史上知名度排进前十甚至前五的名臣，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在文臣中军功最高，在武将里文彩最好，文臣武将都算上，他最成功。这是非常奇妙的，他的一生里打压长辈如吕夷简，阻挠同僚如范仲淹、富弼，欺负小辈王安石、苏轼，甚至连仁宗皇帝、曹皇后都敢去勉强。

刻薄到了这种程度，临死前还当了一回辽国代言人，为什么还能得到忠臣良相的好名声？个中奥妙非同小可，每一个想在官场上有所发展的仁兄都应该引为典范，仔细钻研。

回到正题，神宗长叹一声把这份奏章扔到一边。就算真是对的，也不敢照办。按韩琦所说，那是把全身的铠甲都脱光光站在虎狼面前。只要让对方相信自己手无寸铁还生­性­善良，狼就很高兴，不张嘴咬人了？真的这么做，可真是位“大勇”之人啊。

迷茫中，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故人自远方来，安石进殿。

王安石回来了。近６年的无私合作让双方无话不谈。只有面对他时，宋神宗才说出了心里话。以下是史书记载里他们的对答。

神宗：“辽国人来要土地，怎么办？”

王安石：“不给。”

“他们坚持，怎么办？”

“慢慢谈，拉长时间讲道理，备战。”

神宗突然心慌：“要是真的打起来呢，怎么办？”

王安石摇头：“绝不会。你不要怕，更别示弱。鬼都是怕出来的，过分示弱，对方本不想打，也会开打。”

神宗的情绪更加低落：“我怕的就是辽国会突然出兵。”

这是思维的死胡同，什么都为敌人着想，把自己的权力、主动都拱手让出。这还怎么做人呢，起码的生活安全都保障不了，何谈发展强大。王安石郁闷中有些发火，他说：“辽国现在是强盗，抵在家门口抢劫，如果只想花钱免灾，直接给钱割地就是。如果不想，就马上备战，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是怕我们北方空虚，来不及准备吗？”

神宗点头，他怕的就是这个。

王安石把一件件的报告摆在桌上。公元１０６９年三月，辽国大臣耶律使逊煽动北部准布部落叛乱，辽国花了很大力量才镇压下去；同年十二月，辽国五国各部落又叛乱，辽国动用皇室斡鲁朵才能平叛，这改变了辽国力量的格局。

在以前，辽国北疆的实力足以搞定任何叛乱，根本不用中央军队出动。比如当年萧燕燕的大姐，足以自立一国；

公元１０７１年，辽国北方大雪灾，南方大旱灾，遍地饥民，国力大降；公元１０７２年元月份，辽国北部又叛乱，乌古敌烈部自立为帝，辽国再派斡鲁朵平叛，一连打了几个月才成功。经此一役，辽国北部很多部落被斩尽杀绝，夷为平地。同年辽国国内大饥荒。

这些之前，是公元１０６３年的皇太叔之乱。辽国这样的状态根本自顾不暇，眼看着就会四分五裂，拿什么来攻击军事实力空前增涨的宋朝。

摆事实讲道理到了这份儿上，还有说不通的人吗？答案是有，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竭尽全力地劝某人别办傻事，可那个人像是发了疯一样，跳着脚的要往坑里跳。

心理上的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治好的。

不久之后辽国人又来了，萧禧这次的准备很充足，带来了辽方认定的分水岭地界图，指图划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为了显示决心，他使出了上门要债最常用的一招——赖着不走。

宋、辽两国明文规定，双方使节互访，留京的最长期限是１０天，过期必须走人。可萧禧就这么赖着，人至贱则无敌，作为礼仪之邦，宋朝总不能把他轰出去吧。

使馆里的萧禧很得意，他的态度、边界上渐渐集结的辽兵，加上带来的这些地图材料，三管齐下，宋朝人这次肯定会屈服。他万万没想到，事情坏就坏在地图资料上了。

宋朝当时有一个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水利、冶金等等等等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基本上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能超过他。

他是个神话，天文方面他提出了新历法，和现代用的阳历相近；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４００多年；数学方面，他首创隙积术、会圆术，也就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和已知圆的直径、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凡此种种，都只是他庞大知识的冰山一角，多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集成了他一生的学术。

书的名字叫《梦溪笔谈》，作者沈括。

沈括这时是右正言、知制诰，宋神宗指定他接待辽国使臣。接到命令之后他没进驿官去接什么待，而是远远地站着，出神地想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走进了枢密院的资料室。这是个庞大、巨大、无比大的资料室，里边分门别类保存着自宋朝立国开始直到神宗年间所有的邦交往来公文。在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里沈括整整呆了一夜，天亮时出来他捧着一叠旧纸，那是６０多份辽国历年与宋朝签订的边境合约原件。

上面显示，这次辽国人所要的土地，以古长城分界，只有３０余里远，根本不像之前双方认定的数百里土地。宋朝上下大松了一口气，证据确凿，拿给萧禧看，这是你们自己写的文件，还有什么话说？

萧禧没有话说，不等于辽国人都沉默。沈括跟着他出使辽国，扮演当年富弼演过的角­色­。不过他的待遇远远没有富弼好，主要原因是辽国的君臣一代不如一代。耶律宗真时期各种花招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充满了技术含量，到了耶律洪基手里，辽国变得简单粗暴。

会谈现场像个菜市场，没有隔离带没有隔音墙，一堆一堆的契丹人围着宋朝使臣，足有１０００多人，对沈括等人进行无情的围观。谈判的过程没法介绍，第一次数太多了，前后一共６次；第二辽国人千篇一律，就是要钱要土地，至于理由？堂堂的辽国宰相杨益戒能说出这样话来：“你们宋朝人太小气了，几里大的土地都不舍得，还能算是兄弟之邦吗？”

无耻到这个地步只能用无聊来形容，拜托打劫也要有个响亮的口号好吧。这里要表扬一下沈括的镇定，腹有诗书气自华，学问到了他的地步，面对各种非难总会有办法。他居然在原有的３０余里基础上，又让辽国人作出了让步。

“舍黄嵬，以天池请，括乃还。”

回来的路上他也没闲着，把辽国的山川道路风俗民情写成了一本书，名叫《使契丹图抄》。图文并茂，献给宋神宗看。

事情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都接近了尾声。从结果上看，不管是以分水岭，还是黄嵬山、天池等地为界线，宋朝都是吃亏了。花钱买平安，再一次受气。可终究换来了北线的平安，让之前确定下的先河湟再西夏最后辽国的平定计划得以实施。

可是突然之间事情又有了变化，辽国人再一次反悔，他们派来了一个叫耶律普锡的人到边境上要求重新谈判。从前的结果全部推翻，价码回到了最早时的要价。

宋神宗长吁一口气，觉得天都­阴­了，没完没了的辽国人，贪得无厌的辽国人！他召见王安石，问这次又得怎么办？

这一次王安石也沉默了，他盯着北疆地图默默出神。好一会儿后说了８个字：“姑欲取之，必先与之。”然后拿起笔来，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把黄嵬山以外近７００余里的土地都割让给了辽国……

这太意外了，这还是王安石吗？前些天还振振有辞绝不割地宁愿开战的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懦夫卖国贼。

这成了王安石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宋史上说他这大笔一挥把代北最后一道门户雁门关天险都割出去了，从此之后宋朝彻底没了北大门，辽国人想入侵就和吃饭散步一样的方便。要注意，这个事实——王安石割让领土７００里；这个后果——宋朝失去北疆天险，是历代史书都认定的信史，直到现代新中国建立之后，仍然是官方主流史实。

只不过万事都怕有心人，真相只有一个，只要用心去查，没有什么是查不出来的。这里吁一口气，抹把冷汗，俺真是用了好多的功夫，到处搜集资料，才得出的下面的结果啊啊啊啊啊啊~

资料的总方针不外乎两条，第一，地理位置。到底割让出去的土地有多少，在哪里，乃至于前面频繁出现的黄嵬山、冷泉谷、天池庙、牧羊峰、梅回寨、瓶形寨、蔚朔应三州边境，还有分水岭这些地方都在哪儿。查清楚了，真相自然浮出水面；

第二，彻底清查王安石工作履历表。他是什么时间第二次拜相，又在什么时候第二次罢相。还有宋、辽这次领土纠纷的结束时间，三者对照，是不是王安石­干­的立即一目了然。

废话少说，马上切入主题，先把最重要的概念搞清楚。宋、辽两国的­精­确边境在哪里，是怎样划分的。两国边界，以太行山为中心分为两段。太行山以东，宋朝是河北路，辽国叫南京道。分界点是白沟，就是今天的海河及其支流拒马河的故道。

白沟变成了界河，这真是上上大吉。请想象在茫茫大地上以天然河流为边界，真是醒目显眼，只要它不像黄河那样经常改道，基本上就永远没有争端。

事实也是这样，太行以东的边界从来没有争执。问题都集中在太行山以西。

太行山以西，宋朝叫河东路，辽国叫西京道，一眼望去，哪叫山峦起仗沟壑纵横……除非秦始皇复生，再修一条长城，才能明确规定哪儿是宋朝哪里是辽国。

没法­精­确规定，就有了各种模糊事态的办法。在太行山的西段，两国都在各自的边境上留出数里到数十里不等的土地，让它荒芜。两国的百姓、军队，不得以任何借口进入。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这片空地，叫住“禁地”、“草地”、“两不耕地”。

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问题呢？恰恰相反，事儿更多了。眼放着一大片无主地，谁看谁眼红。这里不能光说辽国的不是，宋朝人也不怎么样。从边官将军到有钱的财主，以各种借口利用荒地生钱。只不过像辽国这样明目张胆地勒索，就实在是出格了。

出格的程度有多大，关系到了王安石到底有多卖国。在宋朝的官方史书里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王安石卖了５００里。出自《宋史·吕大忠传》；第二，王安石卖了６００里。出自《宋史·韩缜传》；第三，王安石卖了７００里，出自《宋史·韩琦传》。

到底哪个才对呢？这就要问另一个人，和他写的一本日记了。这就是宋史的奇妙之处，如此重大的国策，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大事，国家档案处记载的不算数，要以一个私人笔记为准。不许笑，不许怀疑，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以他老爸的名字为证，没人敢不信。

这人名叫邵伯温，他父亲叫邵雍。邵雍是位活神仙，是让宋朝顶级权力层俯首膜拜的人。他一生钻研的是《河图》、《洛书》、《伏羲八卦》这样的国学­精­粹，成就那是相当的高，据权威考证，像《铁板神数》了，《梅花心易》了这样用来摆摊算命的专业书籍都是他写的……

由于他算命极准，理论高深，在洛阳隐居教书时，把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君子元老们折服，大家想了想，怎样表达由衷的敬佩之情呢？当时这些顶级大佬们正热衷于在洛阳建小别墅养老，于是乎各人集资也给他盖了间。

取名为“安乐窝”，邵雍于是自命为“安乐先生”。

先生后来就变成了“子”，称为“邵子”。这就非同小可了，称“大”者，如大尧、大禹、大舜，是千古圣君；称“子”者，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墨子，这是几千里最了不起的圣人才有的头衔。

对，没有错，邵雍就是圣人。

看下圣人留下的最脍炙人口、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事迹。话说宋英宗时期，邵雍已经名动天下，慕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某一天，他和几个来求教的人到洛阳城南著名的景点天津桥散步，悠闲自在随意交谈之间突然听到了几声鸟叫。

邵雍一下子愣住了，接着面­色­惨然，像是突然遇到了巨大的不幸。

客人连忙问是怎么了。

邵雍长叹一声，说这是杜鹃鸟啊，洛阳以前从来没有。现在它们从南方飞来，国家从此有变，不幸从此而生。

杜鹃鸟和政治有关？客人摸不着头脑。

邵雍摇头。这些你们就不知道了，万物皆有联系，以《易经》为论，世间兴衰有它的迹象可循，不光是人间怎样，大千万物都会有征兆的。你们想懂吗？嗯，我这里有总结出的各篇文章专门论述……

客人也摇头，您还是直接说好了。

邵雍说，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会启用南方人当宰相。那时南方人结党乱政，天下将大乱矣。

客人大惊，几声鸟叫居然能推算出三五年后的国运，这真是太神奇了，请您务必解释清楚。

于是邵子不厌其烦，披露真相。他说——国将大治，地气会从北向南；国将大乱，地气从南向北。这是千古不易之理。现在南方之气已经深达洛阳，各位想开封城会怎样？大批的南方人会像杜鹃鸟一样涌进京城，国家在他们的治理下，必将一塌胡涂！

他哀叹，北方人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几年之后王安石当政，变法开始。他至少说中了一点，北方的“君子”们的确没了好日子。

算得非常准，着实的让人佩服。事实上北宋之后的读书人都对他这个预言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成真理。这里我们就不说，这种预言在宋史里超多，基本上都是知道事实之后，反对派编的马后炮。单纯地以邵雍的理论来判断，都能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天下大治，地气从北向南；天下大乱，地气从南向北。”

以此论调，北方人天生是天下之主，南方人注定了是奴才，绝对不能当领导人。当了，国家民族就要完蛋。对此谬论实在不想多说，只举一个例子。朱元璋创立明朝就是以南统北，这是错事？这就是邵雍作为大预言家的本事，明朝建立距离天津桥上听杜鹃不满３００年，居然没算出来。

说，你为什么没算出来？！

这样的本事和论调都传承给了他的儿子邵伯温。邵伯温在预言算命方面没能超过老爸，他另有强项，写书。《邵氏闻见录》，从名字上就知道内容都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王安石弃地５００之说，最早就出现在他的这本书里。

这本书严格地划分，有前、后卷之别。前卷由他，后卷是他的儿子邵少傅接力完成。父子两代对北、南两宋的事全面记载，内容花样翻新千奇百怪，当成杂谈小说来看，那是相当地不错。

知道了出处，５００里、６００里、７００里之说不辨自明。现在查正史资料，看看到底割让出去了多少。有个原始资料，是熙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宋朝资政殿上呈给神宗皇帝的一份报告，《所争界至地名白札子》。里边有这样几条：

１，蔚州地分，本朝以秦王台、古长城为界；北朝称以分水岭为界，所争地约７里以上；

２，朔州地分，往前已经定夺，以黄嵬大山北脚为界；今北朝称以黄嵬大山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约３０里；

３，武州地分，本朝以烽火铺为界；北朝称以瓦窑坞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１０里以上；

４，应州地分，本朝以长连城为界；北朝称以水峪内分水岭为界。

要注意的是武州，之前没提过，它是辽国当时的地名，在朔州辖区内。这份报告可以作为整个边界纷争的基调，这是沈括入辽之前萧禧的要价，就算宋朝全答应了，看看割出去的地盘能有多大。

无论如何也没有５００里，从哪儿算出来的６００、甚至７００里呢？尤其是宋朝人怎么看辽国人怎么不顺眼，在谈判中问了句话。

——分水岭？分水岭上也是领土，怎么分。

辽国人答，以分水岭上的土脊为准，一概平分。

宋朝人面无表情——岭上没土的怎么办。

辽国人诡谲一笑，到辽国去算。

之后才有沈括带着大批量档案文件入辽，让辽国自己让步。至于后来辽国无耻到出尔反而又来勒索，所能得到的可以在同年年底十一月宋廷批给韩缜的谈判条件里找出根据。

——东水岭一带从雁门寨北过分划；西陉地合接石长城处分划；瓦窑坞地合案视分水岭处分划；麻谷砦水窗铺当拆移。

综上所述，争执集中在两国边境上蔚、朔、应三州交界的５片零星小地段。辽国得到的好处­精­确计算，在平原地段得到了３处，大的纵深１０多里，小的几里多。另外两片是山地，包括面积最大，纵深约３０里的黄嵬山北麓和天池庙地区。

像宋史里所说的，以分水岭划界，把雁门关天险都丢了的情况根本不存在。第一个问题到此解决，看第二个，王安石当时在做什么。

聚­精­会神查资料，在熙宁八年年底十一月，宋廷作出谈判批示时，王安石病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明确记录，他病得很重，宋神宗派太监去探望，一天从早到晚来回跑了１７次。等他好了，给１０天假，没够，又补了３天。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安石没办公。哪儿来的在皇帝面前手划地图，说“姑欲取之，必先与之”这８个字呢？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割地事件的截止日期。

宋史里记载的是王安石割出７００里之后立即就解决了，可各种资料显示，直到熙宁十年的冬天这次领土纠纷才结束。那时王安石早已第二次罢相近一年了。

割地事件到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来没割出去那么多的地，用很小的代价换来了战略上积蓄力量攻打西夏的时间；二来这事儿和王安石没有关系。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到底谁才是割地的真正主使者呢？

算来算去，只能是宋神宗本人。从宏观上讲，他不拍板这种事没法成交。从微观上细想，当时司马光在洛阳，没参与此事，王安石卧病而且从来态度坚决，不惜一战。

除这两人外，没有任何人能影响他的施政纲领。

还有他无可救药的恐辽情结……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只是他不必为劣迹签名买单，神宗朝里所有的错事、坏事，都有王安石来顶着。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的南宋朝廷的修史总纲领。

地割出去了，辽国人走了，宋朝却没盼来渴望的安宁。开封城比以往的五六年间更乱了，起因是王安石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三经义》，准确点叫《三经新义》。

三经，指《周官》、《诗》、《书》。这是儒家学术的核心经典，王安石以自己的理解为之注释，阐述他心目中的道理。官要怎样当，人要怎样做，怎样才能团结一起进行改革。可以说，这是用来改造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武器。

神宗很高兴，做事要同心同德，有个总的规范才有前进的目标嘛。他给了王安石一大笔稿费，同时加官进爵，加封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时给他儿子王雱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

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头衔上。按照惯例王雱要推辞一下，可是就在他推辞的时候，突然间吕惠卿跳了出来，劝皇帝答应。说王雱一介青年，没有贡献，何况以王安石的博大胸襟无私­性­格，怎么能让长子走这样一条侥幸富贵的路呢？

王安石听了哈哈一笑，惠卿说得对，就这么办吧。事情就这样办了，在他们身后，王雱愤怒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吕惠卿。

一个叛徒居然嚣张到了这种地步，居然敢主动挑衅！如果不把这样的人渣打倒在地，狠狠踩进泥里，这世上还有天理公道吗？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长子。在宋史里他是个无恶不做的不良青年，但是也没法否认他的聪明才­干­。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神童传说，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有客人送来两只野兽，一只獐一只鹿，关在同一只笼子里。

问家里的小孩儿，哪个是獐哪个是鹿呢？

小孩儿不知道，可是想了想，就回答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反应敏捷，无懈可击，让周围的人一片惊叹。这个小孩儿就是王雱，当年他只有５岁。

简短地说，王雱１８岁以前就著书立传，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之前考中了进士，这很重要，免去了他拉关系走后门才考中的衙内恶名。之后他帮助父亲改革，主管军械司，做出了很多切实地贡献。可是这些对他的名声没有半点帮助，他就是一个邪恶父亲所生的暴戾儿子，做了太多太多实在是太多的混帐事。

比如著名的对程圣人的不敬事件。

话说圣人程颢在熙宁变法的初期还是王安石的手下，关于怎样变法才能成功，两人经常商量，有时程颢会去王安石的家里。某一天，两人坐谈，突然间王雱从内宅出来了，只见他披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一顶女人戴的娇艳型帽子，问他老爸，你们谈什么呢？（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

这个形象就足以给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说古代，就是现代开明社会里，父亲长辈们在谈正事，儿子衣冠不整，手里拿着非常私密化的东西出现，这是什么样的家教？更何况没经允许就直接Сhā话，问长辈们聊天的内容。

王安石，身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御史们可以有活儿­干­了，直接弹劾他家教不严，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罢免的程度，也从此没脸作人。

可是绝的是，王雱问了之后，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实实地讲：“因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对策。”

王雱大笑，“这有何难，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悬挂闹市，新法自然推行顺利。”

王安石长叹一声：“儿子，你说错了。”

这里我们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８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没有其它。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都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公元１０３２年，王雱生于公元１０４４年，只相差８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见不合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程颢就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也就信了。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些恩荫，有很多的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强势作人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反击呢？他想不通，为什么要纵容一个叛徒！

事情的发展让他越来越难受了，王安石不仅纵容吕惠卿，还对之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走得很近，从外表上看，和当初同心协力改革时非常像。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事务处理得越来越顺畅。

这样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给打断了。

御史台有个官儿名叫蔡承禧，他仔细查阅了当年国立大学（国子监）的考卷，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吕升卿，一个优等生名叫万通。这两人一个是吕惠卿的弟弟，一个是吕惠卿的内弟。

这还用调查吗，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带关系。蔡承禧以这个罪名把吕惠卿给弹劾了。说来这也是无奈，吕惠卿好端端地做着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头，也没耽误过正常工作，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能把罪名算到他的头上？

吕升卿自己有官职，万通是国家大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去负法律责任嘛。可这就是儒家哲学的好处，一个人首先要讲的是道德，身为兄长，弟弟们犯的错也有你管教不严的罪。

吕惠卿想了想，好吧，辞职。

他辞职的请求被宋神宗驳回了。理由非常亲切，爱卿有大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不可以走。你要全心全意地配合王安石。

这样的话很温暖，吕惠卿说了些酸溜溜的话，比如王安石这次复相之后不爱办公，很可能是因为我，我走了他就会变正常之后，就回去继续上班了。说到底，他是个非常有才，心灵敏感的人，这也是改革集团内部的通病，需要官职上的重用，更需要经常­性­地抚慰勾通。

蔡承禧的弹劾到此告一段落，吕惠卿回到政事堂见到的仍然是和蔼可亲的王安石，只是他不知道，甚至蔡承禧都不知道，刚刚发生过的这一幕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他悄悄走了出去，一个想法在他心里生成，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做了。

王雱，他去见了邓绾。

邓绾现在是御史台长官，身为宋朝第一御史，他掌握的各方面的资料是最全最丰富的。从理论上讲，只要他想弹劾谁，理由总会有，办法总会有。

王雱找到了他，只问他一句话。继续跟吕惠卿，还是回来？邓绾想都没想，回来。

这就是邓绾的本质，前面谈到他发迹时，曾经分析过他貌似粗鲁，实则­精­明的手段。可是直到这时，他的本质才彻底爆光。当年他曾经说过一句超级经典的话，有人骂他无耻，只为当官时。他回答：“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被当成他的罪证，千年来无数人鄙视。

可他最恶劣的行径，直到这时才做了出来。

王安石走，他跟吕惠卿；王安石回来，他立即就卖了吕惠卿。王雱跟他说，蔡承禧那些料根本办不成事，要找出吕惠卿本人的错来。他立即就给出了答案。

几年前，吕惠卿兄弟曾经合谋在南方，向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的富户强借了５００万贯钱，还曾在秀州勾结知县张若济强买民田。

这是罪恶，不再只是劣迹。王雱笑了笑，很满意，他拿着资料走出御史台，去找另一个人，吕嘉问。这是改革集团里又一个骨­干­，由他和邓绾一起提出立案，专审吕惠卿兄弟害民犯法。

王雱的目的达到了，各方各面迅速行动了起来，开始倒吕行动。进行得也非常顺利，立案、调查、上报，很快材料就交到了国家领导人宋神宗的手里。

当时神宗的心情非常恶劣，正和王安石吵架。原因是老天爷又一次出来搅场。

当年十月，天上出现了慧星。沉寂了很久的反对派又站了出来，用天变来说事。宋神宗一如既往地紧张，找来王安石，说据反映，老百姓近来很苦啊，连慧星都出现，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这种话在近６年以来简直成了宋神宗的碎碎念，王安石烦不胜烦，所以回答得也火爆了点：“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抱怨的，不必顾恤！”

宋神宗觉得郁闷，我是仁君耶，我抱负远大，我纯洁崇高，我不同意人民的观点，可我誓死捍卫人民说话的权力！根据这条真理，他反驳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抱怨都没有吧！”

王安石二话都没有，我病了，我请假。

宋神宗立即软了，爱卿别生气，更别生病，只有你才是帝国的救星……正说着王安石已经开始往外走，这时他终于听到后边宋神宗的声音变得冷淡平静。

——爱卿，回来看看这是什么。

王安石回头，看见宋神宗递给他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吕惠卿一长串的罪名，他不解，为什么给他看这个？宋神宗笑而不答，又递给他另一份文件。

这一份上，写着王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

王安石的头一下子就大了，这８个字是致命的罪名。前一份文件上吕惠卿的只是些贪财的小错，这８个字却是做臣子的最大罪名。恍惚间他看了下文件署名，赫然写着吕惠卿。

他实在是搞不懂，吕惠卿怎么突然间这么疯狂，这不是跟他分大小，这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正思量间，又听见神宗慢悠悠地问了句。

——爱卿，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王安石老实回答。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宋神宗没再追问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那就回家仔细想想吧。

一路上，王安石想了很多。事情肯定不是片面的，吕惠卿被弹劾、吕惠卿弹劾自己，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必定有内在的联系。

回到家后，真相大白。王雱把经过都告诉了他。王安石越听身上越冷，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无力和失败，真真切切地知道，终于众叛亲离，无力回天了。这和他第一次罢相时不同，那时他和皇帝有默契，与亲信们同心同德。

有“护法善神”，有“传法沙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王雱不解，他不懂为什么他的父亲变得这样低沉。王安石一一给他解释，他才知道自己错到什么地步。王安石第二次拜相，首先“传法沙门”韩绛变了。他受不了吕惠卿的霸道，才请回了王安石，可是王安石重新当政，他又从根本上和改革唱反调。

他劝王安石不要再用那么只盯着“利”的官员。王安石摇头：“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却居位自如。”这是变法的根本，不去追求实际意义上的利润，又不回头走从前的老路，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义，这个官还怎么当呢？

韩绛选择不当，他辞职了。

变法派中坚人物只剩下了吕惠卿，这就是王安石一直容忍他的原因。为了大局，领导有时也得牵就下属，与整个天下大事相比，王雱的龙图阁学士的虚名，甚至王安石本人的尊严，能算是什么呢？

可惜年青的王雱只遗传了王安石的聪明和脾气，却没有父亲的博大胸怀，被一时的愤怒遮住了眼睛。他以为支使邓绾搞小动作很隐蔽，殊不知吕惠卿也党羽满朝，弹劾奏章刚递上去，马上就被他知道了。他选择第一时间反击。

于是新政集团彻底内讧，一二号首领两败俱伤。

一片死寂，父子两人都陷入了沉默。王安石在失望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正犯着一个更惨痛的错误。他没料到他的儿子会背着他做出上面的事，更没有料到儿子在知道底蕴后，会变得怎样。

王雱是个走极端的人，他不原谅别人的错误，更不原谅自己的错误。伤心惨于伤身，世上有种人会被心情杀死，王雱就是其中一个。

当他知道坏了父亲的大事，甚至让国家命运都改变之后，他病了，急火攻心得了背疽。这是当时的绝症，很快就病危了。在病中他知道了自己斗争的结果。他赢了，吕惠卿被贬出开封，到陈州去当地方官。从此之后，新旧两党都视其为眼中钉，再没能重回权力高层。

目的达到了，却没半点的兴奋之情。

王安石独立朝臣之巅，他仍然是宋朝的第一臣子。首相，大权在握，可是纵目四望，再没有一个并肩同行的人。这样的彻底，还得感谢邓绾。他把王安石可能存在的帮手都铲除了。吕惠卿贪污夺田案被上纲上线，一大批改革派中上层­干­部被牵连进去，一起赶出京城。

其中就有三司使章惇。

做完了这些，邓绾仍然意犹未尽，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总原则。有王安石才有一切，才有改革派，才有他邓绾。为了保住官位，他向神宗建议，为王安石及其家属在京城修建大宅第，好在京城永久定居。之后为王雱请命，这个杰出的年青人应该破格提拔，为国效力。

神宗看着这种报告，心里不由自主地对王安石产生了反感。王先生，这是你授意邓绾做的吗？如是，你怎会是这种人品；不是，你所选的人怎会这样自私狭隘！

他没对王安石说三道四，君子终身不出恶言。只是把邓绾的奏章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的感觉就是宋神宗刚才的感受，惭愧、羞赧，自己一生­操­守洁白无暇，连敌对的保守派们都说不出污点来，却接连因儿子和下属蒙羞。

——邓绾有失国体，请黜落。

这是王安石的回答，他只能就事论事把邓绾贬官。至于因这些事而起的误会、恩怨、荣辱，只有听之任之，让岁月帮助咀嚼，凭每个人各自不同的心­性­来消化了。

心灰意懒，却不能归去田园。宋朝的南方突然间有外敌入侵。王安石就算再烦，也得先把帝国宰相的职责尽到。

南方这次的问题不再是叛乱，而是地地道道的被入侵。敌人是之前的附属国，非常乖，非常可爱的交趾，即今越南。

往远里说，它一直是我们国家的领土。往近里看，直到仁宗朝的末年，甚至神宗朝熙宁八年改革派内斗以前，它仍然是宋朝的臣子。看两者的关系，从宋仁宗开始，赐它的首领李乾德为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封交趾郡王。

神宗时再加官到同府仪同三司。这样的对待，换来的是李乾德的一份报表。说他身为宋朝的忠实臣子，为宋朝办了件好事。占城国（今越南东南部）一直没向宋朝进贡，他实在是看不过眼，一生气，就给灭了。

多么感人。只是几个月之后，郡王就变成了皇帝。李乾德称帝，帝号为“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又改称“神武”。

没什么好说的，这就是越南的传统。国家小，资源少，特别穷，可从来都不自卑，一定要向中国看齐，甚至要超过才会满意。这从古代、现代的一大堆两国交战史上都可以证明。

这次的入侵，在交趾方面有个说法，不叫侵略，而是预先防御。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个非常感人的口号，他们是为宋朝人民谋富利来了。说预先防御，给出的理由很好玩。因为宋朝在南方边疆大力发展经济，积极训练士兵，让他们不安了。

于是就发兵。

这个理由不是不能成立的，只是要看清自己是谁。交趾是辽国的话，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就不奇怪。可那是东亚地区最大最强的辽国，而且就算是辽国，近７０年来也只是威胁，从来没敢发过什么兵。区区一个弹丸小国，说出这种话，办出这种事，只能认为他们是发疯了。

至于改善宋朝人民的生活，可以证明李乾德的脑子是相当的与时俱近。很灵活的，他知道宋朝正在做什么事。他发出了一份告示，上面说宋朝人你们太苦了，成天被青苗法、免役法什么的倒吊着，我来救你们，从此就自由幸福了！

王安石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离秀逗的国家，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无过于一个理智的正常人被迫和一大群的疯子打交道，还必须得从理论到实践都赢才成了。王安石这时就要去做这种事。

拗相公，继续忍受你的人生吧。

王安石亲自草拟了《讨交趾诏》，动员军队，与李乾德交战。只是动作太慢了，限于古代的交通，消息传进京城时，交趾军队已经侵入了国境。等到京城做出了反应，战火已经烧遍南疆。

交趾出动了６万军队，号称８万。分水陆两线侵入宋境，突破点在广南西路。水军渡过北部湾，十一月二十日，攻克钦州；二十三日攻克廉州（今广西合浦）。陆军忽略沿途各处关隘，直奔宋朝南疆的重镇邕州。

邕州，如果大家还记得侬智高叛变，就该知道邕州的重要­性­。它是广南西路的中枢，拿下它宋朝南疆就将失控。而交趾人非常有信心拿下它，一个理论数值让他们很冲动。

当年侬智高纵横宋朝无人能挡，邕州城是叛军的据点。交趾人却曾把侬智高抓回交趾扔进大牢，这样的心理优势比什么样的战前动员都有效。他们杀向邕州，简直迫不及待。

老实说，他们没想错。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据点根本拦不住他们，到了邕州城下，发现除了城高壕深之外，别的战备，比如出战的士兵，守城的士兵等等都寥寥无几。

城里真的没多少兵，近７万百姓只有２８００人守卫。知州苏缄是个纯粹的文官，看各种数字都注定了是一城最适合抢劫的对象。可是大家要记住苏缄，这个名字在宋朝的史书中占有崇高的位置，他远比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坚贞伟大。

所有人都想着逃跑，苏缄下令关闭城门，这是西南门户，要为国家守住这条防线。这时有个校官叫翟绩，想悄悄地溜出城。苏缄抓到他下令斩首示众。这人不服，大喊有种让你的儿子也别走。

苏缄的儿子叫苏子元，是桂州的司户，不久前带着妻小来探亲。面对翟绩的质问，他要儿子准时回去上任，但把妻小留下与城池共存亡。这让翟绩死得心服口服，让满城的百姓都没话说。

恶战展开，如果勇气可以决定一切，苏缄必定会成为岳飞、文天祥一样的英雄。２８００人守城，他居然没有满足于固守，而是派出了数百名敢死队冲出城去，一次就杀敌２００余人，杀象数十头，击毙两名交趾首领。

迎头痛击之后，邕州守卫战终于开始了。面对２０倍以上的敌军，苏缄率全城百姓苦苦支撑。这期间他派兵求援，援军也出动了，可惜被隔离在１００里开外，无法前进；他拿出官府、私人全部的积蓄奖励士卒，可惜兵实在太少，而钱也买不来急需战争器械。

连上天都与他作对，邕州地区突然­干­旱，滴雨不降，连井水都打不出来。城里­干­渴难耐，不断有人死去，最后发生了瘟疫。

瘟疫都发生了，他到底坚守了多少天？答案是４２天。这一个多月里，邕州城外遍地都是交趾人的尸体，前后累积，达到了１５０００余人。这是个可怕的数字，交趾出兵６万，一少半要分给水军，陆军顶多４万，一个邕州城就埋藏了他们三分之一以上，想想这样的消耗能支撑他们打到哪儿？

恐慌中交趾人想到了撤兵，可是突然间有了转机。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盛产英雄，也永远都有汉­奸­存在。一个当地人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好笨，每人背一大袋子土，堆到城墙下，几万人同时动手，马上就能直接登上去嘛。

交趾人大喜，人多欺负人少，这招实在太妙了。就这样邕州城终于陷落了，面对潮水一样涌进来的敌人，苏缄仍然选择了战斗，他仍然没有逃跑。巷战展开，苏缄战斗直到无法支撑，才骑马赶回家里，面对３０多个亲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吾义不死于贼手！”

苏家老幼自尽，苏缄自焚而死。

邕州城里的百姓和他们的知州同一命运。全城死难，无一人投降。中国的南大门失守了，至此军队溃败，百姓伤亡只以邕州、钦州、廉州三城为限就达到１６万以上……

消息传进开封城，宋神宗悲痛交集，他事先怎样也不会想到小小的交趾居然这样凶残，侵略如此庞大的宋朝，敢这样血腥杀戮，对平民百姓都不放过！

没有别的好说，讨回这笔血债。

宋朝一边命令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军队迅速向潭州（今湖南长沙）、桂州（今广西桂林）集结，一边派出了北方禁军。这时没有狄青了，王韶也在西北熙河方面无法脱身，由谁来担当南征大任呢？

选来选去，一个个­精­英人物被否定。其中包括优秀军人赵（上占下内）、宿将燕达，还有一位太监，此前帮助王韶平定熙河的李宪。这些人都不行，最后脱颖而出的是一个到处都不受欢迎，和谁都处不来的问题人物。

３５年前，大雪纷飞的西疆三川口，有一个名字让人长久怀念，勇将郭遵。我不赘述当时的战况，我相信每一个看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牢牢地记住他。

３５年后，宋朝选出来的这个问题人物，就是他的弟弟郭逵。

郭逵文武双全，豪爽倜傥。相传他当年读书时从来不在安静的书斋里，而是带着《汉书》，揣着两张饼，一壶酒上酒楼去看。饼只两张，酒随­干­随添，直到天晚才漫步回家。

这是他一生的风格。率情纵­性­，我行我素，只­干­自己认为对的事。

长大之后，郭逵进入军界，和哥哥一样被派往西疆，在那里他非常幸运的遇见了北宋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大衙内葛怀敏。第一，他没被选进葛大衙内的战斗部队里，没有英年早逝；第二，他准确地判断出了定川寨之战的结果。

军队里杀人的功夫很常见，有战略眼光的人却不多。这只是郭逵军事才能的一个例子，之后他在范仲淹、庞籍的手下当差，在西北对抗西夏，在东线周旋辽国，在荆湖地区剿匪，帝国所有的战区几乎走了个遍。他的官职迅速冒升，到神宗朝时已经是静难军留后、宣徽南院使。

郭逵的能力是很大的，更大的是脾气。他几乎和所有的同僚都处不好。比如在西北秦凤地区，和后起之秀王韶就搞得相当不愉快。宋神宗要在那儿设置市易司收复熙河，就得先把他调走。

类似的事很多，他渐渐地被定­性­了。战争时他是无价之宝，和平时他是个讨厌分子。这时面临比侬智高叛乱还要危险的局面时，宋朝终于想起了他。

可是无论用谁，哪怕是狄青复活，都没法迅速解决南方问题。看进度，熙宁八年十一月间交趾人打了进来，年底时邕州城，也就是现在的南宁陷落。如此悲愤惨痛，举国激怒，也只能到第二年的夏天时军队才能越过长江，到达南方。

这期间，整个岭南地区都处于无防守、甚至无政府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和当时军队的调动速度有关，也和当时广西方面的实际情况有关。宋朝这次征调的只有一少部分是开封城内的禁军，更多的是西北秦凤两州方面的部队。这是宋军的现状，禁军退化了，北线腐烂了，只有西北军团越来越强。

强虽强，路太远。再半个世纪之后，西北军团又一次被派往江南平叛，之后马不停蹄赶回西北和异族人交战，来回折腾，终于让宋朝最珍贵的家底崩盘。

广西方面的情况让人绝望。按考证，广西这时全境的人口不超过１２０万，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１％７０到１％８０之间。全境只有军队近万人，其中邕州２８００，最多的桂林只有３０００。这样的基础和实力，拿什么反攻，连拖住交趾人的脚步都做不到。

所以说，交趾人没能冲出广西南路，打到长江南岸，真是件幸运的事。

公元１０７６年的夏天终于到了，郭逵的征南部队越过了长江，进入岭南。第一个目标就是邕州，这时不再有昆仑关归仁浦之战了。郭逵完全不必有狄青当年的谨慎，他身率１０万北军，是狄青的３倍多，而交趾人伤亡超过两万，陆军方面只剩下了两三万左右。

实力的对比太悬殊了，邕州、廉州、钦州，一个个城池被收复，交趾人伤亡惨重，带着抢来的东西往老家跑。在他们想来，这事儿就算到此为止了。按宋朝的老传统来看，从赵匡胤、潘美开始，这两个人超级牛吧，也没杀过边境，到交趾这片儿砍人来。

等他们回到老家，开始清点赃物作发财梦时，才发现自己这次错得有多厉害。郭逵脚前脚后就杀了过来，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宋军兵分两路，由副将燕达先攻打交趾的广源州（今越南广渊）。燕达一举攻破城池，俘虏５０００多人，抓住了李乾德的军师刘纪。旗开得胜，不过没什么，这不是主攻的方向，只是为了防守自己的侧翼，顺便多抓几个人。

主攻的方向是决里隘，在这里交趾人积集了重兵，配备了他们最重型的秘密武器——大象。这真是太不仁道了，每次越南人都会派大象出来和宋朝人打架。这真实地反映了古越南人缺乏历史知识。

回忆一下当年潘美平定南汉的过程，就会知道在宋朝军队面前，大象只是些吃了过量生长素的肥猪。神臂弓、斩马刀上阵，大象被­射­得掉头就跑冲进了交趾人的阵地，跑得慢的被砍得血­肉­横飞，连鼻子都断了（强弩­射­象，刀断象鼻）。

第一次兵团决战，宋军大胜，进占领门州（今越南同登）。

大败之后，交趾设下了一个埋伏。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们也想弄个像样的防线出来，可惜越南自古以来就穷得要命。一条稳固长久的防线，比如古代时中国的万里长城，现代时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那都要动用超级庞大的资金、物力，再由卓越的设计能力、无数的人力施工才能完成。

越南根本做不到。

只能因陋就简，在一处穷山恶水的险地设下埋伏。在他们想来这就很安全了，想想宋朝军队从来没有进入过交趾，地理不明，一定上当。那样就会捞回来上次的损失。如果不上当？那就是宋朝撤兵了，一了百了，再好没有。

这就是交趾人的悲哀，坐井观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地球上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比如宋朝的西北军团都­干­过了什么。

在熙河战场上，在王韶的率领下西北军团曾经穿越天险，让吐蕃人在自己的地盘里被客军偷袭。这时战场换成了越南，这里的所谓险要，能和苦寒高原的熙河相比？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埋伏本身就是个笑话，试想身率１０万重兵在客境作战，稍有点脑子的指挥官都会派出大量的刺侯探兵，四面八方所有的动静都得掌握在手里。

想偷袭？换成是葛怀敏式的衙内还差不多。

郭逵很快就知道了交趾人埋伏在哪儿，夹口隘。问题再简单不过，西北军团再次上演穿越好戏，他们从兜顶岭绕了过去，把埋伏甩在身后，直接扑向了富良江。

富良江就是现在的红河，河的对岸不超过９０里路就是交趾人的都城交州（今河内）。直接威胁对方的心脏，这一招郭逵把对方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自己站在了刀尖上。

宋军什么都有，只是没有船。这是没办法的，千里行军不停地打仗，怎么能背着船从宋朝国内一直杀到交趾的富良江边？

现造船的话，时间根本来不及。想想１０万大军加上必要的战械，得用多少船，多少航次才能运过对岸？这些问题让全体宋军变得沉默，能变魔术的人据说姓刘，不是姓郭，郭逵怎么也没法瞬间搞到百十艘大船吧。

事实上就算搞出来了也没用，富良江宽阔的水面上漂着４００多艘交趾人的战船，宋军的主力是西北人，他们基本都是旱鸭子，上了水面难保赤壁的故事不在古越南上演。

种种猜疑之中，郭逵下达了几项命令。第一，派人砍大树，尽最快速度造超级大木筏；第二，收集大块石头，给投石器备粮；第三，全军在江边呆两天，然后退向兜顶岭。

第一条命令让军队泄气，明显是临时抱佛脚，就算造出来够用的大木筏，难道想用这东西去跟战舰打仗？第二条命令忽略，宋朝军队一直在军械上领先于全世界，准备点石头砸交趾人，这活儿很开心；第三条最让人看不懂，全军退向兜顶岭，那是原路返回了。可就是撤军，也没必要抬着木筏、背着石头走路的吧？！

尽管郁闷，大将军的命令还得执行。奇迹就在执行中发生了，等着宋军逐步原路退回，而且在退却的过程中人数显示越来越少时，突然间交趾人的军舰发疯似的冲向了北岸，上边爬满了交趾兵，他们快速过江，主动挑战来了。

郭逵等的就是这个。他算得准准的，以交趾人既贪又狠的­性­格，宋朝人如果强攻富良江，他们会一味死守；如果宋军示弱，像现在这样在天险面前退缩，想收兵回国，他们一定会贪小便宜过江追杀。如果杀得足够多，还会顺势再杀回宋境，来个二次抢劫。

郭逵在山上冷冷地看着交趾人在江面上像蚂蚁搬家一样的忙，把壮丁运过来、运过来、再运过来，直到南岸没人了，他才觉得火候到了。事后证明他当时有多冷静，有多么的凶残。让所有的交趾人都过来，一个不留！

总攻开始，宋军伏兵四起，分工明确。有抄敌后路分割包围的，过了江的交趾人被挡在江边无法回逃；有装弹发炮轰击交趾人军舰的，那都是些木船，在攻城军械的打击下像门板似的碎成满江的木片；大木筏最后上阵，一部分宋军乘筏追向逃走的敌舰，要一举覆灭交趾的水军。

最激烈的战斗爆发在江边的陆军格斗里，交趾人过江的人数相当多，足有数万人，由李乾德的太子李洪真率领。宋军全军皆起，围住了狠狠打，郭逵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此一役，把交趾人的军队全杀光。战后清点他做到了，当天交趾人的死尸被扔进富良江里，江水被阻断近三日无法流动。

那些死尸里，就有交趾太子李洪真，郭逵真正做到了寸草不留，唯有这样才能告慰邕州城里近８万百姓，还有苏缄……只是全胜之后，他还是要面对宽阔的天险富良江。

世上有种人很奇妙，他们做事时总让别人看不透。其实原因很简单，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向某个愿望狂奔，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奔跑中提前看到目标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从而突然间停住脚步。

比如富良江畔的郭逵。

空前巨大的胜利，别人看到的是进一步越过富良江，杀进交趾都城，杀光烧光彻底覆灭这个养不熟的小国，来个一劳永逸。可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军队，心立即就冷了。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宋朝入交趾的作战部队大约近１０万人，负责运粮的民夫有２０万。这些人中战斗减员很多，更多的死于瘟疫、疾病、饥饿。严重的水土不服，让剩下的士兵也变得虚弱，这时不顾一切地强攻，过了江之后战况会怎样？

什么是能做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一个指挥官必须心里有数。可要是不过江，他个人就惨了，宋朝派出这样规模的军队，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为的就是灭国，其它的所有结果都不考虑，他敢在这种叫劲的时候撤退，小心回国就判刑。

就这样，宋军在他的沉默中留在了富良江北岸，像是休整，像是随时都能杀过江去。在这种平静中，郭逵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李乾德紧急派人过江送来了投降书，连带着一船一船的物资、人口，那都是他在宋朝抢回来的。服得不能再服了，他发誓永远做宋朝的顺民。

郭逵不再犹豫，下令撤军。这时全军高兴，只是有人好心地提醒，这样回去，将军你自己会很危险。郭逵一笑，我不能抓住李乾德报答陛下，这是天意。与之相比，我更不能让十余万将士、民夫为我的官运去冒险。

当年酒楼读书的少年仍然洒脱倜傥，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问心无愧就好了。

宋军回国，此战除了没能攻进交趾首都，抓到李乾德之外，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战后盘点，交趾人杀了１６万以上的中国平民，中国军队杀了他们近８万以上的军队。两相对照，两个国家的­性­质，两国军队的­性­质一目了然。

这个讨厌的种族，到宋室南迁之后压力突然增大，那时才是他们受罪的时候。

郭逵回国，果不其然被文官系统弹劾。用意是相当地善良，一来可以为死去的将士们讨个说法。在文官的心里，郭逵实在是指挥无方，耗费了如此军力物力，居然不能覆灭这样一个小国，实在是无能。必须严惩；第二，这也是对郭逵本人的爱护。

他出征前就是宣徽南院使了，如果立功回来，狄青当年的枢密使位置还跑得了吗？为了防止这种悲剧重演，也要打压郭逵。

尤其是这种呼声道出了宋神宗本人的怨气，他是满心满意要杀光交趾人为邕州百姓报仇的。试想他连辽国、西夏都不能忍受，怎么会包容交趾这个小丑国家？郭逵真是让他郁闷到死。

郭逵被贬为左卫将军，西京洛阳安置，此后１０年里不得升官。

这样的结果很厚黑，和近７年以来宋朝的主流风气不符。王安石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不为郭逵讲话，身为首相怎能容忍这样的冤屈事发生？

王安石已经不在了，郭逵熙宁九年（公元１０７６年）十二月班师，在两个月以前，十月份时王安石罢相，回到金陵江宁府。

重回南方当年初起步的地方，７年一梦终于醒来，王安石走了。这时的走，和当时的来，都是对宋神宗的支持。就像郭逵从富良江畔撤兵一样，王安石当时同样面临着决择。如果他想留，他仍然是大宋首相，天子阶下第一人，宋神宗绝对不会赶他走。

他们的关系，仍然是牢固的。像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所编造出的“上益厌安石”，“安石叹息，天下事只从得四五分也得好矣”等谎言，根本不值一驳。就以王安石失去信任，哀叹宋神宗不听他的话了，四五分的听从都没有这句来说，就错乱无聊。

他们在这段史书里为了抵毁王安石，同时还记载着另一件事。宋神宗和王安石那次为了天上闪慧星，民间有饥苦的事吵架，王安石立即称病回家，不再办工。神宗派人去请，王安石的亲信们就劝，为了获得权力，要把以往神宗不同意的事都报上去，逼他答应，从此确立权威。

王安石照办了，宋神宗为了让他工作，全都照办。那么请问，既然全都照办了，王安石怎么会哀叹“天下事只从得四五也好”？

矛盾百出，漏洞百出。

王安石的离去，完全是为了宋神宗着想。这时王雱死了，助手离散，满朝大臣放眼望去都是敌人。他留下只会给帝国添乱，让反对派整天围着他吵架。活儿谁­干­？国家怎么办？那样真是贪恋权位，让人齿冷了。而他离去，一天的云彩都散了，留给宋神宗的是一片广阔清新的天地。

国库充裕了，政令刷新了，军队强大了，熙河收复了……下面的路，要由２９岁的宋神宗自己去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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