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随感
过年时偶然才看到了于丹写的《论语心得》，有些话不吐不快。在说事之前，先得有个前提。我知道当时有近２０多位学者，最差的名头也是教授，曾反驳于丹，说她歪曲了《论语》的本意。
说于丹把那句著名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解释成儿童和妇女是需要爱护，得精心呵护的。
比较雷人，我还没看到那儿，不知道于丹是不是真的这么说了。但是就算她说了，我个人也不想理会。因为我的前提是——《论语》的最终解释权只有孔夫子本人，以及集成这本书的最初传的弟子。除了他们之外，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历代的经学大宗师们，也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意会来加以阐释。
所以我看的不是于丹把《论语》解释成了什么样子，我看的是她通过《论语》想说明的那些道理。
这些，才是她这本书的精要。
好了，切入主题，先说一下她的头两章。一，天地人之道；二，心灵之道。
这两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精华之所在，于丹先是这样开场：“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圣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而圣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样的人。”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等等等等，不一一列举了。从上面可以看出，于丹很诗性，她的确写的是自己的心得，无论是什么，她都要从自己的出发点、感觉上去往上靠。
李白是天空的，杜甫是大地的。无非就是想说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厚。她非得说成天、地之别……这通常上是距离名词，不是感性词好吧。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哲学是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
这句话很让人无语，是凡看过点西方哲学的人，都要承认，其重点就在于庄严与理性，与中国所谓哲学相比（很遗憾，中国古代那点东西，最多只能是朴素原始型的哲学），就像中医与西医的区别。想看病？那就必须得拿手术刀剖开了研究，绝对没有半点按手腕子听脉跳，再拿心思去猜的可能。
而我们的祖先们，喜欢的就是坐在大地上，庄重地声称要“天人合一”。至于天是什么，人家愿不愿意和人类合一，怎么合一，就不管了。
哪个庄严，哪个理性？
好了，这些都不必较真，还是那句话，跳过一切，看她想说明的道理。她着重说了心态。于丹说事，喜欢举各种例子。
文章里的例子超多，比如——“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
小和尚惊得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二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
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二十里地还没放下？”
于丹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分析一下，先说这个小故事本身。它很老套了，各种心灵鸡汤类杂志，比如《读者》之类的早就广为流传。其实这是个骗局，只要是读点佛经，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摇头苦笑。为什么呢？老和尚看着很高，２０里之前，过了河就把美女从身体到心灵都放下了。
他用来教育小和尚，感觉很高明。
可是，之所以要放下，根源在于当时放在了心里。也就是说，老和尚背美女过河时，他从心灵到身体都觉得这是个美女！
这就出大事了，犯戒就是犯戒，那比犯罪还可怕。犯罪只要服刑就算了结，而犯了戒是要转入轮回，不得超脱的。
正确的方式是，老和尚告诉小和尚，他从来就没背过女人，他背的是众生。和蚂蚁、母猪没区别的东西。何来放下不放下？当时就没注意过。
再说她得出的结论，所谓的“心态”。让你的胸怀无限大，于是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这简直让人气得发疯。说来心态这个词真是万恶不赦。
人生在世，只能凭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性格，说到底就是自己的感觉去认知这个世界，去应付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从这个准则上，就可以得出唯一的结论——准确。
不准确，就必定会出错。
像于丹说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借用圣经里的话，这真是恶魔才说得出口的谎言。无论是像“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这样的大事，还是今天买菜时多花的两块钱这样的小事，都有它们的唯一性，决不会、更不应该去根据所谓的胸怀大小而有所变化。
照她这样说，大富豪就不在乎几个铜板吗？两个实例，华人首富李嘉诚曾经在停车场趴到地上，把自己超豪华房车下面的一块硬币捡起来；目前纵横神州大地，无所不在的温州太太炒房团，她们都是身价超大的阔太太，可是在屋子里放着床，工人说要８０块钱的手工费，她们二话不说，操家伙自己就干了。
这才是真理。
无论在谁的面前，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人生更是这样，必须直面。危险来临，问题到了，如果我们紧张了，说明它的危险性大到了让我们必须紧张。这种紧张是可贵的，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提高警觉，发挥力量。
我也举个例子，说明讲究“心态”的操蛋。
中、韩足球对抗。中国队上场之前，领导讲话，以我为主，放松心态，正常发挥……这真是个疯子！韩国人那边都两眼血红，不惜动用各种场内外阴招了，中国这边还要放松，这纯粹是找死。
于丹在第二章“心灵之道”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宋朝苏轼在《留侯论》中也曾经论述过勇敢，他把那种真正的勇敢叫做“大勇”。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于丹得出的结论是——“在苏轼看来，真正的勇者有一种“过人之节”，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在理性制约下的自信与镇定，这是因为他有着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
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做一个有修养的道德君子，不去冒犯别人，但当别人没有任何缘由地时常冒犯你，你能做到不怒吗？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种情况：
比如一个人在星期一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顿暴打，他星期二就开始向各个朋友复述这件事，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已经郁闷得不想出去见人了，到星期四的时候就开始找碴儿跟家人吵架了……
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复述一遍就像又被打了一顿，意味着事情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
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
苏轼是什么人呢？先不说，我会在宋史里一点点用真实事例来分析给大家看。看他说的道理，和于丹总结出的道理。
既然“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是不足道的勇敢，那么下面所说的“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大勇了。
于丹举了韩信受过的胯下之辱。
说来这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毒瘤。韩信复活了都会痛哭流啼。他生前有那么多的牛Ｂ事大家都不提，非得用这件超丢脸的事来当他的人生标签。
“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
这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韩信的胯下之辱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单兵做战能力太差，如果够强，直接杀了那个无赖小子，又有什么坏处呢？
他以后就成就不了大业了？！
开玩笑。
至于苏轼所说的“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更是放屁的话。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匹夫，还是一个国家，必须得做到见辱即拔剑。这样才能保住起码的国格、人格不堕。
至于为什么，看大家感不感兴趣，看大家同不同意。同意了，我就没必要多费笔墨，不同意，说出来为什么，我再接下去不迟~~~~~~~
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一个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２１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８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想到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８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里，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现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算也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严辞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呛。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
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
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
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答案。
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技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做，所谓的大臣，只是用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首宰相之外，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
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
神宗当家作主之后，事情容易了很多。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司马光在洛阳闭门……哦，不，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
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神宗左看右看，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站在高处往下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的蹿来转去，在各个办公室乱走，根本分不出谁是哪部分的，应该干什么活儿。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哪儿的？
俺是兵部的。
好，你在干什么？
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你是兵部的人，可管不了兵部的事，兵部只是他领薪水的衙门。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就连宰相、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别说办点实事，就连提高些效率都做不到。
想改？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上至赵匡胤、下至赵光义，连同真宗、仁宗、英宗都会集体莅临，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
这是宋朝制约臣子，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内部垫床架屋把职能名份搞混，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只要这两点在，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
历史证明，这一点绝对正确。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现在神宗要做的事，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操蛋办法重组，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凭借的是什么？不是财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哪怕是宋朝，也只是些浮财，一但战争、水旱灾发生，财富链条立即崩断；同时也不是战斗力，从总体分析，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总胜负居于劣势。
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屹立不倒，成为５０００年里唯一本源传承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才能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
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许就是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
这两点好不好呢？说实话，还真是不好说。放眼全世界各个种族，现有的三大种类生存环境——大陆、海洋、岛屿，挨个比较，中国的这两个特色很让人郁闷。
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勇于冒险，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这种精神注定了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并且他们的心灵很单纯，就是奔着钱、利益去，没什么善恶了、道德了、天理了之类的自我约束。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如西班牙、荷兰；
岛屿国家更生猛些，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可纵观世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例子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自然资源少到可怜。比如日本，全境除了温泉之外，只有些劣质的铁和煤。按说这样已经很衰了，可惜还没衰到家。
日本列岛上还有火山……动不动就墙倒屋塌财富归零，为了省事，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用最简单的木料搭建，非常方便烧了盖，盖了再烧。
就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蹿出来一个可恶、可厌但也可怕的种族，日本人为了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走抢劫路线，以抢劫各国资源求发展。二战之后被打残了，开始走经济路线，全面发展加工业和贸易，就算没有资源，也一样会把各国的钱搂到身边来。
回头看中国。
我们的特色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可惜危机也伏在这８个字上。地方太大，人口太多，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窝里反。托秦始皇赢政大哥的福，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有了这个，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外族入侵，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
这是托了“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福，可恨的是，这玩意儿也有副作用。
根深蒂固的家园、祖先、血脉等观念被无限级放大，产生出了“父母在不远游”的行为指南，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青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
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臭不可闻的规矩；在朝廷里变成了“利不百，不变法”、“祖宗成法不可改”等圣经。
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还统统地嗤之以鼻，在１００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说了这么半天，只是要正视自身，发现问题。
好了，回到宋神宗时期，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宋神宗想来想去，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
他拿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唐六典》。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以这个为蓝本，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我们把超级罗嗦、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可以精减出两大原则。
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
官，指的是寄禄官。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现在取消了，一率以相应的阶官代替。
新的阶官一共有２５阶，比旧的寄禄官少了１７阶。新官品仍然是９品制，每品分为正、从，共１８阶。比旧官品少了１２阶。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
顾名思义，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就去办什么事。权力回归，谁也不许越界。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
比如三省，元丰年间改制之后，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了，改称“都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
左为首，右为次，看着很传统，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沿用唐制，中书省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原则，实权在右相的手里。
其它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东西两府分权，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宋神宗是没动的。东府宰相，西府枢密，仍然分庭抗礼，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
做完了这一点，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王安石两人的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熙宁改革之前，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一个说要节流。
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辅开，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司马光的节流，减少开支、消减官位也已经达到。
一出一入之间，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同一时间内，政、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半点都不比行政、财务两项的改革小。
宋朝原来的军制是“更戎法”，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兵走将不动，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永远别想拥兵自重。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军队素质直线下降。
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为了对抗李元昊，西北长期驻扎重兵，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熙宁变法期间，这个成功的例子推向了全国，它就是著名的“将兵法”。
将兵法实行后，天下总分为两大防区，９２员大将。
第一防区在京师附近，辖有２５名指挥使２０员将，约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第二防区在西北、东北两方面，配有４２将，兵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其余军队散布全国，岭南地区也照顾到。这些正规军之外，保甲法的推行越来越顺利，民兵总数量在７０万以上。
这改变了宋朝以前军事力量的分配，除了边关、京城两点最强之外，各个州县城市也不再是空白。时间一天天地推移，每过一天宋朝的实力都增涨一分，它完全不是传统史书里所说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改革就失败了的一片惨淡光景。
哪里来的失败？直到宋神宗死了，司马光才跳出来废除新法，在这之前，宋朝全国都在新法的实行之中，不管民间的经济变化怎样，国力、军事、行政三点立国之本空前旺盛。
人强命也强，关键时刻连老天都帮忙，改革之前王安石宋神宗最盼望的机会也适时来了。
新法改革——积聚财富——出兵熙河——扫平西夏——征服辽国——产出利润。这个改革总链条之中的重中之重，扫平西夏的机会到了。
这机会是自己送上门的，说来也是党项人从李继迁时代开始就养出来的老毛病，他们姓错姓了。为什么要姓李呢，翻唐朝的老黄历，结果连种族命运也跟着变得和李世民的子孙一样。堂堂皇帝受制于后宫，每一代都活得窝窝囊囊。
李元昊的儿子李谅祚死时年仅２１岁，西夏第三任皇帝李秉常即位时只有８岁，走到前台的人是他妈妈，当年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梁氏。命运是多么的光怪陆离，李谅祚最初勾引她只是了为得到政敌的情报，一但成功之后，这个女人却牢牢地占住了西夏皇后的宝座。
一个汉族女人，不到１０年期间竟然成了西夏第一实权人物。
有这样一个妈妈，李秉常的命运可想而知。他是一个皇帝，可起步的位置比一个平民都不如。没有自由，没有权力，到公元１０７６年，他１６岁，名义上开始亲政了，却发现他比他爸爸当年还要惨。汉人天生就是政治高手，梁氏家族比没藏氏强太多了，除了把持京城大权之外，连同整个国家各个部门都安Сhā进了自己的亲族。
李秉常想了又想，明白想要夺回皇权，绝对不是在京城发动一场政变那么简单了。怎样才能成功呢？他非常聪明，内部既然不行，只能寻找外援。外援只有两个，辽国、宋朝，选哪个？辽国是不能招惹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近２００年以来辽国从来没对周边种族善良过，除了狠狠打了５０多年几乎两败俱伤的宋朝。
而宋朝，文明美丽善良稳重，从哪一点上看，都是唯一的选择。
可是怎样打动它呢？宋朝什么都不缺，除了土地……一个１６岁的孩子是疯狂的，谁在这个年龄都没法精细稳重，为了可贵的自由，他付出的代价让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
有两点。
第一，西夏全境从此推行汉礼，废除李元昊制定、梁氏推行的蕃礼。这一点看似轻松，实际上和他妈妈已经势不两立了。梁氏苦心经营，她身为汉人，为了得到党项人的认可，在各个角度和宋朝作对，尤其是把她丈夫李谅祚当年推行的汉礼废除。
现在她儿子跟她唱对台戏，向宋朝示好；
第二点，就是让全世界都疯狂的开价了。李秉常派人去通知宋神宗，为了两国友好，他愿意把“河南地归宋”。河，指黄河。河南之地，指的是黄河河套平原以南，包括西平府和党项人发迹祖业的平难五州！
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是西夏立国之本，只要宋朝帮他，就都割让出去。
这个价码让人直接想到了李秉常的老祖宗，李继迁的哥哥李继捧。李继捧为了稳固在党项人间的地位，把定难五州无偿地献给了赵光义。
可是不等价，这不止是定难五州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是党项人生存的根基命脉，真的割让出去，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例子可以对比——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但是细想，仍然不等价。燕云十六州的最大作用是防守，失去它汉人没了军事基地，可财富数量并不受致命影响。党项人丢了这片土地，从此吃饭都成问题。
当然了，这片土地的面积在史书里记载得非常模糊。“以河南地归宋”，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微弱的小争议，说并非指上面所说的那么庞大，而是指河、洮等州与黄河以南原属宋朝秦凤路的一些历年战争所失领土。理由是，这个价码高到了火星上，李秉常应该不会这样疯狂。
……面对危险，变通人都有拔刀砍人进监狱的事，那是把老婆孩子身家性命都抛弃了。与之相比，李秉常为了皇位为了生存，只是割出去些土地就很奇怪吗？何况河、洮等州一直是吐蕃的，这时更早被王韶拼回版图，关西夏什么事，李秉常拿什么权力决定这片土地的归属？
不用怀疑，土地就是那么大，诱惑就是那么的强。消息传进东京城，神宗惊愕得就像当年辽国的皇帝耶律德光。
真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肉！还等什么，宋朝积极响应李秉常的提议，一方面派出使者商量接收，一方面积极备战。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种买卖不死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绝对没法成交，就算当年耶律德光也得御驾亲征，替干儿子石敬瑭砍人。
果不其然，宋朝正在准备中，有新消息传过来了。宋朝的好朋友、火星少年李秉常被他的妈妈梁太后一顾胖揍，赶出皇宫，关押在皇宫七里外的木砦。
砦，同寨字，堂堂的西夏皇帝城市变乡村，混到了最基层。
但是没关系，顺利接收不成，仔细分析，形势比之前变得更好。第一，宋朝出兵有名了。友好临邦，与宋朝关系空前密切的西夏皇帝被反叛，这是件耸人听闻的噩耗，巨大的丑闻。宋朝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要帮他夺回皇位；
第二，李秉常就算再无厘头，也是西夏皇族的代言人。他被老妈关禁闭不是关起门来呣子之间的事那么简单。从李元昊死就开始的皇族、后族的争权变得更加惨烈，让惨烈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两败俱伤，一起瘫痪，宋朝好不劳而获。
李秉常在宋元丰四年（公元１０８１年）七月被关押，在同一月份里，宋朝就积极动员军队，做出了宋初雍熙北伐之外的最大军事行动。
集中包括熙河在内的西北军团全部主力，分五路进兵西夏。第一路，由熙河、秦凤军总管宦官李宪率领，步骑近３万，汇合吐蕃董毡军３万，攻击兰州、灵州。如果灵州被友军攻破，变目标为凉州；
第二路，由鄜延军种谔率领。鄜延军共９将５４０００人，另拨调东京禁军７将３９０００人，总计９３０００人，出陕西攻米脂，再攻击夏州，最终目标是与河东军围攻怀州；
第三路，河东军由宦官王中正率领，步骑总合６万人，民夫６万、马２０００匹、驴３０００头。另有民夫５万人作为后备。先攻取怀州，后渡黄河，进入西夏腹地；
第四路，环庆军由高遵裕率领，蕃、汉步骑总计８７０００人，民夫９５０００人。他们是攻击的重点，先攻取清远军，目标是原宋朝重镇灵州；
第五路，泾原军由刘昌祚率领，由５１０６２名步兵，５０００匹马组成。会同环庆军攻占灵州。
综上所述，一个个数字罗列出来，稍微计算一下就让人瞳孔放大，全身发麻。五路西征，全军总计３５万人，民夫２０万，全加在一起是５６万人左右。
想想当年雍熙北伐怎样，只不过３０万人左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唯此一次的攻击。宋神宗压上去的筹码，不仅是军队的数量，更是自王安石改革以来，所产生出的财富。
作出这些决定，宋神宗本人也揣揣不安，他找来了枢密院的人，问你们觉得怎样。军方一片沉默，好久之后，枢密副使孙固才慢慢地说了８个字。
——“举兵易，解祸难。不可。”
宋神宗很烦燥，像是在说服孙固，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西夏内乱，我不取则辽国取。难道我们要坐视辽国做大吗？
军方再次沉默，宋神宗说的是对的，以耶律洪基没事都敢向宋朝勒索土地的贪婪，近于分裂的西夏算是什么？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陛下，这次西征的主帅是谁？
李宪。
这是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听到这两个字，军方的代表觉得一阵阵的头晕，好多好多的话堵在喉咙里，一时之间不知先说哪个好。
因为根本就没必要说，这个问题是常识，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犯过这种错。李宪，是一位军事型的太监，王韶收复熙河时，曾经做过副手。这是资历，并且不讳言地说，宋朝的太监与唐朝的不同，与清朝的不同，与明朝也不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足以称得上真正的男人。
比如真宗朝的秦翰。
秦翰谦恭，《宋史》记载他“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秦翰勇武，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在成都平叛时，身中流矢五战五捷，攻克益州，却把战功让给了手下；秦翰坚韧，决定北宋命运的澶渊大战时，身在最前线，七十余日不解甲，直到辽国退军。
当他病逝时，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
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枢密院说得好，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这是图谋灭国之举，这种程度的战争，从来没有一个太监来担当的！
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而是两个，外加一个外戚。
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外戚是高遵裕，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他是高琼的孙子，高继宣的儿子，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这样大的来头，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
五路大军中，只有种谔、刘昌祚是主战宿将，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
此时此刻，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王韶、郭逵。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论经验论能力，哪一点都比上面这５个人强太多，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
这就是命运弄人了，不止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宋朝的不幸。
郭逵是注定不用的，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那时他功高震主，不杀他就是恩典。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至于王韶，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战争暴发的前夕。他以军功报国，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可是在他的列传里，是这样结尾的。
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所以立身不正。晚年时颠三倒四，像个精神病一样，得的病是“疽”，身体溃烂，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
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
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宋史》成稿时，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别说区区一个王韶，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一样被篡改生平。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的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
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
回到现实，不管谁反对，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人员、兵力、攻击路线、主帅都由他决定，甚至出兵的日期。
宋元丰四年（公元１０８１年）八月八日，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冲出守地绥德，击破一支西夏军，斩首千余级。开门大吉，神宗却紧急叫停，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你先杀出去干嘛？
这就是种谔的风格。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发扬，比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老种当年手创青涧城，小种建立了绥德城；再比如聪明狡诈不择手段，老种当年连使反间计，借李元昊的手杀了西夏的野利兄弟，小种在建立绥德城时风格也不那么慈善。
绥德城本在西夏境内，由名将嵬名山驻守。大约有三百名首领，近两万户百姓，名力在一万以上。这样的实力比当时的小种高太多了，蚂蚁要搬大象，招数就不能太平常。在一整套的招降手段里，他坑崩拐骗笑里藏刀造成事实先斩后奏，把西夏人、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向、陆诜，甚至宋神宗都给骗了。
怎么骗的，无非８个字，“仁不统兵，义不行贾”，这是战场上的真理。因为与这次举国伐西夏无关，所以把细节省略掉，不说。
回到正题，在元丰四年的八月未，宋神宗展开了巨大的地图，向西北方向凝视。一个比雍熙北伐更加庞大、精细、有层次感的战略出台了。
抛开一连串的地名、人名，以最直观的方式解构，可以发现宋朝的五路大军在西夏的国境线上一字排开。从左至右，依次是李宪、刘昌祚、高遵裕、种谔、王中正。
看格局，最外围分别是两位大太监，宋神宗还是充分考虑到了谁的战斗力才最强，把灵州这个攻击重点留给了刘昌祚、高遵裕两位将军，甚至扫荡定难五州的种谔也能起到牵制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还要把斗志旺盛不可遏制的种谔强行留住呢？
这涉及到战略的重点。
主攻在中央，那么偏偏在最旁侧启动，一定要把西夏的主力军团吸引过去。在这个战略思想下，最左侧的熙河兵团李宪部最早发起攻击。八月下旬，李宪出熙河，绕过兰州，向西市新城挺进。行进中，每个宋朝士兵都清楚，他们很快就能遇见西夏人。
因为王韶。
王韶熙宁开边时，把吐蕃人打垮，连带着把西夏人也牢牢地压制在边境线上。巨大的威胁让西夏时刻都警惕着，两方面都知道难免一战，只争时间早晚。
两军相接，宋军名义上是６万余人，可惜只有近３万是宋朝人，另外的３万是原来的熙河吐蕃部人，而遇上的西夏军团是２万余名纯骑兵。内部有问题，面对的是重兵，李宪的任务是必须取得压倒式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战前的目的。
激战开始，算是这股西夏军倒霉吧。他们都知道熙河兵团厉害，是宋朝最近一次在实战中有过辉煌大胜的部队，可是很不巧，几年不见，熙河兵团又涨能耐了。
不再只是好勇斗狠，血腥拼杀，熙河兵团在旷野中摆下了一个奇怪的阵式。身为开化不久的民族，西夏人当然不知道这阵式的来历，或许连原创者是谁都不知道。
唐将李靖，六出雪花阵。
这几个字本身就是千年的不朽传奇，以三千骑兵千里奔袭活捉突厥大汗的李靖！
说实话，千年以后，六出雪花阵到底有什么奥秘已经没人知道了。只是从这次的成绩来看，李宪没给前辈丢脸。西市新城外的野战宋军大获全胜，斩首两千余级，夺马五百匹。接着乘胜追击，一直杀到了女遮谷。在这儿发了笔横财。
这里是西夏的一个军需库，装满了军粮、军械，宋军打仗怕的就是缺粮，得到这笔外财，比杀了一万敌军还有利。
大胜之后，李宪的前方空空荡荡，西夏的军队跑光了，他完全可以一马平川杀进西夏腹地。可是他停了下来，就近把兰州城夺下，把它建成了自己的帅府。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很快大批敌军迅速杀到，在兰州城外八九处险要地段驻扎，对他形成了包围。
八九股敌军，每支数万人，李宪完美地达到了宋神宗的战前要求，把西夏军队牢牢地吸引在了自己的身边。条件成熟了，到九月中旬时，包括李宪的熙河部在内，五路宋军终于一起发动，展开了声势空前浩大的元丰西征。
最先出彩，也出了最大彩的仍然还是种谔的鄜延军。鄜延军总计９３０００人的部队，是五路宋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他在九月十五日祭旗，二十四日出绥德，沿无定河北上，按原计划攻打米脂城。
这一战注定了很好玩，在西北有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叫“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西北最有特色的男女组合。现在近１０万个绥德的汉子来攻打米脂城，效果怎么样呢？很遗憾，不怎么样，种谔连续强攻了３天，米脂城纹丝不动，里边的婆姨们长什么样一点没看着。
可是西夏的援军却杀到了。
来的是西夏正当红的后党大将梁永能，带来了８万大军。这时种谔身在敌境，背靠坚城，以９万多步骑参半的宋军对８万党项骑兵，从哪儿看也找不着半点优势。最要命的是，鄜延军不是熙河军，上一次兵团野外决战还是在李元昊时期。
就在那时，双方兵力总合也没有达到这时的近２０万。突然之间，宋夏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野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天是九月二十七日，零时时分天色还没明朗之前党项大将梁永能悄悄接近了米脂城。他非常有信心给宋朝人一个惊喜。
全军８万铁骑，在凌晨进攻，加上对地形的熟悉，还有米脂城内的守军。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宋军的命运已经可以确定。不是失败的问题，是想逃都没有路。８万骑兵，这是张覆盖百里，伸缩不定的大网，天生就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的克星。
随着前进，天色渐亮，又一个惊喜让梁永能加倍的兴奋。大雾，这一天竟然天降大雾，达到了对面不见旌旗的程度。太棒了，完美的闪击偷袭天气。
大雾中西夏骑兵接近了无定河，再向前是一座山谷，过了山谷就是米脂城……之后一马平川，党项骑兵会像洪水一样铺开，把宋军挤在米脂城下变成一团团肉饼。可惜的是，浓重的大雾里，他们突然间遇到了伏击。
激战瞬间炽烈，山谷沸腾了，西夏人从偷袭变成了应战。这让他们很懊丧，这只能说明宋朝人比他们先进入的阵地，甚至先期准确地掌握了他们的行动。开战即被动，可是也无关紧张。庞大到８万人的骑兵军团一来没有避战的可能，二来如此规模的马军在山谷中回旋撤退本身就是自乱阵脚，找死。
梁永能命令全力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他相信实力就是实力，在米脂城下他有信心把宋军打垮，在山谷里也一样。战况验证了这一点，尽管非常艰难，可是阵地在前移，渐渐地宋军顶不住了，战线松动，终于被党项骑兵突入腹地。
这个过程用去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梁永能知道这期间他面对的敌人叫曲珍。他的心情变好了，这样强烈的抵抗说明宋军也尽了全力。全力之余不可能再有别的花样，只要继续突破，胜利就在眼前！
近在眼前的东西，他抓了整整四个小时，太阳升起，大雾都散开了，西夏人仍然没能冲出山谷。这时视野明亮，梁永能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现状。他发现自己的前军被宋朝人分成了两段，首尾不能相顾，只能各自冲突，骑兵的优势在相对狭小的谷地里根本没法施展。
激战６个小时，一个上午快过去了，再骁勇的士兵也开始疲劳。正在梁永能犹豫是不是要撤出战斗，另想办法时，突然间山坡上传来了一阵鼓声。
后来他知道，那是宋军的主将种谔亲自击鼓。听到鼓声时西夏人在疲劳懊丧中一下子变得惊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事，鼓啊锣的突然敲起来肯定有危险，却不知道危险从哪里来！
危险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直到这时梁永能也不能相信，和８万铁骑硬拼了６个小时的宋军居然没尽全力，宋朝的西军鄜延部到底是群什么样的疯子，竟然有那么多的兵一直静悄悄地埋伏着，冷眼旁观，直到他们筋疲力尽……太狡猾了，也太疯狂了，这样的布置如果被骑兵突破，整个埋伏圈都会被甩到身后，成为一个空摆设，米脂城边将没有半点阻碍。
可是鄜延军做到了，整个上午的煎熬换来这时压倒性的优势。伏兵四起，最致命的攻击发生在山坡上，宋军一支精锐骑兵冲了下来，居高临下，名将郭景修身先士卒，两军相接“手刃两巨酋”，把党项骑兵冲得七零八落。
战斗再没有悬念，党项人“奔丧两道边”，在无定河水里浮尸成片，“血染银川为之尽赤”。鄜延军追杀２０余里，斩首八千余级，夺马五千匹，其余旗甲等不计其数，俘获西夏枢密院都按官麻女赤多哥等７名将领。
梁永能跑了，上万骑兵给他做肉盾，就算潘美复生想砍他也不容易。在逃跑的过程中，他惊恐、迷惑、不解，更带着巨大的怨气，他搞不懂米脂城里的人都在干什么，这边打了整整一上午，很显然宋军都参战了，为什么米脂城没有来应援？
前后夹击的话，绝不会出这种事的！
他不知道的是，米脂城里的西夏人比他还郁闷。米脂城得天独厚，内外良田不下两万余顷，被誉为“七宝山”。多大的基业，怎么就是等不来救兵？山谷里的厮杀声他们听见了，可是让他们冲出去里应外合？这个难度还真是不小。
种谔临走前在城门外挖了一道壕沟，又深又长，一大排的宋朝大兵拿着明晃晃的大刀站在沟边上，想出城？很明显动作次序是先跳下沟、爬、挨一刀、再掉回沟里……这种运动，实在得仔细想一想。结果等他们想得差不多了，种谔也回来了。
带着党项骑兵血淋淋的战利品，接着亮出来矛盾、洞车等专业攻城器械，宋朝的大兵们开始竖云梯、过壕沟，不过他们都白做了，没等开打，米脂城的大门从里面开了。
投降。
鄜延军大胜后，从时间上顺延，第二个出战的主帅李宪的熙河军。熙河军团从兰州出发，东进女遮谷。它周围有至少１０万西夏部队监视着，刚从兰州城出来就被发现了。
西夏人输急了，没等全部主力集结就迎头扑了上去，从惯性思维上他们得出个结论。好容易宋朝人主动出城了，野外是骑兵的天下，是党项人的天下，女遮谷就是扭转局面的焦点。
李宪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想要野战，熙河兵团从最开始就是从野战起家的！女遮谷之战没有大雾，没有算计，没有任何的行险侥幸，双方赤祼祼的列阵肉搏，近３个时辰之后，熙河兵团硬生生地把西夏人击退。在击退的结果里还附带着难度极高的技术性。
严密地控制住方向，把西夏人挤向一条深沟大涧。
西夏人扔下一大片死尸漂在水面上，狼狈逃到大涧对岸。还不死心，他们觉得无论如何都不服气，野战怎么会输给宋朝人？！这不可能。于是他们做出了个非常“理智”的决定。
不逃了，隔着这条大涧先恢复一下，等体力缓过来再和宋朝人较量。在恢复的过程中，他们也没闲着，派出大批的弓箭手向宋军发射。
……跟宋军玩弓箭，这是以后金、蒙军队都不敢想的事。自神宗朝开始，直到晚清末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境，近８００年间东亚的大地上宋军的弓箭举世无敌——宋军的神臂弓。
隔着大涧，两军对射，西夏人像一个个靶子一样被点杀。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党项人跑路了，有多远跑多远，根本没有理由再受折磨。
李宪率领熙河军继续向西夏腹地挺进，他们的目标是李元昊时期精心打造的党项核心，西夏皇宫所在的天都山。
时间进入十月上旬，战火终于烧到了最焦点的地方。在一系列的外围激战之后，宋军的真正主攻方向，集泾原、环庆两军实力攻击灵州之战终于展开。
刘昌祚，字子京，河北真定（今河北真定县）人，出身军旅士家。这个人特点非常鲜明，如果说种谔是一匹狡猾的狼，充满了危险，他就是一只凶猛的老虎，有他在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光芒都会被他夺走。是一个天生的斩关夺隘之将。
在西征之前，他曾经与西夏人作战。当时夏兵入侵刘沟堡，刘昌祚领两千骑兵迎敌，西夏人很有策略，把他引进了设在黑山的包围圈，那里有一万骑兵埋伏。
一万对两千，并且以逸待劳，占有天险。这样的仗换谁来想都是必胜之局，可是发生在刘昌祚的身上就郁闷了。他的确被包围、陷入苦战，可是西夏人怎么杀就是搞不定他。一直打到了黄昏快天黑了，西夏人的主帅终于忍不住，亲自领军冲锋，想来个了断。
真的了断了，刘昌祚一箭射去，把这位勇敢的主帅射了个对穿，趁此机会，他冲出重围，啥事没有回家睡觉去了。
这就是实力，在战场上最不讲理也最有道理的东西。想一想，如果前面的梁永能有刘昌祚的功夫，种谔再能埋伏又怎么样？只要被打穿，计谋设计得越精密，后果就变得越悲惨。
按照原计划，刘昌祚的泾原军沿葫芦川北上，在中段左右与环庆军汇合，两军合力突破西夏军队，围攻灵州城。实际行军跟计划中差不多，比如说沿葫芦川北上，突破西夏军，他真的在磨脐隘和敌人对上了，可是环庆军却左等右等都没见人影。
高遵裕失约了，他跑哪儿去了？这是个秘密，这人打仗是非常奇妙的，到他出场时大家才会知道他是什么动物。悄悄地说，这个衙内不简单。
８７０００人汉番步骑、９５０００人民夫的环庆军不见踪影，全军只有５万余步兵，５千马的泾原军有点犹豫，这是五路大军中实力最弱的一只，在实施最后强攻灵州城之前，保荐住实力是很理智的想法吧。本着这个理念，部下们劝刘昌祚躲躲风头，前往韦州附近寻找强大的环庆军。
刘昌祚听完了一大堆的罗嗦，下达了一个命令——全军分成４队，盾牌手在最前面，第二排神臂弓，第三排弩手，第四排骑兵。全军迎敌，战胜之后赏金三倍！
说完他提起了两块大盾牌，一手一个，走向了最前列。
战斗开始，刘昌祚因地制宜快速地摆出了这个阵式。它看似简易，实则层次感分明。由他站在第一线，和盾牌手们组成了第一道，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
这注定了很脆弱，如果西夏的骑兵冲击过来，比如铁鹞子等重甲骑兵，这道防线很快会崩溃。可是后边两排的组合就大有学问了。先由神臂弓超远距离狙击，有漏网的由弩手再次齐射，这样能冲到盾牌手跟前就算有，也会是强弩这末了。
战况证明这个设计是非常成功的，两个时辰之内，宋军阵地固若金汤，而对面的敌人不论怎样精锐，４个小时不停地冲击，都难免精力不济。这时刘昌祚的底牌，宋军阵内一直隐藏着的第四排队伍，由郭成率领的８００名精锐骑兵终于等来了机会。
郭成出阵，决战决胜，之前主将在内全军近４个小时的苦熬，都是为他创造这个机会。他率领８００名骑兵冲了出去，片刻之间，敌我双方都血肉横飞。郭成身被数创，可越战越勇，７２０名敌兵丧生刀下，他一下子冲垮了西夏军的阵形。宋军乘胜追击，一直赶出去２０余里，生擒敌军主将侄吃多理以下２２人，阵斩２４６０余级。
胜利之后，宋军没有修整，继续赶路。到赏移口时他们有两条路走。一条正北方到黛黛岭，一条西北方鸣沙川。走哪条呢，刘昌祚派出探子，很快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来。
鸣沙川里有宝贝，西夏人在那儿有座军需库。那还等什么，杀过去。身在敌境，粮食第一，先抢了再说。到了鸣沙川之后，他才知道这个惊喜有多大。这个仓库居然叫作鸣沙城，里面物资的丰富程度，让它在西夏叫“御仓”。
泾原军一下子精力百倍，齐心协力把御仓洗白。带着大包小裹满载启程，向灵州城进发。
与此同时，种谔的鄜延军占领了西夏的起家资本、定难五州中的银州、夏州。这期间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艰难过程。之前无定河畔谷地里的野战，让这一片的西夏军力变成了真空，种谔横行无忌，处于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到哪里都是必胜的局面。
当然他记得原计划是什么，五路大军的总攻点在灵州，最后的目标是灵州背后的西夏都城兴庆府。拿下它们才是胜利。
为此，种谔只是扫荡了银州、夏州城里的西夏残余军力，毁掉敌方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派兵留守，仍然是全员进发，向下一个目标盐州挺进。
战争的焦点从中路向西边转移，李宪的熙河兵团突破女遮谷之后快速行军，在十月下旬时到达屈吴山，再向前就是西夏曾经的核心，由李元昊建立的天都山皇宫。
尽管都城是在兴庆府，可这里是党项人的精神圣地。不说战略意义，只说山上美伦美央庞大的宫殿群，就是集西夏三代皇族才修葺完善的财富积累。那是钱，那是可怜的、贫瘠的、只出产青盐马匹等土特产的党项人几辈子才攒下来的。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李宪都触到了西夏不容商量的底线。就算另外四条战线再吃紧，也绝不容许他侵犯天都山。
十一月上旬，西夏紧急调集了数万精兵，集结在天都山下，与熙河兵团决一死战。又是一场野战，战争打到这时，相信西夏方面已经对宋军有了新的认识。种谔、刘昌祚都是在野外击败了他们，这时面对宋军中野战最强的熙河军团，他们有没有什么新办法？
答案是没有。
这不是想有就有的事，军队的能力、特色决定了它只能打什么样的仗，宋朝的西军是经过痛苦的换血、改进，才达到了现在的高度，西夏人想瞬间赶上，那时个不切实际的梦。事实上他们连打法都扭转不过来。
这一次的战斗是种谔的无定河畔谷地之战的翻版。当天又是一场大雾，迷漫的大雾里李宪命令前锋乍败，把敌人引进了包围圈。西夏人只逃出了后队，整个前锋都被歼灭。之后的事是西军前辈们如范仲淹、狄青、韩琦、张亢等人一生的梦想。
李宪冲上天都山，把李元昊留下的西夏皇宫烧得片瓦不留，变成一块寸草不生的焦土！
至此，宋军的熙河、鄜延、泾原三大军团已经和西夏军正面对决过，无一例外大胜过关，相继向西夏腹地挺进。其中动作最快的是最先决战的鄜延军。
种谔在战场上兜了个大圈子。他夺米脂、银州、夏州逐步推进，翻越横山，逼近灵州、兴庆府，而不是从绥德出发，走最近的直线。那条线抛开了米脂等城，直奔灵州。
有些书籍上归结为种谔的战略思路。说他曾经宣称，西夏的主力集结在东路，即他所走的这条线上。如果他避开了走西路，那么势必会前有灵州坚城，后有西夏主力，自己往死胡同里钻。与其那样，不如“迎其锋败之，军声既振，千里行无敢抗者。”
遇强愈强，正面决战，何其壮哉！只是稍微翻阅地图就会发现种谔的不得已。他的确有迎其锋而败之的勇气和实力，不过命里注定了没法走捷径。
西路，是留给第一衙内高遵裕的。五路大军各有路线，你一个边将，想和高衙内争道？想都不要想，种谔、刘昌祚只是给大太监、大衙内们保护侧翼打前站的跟班儿。
尽管如此，英雄有自己的战绩为人生注解。种谔丢开所有的枝叉向灵州疯狂进军。他不顾一切了，西北严寒，进入十一月后已经冰封大地，必须要快，再拖延下去光是严寒就会终止这次战役！
月初进占麻家平，不等休整，８天后攻占盐州，鄜延军团迅雷不及掩耳，再向前不远处就是灵州城了。可是突然间天降大雪，种谔的军队里满是战争军械，要御寒的衣服却没有。他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们被冻死，雪后清点，减员五分之一。
更要命的是开始缺粮了。第一他不是主攻部队，粮草的接济本就不如李宪、高遵裕等人；第二他跑得太快，这让西夏人措不及防，也让后面的运粮队追不上。
怎么办，当此关头，种谔没有畏惧，他相信有敌人吃的，就有自己吃的，只要能打胜仗夺过来！鄜延军团继续前进，下一个目标是白池，再下一个目标就是灵州。
应该说一下王中正了。同样是太监，李宪长驱直入锐不可当，他却一直没消息，真是让人着急，忍不住问一声，你死到哪儿去了？
王中正没死，他一直非常顽强地……坚持着。
他所率领的河东军出发得很早，比种谔还早了一天，在九月二十三日从麟州出发。说实话他是五路西征军里最幸福的一支，首先出发点就独一无二。麟州在河东路，与其它的西北军有天壤之别，有钱有粮兵力强悍，之前的折家军等部队都在他的辖区里。
出发前管运粮的转运使庄公岳还专门赶过来请示，您需要多少天的粮？王中正很认真地想了想，说要半个月的。
庄公岳当时就沉默了，这也就是说，灭掉西夏国这样重大的任务只需要半个月就能完成？心里有这样的问号，可庄公岳什么都没多说。他是个成熟的公务员，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只是需要您亲笔签署这条命令。
王中正也真的写了，之后点兵出发。
出了国门之后，这位大太监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军事工作者的“谨慎”。他的谨慎是其他四路指挥官所望尘莫及的，是拍马都追不上的，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比如他不许士兵生火做饭，不许牲口鸣叫，全军不许发出任何响动。
以免暴露军队的行踪，招来敌人。
可是他身在最外线，种谔走的又是东路，既让出了高衙内的道儿，又提前把他前方路上所有的敌军都砍倒，已经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危险了，你这个死太监还紧张什么？
没兴趣把宝贵的文字用在痛骂这个阉人身上，直接说河东军的出兵整过程。如此这般，一路之上没遇到任何敌军，冷、饿两点就折磨死了宋军两万主战部队。勉强支撑到了神堆，随军的民夫一听这里和种谔的绥德城非常近，立即就散伙了。
根本没法控制，民夫这样，河东军的素质还是很高的。他们听从王中正的命令继续前进，只不过到了奈王井后，粮食全部吃光，不想死就只有退军。
十月底，河东军退回宋境，进行休整。步骑总合６万人，民夫６万、马２０００匹、驴３０００头。另有民夫５万人作为后备的强大部队，出兵４０余天，只是进行了一次野外徒步，就结束了使命。
另一方面，刘昌祚的泾原军已经把战火烧到了灵州城门。
没错，不是城下，是城门。泾原铁骑狂飚突进，行动路线的选择，时机的把握空前成功，当他们出现在灵州城前时，守城的西夏人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不懂，为什么层层堵截，宋朝人还能突然出现。
惊愕中西夏军队做出一个非常英勇，也最失算的决定。面对泾原军，他们立即派兵出城迎战，而不是第一时间坚守。
这是自信，可惜脑子太蠢，没能衡量出双方力量的起码对比。自古以来，最好的城防部队也别想和野战部队平地交锋，泾原军既然能突破一路之上那么多西夏的野战兵团，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是你们这些防守型的城墙兵能对付得了的吗？
可西夏人就这样冲到城外了。刘昌祚瞬间狂喜，苍天在上，这是他事前不敢奢望的好运，透过涌出来西夏大兵，他看到的是大开着的灵州城门！
他命令前锋把敌军拖住，后军一拥而上，直接抢关。那一天眼看人马踩踏，灵州城的大门被蜂拥而上的宋军抵近，只差一点点就冲了进去。只要冲进去，无论是战略意义，还是部队的给养，都迎刃而解。可是就在这时，有一匹快马发疯一样地从后面冲进了泾原军的队伍。
从后面来的，是自己人。这匹快马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快地速度带来了西征主将的命令。一直隐身的高遵裕终于现身了，他不知用了什么样的侦察力量，居然能这样准地把握住泾原军的一举一动，在最关键的时刻，送来了决定整个西征大局的命令。
他命令，泾原军停止攻击，不管战争进行到了哪一步，立即停下来。理由是他身为主将，正和西夏谈判，宋军就要不战而胜了。
刘昌祚瞬间僵硬，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稍微有一点点战争常识的人都知道，破门而入是唯一的硬道理，与之相比，什么见鬼的谈判都是骗人的。退一万步讲，就算真在谈，也会随着战争的进程而发生改变。很明显，高遵裕是要抢功，他不愿由刘昌祚攻下灵州城。
但是刘昌祚不敢违令。主将在做什么，副手没权力过问，不管是不是真有谈判，他必须得立即停下来……如此，之前的艰苦作战，百里疾行就都作废了，有了准备的灵州城绝对是一个空前坚固的堡垒。
刘昌祚严格执行命令，泾原军后撤，把西夏人让进了城门，再远远地退回去。天赐良机就这样随手扔了……泾原军全军将士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真是来时威风，走时稀松，来的时候狂风暴雨，回去的时候慢慢腾腾。
沮丧之余，大家的心里都浮上来个问号，高遵裕高大衙内，按他的生平履历来说，应该不会出这样的昏招，不会有这样低劣的人品才对啊。
高遵裕，字公绰，蒙成|人。生于１０２７年，现在５４岁了。看以往战绩，他是个乱七八糟，邪恶狡诈，让敌人一个头八个大的角色。
熙宁元年时，他在西北榆林做防御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位衙内很能吃苦，榆林那地方别说宋朝时，就是现在也是个不发达县城，既艰苦又危险的。尤其是这一年，当危险来时，才发现还真是大啊。西夏发兵１０万，其中有３０００名铁鹞子，看实力已经相当于李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了。
高遵裕手边的兵力是两万，硬拼很显然不行。在这种紧要关头，他向四周看了看。他看到了一条河，石门河。再向上看一眼天空，当时是盛夏，热得不动都一身汗。很好，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高遵裕的心灵习惯性地变得邪恶，一条阴谋诡计浮了上来。
他先是高挂免战牌，憋了对方十多天，之后派人过去约定日期，３天之后，石门河畔一决生死，不见不散。
西夏人很亢奋，终于可以打仗了，宋朝人终于不当缩头乌龟了。只是他们高兴得早了点，决战当天，高遵裕再次发挥了磨人本性，让西夏人在毒太阳底下整整等了一上午才露面。
西夏人当时都快晒出油了，临近中午时再也忍不住，都到河边去饮马喝水。凉森森的河水让他们非常享受，每个人每匹马都尽情地喝了个够。高遵裕就在这时出现在战场上。接下来事发顺序是这样的：西夏人抖动身体，甩开成片的水珠，古铜色的肌肤在烈日下非常的性感，他们举刀砍了过来，真是英姿飒爽。只是下一瞬间突然集体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有的还拉肚了。
这仗还怎么打，反应快的拉过马来就想逃跑，结果发现马比人还要狼狈，软得像一团团的烂柿子。
没错，他们都中毒了。高遵裕让他们晒了一上午的日光浴，效果差不多了，派人到石门河的上游去下毒，掐时间快发作了，才领人杀了过来。在这样的阴谋诡计下，胜负一点悬念都没有，西夏人当天死了一万多，被俘虏四万多，只跑回去不到四万。马匹、骆驼、辎重扔得遍地都是，根本数不过来。尤其是３０００名铁鹞子，刀都没见着血就被集体活捉了。
这一战之后，高遵裕在敌我双方的眼里都变成了一个混帐东西。仗，可以这样打的吗？投机取巧，你丫的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不过黑猫白猫抓到耗子是好猫，高遵裕这种无原则打法，在元丰西征时再次发挥功效。
他率领的环庆军出了国境之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原定在葫芦川附近和刘昌祚合兵的，他向旁边闪了闪。在韦州、清远军一带进入了瀚海沙漠。
这一招不仅大出西夏人意料之外，就连宋朝的友军也没想到。结果沙漠外边打得鸡飞狗跳的，每天都死好几千人。他老人家带着大队人马悠闲自在地走了十几天，突然间出现在重要地段。
时间刚刚好，所有的途中麻烦都躲掉，所有的重要情节都没上演。什么，已经上演了？那不行，立即掐了这段重播！
结果刘昌祚的泾原军在灵州城下被自己人挡住，眼睁睁地看着西夏人躲回城里，一切恢复原状……那天泾原军窝了一肚子的火往回走，天黑了正想休息，突然间又接到一道火速传来的命令。
这次的快马比上次还玩命，很明显高大将军真急了，命令居然是——我在３０里以外遇袭，马上来救我！
泾原军气得一ρi股坐在地上，全军郁闷到快死。不是说正和西夏人谈受降的事吗？怎么突然间被袭击了？高大衙内，你是第一例宋代的疯牛病人类感染者吧，脑子里没摺了？！
全军一致同意，不去搭理高遵裕，让他继续谈，没准勾通出奇迹，那些西夏人自动就停止攻击了。可是模范军人刘昌祚的心灵太厚道，他想都没想，就下令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骑兵连夜支援。
一直疯狂赶路，玩命抢城的泾原军骑兵又上路了，跑了３０里之后终于看到了环庆军。只见一片零乱，的确是发生过战斗，可是西夏人不见踪影，早跑光了。
刘昌祚下马求见，按说一路上把所有的敌人都吸引在身边，孤军奋战。灵州城前被黑了一道，这时又深夜赴援，怎样说刘昌祚都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一个好哥们儿吧。作为前面这些操蛋事的总作蛹者高遵裕是不是应该满脸堆笑，亲自迎出帐门的呢？
不，这样做了是人之常情。而所谓衙内就不是常人，尤其是做了这么多出格事的高大衙内。
高遵裕让刘昌祚在帐外边站了好大半夜，才让他进来。第一句话不是问候，而是质问：说，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晚，西夏人都跑光了你才到，贻误战机了你知道不？
刘昌祚头晕，他连对面这东西算不算人都不知道了！可是他的职业素养真的是太好了，为人真是太厚道，不仅没发火，还决定将厚道进行到底。
历史将证明，厚道有时是最要不得的。但这时，刘昌祚道了歉，以行动表达了自己的诚意。他说，关于灵州城怎么打，他已经有了成算。比如灵州靠着黄河，西夏援军无论是从水路还是从旱路，支援起来都很快速。我们应该先把黄河的就近渡口都控制住，来个围震打援，把灵州牢牢地孤立起来。
这样，以灵州为点大量杀伤西夏军队，时间稍长，灵州不攻自破。
实话说，这个办法是正解。如果当年赵光义打幽州时也这样，就不会腹背受敌了。可是刘昌祚怎么也想不到，高遵裕接下来的反应居然是——大怒。
你一个偏将，主攻大略是你可以决策的吗？！明天我只要带队冲到灵州城下，每人带一包土堆在那儿，马上就能登上城墙。用得着旷日持久的围什么城打什么援吗？
此言一出，满帐安静。这办法四五年前成功过，交趾人打邕州时就这样进城的。这次也能成功吗？事没验证，话很难说。不过既然主将这样决定了，大家只有服从命令。刘昌祚想了想，决定告退。可是临出帐门，又被叫了回去。
高遵裕一脸的不耐烦，刘昌祚你这人太笨了，还不听指挥，你不配当一军的统领。现在你被撤职了，由……老天在上，他没在环庆军里选，而是指定了刘昌祚的副手姚麟。
姚麟，就由你来接替刘昌祚。
怒火升腾，面对衙内，服从和礼貌只会让衙内变得越来越不是人。军人之间的友谊是由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不会像商贩或者文痞那样，为了升官、利益随便抛弃。姚麟严辞拒绝，就算是下级，也不是随便欺侮的！
一顿大吵，事情有了结果。刘昌祚还是泾原军的主将，只是泾原军退出了灵州争夺战，他们远离灵州城，在外围防守。
走出帐门时，刘昌祚心里很难过。不是为了遭遇才悲愤，他发现自己还真是笨啊，明知道对方怕他抢了头攻，才在紧要关头下令停止攻击，这时还献什么策？在他想来这是本分，在高遵裕的眼里就是继续地争，不停地争。
明摆着是不服嘛……
有必要说下灵州城的城防了。灵州在宋朝名下时只是塞外的名城，有一些战备意义罢了。从宋真宗能把它随便就扔了，就能看出它的地位。
到了党项人手里就不一样了，这时的灵州城城高三丈，以黄河作为护城河，数十里周长的墙头上用浸了水的毡毯包裹，各种城防器械一应俱全。
平心来说，这种防卫体系除了军队的数量不如宋朝都城东京、重镇太原之外，中原各地的其余名城还真是都不如它。这时高遵裕手握环庆、泾原两军的主力，居然事先自废武功，抛开了一半的兵力不用，独自去攻打，这种自信真是让人没话说。
攻城开始，只见环庆军全军出动，各种办法齐上阵。土堆、爬城、放火、挖洞等等等等全部出笼，热火朝天地忙了一上午，把灵州城闹得跟菜市场进了城管一样。正在折腾中，突然觉得身后边不对，声音居然比这边还大。
回头一看，在后边旁观的泾原军比他们还忙。只见从黄河的东关渡口拥进来无边无沿的西夏军，像蚂蚁一样扑了过来。事实证明刘昌祚猜中了，不管宋军想不想围城打援，敌人的援军转眼间就杀到了。
这一次西夏方面是真着急了，这是他们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之前就算辽兴宗耶律宗真痛打李元昊时也没被惨到这地步。定难五州基本上全丢了，天都山皇宫也被烧了，灵州城再保不住，都城兴庆府就有陷落的可能。为此，他们派出了最后的底牌。
大将仁多零丁。
这个名字从这时起和宋朝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故事很多，在最起步的时候，起到的作用和辽国的一位战神很像。那个名字很久远了，但一直鲜活地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耶律休哥。
回到正题，刘昌祚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所以他看到西夏援军觉得非常舒畅。闷的时候有人打，是每个男人的梦想。他带人就砍了过去，摆下了上次野战中大获全胜的阵式。
盾牌墙、神臂弓、弩手、骑兵队，这些设置仍然起了作用，西夏人几乎是踩着自己的尸体往上冲，冲到后来终于上了岸，突破了泾原军的前三道阻截之后，遇上了郭成的骑兵。
那天郭成在灵州外围露了这一生里最大的脸，同时也遇到了最大的失败。当时有一个西夏武士骑一匹白马在战阵中纵横无敌，刘昌祚一看非常不爽，大叫谁去把他砍了？
郭成拍马就迎了上去，一个回合就把对方斩于马下。这是一个骑兵最大的荣耀，战马交肩过，英雄闪背回，敌人身首异处。这不是战绩，这是艺术。
可是没等他高兴，辅天盖地的西夏人涌了上来，他玩了命的砍杀，竭尽全力之后，发现潮水过去了，他还活着，西夏已经越过他，突破了泾原军的防线，冲向了环庆军。
泾原军的心情很复杂，没拦住敌人，说明他们失败了，可这给环庆军造成了非常的效果。这次阻击战还是很成功的，连仁多零丁本人都中了好几箭，想必西夏军整体战力也大幅度下降了，高大衙内只要凶狠点，不用独自都杀光，只要背靠灵州城顶住了，泾原军就能再推上去，里外夹击吃了这股援军。
可转眼之间整个泾原军就都傻眼了，高主将就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只见西夏人扑过去，消失了，灵州城门大开，西夏人进去了，门又关上，环庆军仍然在城下……也就是说，不仅没吃掉、没拦住仁多零丁，连对方的城门都打开了，居然也没能冲进去。
这还围攻个什么劲，根本就不是打仗的料，只是几万个废物聚在一起而已！
虽然是废物，仍然是上级。刘昌祚把抢下来的西夏援军的辎重都收集起来，送到了高遵裕的大帐，希望能搞好关系。很可惜，他又撞到了枪口上。他不懂的，一个善良的人和一个邪恶的人，从根本上就不同。同一件事，往往是两个理解。
就比如这时送礼，不仅他错了，连以后的岳飞也这样错过。邪恶的长官正在火头上，送来的东西越多，就越觉得部下在炫耀，在打他的脸。
高遵裕大怒，说刘昌祚你在外围防守，为什么没拦住敌军，坏了俺的攻城大事？来人，推出去砍了他！
这条命令下达之后，整个军营沸腾了，泾原军拔刀子就冲了过来，高遵裕你这个腌臜匹夫，忒煞是欺负人，弟兄们做了他！眼看就要哗变，说实话，真要哗变了的话，对宋朝的命运来说还是件好事。可惜，刘昌祚的性格特点是顾全大局。
他主动出去劝部下，一切以国事为重，不能内讧。
内讧没有发生，宋朝继续攻城。只是不管多么努力，注定了一事无成。机会错过了。上天曾经给过宋朝两次绝佳的时机。
一次是刘昌祚快速闪机即将突破城门。那时本可以一了百了；二是阻击仁多零丁，就算不能借机抢城，起码不能让援军进去。
两次都错过之后，灵州城不仅城坚池厚，连守军人数也急剧上升。此消彼涨之后，宋军已经没有半点优势。可是高遵裕还不死心，他要继续尝试。
结果是屯兵坚城之下围攻１８天。看时间是很不少了，应该给城里带来很大压力，可惜从实际效果来看，宋朝人只是自找苦吃。他们千里奔袭，需要速度，没法带重型攻城器械，勉强从周边收集资料想做一些，可都是些不成材的小树杆，想搭个云梯都费劲。
半个多月过去，高遵裕急火攻心，拿灵州城没办法，继续拿刘昌祚出气。没有任何错，他就要杀只比他差一级的副手。结果可想而知，泾原军再次暴走，人没杀成，军心士气进一步低落。
经过反复这样的欺侮折磨，刘昌祚终于忧愤成疾，病倒在军营里。
郁闷中又一个致命的消息传来，粮道被劫了。离边境那么远，西夏这个穷地方，十一月底了天寒地冻，没有了粮想找片绿树叶子吃都没有。还敢耽误吗？立即撤退。
高遵裕这次没有犯晕，部下们怎么劲他就怎么听了。可是他忘了城里面的人是谁，仁多零丁，这人是西夏自李元昊之后最有军事天赋的人，继承了党项种的狡诈残忍。他没率军趁机杀出来，而是做了件狠到了家的事。
扒开黄河……
十一月底的黄河水冰冷刺骨，带着冰凌冲向了宋军营地。在撤退之前宋军终于被淹到了。幸运的是这个季节黄河的水量不是最充沛时，人马辎重并没有一下子全毁。
宋军紧急撤退，边走边回望，几十年间丢掉的灵州城就这样留在了身后，它本应被夺回来的！可是管不了这么多了，这时最重要的是警惕四周，随时注意追兵。
他们多虑了，这时仁多零丁还是没有出城，黄河给宋军带来的噩运才刚开始。灵州一带为了发挥黄河的水利效益，修建了众多的水渠。这些水渠纵横交错，铺满周边大地，只要黄河的水流出来，就会一个个注满，是天然的阻挡路障。
宋军想越过去，只能毁了各种军械搭浮桥，分期分批地慢慢过。想提速的话，除非下渠里游泳。就这样，高遵裕率领环庆军在前，领头先跑，刘昌祚的泾原军给他们殿后，在他们的背后，灵州城的城门终于又一次的打开了。
仁多零丁出现，迫使宋军加快了撤退速度，一小半的泾原军真的跳进了冰水里游过了长渠。等爬上来之后，百战精兵也开始打哆嗦，而他们的前方，长渠复短渠，水渠何其多！某一天的晚上，被迫在一条大渠、一条小渠之间扎营。
环庆、泾原两兵团分开了，仁多零丁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天晚时西夏兵大举进攻，泾原军独自应战，一边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一边拼老命地挥刀子，终于打退了西夏人，可全军没一个人高兴。
都是老兵了，这个都懂。仁多零丁不是要一次性吞掉他们，而是在寒冷、缺粮、冰水、撤退中不断地消耗，一点点地折磨死。
形势比人强，看懂了也得走上这条路。好容易越过各条水渠，第二次攻击在一个隘口发生，这次前边的环庆军良心发作，派了大将俞辛、任诚来支援，结果全部战死。泾原军主将刘昌祚的副手姚麟出战，才勉强过关；第三次攻击在韦州城下，饥渴劳累的宋军抢着进城，被西夏抢了个大便宜，死了很多人。
直到十二月的上旬，两支队伍才撤回宋境。这时他们已经用枪杆和弓箭来烧火取暖，全军冻饿伤病，损失惨重。
环庆军托了高大衙内的福，损失率是五分之一，受到重创的是泾原军。从始至终，它几乎冲杀在前，撤退在后，把西征重担独自扛在了肩膀上。这样巨大的消耗，让出塞时的５万余士兵、５千匹马，只回来１３０００人、３０００匹马。
减员过三分之二。
刘昌祚悲愤交集劳累过度，在灵州城下就病倒了，勉强挣扎回到国内后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代猛将从此意志消沉，再没有什么作为。
最失望的人莫过于宋神宗。从战争开始后，他日夜处于紧张的守望中，他传令西北战报不分昼夜只要传来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他。这样，他在一个深夜里得到了灵州城失败的消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宋神宗在震惊中计点整个战役走向，发现倾全国之力发动的西征竟然继续不下去了。
高遵裕失败，王中正误事，李宪虽然节节胜利，但迟迟不能到达主战场，这时再孤军深入，已经没有意义，反而是送给西夏人的厚礼。
局势竟然急转直下，到了这步田地。
宋神宗在深冬黑暗的皇宫里一个人独自徘徊了一晚，心灵深处无数的念头升起又旋落，１００多年的宿怨，近１０多年以来的努力，帝国的命运，竟然就这样失败了吗？
这不止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已，连带着的是千辛万苦才挣扎起来的经济国力，民心士气，这时失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振作！与之相对应的，反对派的呼声，甚至皇宫深处的阻挠，也会随之而起……难道真的是天不佑大宋吗？
这个念头让他剧烈的痛苦。坐以待旦之后，他咬紧牙关签署了命令李宪撤军的指令。从这一刻起，他深深地知道，真的失败了，堂堂大宋煌煌天朝，真的又被西北的跳梁小丑给羞辱了。他，宋神宗赵顼，与太宗、真宗、仁宗一样，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中兴名主，只是个志大才疏的庸人罢了！
对人严，对己更严，这让宋神宗极力奋发年青有为。可是这种性格有着巨大的自我折磨性，让他不能忽略失败，快速恢复。他陷入了低落的漩涡，无力、也不愿剥离出来。
转机没多久就出现了，种谔的鄜延军回来了。鄜延军在十二月中旬竭尽全力抵达了白池，这是最后的极限，他已经用了所有的办法，再也没有半点前进的动力。
这期间军队曾经分裂过，从城京调给他的３万禁军受不了西北的苦寒，在饥饿中他们逃跑了。为了能活下去，这股巨大的逃兵不仅带走了鄜延军的战力，还把种谔的后方搅了个乱七八糟。
他们饿，为了找到吃的，已经顾不到是西夏方还是本国居民，他们全都抢。
这股乱兵被沈括解决，他是西征部队的后方总负责人。只是迫于严寒、路远，他实在是供给不上种谔的给养。深冬时节的西北大地上，鄜延军已经身陷绝境，如果再不及时脱身，等西夏人包围过来，注定了全军覆灭。
实战检验出种谔的军事天才，进攻时机变百出，撤退同样是一门艺术。面对一向不讲信义，狡猾凶残的西夏人，种谔玩了个小花招。
他派人向西夏挑战，３天后决一死战。
西夏方面立即就全面动员了起来，集结兵力，保持警惕，鬼知道狐狸一样滑的种谔会不会突然偷袭。熬过３天之后，他们冲出营门，到了约定地点。结果左等人不到，右等还没来，派人去催才发现宋军的营地早就空了。
种谔在发出挑战书后第一时间就跑了……回到国内，他给宋神宗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五路大军中只有他这一路攻城略地带回来实力。比如说兰州、米脂两城，义合、吴堡、塞门、浮图等寨。至于银州、夏州、盐州等地，鄜延军虽然攻下来了，可是兵力有限没法保住。
这些只是收获的一部分，他带回来的更重要的东西是宋朝的信心。请问，五路西征真的是失败了吗？这要看怎样来定义。
如果说以灵州论成败，那么宋朝的确是输了；如果以战争本身为定论，宋朝无论如何都占据了上风。